景德镇古代瓷器。
德昌陶瓷堪与景德镇媲美
在西昌市文管所馆藏里，有2只一般人难得一见的盖碗茶杯。
仔细端详茶杯，发现瓷质非常好，透明、油润。市文管所负责人说：“德昌陶瓷胎薄，是精品。”
德昌所产瓷土品质高，故有“德瓷”之称。民国时期《康导月刊》曾载：“德昌瓷业，土质优良，堪与景德镇成品媲美。”
盖碗茶杯外表普通，“松鹤延龄”、“可以清心”字也寻常，不过盖上印有“德昌公司”，和杯身上的“乙酉春汉壁制于德昌公司”表明了其产于德昌，时间是1945年，主人是德昌当时的名人张汉壁。还有2件金瓜茶壶，上面有“西康”“汉壁”等字。其瓜形造型精致，上有柳扬燕飞图。
德昌瓷器制造始于民国初期。1914年德昌镇人曾硕安集资白银一万余两，创办德瓷公司于德昌土门子；张百禄便集资白银两万余两，创昌瓷公司于德昌角半沟。两公司都是请的江西景德镇技师。据说当时两厂互相攀比，办事铺张，特别是昌瓷公司每日杀猪宰羊。技师住麦岔去窑处约有20里，来去都要轿子滑竿接送。为稳定工人，瓷厂常锣鼓相伴。两厂所产日用细瓷器皿，甚受社会欢迎。后来，两厂均以大窑烧制技术无法解决，至1917至1918年间先后倒闭。
1939年，刘文辉在西昌设宁属屯垦委员会，为开发财源，决定开发宁属工业，德昌瓷被列入开发项目。
1940年，宁属屯委会与地方商人合资10万元，成立德昌瓷业有限责任公司，于土门子设厂，在四川延聘技师。通过小型烧制试验，1941年底首窑成功。所产器皿胎薄，色白，质地轻轻盈细嫩。
接着小批量生产，成品除本地销售外，还在西昌西街设一门市，由屯委会教育组长周星五家代销。品种以碗、盘、杯、碟、茶壶为大宗，又增加了花瓶、笔架、瓷盒、观音、罗汉等工艺品。因为造型美观，质地非常好，被誉为川瓷上品。
瓷业公司也造一些精美的东西，如有一种睡佛肚里能装水，即当茶又供摆设，很受欢迎。还有一种裸体美人立像，造型优美，如东方维纳斯，一出窑便被抢购一空。
该公司还为客户订制铭文瓷品，可按客户要求在瓷器上题字作画，作馈赠礼品。张汉壁是当时德昌地方势力代表人物，西昌市文管所内藏的有“汉壁”字样的瓷器，应该是他向公司订制的铭文瓷品。
曾经的“德瓷”辉煌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因为当时投资环境差，政局动荡，矛盾众多，加之管理与技术条件还落后，造成了“德瓷”最终沉寂。而不多的“德瓷”成品也随之流散，西昌市文管所所藏的几件茶具、碗盏也更显珍贵。如今，德昌规划要建一个陶瓷厂。德昌有陶瓷生产的基础，且当地原材料非常好，加上现代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德瓷”有望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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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与景德镇开展陶瓷考古研究
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人民政府共建的“修复与研究中心”“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及“故宫学院（景德镇）”1月26日揭牌。这三大研究合作平台的建立将有助于我国陶瓷考古和古陶瓷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随着陶瓷研究的深入和景德镇御窑遗址的考古发现，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都意识到，故宫收藏的传世文物和御窑遗址出土的标本不仅有很大的可比性、共性，也有很大的互补性。只有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才能更好地研究御窑、御窑瓷器和景德镇与宫廷的关系，以及景德镇御窑在宫廷物料造作体系内的价值。
三个研究机构在景德镇的设立，对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瓷器的修复与研究、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乃至全国及国际陶瓷考古研究人才的培养和合作交流都具有积极意义。据悉，2014年故宫博物院曾与景德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15年双方合作举办的“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传世洪武、永乐、宣德瓷器对比展”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反响热烈。
景德镇陶瓷
景德镇地区的制陶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概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景德镇陶瓷史
景德镇地区的制陶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慨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已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青白瓷刻花注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瓷器，烧成难度大，色彩艳丽，以至于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品类。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亦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两者相映生辉，极其名贵。
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
在高温颜色釉的烧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设立于1278年的浮梁瓷局掌烧的“枢府”瓷，胎体厚重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称“卵白釉”）。这种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是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洁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它色釉如红釉、蓝釉、金釉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已有熟练的掌握，使景德镇瓷器装饰异彩纷呈，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明洪武 青花缠枝莲大罐
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
大龙缸和薄胎瓷的烧造成功，是明时景德镇瓷业高度技术成就和制瓷技师惊人智能的体现。大龙缸，直径高度均达70厘米以上，通身饰以五爪龙须，形制巨大，气势宏伟，荘重肃穆，为帝王专用之物，他人不可僭越使用进而更现它的神秘。薄胎瓷的制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制瓷技师的艺术匠心和智能，最薄最细的薄胎瓷器，其厚度只0.5毫米，最厚的也只有1毫米，真正是“胎薄如纸”。
以成化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空前的绝作。创于成化时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閗彩工艺，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成化时期的閗彩，釉上色彩一般都有三、四种，多者达六种以上，而所施色彩的特征又极其鲜明，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加绚丽，给人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之感。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在成化閗彩的基础上创出了青花五彩，改变以閗彩中仅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的决定性的主色地位，而使青花只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一种颜色，青花和红、黄、绿等色处于一样的地位而没有主从之分，这就大大丰富了青花五彩的表现力，呈现出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以及釉下蓝色为主突出红色的局面，嘉靖、万历彩瓷也就以图案花纹满窑，色彩浓艳深翠而行于世。明代彩瓷还有白地绿彩、青花红绿彩和釉上五彩以及填彩、金彩等等，素三彩也较为出名。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制瓷业，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此时的景德镇“延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万，借此食者甚众，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垛”（唐英《陶人心语》），“利通数十省，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于斯”。与明代一样，清代也是官窑民窑并存共荣，并且均有名窑精品。
清 雍正 粉彩八桃天球瓶
清代前期的御窑厂，名窑辈出，创新层出不穷。康熙年间著名的官窑有“臧窑”、“郎窑”。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陶官臧应选所造。臧窑的主要成就是单色釉，但青花、五彩、素三彩、釉里红均极为精巧。康熙青花色彩艳丽纯净，莹澈明亮，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别具风格而“独步本朝”，尤其是民窑青花更为清代青花的典型代表；康熙五彩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而成了彩瓷的又一个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下、釉上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地位的局面，而且，随着色彩的增多，金彩的运用，突破了明嘉靖在樊红、霁红等地上描金的单一手法，而使康熙五彩鲜艳富丽，光泽透澈明亮。郎窑，为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御窑时生产的瓷器。郎窑以仿明宣德和成化窑器而着称。郎窑的杰出成就，是仿制明宣德祭红釉而创制的以郎窑红为代表的颜色釉，郎窑红，“华而不俗，色正朱”，其深艳的色泽，犹如凝结的牛血一般鲜红（故也称其为牛血红），釉面透亮重流，器物里外开片，既象玻璃般光泽鲜艳夺目，又象红宝石一样瑰丽，极为名贵，为历代珍品。康熙时还曾烧制出与郎窑红齐名的色调淡雅的缸豆红，也称美人醉；用诗“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形容它极为贴切。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于康熙朝始创的粉彩，到雍正年间获得空前的发展，并且有“清一代，以此为甚”，彩料中砷元素的掺入，加上国画没骨法渲染手法的运用，突出了书画的阴阳、浓淡、深浅的立体感，同时粉彩烧成温度较古彩低，色彩对比比较和谐；因而显得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烂雅丽，形象逼真，构图文雅隽秀，所谓“鲜娇夺目，工致殊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而又以瓷器艺术为第一的督陶官唐英主持下唐窑，成就辉煌，既是乾隆一朝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制瓷史成就的代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唐英以47岁之身协理窑务，他以陶人之心主持陶政。胎质、釉面、器型、品种、工艺手法、装饰形式、釉上和釉下彩绘，无论仿古，无论创新，无不登峰造极。正如《景德镇陶录》所述：“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金。又仿效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种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窑至此，集大成矣！”。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的瓷业已露衰落之端倪，到晚清而日趋衰落，道光以后，一直到公元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景德镇瓷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故乾隆一朝，为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饮流斋说瓷》。
景德镇陶瓷分类
景德镇陶瓷分类。
景德镇陶瓷始于汉世，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是汉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景德镇陶瓷大量系艺术陶瓷、生活用瓷和陈设用瓷，以白瓷为着称，素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之称。
景德镇陶瓷分类共九类：青花瓷、粉彩瓷、斗彩瓷、颜色釉瓷、珐琅彩瓷、变色釉瓷、古彩瓷、新彩瓷、雕塑瓷。
第一类：青花瓷
青花又称白地青花瓷器，它是用含氧化钴钴矿为原料，在瓷器胎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第二类：粉彩瓷
粉彩瓷又叫软彩瓷，是景德镇窑四大传统名瓷之一。粉彩是一种釉上（在瓷胎上）彩绘经低温烧成的彩绘方法。粉彩也叫“软彩”，是釉上彩的一个品种。所谓釉上彩，就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进行彩绘，再入窑经摄氏600度至900度温度烘烤而成。
第三类：斗彩瓷
斗彩又称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彩瓷品种。斗彩这个名称，明代的文献里未见记载。最早使用“斗彩”这一名称并给予解释的，见于清雍正年间的《南窑笔记》：“成、正、嘉、万俱有斗彩、五彩、填彩三种，先于坯上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南窑笔记》的作者认为，凡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拼成完整图案的称为斗彩。
第四类：颜色釉瓷
在釉中加上某种氧化金属，焙烧后，就会显现某种固有色泽，故称“颜色釉”。釉料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在一定温度与气氛中烧成，会呈现不同色泽的釉，成为颜色釉。它有三种划分方法：一是按烧成温度分类，分高温颜色釉（1300度左右）、中温颜色釉（1200度左右）和低温颜色釉（1000度左右）。二是按烧成后外观特征分类，可分为单色釉、复色釉（花釉）、裂纹釉、无光釉、结晶釉等。传统颜色釉有：以铁为着色剂的青釉；以铜为着色剂的红釉；以钴为着色剂的蓝釉。
第五类：珐琅彩瓷
珐琅彩瓷的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后人称“古月轩”，国外称“蔷薇彩”。是专为清代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部分产品也用于犒赏功臣。
第六类：变色釉瓷
亦称“异光变彩釉”。釉色随光源不同而变化。以高级细瓷的白釉釉料作基釉，以金属氧化物、非金属氧化物及铈、镨、镱等混合稀土氧化物为着色元素，经一定工艺处理，制成釉浆，施于坯体表面，在适当的烧成温度下，产生物理与化学变化，生成一种新的固溶体。
第七类：古彩瓷
古彩：又名硬彩，为别于清代粉彩，一般称明代五彩和清代康熙五彩为古彩。五彩，是以红、黄、绿、蓝、紫等各种带玻璃质的彩料，按图案纹饰需要施于釉上，在瓷胎上用生料、钒红勾线，用单线平涂的方法，再在“彩炉”（在800-900度之间烧成）二次焙烧而成的一种古彩。
第八类：新彩瓷
瓷器釉上彩的一种。旧称洋彩，出现于清末，是从国外引入的一种陶瓷装饰方法。因当时采用进口彩料，画面具西洋风格，故又名“洋彩”。先用五彩颜料在白瓷表层绘以各式画面或图案，再入彩炉烘烤，这种瓷器，称新彩瓷。
第九类：雕塑瓷
雕塑瓷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雕塑而烧制成立体陶瓷的艺术品，简称瓷雕。它的制作需经模印、锒嵌和镂、堆、塑、雕刻等多道手工工艺操作自经高温烧炼才能完成。
中国文人画与景德镇陶瓷
浅绛彩艺术：开启艺术瓷的个性时代
景德镇的艺术陶瓷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与创新。从史料记载的1700多年前的“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至今，它完成了从实用功能审美到精神文化审美的升华。历经岁月的凝练与历代工匠的努力，工艺上多次变革与创新，瓷画艺术家的艺术思想得以在工艺陶瓷上绽放和抒发，使瓷有了新的艺术内涵，给作品赋予了新的灵魂，有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浅绛彩艺术：开启艺术瓷的个性时代
由于浅绛彩艺术摈弃了粉彩分工细、工艺强，以发样照描的工艺过程，从清咸丰年间兴盛以来，一度成为景德镇釉上彩的主要品种，它是由具有较高素养的文人亲力亲为，以绘画形式表现的陶瓷艺术门类。早期浅绛彩瓷画各家都是善在纸上挥毫泼墨的画家。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新安派画家加入景德镇瓷艺界之后，他们把文人画的艺术特色、表现技法及审美旨趣带进瓷上彩绘，于是深化了艺术陶瓷的新文化语言，也为景德镇的文人画开辟了先河，改变了历代陶瓷没有艺术家、只是皇帝宫廷喜好意识和朝代年款的表现形式，使艺术陶瓷有了新的装饰语言，一度成为景德镇艺术陶瓷发展的高潮。
这批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俞子明、汪少棠等为代表的浅绛彩艺术名家，他们放情笔墨之中，展胸中丘壑、吐纸上烟云。其代表作中多以瓷板画作为多，瓷瓶略少，如程门咸丰五年(1855年)所画瓷板画《溪锁绿烟》，以简约恣纵之笔绘两岸青山，突出文人画之逸气，营造出“山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的意境。后期浅绛彩名家，有潘棠、王琦、汪野亭、王大凡等，他们有少许浅绛彩作品传世，主要是承接浅绛彩之先河，在新粉彩创作思路上对民国时期的文人画艺术陶瓷创作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然而浅绛彩在陶瓷工艺表现技法上的浅尝辄止，精于书画而忽略了画与瓷的有机结合。使得民国初年浅绛彩已渐哀微，至20世纪20年代已被新粉彩所取代。但是正由于浅绛彩文画派在陶瓷艺术上的表现，使瓷艺装饰逐渐走出了图案纹样的古老形式。落款钤印打破了工匠在瓷器上不画姓名的传统，开启了艺术陶瓷以个性艺术为主题的先锋。
珠山八友：从陶瓷装饰转向陶瓷绘画
进入民国时期，受文人画派浅绛彩的影响，一些陶瓷艺术家努力将宋元以来的中国画形式，借鉴和移植到瓷画中来，并加以创新，使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出现了新的面貌，1928年秋，由王琦、王大凡等人组织成“月圆会”，相约每月望月，月圆雅集珠山，以画会友，切磋画艺，称为“珠山八友”。王大凡在他的作品《珠山八友雅集图》上题诗云：“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兰竹、花卉鱼虫兽马人。画法唯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得此幅留鸿爪，只当吾侪自写真。”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结社求变创新的宗旨。
他们的创新精神首先表现在继承了浅绛彩、文人瓷画家的审美旨趣，虽然他们对传统绘画各有不同，但艺术基调是相同的。他们不因袭守旧，作品能突现个人主体意识，显示个人艺术风格。如王琦作品题款中常常写到摹黄慎笔意，而他后来的人物画却能在黄慎的基础上自成一格；王大凡参酌吴友如、钱慧安的画法，却能自出机杼；刘雨岑到晚年仍孜孜不倦地研究任伯年的笔墨技巧。他们娴熟地运用粉彩材料，掌握瓷用油性特点，能在坚硬光滑的瓷胎釉面上，表现出绘画艺术的韵致。
另一方面，他们努力继承传统粉彩填色技艺，保持粉彩料色莹亮的风采，使之和谐地与绘画结合起来。高雅的绘画风格配合独特的粉彩填色工艺，形成珠山八友陶瓷艺术的新样式。他们以瓷作画、以画入瓷、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体现了这一时期的陶瓷艺术家们文人画的精神追求取向。珠山八友对传统瓷艺采取兼容并蓄的现实态度，将商品化与世俗化融为一体，由陶瓷装饰艺术转向陶瓷绘画艺术。
新时代：笔墨随时代而书
新中国时期，景德镇陶瓷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陶瓷艺术文人气息的作品可谓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陶瓷绘画形式与工艺装饰手法并存，釉上、釉下各种工艺材质有机结合，融入人民的审美生活。
一件件具有时代气息的文人画陶瓷艺术作品面世，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美术家王步、胡献雅、余文襄、汪以俊、龚耀庭、时幻影、毕渊明、赵惠民、王锡良、陈先水、傅尧笙等，他们以笔墨写心声，以造化制新图，创作题材更多是现实生活内容，如好风光、农家乐、军民情等，给文人画陶瓷艺术创作注入一股新鲜空气，他们创作手法多样，题材广泛，工笔写意兼容、诗书画印一体，造型多样；他们更注重的是观察生活、凝炼生活，如王步作品青花《田园绿波》绘青菜萝卜，以大写意的笔法和大面积的分水技法，浓淡层次分明，线条抑扬顿挫，其色因窑变意趣成天，画面左上竖题“田园风景绿茵波，铺叠窗前一望中，如此青春如此日，好将生意比东风”文人画的表现形式里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另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不少著名画家在访问景德镇时都在陶瓷上留下了他们墨迹，以瓷作画，如朱纪瞻、林凤眠、唐云、梅健鹰、祝大年等，他们的融入对于景德镇陶瓷文人画的创作起到了提高和推动作用。同时由于景德镇的陶瓷美术教育也进入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注重从基础美术的启蒙教育，并注重写生，为陶瓷美术创作培养了新的人才，增进了新的理念，使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在开发研究新工艺、新文化、表现形式，做好了准备，陶瓷艺术作品的文人画气息又融入了更多创作空间。
改革开放以后，新一代大专院校培养出来的艺术创作人才，不断开拓新的艺术领域，新的审美标准和文化取向引起了艺术内容与形式、煤质与风格的变化，加上绘画界那种活跃扩张的态势都不断撞击着景德镇陶瓷艺术创作思维。陶艺家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利用多种多样的工艺材质的特殊性和综合装饰手法，引发一派争奇斗艳的蓬勃生机，人们把借物言志的表现形式广泛用于陶瓷创作当中，融入“有我”的艺术境界，陶艺家用彩笔构筑起自己的家园。
新一代的陶艺家思路敏捷，表现手法奇妙多样，视野开阔，中国文人画的精神与文化内涵对陶瓷艺术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新的文化融入新的追求，每一件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陶瓷作品，都具备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从中国文人画对陶瓷艺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感悟，只有更多地吸收其他众姊妹艺术的营养，才能积累丰富的文化素养，创作出更具文人气的陶瓷艺术作品。
景德镇老瓷厂记忆：景德镇陶瓷厂
景陶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上一辈的老瓷都人，谈起景德镇陶瓷厂（以下简称景陶），都会清晰地记得景陶门前的运煤专用小铁路，每当满载着煤炭的小火车轰隆驶过，那之后的兴奋之情；还有景陶办公大楼的门楼，那是当时全市所有工业企业中最独特、最宏伟、最气派的一栋门楼，让不少瓷都人记忆犹新。
近日，记者来到景陶，那昔日象征着景陶曾经辉煌的大门，如今已经锈迹斑斑；曾经热闹非凡的厂房，已经空无一人……
建厂初期披荆斩棘
1958年9月1日，这一天对于每一个景陶人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这一天瓷器十二瓷厂、十五瓷厂、十六瓷厂合并为景德镇市建筑瓷厂。
谈及景陶的前身，现任景陶厂长杨景华滔滔不绝地介绍，景陶的前身是景德镇市第二陶瓷手工生产合作社（简称“二社”），而二社的前身又是余协圣瓷行，老板是人称“三尊大佛”的资本家余炳哲。
1950年10月余炳哲抽走转移大量资金，使生产停顿，瓷行于1951年5月关闭，瓷行93名工人要求资方老板发工资维持生活。当时工人代表与资方老板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老板同意付给工人“共同工资”，但“大佛”不肯“善哉”，未履行协议。于是工人联名上诉到市法院，经过法院裁判之后，将这些固定资产作为股金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恢复生产。
恢复生产之后二社逐渐发展，让工人们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征程，他们白天生产、晚上义务劳动，在资金不足以全部建设正规厂房时，他们挑来泥土、运来竹子搞基建，用竹片糊黄泥搭起一栋栋简易厂房。在1958年，这一年二社已有部分工人迁到毛家坡新厂房生产。新厂房的建成，告别了点多面广，迈出了厂房、设备、人员高度集中的关键一步，为今后的景陶奠定了基础。
发展期间充满曲折
只要熟悉景陶的人都知道，景陶主要出产工业陶瓷，其中三角牌釉面砖更是闻名中外。据景陶老职工回忆道，当年厂里生产的面砖，其特点吸水率适中，光洁度好，耐酸、耐碱性能强，使用周期长。
可景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冲击着每个角落，由于当时极左思潮干扰，瓷厂生产经营一落千丈，企业也是面目全非，运作十分艰难。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景陶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招收新工人，工人年龄面临着青黄不接，就在1973年，这一天下着雨，但是景陶的职工们却觉得这是一场喜雨，因为在这一天，景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迎接了158名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到来，这些都是各大院校高才生，他们的到来，及时地为景陶补充了新鲜血液。
据景陶书记常水根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是景陶最令人羡慕、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时期。这一时期，景陶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釉面砖生产量和质量节节上升，产量位居全国之冠八年之久。这一时期，釉面砖品种日益增多，全厂上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
“要知道，当年我们生产的三角牌釉面砖，出产上海、北京等地，都是免检产品，畅销到连找厂长批条子都买不到，当时时任厂长为了减少上门客户的纠缠，特意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剪贴了报纸上的一副“兔开尊口”的漫画，”常水根骄傲地说。
从景陶建厂初期开始，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后，当时的厂领导班子看准了市场对釉面砖需求不断增长的时机，“咬定青山不放松，”果断决策，让效益不高的日用陶瓷和工业瓷逐渐减产直至全面停产，进而举全厂之力来发展效益较高的釉面砖。
如何扩大釉面砖生产规模，经过商量之后，最好的选择是把工业瓷车间改造成釉面砖车间。但是改造的资金在那里？面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景陶人利用多种渠道寻求合作伙伴，在1981年至1982年，景陶在难以从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能力，采取这一变通的灵活措施，使景陶的釉面砖产量大增，一跃成为全国釉面砖产量第一的专业厂家。
不仅如此，在1980年至1987年，景陶釉面砖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整整八年，当时景陶头上一直戴着桂冠，光芒四射。“三角牌”产品在整个上世纪的80年代畅销美国、港澳、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是最受欢迎的建陶产品之一。
景陶人的创业精神
余昌铨1955年就进入景陶，直到1997年才退休，作为一名老景陶人，他有着景陶人艰苦朴实的创业精神。正如余昌铨的老伴常说的，“他就是块头木头疙瘩，笨。上班从未迟到过，就连我生孩子的时候也还在上班，从来都不知道请假这个两个字，天天就惦记着生产生产”。
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余昌铨依然深深地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时，工人们上下班全靠步行，要走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发出怨言。当时工厂搬到毛家坂时，这里还是比较荒芜的地方，工厂用竹片编成篱笆做围墙，厂里规定没有到上班时间是不开门的，来得早的人都老老实实在门外等候。当时有一个姓黄的工人家里没有闹钟，下半夜3时左右就起床，走到厂里还没有天亮，但他又不敢跨过篱笆进厂，只好在曹家岭灰棚子里休息一下，不小心睡着了，一觉醒来，到厂里已经迟到了，还受到了处罚。由此可见当年的纪律是多么的严格。
余昌铨在景陶一直都是从事匣钵工作，这项工作又苦又累，但是他丝毫都没有怨言，起早摸黑的一干就是40年，他说，“我们那时就把厂里当成了自己家，从来都没有迟到早退，一周就休息一天，休息时还要义务劳动半天；有时半夜刮风下雨，我会习惯性的跑到厂里去看匣钵是否被雨淋湿。”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匣钵40余年，但是余昌铨坚持下来，对他那个年代来说，只要认定了这门手艺，就会一直干下去。
回想起，以前厂里的辉煌，余昌铨自豪地说：“在80年代，我们厂是全市最好的一个厂，也是全市第一个有公交车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单位，当年6辆公交车停在厂门口，是多么的气派”。
景陶的蒸蒸日上，与干部和职工艰苦奋斗是离不开的。老职工老占告诉记者，当年他在厂里的时候，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工，都是一样的在生产线上辛勤的工作。现代剧《窑前战歌》就是以厂里一个职工老董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1976年的一天，烧练车间窑炉的烟道发生堵塞，烟道不疏通，瓷器要报废，老董得知此事之后，二话不说，钻进了烟道，硬是将堵塞烟道的匣屑。砖块一铲一铲掏出来，高温将老董的脸灼得青紫，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抢修行列，终于将烟道疏通了。
别看现在景陶厂生活区破旧不堪，生活区内公园，丝毫看不到绿意，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职工宿舍、子弟学校、保育院、职工医院、食堂、浴室、文化中心等设施应有尽有。生活区内花园不仅绿树成行，花草芬芳，花园内还有喷泉，环境优美。
“可是就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东等地区乡镇企业及其他性质的建陶企业的崛起，‘三角’牌受到猛烈的冲击，经济效益逐步下降，并出现经营亏损，景陶在1997年全面停产，目前景陶主要以出租方式将厂房、设备租给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多种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老占说。
景陶从辉煌鼎盛到退出市场，从部属国家大型二类企业到市属三类企业，它经历了五十余个春夏秋冬，这人生漫长的半个世纪，就好似流星在历史星空划过的一瞬间。在这期间虽没有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但一座座高耸的制粉喷雾干燥塔和一条条建筑卫生陶瓷生产作业线却是见证了景陶昔日的光辉，尽管如今这种辉煌已不再，但景陶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首届景德镇御窑陶瓷国际论坛在景德镇举行
10月21日下午，首届御窑陶瓷国际论坛在我市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圆形会议厅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包括御窑整体保护，文博学术研究，御窑工艺开发，御窑品牌运作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立耕，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史文斌，市政协副主席王祖庆、潘义忠，著名文物鉴定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耿宝昌，市文博权威专家刘新园出席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我市文博界代表150余人参加论坛。史文斌讲话。
史文斌指出，景德镇御窑是皇冠上的明珠，在景德镇一千七百年的陶瓷制造生产历史进程中，御窑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严格的手工技术和周密细致的生产管理制度，不但烧造了美轮美奂的传世极品，更是对景德镇民间陶瓷的生产起到了引领和促进作用。他强调，市委、市政府对于我市陶瓷发展非常重视，提出陶瓷是景德镇的命脉，加强古陶瓷的研究与利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围绕御窑所进行的御窑整体保护，文博学术研究，御窑工艺开发，御窑品牌运作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御窑陶瓷论坛是我市文博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市陶瓷发展的一件大事。
论坛上，与会国内外专家各抒己见、踊跃发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陶瓷考古专家、文化学者和艺术家发表了许多具有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专题对景德镇御窑进行研究、探讨景德镇御窑陶瓷文化精髓。通过研讨和交流，为御窑的开发利用出谋划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陶瓷文化，提升御窑和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
主办方告诉记者，本次大会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将把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汇集成册，编撰成书，并形成瓷博会固定的活动项目，为提升景德镇御窑的研究水平，扩大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发展贡献力量。
景德镇窑的恢复与发展
清代景德镇的制瓷业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所制瓷器胎质细腻、釉光莹润、色彩绚丽、镂雕精工。如康熙时期的青花、五彩、红釉、素三彩；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五光十色的各种颜色釉，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加之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优质的瓷土、大量的松材），以及来自各地的能工巧匠和多年相传的技术经验，使得明代中晚期形成的制瓷中心地位逐渐确立，到清代乾隆时期具有了更大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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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陶瓷工艺的典型制作
青花瓷器发展到了清初顺治时期，无论釉色和纹饰基本上沿用了明代旧制，只在部分图案及口边一带略有微小的特征，未见十分突出的特征。这种情况同历代建国初期多处于过度阶段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是到了康熙年间青花瓷器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色调鲜明，而且层次多变，给人以清新明快的美感，品种则与宣德制品遥相辉映，乃是具有历史水平的优秀典型。装饰题材除山水、人物、花鸟外，更加入了当时流行的《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故事画，为后世瓷器的纹饰开辟了新的内容和广阔的前景。出于当时招贤纳士的政治需要与某些文人墨客的传统风尚，瓷器上还出现了大块文章如《圣主得贤臣颂》、《赤壁赋》以及《竹林七贤》、《饮中八仙》等反应封建或风雅情趣的文字图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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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青花瓷器制作之精，首先是同它分工精细、画手高明分不开的。据后来的《陶冶图说》追记当时将绘画和染色分工的情形说：
画者学画不学染，染者学染不学画。所以一其手，不以分其心也。画者、染者分类聚一室，以成划一之功。至如边线青箍出旋坯之手，识铭书记归落款之工，写生以肖物为上，仿古以多见能精，此青花之异于五彩也。
试看传世的大量康熙青花瓷器，无不光艳透体，浓淡分明，有的色层竟达八九层之多，堪称空前绝作。其画笔之苍劲与渲染之熟练乃至书法之工整，远非后来仿品所能企及。但当时流行模仿明代青花之风，民窑中多见写有宣德、成化、万历、嘉靖、天启款的制品，用料画法显然有所不同，虽力求乱真而终失本色。
其次，在青花用料方面也是与前代有所不同，传说是使用云南的珠明料。此种青料含氧化钴成分较高，有的高达2.29%-6.02%，甚至有的含钴量可达8%-9%。因此其呈色浓艳幽菁，与其他青料制品截然不同。由此可见康熙青花青翠洁雅与雍正、乾隆青花蓝色浑浊，其根本原因恐在于原料有别，当然烧成气氛和温度也有一定作用。
由于康熙一朝前后共有61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青花瓷器色调变化很大，根据专家多年总结的经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早期青花：青花发色较灰暗，明显带有明末清初的痕迹，如釉面肥润，色调为青白色，青花发色迷混不清等。此时虽然有的以明珠料绘画，但色调变化很大，大约在康熙十年（1671年）以后，青花才逐渐出现浓淡相间、青翠艳丽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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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期青花：此时因为使用上等的珠明料，所以青花呈色青翠亮丽。又由于在绘画技法上借鉴了中国画分水、皴染等技法，突破了传统的平涂技法，所以使画面层次鲜明，达到墨分五色的效果，故康熙青花又有五彩青花之称。其中浆胎青花在康熙青花中很有代表性。所谓浆胎青花是指用瓷土淘洗后的细泥浆制成，胎体较薄，釉面成浆白色，常在开有细碎片纹的釉面上绘画青花纹饰。雍正、乾隆两朝也有少量烧制，清末和民国时期多以仿烧康熙浆胎青花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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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晚期青花：青花色调由中期的浓艳青翠逐渐向浅淡灰暗过度，青料有晕散现象，一些仿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多出于此时。
康熙青花的胎质坚硬、细白、胎釉结合紧密，胎体分量较重，均为其他各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康熙的青花胎釉也同样可以分成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
早期青花的胎体厚重，制造工艺与顺治时大致相似，釉面肥厚，白中闪青，呈现一种青白色。器物口沿多施酱黄釉，底足有跳刀痕、粘沙和火石红等现象。
中期青花的胎体与前期相比，虽略显单薄，但拿在手里也有沉重感。胎质更加洁白细腻，釉色洁白光亮，呈粉白色。
晚期青花的胎质仍旧细腻的本质，胎体以薄胎为主，釉面又变成清白色。
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瓷器平淡无奇，似将发展重点转移到彩瓷方面。而嘉庆、道光以后更是少见精品。只有光绪时期的青花色调略有近似康熙制品的美感，但仅是回光返照，昙花一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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