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釉下彩瓷器。
图1唐代长沙窑釉下褐绿彩鸾鸟纹壶图2釉下黑彩诗文壶■江苏苏州马桂生
笔者藏有一件唐代长沙窑釉下褐绿彩鸾鸟纹壶(图1)，高20.3、口径9.7、底径4厘米。圆粗颈，口部出沿略外翻，多棱短流，双弯曲柄，平底。整器开细纹片，胎骨灰白色，釉面浅青色。用绿、褐彩在壶的腹中央绘一只正展翅飞翔的鸾鸟，先用绿彩以粗线画出轮廓，再以褐彩以细线描绘鸟的羽毛和眼睛，用草叶作陪衬。此壶的口部和足底部稍有损伤，但不失整器形象，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釉下黑彩诗文壶(图2)，高25.8、口径10.3、底径11.4厘米，圆粗颈，口沿略外翻。瓜棱鼓腹，平底，多棱短流。双弯曲柄，胎骨灰白色，浅青釉光质感稍强。满器开细片，器型比一般稍大。在流下腹部附诗一首“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若在家，日日计良金。”诗文具有相当高的书法欣赏价值及史学价值。
釉下三彩仕女立像(图3)，高24.5厘米，胎质灰白色，人物造型比例协调，仕女高盘发髻，面颊丰腴，微带笑容，上穿披肩上衣，双手交握于腹前，下穿长裙，充分显露了仕女的高贵气质。整器釉面以蓝、绿、褐釉下彩装饰，有剥釉现象，但依然能看到釉彩的美丽色质。此尊仕女像的釉采用的蓝彩是很少见的，颇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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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赏析
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这首名为《石渚》的诗词出自晚唐诗人李群玉之手，诗名“石渚”是为今长沙窑所处之石渚湖一带，而整篇诗文则描绘了长沙窑兴盛时期的概况，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首明确记载长沙窑的诗词。根据历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报道可知，长沙窑的产品遍布国内多个城市，并出口至西亚、南亚、东亚等地，而其窑址所在地的长沙更是出土了大量的长沙窑遗物，这其中以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最多，共计4800余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国内收藏最多者。这些瓷器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古人的生活面貌，也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其中一些瓷器更是将诗词装饰与传统节日相融合，本文所介绍的唐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见图)便是见证两者相融合的佳器。
题诗瓷瓶高23.6厘米，腹径16.2厘米，底径12.5厘米。敞口，颈部长且粗，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颈肩处有一半环形系，系的正对面有一多棱柱短流，流下方则以褐彩书写有诗歌一首，诗文内容为“寒食元无火，轻松自有烟。鸟啼新上柳，人拜古坟前。”瓷瓶胎质为灰色，通体施青釉不及底，有流釉现象。此瓶198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古城村。
瓷壶字迹清楚，诗文内容语出自然，立意精洁。通篇对仗，虽为“宽对”形式，但亦可称之为工整。第三、四句本应为“新柳”对“古坟”，“上”对“前”，最终将“柳”与“上”的次序调换，“上”之词性亦随之改变，使“鸟啼新上柳”为写时间之早而非原来的季令之早，尽管打破了对仗，但通观全篇，不得不承认这一变动确有别出心裁之妙。通过对诗文瓷瓶的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长沙窑之所以能够在唐代晚期扬名世界，成为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并驾齐驱的原因在于其釉下多彩的创烧和广泛使用。
长沙窑是兴起于中晚唐时期的商业性瓷窑，窑址位于长沙市所辖的望城区石渚湖的彩陶源村一带，今人名为长沙窑，唐时称为石渚窑。长沙窑是安史之乱后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南北制瓷工艺融合的产物，其焙烧技术多继承岳州窑的工艺，而产品的种类及其釉彩、装饰工艺则与中原特别是河南瓷业有着较深的渊源。唐朝空前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为长沙窑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而日渐风靡的饮酒饮茶之风更为长沙窑的兴起提供了群众基础，加上当地有着优越的水路条件以及丰富的制瓷瓷土和充足的燃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沙窑才得以迅速发展。
长沙窑的烧造年代主要是唐代，因此其产品也带有明显的大唐风范，造型多圆润饱满、体态丰盈，圆形是其主要造型元素，并运用大量大角度的弧线。长沙窑的陶瓷产品非常富于变化，常以细节取胜，同样是壶，其口、腹、流、系就有不同的变化，同一造型元素也能以不同的方式应用，给人无限玩味之感，即使是同一尺寸同一造型，其装饰也堪说是“千变万化”。
长沙窑陶瓷产品的烧造以中晚唐时期为鼎盛，五代后逐渐没落，其产品造型也随着时代的风尚变化而变化。唐朝至宋朝的整体造物特征变化就是由丰满大度向精致秀气方向发展。因此，长沙窑“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柔和圆润，后期除保持前期那种气势和规范外，形态趋求秀丽，以壶、罐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多棱短流、单曲柄，显现出丰腴稳实。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表现出一种线条艺术的韵味和意境。”
长沙窑除了其产品非常富于变化，且造型表现出一种线条艺术的韵味和意境外，其釉彩和装饰题材也是值得后世称赞的。我国瓷器发展到唐代，有人概括为“南青北白”，即南方以制造青瓷著称，北方以生产白瓷盛名。“南青北白”说，大致反映了中唐以前我国瓷器釉彩工艺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然而，这一相对稳定的格局到了长沙窑时期却被彻底颠覆了。长沙窑在秉“青”承“白”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明了褐、绿、蓝、红、黑等多种釉色的艺术表现手段，从而形成了长沙窑彩瓷艺术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多色釉的出现，首先突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促进了我国南北制瓷技艺的交流融合，为釉色的不断丰富找到了新路;其次，对瓷器的观赏性及其审美价值是一次提升，也为釉下彩的出现在呈色上创造了条件;最后，长沙窑多色釉瓷和唐三彩一样，是颇具魅力的大唐文化多彩的反映。
以釉彩绘画则是长沙窑彩瓷艺术的另一个主要特征。长沙窑虽然并非是彩瓷的始祖，但是彩瓷工艺的成熟、普及，当功推长沙窑。长沙窑是第一个以生产彩瓷为主的瓷窑，彩瓷所占比例几乎达到一半，更重要的是长沙窑不仅是一窑多彩，甚至有一器多彩现象，彩有褐彩、绿彩、蓝彩、红彩、黄彩等，这些彩往往两种相间使用，施于器物的面积也很大，往往占据器表的大部分，且它既有北方的釉上彩，也有南方传统的釉下彩。除了这些多姿多彩的釉彩外，长沙窑还将绘画题材和釉彩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进而运用到瓷器的装饰上，这可以从国内外不断出土的长沙窑瓷上得到验证。根据统计，长沙窑瓷上的绘画题材包括人物、花鸟、山川、动物、建筑塔庐以及随意画等。长沙窑瓷上的绘画是在文人或准文人的参与下完成的，或者得到了他们的指点，这些绘画既吸取了宗教画、文人画的一些表现手法，同时又更多地表现出民间绘画的特色，突出了自己的个性。
长沙窑也是第一个将诗歌通过书法装饰饰于瓷的瓷窑，根据统计，长沙窑留下的诗歌近百首，其中许多未见于《全唐诗》，此外还有一些教人如何处事做人的警句。这些诗是对生活艺术的提炼，是观照唐代生活的一面镜子。诗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面极其广泛，有酒诗离别诗等。
长沙窑瓷铭诗，是中国瓷器上最早出现的诗文，也是唐“诗到元和变新体”的见证，还是唐代文学史家公认的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785-824年)期间，“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所发展的产物。“寒食元无火”这首诗及其它瓷铭诗在长沙窑的大量涌现，是这一特定文学环境与土壤造就而成的。长沙窑瓷器上的题铭诗是根植于民间沃土，并以民间喜好与愉悦为基点的，它形成一种连接民间情感的链条，去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在瓷器装饰上开辟了一条人文关怀的渠道。
这件唐长沙窑“寒食元无火”诗词壶，器形与长沙窑其余的题诗壶一样，以褐彩书写“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鸟啼新上柳，人拜古坟前。”诗文将重点放在了寒食节之上，可以说既出于缅怀先贤的传统，又表现民间情兴所在，同时将目光盯住民间节假日，一石三投，用以扩大瓷铭诗的民间影响，并将寒食节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传播到各地。
寒食节，亦称“禁烟节”、“冷节”、“百五节”，在夏历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清明节前一二日。关于它的起源，据研究，应为远古时期人类的火崇拜。古人的生活离不开火，但是，火又往往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害，于是古人便认为火有神灵，要祀火。各家所祀之火，每年又要止熄一次。然后再重新燃起新火，称为改火。改火时，要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将谷神稷的象征物焚烧，称为人牺。相沿成俗，便形成了后来的禁火节。
禁火节，后来又转化为寒食节，用以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义士介子推。传说晋文公流亡期间，介子推曾经割股为他充饥。晋文公归国为君后，分封群臣时却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不愿夸功争宠，携老母隐居于绵山。后来晋文公亲自到绵山恭请介子推，介子推不愿为官，躲藏山里。文公手下放火焚山，原意是想逼介子推露面，结果介子推抱着母亲被烧死在一棵大树下。为了纪念这位忠臣义士，于是在介子推死难之日不生火做饭，要吃冷食，称为寒食节。
寒食节习俗有上坟、郊游、斗鸡子、荡秋千、打毯、牵钩(拔河)等。其中上坟之俗，是很古老的。中国过往的春祭都在寒食节，直到后来改为在清明节。但韩国方面仍然保留在寒食节进行春祭的传统。寒食节是山西民间春季一个重要节日，山西介休绵山被誉为“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每年举行隆重的寒食清明祭祀(介子推)仪式活动。
长沙窑瓷铭诗具有时代的特色，民间的特性，商业的用意，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加上书写布局有章法，追求笔墨韵律和个人风格，形成为一种有意境、有趣味、雅俗共赏的瓷器装饰艺术，开启了一个瓷铭诗书的新纪元。
长沙窑瓷将传统节日作为其装饰内容的一种，是一种极富有商业化的行为，因为在唐代，无论是从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亦或是平民百姓，都对节日非常看重，每到传统佳节全民就会狂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长沙窑作为一座身处内地的民窑，为了能够在“南青北白”的陶瓷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必须制造出迎合大众口味的商品，而传统节日便被窑工们用来作为装饰题材，这也恰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
怎么辨别唐代长沙窑彩瓷？
中国的彩瓷发展到唐代，可以说是有了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唐代创制的三彩瓷和以釉下彩绘闻名于世的长沙窑彩瓷，以及唐钧花釉瓷等，均以其色彩丰富、气象万千而成为古代艺术宝库里的珍品。唐代的彩釉瓷因其色彩绚丽、精美绝伦，又历史久远，存世量不多，因此，收藏价值不凡。于是，市场上以假充真的赝品就层出不穷，收藏者务须认真鉴别，谨防上当。
在唐代的彩瓷中，长沙窑彩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始烧于初唐，兴盛在中晚唐，终结于五代。长沙窑彩瓷的出现，既代表了中国陶瓷从注重釉面装饰到注重釉下彩绘的审美追求的一种新发展，它又是应承当时外销出口的需要，是当时最着名的一种外销瓷，是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一个实证。因此，在鉴识时要充分地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形制到装饰，长沙窑除了展现出了中国古老文化的发展以外，也融合了很多西域的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和印度佛教等的艺术元素，这些在鉴识中都要予以充分的关注。
从胎釉角度看，早期的制品胎质较粗疏，呈灰黄、暗红或青灰色。中期以后胎质稍坚硬，色呈深灰或浅灰。胎体一般显粗厚。但长沙窑的壶、罐相对显轻薄，且在内壁留有瓦棱状的轮旋纹。仿品常忽略这一制作特征，且胎壁往往做得过厚，胎体显重。仿品对胎质常把握不好，不是过粗，就是过细;胎体不是过重，就是过轻。
长沙窑彩瓷施釉早期为米黄、姜黄，中期以后青色加重，为青黄或青绿。壶罐的外壁施釉不到底。为绘画需要，在胎釉之间，均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然后在这上面作画。仿品常无化妆土。和唐代其他彩釉瓷一样，长沙窑彩瓷釉面大多有流淌现象，且在放大镜下均可见器身上布满了细小的鱼子纹开片，且开片内可见腐蚀之痕和个别爆裂之处。壶类制品的短流口沿和模印贴花的贴塑折角之处应有爆釉现象，这也是长沙窑瓷真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仿品常把开片做得偏大，过分明显，开片中不见腐蚀痕迹，短流和贴花的交楞处也没有爆裂现象。
还有一点，长沙窑彩瓷的釉下绘画创意独特，线条灵活而流畅;模印贴花的刀功熟练，刻画生动。这是最难仿制的。仿品常在这些地方露出马脚。仿品的褐彩模印贴花人物器常常是褐彩淡而无力，人物形态呆滞，刻画线条模糊，形象缺乏精神。人物的衣褶之处也不见剥釉现象。
鉴识唐代彩釉瓷，要从胎釉特征和制作工艺等多方面去全面考察，要仔细去发现现仿品人工仿造的痕迹。比如，真品的棕眼自然，大小不一。仿品常无棕眼，或以人为做出。在形制造型的大小范式、比例协调，以及做工的精细程度等等方面。凡遇刻意精工之作，就要小心，因为，古代制品技艺娴熟，随心所欲，瓷品反而有粗糙厚薄不均之态。再，现在仿造技术高超，即便所有特征都对，也要看看是否有真正的旧气?有否人为的痕迹?不然，就容易吃药。
釉下五彩瓷鉴赏
瓷器中的五彩，一般是指釉上五彩或青花五彩，而釉下五彩是特指清朝末宣统年间创烧的新品种。当时烧制的数量不多，现已属珍贵之物了。
瓷器釉下彩的发展史也是源远流长的，早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釉下彩盘口壶，胎上通体用毛笔绘褐黑色纹饰，外罩青黄釉一次烧成。它证明了三国时期已有烧制釉下彩绘的工艺，开创了釉下彩绘之先河，为后世的釉下彩瓷打下基础。到了唐代，在四川的邛崃和湖南的长沙窑中，釉下彩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用彩以多色为主，以含有铜、铁、钴、猛等元素的矿物质为着色剂，绘出所需纹样，罩上透明釉一次烧成，呈现出褐红、褐黑、兰、绿、黄、紫等色彩。装饰纹样有人物、动物、植物、花卉、云气山水和图案画等。
另从杨州唐城遗址和浙江龙泉金沙塔基、绍兴翠环塔基中出土的青花瓷片看，证明我国在唐、五代、宋已烧制出釉下青花瓷。
上述种种，只属釉下彩绘瓷，还不属釉下五彩瓷，所谓釉五彩瓷，按古代陶瓷辞典解释为色彩繁多、色泽浓艳、五彩缤纷者。
我国的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是在烧好的白瓷或某些纹饰用青花代替的白瓷上加饰彩绘，再次入窑烧成的。它创烧于明代宣德年间，经成化、万历到清初的康熙朝都很盛行，后被粉彩所代替。
真正的釉下五彩瓷，是清末宣统年间由湖南醴礼窑创烧成功的新式瓷器，它是将多种着色剂绘画在瓷胎上再罩一层透明釉，入窑一次高烧成功。这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又一个新成就。它的问世受到国内外人士的一致欢迎。在1907－1912年间，曾两次参加过世界博览会，均获得一等金牌奖章。
釉下五彩瓷器的特点，是瓷化强度高，釉面玻璃化程度强，保护纹饰不被外界磨损、防止和减少彩料中铅的毒害，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彩绘瓷器。当时官商合一的新华公司也以此为鉴，烧制了一批釉下五彩瓷器。图中的笔筒就是当时的产品，它不仅瓷质亮丽，纹饰也是一幅很精美的山水画，画中群峰逶迤，湖光山色，从林村舍，鱼帆垂钓，景观相映成辉，给人一种尘嚣涤尽，心旷神怡之感。此后釉下五彩技术流传开来，许多窑厂也纷纷烧制。图二是一件“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３年）烧制的雄鸡图洗口瓶。一直到解放初期这种瓷品仍在烧制，而且产地并不仅限于湖南澧陵：附图还有一件参考器物就是５０年代广东大埔所烧制的日用酒壶。
由于釉下五彩的各种彩料的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都各不相同，要烧制成功是极不容易的。在当时烧制的数量就不多，时今若能收藏到清末民初的精品，也属难得。
唐代长沙窑彩瓷辨识品鉴
中国的彩瓷发展到唐代，可以说是有了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唐代创制的三彩瓷和以釉下彩绘闻名于世的长沙窑彩瓷以及唐钧花釉瓷等，均以其色彩丰富、气象万千而成为古代艺术宝库里的珍品。唐代的彩釉瓷因其色彩绚丽、精美绝伦，又历史久远，存世量不多，因此，收藏价值不凡。于是，市场上以假充真的赝品就层出不穷，收藏者务须认真鉴别，谨防上当。
在唐代的彩瓷中，长沙窑彩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始烧于初唐，兴盛在中晚唐，终结于五代。长沙窑彩瓷的出现，既代表了中国陶瓷从注重釉面装饰到注重釉下彩绘的审美追求的一种新发展，它又是应承当时外销出口的需要，是当时最著名的一种外销瓷，是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一个实证。因此，在鉴识时要充分地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形制到装饰，长沙窑除展现出了中国古老文化的发展以外，也融合了很多西域的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和印度佛教等的艺术元素，这些在鉴识中都要予以充分的关注。
从胎釉角度看，早期的制品胎质较粗疏，呈灰黄、暗红或青灰色。中期以后胎质稍坚硬，色呈深灰或浅灰。胎体一般显粗厚。但长沙窑的壶、罐相对显轻薄，且在内壁留有瓦棱状的轮旋纹。仿品常忽略这一制作特征，且胎壁往往做得过厚，胎体显重。仿品对胎质常把握不好，不是过粗，就是过细；胎体不是过重，就是过轻。
长沙窑彩瓷施釉早期为米黄、姜黄，中期以后青色加重，为青黄或青绿。壶罐的外壁施釉不到底。为绘画需要，在胎釉之间，均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然后在这上面作画。仿品常无化妆土。和唐代其他彩釉瓷一样，长沙窑彩瓷釉面大多有流淌现象，且在放大镜下均可见器身上布满了细小的鱼子纹开片，且开片内可见腐蚀之痕和个别爆裂之处。壶类制品的短流口沿和模印贴花的贴塑折角之处应有爆釉现象，这也是长沙窑瓷真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仿品常把开片做得偏大，过分明显，开片中不见腐蚀痕迹，短流和贴花的交楞处也没有爆裂现象。
还有一点，长沙窑彩瓷的釉下绘画创意独特，线条灵活而流畅；模印贴花的刀功熟练，刻画生动。这是最难仿制的。仿品常在这些地方露出马脚。仿品的褐彩模印贴花人物器常常是褐彩淡而无力，人物形态呆滞，刻画线条模糊，形象缺乏精神。人物的衣褶之处也不见剥釉现象。
鉴识唐代彩釉瓷，要从胎釉特征和制作工艺等多方面去全面考察，要仔细去发现仿品人工仿造的痕迹。比如，真品的棕眼自然，大小不一。仿品常无棕眼，或以人为做出。在形制造型的大小范式、比例协调，以及做工的精细程度等等方面，凡遇刻意精工之作就要小心，因为古代制品技艺娴熟、随心所欲，瓷品反而有粗糙厚薄不均之态。再者，现在仿造技术高超，即便所有特征都对，也要看看是否有真正的旧气？有否人为的痕迹？不然，就容易吃药。
赏析唐代长沙窑点彩执壶
点彩执壶
执壶，又称注子、注壶，最初的造型由青铜器发展而来，作为一种酒具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日用生活器皿，执壶在唐宋元明清的各个窑口均有烧造，且极具时代特征。唐前期器呈盘口、短颈、鼓腹，圆筒形或六角形短直流、曲柄，壶体较矮，鼓腹，假圈足。唐中晚期大量流行，基本取代了鸡首壶、凤首壶等。
蚌埠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代长沙窑点彩执壶（见图）。该壶口径5.5厘米，底径9厘米，高28.5厘米，腹围36.8厘米。直口，长颈，鼓腹，矮圈足。肩腹有明显界限。流细长，上口略低于壶口。胎粗略厚，釉色白中泛黄。器物通体以酱黄色、孔雀绿色彩斑用点彩的方式组成桃形、圆形、心形等几何图案。釉薄且与胎结合不紧密，有少部分被土侵蚀而露胎，可见其胎质粗糙不甚质密，釉面脱落点彩斑驳。整器瓷化程度低，这也是隋唐时期瓷器的普遍特征，是由当时的制瓷工艺还相对落后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它们虽不及元以后明清瓷器之精美，但内在质朴古拙之气韵，仍为后世无法超越。
长沙窑是唐代南方重要的、规模甚大的青瓷窑场，始于初唐，兴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产品种类较多，如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壶、瓶、杯、盘、碗、枕、灯等。其艺术装饰主要表现在釉下及釉中彩绘、印花、模印印花、模印贴花、堆花、刻花、彩色斑点等手法的运用。彩绘的纹饰常见有几何纹，如四方形、六方形、菱形、圆形等，还有云带纹、山峰纹之类。这种纹饰多用点彩而成，有的还绘成各种飞鸟、游龙、走兽、鱼纹、花卉、人物等。这些绘画，用笔简练，自然洒脱，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天地。
醴陵釉下五彩瓷器绘画艺术
醴陵釉下五彩瓷绘画艺术与中国画艺术都源于生活，醴陵釉下彩瓷单从颜色上分，大致可分为：青花、蓝彩、绿彩、褐彩、墨彩、釉下五彩。五彩是表示醴陵釉下彩瓷的装饰颜色五彩缤纷之意，充分将中国画的“墨分五彩”演绎为“料分五彩”，这是在中国传统青花瓷装饰的基础上的创新和提升。基于此，形成醴陵釉下五彩瓷艺术语言的物质基础就是类似于夹宣纸的醴陵釉下陶瓷坯料为陶瓷绘画提供了物质准备,中国画的工艺技法为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绘画提供了表现手段，二者是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绘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它们是陶瓷绘画的特性的体现,就陶瓷绘画艺术语言而言,其自身特殊性也是由陶瓷材料和工艺因素体现出来。正确认识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材料有类似于中国画绘画材料中的夹宣纸和工艺在艺术创作中的特殊位置,对陶瓷装饰艺术家进行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艺术创作大有裨益。材料和工艺是瓷画特色的显现,甚至称其为陶瓷绘画的本体语言，一个画种一旦失去了其特色,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陶瓷材料和工艺技法可以说是陶瓷绘画作为一个画种得以存在的基础,对陶瓷画家个人而言,二者又是个人艺术语言形成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 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绘画艺术语言的自身特性,更多在于陶瓷材料和工艺因素。因此, 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个人艺术语言的形成,也必须以对材料特性的深入了解和工艺技法的熟练掌握为起点。
一件优秀的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绘画作品,是醴陵釉下五彩艺术陶瓷材料和工艺合理运用的成果。陶瓷画家进行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艺术创作时,针对不同的题材,应考虑运用不同的材料和工艺技法。陶瓷画家个人艺术语言的形成或个人风格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绘画家既要提高个人素养,深化创作思想,同时必不可少的就是多对陶瓷材料特性进行深入了解和熟练掌握传统工艺技法,并根据自己对材料特性的新发现,形成自己一套系统化的工艺技法。技法是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画家经过多年的探索积淀,不断地学习、研究、总结出来的,反过来技法又作用于画家和艺术形象、画面形式,促使个人艺术语言的形成,塑造画家自身形象。一百多年来,许多在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创作中有着鲜明个人艺术语言的绘画大家,作画的技法都不尽相同。对传统技法的继承是形成个人艺术语言的基础,创造自己的技法则必定有助于形成个人艺术语言。李小年、邓景渊同为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山水画大家,可他们的画(不看落款，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此杰出的陶瓷艺术家基本上不落款)一眼即能为人识别,为何? 当是因其陶瓷装饰画面风格、技法迥异。技法的不同使他们自成一家,他们都有着鲜明的个人艺术语言。个人艺术语言是艺术家立足艺术之林的旗帜,个人艺术语言是传达艺术家主观情感的方法手段,这个主观情感传达的过程,即是运用技法的过程。
二、醴陵釉下五彩瓷装饰艺术与中国画的共同特质
中国陶瓷艺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根总链条上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互相联系、相辅相成。我们现代陶瓷艺术设计者要继往开来，创作具有民族气魄，又有时代精神的世界性陶瓷艺术作品；必须认真研究、总结和继承几千年来焕发异彩的传统陶瓷装饰艺术语言；了解究竟什么是陶瓷艺术民族传统？什么是陶瓷装饰艺术的审美特征？这对发展更新我国当前陶瓷装饰艺术，使中国陶瓷艺术在世界艺苑中重放异彩，成为世界陶瓷百花园中不可缺少的奇葩，是极为重要的。陶瓷绘画作为一门纯绘画种类,它有其它绘画种类的共性。陶瓷绘画家在大到整个艺术成长过程中,或小到每一次创作时,都自始至终需要自己对美与丑作出主观判断,这种判断直接影响到个人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对美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审美取向,就会作用于陶瓷绘画家艺术语言的形成。如陶瓷绘画家朱占平老师对夜景意境美追求的审美取向,加上个人的文学素养以及对陶瓷绘画材质美、工艺美的自我认识,使他的绘画语言独具个人艺术风格。他笔下的山水、人物、花鸟,情景交融、诗情画意、妙趣横生。又如陶瓷绘画家湖南工业大学周益军教授的山水画,对意象美的追求,其作品中山水色彩、形态都带有明显的个人审美取向和理想。他以心目中理想的色彩、形态构成了画面中独具个人艺术语言的形式,结合西方油画特色和中国山水画精神,创造性地使用排刷作画,形成了个性化的陶瓷绘画的艺术效果。朱占平老师和周益军教授正因为有对意境美、意象美有不同的审美追求,和对工艺技法的运用有个人的审美态度,因此他们个人艺术语言便迥然不同、各有千秋。再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扬龙先生对装饰美、工艺美热衷的审美取向,使其笔下的牡丹独具个人艺术特色。有了个人的审美认识,在画面的表现手段、旨趣追求上,也会以服从于这一认识取向而独具个性,因此个人艺术语言也就应运而生了。醴陵釉下五彩瓷装饰艺术与中国画的共同特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 意境追求的共同性。
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用兽毛做成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器上绘制动植物纹样和人形图案，朴素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类的渔猎、采集等劳动生活。彩陶是我国原始时代最古老的美术作品。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陶瓷绘画。陶瓷绘画中积淀着浓厚的中国画美学情趣。意境美是评赏艺术创作衡量艺术美的一个标准。它是客观地将画家思想感情与生活、景物对象相融合的产物。陶瓷绘画尤为重视意境美。线是中国画造型艺术最具典型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语言符号。最典型是因为它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充实与完善的表现方法，成为几千年传而统之的通行符号；最有文化内涵是因为这一通行符号是建立在汉字文化的基础上，而这一基础是艺术家在社会生产和生命活动中的认识与实践的产物。对于一个陶瓷艺术家来说，线的意义有三：一是以线造型，运用线的特点来合于创作对象的气质和质感；二是以线作为表现意境情境的媒体，反映主体的人生理想和艺人追求；三是以线体现，即通过线之不可替代的独立性来体现主体的认识观。对线的把握和驾驭是作为艺术的特殊标志。
构图是绘画时根据题材和主题思想的要求，把要表现的形象适当的组织起来，构成协调的完整画面。陶瓷绘画为视觉艺术，看一幅画，第一眼给人的感觉就是构图。进而玩味到笔墨技法和艺术的高低，从而达到表现内容的目的。无庸讳言，构图在绘画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在你创作陶瓷绘画作品的时候，如何才能使作品的构图清新、朴素、丰满、有力，富于韵律感，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构图是画家的审美情感，生活体验等综合素质的再现。
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绘画构图，首先要根据主题内容确立主体，目的在丰富其空间、充实其层次。主体可以是一个对象，也可以是一组对象。主体是结构的中心支点提纲挈领，应放在突出的位置。但不能正中，正中对全局的呼应容易顾此失彼。也不能太偏、太偏画面的重心就会失控。如果把画面分成九宫格的样式，那么中间的四个交叉点上是安排主体的最佳位置，有倚角之势，而且各交叉点的位置接近于画幅边缘的黄金分割点，容易获得较好的视觉效果。宾是客体是帮助表达主体的特征和内涵的对象，由于画面上有了客体，视觉语言就会生动的多。客体的安排以不削弱主体为原则，不能喧宾夺主。为了达到意境美，画家在构图时还要恰到好处的留有空白。目前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彩绘中流行的淡彩装饰留白就能达到这一效果。《老子》讲：“知其白，守其黑”，宋范应元注：“白，昭明也；黑，玄冥也”。白是显现光亮，黑是隐匿黑玄，掌握了显现出的事物关系，才能隐匿自己的真本，使表现对象增加蕴含的层次与质量。白是黑的扩散，黑是白的凝聚；黑是实，白是虚；黑是密，白是疏。黑与白在作品上的完善处理是陶瓷艺术家成功的标志。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邓文科先生创作的一幅《大鸡图》，一只雄鸡栩栩如生，尾羽高跷，画面背景无多，几枝梅花轻掠，观察者如果不知中国的传统文化，恐怕很难体会到该作品的意境。邓大师借用了汉语的谐音，“大鸡”暗寓“大吉”，表达了作者希望普天下老百姓年年丰收吉祥的美好愿望。作品意境深厚，蕴意隽永，正如梅圣俞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具有较好意境的陶瓷绘画作品，往往都能达到“语语明白如画，而画外有无穷之意”。绘画艺术作品的感染力也恰恰在于此。
陶瓷绘画是中华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如何发扬和创新这一艺术是我们的责任。本文浅析了陶绘的意境美和其实现手法，旨在探索如何达到意境美从而感染观者。为了提高陶瓷绘画艺术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艺术家们需要具有扎实的绘画功底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在艺术创作时要充分熔铸自身感情，从而创作出情景交融，意境深远的陶瓷艺术作品。
2、笔墨意趣的相似性。
就醴陵釉下五彩瓷绘画技法而言,其用笔、用墨、用色技法与“中国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处,并有大量的共通语言和借鉴之处,其在述志言情中,强调一气呵成,浑然天成,行笔之流畅均与中国画相似。中国画是世界画坛艺术之林中一座自成体系的艺术高峰，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反映了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与思考，是民族精神的艺术结晶。它的观察方法、表现手段和画面的视觉效果，都迥异于西方油画、伊斯兰细密画和日本画。醴陵釉下五彩瓷装饰艺术与中国画一样，它们均面向客观对象时强调主观意向和借物抒情，淡化甚至摒弃对自然对象的“再现”，而着力于对自然再创造的“整合表现”，表现形式富于装饰趣味，程式结构偏于平面构成，骨法用笔的点、线造型有着独特抽象韵致，以笔墨语言为中心，与中国书法同源又同道的艺术理念，同时充分展示作者心灵世界最真切的个性宣泄，浓缩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哲理思考的内涵，从而构成了中国画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中国画独特的外在形式——“笔墨”呈现和完成的。中国画笔墨语言作为中国画和醴陵釉下五彩瓷绘的外在“形式”与它的内在“内容”的概念变得日益难分。就我们今天的认识而言，中国画和醴陵釉下五彩瓷绘的“笔墨”既是形而下的材料工具与具体技法的运行痕迹，又是一种形而上的作者心灵情愫的宣泄与民族精神文化内涵。黄宾虹说：“画中三昧，舍笔墨无由参悟。”没有笔墨，就无由谈论中国画。中国画的魅力也在于笔墨之美，舍弃了这一点，就等于舍弃了中国画的命脉和灵魂。醴陵釉下五彩瓷绘也是在立足中国画传统基本立场上，坚持基本创作路线属于传统范畴的。醴陵釉下五彩瓷绘笔墨的概念也必然随着现代中国画观念的更新而拓展它的内涵，向着既是“中国基因”的，又是“现代的”方向发展。作为绘画观念的物化形式的传统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也将随着中国画向现代化发展而走向世界，更显现出它的独特民族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3、气韵表现的同属性
顾恺之在《论画》中谈到绘画创作时说得好：“绘画最高要求是传神”，要“以形写神”，要“迂想妙得”；要形神兼备，就必须“巧密于精思”；“神”既然是由“形”来传达，所以造形必须生动，讲求骨气。陶瓷装饰形象重视客观对象的特征、本质、精神气质和内在感情的刻画，达到传神之境，这就是中国画的“气韵”。所谓“气韵”即“气韵生动”，是对陶瓷装饰的总体观察和最高要求。要求装饰形象有精神感情，有空气感，有韵律，有生命，而使它发出一种生动的感人力量以打动每一个观众。不如此，就势必成为一种死板的形式，自然就谈不上是好作品了。北宋定窑白瓷划花莲花纹钵：饰一荷叶和三朵大小不同的荷花，作向心旋转式结构布局。疏密有致，饰划细腻，刀法娴熟，线条宽窄有变、刻划得体有力，形象特征突出。全器覆盖一层白釉，使得整个器物呈现一种淡雅秀丽的效果。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现代装饰，特别是淡彩装饰的艺术效果，洒脱自如，很有气势。为什么这些作品能将醴陵釉下五彩瓷在上世纪90年代“置之死地而后生”呢？关键在于装饰形象的动势能互相呼应；形象依靠动势而活；画面贯气，则形象生动。清末陶瓷装饰由于工艺上追求精细华丽，导致纤巧华缛有余，失于僵化、呆板的后果。看不到“气韵”。他们注意了“工整”，就忽视了“气势”，工整是技术，“气势”才艺术，“工”与“气”结合，才能收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艺术效果。明代万历青花盘上的铁拐李炼丹图，尽管铁拐李画得不符合人体比例，但是由于设计者着力渲染他右手握拐、左手扬扇、弯腰煸火；专心炼丹的神态，以及火苗飞窜，倒挂松石的衬景，使整个画面节奏鲜明，层次丰富，造型生动，人物与景物互相呼应，可谓之“气韵生动”。
元代 景德镇窑釉下彩
卵白釉印花“太禧”铭云龙纹盘
卵白釉印花“太禧”铭云龙纹盘高2.3cm，口径17.8cm，足径11.4cm。
盘敞口，浅弧壁，圈足。胎骨坚细洁白，内外施釉，釉层较厚，呈失透状，釉面莹润，釉色白中泛青，恰似鹅卵色泽，故名“卵白釉”。足内露胎无釉。
盘外壁刻划变形莲瓣纹一周，共16瓣，莲瓣纹尖部划一道弦纹。盘内有阳纹印花装饰，盘心是一龙戏珠，龙，张口露齿五爪，身体舞动，异常骄猛，衬以朵云和火珠。盘内壁为缠枝莲托八吉祥纹，花间对称印有“太禧”二字。八吉祥的顺序，从“太”字往左按逆时针方向依次为“肠、螺、轮、盖、花、珠、鱼、伞”。
卵白釉瓷是元代景德镇窑在生产青白釉瓷基础上新创烧的一种高温釉，经科学测试，卵白釉中氧化钙的含量较青白釉低，约为5％，而氧化钾、氧化钠含量增多，致使釉的高温粘度增大，烧成温度范围变宽。釉中所含微量的氧化铁是导致釉色白中闪青颇似鹅蛋色泽的主要原因。
元代卵白釉瓷器的造型以盘、碗、高足碗最为多见，装饰技法以印花为主，刻划花为辅。盘、碗之内壁往往横印缠枝花卉或云龙、云凤、云鹤、花鸟、缠枝莲托八吉祥等，有的器物在花纹间模印官府铭文或吉祥文字，其中最为多见的是“枢府”铭，因此，有时人们又将卵白釉瓷称作“枢府瓷”。除了“枢府”、“太禧”之外，还有“东卫”、“昌江”、“南水”、“福禄”、“福寿”、“白王”、“天顺年造”等铭款。“枢府”、“太禧”分别代表元代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和专掌宫廷祭祀的机构“太禧宗禋院”。《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记载：“太禧宗禋院……，掌神殿朔岁时忌讳日辰享礼典。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由此可知，“太禧”铭卵白釉瓷的烧造年代应在太禧宗禋院的设立之年天历元年（1328年）以后，其下限当在元末农民起义军占领浮梁地区的1352年。
“太禧”铭卵白釉瓷器甚为罕见，已故古陶瓷鉴定家孙瀛洲先生曾撰文指出传世的仅有三件，此为其中之一，弥足珍贵。
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执壶鉴赏
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历史上最悠久的民窑窑系之一，从初唐开始，到现在已经历经1400年的历史，以生活用瓷为主,比如酒壶和茶壶居多。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凤鸟纹执壶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凤鸟纹执壶高19.1cm；口径9.3cm；底径9.8cm， 该壶喇叭口，直颈，溜肩，弓形柄，多棱短流，瓜棱形腹，平底。施青釉不及底，流下用褐绿彩绘一站立于花草旁的凤鸟。凤鸟昂首挺胸，羽翼收敛，凤尾高立，似在驻足倾听，又似在认真觅食。长沙窑的画工画风多变，画出的凤鸟亦姿态多样，有动有静。还有在器物上画出凤鸟后，在旁标注“飞凤”。而此壶画的凤鸟较为简单。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居百鸟之首，寓意祥瑞。雄为凤,雌为凰。《尔雅•释鸟》中写道：“凤，其雌皇。”西晋郭璞注曰：“凤，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颌、鱼背，五彩色，其高六尺许。” “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从石器时代开始，凤凰纹饰（包含各种变体凤纹）便出现在各类器物上，彩陶、玉器、砖瓦、青铜器等，而作为绘画素材的大量应用，应始于唐代。长沙窑瓷器乃其中集大成者。
长沙窑青釉红绿彩花鸟纹执壶
长沙窑青釉红绿彩花鸟纹执壶高17.7cm，口径9.8cm，底径10.9cm，壶喇叭口，长直颈，曲柄，多棱短流，四瓣瓜棱形深腹，平底。通体施青釉不及底，留下红绿彩绘一飞鸟飞冲入花丛状。画工抓住了鸟的画师们善于抓住这些动物们瞬间的生动之姿态，寥寥数笔，刻划形体特征、动作习性，对动物们各部分的描绘都非常准确，画出了传神之态。长沙窑壶上的这些绘画作品取材于生活，集合写实性与写意性，生动而具体，反映出唐代花鸟绘画技术的成熟。
此壶画面中的鸟及花草的轮廓表现为红彩。长沙窑的铜红彩并不多见，因为铜红彩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因素极为敏感。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火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若铜在还原（即氧气供应不充分）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呈现为红彩。长沙窑的窑工尚未完全掌握这项技术，出现红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长沙窑的红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瓷器上的铜红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