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紫砂锅是新一代保健用锅。紫砂锅可以革除有害人体健康的金属材料和化学涂料，采用优质天然紫砂精工陶制内胆，对人体绝对安全无害。紫砂是一种含铁的粘土质粉砂岩，由水云母和高岭土、石英、云母屑、铁质等矿物成分构成，主要化学成分有氧化铁、氧化硅、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锰、氧化钾、氧化钠等。紫砂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元素，有保健功能。
紫砂被用于炊饮器具，已经1000多年历史了，从现代科学的检测分析，都证明它不含任何有害人体的元素。据【本草纲目 】记载证明：天然优质的五色石脂是优质的紫砂泥、紫砂矿的重要原料之一，五色石脂的功效决定紫砂制品的养生、保健功能，五色石脂的优劣决定紫砂制品的优劣。以下【本草纲目】是对紫砂的重要原料五色石脂的描述。
【本草纲目】记载五色石脂：膏状的东西凝结在一块称作脂，性质很粘，固济炉鼎甚良，盖兼体用而言也。以此证明：天然五色石脂是天然紫砂制品的重要天然原料之一。【释名】本品质似石而性粘，故名五脂。有青石脂、黄石脂、黑石脂、白石脂、赤石脂等不同的类别，总称为“五色五脂”。药用以赤石脂为最多，白石脂少用，青石脂、黄石脂、黑石脂三种都不入药。【气味】五种石脂都是甘、平、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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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茶具的发展历史
一、最早的饮茶器具（汉代）
大多数专家认为我国最早饮茶器具是西汉，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在《僮约》中有这样的记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四川地区是全世界最早种茶与饮茶的地区；武阳（今四川彭山）地区是当时茶叶主产区和著名的茶叶市场。
1990年浙江上虞出土了一批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的碗、杯、壶、盏等器具，在一个青瓷储茶瓮底座上有“荼”字，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具，所以茶具的出现最迟是始于汉代。
二、专用茶具的出现（西晋）
茶学界公认最早的有关茶具的文学记载是西晋(公元265-316年)左思(约公元250-约305年)的《娇女诗》，其中有“止为荼菽据，吹吁对鼎铄。”这“鼎”当属茶具。
三、完备的茶具（唐代）
1、茶具的形成期：汉代→隋唐以前。
从汉代到唐代，人们饮茶通常加葱、姜、橘子等物一起煮与煮汤（蔬菜）无差别，或用来解渴，或用于菜食，可能与食具共用。最早我国古人多用鼎和镬（huo）煮水。
2、专用茶具的确立（陆羽）
唐代饮茶之风盛行，饮茶由粗放煮茶进入精工煎茶阶段，于是茶具的艺术价值开始受到重视。陆羽的24件茶器在王公之门正式的茶宴中不可缺少。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所列，连同附件统计、煮茶、饮茶、炙茶和贮茶用且共有29件，他自己设计了一个风炉（为生火煮茶之用），以中国道家五行思想与儒家为国励志精神而设计，以锻铁铸之，或烧制泥炉代用。
风炉：铜或铁铸成，也有泥烧成的。形状像古鼎，下有三脚。炉壁厚3分，上口有9分厚的边，边的6分宽的部分在炉壁内方，以便用泥墁于膛壁。炉下方的三只脚，共有21个古字：一脚是“坎上巽下离于中”，另一脚是“体均五行去百疾”。第三脚是“圣唐灭胡明年铸”。在3只脚间各开—窗洞、底下的一个洞用以通风漏灰。3个窗口上并排有6个古字，一是“伊公”，一是‘羹陆”，一是“氏茶”，意为“伊公羹，陆氏茶”。内设“带（原字左有“土”旁）埠（原字右下为“木”）”，有3格，一格有长尾野鸣的图形，这是火禽，画有离卦，一格有彪，是风兽，画巽卦；另一格有鱼，是水虫，画坎卦。巽表示风，离表示火，坎表示水。风能助火，火能把水烧沸，所以要有这三卦。另有花木、山水等图案作为装饰。据说此炉由陆羽设计。
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具——宫廷用的。
月白短嘴壶
茶壶在唐代以前就有了。唐代人把茶壶称"注子"，其意是指从壶嘴里往外倾水，据《资暇录》载："元和初（公元806年，唐宪宗时）酌酒犹用樽杓……注子。
四、兴盛的茶具（宋代）
饮茶之风“兴于唐，而盛于宋”
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宰相蔡襄《茶录》可以想到饮茶之风的兴盛。
宋代以后，我国饮茶方法随着茶叶加工方法的逐渐改变，已开始不加调味饮茶了。茶具主要有茶碾、茶罗、茶盏、茶杓和茶瓶等。
宋代初期煎茶或建茶，器具与唐代差不多，炙茶针对于陈茶，新茶不炙拷。专门煮水用的"汤瓶"。当时俗称"茶吹"，或"铫子"，又有"镣子"之名，因瓶口小，难以观察到瓶中水沸的情况，只好靠听水声来判断水沸程度。
南宋时，点茶法流行，南宋审安老人（真实姓名不祥）《茶具图赞》画了12件茶具，称之为“十二先生”并按宋时官制冠以名称，赐其以名、字、号。可见当时上层社会对茶具的钟爱。它们是：韦鸿胪（烘茶炉，鸿胪司掌朝廷礼仪），木待制（木茶桶），金法曹（碾茶槽），石转运（石磨），胡员外（茶葫芦），罗枢密（茶罗），宗从事（棕帚）．漆雕秘阁（茶碗），陶宝文（陶杯），汤提点（茶壶），竺副师（竹筅），司职方（茶巾）。
宋代全套茶具是12件以卢仝号命名为“大玉川先生”，由此可见对茶、水、具更讲究。
宋代茶盏非常讲究陶瓷的成色，尤其追求"盏"的质地、纹路细腻和厚薄均匀。据宋蔡襄《茶录》载："茶白色、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纣黑，纹路兔毫，其杯微厚，熁火，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依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如盛白叶茶，就选用黑色茶盏，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茶具的搭配关系。搭配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更好的茶色与茶香。
宋代民间饮茶多用茶盏，宋代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时人看作是佳品。
盏是一种小型茶碗，口敞小底，有黑釉、酱袖、青白釉及白釉等多种。宋朝烧制茶具著名的产地有五大名窑，即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各产不同风格的瓷器。官窑在杭州，哥窑在浙江龙泉；汝窑在今河南省临汝县（古属汝州）；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古属定州，故有定窑之名；钩窑在河南禹县神后镇。禹县古名钧州而得名。
饮茶器具：唐人喜越窑青瓷茶盏，宋人喜建安黑盏。
煮水器具：唐为敞口的（釜）宋为汤瓶。“有足曰鼎，无足曰镬”
器具：唐代和宋代用的是呈古鼎形的炉，只是宋代质地更为广泛。
宋代茶具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推动了世界茶具的发展。
五、过度时期的茶具（元代）
景德镇因烧制青花瓷而闻名于世。元代茶壶的变化主要在于壶的流子（嘴），宋代流子多在肩部，元代则移至腹部。
元代著名的茶罏有"姜铸茶罏"。元代茶罏非常精制，时至明朝，社会也普通使用"铜茶罏"，而特点是在做工上讲究雕刻技艺。
六、明代时期的茶具
明朝煮水使用"汤瓶"更是普遍之事，而且汤瓶的样式品种也多起来。从金属种类分，有锡瓶、铅瓶、铜瓶等。当时茶瓶的形状多是竹筒形。这种竹筒状汤瓶好处在于"既不漏火，又便于点注（泡茶）"。可见汤瓶既煮水又可用于泡茶两种功用。明代同时也开始用瓷茶瓶，可是因为"瓷瓶煮水，虽不夺汤气，然不适用，亦不雅观。"
有一种饕餮铜罏在明代最为华贵。"饕餮"是古代一种恶兽名，一般在古代钟鼎彝器上多见到这种琢刻的兽形。是一种讲究的琢刻装饰。由此见到，明代茶罏多重在仿古，雕刻技艺十分突出。
据《长物志》载："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说到宜兴砂壶几乎无人不知。 紫砂茶具创造于明代正德年间，根据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录》的“创始”篇记载，紫砂壶首创者，相传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一个不知名的寺僧。而有史记载的是供春。《阳羡名陶录》记载说："供春，吴颐山家僮也。
明代贵重的茶盏主要有"白定窑"的产品，白定即指白色定瓷窑，这种窑瓷为宋代建于定州。在定州，窑瓷茶盏上有素凸花、划花、印花、牡丹、萱草、飞凤等花式。又分红、白两种。
时人辨别白定瓷的真伪，主要从是否白色滋润，或见釉色如竹丝白纹等判定是否真品。因定州瓷色白，故称"粉定"，亦称"白定"。尽管白定窑茶盏色白光滑滋润，但是在明朝白定窑茶盏始终是作为"藏为玩器，不宜日用"。
七、清代时期的茶具
清代：则自有独特的高雅茶具。老北京大家贵族、宫室皇廷，乃至以后许多高档茶馆，皆重盖碗茶。此种茶杯一式三件，下有托，中有碗，上置盖。盖碗茶又称“三才碗”。三才者，天、地、人也。茶盖在上，谓之“天”，茶托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一副茶具便寄寓一个小天地，小宇宙，包含古代哲人“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的道理此外，自清代开始，福州的脱胎漆茶具，四川的竹编茶具，海南的生物（如椰子、贝壳等）茶具也开始出现，自成一格，讨人喜欢。
如今，茶具更是异彩纷呈，达到因茶制宜，各得其所。
紫砂茶具前后的历史
壶于茶具,用处一耳。而瑞草名泉,性情攸寄,实仙子这洞天福地,梵王之香海莲邦。审厥尚焉,非日好事已也。故茶至明代,不复碾悄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诸其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倾金注玉惊人眼”,高流务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日趋华,抑足感矣。因考陶工陶土而为之系。
创始
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炼,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
正始
供春,学宪吴颐山公青衣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伪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矣。世外其孙龚姓,亦书为龚春。人皆证为龚。予于吴周聊家见时大彬所仿,则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讼云。
董翰,号后溪,始造菱花式,已殚工巧。
赵梁,多提梁式,亦有传为名良者。
时朋,即大彬父,是为四名家.万历间人,皆供春之后劲也。董文巧而三家多古拙。
李茂林,行四,名养心。制小圆式,妍在朴致中,允属名玩。
自此以往,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故前此名壶,不免沾缸坛油泪。
紫砂文化：明代紫砂的发展
紫砂陶又称紫砂器或紫砂陶器，是我国独特的陶器工艺品，以造型多样，色泽古雅，质坚耐用，技术精湛而著称于世。最明显的特征，是用较粗的紫砂泥烧制，多呈紫红色，一般不施釉故称紫砂陶器。在紫砂制品中，最为突出的是紫砂茶壶，无论地下出土、世间流传，大部分是茶具。因为紫砂茶壶式样多种，各有特色，不仅富于民族风格，而且具有：用开水沏茶，冬不易冷，夏不灸手和泡不走味，贮不变色，盛夏不易发馊等特殊功能。所以博得人们一壶在手，爱不忍释，高士名儒更视为拱璧。特别推崇，极力提倡，因而茶壶成了盛行的上品，数量多，流传广。
早期的紫砂壶是供煮水之用，做工粗糙，变化很少，形制仅有高颈、矮颈、提梁和六方长颈等，一九六六年，在南京市郊江宁县马家山油坊桥挖掘的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年)司礼太监吴经墓曾土一件紫砂提梁壶，从它的形制与装饰纹样推测，它被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性极大。这时的紫砂壶、把、嘴、身采用铆接法，与明中叶后流行泡茶用的紫砂壶差别较大。
明代是紫砂正式形成较完整的工艺体系的时期，尤其在嘉靖至万历年间，紫砂从日用品陶器中独立出来，讲究规正精巧，名家名壶深受文人仕宦的赏识，入宫廷、出海外，奠定了宜兴作为紫砂之都的基础。紫砂陶品种繁多，紫砂茶壶尤以其独有的实用性与艺术鉴赏性相统一的特性，成为传世精品。
据明朝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创始》创始一节及《宜兴宗旧志》的艺术一章记载：金沙寺(宜兴湖父镇西南，为唐相陆希声山房)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金沙寺僧的确切年代，已经难以查考。据推测大概在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间。其后在明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据《阳羡茗壶系》的《正始》云：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内中，指掠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供春所制紫砂茶具，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薄而坚，负有盛名，张岱《陶庵梦忆》中言道供春壶栗色暗暗，如古金石，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其所作树瘿壶(亦称供春壶)为世间珍宝，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他也是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壶艺大师。金沙寺和供春所生活的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公元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由此也被看作为宜兴紫砂产品真正形成工艺体系的时间。
在嘉靖到隆庆年间(公元1522-1572年)，继供春而起的紫砂名艺人有董翰、赵梁、时朋、和元畅四人，并称为名壶四大家。其中董翰以制作菱花式壶最著称，赵梁所制壶多为提梁壶。这些名家均以造型的艺术化取胜。嘉靖后，出现了一大批制壶名家。创作出了多款壶型，流传至今。由于迎合了当时士人浅尝低吟、自斟自饮的茶风，紫砂陶壶逐渐被精于茶理的文人所关注和喜爱，众多文人雅士参与设计制作，赋予紫砂壶以文人艺术品的特质。紫砂壶艺术已具备高度的艺术品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这也促使紫砂壶的造型趋向小型化，如南京嘉靖十二年墓中所出紫砂提梁壶的容量就只有450毫升，较之宋代窑址所出的容量达2000毫升的大壶，只及四分之一。所以，紫砂壶体的小型精巧化是当时总的趋势。冯可宾所著《茶笺》中说：茶壶以窑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阳羡茗壶系》也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翕啜，以尽色香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这种饮茶方式，具有色、香、味三者兼顾的要求，就为紫砂壶的小型精巧化定下了基调。同是紫砂壶也开始胜过了银、锡或铜制的茶壶，成为文人士大夫品茶时必备之物。所以，《阳羡名壶系》中又说：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明代文人李渔也说：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
紫砂文化：明清紫砂的发展
宋人梅尧臣、欧阳修等都写过歌咏“紫瓯”的诗词，或就此认定紫砂茶具在北宋已经诞生，而且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1976年7月，在宜兴丁蜀镇的羊角山，发现古窑址的废片堆积，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残片，泥质粗糙，泥色紫红，手工技术不高，成品有明显的火疵，复原所得大部份为壶。羊角山窑，据判断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这一发现，被认为印证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
文献中确切记载的紫砂历史，是从明代正德年间供春学金沙寺僧制作茗壶开始的。供春所制，据第一部紫砂艺术的专著--周高起在天启年间写成的《阳羡茗壶系》中所说，当时已经极难经见。现存传世的供春壶，见于著录而且很著名的有两件：一件是“树瘿壶”，传说曾为吴大澄收藏，后为储南强所得，把下刻“供春”两字，裴石民配制壶盖，黄宾虹为之定名，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是原罗桂祥先生收藏，后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壶底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两行楷书铭款的“六瓣圆囊壶”。据顾景舟先生谈，曾见过树瘿状壶有12件之多，不合文献所载供春壶的特点，似难以定为真品。不过，传世供春壶作为明代中后期紫砂器的标志，时代赋予的地位还是不可忽视的。
考古发掘所见有明确纪年可考的紫砂实物，现在首推南京市博物馆的一件藏品。这是一件提梁壶，通高17.7厘米，1965年出土于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的明司礼大监吴经墓，同出的有嘉靖12年砖刻墓志。这件壶的制法、质地，可与羊角山出土标木相比照，它的胎体近似缸胎而质地较细，壶面黏附着"缸坛釉泪"，证明当时烧制紫砂还没有另装匣钵，是与一般缸器同窑烧成的。吴经墓出土的这件壶，对于鉴定供春生活时代制作的紫砂器，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时鹏、赵梁、董翰、元畅是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陶工，号称“四大家”。清乾隆年间吴骞所著《阳羡名陶录》说：董翰始创菱花式壶，赵梁多制作提梁式壶。他们的作品都有传世，当然不多，收藏家和鉴赏家很注意鉴别考证。时鹏之子时大彬是供春以后最著名的陶艺大师。他生活在万历年间，所用陶土杂有炮砂，制壶不务妍媚，朴雅坚致。最初仿供春作大壶，后识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等人，接受品茶、试茶理论的启发，一反旧制，专做小壶。这是紫砂壶艺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茶论里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伦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与时大彬同时代或稍晚的李茂林、李仲芳、惠盂臣都迎合时代的风尚制作小壶。
仿古瓷制作的发展历史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几千年来，古代匠师们创造了无数技艺精湛的瓷器珍品，遗存下来成为文化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在这些遗物中有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创新之作，也有后代仿制品，无不表现出高超的制瓷技巧。就仿古瓷而言，早在宋代，当时的几大名窑就有其他地方窑对之加以仿造的情形。元代瓷器中，则仿宋代钧窑和定窑较为突出。尤其明清两代，仿前代瓷器更加兴盛，各朝均没有中断过。仿品的制作技术不断更新，有的达到“乱真”的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原有水平，而不同时代的仿品，又有不同的风格，从而丰富了制瓷的工艺。
“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明代景德镇瓷业无论官窑、民窑都极兴旺。当时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厂”，专烧供宫廷使用的瓷器。在生产御用瓷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卵幕杯”、“流霞盏”最为著名。
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是明代瓷业的黄金时期。一般说来，永乐、宣德瓷器以“鲜红为宝”，“青花为贵”；而成化瓷器则一斗彩名世。然而当时在仿古瓷方面也毫不逊色。从现存的藏品看，这一时期景德镇窑仿烧的汝、哥、龙泉等宋代名窑瓷器，精美程度不亚于宋代。
到了明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风格又有变化，瓷器胎体厚重，追求奇靡，五彩斑斓，花纹繁褥。但由于国势渐衰，整体工艺水平下降，古时人特别推崇明初瓷器。如王世贞《觚不觚录》中说：“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增十倍”。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说：“宣德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神宗实录》更有“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杯一双，值钱十万”这样，明中后期出现争仿写前朝年款，以仿宣德、成化款最为常见。此外，这一时期仿宋代官、哥、龙泉窑瓷器也很流行。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发展臻于极盛。这三朝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本人都非常喜好瓷器。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乾隆两位皇帝还历次亲自诏令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造历代名瓷。因而这一时期的仿造水平很高，所仿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多已达到理想境界。当时以“郎窑”、“唐窑”制品最为逼真。郎窑是指康熙时由郎廷极兼任陶务官时的景德镇官窑。清人刘廷玑著《在园杂志》称赞“近複郎窑为贵，紫桓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黝水颜色，橘皮综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唐窑一般指乾隆时的景德镇窑，实则贯穿雍正、乾隆两朝。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博才多艺，并能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经过刻苦钻研，居然成为“深谙土脉、火性、诸料”的制瓷专家。在他直接管理和指导下，景德镇窑成就惊人。仅雍正后期，短短几年间，便烧造出仿古品种四十余种，另有创新品种十几种。乾隆时又有更多的品种问世。这一时期的仿古瓷技术上精益求精，但并无牟利目的。特别是官窑的产品，烧出来是为皇宫御用的当然更不敢真的用来鱼目混珠。所以许多仿品并不仿写前朝年款，而是直书本朝年号。
清末明初，中外人士搜求历代古瓷者渐多，古董行生意兴隆，因而仿古和造假能手亦相继涌现。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与宋代各大名窑，乃至明代德化白瓷、山西法华以及明清各朝各代各类品种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烧造时的用意即在于拿来冒充真品，所以就不但要求“神似”，也极力追求每一点细节的“形似”，诚可谓处心积虑。加之当时去古未远，匠师们的经验、技艺、工具、环境、修养以至心境都与古人接近，因此，仅就烧造瓷器中的赝品——假古董而言，这一时期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总的看来，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无非出于两个，一是发思古怀旧之心，保持传统品种；二是以假乱真，牟获商业利益。前者对瓷器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既是嗜古、仿古之风极盛的时期，也是大量新品种涌现的时期，可见在瓷器发展中，仿古不但不妨碍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创新。然而另一方面，从文物收藏和鉴定的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仿制品，就会给我们今天的鉴别造成困难。特别是古代那些技艺精湛的仿品，即便制作者当初的用心完全纯正，也不能排除后利用其仿作来假冒真品，牟取暴利。
欧洲瓷款的发展历史
欧洲瓷器史上最早的款记，是迈森瓷厂1720年开始使用的花押字母“ＡＲ”标记，由迈森厂创建者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瑞克斯（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Ｒｅｘ）（又称奥古斯特大帝，后成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的姓名首字母组成。1722年，迈森厂开始使用交叉双剑标志，该标记成为欧洲陶瓷史上最著名的瓷器标记。18世纪前半期，迈森厂两种款记并用，但花押“ＡＲ”属特殊标记，专用于选帝侯奥古斯特大帝及其继承人奥古斯特三世的宫廷用瓷。该款为釉下钴蓝，手工书写。带有“ＡＲ”标记的瓷器，为迈森厂早期产品，装饰纹样效仿东方题材，具有鲜明的中国陶瓷风格。现在，这类存世器多藏于博物馆或皇家收藏室，但并不意味市价奇贵或踪影难觅。国际市场时有“ＡＲ”款瓷器出售，多为19世纪后半期仿制品，大多是彩绘装饰，与18世纪的早期迈森瓷迥然不同。
欧洲其他建得较早的瓷厂，纷纷效仿迈森开始采用瓷款。早期瓷款图案主要来自工厂所在地区、庇护人或厂主的徽章纹饰。如迈森著名的双剑标志源于萨克森选帝侯徽章，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手绘标志影响着几乎所有欧洲瓷厂，直到19世纪初贴花转印和刻印标记流行起来。但像德比、斯波德、迈森等瓷厂仍采用传统手绘方式制款。
18世纪末开始，欧洲瓷器市场需求极强，虽然价格仍很高，买者却越来越多。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瓷厂无力开发自己的产品，只能仿造名窑瓷器。19世纪下半叶，一些名厂开始设法保护款记的原创性。1875年，德国厂家申请瓷款专利，皇家柏林瓷厂（Ｋ．Ｐ．Ｍ．）第一个获得专利。迈森厂也不甘落后，于19世纪80年代采取法律行动阻止仿造，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款记。
对名厂而言，陶瓷款记具有特殊广告价值，在英国像明顿、韦奇伍德、皇家王冠德比和皇家沃切斯特等著名厂家款记，向顾客表明器物来自历史悠久、声誉良好的瓷厂。对收藏者而言，瓷款具有更重要的含意，不仅可借此探究每件有款瓷器的生产厂家，而且可弄清大致生产年代，有时甚至是比较精确的年代，尤其是那些来自19、20世纪领军企业的器物，因为厂家拥有独特的产品年代体系。随着19世纪瓷款广泛使用，大多英国陶瓷可被准确辨识，并推出年代。
有关专家总结出依款断年代应掌握的几条规则：带有皇家徽章的印款一般始于19、20世纪；带有图案名称的印款始自1810年；所有在公司名称或词首字母后带有“Ｌｔｄ．”（有限公司）的英文款记必定晚于1855年；带有“商标”一词则表明器物制造日期在1862年商标法颁布之后；在公司名称或商标中含有“Ｒｏｙａｌ”皇家一词，意味着属19世纪后半叶或20世纪产品；1891年美国开始实行麦肯利关税法，要求所有进口陶瓷标明原产国，后为避免混淆又加上了“……制造”字样；带有“Ｂｏｎｅ Ｃｈｉｎａ”（骨瓷）和“Ｅｎｇｌｉｓｈ Ｂｏｎｅ Ｃｈｉｎａ”（英国骨瓷）等字样的瓷器表示为20世纪产品。
浅说陶瓷王国的历史发展
隋唐的统一，特别是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兴盛，瓷器制造业蓬勃发展了起来。瓷器产地更广泛，出现了各种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且以地名冠之。如越窑、岳州窑、洪州窑、寿州窑、鼎州窑、婺州窑、长沙窑、鲁山窑、郏县窑、邢窑等等。
大体而言，在制瓷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青瓷和白瓷南北齐驱的局面。但青瓷仍占主导，代表青瓷的最高水平当推越窑；而白瓷则以邢窑最为有名（白瓷自北齐创烧，历隋至唐发展成熟）。
这一时期瓷器多以素面为主，也见划花、印花、刻花、镂雕和堆贴等装饰手法，线条简洁，流畅生动。型制品种繁多，式样优美、浑圆厚重，制作规整，工艺水平相当成熟。
同时，唐代盛行厚葬之风，色彩斑斓的三彩陶器（马、骆驼、仕女、武士、镇墓兽及日用器皿型制等）也作为陪葬品而大量生产。
“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以及其他彩绘瓷和花釉瓷的兴起，青花瓷的出现，使唐代陶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高峰的到来，为宋代走上巅峰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在这一领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汝瓷文化的发展历史
汝州历史悠久，资源丰富，隋文帝开皇初置临汝为伊州，炀帝大业初始改为汝州《汝州之名从此始》。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伊州，领承休、梁、郏城三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以废鲁州之鲁山县来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伊州为汝州，领梁、郏城、鲁山三县。证圣元年《公元695年》置武兴县。先天年《公元712年》在令临汝镇置临汝县。到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又以梁县西界二乡补充之，并移治于石壕驿。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以仙州之叶县来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许州之襄城来属。改汝州为临汝郡，属河南道，领梁县、叶县、襄城、郏城、鲁山、龙兴（今宝丰）、临汝七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汝州。
五代时，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废临汝县《变为镇》，划归梁县。
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升为陆海军节度，属京西北路，领梁、襄城、叶、鲁山、宝丰《原叫过武兴、龙兴》五县《郏县于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划归颍昌府》。到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汝州被金占领。
金废军事建制，州、县仍隶河南路，汝州仍领梁、郏城、鲁山、宝丰四县。
从盛唐时期，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从蟒川坡上的严和店到东南的罗圈、桃沟、清凉寺直到鲁山断店，方圆百里之遥，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这里的陶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勤劳智慧的汝州人民在用泥巴制作陶器生活器皿时，由于火候过高烧造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陶器产品，表面光滑细腻，色彩迷人，为世上少见。激发了汝州制陶艺人们的聪慧技能，在不断的摸索和改进中，使这一发现愈来愈成熟。
物产丰富的汝州本是商贾集聚之地，文化积淀由来已久，贞观盛世使汝州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汝州陶器的发展促进了陶瓷业的兴盛，从汝州瓷业的兴盛说明汝州早在远古时代，造瓷工艺已较先进。
汝瓷在我国宋代已位居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首，产于河南临汝，隋炀帝大业初年（即公元605年），置临汝为汝州，“汝瓷”因此而得名。
汝瓷始烧于唐朝中期，盛名于北宋，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北宋后期宋金战乱不息，兴盛前后不过二十余年，所以弥足珍贵。汝瓷传世品稀少，全世界现仅存65件，分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利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和私人典藏约10余件。
汝瓷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随光变幻，观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妙，温润古朴。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称。北宋时汝瓷器表常刻“奉华”二字，京畿大臣蔡京曾刻姓氏“蔡字”以作荣记。宋、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内库所藏，视若珍宝、与商彝周鼎比贵。被称之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据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推论：“从宋微宗崇宁五年，上溯到哲宗元祐元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汝瓷自此选为皇室御用珍品，亦称汝官瓷。
北宋时间，北方烧造青瓷中心在汝州（时属直隶州即现今的汝州市），当时（公元1102—1127年）汝州辖管郏县、龙兴县（现今宝丰县）、鲁山县、汝阳县（伊阳）、叶县、襄县等地（据《中国美术史》记载）。汝州四方烧造青瓷器的古窑遗址很多，形成“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南北两大瓷区；北区从北汝河北岸汝州市区张公巷、文庙，大峪乡的东沟、陈家庄至黄窑到临汝镇的坡池；二是以北汝河南岸的严和店起沿东南方向延伸至罗圈、桃木沟和清凉寺、梁洼，直至段店，方圆300多平方公里、上千座窑炉。鼎盛时窑炉达到了300多处，影响扩及到内乡、宜阳、新安及黄河以北等地，是汝窑生产历史上的昌盛时期。
汝州东北方烧造的是稍有花纹装饰的青瓷，釉色极润泽而带葱绿是早期的产品；南方烧造的，多有印花或刻花的装饰，隐隐浮现在透明的艾绿釉之下，但制作时代可能晚到南宋；市区出土的大多是汝窑新窑器，多为天青色汝官瓷。汝瓷还生产有天目瓷、白瓷、花瓷及茶色釉瓷等。
唐代，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汝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北宋时期官府在汝州设窑场，其产品称之为“汝窑”。“汝窑”出现的时期在越窑衰败之后，产品主要供宫中御用，御拣退之件，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汝窑胎质细润，多数象点燃过的香灰色。透过釉底处微微带些粉色，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青瓷，风格独特，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有的稍深，有的稍淡，但离不开天青这个基本色调。汝瓷釉汁莹润，多豆青、粉青、月白、葱绿等。通体有细片，底有芝麻细小支钉，是支烧的痕迹。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汝窑弦纹尊（奁）、洗”，是古陶瓷中罕见的珍品。
宋·周辉《清波杂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周密《武林旧事》、杜绾《石谱》、欧阳修《归田集》、明·曹昭《格古要论》、《正德汝州志》等书，曾记载有汝瓷的始况。“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清说郛本，曾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的赞语。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由于长期兵灾战祸，汝窑被毁，技艺失传。虽然元、明、清历代民间窑场仍然不断烧制，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民国27年到30年（1938至1941年），资本家李绍初曾在汝州蟒川严和店汝窑旧址建窑试仿汝瓷，亦未成功。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说：“汝窑釉色最难仿，比定、钧、耀等窑难度大的多，不易仿制，因此传世制品根本无乱真之作。”正如清道光年间，督学孙灏诗云：“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皿虫为盅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金盘玉碗世称宝，翻从泥土求精好。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诗人对汝瓷作了高度评价，但也表达了他对汝瓷失传的感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