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嘉靖款瓷器鉴别。
据考古发现所知，最早的有款识的紫砂壶，为近些年来出土的时大彬壶。
（一）1968年扬州江都丁沟乡出土六方大彬壶，发掘时伴有砖刻地券一方，注明为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墓葬，款为刻款，楷书“大彬”二字。
（二）1987年7月福建漳浦盘陀乡出土鼎足盖圆壶，墓主位明万历年间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入葬年代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该壶底部刻款：“时大彬制”。WWw.tAOcI52.com
（三）1987年7月无锡县甘露乡彩桥村东萧塘明华察家族墓地，华师伊夫妇墓中出土三足如意纹盖壶。该墓下葬时间为崇祯二年（1629）。该壶把下与足钉之间刻款“大彬”。
上述三件大彬壶，均是刻款，且内容都较简单，仅是姓名款，基本上刻反映出晚明紫砂壶落款的现象。三件作品刻款，均为刀刻。早期紫砂壶刻款，有竹刀、金属刀刻款之区别。竹刀刻款泥会溢向两边，高出平面，留有痕迹。金属刀刻款，刻印痕在泥平面以下，刀痕干净、利索。
福建漳浦出土鼎足盖时大彬制圆壶底款
如果将考古发现的三件大彬壶进行相互比较，不难发现扬州出土的六方壶制作工艺要差一些。紫砂壶由圆器到方器，从工艺上来说，方器难于圆器，或许六方壶也可能是时大彬的早期作品。流与鋬的处理都已强调了茗壶的使用功能。
纵观时大彬的紫砂壶艺，无论是泥料、成型制作、烧成等工艺与明中期相比，都已趋向成熟，并且作品有了名款。
无锡出土时大彬三足如意纹盖壶刻款
大彬壶的制作工艺，拿现已见到的明代晚期其他壶艺与之相比较，当以时大彬制壶工艺为最佳。不少制壶者，虽与时大彬为同时代人，但制壶工艺却相差甚远。据史料记载，在晚明，时大彬在世时，就已出现仿时大彬作品的仿品。
前不久，见一紫砂残器，底部上刻有“戊午年日时大彬制”，为无锡东林书院泮池出土，现藏无锡东林书院。据说同时出土的物品大多为明末清初。该残器从底部来看，器型较大，做工粗糙，底为圈足，类似福建漳浦出土的盯足圆款“戊午年”当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如果将此残器与三足如意纹盖壶工艺相比，相差甚远。
无锡东林书院泮池出土“戊午年日时大彬制”款
无独有偶，清初戏曲家孔尚任（1648~1718）收藏有三件大彬壶，其中极大的一件，体肤粗糙，底部刻款为：“戊午年日时大彬制”，只是孔说：“时字与日子连，可疑也。”看了，孔尚任收藏的此件大彬壶款与东林书院出土的残器的款内容相同，排列可能有点区别，如果孔尚任收藏的此件大彬壶工艺也同东林书院出土的残器相同或相似，那么可见，晚明确实已有大量的大彬款仿制品。
“大彬仿供春式”款
扩展阅读
紫砂文化：简述时大彬对紫砂壶艺贡献
时大彬，号少山，又称大彬、时彬。壶艺名家时朋之子，明代万历年间人。其生卒年代不详。“考诸记载，少山万历间人。张叔未云：顺治十八年，时年已老。然则少山克享天年，清初始殁，可无疑义”。据徐秀棠大师在《中国紫砂》中考证，时大彬可能生于嘉靖末年的1560年。《宜兴人物志》，称其为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人，具体生卒年代为1573—1648年，而台湾的徐鳌润先生则推测其生于1573年卒于1662年，享年89岁他是继供春后，紫砂壶艺史上知名度最大、影响力最深的一位壶艺大家，被誉为“千载一时”、“明代良陶让一时”事实上，时大彬确实为紫砂壶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在工艺上：时大彬基本完成了手工成型的制壶工艺。所谓“壶艺传至大彬，始蔚然大观，为完成之初期”周容在《宜兴甆壶记》这样记载：壶艺“至时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斫木为模。时悟其法，则又弃模。而所谓削竹如刃者器类增至今日，不啻数十事。”这就是说，不知名的金沙寺僧原来是徒手捏壶而供春“斫木为模”，用木模挡坯制壶；而时大彬又抛弃了木模，用手工制壶，而且大大发展了制壶的专用工具。时人评论“良工虽巧，不能徒手而就，必先器具修后制度精。甆壶以大彬传，几使旊人指”时大彬不仅手艺巧，而且器具修，所以其制壶“制度精”，使天下制壶陶人为之折服。我们可以这样说：是时大彬总结了前人制壶经验，奠定了今天紫砂“拍身筒”、“镶身筒”手工制壶的一套独特的制壶工艺的基础。紫砂泰斗顾景舟生前也常说：“自时大彬开始，制作紫砂陶的一整套传统技法，已大体上建立，并传承给以后的各代艺人，这应是时大彬最大的功绩。”
二、是泥料上，在紫砂泥料上，大彬也是一位敢于创新的能手。“或淘土、或杂以砜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俱足。”如果说，“淘土”，即从陶土中“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是金沙寺僧和供春首创的活，则在其中“杂以砜砂”，即相当于现在的调砂、铺砂则应是大彬的首创。调砂的目的是什么？一是掺砂后增加“细土”的强度；二是增强砂壶的艺术效果，周高起曾形容“壶之土色……上有银沙点点，迨砜砂和制，壳绉周身，珠粒隐隐”。至于是怎样“杂以砜砂”的，李斗《扬州画舫录》说得很具体：“其制法，陶土之内杂以砜砂。尝毁旧甓以杵舂之，使还为土，范为壶，燑以熠火，审候出之”《阳羡砂壶“时大彬故入以沙，炼土克谐”时加按语也说“砜砂即陶缸已成之器捣碎舂之参入土中，故曰参砂”我曾请教一些业内人士，谓现今之掺砂、调砂是掺入本土绿泥，不是将陶缸捣碎掺入，因而认为所谓“杂以砜砂”是文人以派传讹。但更多的业内人士则认为，时大彬开创的“杂以砜砂”是可信的，那是针对当时制壶所用的“细土”而为之，而且就是这一创举为今日的铺砂、调砂奠定了基础。
时大彬不仅善于调砂，且能调配泥色，所以“诸土色具足”，因此，时大彬在砂壶泥料上的创新对壶艺的发展也是一大贡献。
三、在造型上：时大彬制壶有多种造型，所谓“诸款具足”。兹从出土时壶、文献记载以及存世传器中略加分析，则时大彬制壶造型有圆器、方器、仿生象形器及筋囊器等多种，真不愧是制壶造型的多面手。
出土文物：明户部尚书卢瑞锋墓出土了时大彬制圆壶、无锡涵莪墓出土时大彬制“如意盖三足圆壶”、江都曹氏墓出土的时大彬六角紫砂壶；存世传器：现存世“大彬款”的紫砂壶共有13把，分别藏于各地博物馆或私人，现按造型归类为分别如下：
圆器：
特大高执壶。壶身铭：“江上清风，山中明月丁丑年大彬”。
仿供春龙旦壶。共有二款。一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底款“大彬仿供春式”。一见海洋公司版《砂壶集》第335页，底款：“万历丁酉春时大彬制”
虚扁。上海博物馆藏，底款“源远堂藏大彬制”。
提梁壶。壶唇外有楷书“大彬”二字，又刻有方印“天香阁”三字。南京博物院藏。
方器：
开光方壶。共二款。一见40期《壶中天地》，底款“万历丁酉时大彬制”；另一款香港茶具博物馆藏，底款“时大彬制于三友居”。
高僧帽壶。唐云藏，底款“丛桂山馆大彬”。
莲瓣僧帽壶。底款“万历丁酉年，时大彬制”。
仿生器：
凤首包袱壶。唐云藏。底款“万历丙申时大彬制”。
半瓜水盂。唐云藏。壶身铭“辛亥夏制于正已堂为可先老先生少山时大彬”。
筋囊器：
玉兰花六瓣壶。香港茶具文物馆藏。底款“万历丁酉时大彬制”。
史籍记载：
“张叔未得时少山方壶，赋诗，有句云‘削竹镌留甘字铭，居然楷法本黄庭。’”
“苇村尝以时大彬梅花砂壶赠汪近人，汪赋诗谢之，有浑然制作梅花式句”《阳羡名陶录》。
吴槎客诗题云：“芑堂明经以尊甫翁旧藏时少山茗壶见示，制作醇雅，形类僧帽，为赋诗而迎之。”
张燕昌云云先府君性嗜茶，尝得时大彬小壶，如菱花八角的……随手合盖，举之能翕起全壶……。
“宜兴时大彬壶，予有三执。…其小者，得自陈健夫，扁如柿饼，不得容杯水…。
《艺术从编》载大彬方壶…又载大彬六角壶…。”
郑秋枚《砂壶金形拓本》刻大彬菱花式壶，工巧有致…”
披云楼藏老朱泥大彬中壶一持，参砂坚润，形式如柿…。”
吴槎客云：长洲陆贯夫，博古士也，赏为予言，大彬壶有分四底、盖为一壶者，合之注茶，渗屑无漏，名六合一家壶，离之乃为六，其艺之神妙如是。
时大彬壶的这些造型，当然并不都是他凭空创造的；有的是继承模仿前人已有的款式；如仿代春龙旦壶；又如菱花式壶，前人董翰的“菱花式，忆殚工巧，”同样赵梁制壶已“多提梁式”。但他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新改进；而有的则完全由其创新设计。最为人称道的是，他能适应文人饮茶的需要及时地由大壶改作小壶：“初仿供春，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和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作为一位民间艺人，能与时俱进适应饮茶之需，在壶艺造型上不断变革创新这在封建时代的工艺史上是不多见的。无怪人们要称赞其为“千奇万状信手出，巧夺坡诗百态新”。
四、在风格上：时大彬制壶形成了独特的朴雅坚致的艺术风格。大彬对待壶艺作风严谨，“雅自矜重，遇有不惬间者碎之”，而且他的人品亦好：“时为人敦雅古穆，壶如之，波澜安闲，令2人起敬。”因而形成他的壶艺的独特的风格。即“凡所制壶不务妍媚，而朴雅坚致，妙不可思”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壶“粗而不媚，朴而大雅”正如吴梅鼎品评的二字：“典重”，也如清代阳羡词人陈维崧在诗中评价的那样：“彬也沈郁并老健，沙粗质古肌理匀。”时壶的这种质朴古雅的风格不仅赢得文人雅士的青睐赞赏，在紫砂业内亦备受推崇。时大彬的高足弟子，与时大彬，李仲芳并称“壶界三大”的徐友泉，也是一位“综古今、极变化、技进乎道”的壶艺高手，但他自己“晚年恒自叹曰：‘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可见时壶的“沙粗质古”、“朴雅坚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时大彬技艺功力、艺德人品的集中体现，是砂壶的一种最本质的艺术表现形式，因此，历来被壶艺界推为“大家”“正宗”，且“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
五、在识款上：时大彬在制壶的识款、题铭上表现了较高的文化修养。大彬虽出身于壶艺世家；但骨子里可能还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有记载称其为“宋尚书时彦裔孙”，此事久远且无从稽考，但时大彬肯定十分抑慕时家这位先祖。时大彬平时与文人交流广阔，如他之由大壶改作小，便是受文人品茶习惯的影响以后所作的变革。也是受文人的影响，他刻苦学习，精通书法。他在壶上题刻款识，“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但后来他苦练书法，“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时大彬的刻款，博得文人的赞美。如周高起曰：“大彬款用竹刀，书法逼真换鹅经”张叔未得时大彬方壶，见其题铭赞曰：“削竹镌留廿字铭，居然楷法本黄庭。”
时大彬还开壶上题铭之先河，不过其内容大多是现成诗句，且偶见于壶身，多镌于壶底。略举几例：
客耕武原，见茗壶一柄于仉氏六十四砚斋底有铭曰‘一杯清茗，可沁诗脾。大彬’凡十字
张叔未得时少山方壶，底锓“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素涛起”二句，欧公诗也
碧山壶馆藏猪肝色大壶，泥质湿润，工巧敦朴兼而有之，底镌行书“叶硬经霜绿，花肥映日红，大彬制”
综上所述，紫砂壶艺到时大彬已基本成熟，加上他广收门徒，继承技艺，“弟子甚众，知名于世，”遂使砂壶艺术发扬光大，“蔚为大观”。时大彬在紫砂壶艺的制作工艺、泥料配制、造型设计、识款题铭上都有变革创新，并形成了他独特的质古朴雅的艺术风格，因此，人们把“砂壶”直接呼为“时壶”，且把他的嫡传、再传弟子的一脉奉为“壶艺正宗”。总之，时大彬是壶艺史上位具有里程碑式的大师。
紫砂壶的款识—“康熙御制”壶款
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的江南，经济繁荣，尤其是宜兴的制陶业，已发展成为全国的陶业中心。群窑林立，一派万家烟火的景象。著名的紫砂茗壶，不仅为文人雅士所推崇，也逐渐受到宫廷皇室成员的喜爱，地方上也多次将它视作贡品进贡给宫廷皇室。
由于康熙皇帝对珐琅彩情有独钟，才使得铜胎上的珐琅彩绘一直到紫砂壶上进行装饰，这些壶由宜兴工匠做好，素烧，再由宫内造办处在素胎上进行彩绘，然后烧成。加工好的珐琅彩绘装饰的紫砂壶，显得富丽堂皇，同时也显示出帝王对紫砂茶具的珍爱程度。
清“康熙御制”款
现存的“康熙御制”珐琅彩紫砂茶具，大都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如清康熙宜兴紫砂珐琅彩四季花卉花式茶壶，高9厘米，口径5.8厘米，壶身绘有珐琅彩桃、月季、菊花、葵花。壶底款为黄料彩书“康熙御制”四字，宋体楷书款。此外，还有盖碗等。
清康熙·紫砂珐琅彩花卉纹壶
紫砂壶的款识—“陈鸣远”款
清初顺治朝至康熙朝前期，宜兴紫砂壶的发展处于低潮，此时的制壶艺人，不见任何史料记载，唯独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徐喈凤编撰的《宜兴县志》记载了陈鸣远的事迹。并谓：“其年虽未老，而特为表之。”
此时的陈鸣远，极为活跃，“常至海盐张氏之涉园，桐乡则汪柯庭家，海宁则陈氏、曹氏、马氏，而与杨中允晚研交尤厚。”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廷揽，并与上述文人雅士合作，制作出不少精品紫砂壶。吴骞的《阳羡名陶录》云：“予尝得鸣远天鸡壶一，细砂作，紫棠色，上锓庚子山诗，为曹廉让先生手书，制作精雅，真可与三代古器并列。”
“丙午仲夏鸣远仿古”款
陈鸣远传器不多，但陈鸣远的作品却为数不少，多为后人仿制。今天知道的有不少鸣远款的紫砂作品为蒋彦亭所仿，裴石民也曾获得“鸣远第二”的称号。
现藏南京博物院的南瓜壶，应为东陵瓜壶，为陈鸣远所制。该壶引人入胜的地方是瓜形身筒上的“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的诗句。“东陵式”是指东陵候种瓜而言。典故见于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召平者，故秦东陵候。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后世出现了许多歌颂东陵瓜的作品。可见在古人心目中，东陵瓜就是召平的化身。陈鸣远所制的东陵瓜壶，其用意更寓有深刻意义。
紫砂壶的款识
宜兴紫砂壶的款识千差万别，研究起来亦有相当的难度。早期的紫砂壶多无款，明晚期才出现了款识。
紫砂壶由于文人雅士的参与，落款随意性极大，具体到了每个人早年与晚年的款之变化都非常答，极少有陶工一生只用一二枚印章。如果是刻款，那变化就更大了，请张三刻、也请李四刻，习惯了自己也刻。如果款识是印章，因敲打力度的不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紫砂壶中的印章款多为阴刻，敲打在壶上，变成了阳文，阴刻的图章，敲打在半干的泥坯上，如用力过小，字的顶端刀痕往往难以出现，只有用力较大，才可能将印章的全部刀痕打印出来。所以，即使是同一印章，敲打力度不同，印痕字根部相同，字尖往往会不尽相同。
款识种类
紫砂壶的款识，早期多刻制作者的名字，如近几年考古所发现的几件时大彬款的紫砂壶，款为“大彬”、“时大彬制”等。
随着制壶的发展，文人雅士的参与，紫砂壶的落款也随之变化。康熙朝因宫廷的需求，制做出一批紫砂壶，壶体装饰珐琅彩的紫砂壶，底款为“康熙御制”。
清晚及20世纪初，国内的一些经营紫砂陶器的专业公司、商店等，纷纷注册商标，如“金鼎商标”等。在生产的产品上，有“注册商标”，有制作者的名字。
紫砂壶经过五百年的发展，壶上的款识，概括起来有：人名款、纪年款、堂号款、纪年款、图案款、商标款、地名款、吉语款、诗词款、外销款等。有的作品上多种款并用。
落款的位置
紫砂壶落款，随意性较大，并没有统一的部位。现能见到的，早期的时大彬壶，落款有在把根与足钉之间横刻“大彬”二字的，也有在壶底刻“大彬”或“时大彬制”的。清初的陈明远“南瓜壶”（现藏南京博物院）即在壶身筒上刻上“鸣远”并与打印章并用，也有在壶盖子口上刻款及打印章的。
今天制壶名家在作品上的落款大都出现在三个部位，壶盖里面：名章，把梢：姓章，壶底：姓名章。也有盖内二方印，把梢二方印，姓和名并用，也有印或刻并用。也有在壶体上结合壶的形态、装饰等落上自己的款。
紫砂壶的起源与供春壶
紫砂壶的起源与供春壶
紫砂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茶具，其主产地在江苏省宜兴市，故又常被称为宜兴紫砂壶。关于它的起源问题，目前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传统的明代起源说，另一则是新兴的宋代起源说。
明代起源说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传统的有关紫砂壶方面的记载，如明末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清中期吴骞的《阳羡名陶录》等书籍。这些书籍都记载了一个故事：在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吴仕为准备考进士而住在金沙寺内，其家僮供春跟金沙寺的僧人学做壶获得成功，后来成为宜兴紫砂壶的鼻祖。吴仕是在明正德九年(1514)考中进士的，因此供春学做壶的时间大致也应该是在此期间。另外持明代起源说观点的人还经常引用考古资料，这些资料来自全国各地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紫砂壶材料以及对传世古代紫砂壶真品的研究材料。这些紫砂壶均没有超过明代中期年限者。
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新说法。其代表人物是宜兴已故当代著名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及其一批同事和弟子们，此外还有宜兴一些从事新闻、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由于他们的宣传力度很大，在国内和境外也有很多赞同者。他们引用的文献资料，是在宋代的诗词中发现了被称为“紫泥”、“紫瓯”的茶具，认为这应该就是紫砂器。另外他们引用的考古材料是宜兴羊角山古窑址的材料，只此一条。根据顾景舟的记述：那是1976年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时，在移山整基中发现的：“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具有考古价值而加以重视时，其墩阜已被发掘去大半，尚有小部分埋在地基之下。窑址旁边的废品堆，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古窑址并未经过考古人员的正式科学发掘，只是顾老等人在基建中发现的一条被破坏的古代紫砂壶窑址，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了调查简报。顾老他们是当代的制壶大师，但不是考古学家，不具备陶瓷窑址考古的专业知识，因此所记述的材料并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材料。特别是那所谓的废品堆“地层”材料，只是他们自己划出来的，非常不靠谱，是不能当考古证据引用的。
在判断宜兴紫砂壶到底是起源于明代还是起源于宋代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紫砂壶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紫砂壶?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两点：1、宜兴紫砂壶是用宜兴特产的紫砂泥制成;2、它必须是专门用来冲泡茶叶的饮茶用具。根据这两条标准，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两个起源说谁更合理。
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出土的一把紫砂提梁壶
首先分析紫砂壶明代起源说。此说所列举的文献资料，都是历史上公认的专门记述紫砂壶的典籍，其中所记载的很多制壶名人，至今都有出土的或传世的紫砂壶作品可以印证。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紫砂壶，是在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出土的一把紫砂提梁壶，其出土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下葬的司礼太监吴经墓中。而到了明万历年以后，出土的紫砂壶就越来越多了。如文献记载的明代著名紫砂壶大师时大彬，就有多处明代墓葬出土了他的作品。其中在福建省漳浦县出土一把，是出自明万历年间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墓，墓志纪年万历四十年(1612)。出土时壶中还装有满满的茶叶。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宋元时期，国人饮茶所用的是制成饼状的茶。其饮法是碾碎后放在碗盏内冲入开水调饮。入明代以后才出现条索状、片状或颗粒状的茶叶，又被称为散茶。饼茶是无法装入小紫砂壶中冲泡饮用的，而只有当散茶出现后，茶叶才有可能直接装入紫砂壶中冲泡。综上所述，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是合理和可能的
闽北建阳所产的兔毫盏
我们再来看一看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持此论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多为宋代诗词中含“紫泥”、“紫瓯”等茶具名称的诗句，他们认为那就是宋代已出现紫砂壶的证明。实际上这些诗句都是歌咏宋代茶风的。如前所述，宋人饮茶，是将茶饼碾碎成粉后放入碗中冲泡的。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斗茶”的活动，就是斗冲入开水后碗中泛起的白色茶沫和沾染碗壁的水痕。为此，斗茶的茶碗一般用黑釉产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闽北建阳所产的兔毫盏，又称建盏。建盏因胎釉中含铁量高，以还原焰烧成后呈酱褐色或紫黑色，故被诗人描写为“紫泥”、“紫瓯”。瓯者，小碗也，并不是壶。建盏形如敛口钵，器壁越往下越厚，茶汤散热慢，利于白色茶沫久久不散，加上釉面常有“玉毫条达”的兔毫纹，成为宋代斗茶中最受人欢迎的茶具。宋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又是宰相的蔡襄是福建人，其将家乡的这种茶具推荐给朝廷，而使得建盏成为“供御”之物，这样更使其天下闻名。总之，宋代诗词中所歌咏的“紫泥”、“紫瓯”等茶具是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瓷碗，与紫砂壶没有关系。同时，全国各地考古工作者发掘过成千上万座宋代墓葬，从未出土过一把用宜兴紫砂泥烧成的紫砂壶，反倒是出土过大量建盏类黑釉茶碗。至于顾景舟及弟子们津津乐道的羊角山古窑址有宋代紫砂壶遗物的“考古”材料，前文已有所述，那是完全经不起科学推敲的。实际上我看过这些标本材料，都是典型的晚明遗物。羊角山古代紫砂壶窑址的上限只在明代后期而已。
因此，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不能成立的。
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树瘿壶
宜兴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文献记载其鼻祖为供春。关于供春其人，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有称其为龚春的，也有记载其姓龚，名龚供春的。甚至其性别也有不同记载，一般认为其是吴仕的家童，也有称其为吴氏的“青衣”－－即婢女。但供春在吴仕于正德九年考进士之前，陪他在金沙寺温习功课，在侍候主人的余暇时间里，其向金沙寺的老僧学习用紫砂泥制壶并取得成功的记载则是一致的。我认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明代，一个婢女单独接触僧人学壶艺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供春的身份只能是男性的家童，并且是一个对世事充满好奇又聪明好学的青少年。他的成功一方面是自己的刻苦努力，另一方面也应与其主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关系。关于供春所制的壶是什么样子?这是历来爱好宜兴紫砂壶的人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迄今为止，在古墓葬和古遗址中并没有供春壶出土。在传世品中，有两把供春壶大名鼎鼎：其一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树瘿壶，另一把是收藏在香港茶具馆的六瓣圆囊壶。这两把壶基本上都是所在馆的镇馆之宝，馆藏级别非常高。但我们仔细研究它们后，却会感到有些问题。收藏在国博的供春款树瘿壶，是建国初从江苏省选调上来的。该壶最早是宜兴乡贤储南强于1928年在苏州地摊上购买的。当时壶身做成松树瘿瘤状，壶把做成树枝分叉状。把下有篆书款“供春”二字。壶盖做成南瓜蒂状，盖内有篆书“玉麟”印款。储先生是有文化教养的人，购得此壶后反复考证，并走访此壶的传承经历，得知曾收藏在清末大收藏家吴大chéng家。他认为此壶是供春壶真品，盖是清末制壶名家黄玉麟后配的，于是听取大画家黄宾虹的建议，找当时的制壶名家裴石民重新配盖。建国后，储先生将壶捐献给国家，此后经逐级上调，最后入藏国家博物馆。观察该壶，我们感到其是否为供春壶真品有诸多疑点。其一是该壶造型独特，制壶者应具备较高的雕塑艺术能力和造型艺术修养。这是家童出身且又初创紫砂壶的供春所不可能具备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所有明代紫砂壶造型都比较粗犷简单，达不到这个水平;"黄宾虹是文人、画家，他们有素养但不是文物鉴定家，出现错认的事是不足为奇的。大约20年前，我接待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前身)馆长的俞伟超，就将这些想法告诉他，俞先生认为很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
香港茶具馆珍藏的供春款六瓣圆囊壶
我们再来看香港茶具馆珍藏的那把供春款六瓣圆囊壶，同样感到其问题很多，也应是一把“假虎丘”。首先在这把壶的壶底刻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隶书款。款字周正老辣非常见功底。作伪者很熟悉供春的故事，吴仕是正德九年考的进士，他就将供春陪侍吴仕住在金沙寺学做紫砂壶的时间提前一年。即便历史真的是这样，当时供春也不过是一个向金沙寺老僧初学制壶的青少年。他没有什么文化，制壶刚刚起步，如何能在壶底刻出如此老辣流畅的隶书款来?同样该壶造型圆熟，泥料细腻，各方面的技术水平都已远远超过明代的制壶水平，因此绝无可能出自紫砂壶诞生初期一个刚刚学习制作紫砂壶的青少年之手。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这把壶的制造时间应该比国博的那把树瘿壶还晚。树瘿壶是清末制壶大师黄玉麟所做，而这把六瓣圆囊壶则可能是民国时期生产的。此时古玩市场火爆，宜兴紫砂壶仿古高手蒋燕亭组织人在上海仿冒了一大批古代名人壶，我们常见到的有仿时鹏(时大彬之父)、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惠孟臣、陈鸣远、王南林等人的。所以其仿冒供春是毫不奇怪的。在建国初期，这类仿古壶流入香港，当时的罗桂祥对紫砂壶并不内行，据他自己讲：是见到有刻款的、造型好的就买下来。因此这把六瓣圆囊壶就被他收集起来而流传至今。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供春其人和供春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紫砂壶典籍乃至明代文人笔记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者是严肃的、内行的。只是我们要找供春壶必须换思路，那就是不能因为供春壶名气大就专找做工美、技术水平高的带“供春”款壶，那恰恰会落入作伪者的圈套。相反的是，供春对紫砂壶的最大贡献是开创者，其作品应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可能是手工捏制后用简单的工具修整，胎土较粗糙，与缸瓮同烧，壶身上还有可能会溅有釉泪，并且极有可能不带款识。因此，即使有真的供春壶逃过历史的劫难而流传至今，我们也非常难以辨别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更多地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期望他们注意明代中后期墓葬，特别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墓葬材料，万一有一天能出土真正的供春壶，就会将我们的紫砂壶研究和鉴定工作推向新的层面。
紫砂文化：紫砂壶的起源与供春壶
一是传统的明代起源说，另一则是新兴的宋代起源说。
明代起源说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传统的有关紫砂壶方面的记载，如明末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清中期吴骞的《阳羡名陶录》等书籍。这些书籍都记载了一个故事：在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吴仕为准备考进士而住在金沙寺内，其家僮供春跟金沙寺的僧人学做壶获得成功，后来成为宜兴紫砂壶的鼻祖。吴仕是在明正德九年(1514)考中进士的，因此供春学做壶的时间大致也应该是在此期间。另外持明代起源说观点的人还经常引用考古资料，这些资料来自全国各地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紫砂壶材料以及对传世古代紫砂壶真品的研究材料。这些紫砂壶均没有超过明代中期年限者。
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新说法。其代表人物是宜兴已故当代著名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及其一批同事和弟子们，此外还有宜兴一些从事新闻、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由于他们的宣传力度很大，在国内和境外也有很多赞同者。他们引用的文献资料，是在宋代的诗词中发现了被称为紫泥、紫瓯的茶具，认为这应该就是紫砂器。另外他们引用的考古材料是宜兴羊角山古窑址的材料，只此一条。根据顾景舟的记述：那是1976年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时，在移山整基中发现的：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具有考古价值而加以重视时，其墩阜已被发掘去大半，尚有小部分埋在地基之下。窑址旁边的废品堆，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古窑址并未经过考古人员的正式科学发掘，只是顾老等人在基建中发现的一条被破坏的古代紫砂壶窑址，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了调查简报。顾老他们是当代的制壶大师，但不是考古学家，不具备陶瓷窑址考古的专业知识，因此所记述的材料并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材料。特别是那所谓的废品堆地层材料，只是他们自己划出来的，非常不靠谱，是不能当考古证据引用的。
在判断宜兴紫砂壶到底是起源于明代还是起源于宋代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紫砂壶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紫砂壶？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两点：1、宜兴紫砂壶是用宜兴特产的紫砂泥制成；2、它必须是专门用来冲泡茶叶的饮茶用具。根据这两条标准，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两个起源说谁更合理。
首先分析紫砂壶明代起源说。此说所列举的文献资料，都是历史上公认的专门记述紫砂壶的典籍，其中所记载的很多制壶名人，至今都有出土的或传世的紫砂壶作品可以印证。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紫砂壶，是在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出土的一把紫砂提梁壶(在宋元时期，国人饮茶所用的是制成饼状的茶。其饮法是碾碎后放在碗盏内冲入开水调饮。入明代以后才出现条索状、片状或颗粒状的茶叶，又被称为散茶。饼茶是无法装入小紫砂壶中冲泡饮用的，而只有当散茶出现后，茶叶才有可能直接装入紫砂壶中冲泡。综上所述，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是合理和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持此论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多为宋代诗词中含紫泥、紫瓯等茶具名称的诗句，他们认为那就是宋代已出现紫砂壶的证明。实际上这些诗句都是歌咏宋代茶风的。如前所述，宋人饮茶，是将茶饼碾碎成粉后放入碗中冲泡的。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斗茶的活动，就是斗冲入开水后碗中泛起的白色茶沫和沾染碗壁的水痕。为此，斗茶的茶碗一般用黑釉产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闽北建阳所产的兔毫盏，又称建盏。建盏因胎釉中含铁量高，以还原焰烧成后呈酱褐色或紫黑色，故被诗人描写为紫泥、紫瓯。瓯者，小碗也，并不是壶。建盏形如敛口钵，器壁越往下越厚，茶汤散热慢，利于白色茶沫久久不散，加上釉面常有玉毫条达的兔毫纹，成为宋代斗茶中最受人欢迎的茶具。宋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又是宰相的蔡襄是福建人，其将家乡的这种茶具推荐给朝廷，而使得建盏成为供御之物，这样更使其天下闻名。总之，宋代诗词中所歌咏的紫泥、紫瓯等茶具是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瓷碗，与紫砂壶没有关系。同时，全国各地考古工作者发掘过成千上万座宋代墓葬，从未出土过一把用宜兴紫砂泥烧成的紫砂壶，反倒是出土过大量建盏类黑釉茶碗。至于顾景舟及弟子们津津乐道的羊角山古窑址有宋代紫砂壶遗物的考古材料，前文已有所述，那是完全经不起科学推敲的。实际上我看过这些标本材料，都是典型的晚明遗物。羊角山古代紫砂壶窑址的上限只在明代后期而已。
因此，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不能成立的。
宜兴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文献记载其鼻祖为供春。关于供春其人，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有称其为龚春的，也有记载其姓龚，名龚供春的。甚至其性别也有不同记载，一般认为其是吴仕的家童，也有称其为吴氏的青衣即婢女。但供春在吴仕于正德九年考进士之前，陪他在金沙寺温习功课，在侍候主人的余暇时间里，其向金沙寺的老僧学习用紫砂泥制壶并取得成功的记载则是一致的。我认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明代，一个婢女单独接触僧人学壶艺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供春的身份只能是男性的家童，并且是一个对世事充满好奇又聪明好学的青少年。他的成功一方面是自己的刻苦努力，另一方面也应与其主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关系。关于供春所制的壶是什么样子？这是历来爱好宜兴紫砂壶的人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迄今为止，在古墓葬和古遗址中并没有供春壶出土。在传世品中，有两把供春壶大名鼎鼎：其一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树瘿壶，另一把是收藏在香港茶具馆的六瓣圆囊壶。这两把壶基本上都是所在馆的镇馆之宝，馆藏级别非常高。但我们仔细研究它们后，却会感到有些问题。收藏在国博的供春款树瘿壶(是见到有刻款的、造型好的就买下来。因此这把六瓣圆囊壶就被他收集起来而流传至今。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供春其人和供春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紫砂壶典籍乃至明代文人笔记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者是严肃的、内行的。只是我们要找供春壶必须换思路，那就是不能因为供春壶名气大就专找做工美、技术水平高的带供春款壶，那恰恰会落入作伪者的圈套。相反的是，供春对紫砂壶的最大贡献是开创者，其作品应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可能是手工捏制后用简单的工具修整，胎土较粗糙，与缸瓮同烧，壶身上还有可能会溅有釉泪，并且极有可能不带款识。因此，即使有真的供春壶逃过历史的劫难而流传至今，我们也非常难以辨别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更多地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期望他们注意明代中后期墓葬，特别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墓葬材料，万一有一天能出土真正的供春壶，就会将我们的紫砂壶研究和鉴定工作推向新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