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本报记者杨晓华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写道：“人因为要生活，永远地在改变他的四周。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触的交点上，他创造器具，构成一个人工的环境。”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对这样的思想有着强烈共鸣，她认为格尔茨的思想和中国古人讲的“器以载道”东西相通。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方李莉磨砺16年，独立撰写了一本图文并茂、100多万字的《中国陶瓷史》。近日，来自陶瓷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2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该书出版的意义、价值和方李莉的学术贡献展开了研讨。
中国陶瓷史的厚重著作
中国不但是瓷器的发明地，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世界瓷器的生产和销售中心。但是有关中国陶瓷历史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落后于日本、欧美的一些国家，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古代的瓷器中心在中国，但研究中国古代瓷器的中心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硅酸盐学会冯先明先生和清华大学叶喆民先生各自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大大改变了这一局面。江西学院曹建文教授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正是继两位先生之后在中国陶瓷史研究上的重要努力和开拓。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92岁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莅临研讨会，并称赞方李莉十年磨一剑，在全球范围内搜集材料，从新的角度撰写中国陶瓷史的学术精神，并认为此书的出版对国内外研究中国陶瓷的人都具有借鉴意义。历史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任大援长期关注方李莉的学术努力，他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是自觉担当学术使命，认真撰写的一部正史，“她是在受到前辈指导，特别是费孝通先生的指导、启发和教育下逐步完善的。”陶瓷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认为，这本书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又一次建立了中国陶瓷史的体系”。
陶瓷研究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认为，方李莉从艺术人类学的新视野，突破了将陶瓷只当做工艺和美术品看待的局限，将其扩展到文化的语境和社会构成发展的领域中，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仅了解了各个时期陶瓷艺术和文化的面貌，而且还明白了各个时期陶瓷发展背后的动力，由此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各种特征和内涵。《中国陶瓷史》出版方代表，齐鲁书社副总编赵发国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以全球化的视角，把陶瓷放在社会生活的网络空间，从文化的、社会制度的、美学思想的角度来分析，给予读者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使读者不仅了解到中国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造型、原料构成等方面原料的特点，还能了解不同时期的文化、政治、宗教、经济、美学思潮对陶瓷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形成的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风格特征。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色音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拓展了人类学，尤其是中国人类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并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舒宪认为，方李莉是陶瓷专业出身，其爱人朱乐耕又出身陶瓷世家，以他们对陶瓷工艺的熟稔和专长，“写出来的陶瓷史跟学院派完全不一样，有自己的情感、生命的投入，每一幅图片都有自己的鉴赏，这些东西是不能以文字来表达的”。
方法论的勇敢开拓
会议主办方确定的会议主题是“全球化与新历史观——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新书发布暨研讨会”，这表明主办方希图在全球史学的背景上探索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初衷。与会学者对方李莉《中国陶瓷史》在方法论上的贡献，给与了充分肯定。任大援认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可以分成六个学派，即文献派、传统鉴定派、科学实验派、陶瓷考古派、外销瓷分析派、艺术分析派。“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好像哪一派都包容不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方李莉的这部书非常强调从文化互动和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史，具体来说就是以文化互动和文化变迁为基础思想梳理中国的陶瓷史，这个思想是非常有见地的思想。”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新建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从学术方法上很好地处理了大传统与小传统、多民族关系、器与道、史与论四对关系，增加了著作的学术分量。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不是一个单纯的陶瓷发展史，而是通过陶瓷史反映中国自有陶瓷以来的、自有文字以来的其他方面的历史，如，中国的生产技术发展史，思想发展史，审美发展史。”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廖明君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陶瓷研究本身，对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也有启示，该书在学术方法方面的启示，一是以文化整体性的视角看艺术，再一个是关注民族艺术的发展。曹建文教授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努力把中国陶瓷史放在一个大的世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强调中国陶瓷史从来都是世界陶瓷史，世界贸易史，世界经济史，世界政治史，世界的文化史和艺术史的一部分，是很大的突破。色音认为，观念的转变和方法论的转型比起具体操作层面更重要也更为艰难，方李莉突破了资料、语言文字、多元文化和单一民族的局限性，实现了方法上的重要开拓，富有学术意义。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多方面启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向，但到底艺术人类学切入什么？选择什么？“方李莉利用她有利的条件选择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就是瓷器，陶瓷。如果你说你是中国人，国外不管是学者还是关心文化的普通人，会把你和陶瓷连在一起，和丝绸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方李莉选择的这个题目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中国有一条丝绸之路，也有一个陶瓷的向外传播的路线。”
复旦大学教授纳日碧力戈从萨林斯的文化思想出发，认为人类和自然，和万物实际上共享的是小粉尘或者小颗粒，对这个小颗粒进行不断的新组合。天和地相通，形气神关联在一起，靠着共性在一起，但是它的组合方式，风格和语体是各种各样的。“方李莉的书启示我们，如何去跨越过去的那些传统的分类，在平行共生的不同风格中，发现和理解事物的交互性和交融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王建民认为，方李莉的著作对中国艺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艺术史应该从艺术形态或者形式的发展史，逐渐转化成艺术文化史，不仅讨论陶瓷的质地、造型、图像、绘画等等，也去讨论书里涉及到的劳工生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是应该提倡的一个思路。”
河南大学教授王宏伟尖锐地指出，当下学术纸上谈兵的多，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太少。“方李莉不但多次走进田野，而且走进的是当下的田野，因为历史传承下来的是陶瓷，器物上面承载很多历史信息”“如果我们把当代的陶瓷艺术作为一个人学的对象，作为一种对它的关照，就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我们的历史。”吕成龙认为，方李莉的著作表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离不开多学科的交叉，比如器物的类型学、考古学、艺术史、思想史、历史学、工艺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美学、中外交流史、民族学、政治制度史等等，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激发人们的思考。”
方李莉研究员目前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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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日本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打开亚洲视野
不久前，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特聘教授谢明良在出席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探索与思考”学术讨论会上，就日本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一番检视，介绍了日本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书籍、杂志和相关学者。
古染付水瓶
赤绘茶碗
磁州窑钵
法花茶碗
五彩盘
三彩女子
我想就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地区做些报告。我起先想到欧美地区有些杰出的学者，可是这些学者尽管很杰出，但（关于）整个社会的一些交叉学科，在中国方面并未引起太多公认和共识，而反观日本的中国陶瓷史研究，累积的成果非常多。理解日本的研究历史，对今后陶瓷史的发展、研究的倾向、应注意的方向应有所启发。我一直相信唯有在掌握一门学科的学术史的基础上，才能酝酿问题意识，评估问题的可行性和自己研究的位置。因此以下我将介绍日本的研究状况。
日本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套书
《景德镇陶录》。该书是中国嘉庆年间的一本关于陶瓷尤其是的专著。日本在光绪年间就已翻刻，可见日本对中国陶瓷的喜好或好奇很早就有。特别是江户时期日本从中国大量进口的“汉籍”，其中不乏有关中国文物的叙述。他们很积极地吸收图书中所涉及古物的信息。
《陶器讲座》，1930年代。包括日本、中国、东南亚、朝鲜半岛、欧洲等世界各地的陶瓷器。当时日本就已经积极地对陶器进行整理，并且已表现出他们的特色，即所关心的议题都很前沿；现在也依然如此。
《世界陶瓷全集》，1950年代，河出书房出版。全16册，其中一册主题为现代陶艺（第16卷现代篇），中国的部分占其中5册，分为上代篇（上代指从史前至隋唐以前，第8卷）、隋唐篇（第9卷）、宋辽篇（第10卷）、元明篇（第11卷）、清朝篇（附安南、泰国，第12卷）。还包括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的陶瓷器。这是日本陶瓷史研究最好的年代，高手云集，当时诞生的许多成果至今都难以超越。
《陶器全集》，1960年代，平凡社出版。按专题分成多册，如元、明初的青花、釉下五彩、青瓷、陶俑、辽代陶瓷、唐三彩等。
《陶器讲座》，1971年，雄山阁出版，用了与1930年代的《陶器讲座》一样的名字，并且是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作者也有一部分重复，但内容是全新的。中国第二阶段（主要是宋代）的部分由著名的小山富士夫先生执笔。小山富士夫是日本在中国陶瓷史领域最重要的一位学者，他在日本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陈万里先生，对中国青瓷下了很大的功夫。
《陶瓷大系》，平凡社出版。内容包括日本、东南亚、中国等亚洲地区而无欧洲。第47册是东南亚（安南、泰国），第48册是伊朗那边的波斯陶器；第33至46册则是中国的部分，由不同的作者执笔。这是日本编写此类套书的一贯做法，就是一位或几位作者担当一册，很少有研究中国陶瓷的日本学者书写通史。
《世界陶瓷全集》，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小学馆出版。这套书是按照1950年代河出书房编排的方式编辑的，直到现在仍是我们案头经常参考的书籍。当初这套书编成时，他们曾发出豪言，认为五十年之内不会有比它更好的套书出现。1970年代至今，刚好50年，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能超过它的套书。
《中国陶磁》（《中国的陶瓷》），1990年代。这套书大家可能更熟悉，因为现在活跃在日本的一些学者（如弓场纪知等）参与了编写工作。与平凡社的《陶瓷大系》类型相似，只是仅包括中国部分。
日本关于陶瓷的专业杂志
《陶磁》，1927-1943，小山富士夫等人创办，刊登了不少不错的文章，持续了十多年后停刊。十几年前有复刻版。
《烧趣味》（陶瓷的趣味），也是一本早期的陶瓷史学者经常投稿发表的杂志。
《茶碗》，也有一些关于中国陶瓷的文章。《茶碗》、《烧趣味》等杂志内容以中国、日本的陶瓷为主，偶涉西洋。虽然这些杂志很老，但经常能在其中看到一些很好的著作，然后发现自己想出的好的点子或是想做的议题往往早就有人做过了。当然我们现在能用的材料比当时的学者多很多，但原创性很多都是当时已经存在的。
《陶说》，月刊，现在仍在出版。
《东洋陶磁》（东洋陶瓷），年刊，日本东洋陶瓷学会主编，创于1973年，现已出版到第三十几期，学术性很强。
《贸易陶磁研究》（贸易陶瓷研究），年刊，三上次男等创办于1981年，现已出版到第三十几期。贸易陶瓷，也即我们常说的外销陶瓷，是日本陶瓷学者关心的重点项目之一。日本的许多遗址出土了中国陶瓷，数量极多，至1990年代，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点已有七千多处，而发掘报告就在该刊物上发表。许多从事田野考古的学者，对中国陶瓷不一定有特别的见解，但一旦发掘到中国陶瓷，为了书写一篇好的报告，会自己作一些研究。所以日本的陶瓷研究有很多人在进行，有时他们并非专业，只是因为发掘到材料后，想要解决一些问题，与他人的报告有所不同，“不同”意味着必须关注一些细的项目，因此他们的分工非常细致。但脱离了那些材料后他们可能就（对陶瓷史）兴趣不大，有些像半兼差的性质。
《白水》，三上次男教授及其友人、学生等创办。这些学生和他欣赏的年轻人常在他家聊天，交流关于陶瓷的一些意见，由此有了这本杂志。三上逝世后停刊。载有三上的旅行记。
《亚州古陶瓷研究》，龟井明德先生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资助下创办。由于资助有一定期限，原本就计划只出版三四期，事实上确实在四期后停刊。但杂志的印刷很精良，附有彩色图片，收录了不少他的调查，特别是对元青花的一些资料性的报道。
日本学者
为便于介绍，我按自己的理解对日本以往的陶瓷史学者作了分类。这些学者各有不同背景，因此就有不同学风、不同陶瓷史的操作技艺。
A类：主要是历史学者，包括历史考古学学者。
爱宕松男，日本东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宋元史，熟知宋词，精通文献，对陶瓷也很有兴趣，翻译了《马可波罗游记》、《景德镇陶录》，对后者所作的注释很精良。中文的《景德镇陶录》注释可以找到两三个版本，傅振伦先生的版本就体现了较强的功力，但也不如爱宕松男的译注详细。并且他很早就关注到宋代文化与陶瓷的关系，以及唐三彩等议题。从宋代文化史的角度出发研究陶瓷史，爱宕松男做得很好。他的研究都是从文献出发。我们今天认为仅根据文献，或以文献为主、以考古为辅，虽然不错但过于倾向文献；然而我们现在面对大量的考古材料，有时也很缺少文献方面的资料，爱宕先生等人的成果就提供了莫大的补足。
佐久间重男，主要研究明代史，后关心景德镇，也作了一些景德镇的研究，同样精熟文献。中国学者讨论明代官窑何时产生，有人说是洪武，有人说是建文，而佐久间先生认为是洪熙；他们从文献也可以作出一些他们认为合理的判断。
吉田光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科学史。对世界博览会很有兴趣，对陶瓷也颇具见识。虽然他不如一些陶瓷史学者来得专业，但他研究的广度和观察的深度甚至超过了不少陶瓷史学者，像他写的《工艺与文明》（工芸文明）是非常了不起的著作，后来出版了新版，叫做《工芸社会史》，从包括使用在内的各种角度来分析。为了写制陶工艺中的辘轳，他整理了世界各国的与陶冶有关的书和画册，共找到约60版本，因此熟悉各种辘轳的构造。而且他对伊斯兰陶瓷也很熟悉，写过《西亚（波斯）的陶瓷》（）等，考证过青花瓷器的颜料、早期玻璃的化验。当时日本的科学史学界就以他、薮内清和稍后的山田庆儿（山田庆児）为翘楚，他们是可以和英国的李约瑟直接对话的重量级科学史专家。
岡崎敬，考古学家，龟井明德、弓场纪知教授等是他的学生。他参与过冲之岛遗址的考古，对东西交流很了解，写过不少关于陶瓷的东西交流的文章。
B类：非专业的陶瓷史学者。
中尾万三，药学博士，在中国生活过很久，在大连和朋友组织过“陶雅会”。其所著《西域系统的中国陶瓷》很有名，讲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提到汉绿釉、唐三彩、铅釉陶系和玻璃。他也写过有关青花颜料，写过茶道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很有名，讨论中国陶瓷与茶的关系，涉及茶、茶器、斗茶、吉州窑的叶纹天目，很有见地。还考证过《茶经》中的记载，是什么样的茶会有《茶经》所说的颜色。另外对高丽青瓷也很有心得，所作的年代区分今天看来也基本准确。
小林太市郎，是个哲学家，早年留学法国。他最重要的业绩是在佛教艺术方面，也写过关于王维的著作，对日本陶瓷（如乾山）也有所关注。他对陶瓷史领域最大的贡献是翻译并注释了不少17世纪法国传教士殷弘绪的作品。有一本很好的著作是《中国与法国的工艺美术》。现在也有人在研究中国与法国的交流，提到壁毯、家具、玛丽王后的收藏，而这些问题他早年都已研究过。他也同样精熟文献，著有《中国陶瓷见闻录》，收集了所有与名窑陶瓷相关的诗文（包括越窑、建窑、唐代白瓷）。诚然，他的作品晚于陈万里先生的《中国陶瓷史略》；陈万里在《中国陶瓷史略》和《瓷器与浙江》中整理了有关越窑的文献著作。但小林太市郎不仅继承了陈万里先生整理资料的用心，还作了一些关于诗人的考证，对我们很有帮助。
水野清一，考古学家，与长广敏雄所作的云冈石窟的调查最为闻名。对佛教艺术、商代玉器和铜器等也很有见地，曾带领京都大学考古队到中东地区作调查。陶瓷对他来说好像是个兼差，但他写过陶瓷方面的著作，如《唐三彩》（《陶器全集》第25卷）、《隋唐陶瓷的源流》，后者是1950年代《世界陶瓷全集》收录的文章，至今看来仍是经典。水野先生在当时材料很少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几乎全都得到后来考古新发现的验证，这就是一个研究者的才情。
C类：米内山庸夫，外交官，曾在杭州任领事，对中国陶瓷很有兴趣，在中国进行过德清窑、越窑等窑址的调查，采集过南宋官窑的标本。他对中国的文史也有深厚的感情，曾翻译过陆游的《入蜀记》，也写过一些满蒙的游记。（我到日本念书时，在青森乡下，资料缺乏，但米内山庸夫是青森人，他把他的书捐给了县图书馆，根本没人去看，只有我在那个空旷的馆舍里幸福地看他的书，书上还批注了不少意见，所以他对我来说很亲切。）
小山富士夫，谈到日本的陶瓷史研究，必定要给他很高的评价。小山先生本身是陶艺家，自从看到中国宋瓷后，放弃了制作陶瓷，因为他认为不可能还有比这更好的陶瓷了，于是干脆转而研究中国陶瓷，这是他有趣的经历。而且他在早期是社会主义者，家境富裕，战后日本很穷，他就烧热水给街上的流民洗澡。他在早期搜罗、介绍了很多西方和中国的文献。写过一些重要的书，包括仿照陈万里先生《中国青瓷史略》而写的《支那青瓷史稿》，也去越窑遗址作过考察。日本有些学者将定窑的发现也归功于他；当然我们知道应该不是他，而是叶喆民的父亲叶麟趾，在1930年代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已提到曲阳县涧磁村。另外，他的弟子长谷部乐尔也是一位重要学者。
三上次男，原本是研究北方金史的学者，后来对陶瓷也有兴趣，主要关注外销瓷。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陶瓷之道》，有中文译本。他对伊斯兰陶器也有所涉猎，所以常将中国陶瓷与之作比较。由他书写的报道性的旅行记也很有价值，介绍了当时很少有人了解的东南亚和中近东地区的情况，其中也间杂着他对伊斯兰陶器的研究。虽然今天看来他对伊斯兰陶器的研究主要是翻译或编译欧美学者的研究，但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早期中国陶瓷研究的重镇其实是英国，其后转向日本，现在可能已回归到中国；日本现在活跃着的学者较少，境况也比较困难。）
佐藤雅彦，在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教书。他是专业的陶瓷史学家，著有《中国的陶俑》、《中国陶瓷史》等；很少有日本学者能写中国陶瓷史通史，而他能做到。
长谷部乐尔，是目前健在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在我所知道的日本学者中可誉为最有陶瓷史观的学者。很多陶瓷史专家没有什么史观，有专题研究的能力，但不能很好地把握整个陶瓷史的脉动，长谷部乐尔就是个特殊的例外。但日本学者有个特殊的学风，就是很少有人只研究某一个类别（如青瓷、白瓷、宋代），他们要求能掌握通史，而且是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中近东在内的亚洲陶瓷的通史。所以他们那一辈懂中国陶瓷的人，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中近东陶瓷等领域都有一定的素养，有的甚至能就全部这些方面写书。像长谷部乐尔也写过高丽青瓷，前阵子写了《印度支那的陶瓷》，都写得很好；对越南五彩的分期、编年，也做得不错。这种广及全亚洲的视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此才能评估中国陶瓷的位置。中国陶瓷可能很好，但口说无凭，通过比较才能确定优劣；或者，有时中国陶瓷已经看不见的一些现象出现在国外的陶瓷上，礼失求之野，这种情况常见。有了亚洲的视野和对学术史的掌握，就能设定议题，并且评估自己将来的地位，甚至写作前就知道即将写成的论文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价值是否持久。
三杉隆敏，在日本是比较边缘的学者，在一个小博物馆担任副馆长。但他对中国陶瓷的输出尤其青花瓷有极大的热情，曾亲自到伊朗和土耳其拍了很多图片，也写了很多著作。“陶瓷之路”的概念其实是他最早提出的，虽然大家可能只想到三上次男。有些学者以前写过很好的作品，但竟然没有被发掘出来，假设我们有能力把它们发掘出来，与大家共同欣赏，那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互动。
亀井明德，早期从事考古学，在九州整理越窑青瓷，其间受小山富士夫的赏识。他在日本其实不算主流，因为他说他太想和太多人接触，所以辞掉了很多工作专心研究。他最近编写过非常重要的元青花资料集。这位学者对研究史也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他知道编资料集的宿命，花了很多精力编出的资料集，许多学者参阅后就直接去找原报告，所以资料集可能不会在史上留名；但大家从资料集能获得整体的印象，这是他不可埋没的功劳。
佐佐木达夫，是三上次男的大弟子，原本在金泽大学教授考古学，也研究中国近世陶瓷，著有《元明窑业史的研究》，后来转行研究伊斯兰陶器，并长期在中东进行考古发掘，对伊斯兰陶器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曾写过《青花技术的起源》，遗憾的是该文用到了浙江的那两个有问题的例子。但他仍是一位不错的学者，也有不少好的学生。不知在日本研究领域的设定是否有默契，像他所在的金泽大学，培养的学生主要研究高丽的陶瓷，而鹿儿岛的学生会研究泰国陶瓷，日本昭和女子大学的学生则研究越南陶瓷，这样一来就能把不同地区的研究串联起来看。其他国家的东南亚艺术研究很少像日本这样进行，比它资深的欧美国家如法国，研究东南亚的艺术不会只研究陶瓷，而会把雕塑、织品、语言、风俗等都包括在内。像日本这样每人只研究东南亚一个国家的陶瓷，能做得非常细致具体。在东南亚艺术领域可能很少有人认同，但在陶瓷史领域就很有帮助，产地、窑址、年代都研究得很清楚。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做法，法国学者对此就会嗤之以鼻，但反而也要引用日本学者的编年成果，这也是颇为吊诡的现象。
弓场纪知，著有《青花之道》等。
D类：斋藤菊太郎，他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担任《世界陶瓷全集》丛书主编。一套丛书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编找到什么样的编辑和作者，而斋藤先生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他本身是日本陶瓷史的学者，写过《古九谷新论》，对中国陶瓷也很了解，有文章讨论元青花与戏曲的关系，素养非常高。
满岡忠成，主要研究日本文化史、茶道，著有《日本人与陶器》等，该书写于1940年代，可以看到日本学者怎样从文献看待本国的陶瓷，又是如何接受从室町时代开始出现的中国陶瓷，当初如何评价、如何使用。是一本简单的书，但对非日本人或不熟悉日本陶瓷的人而言是很好的入门读物。缺点只有图片较少，另外行文风格较为古奥。
藤岡了一，研究过青花，很早就在《陶器讲座》中对至正样式的器物进行编年。
E类：科技方面。
山崎一雄，做科技化验。在陶瓷史方面，很有问题意识，有目的地测试标本。西田宏子，对中国陶瓷史特别是贸易史方面也有所关注，不过主要兴趣是日本茶道、东南亚陶瓷，也研究过与茶道有关的漆器。现为根津美术馆副馆长。矢部良明，现兴趣转向茶道。早期是杰出的陶瓷史学者，其杰出在于魄力。写过一系列很好的论文，包括关于青花的文章，文笔也很优美，又极有见地。著有《中国陶瓷史八千年》、《日本陶瓷史一万二千年》等。我们今天谈早期白瓷的起源，有时会说到白瓷和铅釉的关系（如范粹墓的例子），这其实是他在1980年代首先提出的。研究中国陶瓷史到一定程度后，如果只关心中国陶瓷，就意义不大，只是完成弄清时代和窑址的基本任务而已。最后总要与文化史结合，否则前进的空间很有限。矢部先生可能是考虑到这一点，后来就转向文化史研究，主攻茶道。日本茶道是一个很难接触的领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团体、杂志、展览、博物馆，参与者都生活富裕。矢部先生却能闯入这个圈子，而且做得不错，出的书已超过十本，只是已经离中国陶瓷史很远了。
内藤匡，主要进行陶瓷化验。与山崎一雄不同的是他对中国古陶瓷作过针对性的研究。叶喆民早期出版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大量参考了他著作中的内容。
尾崎洵盛，是一位爵士，参考当时法国、美国等地的译本对《陶说》作的译注，是我认为至今为止最精良的。也关注清代陶瓷，精熟中国文献。在《支那陶瓷小考》一书中提到过定窑红瓷等故事；今天我们关心的《坦斋笔衡》、《负暄杂录》的版本问题，他也在半个世纪前就谈过了。虽然我们掌握的考古材料比前辈学者多，但似乎没有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本领。假设我们能将以前学者的成果当作宝贵的资产，认真地阅读，那将会有很好的成就。至少我们能知道自己在本学科的领域内处于何种位置，应带给学生怎样的愿景。
陶瓷上的“鱼文化”
六、七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半坡氏族公社时期生产的仰韶文化彩陶器上，鱼纹成为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纹饰。所绘鱼的图形拙朴可爱。其数量之大，线条之美，形象之逼真，令后人叹为观止。鱼，成了远古人类的图腾。这些古朴优美的绘画艺术，完全来源于劳动的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提炼，反映了当时人们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活动，表达了捕获更多的鱼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美好心愿。
在古代，鱼不仅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之一，而且还因此把鱼看成了祥瑞之物。孔丘生子，友人送鲤鱼一对为贺。孔子十分高兴地收下，以为吉祥，便给儿子取名孔鲤，字伯鱼。
在汉代，多将鱼纹刻划在陶或瓷的盆子等大型器物上。到唐宋时期，以鱼纹装饰陶瓷更为盛行。不仅有鱼的瓷塑，还有双鱼连体瓶。划、刻、贴、印等各种风格和形式的鱼纹装饰大量出现。在定窑白瓷上，划花、印花鱼纹最为形象生动。碗、盘内壁有荷叶莲花，器心水波荡漾，双鱼戏水相逐，生趣盎然。至于元、明、清的青花瓷器上，以鱼为纹饰那就更为多姿多彩，而且寓意丰富深远，可以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鱼文化”。
元青花鱼藻纹多画鳜鱼，大有“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诗情画意。由此可见元人对鱼文化同样喜爱。明以后则多画鲤鱼，表达了人们企盼“鲤里跳龙门”的吉祥。鲤鱼跃于波涛之上，口中吐出水气，水气中隐约一条小龙飞上天空。大约这就是所谓“鱼化龙”了。传说鲤鱼跳过龙门便可成龙，比喻幸运和高升，实乃文人对飞黄腾达的一种向往。所以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一文中说的：“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故“鲤鱼跳龙门”是古代常画的题材。
在民间，有许多以鱼表达吉祥的用语，多采用谐音。如：鲤与“利”，鱼与“余”、“玉”等即是。由此便创造出许许多多寓意丰富、形式优美的词汇来。又由词汇经过形象思维，绘制出活泼生动的鱼的绘画来。各类鱼的图像一旦装饰到瓷器上，就大大增加了其观赏性和艺术性，成为畅销的商品，也有了收藏和研究价值。比如常见的瓷画还有“渔翁得利”，一个渔翁捕得大鲤鱼时的欢快表情跃然瓷上;“金玉满堂”，几条金鱼水波中相互追逐嬉戏，寓意儿孙多且活泼可爱;鲢鱼游于莲塘之中，自然是“连年有鱼”，童子抱只大鲤鱼，背后绘以牡丹，叫做“富贵有余”;一条鲶鱼游于水藻中，可谓“年年有余”。
总之，从瓷绘中可以看出，自古以来，鱼受到人们的喜爱，人类与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装饰着鱼文化的瓷器，其上多姿多彩的画面，吉祥谐趣的寓意，很值得古陶瓷鉴赏者、收藏者细细地玩味。
陶瓷上的的“羊”文化
羊是人类最早狩猎与驯养的动物之一，中国传统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先秦文化遗存和浙江河姆渡早期人类活动遗址中就都出现了陶羊。
【吉祥羊】（绿宝石艺术陶瓷馆馆藏）
图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远长的作品【吉祥羊】,釉色采用上浅下深的渐变结晶釉。作品四肢有力，身形矫健 挺胸注视，满身肌肉凸显，充满着活力。此外“羊”通“祥”，有吉祥之意。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羊所起到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龙，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炎帝都与羊有着"血缘关系"，他们最早都是以羊为部族图腾。据考证，伏羲曾受羊角柱的启发，发明了推动中华文明进程的八卦；尧舜时代的大法官皋陶也曾借助独角神羊断案，从而实现古代的司法公平；汉代董仲舒将儒家文化的核心精华"仁"、"义"、"礼"赋予到羊的身上，赞叹羊是"美"、"祥"之物。
工艺美术大师涂少波作品【三阳开泰】（绿宝石艺术陶瓷馆馆藏）
"羊的基因"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形成和民俗民风产生深刻影响外，我们从汉字的字源、语源等文字学的研究中，同样可捕捉到大量的有关羊与早期文化生成关系的信息。此外，羊与宗教、政治、法律、道德、文学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谓文化就是人化。文化的本质说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羊本属自然之子，而它一旦被人发现并成为人类的伙伴，就失去了纯自然的属性，在与羊的朝夕相处中，人类把情感、理性、思想、道德外化于羊类，使羊逐渐"人化"，于是有了"人化"的羊就成了羊文化。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亦能造就人。羊文化也会因此内化人类活动的某些因素，如此，外化与内化，纵横交织，错综复杂，才构成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景观。
浅谈中国的“陶瓷之路”（上）
“陶瓷之路”（TheChina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
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像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部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像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中国陶瓷上龙纹的演变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在阴阳宇宙观里代表阳。封建时候，龙是帝王的象征，龙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帝王所用的东西上，如龙廷、龙宫、龙袍等。新时代晚期，龙的雏形开始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题虚拟的想象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从商代开始了其漫长而复杂的发展演变。龙纹作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传统纹样，有单纯的龙纹也有和其他纹样组合而成的复合纹饰，如云龙纹、海水龙纹等。早在新时期时代，人们就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在阴阳宇宙观里代表阳。封建时候，龙是帝王的象征，龙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帝王所用的东西上，如龙廷、龙宫、龙袍等。新时代晚期，龙的雏形开始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题虚拟的想象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从商代开始了其漫长而复杂的发展演变。
龙纹作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传统纹样，有单纯的龙纹也有和其他纹样组合而成的复合纹饰，如云龙纹、海水龙纹等。早在新时期时代，人们就在陶瓷制作上使用了龙纹装饰，这时的龙纹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与氏族图腾存在密切关系。到了商周时期，龙纹依然频繁出现在各种陶瓷器物上。元代时期龙纹的制作工艺水平发展到了较高程度。明清时期，龙纹制作发展至顶峰。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龙纹形象，龙的上颌部位出现了两根须子，同时龙纹形象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如翼龙、正面龙、立龙、莲池龙、花间龙等。
上周时期陶瓷上的龙纹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蛇身，无爪的鳞虫形态龙，一般这种龙纹为一首二体型或二首一体形；另一种是眼睛圆睁，有肢体有爪子，身体像动物身体，尾巴卷转的兽体型龙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龙纹都是兽体的，爪子有三个脚趾，尾巴细且卷，龙头张大嘴巴，龙角向后卷。
秦汉时期，出现的龙纹形象是头像牛头，有须子，大耳朵，龙角细长对称，身体为蛇形，有翅膀，脚上有爪子，身体附壁，“珠联璧合”一说由此而来。
唐朝时期的龙纹形象是龙头有两个分叉的角，口角比前朝明显加深，上颚较长，上唇长而向向上翘起，过去圆形的龙眼变成凤眼，蛇身变得丰盈健硕，此前身上的鱼鳞片变成了斜方格形的网状鳞片，龙爪也从原来的兽爪变成鸟爪，爪子上的指甲的绘成略弯的三角形，看上去非常锋利。
到了宋代，龙纹形象基本定型，一直到元明清，龙纹形象都为蛇身，身体到尾巴逐渐变细，四肢上都长有羽毛，龙爪上脚趾三至五个不等，龙头上有龙角、龙发和须子。古代时候，龙纹大体相似，为做区分，元末时期，官方出台政策禁止民间使用“五爪”龙纹，元末以前龙纹多为三爪或四爪，到了明清时期，五爪龙只能为官方使用。
中国古瓷上的花纹图案文化
中国古瓷上的花纹图案样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历代文化，也代表着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艺术。其构成有儒家的、佛教的和道教的，以及一些世俗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了。作为一个鉴定者对图案的一些寓意都看不明白，说不清楚，也是一大遗憾。因此对瓷器上的图案标记作一简释，对鉴定者来说，亦是有所裨益的。
1．龙凤呈样 图案为一龙一凤。 龙的传说很多，记载的文献也多，但将龙和帝王联系起来的是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说：“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蚊龙于其上，而已有身，遂产高祖。”凤凰在刘安《淮南子》一书中开始被称为祥瑞之鸟，雄曰凤，雌曰凰。龙凤都是人们心中的祥兽瑞鸟，哪里出现龙，哪里便有凤来仪，象征着天下太平，五谷丰登。
2．二龙戏珠 图为两条云龙一颗火珠。 《通雅》中有“龙珠在颌”的说法。龙珠被认为是一种宝珠，可避水火。有二龙戏珠，也有群龙戏珠和云龙捧寿，都是表示吉祥安泰和祝颂平安与长寿之意。
3．鱼龙变化 图案为天上有一云龙，水中有一鲤鱼。或一龙首鲤身；或一鲤鱼翻跃于龙门之上。 古代有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凡是鲤鱼能跳过龙门的，就可变化成龙，不能跳过龙门的，点额而归，故黄河之鲤鱼多有红色在额头，都是未跳过龙门之鱼。鱼跃龙门表示青云得路，变化飞腾之意。
4．鹤寿龟龄、龟鹤同龄 图案皆为一龟一鹤。 《韵会》：“龟为甲虫之长”。龟寿万年，是长寿的象征；鹤是仙禽，《崔豹古今注》：“鹤千年则变苍，又二千岁则变黑，所谓玄鹤也。”龟鹤同龄，乃同享高寿之意。
5．松鹤延年 图案为鹤和松树。 《字说》：“松百木之长”；《礼·礼器》：“松柏之有心也，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松，代表长寿象征之外，还作为有志、有节的象征。故松鹤延年既有延年益寿，也有志节高尚之意。
6．鹤鹿同春 图案为鹤鹿与松树。 古人称鹿为“仙兽”。神话故事中有寿星骑梅花鹿。鹿与禄、陆同音，鹤与合谐音，故又有“六合”（指天、地、东、西、南、北）同春之意和富贵长寿之说。
7．岁寒三友 图案为松竹梅或梅竹石。 松，“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竹，清高而有节；梅，不惧风雪严寒。苏东坡爱竹成癖，他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还题写过：“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三益之友”。松竹梅被人们称之为岁寒三友，乃寓意做人要有品德、志节。
8．喜上眉梢 图案为梅花枝头站立两只喜鹊。 古人认为鹊灵能报喜，故称喜鹊。两只喜鹊即双喜之意。梅与眉同音，借喜鹊登在梅花枝头，寓意“喜上眉梢”、“双喜临门”、“喜报春先”。
9．喜报三元 图案为喜鹊三、桂元三或元宝三。 古代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殿式的第一名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明代科举以廷试之前三名为“三元”，即状元、榜眼、探花。“三元”是古代文人梦寐以求，升腾仕取之阶梯，喜鹊是报喜之吉鸟，以三桂元或三元宝寓以三元，是表示一种希望和向往的图案，此外还有三元及第、状元及第、连中三元、五子登科等图案。
10．相禄寿喜 图案为蝙蝠、鹿、桃和喜字。 以前人们常以蝙蝠之蝠寓以幸福之福；借鹿禄同音；寿桃寓寿意，加之以喜字，用此表示对幸福、富有、长寿和喜庆的向往。
11．五福捧寿 图案为五只蝙蝠一寿字。 《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攸好德，谓所好者德；考终命，谓善终不横夭。还有“五福临门”的图案。
12．多福多寿 图案为一枝寿桃数只蝙蝠。
13．福寿无边 图案为蝙蝠、寿桃和盘长。
14．神速齐眉 图案为蝙蝠、寿桃、荸莽和梅花。
15．福寿双全 图案为蝙蝠一、寿桃一、古钱二。 这些图案都表示古代人心底希望幸福、富有和长寿。
16．福寿三多 图案为一蝙蝠、一寿桃、一石榴或莲子。 《庄子·天地》：“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古人因以“三多”（多福多寿多男子）为祝颂之辞。石榴取其子多之意，“莲子”乃连子之意。
17．三多九如 图案为蝙蝠、寿桃、石榴、如意。 《诗·小雅·天保》：“哪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天保》篇中连用九个如字，寓为祝贺福寿延绵不绝之意。图案中以如意表示九如。
18．福在眼前 图案为蝙蝠与一枚古钱。 古钱是孔方外圆，借孔为眼，钱与前同音，亦称“眼前是福”。
19．福至心灵 图案为蝙蝠、寿桃、灵芝。 桃为寿而其形似心，借灵芝之灵字，表示幸福到来会使人变得更加聪明。
20．寿比南山 图案为山水松树或海水青山。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乃常见的对联。这一图案亦称寿山福海。
21．三星高照 图案为三位老神仙。 古称福禄寿三神为三星，传说福星司祸福，禄星司富贵贫贱，寿星司生死。三星高照象征着幸福、富有和长寿。
22．流云百福 图案为云纹蝙蝠。 云纹形似如意，表示绵延不断。流云百蝠，即百福不断之意。
23．平安如意 图案为一瓶、鹌鹑、如意。 以瓶寓平，以鹌鹑寓安，加一如意，而称平安如意。
24．一路平安 图案为鹭鸶、瓶、鹌鹑；另有图案为鹭鸶、太平钱的叫一路太平。 以鹭鸶而寓路，瓶寓平，鹌鹑寓安，祝愿旅途安顺之意。
25．事事如意 图案为柿子、如意。 《尔雅·翼》：“柿有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蠢，五霜叶可玩，六佳实可啖，七落叶肥大可以临书。”事与柿同音，加之如意，寓意事事如意或百事如意、万事如意。
26．诸事遂心 图案为几个柿子和桃。 几个柿子寓为诸事，桃其形似心，表示诸多事情都称心如意。
27．必定如意 图案为毛笔、银锭、如意。 笔必偕音，锭定同音，再加如意，音借意为必定如意。
28．岁岁平安 图案为穗、瓶、鹌鹑。 以岁（穗）岁平（瓶）安（鹌）之偕音惜意表示人们祝愿和平的良好愿望。
29．年年有余 图案为两条鲇鱼。 鲇与年，鱼与余同音，表示年年有节余，生活富裕。 图案为两条鲇鱼首尾相连者，童子持莲抱鲇鱼者，均称年年有余。图案为一磬一鱼，或一磬双鱼、一童子击磬一童了持鱼者，皆称吉庆有余。一妇人手提鱼者，称之为富贵有余。
30．马上封侯 图案为一马上有一蜂一猴。 以马上封侯（蜂猴）寓比立即升腾的愿望。 图案为一大猴背小猴者，称辈辈侯；一枫树一印一猴或一蜂一猴抱印者称封侯挂印、挂印封侯。
31．太狮少狮 图为一大狮子一小狮子。 太师官名，周代设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太师为三公之最尊者；少师官名，周礼春官之属，即乐师也。以狮与师同音，而寓以太师少师之意，表示辈辈高官的愿望。
32．八宝联春 图案为八件宝器相连。 八宝分为两类：佛家八宝有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盘长八件宝器，俗称：“轮螺伞盖，花罐鱼长”。仙家八宝即八仙护身法宝为渔鼓、宝剑、花篮、笊篱、葫芦、扇子、阴阳板、横笛八件宝器。八件宝器相连接的图案称之为“八宝联春”或“八宝吉祥”。
33．八仙过海 图案为八个仙人皆持宝器，下有大海波涛。 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八仙，有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八仙故事多见于唐、宋、元、明文人的记载。“八仙庆寿”、“八仙过海”的故事流传最广，传说，八仙在庆贺王母娘娘寿辰归途中路过东洋大海，各用自己的法宝护身为舟，竞相过海，以显神通。
34．麻姑献寿 图案为麻姑仙女手捧寿桃。 麻姑，古代神话故事中的仙女。葛洪《神仙传》说她为建昌人，修道牟州东南姑余山。东汉桓帝时应王方平之召，降于蔡经家，年十八九，能掷米成珠。自言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蓬莱之水也浅于时，或许又将变为平地。后世遂以“沧海桑田”比喻世事变化之急剧。她的手指像鸟爪，蔡经见后想：“背大痒时，以爬背，当佳。”又相传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她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为王母祝寿。故旧时祝女寿者多以绘有麻姑献寿图案之器物为礼品。
35．群星祝寿 图案为众多仙人各持礼物。 传说三月三日王母娘姐寿诞之日，各路神仙来祝贺，而以此取其吉祥喜庆之意。
36．万象升平 图案为一象身上有卐字花纹，腰背上负一瓶。卐字在梵文中作“室利靺蹉”，意为吉祥之所集。佛教认为释迹牟尼胸部所见的“瑞相”，用作万德吉祥的标志。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制定此字读万。万寿升平，表示人民祝愿国泰民安，百业兴旺，国富民强的升平景象。还有“太平景象”、“景象升平”等图案。
37．平升三级 图案为瓶上插有三戟。 瓶与平同音，戟寓级。平升三级乃表示官运亨通，祝愿连升三级之意。
38．天女散花 图案为一仙女提花篮作散花状。 佛经故事《维摩经·观众生品》记载，维摩室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身，即皆坠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坠。天女说：“结习未尽，花著身耳”。谓以天女散花试菩萨和声闻弟子的道行。宋之问《设斋叹佛文》：“天女散花，缀山林之草树”。故取其“春满人间”之意。
39．嫦娥奔月 图案为一仙女奔入月宫状。 嫦娥乃神话中后羿之妻。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遂奔月宫。
40．四海升平 图案为四个娃娃抬起一瓶。 四个小孩（海）抬起（升）一瓶（平），表示四海升平，以此表达人民厌恶战乱，热爱和平之善良愿望。
41．福从天降 图案为一娃娃伸手状，上有一飞蝠。 以天空中飞舞的蝙蝠即将落到手中，而寓其意为“福从天降”、“福自天来”、“天赐鸿福”等。此外还有“五福临门”、“引福入堂”“天官赐福”等图案。
42．长命富贵 图案为雄鸡引颈长鸣，牡丹花一技。 雄鸡引颈长鸣（命），牡丹乃富贵之花，喻富贵。还有长命百岁的图案，雄鸡引颈长鸣旁有禾穗若干。
43．流传百子 图案为开嘴石榴或葡萄。 旧时传说，文王有百子。“榴开百子”表示子多。还有“子孙葫芦”、“百子图”、“麒麟送子”、“莲生贵子”等图案，表示子孙万代、万代长春等愿望。
44．教子成名 图案为一雄鸡引颈长鸣旁有五只小鸡。 以雄鸡教小鸡（子）鸣（名）叫，寓以“教子成名”。还有“五子登科”、“一品当朝”等图案，表示殷切期望子孙取得成功的业绩。
45．官上加官 图案为雄鸡和鸡冠花。
46．玉堂富贵 图案为玉兰花、海棠花、牡丹花。
47．五世同堂 图案为五个柿子和海棠花。 以上图案都以谐音题名，同音寓意，表示古人的升官、富贵、五代团聚的美好愿望。
48．渔翁得利 图案为鹬蚌相争状，旁立渔翁。 《战国策·燕策二》：“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比喻双方相持不下，第三者因而得利。
49．英雄斗智 图案为一鹰一熊作争斗状。 《本草》：“虎鹰翼广丈余，能搏虎。”《诗·小雅》：“维熊维罴，男子之样。”鹰与英、熊与雄同音。猛禽凶兽相斗，二勇相争，智者胜。还有一松树上落一鹰，地上有一熊，作相互怒视欲斗之状的图案，以此比喻英雄大智大勇。
50．珠联璧合 图案为珠点连续有白头花蓝点。 《汉书·律历志》上：“日月如合壁，五星如联珠。”后借以比喻人才或美好的事物凑集在一起。
51．八骏图 图案为八匹马姿态各异。 传说周穆王有八匹骏马，名称说法不一。《穆天子传》卷一：“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史记·赵世家》：“造反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骡、绿耳，献之缪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其他传说钧由此而派生。
52．博古图 图案为鼎彝钟磬、瓷瓶玉件、书画盆景等各种器物造型，种类繁多。 有各式各样的博古图，给人以古色古香之感。
53．天马图 图案为一飞马、马生两翼。 天马一词，最初见于《楚辞·离骚》、《史记·大宛列传》和《淮南子》等书中。张骞使西域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后得大宛汗血马，比乌孙马强壮，改乌孙马名为西极，大宛马叫天马。史书记载，汉武帝“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歌。”元狩三年（公元前119年）后，天马发展成“龙之友”、“龙之媒”的地位。神话故事似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使人想向出“马生两翼”，慢慢被称为龙马。《西游记》中有白龙马，便是一例。天马似马又生翼，空中行走又似龙，这种动物图案在古时瓷器、地毯上常见。
54．麒麟图 图案为一兽，头长一角，狮面，牛身，尾带鳞片，脚下生火，其状如鹿。 麒麟，古代传说中的动物，古称之为“仁兽”，多作吉祥的象征。“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礼记·礼运》：“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效橄。”“橄”同“薮”即沼泽。汉代砖上的麒麟图案与马和鹿的样子相似，汉以后，逐渐完善了麒麟的形象。由于麒鳞是瑞兽，常借喻为杰出之人，麒麟送子、麟吐玉书等图案等皆有杰出人士之降生的寓意。
55．四艺图 图案为琴、棋、书、画。 琴棋书画是我国古代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文玩，用以增进学识，提高雅兴。图案中的四艺，其造型设计，古朴、优雅，富有韵律感。
56．踏雪寻梅 图案为风雪中一老人头戴浩然中，骑驴过桥，手持梅花。 踏雪寻梅是根据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故事，编写而成的图案。孟浩然（689～约740年），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少年好学，酷爱梅花，早年隐居鹿门山。年四十，游长安，应进士不第，还襄阳。临行前留给王维一首诗。有人传出，孟浩然游长安，王维私邀入内署，适唐玄宗李隆基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告，玄宗大喜，诏浩然出，诵所为诗，玄宗发现无求仕之心，即入还。其实从孟浩然的《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诗中只见“当路谁相假”之句，那有皇帝发现他不愿为官，放他归去之事。孟浩然头戴浩然中，在风雪中骑驴过灞桥，踏雪寻梅，已成为我国古代诗人的佳话。这一图案在古时瓷器、地毯上常有出现。
57．伯牙摔琴 图案为一人举琴面对一墓，旁立一老人。 出自俞伯牙与钟子期相交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有位俞伯牙善弹琴，一日乘舟游至汉阳江口，命童仆取琴焚香，调弦转轸，一曲未终弦断之。疑有人听琴，命左右搜之，遇一樵夫钟子期，二人登舟促膝相谈，意合知音，结为兄弟。约定来年江边相见。当俞伯牙按期来到江边时，钟子期已病故。伯牙闻知，泪如涌泉，去子期坟前祭拜，并割断琴弦，双手举琴向祭石台上一摔，摔得玉轸摧残，金徽零乱。老者惊问：“先生为何摔此琴？”伯牙道：“摔破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故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之说。古时瓷器、地毯均有此图案。
瓷器纹饰：陶瓷上的鱼文化
鱼纹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上，有刻划的鱼藻纹，十分拙朴。在此后的仰邵文化半坡类型彩陶上，鱼纹最为普遍。经过千年的洗练，至宋以后，鱼纹题材广泛地运用到瓷器装饰上。
瓷器纹饰：陶瓷上的鱼文化鱼水组合的画面称为海水鱼纹或水波游鱼纹，如磁州窑白釉刻划花水波游鱼枕、耀州窑青釉花口碗内壁上的海水鱼纹，以篦状工具左旋右转划出细密的水波纹，以粗健的线条勾勒出游鱼，动态真切自然。鱼与莲组成的画面，称为鱼莲纹或莲池游鱼纹；鱼与水草相配，则称鱼藻纹。磁州窑的鱼藻纹最为生动，水藻飘动，鱼儿浮游。元、明、清瓷器中鱼藻纹饰更为普遍，多用青花、釉里红、五彩表现单尾或双尾鱼纹，鲭、鲢、鲤、鳜或鲭、鳇、鲤、鲫四鱼与水草组成的寓意纹饰。明宣德蓝釉鱼藻纹盘，以晶莹艳丽的宝石蓝色彩釉托起洁白如玉的鱼藻，清丽动人。明成化孔雀蓝釉鱼藻纹盘，以翠色釉衬托黑色藻，则显得含蓄深沉。清代写意青花釉里红鱼纹盘，简笔挥就、姿态优美、栩栩如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由于鱼与余谐音，鱼也就成为民间象征富足、富余的吉祥物，因此鱼纹与蝙蝠纹、戟纹、磬纹、万字纹、盘长纹、钱纹等纹样组成“连年有余”、“吉庆有余”、“富贵有余”等吉祥纹饰。鱼纹是常用陶瓷装饰纹样，多在盘、瓶、缸等造型中运用。定窑、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德化窑、容县窑的制品中，都有风格各异的鱼纹。鱼或单或双、或三、四、五尾戏水追逐。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瓷上，就有拙朴的鱼纹图案；六七千年前半坡氏族公社时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鱼纹更为普遍。这说明自古以来，人类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鱼纹出现在陶瓷上，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提炼，反映出人类的渔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需求的心境。
古陶瓷上的鱼纹装饰，全国窑场的产品中普遍存在。景德镇自宋代以来就是制瓷业的重镇，影青、青花、五彩、粉彩等瓷器，采用刻、划、贴、印和绘画等技法，鱼纹饰更是喜闻乐见的题材。宋元时期影青瓷的碗、盘等器物，有许多在里心刻划鱼纹；元代的青花瓷多见鱼藻纹，鱼多为鳜鱼，其中也有在碗、盘里心贴塑鱼纹的，别具特色；明代之后则多为鲤鱼，表达的是人们企盼“鲤鱼跳龙门”的吉祥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