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唐人国瓷坊，是一家与众不同的瓷器品牌，唐人使用金银珠宝为配材，依照历代御用国瓷的官窑工艺制作瓷器，这种工艺就是“宝作瓷”，此工艺源于唐盛于宋代，已有千余年历史。
宝作瓷，又称珍宝瓷、宝烧。是在瓷器的“胎、釉、彩”制作过程中，添加贵金属金、银，或名贵的宝石珍珠等，通过其特殊的天然成份在高温中的变化，烧制出质精色异的瓷器，故称“宝作瓷”。此技艺为历代国瓷级的官窑作坊所采用，被誉为“国瓷工艺”。
唐人国瓷坊，国瓷技艺“宝作瓷”的挖掘与创新者，目前拥有三项宝作瓷的独家工艺秘籍，分别为“秘釉、珠胎、金衣”。唐人国瓷坊凭借总部自有多家珠宝公司的原材料资源优势，成为开发宝作瓷的核心优势。
在唐人国瓷坊的宝作瓷中秘釉工艺最具代表性，秘釉瓷，又名秘色釉、秘色瓷。因为是皇家贡品，工艺不外传，故称秘釉。据说秘瓷的釉中加入金银玉石等稀有材料，秘釉瓷质精色异。这一工艺相传起源是吴越国专为宫廷烧造的，臣庶不得使用。至于它的釉色，也像它的名字一样，秘而不宣，后人只有从诗文里领略它非同一般的风姿。唐人陆龟蒙吟咏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五代人徐夤赞叹曰："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诗歌、文献的描写越是优美，越引得人们去考证、猜想，以致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而秘色瓷究竟"秘"在何处，知道的人却越来越少，也就越发加剧了这种瓷器的神秘感。
1987年，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的轰然倒塌，塔基下的地宫暴露出来，一批稀世之宝的出土轰动了世界，其中有令佛教徒顶礼膜拜的佛骨舍利，有唐懿宗供奉给法门寺的大量金银器、瓷器、玻璃器、丝织品，尤其重要的是，同时还出土了记录所有器物的物帐碑，让文物考古专家明明白白地知道了出土物的名称。物帐碑上"瓷秘色"三个字，叫古陶瓷专家眼前一亮。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辉煌的历史也是国人的骄傲。唐人国瓷坊品牌以传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立志将这些凝聚中华民族千年智慧和文化底蕴的符号性产品推向世界，让中国文化璀璨于世，让世界回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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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鉴定：正确鉴定思维是鉴瓷成功的关键
综观许多古瓷收藏者鉴瓷失误的原因，并不是知识和经验的欠缺，而是思维方式即鉴定瓷器思想方法上发生了偏差，而对思维方式在瓷器鉴定中的特殊作用，一般古瓷鉴定类论著中很少提及，因此有必要把它作为鉴定瓷器的重要因素来强调。
首先是用唯物论思想指导搞鉴定还是用唯心论思想指导搞鉴定？这决不是哲学的虚悬而是古瓷鉴定中自觉不自觉都要面对的时机抉择，也是关系到鉴定成败的关键。
在唯心论指导下搞古瓷鉴定的主要表现，一方面是不下功夫认真学习前人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鉴瓷经验，另一方面更不下功夫从古瓷实物包括古瓷瓷片和伤残器的大量接触中提高认知水平，在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都功底薄落的状况下主观武断，自以为是，凭感觉断真伪，搞鉴定。可以说，凡在古瓷收藏爱好者家中放的古瓷赝品、伪品，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买回来的。及时水平很高甚至是古瓷鉴定专家，对这个方面的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古瓷鉴定时间中哪怕离开唯物论一小会儿，就可能造成鉴定工作失误的后果，这是有教训先例的事情。
其次是用辩证法思想指导搞鉴定还是用形而上学思想指导搞鉴定？也是制约鉴定成败的关键。
用辩证法指导鉴定古瓷器，必须正确把握和解决好以下方面的关系：
第一是古瓷器生产是做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既要承认古瓷器普遍性的特征，也要承认某些特殊性。但注意不要以“特殊性”为理由把异于古瓷真品的仿品当真品。
第二是古瓷鉴定特征表现撒谎功能必然性欲偶然性的关系。要在肯定必然性的条件下承认和分析，某些偶然现象出现的合理性，避免发生“一刀切”的弊端。
第三是古瓷鉴定理论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既要承认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鉴定理论具有真理绝对性的成分，也要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一切理论都有相对性的成分。理论要与时俱进，随着实践而发展，决不能用就理论限制实践中的新认识，否定理论的新发展。
第四是古瓷鉴定上联系性与孤立性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鉴定思维上是联系的看问题还是孤立地看问题，表现在鉴定方法上是广泛联系各种相关知识进行全面性的审查还是认定一点不及其余，犯片面性错误。
总之是要在鉴瓷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和方法论，古瓷鉴定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取得成功。
从瓷器表面的使用磨损痕迹谈古瓷鉴定
使用磨损痕迹的鉴定原理
古瓷器在使用和埋藏或流通过程中，会在表面留下痕迹。这种痕迹是在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中逐次形成的。因而真品古瓷的使用磨损痕迹是很自然的。新仿的瓷器，由于流通、使用时间很短，一般没有古瓷那种自然的使用磨损痕迹，即使在流通过程中产生少量的磨损痕迹，或者人为有意做出某些磨损使用痕迹，但是这些痕迹是不自然的，与古瓷的自然使用磨损痕迹有着根本的区别。掌握了两种使用磨损痕迹的区别和特点，我们就可以通过使用磨损痕迹来鉴定一件瓷器是真古瓷还是新仿瓷。
瓷器最容易产生使用痕迹的地方是器物的底足，器物的口沿，碗、盘、盆、洗类器物的底心，器物突出的边角部位等。这些地方是我们观察使用痕迹的主要部位。
■新仿古瓷的使用磨损痕迹特点
1．新仿的古瓷，由于新鲜出炉，未经使用，特别是新仿明清瓷，如不经人为作旧磨损，它的底足和器身都是锃亮崭新的。这种不作旧的东西，火光刺眼，再看器身无任何摩擦痕迹，即可断为新仿。这类东西的底足因为没有使用磨损过，用手摸上去往往感觉很粗涩或割手，没有老瓷器底足的那种自然光滑感。
2．有些新仿的瓷器，虽然在底足经过人为有意的打磨以冒充使用磨损痕迹，但是由于它是人为的，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因而与门然磨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类人为磨损一般是用砂轮打磨或把器物底足直接在地板、石板上摩擦，用力很大，磨出的痕迹很明显。有时往往弄巧成拙，把一些器物的底足或其他部位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不容易产生磨痕的地方也弄出磨痕来。如果在一件器物很隐蔽的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摩擦不到的地方，却发现了使用磨损痕迹，那么这件东西是可疑的。有些器物在人为做出磨损痕迹时，往往顾此失彼，在磨损底足时，却忽略了器身。所以，如果一件器物底足的磨损痕迹很明显，而器身却崭新毫无磨痕的话，对这件器物就应该提高警惕。
3．有的器物在口沿或突出的边角部位人为地做出磨损痕迹，但是这种磨损痕迹太规则，用力过度，把一些不该磨损的地方也给磨损了。凡是口沿一圈或器物凸起的地方都有规则、明显磨损痕迹的器物，大多都是新仿的。
4．有的新仿器物，在器物的里面和器身用沙子类的东西打磨，表面有密密麻麻的摩擦痕迹，看起来很像是经过使用产生的磨痕，这类磨损痕迹需要仔细辨别。如果磨损痕迹朝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力度较一致，很有规律感，这类东西必定是新仿无疑。
5．有的器物为了去除浮光，采用毛皮或其他较软的东西摩擦釉面，以使釉面失亮。这种磨损痕迹在器物表面往往成网状，较易鉴别。
■古陶瓷的使用磨损痕迹
古瓷的使用磨损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器物的器型、用途不同，它们在磨损痕迹上的特点也不同。这里仅讲解常见的情况。
1．有的古瓷由于未经使用或使用时间很短，随即被用于随葬或窖藏保存，甚至有些器物本身就是专门用于随葬的，这类器物的使用磨损痕迹一般不很明显。至多在运输和埋藏过程中，在器物表面留下微小的零星擦痕。这种使用磨损痕迹在鉴定时需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这种痕迹对于鉴定的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可作为参考，它毕竟与那些新仿器物毫无磨损痕迹还是有区别的。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即我们常说的清代宫廷库存的未经使用过的瓷器，虽然老，但上面却没有使用痕迹。
2．许多古瓷是日常用器，由于经过长期的使用，器物的底足、内心和器身都有自然的磨损痕迹。特别是底足的磨损痕迹，由于是放在桌子等木器上多次缓慢磨损，底足用手摸时有光滑舒适的感觉。碗、盘、盆类容器内部的磨损是杂乱无规律的，由于长期使用，釉面有失亮情况。同时，器身的磨损擦痕也是毫无规律的，星星点点，若隐若现。这种器物表面自然磨损的情况，在古瓷鉴定中的参考作用很大。
阿童坊：0.1立方米小窑里创作三大系列创新瓷
▲阿童坊一角
阿童坊，是一间烧制瓷器的工作室，但是这间工作室里烧出来的瓷器上面图案并不像传统陶瓷那样或是工笔花鸟，或是写意山水，这间工作室，专门出产釉色奇异多变的特色陶瓷。
0.1立方米小窑里的大创作
童冶亮介绍，他本来是一个摄影师，“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就玩摄影了”。玩摄影玩到小有成就之后，兴趣广泛的童治亮又开始对根雕感兴趣了，转而开始玩根雕。
“我玩根雕跟别人也不太一样，一个根雕的原料到我手上，动刀率可能就只有30%，我的根雕更看重树根原本的纹理质感。”童治亮说。
可是随着童治亮在根雕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也发现了玩根雕的局限，“根雕走市场非常难，一是根雕的原料难找，二是根雕的制作周期长，价格也高，要真正市场化经营非常难，我虽然是‘玩’，但是也是希望能从里面得到一些收益的，这样才能良性地继续走下去。”
由于当时认识许多做陶瓷的朋友，童治亮觉得，或许把陶瓷和根雕结合起来会是一个好的出路。“当时就是想把陶瓷做出根雕的质感，把那种木材的纹理和色彩渐变在陶瓷上体现出来，所以就花了一笔钱，想找人帮我实现这个设想。”可是成品出来之后，童治亮却很不满意，“做出来的东西毫无特色，没有根雕的那种立体感。”经历了这一次失败童治亮决定亲自动手来研究陶瓷。
然而在瓷器上做出立体感谈何容易，童治亮分析，如果要从瓷胚上下手，这基本是“不肯能完成的任务”，“瓷土的可塑性非常差，稍微捏一下可能就会裂，所以只能做一个大概的粗线条的东西，细节的东西还是要在釉上下功夫。”童治亮说。
童治亮后来请教了一些对陶瓷很有研究的朋友，要怎么样才能做出来这种他想要的质感，“他们都说要在釉色上下功夫，但是由于缺乏资料和数据，在釉色上的研究非常难。”
虽然没人看好，但是本着“玩什么都要玩出境界”的心态，童治亮开始自己钻研窑变瓷的烧制。
“我们开始的想法是如果失败了，就算了，如果成功了，就继续做下去。”于是童治亮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修建了一个只有0.1立方米的小窑，开始了烧制陶瓷的工作。
初创工作并不简单，“直到第十窑，我才把基本的规律搞清楚，把釉色规律搞清楚之后，过了两年，我才做出真正的釉色成品。”
就算后期工艺已经比较成熟的时候，残次品也是不可避免的，童治亮指着架子上陈列的瓷器对记者说，“这些只是烧成功的东西，在这么多成功的东西背后，不知道砸了多少残次品。”童治亮拿起架子上一个十分漂亮的大瓷碗，转过来，记者就看到瓷碗上几道裂缝，“这个瓷碗在烧的时候就裂了，但是出来之后我看釉面的花纹很漂亮，所以还是留下来了，所以说，烧瓷器真的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出于一腔热爱，童治亮把玩陶瓷这件事坚持了下来，“烧瓷这件事更多的我还是当爱好，这几年我也在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策划之类的，赚来的钱就全投到烧瓷这上面了。”
在童治亮眼里，摄影、根雕、窑变瓷，这三种艺术表现形式其实也是有共性的。
“我玩摄影，比较喜欢自然的题材比如民俗风光纪实类的摄影，玩根雕，也以自然形成的形态作为根雕基础，至于烧瓷，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件瓷器，在出窑之前，我是不知道这个瓷器图案的细节是什么样的，而且就算是同一批烧出来的瓷器，每件瓷器的花纹也都会不一样，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两件同样的窑变瓷，这种不确定性，也许就是窑变瓷吸引我的原因。”
老窑瓷的新工艺
经过了几年的研究和发展，童治亮烧制的陶瓷现在有三个系列，分别是花瓣釉、流彩釉和蛛丝釉。
花瓣釉是童治亮最早研发出来的窑变釉品种。童治亮拿起一个红色的瓷碗向记者介绍道，“这上面的釉像花瓣一样，一瓣一瓣的，都能摸的出来，而且色彩也非常有层次感，很像真实的花瓣。”
记者看到，花瓣釉色彩鲜艳亮丽，在瓷体上产生渐变的效果，图案抽象而且变幻莫测，看上去显得既神秘又热情大气，颇有几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相比之下流彩釉则显得十分精致，童治亮向记者展示了一个瓷盘，在瓷盘的外壁和内壁上，一点一点的凸起仿佛水珠正在缓缓向盘底流下，这些“水珠”又带着渐变的色彩，有着不一样的生气，色彩仿佛随着“水珠”的流动而流动，整个瓷盘显得精致灵动。“流动的色彩”，这也是流彩釉这个名字的由来。
而蛛丝釉的命名，童治亮说，更多地考虑到了中国的传统，“你不要看蜘蛛这种动物长得很吓人，在中国古代，蜘蛛其实是吉祥的象征，中国人古时候把蜘蛛称为喜蛛。”所以尽管有其他名字可选，童治亮还是叫这种表面布满细纹的瓷器叫“蛛丝釉”。
蛛丝釉是童治亮的窑变瓷里色彩最为清淡的一种，瓷器表面布满渐变的不同色彩的细纹。
“蛛丝釉看起来会有点像传统的开片瓷，都是瓷体布满细纹，但是近看还是有区别。”童治亮向记者介绍道。
而蛛丝釉的彩色网状纹理并不是由于釉面裂缝而形成，而是本来的釉彩在窑内变化而形成，在瓷器表面，能摸到网状纹路的突起。
而由于是釉面的色彩，这种网状纹路可粗可细，并且有渐变和流动的效果。童治亮拿起一个小瓷瓶对记者说：“釉面的色彩和釉面的裂缝配合起来，还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记者看到这个瓷瓶上的网状纹路和别的瓷器上的都不一样，纹路的色彩渗入了釉面的小裂缝中，形成了仿佛毛笔在宣纸上晕染开来的效果。
到景德镇去烧瓷
虽然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和体系，但是阿童坊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作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阿童坊的瓷器作品以小杯子为主，童治亮解释说，“这种小杯子一窑可以烧很多个，作为实验会多做一些。”
而大件瓷器，童治亮说不是他不想做，而是条件不允许，“我的窑就只有这么大，当然烧不出大件的瓷器”。
但是童治亮并不急着扩大工作室的规模，在他看来，“稳”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的窑虽然小，但是我每天都能出新东西，。”
童治亮说，现在在国内研究窑变瓷的虽然很多，但阿童坊出产的瓷器，是对窑变釉色品种的新突破。他算是“好运气”，有不少人花了时间花了精力花了钱，但是什么都没做出来，而童治亮通过几年的研究算是有所成就。
在他看来阿童坊出产的瓷器是对窑变釉色品种的新突破，“传统的陶瓷，发展到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但是目前在陶瓷釉色的发展上还不如国外，而且窑变瓷的那种抽象和变幻的色彩图案其实很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要说发展，其实是很有前景的”。
阿童坊发展到现在，也积累下了一定的知名度，童治亮说，下一步他想把他的三大系列的陶瓷真正推向市场，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喜欢窑变瓷。
“我的最终目标，是想去景德镇烧瓷，毕竟那里才是代表现在制瓷业最高水准的地方，只有去了那里，我才能把我的陶瓷技术发扬光大。”在采访的最后，童治亮这样对记者说。
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扛起红瓷文化大旗 扬名中华
众所周知，瓷器是中国文明的瑰宝，是古代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更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但是在我国悠远的瓷器锻造历史中，似乎青蓝白诸色比较闻名，以红色为主色调的瓷器并不多见。事实上，中国红瓷在四大发明出现以前就以精湛的制技艺著称于世，它就已经传遍世界。今天，国博金萃发行的毛泽东福寿瓶承载着吉祥、尊贵以及超震撼的现代工艺完美亮相，可以说是陶瓷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大盛事，它将中国红瓷文化发挥的淋漓尽致。
红色是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并且也是最受世界各国青睐的颜色。如今，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千年文明精髓，经当代众多考古专家，学者及瓷器大师的多方努力，毛泽东福寿瓶终于还原了中国红瓷的整套烧制流程，并且成功实现了以恒定1450度的高温反复多次入窑烧制，才有不到15%的成品。由此可见其价值远在黄金，玉器，青铜器之上。因此，就目前来看红瓷只有中国才有，是所有瓷器中烧制最难，价值最高的，可以说是是价值连城。
毛泽东福寿瓶，超大器型、极为罕见的整体中国红瓷，更有纯黄金手工描金完成的毛主席福、寿金字，和主席最喜爱的喜上梅梢和松鹤延年国画图案及祖国不同时期颁发的四大功勋章图案，赤红明亮，气势非凡，黄金璀璨，造型庄重、大气是收藏史上的奇迹。且每一套毛泽东福寿瓶，都蕴含了对开国领袖毛主席的深切缅怀，表达着对党和祖国的美好祝愿及对中国元勋们的无限敬仰。毛泽东福寿瓶既是艺术经典，又具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史上首次发行的历史标志，其价值不可估量。
红色意味着平安、喜庆、福禄、康寿、尊贵、和谐、团圆、成功等，红色在许多重大场合都代表着勤劳的中国人满腔的热情。而红瓷作为国粹，它所承载的是无上的吉祥和尊贵。今天，国博金萃发行的毛泽东福寿瓶用它独特的工艺和现代品鉴理念向世人再一次展示了红瓷的无限魅力和价值导向，它让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以及光辉灿烂的陶瓷文化大放异彩！
国保繁昌窑12年后再现龙窑 出土大量精美青白瓷
昨天下午，在位于繁昌县南郊的繁昌窑遗址柯家冲窑窑址，一座长达35米多的龙窑正在考古人员的悉心作业下逐渐露出它本来面貌。这是繁昌窑自2002年发掘以来的又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中，还出土了不少精美青白瓷器和大量瓷片、窑具。经历千年风霜，不少瓷器看起来依然釉色莹润，温婉大气。
【惊喜】12年后繁昌再现龙窑
昨天下午，繁昌县南郊烈日当头，数十名考古人员正在一座山坡上紧张工作。在用塑料布搭建起来的发掘现场，一座30多米长的窑址已发掘到窑尾。自上世纪50年代被发现后，繁昌窑声名远扬。经过专家考证，在方圆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繁昌窑由相邻的柯家冲窑、骆冲窑等组成。昨天正在进行发掘的就是柯家冲窑。来自省考古所的现场发掘负责人罗虎告诉记者，2002年9月~11月，省考古所和中科大联合，对柯家冲窑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发现了一座斜长50多米的龙窑，也被称为繁昌柯家冲1号龙窑。这次发掘的2号龙窑是从去年11月份正式启动的。罗虎告诉记者，这次发掘的2号龙窑距离2002年发掘的1号龙窑仅有十几米远，两条巨龙相邻盘踞，更显“霸气”。【规模】一次可烧数万件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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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龙窑
龙窑我国古代南方窑炉的一种常见形式。南方多山地，龙窑依山而建，呈长条形，自下而上，下面是窑头，上面是窑尾，几十米长顺山倾斜而下，看起来确实颇有“龙”的气势。
五代十国的杨吴与南唐白瓷刍议
五代十国上乘大唐盛世，下启各业繁荣发展的赵宋王朝，是衔接两个侧重面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一环，五代十国的白瓷生产就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期。五代白瓷承上启下，上承隋、唐邢窑及河南以巩县窑为代表的诸窑的影响，下启宋代定窑的发展高峰。要理出五代十国时期仍在发展的南方白瓷业，就要对当时的历史，特别是杨吴国与南唐国的历史、地理情况先作一些简略的回顾。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分裂时期。十国中的杨吴国与南唐国是此期有承接关系的二个南方小国。杨吴政权由唐末的庐州(今安徽合肥)人杨行密创立。杨行密是在唐末乱世中崛起的民间武装首领，后投奔庐州官军，唐淮南节度使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封杨行密为庐州刺史。唐天复2年(公元902)，唐朝廷封杨行密为吴王，并诏令他讨伐黄河流域由朱温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此，杨行密统治的淮南政权被称为“吴”，史称杨吴。然而，历史开了个玩笑。五年后，被讨伐的朱温称帝，立国号为梁，这就是五代中的第一代，史称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了半个多世纪的分裂战乱时期；而后梁5年(公元919)，曾奉命讨伐朱温的杨吴政权正式在南方立国，辖地东到今江苏无锡，西至今湖北武昌、江西罗霄山脉一线，南达今广东北部，北接今苏北涟水。
18年后，经过政治上的较量，杨吴国君主徐知诰1确信改朝换代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以唐朝后裔自称，复姓李，改名为“bian4”即李(bian4),于五代的“第三代”后晋天福4年(公元939)将“吴”的国号改为“南唐”，辖地在杨吴的基础上向东面的吴越国略有扩充。南唐于北宋太平兴国3年(公元976)被宋军于吴越军队攻破首都金陵，后主李煜受降，南唐亡，历时37年。
范文澜先生对这段历史有如下论断：
徐温(徐知诰的养父)不敢轻率行事，徐知诰经营到老年才实行禅让，足见转移政权必须有步骤。在北方，武夫凭暴力掠夺，忽起忽灭，经历了梁、唐、晋三朝，在吴国，只转移一次。徐温、徐知诰谨慎缓进，远比北方武夫有见识。换姓是统治阶级自己的事情，但往往伤害民众，唐代替吴，国内免于战乱，在五代时期是少有的现象2。
杨吴政权经营东南30余年，阻挡了中原战火向南方的蔓延，在确立统治后，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并实行扬文抑武政策，为南唐受吴禅让立国后近4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杨吴与南唐统治的70余年中，北方在战乱中五次改朝换代，而这两个有承接关系的小国却偏安以隅。所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经济普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南唐经济发展中，较为显著的是水稻与茶树的种植。白瓷业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然不能与水稻与茶树相提并论，但在中国古陶瓷历史上曾产生影响的一些著名瓷窑，如赣州窑、吉州窑、景德镇窑等都地处南唐的中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皖南的歙县、绩溪、繁昌、泾县诸窑在杨吴国、南唐国时期崛起，它们有的烧造青瓷，有的生产白瓷，所以杨吴国与南唐国的瓷业生产是古陶瓷史上应注意的一段历史。当然，还有待于对窑址进行更多的科学发掘，才可能勾勒出杨吴国与南唐国瓷业生产的全貌。现仅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提出如下几点看法与方家讨论。
1、新中国建立不久，南京博物院的第一项考古工作就是对南京江宁县的二座南唐皇陵进行科学发掘。根据南唐二陵的发掘材料分析，二陵中所出土的白瓷的生产窑口不止一处，分别有定窑与皖南窑的产品。南唐二陵的李(bian4)墓中有十数片胎质较薄，内有出筋、外有浅浮雕的白瓷瓷片出土。它们虽然是残破的碎片，但却是五代十国时期白瓷的典型作品，甚至是当时瓷业发展最高水平的代表物。南唐中主李憬于五代的后晋天福8年(公元943年)几为继位，卒于赵宋宋太祖建隆2年(公元961年)，故南唐二陵中出土的白瓷片的时代下限是北宋初年。经上海博物馆对其中一片进行的测定，其数据与定窑数据相吻合。这些白瓷片与南唐二陵同时出土的四例可复原的白瓷碗的胎体特征、釉色明显有异3。这4件白瓷碗胎体较厚，工艺欠细，似为皖南繁昌窑烧制，即《南唐二陵》报告中所说的宣州窑4。
2、五代十国时期的白瓷素雅莹润，不仅博得皇家贵族的喜好，而且也深受民间各阶层的青睐。从二十实际五十年代以来，不仅南唐二陵出土了白瓷制品，在江苏连云港、扬州；安徽合肥的杨吴国、南唐国墓葬中也有若干质量精美的白瓷器出土的事实，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再从历史上看，隋唐时期，北方白瓷盛行，南方青瓷蓬勃发展，形成了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五代十国的南唐国，由于地理位置较杨吴国向吴越国有所扩张，故瓷业生产受吴越国越窑的影响也应较杨吴时期为大。这是据现在发表的资料，在南唐国南方的墓葬中不仅有白瓷，而且有青瓷，甚至高档青瓷出现5。而在地理位置处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杨吴国与南唐国北部的今连云港市出土的墓葬中没有出土一件青瓷6的直接原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唐代瓷业“南青北白”的局面在五代十国时期仍有延续。
3、五代十国时期白瓷造型圆器多而琢器少，碗、盘的造型又以花口为特色，盘往往出现折腰造型。墓主人生前使用，死后随葬，是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反映。
4、白釉盒是粉盒，是当时贵族们享用的高级器皿，制作工艺比较讲究，皆为釉底，而碗、盘都是沙底。
综上所述，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一瞬，但在白瓷的发展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此时，邢窑日渐衰落，定窑(还有井陉窑)逐步发展，部分业主与窑工南下开辟新的市场，从而大大推动了南方白瓷生产的发展。南方长江流域的长沙、重庆地区的墓葬、古井遗址中，虽然早在东汉时期就有白瓷出土，但此后一直是青瓷为瓷业生产的主流，五代十国时期的杨吴、南唐时期是南方白瓷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它的产地非常广泛，遍及江南，有江西的赣州窑、吉州窑、景德镇窑，安徽的繁昌窑、泾县晏(yan4)公窑(待发掘)及湖北的青山窑。其中以景德镇黄泥头窑、繁昌柯家冲窑烧制的白瓷质量最佳，影响最大。白瓷在宋代演变为青白瓷，风靡海内外。14世纪后期的元末明初，景德镇瓷匠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又新创出典雅质朴的甜白瓷。总之，有着一千多年发展历史的白釉瓷为明、清二代烧制缤纷绚丽的釉上彩瓷提供了良好的载体。
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多元性的，我国古代白瓷的产生与发展也是遵循着这一规律的。南方应是中国古代白瓷的重要产地之一，许多出土资料已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窑址科学发掘工作的开展，这一观点将会被更多的考古资料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