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瓷器款识鉴别诀。
2003年7月,原内丘县委礼堂、电影院一带在改建步行街时发现了窑址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这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盈”字款和“翰林”款白瓷及刻印花瓷、唐三彩等,并且还首次出土了“官”字款白瓷残片。这次发掘的面积和出土的遗物数量在邢窑考古史上都是空前的,特是“官”字款白瓷的发现为我国唐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官”字款白瓷的归属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
带有底款的邢窑瓷器属于细白瓷，为官用或皇室用品，特点是瓷器底部刻有“盈”、“翰林”或墨书“翰林”。邢窑遗址被发现以来,先后出土了“大盈”“盈”,“官”,“翰林”,“药”,“王”,“张”,“李升”,“李”,“口弘”,“口楚口”,“解”,“退”等带款识的瓷片标本。这些款识多为尖状工具刻划而成,也有个别用毛笔墨书在成品上。除在瓷器上刻有款识外,在窑柱、匣钵等窑具上刻字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常见的有“士”,“吉利”,“笼盖”,“苏家”,“石”等。
底部刻有“翰林”款字，为唐代翰林院在邢窑定烧的瓷器，现代常见都刻在罐上，不排除碗上没有“翰林”字款；刻有“盈”字款器物，是唐代大盈库在邢窑定烧的瓷器。
“大盈”款:邢窑白瓷的“大盈”款，是皇家私库“百宝大盈库”的简称。最早发现邢窑白瓷带有款是“盈”字，而不是“大盈”款。在发现“邢窑遗址”以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才陆续的发现有“大盈”款。奇怪的是除西安唐金胜寺遗址出土一片外,其他均出自邢台市旧城区清风楼东的长街一带，而非在内丘的“邢窑遗址”。标本目前已发现有十几片,胎质细白坚硬。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出土器物全部为平底碗,其时代应早于“盈”字款瓷器。这批标本究竟来自哪个窑址目前尚难判断,但确系邢窑产品无疑。
大盈库属于由皇帝直接支取的“私库”，库中之物的取用，在于皇帝本人的旨意，而且多以宦官主领其事，库中之物的出处，一是赏赐给宾妃大臣，二是用于紧急国情下的支出，所以，大盈库又称之为“中藏”、“内藏”、禁藏”、“内库”、“中库”等。因此，在以后为皇宫烧制白瓷一律都刻写为“大盈”，再以后就干脆缩写成为一个“盈”字。因为不论是“大盈”、还是“盈”字都能代表是皇家专用白瓷。
“盈”字乃是唐代宫内大盈库的简称（皇家私库），是贡品，也只有是皇家自用，外人不能随意使用，赏赐除外。是“大盈”款的缩写，常出现在邢窑的白釉碗上，也不能排除罐上没有“盈”字款。只是出土发现的较少。 “盈”字款是目前发现最多的款识,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已出土了数百片。出土“盈”字款的窑址主要是内丘县步行街、农贸市场、服务楼、交通局、西关北等。另外,在西安、北京、杭州、赤峰、长治、易县、邢台、临城、隆尧等地墓葬和遗址中也有发现主要器型有碗、盘、罐、洗、执壶、盏托、粉盒、瓷枕等。
邢窑白瓷“盈”字款，从发现“邢窑遗址”至今，“盈”字款发现的最多，一般都刻写在碗上，早期邢窑白瓷碗是平底无釉，“盈”字款平底的碗比较少，一般都是刻在玉璧底碗上的比较多，“盈”字上覆盖有釉；而刻写在罐、执壶类的盈字款居多，平底无釉。“盈”字款出土最多的河北省邢台市的内丘县，另一个出土比较多的是陕西省的西安市；一个是贡瓷出产地，另一个是贡瓷接收地，所以，两个地方出土的“盈”字款比较多，但内丘出土的要比西安出土的多。
唐白釉“盈”字款枕 “盈”Tang Dynasty高7.7厘米面15.2×11.2厘米1960年山西省长治市东郊唐墓出土 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藏
枕体长方形,枕面略弧,枕边抹角,腹下收,平底无釉。此枕釉色洁白,胎体细腻坚实,较厚重,釉白中泛黄,使用磨痕明显。此器造型简朴大方,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邢窑“盈”字款白釉瓷枕。
唐白釉“盈”字款粉盒 高4厘米直径8.3厘米
上下均等,折角,直壁,子母口,有芒,旋削规整,棱角分明。胎质洁白坚硬。满釉,釉色白中泛青。底有三支钉痕,阴刻“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盈”字双款罐“盈” Tang Dynasty高22.5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9.2厘米陕西省西安市唐大明官遗址出土 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藏
圆唇,鼓腹,平底,底阴刻“翰林”、“盈”字双款。胎质坚实细腻,内外施透明釉,釉质莹润,积釉处泛水绿色。此器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器上刻有“翰林”和“盈”字双款的邢窑器物。
唐白釉“盈”字款盖罐 通高31.5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9.5厘米 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置盖,口微外撇,圆唇,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带拱形圆钮盖,底部阴刻“盈”字款。里外满釉,盖内及罐底无釉,釉色洁白似雪,釉面莹润光亮。是传世邢窑白瓷中一件稀有珍品。
唐白釉“盈”字款瓜棱罐 “盈” Tang Dynasty故宫博物院藏
上口、颈均残失,腹饰凸起的棱线条,圈足外撇,底阴刻“盈”字款,胎坚细洁白,釉光润。
唐白釉“盈”字款托盏一对 盈” Tang Dynasty 通高5.8厘米口径11.2厘米托径10.9厘米
托为四处花口,圈足,盏圈足直口,盏与底均刻“盈”字款。胎坚硬,釉光莹润,色白中泛灰。与上页“白釉盈字款执壶”是一套器物。所刻“盈”字笔体一致,为同一人书写。
“翰林”款:邢窑白瓷“翰林”款，与当时的“翰林院”有关。“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初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当时是以艺能技术见著召于翰林院供职，并非特为文学侍从而设。至玄宗时，置翰林侍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其职始重。玄宗又别置学士院，并兼翰林学士，侍直禁廷，专司制诰，甚至参议机密。其后，翰林学士之职渐为显赫，历代相沿，变成了文学儒臣官职。多出于内丘县城关窑址,西安市及邢台市区也出土过,器型主要为罐、粉盒等。出土量远不及“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款罐 高25.5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10.5厘米河北省内丘县西永安唐墓出土 河北省内丘县文物保管所藏
罐口微撇,圆唇,短颈,溜肩,圆腹,腹以下渐收敛,平底。底阴刻“翰林”款。
唐白釉“翰林”款盖罐 高26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8.2厘米 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圆唇,直颈,丰肩鼓腹,平底,有盖,盖上有宝相花形提手。罐底阴刻“翰林”二字,字体工整紧凑,造型浑圆饱满,端庄丰盈,制作精细。胎质细腻洁白,结构紧密,造型规整。釉色白微闪青灰,土浸较重。
“官”字款: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在邢窑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只要看到有“官”字款的白瓷被认为是定窑烧制。2003年为配合内丘县旧城改造建设步行街工程，河北省文物部门会同内丘县文保所，对内丘县城东侧的大礼堂旧址进行考古勘测挖掘，发现了邢窑窑群，并首次出土“官”字款白瓷，这一发现，填补了邢窑白瓷没有“官”字款的空白。共出土了十几片。均为细白瓷圈足碗残片,有些还粘有匣钵。
“官”字款瓷片过去曾在邢台市旧城区出土不少,限于资料多将其划归定窑。而此次发现的“官”款白瓷与“盈”字款白瓷则出土于同一地层或灰坑,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同时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即如何鉴别窑口问题。邢窑“官“字款瓷器的时代应为晚唐,与定窑“官”字款瓷器从时代上说大体相当,其胎釉及刻写的方法差别不大,化学组成和烧成温度也较为接近,这使我们鉴别各地出土“官”字款瓷器(如浙江临安出土带金银扣的“官”、“新官”款白瓷)窑口问题更增加一定难度。
“药”字款:目前仅见一例,器物为白釉玉璧底花口碗,出土于内丘县西丘砖厂。对于“大盈”、“盈”、“翰林”、“官”款的解释目前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是与唐代皇宫的百宝大盈库有关,为官府的定烧器。另一种观点认为邢窑出土款识是因窑场众多,为了竞争而刻制的商标或记号。多数学者则倾向于前者,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最终会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其他诸如“张”、“王”、“李升”、“吉”、“吉利”款均为姓氏或吉祥语,对此争论不多。这些款识的发现给研究邢窑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信息。
唐白釉皮囊壶 高12.5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1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壶上窄下宽,上端一面有小流,流直口,中间凸起曲形柄,壶两面凸起包袱褶纹线各一道,中间凸线一道,划刻“徐六师记”四字匠师题款。胎坚细,釉面白净光润。
唐白釉“张”字款执壶 “张高10.5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3.6厘米河北省临城县东街砖ㄏ刘府君墓出土(唐大中三年)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扁唇,喇叭形口,鼓腹,短流,双泥条把平底。底心阴刻“张”字款。通体施白釉,釉润泽,有土浸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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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邢窑“盈”字款的研究
邢窑为北方白瓷名窑，始烧于北朝，衰于五代，终于元代，烧造时间大约九百余年。其技术水平在隋代已登峰造极，烧制出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细白瓷。邢窑白瓷分为粗白瓷、普通白瓷和细白瓷，粗白瓷胎质粗松，胎色泛黄，胎面一般要施化妆土；普通白瓷胎色较白，少用化妆土；细白瓷胎釉的洁白度较高，胎质细腻，釉面光润，不用化妆土。从有关邢窑白瓷的考古发掘来看，邢窑细白瓷多发现于唐长安城的宫殿或寺庙遗址，如大明宫、青龙寺、西明寺等，其中一些白瓷的底部刻有“盈”字款或“翰林”款。近年来，在西安地区的一些唐墓中也出土了刻有“盈”字款的邢窑细白瓷。与细白瓷相比，邢窑的粗白瓷和普通白瓷的出土数量更多。由此可见，邢窑白瓷在唐代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邢窑白瓷体现了唐代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当时曾作为地方特产向朝廷进贡。其署“盈”字款者，一般认为与皇宫内的“大盈库”有关。大盈库在《新唐书》《旧唐书》中均有记载，玄宗、肃宗时称之为“百宝大盈库”。大盈库是皇宫内最大的储存金银财宝的库房，此库内的财物只能由皇帝支配、使用。目前已发现的“盈”字款邢窑白瓷以碗最为多见，另有执壶、盒、罐等。
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刻有“盈”字款的白瓷器物在唐代遗址和墓葬中时有出土。“盈”字款白瓷的发现，为研究唐代贡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故引起了考古文物和古陶瓷界的广泛关注。
根据“盈”字款白瓷出土的时间，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二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后；三是本世纪初。 上世纪50至70年代出土的数量不多，见于报道者只有195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残片和1975年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执壶，此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盒。 上世纪80至90年代出土的数量渐多，见于报道者有1980年西安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州，1984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85年西安唐西明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92年西安唐青龙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白瓷执壶，1994年内蒙古赤峰市早期辽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大碗，199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翰林”、“盈”字双款白瓷罐。尚未报道者有1990年河北宁晋县北河庄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盈”字款白瓷罐，1991年河北隆尧旧城镇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
本世纪初出土数量大增，见于报道者有2002年西安唐新昌坊遗址出土的五件“盈”字款白瓷执壶和四件白瓷盘，2003年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门瓷盏托。尚未报道者有2000年河北内丘北大丰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和2001年出土的两件“盈”字款白瓷罐与一件白瓷碗。 1957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盈”字款白瓷片后，首先引起争议的是其产地在何处，当时曾出现过两种有影响的意见：第一种认为这种白瓷可能是巩县窑的产品，理由是唐文献中有“河南府”(洛阳)进贡白瓷的记载，而在已发现的唐时属于“河南府”的巩县窑窑址中已发现了白瓷；第二种认为可能是河北定窑的产品，理由是在已发现的晚唐定窑遗址中也发现了白瓷，再加上定窑在五代、北宋之时又有刻款的习惯。 1957年冯先铭先生曾去西安考察，对这两种意见不大同意。他认为唐文献中虽有河南府贡瓷的记载，但巩县窑白瓷的胎釉发土黄，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的胎釉洁白不合，因此这种白瓷不像是巩县窑产品。至于定窑晚唐白瓷的胎釉倒是洁白的，与大明宫出土的白瓷很接近，但唐文献中并没有定瓷进贡的记载，因此也不可能是定窑产品。冯先生认为唯一有可能的是邢窑，理由是根据文献记载邢窑白瓷进贡，且其色类雪，此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完全相合。但由于当时邢窑窑址尚未发现，因此感到“苦无窑证”。 临城唐代邢窑遗址发现后，1980年12月13日，冯先铭、欧志培两位先生在河北师大杨文山先生等的陪同下，对临城的岗头、祁村、西双井窑址进行了考察。考察中，冯先铭先生一再提醒杨文山先生在窑址中留心“盈”字款标本。其后在1981年4月15日～17日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期间，冯先铭先生又提到了“盈”字款问题。
据冯先铭先生的提醒，杨文山先生与临城县参加窑址调查的调查者虽然在临城窑址中找到了一些“王”、“弘”字款的标本，但“盈”字款标本始终未见。直到1984～1985年，内丘县文物组在内丘境内进行普查时，才在城关窑址发现了大量的“盈”字款白瓷片，从而使冯先铭先生认为大明宫“盈”字款白瓷产地可能是邢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按内丘邢窑遗址发现“盈”字款标本，有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最早是1984年贾水禄先生在外贸局院内土坑中发现了一片；其后是1985年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十多片；到2003年，又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20多片。 内丘邢窑遗址“盈”字款器物标本的大量出土，按理说“盈”字款贡瓷的产地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有些研究者因受定窑产地说的影响太深，所以对邢窑出土大量“盈”字款标本的事实不加理睬，在事过10年之后，仍然坚持其产地是定窑的看法，如199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报道赤峰墓葬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大碗时，明确认定其产地是“定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盈”字款白瓷的产地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开始将“盈”字的含义转为主要话题。关于“盈”字含义的解释，研究者的分歧很大，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认为“盈”字形近“盌”字，“盌”即“碗”，因此碗刻“盈”字是“以字标物”。这种解释最早是1957年大明宫出土“盈”字款白瓷碗残片以后，由西安文物考古工作者提出的。1984年河北省邢窑研究组成员毕南海先生访问西安，在谈到“盈”字款的含义时，西安有些文博人员仍然坚持这种意见。 第二种认为“盈”字可能是内丘窑址某一窑主的“字号”。这种解释最早是由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的某些成员提出的。认为“盈”字作为“字号”，可能是“姓氏”用字，或“名”中用字，也可能是“吉祥”字，根据是临城窑址中发现了多种类似“字号”的字款，比如“王”、“楚”、“季”、“弘”等。这种解释出现后，曾受到内丘文物工作者的批驳。 第三种认为“盈”字款是内丘邢窑“专为宫廷烧造贡瓷”的一种标志。这种解释最早是由内丘县某些文物工作者提出的。由于当时临城窑址发现了姓氏款标本，而内丘窑址中尚未发现，故他们认为“临城窑是民窑，不烧贡品，不受官府控制，所以窑主可以刻上姓氏作为商标”；而内丘窑因“专为宫廷”烧造贡瓷，“受官府控制”，不能刻姓氏。正是因为如此，故在内丘窑址中只发现了作为“贡品”标志的“盈”字款，而“没有发现姓氏刻铭”。 第四种认为“盈”字是唐宫内“百宝大盈库”的一种标记。这种解释最早是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唐中期或者中晚期内府设有皇帝私库，名为“大盈库”或“百宝大盈库”，进贡白瓷上刻的“盈”字，应是“以百宝大盈库之‘盈’字作为标记、专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
以上四种解释各有各的道理，但以哪种为是，笔者愿作如下认识： 第一种认为“盈”即“盌”的解释是绝对不能成立的。理由是“盈”、“盌”二字虽然形似，但“盈”绝对不是“盘”，含义更不是“以字标物”，如果说“盘”上刻“盈”字是“盌”即碗，那么刻在执壶、盒、罐的“盈”字又该如何解释?我想是无法回答的。 第二种将“盈”字解释为“字号”是一种推论，是根据临城窑址发现多种类似“字号”字款标本后的推论。按这种推论，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有可能”，但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实据来，因此这种带有推论性质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以“盈”字为贡瓷“标志”的解释太笼统，以内丘窑址只有作为贡品“标志”的“盈”籽而无“姓氏刻铭”的说法太冒险。理南足一旦内丘发现了“姓氏刻铭”怎么办?果然，后来内丘出土了“和”字埙，无疑使这种解释不攻自破。 第四种将“盈”字解释为“大盈库”标记，从文献记载上是有根据的，因此比较具有说服力，故研究者多从其说。2001年邢台市清风楼东侧南长街施工时，在土坑中出土了一批“大盈”款白瓷残片，无疑为“盈”字为“大盈库”标记的解释提供了有力的物证，从而使这个长期争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唐代邢窑白瓷佛教用品
唐代邢窑白瓷盈字款熏炉
唐代邢窑白瓷堆塑龙纹花卉熏炉
晚唐邢窑白瓷兽足熏炉
唐代邢窑白瓷莲花灯台
唐代邢窑白瓷赑屃形灯台
晚唐邢窑白瓷龙首净瓶
晚唐邢窑白瓷莲花执壶
唐代邢窑白瓷司母戊形鼎
有人说：一部佛国史，百座艺术馆”。博大精深，光华耀祖的佛教艺术，在艺术史上有着及其重要的位置，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的成就，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笔者所要说的也是佛教文化，只不过是邢窑的佛教文化艺术品——白瓷佛像、佛教用品系列。
佛教从东汉时期从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从此华夏大地上得到广泛而持久的传播。佛教信徒的膜拜，历代统治集团的信仰，是石窟大肆开凿，寺庙争相构筑，而一尊尊来自印度的佛像、菩萨、罗汉、诸天，在北魏年间就开始与中国的民族艺术相融合，很快形成了中国独立风格和模式的佛像。北魏时期的秀骨清香、隋代时期的朴达拙重、唐代时期的健康丰满慈祥、宋元时期的世俗可亲，明清时期的体态丰腴。
佛造像的材质一般有石雕、木雕、泥塑、铜质、陶质、瓷质等。当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是介绍有关邢窑白瓷佛像、佛教用具等方面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让大家能更进一步的认识邢窑白瓷是博大精深的，品种是涉及多方面的。
至于邢窑白瓷何时开始制作生产出佛像、佛教用品，我想佛像、佛教用品，有原始青瓷时期就有佛像、佛教用品了。因为邢窑白瓷是由青瓷转换而来，如果说邢窑白瓷是在南北朝时期创烧的话，那么，邢窑白瓷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就开始制作生产制造佛像、佛教用品了。
邢窑白瓷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两周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高17厘米、口直径14厘米、口宽9.5厘米。胎质较白，釉色泛黄，施釉较薄。这件用白瓷制作的“司母戊鼎”应该是佛寺中的专用焚香器具——香炉。该鼎（香炉）应该是皇家寺院专用的法务，因为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邢窑白瓷。
内丘邢窑出土瓷器的刻铭题款
隋唐时期，内丘邢瓷就有贡瓷刻款，包括“大盈”、“盈”、“翰林”、“官”、“新官”等款，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隋唐以后呢？
出土的官、翰林、盈、大盈字款碗底
某日，从朝阳街工地（此地属马庄遗址范围）捡回一青花残足，足底内施釉，内有一圆环，圆环内釉下有“片玉”二字。
某日，从朝阳街工地（此地属马庄遗址范围）所捡一底足残片，足底内施釉，中间有一“田”字。
某日，从东煤迁建寺上新村工地（此地属河村遗址范围）捡回一青花底足残片，外足无釉，旋纹中间有乳突，内底有“田X杰”字样，字迹前小后大，有晕散，字显潦草，甚不得体。
某日，从南水北调工地（此地属南中冯墓葬遗址区）农田捡回两个残足，其一内外底均施釉，内外各有一青花圆环；另一片足内两圈圆环，圆环中央题款为“片王王”。
某日，从朝阳工地（此地属马庄遗址范围）捡回一残足，足外两圈圆环，足内一圈圆环，环内图形或动物、或花草、或变形文字，因残去1/2致无法解读。
某日，从泰和·翰林府工地（此地属西街遗址范围）捡回一碗底残件，外饰豆绿釉，冰裂开片，圈足外缘被削去一圈，足底及足底内无釉露胎，内施青灰釉，开片较外壁细小，内底有一双环，双环内有一“福”字。
经过比对，有题铭的瓷片比仅有圆环的瓷片，釉面要光亮莹润得多，几无瑕疵；而有圆环的瓷片要比什么表示也没有的瓷片要好得多，而底足施釉的要比未施釉的要好的多。那片底足无釉有乳突，内底题“田X杰”的青花残足，从潦草的字面上看，或许是学徒习作，因为：一、它足底乳突未曾磨去，其它众多底足中或根本无乳突，或很小且大小不及米粒；二、在内底题全名的，目前手头尚无其他资料；三、字迹幼稚，太过潦草。
一般认为，底足有题款的，应是瓷器中比较高档精细的产品，其作用犹如今天的商标使用。据考古资料显示，内丘出土的刻铭字款，计有如下几种：
1、“盈”字款
外贸窑址（1984）、西关北窑址（1984）、老县衙窑址（1984）、中兴街窑址（1985）、集上赛唐墓（1987）、交通局窑址（1998）、北大冯唐墓（2000）、礼堂窑址（2003）、西永安唐墓（2005年）、北大冯唐墓（2005）、服务楼窑址（2012）
2、“翰林”字款
礼堂窑址（2003）、天颐宾馆唐墓（2003）
3、“官”字款
礼堂窑址（2003）
4、“药”字款
西丘砖厂
5、“上”字款
服务楼窑址（2012）
6、“高”字款
服务楼窑址（2012）
7、“大”字款
服务楼窑址（2012）
另外，窑址曾出土一枚白瓷印章，印呈长方形薄板状，通体施白釉，胎质细腻，釉色洁白莹润，白中微泛青色，长10.5厘米，寛7.5厘米，厚1.5厘米，印面中央阴刻“堪同”二字，自己秀美刚劲，为典型的唐人楷书，周边阴刻双线置以印框，背面四周阴刻连续长方格形纹，中央置以桥形钮，钮已残断，钮两侧阴刻祥云纹图案，印之左上角残去一角，侧上面残去处阴刻“XX宝”三字，上一字残去不存，中间字残去大部不可识读，仅存下部一“宝”字，繁体楷书，字口均有釉，系先刻划后上釉所致，印章所刻姓名应为此印的主人，应是签订合同时所用的印记，实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