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洪宪年制瓷器。
之一 没有年款的御窑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洪宪”。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却留下了一批民国瓷器史上品质最高的仿古瓷——洪宪瓷。
1916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为了这批瓷器，他花费了140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不论四万件还是六千件，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要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洪宪瓷如此不计工本，当然极为精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以算是民国的官窑瓷器。
郭葆昌赴江西后，最先为袁世凯督烧 “居仁堂”款的瓷器。同时，他还为北洋军阀徐世昌（署“静远堂制”款）和曹锟（署“延庆楼制”款）各烧制了一批瓷器。主要有陈设瓶，杯、盘、碗等日用瓷以及成套的餐具。胎质细白而轻巧，釉面洁白润泽，器型精致玲珑，少有大件。这几批瓷器是同时烧造的，但因为用途不同，风格虽然类似，也不完全一致。
“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器物。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又很有民国风味，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如，这种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饰青花图案，腹部绘山水人物图案，颈部饰耳，是典型的民国瓶类瓷器风格，然而，此瓶釉质洁白无睱，描绘精致入微，不是一般民窑所能达到的，颇似“内庭恭造之式”。 2005年12月12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以57.2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徐世昌的“静远堂”款瓷器，专仿雍正朝器物。徐世昌虽然也是一代军阀，但作为一位文人大总统，他的学问深厚，书画造诣极高，自诩为“水竹邨人”。郭葆昌精于制瓷，也深通人情世故，很会“看碟下菜”。他为徐世昌监烧的瓷器，多仿雍正年窑的单色釉。年窑瓷器极其精雅，清人赞曰“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年窑以单色釉闻名，格调含蓄而优美，自然极为贴合徐世昌这类以雅士自居的文人的审美趣味。“静远堂”款的瓷器，尤以天蓝釉（如图二年窑暗花蝉纹梅瓶）和青釉，横绝一代，釉面极其精细，为稀世之珍，徐世昌还将它们作为礼物，用来巴结日本人。
“延庆楼”是曹锟在中南海的办公场所，故而他以此为款定烧瓷器。“延庆楼制”款的瓷器品种不多，传世稀少，极具收藏价值。根据耿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记载，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署“延庆楼制”款的粉彩“千件”大瓶。，是唯一一件有拍卖纪录的。这只瓷瓶高30厘米，瓶口饰有金边。在瓷器口部装饰金属边饰始于北宋的定窑。定窑以产白瓷而闻名，由于瓷胎很薄，烧制时容易变形，而且为节省窑炉内的空间，人们废除了原来仰烧工艺所使用的匣钵，改用与器形口沿一般大小的支圈去支撑器物，器物倒扣在支圈上，一一对应，层层相叠。这样用支圈支烧使得器物口沿不能施釉，形成毛边，俗称“芒口”。所以，定窑白瓷往往要在口沿处矫饰一条金属镶边。到了民国，瓷器当然不会再有被烧歪的危险，不过这个瓷瓶画面本来寓意富贵，瓶口加一条金色边饰，更加富丽浓艳，倒也切合题意。
整个瓷瓶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瓶两侧装饰的双龙耳似乎与瓶身不能浑然一体，显得很突兀。双龙耳瓶的造型最早出现在隋代的陶器中，饰双龙耳的器物，总以朴拙浑厚为美，若瓶身太过纤巧，则与大龙耳不配。不过这件瓷器制作得还是十分精细的，釉质洁白无瑕，画面艳丽华贵，凤为百鸟之王，牡丹则是百花之王，以此二物寓富贵无极之意，又饰以龙耳，暗暗迎合了曹锟欲取袁世凯而代之的心理。2005年6月20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成交价达41.8万元。
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陶时，还为自己烧制了一批瓷器。署款有“觯斋”（因为他曾收藏了一件珍贵的青铜觯——商周时期的饮酒器，便将书房命名为觯斋）、“觯斋主人”、“郭世五”、“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等。这批瓷器带有浓厚的文人趣味，以瓶类为主。器型雍容典雅，线条简洁，瓷绘以人物和花卉为主。它们或多或少寄托了郭葆昌的一点人生理想，他虽然是古董铺的小学徒出身，但总还是愿以文人自居。所以他的私款瓷，花卉以疏淡为基调——着色清淡，布局疏朗，没有一般民国粉彩花卉的浮华浓艳之俗（如图四粉彩花卉过墙枝大盘）。人物多为高士图，姿态恬淡，不过表现出的可不是一点淡泊的风雅，而是功成身退后隐逸的悠闲（如图五粉彩高士图瓶），因为郭葆昌本身就不是不求闻达的一介寒士。督理陶务使他进一步发迹，当了几个月的督陶官后，他在河北定兴县老家盖起了一座大宅，盖房所用的银元都是布袋装放，用火车运去的。从此他就成为定兴县的四大富豪之一。一任督陶官就能如此显赫，可见袁世凯为了这批御瓷真的是不惜血本。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内底署有“永乐年制”字样的明代青花压手杯，这是中国官窑瓷器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落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袁世凯既然称帝，并为自己烧制了御瓷，理所当然应属“洪宪年”款。那他为什么会先烧制“居仁堂”款的瓷器呢？也许他对自己逆历史潮流的作为还有所顾忌，不愿意留下更多的明证，这也为后人辨识洪宪瓷留下了更多疑问。时至今日，对于洪宪瓷的最大争论，还是它的底款问题。四川大学陈德富教授就曾在他的《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言道：“几千年中国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宪瓷闹剧结束。中国古陶瓷鉴定，最后结束在洪宪瓷的真伪区别上，可悲可叹”。tAOci52.com
之二 假又何妨
洪宪瓷是如此的精致玲珑，所以它纤巧而易碎，难以长久保存。“洪宪”帝号转瞬即逝，洪宪瓷也极为稀有，而且它还带有袁世凯赋予它的传奇色彩。如此美丽脆弱、珍稀而又神秘的东西，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能满足人的猎奇心理，自然惹人垂涏。于是有古董商人借此造假牟利，大造赝品。袁世凯窃国，遭世人唾弃，然而，他的年号实在不“臭”。署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假洪宪瓷，风靡一时。上至名公巨卿、富商大贾，下至中产之家、升斗小民，无不趋之若鹜，尤以北京和天津两地流传最广。大到一米多高的千件大瓶，小到三、四寸的鼻烟壶，无所不有。人们把这些洪宪瓷作为珍品家传，作为礼物赠送，演绎出了无数扑朔迷离的故事，令后人难辩真假。
洪宪瓷真、伪品都制作于同一时代，有些精细的高仿品深得真品玲珑精巧的风貌，而且很多是由过去的军阀、富豪之家流传出来的，出口外销的也不在少数，亦真亦幻常令后人半信半疑。如，此盆无论釉质还是彩绘，都极为精良。但现存的洪宪瓷中，署双方框蓝料楷书“洪宪御制”四字款的较为少见，而且从图片上看，这只花盆的釉色呈象牙白，有莹润感；不像其他民国时期精仿的洪宪瓷，釉色雪白，甚至达到白里泛青的地步。也许基于这两点，人们怀疑它是现代的仿品。2005年6月6日在德国纳高的拍卖会上，它的估价只有250德国马克（约合人民币1050元左右），最后的成交价却高达4.554万元人民币。这说明，是真是假并非不重要，但最终决定价格的，还是瓷器的品质。
洪宪瓷在海外也有很多，不过“居仁堂”款瓷远不如“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的名气大。2005年6月6日，德国纳高公司拍卖了一批德国、瑞士藏家收藏的民国洪宪瓷。署“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最高成交价约合14.2万元人民币（如图七彩绘陶潜图瓶），其他几件精品的成交价也在8-11万元人民币不等（如图八粉彩“喜鹊登梅”图大锥把瓶）。而署“居仁堂制”款的一对高18厘米的粉彩花瓶，成交价才不过4万元人民币而已，实在令人费解。也许外国人见多了从圆明园抢去的清代官窑瓷器，习惯了以鉴定清三代官窑的方式来衡量洪宪瓷的价值。
直到现在，也有些资料认为，“洪宪年制”、“洪宪年御制”款瓷器在袁世凯倒台以前就已经烧制，属于真正的洪宪御瓷。只是郭葆昌为人机警，才会对为袁世凯复辟烧制“开国瓷”这件并不光彩的事讳莫如深，拒不承认。其实，不管仿品制作得如何精细，始终不可能像真品那样不惜成本，不计代价。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一套署“居仁堂”款的餐具，包括大、中、小号盘、盆、碗、碟、酒杯、盅、勺等共十三种，仅存118件，其数不全。据说当时一共烧制了三套，除袁世凯自用一套外，其余分赠了友人。
袁世凯烧造洪宪瓷，是为了在登基大典上用。瓷器，在这里成了一种确立身份的象征——是皇帝，就必得有自己的御瓷。真正的洪宪瓷和洪宪朝一样短命，不论“居仁堂制”款的真品，还是“洪宪御制”、“洪宪年制”款的仿品，现在都已经成了洪宪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对它们的关注也永远不会停止。
瓷器，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是这么富有磁性！
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
年窑暗花蝉纹梅瓶
粉彩富贵图双龙耳瓶
粉彩花卉过墙枝大盘
粉彩高士图瓶
粉彩草虫纹花盆
彩绘陶潜图瓶
粉彩“喜鹊登梅”图大锥把瓶
延伸阅读
明清御窑瓷器上的篆体年款
御窑瓷器，系指明清两代景德镇御窑厂的产品。这里之所以没有沿用长期以来用指这种瓷器的习称—“官窑瓷器”，是由于本人认为官窑和御窑是两个不同的要领。官窑可泛指历代官府设置或由官府经营的烧制陶瓷器的窑场;而御窑厂则是明宣德以后的明清两代设在景德镇专门烧造御用瓷器的特殊官窑。考虑到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立有《江西》条记录御窑厂的烧造事务，在档案内容中凡提及此事的也均以“江西”指代，可见在宫廷文书、档案“江西”乃御窑厂的代称。同时清因明制，在景德镇设有御窑厂并建有御属，则说明御窑厂是管理烧造御用器物的官衙和具体运作机构。再者，从坤宁宫院内琉璃砖花墙的黄、绿琉璃砖上有“嘉庆三年官窑敬造”的满、汉双语铭文可知，设在北京门头沟琉璃渠烧造这些琉璃砖的琉璃窑厂在当时称作“官窑”。
清嘉庆绿琉璃砖“嘉庆三年官窑敬造”款识
如此在清代“御窑厂”与“官窑”虽都是官办的窑场，但即使在清人自己看来，其所指与烧造内容均不相同，最起码在宫廷文献是这样。为了确切期间，本文便使用了“御窑瓷器”这一概念。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斗彩婴戏图玉壶春瓶底部
规矩年款是指“大明某某年制”、“大清某某年制”中间填写年号的书款方式，在明清代的各种工艺品上均习见。见于瓷器，书刻年号款始自永乐，
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青花压手杯（花心）
而规矩年款的使用则首见于宣德时期，至成化朝成为定制，此后遂多例袭。考其字体有楷书与篆体两种，而其布局则可见方框、圆圈或无框方排与横排类。
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青花加金彩缠枝苜蓿花纹碗（无款）
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德蓝釉白花鱼莲纹盘（双圈款）
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粉彩人鹿纹梅瓶（单圈款）
故宫博物院藏明正德素三彩海蟾纹三足洗（方框款）
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斗彩缠枝花纹三足洗（楷书无框方排）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青釉镂空粉彩描金夔凤纹套瓶（篆书无框方排）
清代御窑瓷器上的年款，就字体论时代特性颇著:顺、康两朝两行六字楷书款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雍正朝篆体规矩款渐多，乾、嘉、道三朝则以篆体规矩年款居主流，咸、同、光、宣四朝又以六字楷书为主。至于清代御窑瓷器上的篆体规矩年款，就笔者经手整理过的二十多万件故宫藏清代瓷器看，二百余年间其变化规律颇为明显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大”、“清”、“年”和“制”四字上，尤以清字为最，谨述之如后。
由于笔者未曾见过顺治时期的篆体规矩年款，在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的相关章节中，也没说顺治时期的御窑瓷器上有篆体年款的子，再考虑到明代的六字规矩年款未见有篆体者，且至清代康熙时期的御窑瓷器上的规矩年款仍以楷书为主而鲜见篆体者，虽不能就此对居于中间的顺治时期篆体规矩年款的有无下否定的结论，但本文却只能对其付之阙如，暂搁而不了。康熙时期的篆体规矩年款(见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图567)，在书写格式上和后来者差别较大:大字第一笔为横笔，第二笔为竖笔，第三笔则为横折，第四、五笔均为竖笔。清字的三点水旁为三竖，青字头的最上部作“山”字形，月字写成两竖笔夹一“工”字。年上部如同缺最上一横的“由”字，其下为半方框内填写反向的“彐”字。制的左上半部最上处如“山”形，右上半的斤字形如“与”，唯其最后一笔改横为竖，下半部的衣字写成“冂”内填以连笔的两竖道。
雍正一朝处在康熙、乾隆两朝之间，且雍正皇帝本人对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出现有着极大的作用，清王朝之财富的聚敛在雍正朝处于巅峰。赖以康熙、雍正二帝的内外征伐、典章制度之建设，至雍正时清王朝暂无州每内乱之患，追求艺术方面的享受已成为可能。雍正二年设养心殿造办处掌制造内府器用绝非偶然，这大概也是清代御窑厂烧造高峰在雍正朝开始出现的社会原因。具体到规矩年款上，此时虽仍以六字楷书款为主，但篆体规矩年款也开始使用，这或可与雍正皇帝在清朝十帝中书法水准最高，相应地其欣赏品味与要求自也会最高有关。斯时的篆体规矩年款，字体特征明显者约见两种。
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天蓝釉葡萄纹十楞大碗
其一(图三），大字写成“冂”上加点，内填两竖。清字的三点水旁用五竖笔写成，自左而右第二笔上部、第四笔下部分别作右左折与中间的竖笔相连;青字头的最上部写成“山”形，月字如同一个四边均内弧的小方框中间填写一点或一竖;年字形如用一竖笔串起的反向的两个山字。竖笔上下两端分别右左折，其下与左框和十字相交连，制字左上半写作双“山”字头，下连“巾”字，右土半的斤字或如“勿”字缺笔、或如“力”字缺横头;下部衣字的第一笔为横笔中间凸折，其下是两个变体“人”字连写且写法略见不同。
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仿官釉琮式壁瓶
其二(图四),大字与第一例相同;和其一的款法相比，年字串起两“山”字的竖笔上下端均左折;清字的月变成两竖笔夹一“工”字;制的斤字写成最后一笔变为竖笔的“与”字;衣字写成横上加点且点横相连，其下为相交连的两个变体“几”字。
唐英六十九岁塑像
乾隆踵雍正之后，继续用唐英为“江西管窑务”的督陶官并加大财政投人，同时在各种管理政策上也给唐英提供诸多方便，使得御窑厂的烧造水平不仅能在釉色品种上有所创新，且在总体情况上也能保持雍正时期的水准。复加乾隆皇帝本人的博雅及其对窑业的直接关注，便有了大量高水平的乾隆御窑瓷器留存下来供后人鉴研。乾隆一朝达六十年之长，其间使用过的篆体规矩年款在写法自也较多变化，今举其荦荦要者可得如下七种。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粉青釉络子尊
其一(图五)，清、年、制三字一如所见雍正款之旧，大字“冂”内的两竖下端均弧而外撇。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粉彩折枝花卉纹灯笼瓶
其二(图六），和所示雍正年款的大、清二字略同。年字为下框与左框相交，其下“冂”内填写“民”字。制字的左上半为双“山”头下缀“巾”，右上半的斤字和衣字第一、二笔点、横和图4所示同，唯衣字的下半字变成了“凹”的上半部。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粉彩婴戏瓶
其三(见《明清瓷器鉴定》图569)，和图6相比，大字没有变化。清字的青字头和月字连笔长方框圈子起了“山”头形青字头的下部。年字的写法基本如图6，不同处是左起的第二竖笔上端和左框相连，第三竖笔构成“冂”的第一竖笔，“冂”内所填为形同图3, 4之年的左框与十字连笔。制字的斤字一如隶书，衣字缺最上点、余如图6。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仿明宣德青花人物图盘
其四(图7)和图6所示的大、年二字完全相同，清字的变化是月字写成长方框内填一竖道。制字的斤为隶书，衣字的最上点由原来居“巾”与“斤”中间变到位于“巾”内。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粉彩像生瓷果品盘
其五(图8)，大、清、年三字和图7所见同。制字的变化是斤字写成最后一笔作竖道的“与”字，衣字的最下部形如“儿”与“冂”连写。
其六(图9),“大清乾隆年制”六字分两行排列。大字和图4所见同。清字的三点水三笔写成，为折笔加两竖道。青头、月字的写法一如图7所示。年字上为“凵”内写“刀”，其下是“冂”内填“民”。制字的左上部为“山”头下加“小”，斤字的写法和图7同。衣字为“人”下加“凹”的上半部。这种款只见于豆青釉高足碗、花口小碟和青花高足碗上。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仿明嘉靖黄地红彩云龙纹盖罐
其七，有带方框与不带方框两种，其大、年、制三字一如图7所见。清字则和图9所见同。其中带方框的见于矾红彩天鸡盖靶碗及红地粉彩勾莲盖碗上，而不带方框的仅见于几种香插和矾红彩乾隆丙寅御制诗文松梅佛盖碗上。
考档案所记，乾隆一朝和篆体年款的写法相关的约略有如下三条:
(乾隆二年)十月十六日，太监高玉交篆字款纸样一张，传旨:以后烧尊、瓶、罐、盘、盅、碗、碟瓷器等，俱照此篆字款式轻重成造成。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大臣海望查得乾隆二年正月间，宫殿监正侍谢成、李英传交烧造瓷器旨意一件并样子五十九件，照样烧造瓷器四万七千一百二十件。数月清单一件，交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着将原样俱行缴回不必烧造，嗣后着遵照新发去样式烧造。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瓷器(按：此指该日唐英持进交总管胡沦洲呈览的上色呈样尊、瓶、罐等一百二十七件，上色呈样盘、碗、盅、碟等二百二十四件二上色装桶尊、瓶、罐等四百六十七件，上色装捅盘、碗、盅、碟等共四千七百三十八件)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不准报梢，着伊赔补。
根据这三条记载可知，在乾隆二年和乾隆十二年江西御窑厂所烧瓷器的篆体规矩年款当有两次明显的变化。另，实物和档案文献对照，乾隆十一年记事档:
七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交嘉窑青花白地人物撤口盅(随旧锦匣)，传旨:照此盅样，将里面底上改画带枝松梅佛花纹，线上.照里口一样添扣意云，中间要白地;盔外口并足上亦添如意云中间亦要白地写御笔字。先做样呈览，准时交江西唐英烧造。十一月初七日，呈样览，奉旨:照样准烧造。将盅上字着唐英分匀、娜直。再按此盅的花样、诗字，照甘露瓶抹红颜色亦烧造些，其蓝花盅上花样、字、图、书俱要一色蓝;红花盔上花样、字、图、书俱要一色红。盅底俱烧“大清乾隆年制”篆字方款，其款亦随盅的颜色。
清乾隆 矾红宝相花纹甘露瓶一对 高22.3cm 成交价：1,207,500 人民币
2016年5月14日 北京东正2016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重要宫廷夜场(Lot 0345) 文中所记的抹红、蓝花仿“嘉窑青花人物撇口盅”，当即故宫旧藏的乾隆款矾红彩或青花松梅佛御制诗文盖碗，其年款有图7、图10两种。
2016年巴黎苏富比首拍Lot 96 清乾隆 矾红彩「三清茶」碗 《大清乾隆年制》款 直径：11cm 估价：15,000 - 25,000 欧元 成交价：50,000 欧元
见于书写乾隆丁亥(即乾隆三十二年)初庚御制《荷露烹茶一律》诗文的盖碗上，已说明使用它的年限。所见年款和乾隆丙寅(即乾隆十一年)小春御题诗相配，既可以说明它在乾隆十一年前已开始使用;也可能是乾隆十八年十一月记事档:“二十五日，首领张玉传旨:照烧过御制诗茶吊样款再烧造八对。要红花红字白地茶吊四对、青花青字白地茶吊四对、青花青字白地茶吊四时(此按: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唐英将照样烧造的茶吊八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再次烧造松梅佛御制诗语言盖碗的实物体现。
图5的字体一如雍正款的第三式，有可能是乾隆二年十月诏颁篆款新样以前御窑厂对正款式的沿用。另从图6的清、乾二字，图7的乾字看，其使用年代应和图5相去不远。
故宫博物院藏清嘉庆粉彩龙凤穿牡丹纹双耳瓶
嘉庆御窑瓷器的烧造，从款式书写布局、器物的纹饰与造型均仍乾隆朝之旧。或许这是乾隆皇帝的四年太上皇，给嘉庆朝的政治生活造成的阴影之一。嘉庆时的篆体规矩年款约见两种。占据绝对主流的是，除了用“嘉庆”替代“乾隆”二字外，大、清、年三和图8所见均同，制字的左上半写成十字上下串起两个反向的“山”字，此其一。
故宫博物院藏清嘉庆黄地粉彩勾莲开光“万寿无疆”碗
另一种书写格式的年款，和图10所见的大、清、年三字同，制字则如图11示。与乾隆的这种年款只见于蜡插和矾红彩松梅御制诗文盖碗一样，嘉庆的这类款式也只见于为数不多的蜡插上。自道光至宣统，御窑瓷器上的篆体规矩年款则非常划一，布局任为六字方款，“大、清、年、制”四字沿袭乾隆篆款的第七种、嘉庆篆款的第二种格式。
故宫博物院藏清道光青花缠枝莲托八吉祥纹双耳瓶
不同的是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替代了原来“乾隆”、“嘉庆”字样。
如此看来，清代御窑瓷器篆体规矩年款上变化最为显著的是清字，大致存在三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康熙到乾隆初年为第一期，清的三点水用五笔写成，其右上的青字头最上部作“山”形，右下的月为两竖或两内弧线加一“工”，第二期始自乾隆中期讫于嘉庆末年，此期清的主要变化是三点水旁用两竖与一竖折写出。诚如前文所述，在乾隆、嘉庆时期第三期习用的清字已经出现，且在道光以降尤其是光绪时期清的写法也有如第二期者，不过考虑到前者仅见于少数几种器物上，而后者则可视为对前者的模仿，应该是无妨从二十多万件御窑瓷器中归纳出来的清字的三期阶段性规律的对这种御窑瓷器上篆体规矩年款的一般书写规律，也是今天鉴定清代御窑瓷器尤其是鉴定那些所谓清代官仿瓷器时应注意的内容。
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篆书年款
我国古陶瓷上的款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特征，款识的内容能够反映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状况，它的发展由于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所以瓷器上的款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而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年号款识，由于标明了瓷器生产的确切朝代，也就成为明、清瓷器科学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明代官窑瓷器始烧于洪武二年（一说为洪武三十五年)，但到目前为止未见到书写年款的洪武官窑瓷器。到了永乐年间，在瓷器的款识上开启了明、清官窑瓷器书写帝王年号款识的先河，此种在官窑瓷器上书写皇帝年号的署款方式历经五百余年，一直沿用到清末。在明代各朝中，官窑瓷器的款识以楷书书写占绝大多数，以“大明XX年制”、“XX年制”的双圈、双方框及横款为常见。而以篆书书写年款的官窑瓷器，根据之前的资料记载，仅永乐、宣德、弘治及万历四朝有之。
永乐篆书款永乐官窑篆书款，目前仅见“永乐年制”四字双行款，按落款方法分为青花料写款、锥刻款（阴文）和模印款（阳文）。青花写款者，到目前为止仅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有杯心饰双狮戏球纹，球内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年款；与杯心画五瓣葵花，花心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年款，两种。据明末清初谷应泰著《博物要览》记载：“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双狮滚球，球内篆书‘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细若粒米，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但鸳鸯心者及署六字篆书者还未见有实物。锥刻款和模印款也称暗款，多见于颜色釉瓷器之上，落款位置大多在碗、盘、高足碗等器的内底心或内壁，署暗款的器物相对较多见，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甜白釉暗花龙纹碗，内底锥刻“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外围单圈；又如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出土的红釉双龙纹高足碗，内底心模印“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外围单圈，圈外环花瓣纹。由于此类暗款多刻印较浅，又被釉所覆盖不甚清晰、不易辨识，有些甚至需对强光透视方可看清，故极易被忽略。
永乐篆书年款，不论是青花写款还是刻、印的暗款，在字体上都颇有章法，风格一致。运笔流畅自然，起落笔处呈尖状，笔划转折处浑圆，字体结构严谨、苍劲浑厚、婉丽飘逸、雄浑豁达。有学者、专家经研究后认为永乐篆书款识的蓝本出自当时的大书法家沈度之手，只是由于临摹的工匠不同，才导致在款识的书写上略有出入。
宣德篆书款
宣德官窑篆书款，目前所见只有“宣德年制”四字款，落款方式与永乐时期一样，分为青花料写款、锥刻款及模印款几种。青花款仅见于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出土的天青釉高足碗上，落款于内底心，四字双行排列，外饰双圈。锥刻款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青花藏文高足碗上，其内底暗刻“宣德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外刻划双圈，圈外还印饰。模印款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甜白釉暗花龙纹高足碗，在碗内壁印双行四字篆书款，款字外围单圈，圈外环饰以莲瓣纹。
宣德篆书年款，字体刚朴肃穆，富有永乐官窑四字篆书款的遗韵，款字结构严谨，笔划圆润，书写规范，笔道粗细适中，笔法苍劲有力，其蓝本应与永乐篆书款之蓝本出自同一人之手。
弘治篆书款
署弘治篆书款的传世品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地绿彩二龙戏珠纹高足碗，其外壁釉下浅刻二龙戏珠纹，龙纹加填绿彩，碗内施黄釉，内底心锥刻“弘治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字笔画填绿彩，款外刻单圈，款字左低右高，刻痕清晰，填彩不甚准确。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亦有相同品种的标本出土。
弘治官窑瓷器的篆书款明显留有永乐、宣德官窑篆书款的遗风，字体显得浑厚雄健、挺拔秀美，转折之处显圆润。这可能与弘治皇帝喜爱沈度的书法有一定关系。
万历篆书款
目前所见书写万历篆书款识的器物在款识的书写方式上较为特殊，与其他各朝款识有明显区别。署此款识的器物以青花盘为多见，亦有五彩器，纹饰上多见鱼藻纹或单个“寿”字纹。款识落于器物外底心，以青花书写“德化长春”双行篆书，外围单方框，框外按“上下右左”的顺序书写“万历年造”四字篆书，外复围单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款识。对于书写此款的器物究竟是官窑还是民窑生产，目前古陶瓷研究界还存有争议。笔者认为，由于明晚期“官搭民烧”制度相当普遍，书此款的器物纵然不是官窑，也是“官搭民烧”之精品，能够反映出万历时期景德镇制瓷业的最高水平。
新发现的嘉靖篆书款
关于嘉靖瓷器的篆书款识，当前已经发表的涉及到嘉靖款识的著作中多数未作记载。冯先铭先生的《中国陶瓷》中载：“嘉靖官窑款未见篆体书写。”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中载：“嘉靖时，款识……均为楷书体，未见篆书。”吕成龙先生的《中国古陶瓷款识》中载：“明嘉靖年款无论官窑还是民窑器，其款字均为楷书，未见篆书。”
但是，伴随着近年来的城市建设和道路改造，不仅时有完整瓷器得以“重见天日”，而且还出土了大量质量上乘的陶瓷标本，其中不乏一些以前不曾见过的珍贵陶瓷品种。笔者收藏的一件嘉靖篆书年款素三彩梅瓶标本亦是其中之一。
“易定”铭款定瓷
在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碗底刻有
“易定”款的定窑碗，为五代时期物。据故宫博物院的吕成龙先生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7年年会上发表文章介绍：“此碗高6.8厘米，口径19.8厘米，足径7.3厘米。敞口，斜直壁，圈足，胎体轻薄，内外施白釉，光素无纹饰，足内亦施白釉，外底以尖状工具刻划“易定”二字，字体瘦劲，笔画流畅，顿挫有力。系五十年代由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与此碗相同的另一件作品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二者应出土于同一墓中，刻铭亦出自一人之手”。
关于“易定”的涵义，汪庆正先生和吕成龙先生均曾有过论述。汪庆正先生从“易”是“阳”的古体考虑，认为“易定”似可解释为“曲阳定瓷”，而吕成龙先生根据“易”在古代有“交换”之意，认为“易定”似可解释为“用来交换的定瓷。”据此，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认为“易定”在这里是一个联合的地方名称，即古时的易州和定州，包括今天的易县、涞水、满城、容城；定州、望都、曲阳、无极、深泽等县市。刻在碗底是作为定烧标志，表示此碗是领有易州定州的统治者在定窑定烧的瓷器。
以地名或具体机构名来作为定烧标志的地名款识在定瓷上已屡见不鲜，如早年出土流散到英国，现藏于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一件五代时期的定窑白瓷盘，盘底刻有“会稽”二字，即是位于会稽郡的吴越钱氏等上层统治者向定窑定烧的瓷器标志。另外，在定窑窑址发现的刻有“尚食局”、“尚衣局”、“五王府”等铭款的瓷器，均是宫廷机构向定窑定烧的瓷器标志。
邢窑瓷器上亦有以代表具体机构的地名款识来作为定烧标志的，如在1991年第５期《考古》上发表的《河北内丘出土“翰林”款白瓷》一文中，介绍了一件唐代的邢窑瓷器，其上有“翰林”款识，应为当时的官署机构翰林院在邢窑定烧时所作的标志。
“易定”作为一个联合的地方名称，古代文献及出土文物中多有记载，如《新唐书》第七卷德宗本纪七中：“丙辰，宣武、河阳、淮南、涂泗、山南东西，鄂岳军讨吴少诚。十六年正月已巳，易定兵及吴少诚战，败绩。”《旧五代史》第三十二卷庄宗纪六中记载：“同光二年冬十月戊辰，契丹寇易定北鄙。”《宋史》太祖本纪一中记载：“已酉，执易定节度使，同平章事孙行友，削官勒归私第。”另外，在曲阳发现的五代时期北平王王处直墓的墓志上亦有“易定”一词，铭文内容为：“唐故易定祁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北平王太原郡王公府君墓志铭。”
五代时期是定窑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从诸多此时期的出土文物证明，此时的定瓷品种日益繁多，造型秀丽典雅，胎体坚细轻薄，釉色莹润洁白。装饰上出现了刻、划花技法。邢窑白瓷独霸天下的局面到五代时已被定窑白瓷取代。随着定窑产品的不断完善和畅销，来窑场加工定货的自然也就增多，尤其是掌握着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宫廷和地方行政机构等单位，更是以拥有精美的定瓷为荣。为了防止混淆，在定烧时以地名或机构名称作为标志刻划在器物底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就出现了诸如“易定”等地名款识。
清中期徽州洪姓人家的“定制瓷器”
物以稀为贵，这是收藏的一条定律。那些“真精稀”的古瓷，往往受到市场的追捧。在收藏中，有一些民间定制的古瓷，虽然质量算不上“精”，但由于纹饰独特、存世量稀少，并有着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从收藏文化的角度来说，不失为有价值的藏品。
丙申五月，屯溪一古玩商贩称，从江西婺源收到一件纹饰十分奇特的古瓷盘，他说自己经营古董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纹饰。笔者如约前往，发现东西很“开门”，纹饰也如其所说。这面青花瓷盘将人们十分常见的青花釉里红鱼盘纹和青花福菊盘纹合二为一，青花釉里红鲤鱼纹画在瓷盘圆圈内，福菊纹画在盘内弧壁上。鲤鱼纹由原来常见的一条鱼，增加为三条形状相同的小鱼，且共一个鱼头；瓷盘弧壁上六朵菊花纹内书“显润洪记办用”青花字。笔者知道，这是一面古徽州人家的“定制瓷盘”：瓷盘直径25厘米，残损后用胶水粘接，圈足底部无釉，为清中期嘉道年间生产。瓷盘虽残，但贩子却不肯以市场价出售，他知道盘子纹饰是有文化内涵的，属于“稀”少一类品种，笔者只好以超行情的价格购下。
现在人们收藏的古瓷，主要是以前人们日用和陈设瓷，这些瓷器的来源和生产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的普通瓷器，器形和纹饰由厂家根据市场流行式样自主设计生产，产量大、成本低，销售价格也便宜，非常适合广大平民百姓选择和购买。这些瓷器构成了当今民间古瓷收藏的主体；
二是厂家为部分买家生产的特制瓷器。笔者曾在屯溪老街古玩市场上，收藏到明代晚期青花碗瓷片，内书“大房”、“二房”一直到“六房”的青花字瓷片（这样的瓷片在“花山谜窟”洞穴中也出土过），这是厂家为宗族内各房生产的特制瓷器。在收藏的明代晚期瓷器中，也有碗盘内不写“房”字，而直接写上“一、二、三”等数字。这些特制的瓷器，和晚明时期其他民窑瓷一样，制作十分粗糙，碗盘除青花字外，没有其他装饰，这显然是厂家为满足市场需求，为广大普通百姓生产的“特制瓷器”，让买家对号选购；
三是从市场上购买后再加工的瓷器。一些宗祠、堂会和有钱人家，不满足现成的销售产品，从市场上购买一些精致的瓷器（一般是彩瓷），在器身上和圈足内写上专属的名称和堂号，再次入窑烘烤而成。有了这样专属的字号，在宗族举办传统活动和邻里转借中就不会丢失和混淆。笔者收藏数件宗祠和堂会的专用瓷盘，其中有一对清末休宁县霞瀛村古宗祠的再加工瓷盘，彩花间用墨字书写“朱敦叙祠”四字，产品比较精致，上面绘的是当时流行的花卉，由著名的“映莲轩”瓷店写字加工而成。民国时期，文人雅士之间流行赠送文房、茶具和酒具等用品，也是从市场上买来精致的彩瓷，请名家加工题字烘烤，简单易行。这类瓷器，目前已成为市场上十分抢手的收藏品。由于再加工瓷器时间短、成本低，非常适合一般有钱人的需求；
四是体现“高大上”的“定制瓷器”。定制瓷器需要买家到厂家预付一笔定金，将自己喜爱的纹饰和造型提供厂家进行生产。这种类似“官窑”操作流程、体现个性化的产品，若非有钱的城乡富豪阶层，是很难做到的。在笔者收藏的瓷盘中，就有不少徽州人家的定制瓷器，仅清末“渔樵耕读”纹青花瓷盘，就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定制瓷器，买家不惜成本，经过精心设计、显得出类拔萃，与众不同，产品一般都比较精致、纹饰和造型也有别于市场上常见的式样，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它能很好地体现主人的理念和思想，同时也将地域文化和崇尚的风俗得到充分的彰显。由于瓷器质量与朝代国力强盛密切相关，定制瓷器虽然比同时代的民窑瓷器质量有所提高，但不同时期的定制瓷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
这件徽州洪姓人家定制的专用瓷盘，独特的纹饰蕴含着十分吉祥的含义。三条具有动感的鲤鱼，象征着“年年有余”和“鲤鱼跳龙门”，它们共一个鱼头，说明一个家庭（族）中，大家要同心（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就能心想事成，实现家庭（族）梦。外圈弧壁上的纹饰含义，就更加显而易见：“菊花”象征着长寿和高洁，围绕在菊花周围书写许多草书的“福”字，如缠绵的藤蔓，组合在一起，象征“富贵和长寿”绵长不断。这件定制瓷盘，将两种瓷盘上的吉祥纹饰叠加在一件瓷盘上，使得纹饰和内容更加丰富，它承载着古时候徽州人家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中央电视台星期六有一档节目叫《我有传家宝》。走上台的持宝人所持的宝物许多都是普通的物品，但在这些普通物品的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和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它就成了持宝人的“传家宝”。试想，这件徽州古瓷盘，如果由洪氏后人来讲述其背后的故事，如祖上的经历，为什么定制，又是怎么损坏的，如何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曲折传承等等，想必内容一定会十分精彩。
湖田窑的千年烧瓷历程
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映青瓷”、“隐青瓷”、“罩青瓷”等，为宋代景德镇所创烧，是我国宋元时期主要瓷器品种。而景德镇烧制青白瓷最重要的窑址是湖田窑，其烧瓷的全盛时期长达700多年。在2004年景德镇庆祝建镇千年之际，湖田窑遗址群以一批重要的发现揭开其近千年的烧瓷历程。
考古资料显示，在景德镇所在的昌江及其支流东河和南河流域，晚唐五代及宋时期的窑业遗存十分丰富。晚唐五代的窑址主要有湖田、杨梅亭、黄泥头、社公庙、十八渡、新厂、湘湖、白虎湾、南市街等地。至宋代，东河及南河流域的窑址已发现136处（按《陶记》的记载则有300余处）。规模极其庞大，产量十分丰富。其中最具代表的遗址有湖田、银坑坞、小屋里、南市街、柳家湾、白虎湾等。“若夫渐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蒋祈文中所说的“湖田”， 即今之湖田窑遗址。它位于景德镇市东南约4公里的竟成乡湖田村。遗址南面环山，北面临水。南河自东向西，环湖田村而过，在景德镇市区汇入昌江。遗址坐落在南山山脉缓坡地带及南河南岸一级台地的窄长地带，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内窑包密布，窑渣堆积遍地，各个时期瓷片俯拾皆是。1982年，国务院将湖田窑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2003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湖田窑址进行过16个基建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大量与窑业生产有关的制瓷作坊和窑炉遗迹，获得了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釉器、白釉器、青白釉器、酱釉器、黑釉器、卵白釉器、蓝釉器、青花器等各类文化遗物数十万件，时间涵盖五代、北宋、南宋、元、明各时期共七百余年。这些珍贵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为湖田窑从晚唐五代到明代中晚期的窑业生产、销售；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青白瓷由于瓷胎洁白，釉料在高温下流动的原因，使瓷器釉薄处为白色，积釉处透青，故其总特征介于青白之间，可谓是白中闪青，青中泛白，青白淡雅，色质如玉。此 类瓷器“光致茂美”，有“饶玉”的美称。景德镇青白瓷一经出现，很快为世人接受并成为十分畅销的商品。同时，其烧造技术也很快传播到江西境内的十余个县市。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窑场也相继仿烧，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烧造体系，产品风靡大半个中国。它不仅销往大江南北、漠北草原，还远销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和中东、非洲等地区。
景德镇古称“新平镇”，因其位于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景德镇就能烧制原始陶瓷器。文献记载至迟在东汉时期，景德镇就已开始了成熟的青瓷器制作，“新平冶陶，始于汉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景德镇开始引起世人注目。在陈朝至德元年，皇室命新平镇贡陶础，这是景德镇为朝廷所关注并生产“贡瓷”的最早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陶瓷名匠“陶玉”将自己制作的瓷器带入关中，并向朝廷进贡，被称为“假玉器”，受到皇室青睐，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在景德镇设置御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并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从此，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专门管理官窑瓷务，烧制宫廷用瓷，同时对民窑实行课税等管理。这是元朝在全国唯一设置的专门管理陶瓷生产的机构，是景德镇设立官窑的开始。此时，瓷器的生产（主要是青白瓷）有新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创烧了卵白釉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和高温蓝釉瓷、绿釉瓷等。景德镇的瓷器逐渐占据了中国瓷器艺术的中心，也从此由宋代其他五大体系转向到了景德镇，并以此带动了明清景德镇窑场的繁荣。特别是明洪武二年朝廷在珠山设立御窑厂后，景德镇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势。
湖田窑制瓷始于五代。考古发掘证实，五代时期，湖田窑的窑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刘家坞、龙头山以及今战备公路两侧的湖田窑中心区域，距现地表深约8米。采用马蹄形窑烧制白瓷和青瓷器。马蹄窑为土制，窑炉烧结面较薄，瓷器烧成温度相对较低。器物种类主要有碗、盘、壶等。因采用支钉叠烧，只见垫柱，没有使用匣具，故器内底及器足上往往留有椭圆形支钉痕。青瓷多数胎色灰褐、质地粗松、釉色青灰，除少数葵口及内壁出筋外，没有其他装饰。窑址内也出土了少量瓷胎致密、白度很高的白瓷或青瓷。
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建镇后，景德镇瓷业生产获得重大进步。重要表现就是青白瓷的创烧。宋初的青白瓷，胎质较粗，色灰白；刷釉稀薄、透明，釉色青灰或米黄。器物种类较少，主要有碗、盘、罐、折肩钵、注碗、多管器等。器形普遍敦实、厚重。装饰较少，仅在碗外壁用利器刻画粗大牡丹或莲瓣纹样，纹饰粗犷古朴；或用梳齿状工具，在碗心画出简单水草。一些器物上有少量北方瓷器的贴花工艺及仿金属器造型。还发现一些酱黄釉器及褐彩青白釉器，器型类似青白瓷，有瓜棱罐、四系罐及八棱罐等。
北宋中晚期，湖田窑的青白瓷生产，除继续采用单件仰烧外，开始使用一种造价昂贵的瓷质覆烧匣具，大小不同的多件器物一匣覆烧，故出现了芒口器。此时的瓷胎细腻、致密、洁白；刷釉加厚，使釉色莹润青翠，青中闪白，白中透青，近似玻璃透明状。器物种类显著增多，造型趋于挺拔，装饰丰富多彩。日用品碗、盘、碟、盏类品种多样；盏托、注碗、瓶、炉、香熏、枕等形态各异，造型丰富；联子盒、鸟食罐、俑、动物塑像、围棋、象棋等文娱用品大量涌现。龙形碗、狮形枕、虎形枕、婴孩枕、仕女枕、荷叶形枕、元玉形枕层出不穷。早期的粗犷古朴的刻画法被成熟的“半刀泥”刻画所取代；刻画工艺娴熟、流畅，刻画题材广泛；构图集中在碗、盘内底及底壁交界处，早段多对称或单体图案，如植物类团菊、三束莲、折枝牡丹；动物类游鱼、龙凤、三团鸾等，稍晚纹饰布局趋于繁复、细密，如人物类婴儿戏水、婴孩攀枝，植物类缠枝菊花、缠枝牡丹等。
随着宋室南渡，一些北方的优秀技术和窑业工人纷纷南来。南宋初期，湖田窑窑业生产与北宋晚期相似。主要表现在碗、盘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与北宋基本一致。但此时的碗、盘器壁更斜直，圈足更矮，仅毫米高；斗笠碗流行。特别是定窑组合式支圈覆烧具传入后，窑业生产出现很大变化。因支圈烧瓷密度加大，水气增多等原因，瓷器的胎质较前期粗松，釉色泛黄，几乎失透，器口普遍“芒口”。器物组合也发生较大变化。北宋流行的墩式碗、仰烧盘、注碗等基本消失，饮酒、斗茶之盏托及有座香炉等均明显减少，以至绝迹。装烧的变化还导致装饰的变化。北宋流行的刻画风格开始为印花装饰所代替。早期在碗、盘底心印各类题记，如“宋”、“詹”、“吉”、“酒”、“茶”，还印一些简单的单鱼、双鱼、芦雁、朵梅、折枝梅、荷莲纹等。此时，吉州窑、建窑的产品流入湖田，湖田窑开始试烧黑釉瓷。湖田窑的黑釉瓷胎质较粗，色灰黑，结构紧密；釉色漆黑，釉层厚。器类有高足杯和盏等，无论胎、釉、器型均与吉州窑、建窑产品有别。晚期的碗、盘印纹开始复杂、繁密。如狮舞绣球纹、开光盆景纹、凤穿牡丹纹、芦雁穿花纹等，器口沿多印有回纹、如意纹等。
公司款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新办瓷业公司（工场）达三十多个。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个，即醴陵“湖南瓷业公司”和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
（一）湖南瓷业公司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熊希龄在湖南醴陵姜湾，创办“湖南瓷业学校”。在此基础上，又筹股5万银元组建“湖南瓷业公司”，由熊希龄充任经理，下设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规模较大。创釉下五彩，并于1907—1912年间'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博览会和意大利世界博览会，获得奖章。l918年（民国七年），遭战火重刨，后经艰苦重建，可惜无法恢复元气。
（二）江西瓷业公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巡抚逢时向清廷上疏开办景德镇瓷业公司，建议“官方筹银10万两，余由该道自行集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改商办：。江西景德镇瓷器公司，原拟官商合办，至今未有切实办法。去年’李嘉上海道会商，该公司不如改归商办较有把握”。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对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核准立案。
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正式成立，性质依然为官商合办。由张季直、袁秋舫和瑞君华认私股。官方由冀、鄂、皖、苏、赣五省协款。原拟集资40万银元，实 际只筹集到20余万。主持公司业务的是祁门贡生康特璋。公司设本厂和分厂两处。本厂设于景德镇，沿用传统制瓷工艺。分厂设于鄱阳，进行实验改良。聘请从日本窑业学校毕业归国的张浩采用机械制瓷，试验煤窑烧炼。并在九江、上海、汉口等处设立发行所。初创阶段，窑业一度繁荣。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五省协款中断，元气大伤，鄱阳分厂中缀。残余资本集注于景德镇本厂而为局部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