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鉴别洪宪年制瓷器】
官窑，顾名思义，由官府烧制而成的瓷器，具有浓厚的历代风格特色，且烧制过程严格，品质非常高。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最后的“官窑”：洪宪瓷。
关于“洪宪瓷”，流传最广的历史版本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定国号为“洪宪”（1916年）。九五之尊的皇上要摆出一副真命天子的“谱”，当然要设计出许多桥段。袁世凯在阴谋称帝时，亦仿效清朝制度，设御窑，曾派古玩商人郭葆昌（字世五）到景德镇监制，具体操作的陶艺师为鄢儒珍，地点为湖北会馆。
洪宪瓷大部分是落款为“居仁堂”的瓷器，“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的器物。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又很有民国风味，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因中华民国总统府设在中南海，袁世凯居住的地方为中南海的居仁堂，所以所烧瓷款为红色篆书“居仁堂”和“居仁堂制”。
其后二三十年代，景德镇的民窑仿官窑更是以“洪宪年制”为标准，精美不亚于原时之器，遂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含御制、官窑、民窑仿官窑（后期）三大构成的收藏系列。据说：“洪宪瓷”的薄胎、洁白度、透明度都大大超过乾隆御瓷，时至今日，在市面上收集“洪宪瓷'是一种时尚，十分珍稀；但能再细分当时的御制“居仁堂制”、郭世五的“洪宪年制”官窑和后来的民窑仿官窑，却如凤毛麟角，构成了民国初年（约在1916年左右）瓷器收藏的一个有趣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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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几墩矮而壮的柱子，那爿黛瓦顺着山坡一路堆叠而上，就像绿宣纸上匀一片墨色，是蓝天丽日下沉静而又气韵十足的一幅书法。这幅书法的下面，藏着一条龙，一条鲜活的龙。它腹装一窑窑尚未烧制的瓷，沿着山坡节节爬行而上，龙身隐约可见片片红土砖块，那是鳞片，粗糙而又鲜活，与大山肌肤相摩相擦，展示着最原始的生命力与亲密接触。当窑火烧起，屋檐的外面，最上方的龙尾便吐出红而猛的火舌，在碧蓝的天际深情而又热烈地舔过又舔过。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穿透历史，那就是文化。作为千年古瓷都，德化的历史不在纸上，知道它的只有瓷，只有窑。瓷像德化的魂，窑是德化的心脏。龙窑是陶瓷窑炉的一种，在宋代德化一度盛行，为传统陶瓷业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嘉定十六年（1223年），日本加藤四郎来德化学习制瓷技术，回国后依法烧制陶瓷，其建造的窑炉至今仍称为“德化窑”。时至今日，由于科技进步，龙窑绝大多数已被现代化的窑炉取代，如今德化烧制瓷器的龙窑仅4条，其中烧制历史最为久远的是位于德化县三班镇蔡径村的月记窑，已是近4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龙窑的活化石。一窑延续了数百年的炉火，就是一窑延续了数百年的陶瓷历史。当我们慕名来到的月记窑，“龙”懒懒伏卧，对我们理都不理。难以想象，400年前，是谁曾经肩挑背抬，用泥土、砖块和瓦片造就这座龙窑？是谁日夜守护窑口，让熊熊火光读取、记忆它乌黑红亮的脸？又是谁，一趟趟地把瓷器装进又掏出，像抚摸婴儿一般欣赏刚出窑的瓷？烧窑师傅告诉我们，龙窑一般是用土砖筑成山坡斜直焰式筒形的弯状隧道，长短不等，结构简单，分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窑头有预热室，窑尾一般不设烟囱，因龙窑本身就起着烟囱的作用，而顶部则设有投燃料的孔；龙窑利用自然山坡建造，节约能源，利于燃烧；龙窑的最大优点是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快烧，也可以维持烧造青瓷的还原焰。我们看着黛瓦木梁之下那些泥土夯出的灶口、窑炉。据说一次完整的烧窑至少需要经过一天一夜。灶口边有些小小的观测口，师傅凭着多年练就的眼力，仅靠肉眼来决定烧窑熄火的时机，而一窑制品的成败，就全靠师傅的智慧眼光了，这不是火眼金睛是什么？正好是两批制窑的间隙，拾级而上，我们弯进龙窑的里面。这古老的龙窑，仿佛积累了400年的龙气，教人忍不住想入非非。在那些沉淀着历史的角落里，也许还躺着几百年前的碎瓷片吧？与历史同在，是不是也是指这样的时刻呢？一窑400年的火，不熄至今，古灶之外，人事皆非；窑里是不是还藏着一双眼睛，从炉火焰色中洞察秋毫，感受着400年前的某种生气与灵机？望着这条仿佛沧桑的巨龙，我的耳际响起一句话：因为鲜活，所以伟大。
四川岳池最后的土陶作坊
双手在水里浸湿，轻轻触摸泥坯，右脚略踩机关，泥坯便在手中匀速地旋转起来……不到2分钟，便做出一个土陶坛盖。今年58岁的杨天喜，是岳池县九龙镇窑罐厂村的普通村民，经营着当地最后一家生产土陶的作坊。2月17日，杨天喜一边做土陶，一边向记者讲述窑罐厂村的故事。
烧完一座窑需要3天时间
窑罐厂村因生产土陶罐而得名。这里生产的土陶，主要是农家日常生活所用的陶器，如缸、坛、罐等。至于始于何代何年，杨天喜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的祖先从湖北迁到这里后，就开始做陶器了。”
窑罐厂村最早的窑叫长滩寺窑，因附近一座千年古庙长滩寺而得名。在当地村民眼里，长滩寺窑又叫老窑，位于长滩寺河侧的山头上，依坡而建，长约20余米。由于窑的形状如同一个斜卧的长圆筒，又由许多节组成，故人们又称之为蛇窑或龙窑。
“老窑是一座柴窑，陶器装窑时，一般需要7个窑工工作一整天才能把窑装满。”杨天喜介绍，烧窑时，一般需要5名工人，其中两名专门负责烧窑，3名负责搬运柴草。
在老窑两侧，各有10余个灶口，烧窑工必须从最下面的一个灶口烧起，烧好一个密封一个，就这样一个一个地烧上去，直到烧完为止。一般情况下，烧完一座窑需要3天时间，而等待窑的冷却又需4至5天。
全村成年男子都会手工制陶
见有记者采访，周围的村民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从他们的言谈中得知，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老窑渐渐被废弃，转而新建了好几处烧煤的煤窑，属集体企业，也是全村的主要产业。由于做陶、烧窑是下力活，只能由男子来承担，因此，在那个年代，全村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都会烧制土陶。
“无论是做瓦缸、瓦坛，还是瓦罐，大家做起来都得心应手。”杨天喜说，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一天可做大件近20个；如是坛盖那样的小件，一天可以做400多个。
上世纪80年代初，村内的生产作坊多，鼎盛时达到100多个。但窑罐厂村的土陶比较粗糙，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技术的冲击下，村里的窑罐作坊逐渐破产。以至于现在，当地几乎每家每户仍可看到大量被遗弃或破烂的土陶器。
市场冲击下传统也需创新
不少质美价廉的外地陶器涌入岳池，挤占着土陶市场。到2000年以后，窑罐厂村便只有杨天喜一家仍在坚持生产了。能够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杨天喜将其归结为“创新”二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儿子杨勇买了辆货车，专门将村内的陶器拉到外地销售，同时将不同产地的土陶进行比较，还到处寻求别人的原料配制秘方。
和村里其他作坊不同，杨天喜的作坊生产土陶的泥质极少用本村的，而是采用从60公里外的前锋镇购回的岩泥。更重要的，杨天喜的土陶陶件出窑后，陶釉光亮照人。
讲到釉质，杨天喜特别兴奋。“我们跑绵阳，到自贡，想拿钱买别人的配方，可别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卖。”为此，他儿子只得买回一些矿石和陶件样品，自己反复试验、比较。历时2年，才终于配制成功。
虽然技术创新为杨天喜的陶器赢得了市场，但由于村里已经没有人愿意再去作坊做陶器了，其作坊的产量一直停滞不前。“不是我们的待遇低，如果全身心投入，平均一天至少可以挣上100多元。”杨勇说，但原有的陶工已年老体弱，做起活路吃力；年轻人多外出打工，根本不愿来做这个又脏又累的活。
如今，杨天喜父子俩仍坚持自做自烧，平均两个月烧一次窑；同时，他们还从外地直接购回大量窑货，转卖给岳池城里的窑货贩子。“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既不能让老本行白白地丢了，更不能因从事老本行而赚不到钱。”杨天喜说。
红色官窑毛瓷最初的来历
红色官窑烧制的毛泽东用瓷(16张)“红色官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直接投资，它的发展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国家公有制为企业的根本制度，企业生产完全按照国家下达 的计划进行，企业的职工无需为产品的销路、生产和扩建资金的来源操心，一门心思用于生产和技术革新，厂与厂之间，不同技术之间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以景德镇建国瓷厂、景德镇艺术瓷厂、人民瓷厂、红旗瓷厂、雕塑瓷厂、湖南群力瓷厂、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为中央国家机关生产过一定的生活用瓷、陈设瓷及礼品瓷，这些单位也堪称当代的“红色官窑”。“红色官窑”的发展和壮大，经过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红色官窑”产品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第一”，“一切服从、服务于大众”成为这一特定 历史时期的生产指导思想和方针。尽管“文革”中为不计成本、只求精品的“红色官窑”，在制作了大量印有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文革”专用宣传口号的生活 用瓷外，也生产了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精美艺术瓷一一一政治艺术瓷。景德镇雕塑瓷厂生产的“收租院组雕”、“样板戏组雕”，景德镇艺术瓷厂创作的大量画工优美、紧跟形式的瓷板画和瓷瓶，如“红灯记”系列画瓶、“收租院”系列画瓶。当时以“吴康”、“章鉴”、“章文超”、“赵惠民”等著名美工画师，绘制了大量的“礼品瓷”、“国家机关陈设瓷”，均为政治艺术瓷精品。
洪州窑青瓷的历史和工艺特征
说到洪州窑青瓷，人们或许早已从唐代陆羽《茶经》的论述中知其一二。《茶经》载：“碗，越州上，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皆)不宜茶。”洪州乃隋开皇九年(589年)所置。治所设豫章，即今南昌。洪州窑遗址坐落在南昌南郊30公里的丰城市境内。窑址连绵20余公里，烧造时间从东汉至晚唐五代历经800余载，这在中国古瓷窑址中是极为罕见的。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省市发现了洪州窑青瓷，足证当时洪州窑青瓷生产之盛况。洪州窑青瓷之美，虽不如宋汝、官、哥器雍容富态，定瓷之精雕细刻以及钧瓷的彩艳华丽，但她那纯朴古拙的造型、如玉似翠的釉色以及变幻莫测的冰裂纹，总是让人充满遐思。其釉色主要为青绿釉和黄褐釉两类。两晋时期，洪州窑产品中开始出现在盘口壶、鸡首壶等器物口沿及流、柄处施以褐彩。降至南朝，胎薄质细，釉质更显匀净。器型中出现博山炉、温酒壶等。杯与托粘结烧造成托杯、托炉、灯盏、五盅盘、格盘等亦成为这一时期常见的冥器。图案装饰除刻花、划花、印花外，亦采用了堆塑、镂孔等技艺。这一时期洪州窑青瓷的装饰以各类莲瓣纹为主流。有人认为，洪州窑釉色虽莹润，但釉极易脱落，即使是故宫博物院编著的《中国古陶瓷精品》一书所载洪州窑器也多有剥釉现象。然笔者所见洪州窑青瓷精品中，釉色莹润且丝毫不剥釉者仍不在少数。笔者曾在一私人青瓷博物馆藏中见洪州窑青瓷近百品，绝大部分釉汁匀润，与胎体结合紧密。史载唐代洪州窑产品已运抵长安，说明洪州瓷在唐代已达到“贡品瓷”的工艺水平。洪州窑的盛烧期大约一直延续到中唐，晚唐五代时期衰落，最终被南面的吉安永和窑、北面的景德镇窑所取代。
官窑瓷、官用瓷、贡瓷三者的关系
官用瓷，作为官方使用瓷器的描述，并不是第一次，但作为陶瓷的一个门类概念的提出，还是第一次。官用瓷是指宫廷或官府指定或定制的窑厂精工细作而成的瓷器，并由官方出资收购，多为宫廷及官僚使用的瓷器，残次品也可出售或供给官僚或贵族，如越窑、邢窑、耀州窑等。与官窑的区别是官窑由宫廷建设并派专人管理，生产瓷器多为宫廷所用，不作为商品出售，残次品通常销毁，生产可不计成本，如宋修内司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贡瓷是指地方或属国进贡给朝廷或上级官府的精品瓷器。与官用瓷不同的是贡瓷是地方为进贡而特地制作的精品瓷器，不是官府指定或定制，贡瓷是作为礼品的形式送给上级，不是上级出资定购，时间上也有不确定性。这三者的主要区别：官窑是官方出资兴建与管理的；官用瓷是官方定制购买的；贡瓷是进献送礼的。有时即使官窑时代的产生，也同时存在着官用瓷和贡瓷，如宋代越窑、耀州窑等，明代龙泉窑与钧窑、磁州窑等。那么怎样确认官窑瓷、官用瓷和贡瓷这三个品种的质量呢？通常官窑瓷因为官方建设烧造，精益求精，又不惜工本，质量要求非常高，陶瓷能工巧匠云集，从整体上保障了官窑的质量。不仅材料优良，工艺也十分精湛，且很少流入民间，只有皇帝赏赐部下，偶尔才会流入民间及随葬。
官用瓷器通常都是出于宫廷或官员、官府的需要，选定在当时比较成熟或有名的窑口中烧制需要的品种。在质量上有较严格的要求，甚至原材料、工艺也有很高的要求，如五代耀州窑的黑胎支烧器、柴窑的白胎器、龙泉粉青黑胎器等皆反映这一特点。但整体质量略逊同期官窑。
贡瓷通常是以优良窑口定烧或特制瓷器中选出精品作为进贡的礼品。一般情况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不仅技术要求高，材质也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些，如唐五代越窑、邢窑、磁州窑，甚至上世纪60—70年代的毛瓷也属这类。
明代张应登的《游滏水鼓山记》碑曾记载：“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而且《大明会典》中也有：“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于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筒。”由此可知：宫廷官府用瓷当时不仅限于官窑，其不是陈设器及直接使用的食器外，其他官用瓷如酒坛、酒缸，因其用量大，对其质量自然也不会一概要求严格。比较有名的窑场，一样能承担烧制宫廷及官府需要的瓷器，钧窑的花盆、磁州窑的酒坛、龙泉的大盘，无疑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这类瓷器皆属官用器的范畴，自然官用瓷也存在质量的优劣，但优劣体现在功能和品种上。如直接使用的碗盘、食具、供器等会很精致。其他大件产品如盛酒、酱油、醋等坛瓶类，质量自然难以与小件生活器皿相比。
官用瓷与贡瓷上的确认，在考古中多以款识与铭文题记为主要参考。如建阳的“进盏、供御”、邢窑、定窑的“盈”“官”字款，耀州窑的“官”字款等。其他如辽代上京窑、宋湖田窑、唐五代越窑等都出现官字款。还有直接写有官府或官用器器具之名，如元代“枢府”、辽金“上京”之类款识题记，特别是五代、宋、辽、金等官僚贵族墓葬出土这类官用器，皆能说明这一问题。
官用瓷器从其属性而言及考古资料发现，最早应该在新石器时代即产生了。从大量的新石器考古陶器来看，质量有着明显的高低之分，像相当于夏文化的“夏家店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发现质量非常精湛的彩陶、黑皮陶及磨光陶、白陶。甚至更为精湛的镶嵌美石等的陶器。当进入青铜器、漆器、金银器的时代后，陶瓷显然难与其比肩，但到了魏晋唐时，宫廷与官府渐渐重视起来。到了宋代，中国陶瓷焕发了灿烂的艺术光彩，享誉世界。贡瓷官用瓷官窑瓷无疑引领着陶瓷发展的最高科技成就。
本文所列的官用瓷及窑口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历代的官用瓷及窑口。还有相当多的官用瓷等待我们研究和开发。像景德镇枢府瓷、辽上京林东窑、四川乐山西坝窑变釉瓷、青羊宫与彭县窑、山西法华瓷等都曾给官府烧造过瓷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广阔，也是我国陶瓷宝库中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