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的莲花纹。
我国用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大约始于周代。这时的莲纹缺乏写实感，属于较为抽象的莲纹。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器上的莲纹开始趋于写实。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件装饰写实莲纹的代表作品。壶盖四周外侈的双层透雕莲瓣形象逼真，已经非常接近真实的莲瓣。与其相似的还有1955年安徽寿县出土的莲瓣方壶。河北易县燕下都十六号墓出土的陶方壶也装饰有类似的莲纹。战国陶器上的莲纹基本上延续了春秋时期的风格，但莲瓣数量明显减少。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随着佛教艺术的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
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隋代瓷器的装饰风格与南北朝相比，显得朴素简洁，以罐类为例，北方生产的四系罐以腹部凸起的一道弦纹代替了覆莲纹；南方生产的六系、八系罐体形瘦长，大口丰肩，为适应器形特点，莲瓣纹上移到肩部。瓶类的莲纹也多装饰在肩部。隋代莲瓣的瓣尖有圆状和尖状两种。合肥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青釉碗，外壁刻划仰莲一周，瓣尖细长。同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腹部刻一道凹弦纹，弦纹上下分别刻划尖状覆莲和仰莲。这两件刻划尖状莲瓣的器物与凤阳武店灵泉寺东山早期寿州窑遗址出土的瓷片非常相似，当为隋代寿州窑产品。印花是隋代常用的一种装饰工艺。安徽出土的一件青釉四系尊，上腹部由数道弦纹分隔为几个区间，分别压印莲瓣纹和卷草纹各两周。这种印花莲纹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和科学的进步，陶瓷生产呈现出新的局面。在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向青瓷的传统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在南方，铜官窑发明的釉下彩绘为瓷器装饰艺术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直作为瓷器主要纹饰的莲花，此时已基本脱离了佛教的影响，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所喜爱的装饰题材。莲纹装饰艺术开始进入了成熟阶段。
唐代以前，我国瓷器上的莲纹一直未能突破图案化、规格化的模式。湖南长沙铜官窑首创的釉下彩绘新技法，将绘画艺术引入瓷器装饰领域。完整的莲荷图案、水禽莲池图案开始以国画的形式出现在瓷器上。铜官窑釉下彩绘的纹饰题材十分丰富，包括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等。其中花卉题材所占比例最大，而花卉纹饰中又以褐绿彩绘的莲荷图案最多。莲瓣饱满圆润，荷叶舒张自如，笔法流畅，形象生动。虽仅寥寥数笔，却尽得写意之妙。这种新的装饰技法突破了以往刻划纹、印纹的局限，突破了多年来图案化模式的框框，使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除了釉下彩绘外，铜官窑的釉下点彩也很有特色。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罐，以褐蓝相间的大小斑点组成联珠，配置成云头和莲花图案。构思新颖，别具风格。此外，铜官窑印花、划花瓷器中也有大量的莲花图案。
宋辽金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南北名窑辈出，官民窑竟相发展。无论是釉色品种还是装饰题材都空前繁荣。在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莲瓣纹在北宋早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荷塘风光、莲池水禽、婴戏莲花等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图案的大量出现。莲纹逐渐失去了长期以来在装饰领域中的显赫地位。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丰富精美的装饰是它的突出特点。北宋早期，定窑的装饰技法以刻划花为主。１９６９年定县北宋塔基出土的一百多件定瓷，绝大部分是定窑早期产品。其中高达６５.５厘米的龙首净瓶堪称宋代莲纹层次最多、最精美的作品。净瓶从顶到底部装饰着五组连瓣纹，自上而下分别为单层、双层、三层、四层，上三组采用刻划手法，下两组采用浮雕手法，刀法犀利，立体感很强。从宋辽早期墓葬出土的定瓷看，刻划莲瓣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装饰手段。北宋后期定窑刻划花和印花装饰达到成熟地步。“刻花器皿最常见的是莲纹，这种花纹在涧磁村窑址碎片中所占的比重很大”。
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定窑划花盘，盘心装饰简洁的一花一叶，随凤摇曳的荷叶映衬着亭亭玉立的莲花，画面清新典型，刀法潇洒秀丽。这种一张荷叶托起一朵莲花的图案在宋代十分盛行。定窑莲纹千姿百态，布局富于变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梅瓶，腹部饰两朵迎风开放的莲花和侧垂的枝叶，上下辅以菊瓣及蕉叶纹，主题鲜明，疏落有致。印花器皿也以花卉图案为多，常见的有牡丹、菊花等。印花在风格上与刻花迥然不同，构图严谨，讲求对称，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盘类的中心常装饰莲花水禽，四周辅以牡丹、莲花、萱草及飞凤等。层次分明，格调和谐统一。
磁州窑是北方民间著名的窑系。产品种类繁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在观台镇窑址碎片中，划花的盘碗数量最多。纹饰均在器里，刻划深刻，线条明快流利，纹样的空隙部分多用篦状工具划出细密的线条。题材以花卉为主，尤以荷叶莲花最多。刻划技法熟练，构图随意性很强，莲瓣及荷叶往往自由地越出边框。这种不拘一格的作风，充分体现出北方民窑粗犷豪放的特征。釉下绘划黑花是磁州窑最精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敷好化妆土的胎体上用黑彩绘出黑花，再用尖状工具划出花蕊及叶筋，剔掉黑彩的部分露出洁白的化妆土，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这类作品的主题纹饰大多是缠枝牡丹，莲纹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下部。
耀州窑在北宋初期主要烧制越窑风格的青瓷，盘碗外壁多采用浮雕技法装饰双层莲瓣纹。中期以后刻、印花工艺日趋成熟，有时在一件器物上兼用刻花、划花、印花等几种手法，艺术效果十分完美。刻花青瓷以莲纹最为常见，刀法宽阔有力，线条粗放。印花瓷器除了单纯的莲荷图案外，还有水禽莲荷、婴孩戏莲等。耀州窑的把莲纹最有特色。“印花把莲多出现在小碗的碗里，以海水为地的稍多，主题以莲花、莲实、荷叶或茨菇叶四五枝为一把；印有两把莲纹的，用交错对称布局；印三把莲的，并印有‘三把莲’三个字，使我们由此得知这种纹饰叫‘把莲’，意为一把或一束莲花。”１９７２年甘肃华池县出土的耀州窑荷叶盖碗是一件器形与纹饰巧妙结合的佳作。盖碗口沿做出六个向下卷曲的缺口，俯视如同荷叶一般。碗盖状如荷叶，边沿有六个向上卷曲的缺口。上下缺口互相吻合，造型精巧，新颖别致。
龙泉青瓷是继浙江的越窑、欧窑之后兴起的青瓷体系。装饰技法以刻划为主。早期产品与欧、越两窑有许多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北宋中期以后，刻划花逐渐由纤细娟秀向繁密发展，器物外壁经常装饰一种带叶脉纹的莲瓣。南宋是龙泉刻花青瓷的全盛时期。此时其它窑系已不甚流行的莲瓣纹在这里仍作为主要纹饰盛行不衰。“外壁单面刻制莲瓣的装饰似乎已成为各类制品的共同花纹，几成一个时期的装饰风格。这种半浮雕式的刻花莲瓣纹，中脊显明而挺拨，瓣面自中脊坡向两侧，大小相间，形成双层仰莲，象一朵盛开着的荷花”。
莲纹自东晋出现在瓷器上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到宋代已完全脱离了宗教影响，成为优美的纯装饰性题材。由于唐宋以来推崇牡丹，莲花已逐渐失掉其传统的优势地位。但深受人们喜爱的莲纹仍是宋代各大窑系中普遍使用的题材。
莲瓣纹是元代青花瓷器最常见的边饰，这种经过变形的莲瓣俗称“八大码”，外廓由外粗内细的两道线构成，线条转折生硬，显得棱角分明。瓣与瓣之间均留有空隙，瓣内绘制各种纹饰。其中以绘制火珠、火轮、银锭、珊瑚、犀角、双钱等图案的杂宝纹最有特色。
莲池鸳鸯和莲池鱼藻是元青花中的写实性主题纹饰。布局繁密，结构严谨，笔法遒劲有力，生动自然。莲花的花瓣状如饱满的麦粒，“荷花、荷叶、莲蓬都不填满色，鸳鸯、水藻都带几笔水纹，仿佛水在流动。”这类画工精湛的作品艺术效果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图案纹饰，是元青花中的精品。
宋元时期流行的缠枝花卉，到明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由于它变化无穷，用起来非常灵活机动，不论是作器物胸腹部的主体纹，或是在口沿、颈、肩、胫、足部作辅纹，都容易与器型浑然一体”。因此被大量应用于官民窑瓷器上。其中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形式的缠枝莲纹使用最为广泛。明代缠枝莲布局疏朗，空间宽阔，花叶明显变小，花头的布位和主枝的姿态灵活多变。除了单纯的缠枝莲外，明代还有大量与莲纹合绘的图案。如龙穿莲、凤穿莲、缠枝莲托八宝、缠枝莲托梵文等。
变形莲瓣仍是主要的边脚纹饰。洪武时期的莲瓣纹保留有元代遗风，但轮廓转折圆润，瓣内纹饰不象元代那样复杂，仅见团花、云纹等简单的图案。永宣青花瓷器上的莲瓣纹更加简略，常在勾出的轮廓线内用青料平涂为地，以留出的空白形成图纹。正统、景泰时期民窑青花瓷器的肩、胫以及器盖上常装饰一种双层螺丝靥形莲瓣，瓣内勾画叶脉纹的写实莲瓣也开始出现，成化以后，莲瓣纹逐渐趋于复杂，尤其是晚明珐花瓷器上的莲瓣纹，繁缛华丽，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民窑日用瓷器上的莲瓣纹向着高度简单和抽象发展，有的甚至简化成一排平行的竖线条。
清代是中国彩瓷艺术的最高峰，青花、斗彩、五彩、珐琅彩等各个品种五彩斑烂，争奇斗艳。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品类繁多，数量甚多。“吉祥寓意的图案在宋瓷上兴起以后，至明代已成为陶瓷装饰的重要内容，入清更是发展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境地”。莲是花中君子，莲字与“莲”、“廉”谐音，因此许多莲荷图案被赋予了吉庆寓意。例如一茎莲花的图案寓意“一品清廉”；莲池鱼藻图案寓意“连年有余”（莲与连、鱼与余谐音）；鸳鸯与莲花合绘的图案寓意“一路连科”（路与鸳鸯谐音）。莲是盘根植物，并且枝、叶、花茂盛，于是用莲花丛生的图案寓意“本固枝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缠枝莲仍是莲荷题材中数量最多、应用最广的纹饰。清代缠枝莲纹一改明代疏朗自然的风格，开始向繁密、规整、对称发展。经过美化变形的花头和枝叶姿态万千，装饰性很强。清中后期民窑青花缠枝莲纹常加绘双喜字，莲叶细密繁杂，除少数绘制较精外，大多画工粗率。
清代莲荷题材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康雍时期的写实莲荷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五彩加金莲荷纹凤尾尊，颈部和腹部满绘两幅完整的莲荷图。莲瓣丰腴饱满，荷叶舒张自如，莲丛中点缀着芦苇、茨菇、浮萍，水鸟鸣叫，彩蝶飞舞，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色彩浓艳的红莲绿荷与一朵用金彩描绘的莲花交相辉映，整个画面金碧辉煌，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国画。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雍正“二年试乙号样”款粉彩莲纹盘，“盘内壁粉彩绘出荷花纹饰，共画八朵荷花，三朵盛开，五朵含苞。这些荷花都是先用黑彩勾勒出花瓣的轮廓线，再填淡粉彩进行渲染，然后用深粉色在花瓣尖端略加点缀，使花朵明暗层次清晰，彩色秀丽温雅。荷花周围配几片荷叶，或肥硕碧绿，或残败苍劲，从而更衬托出荷花亭亭玉立，香远益清的高雅风姿”。清新的画面，纤巧的笔法，柔和的色彩，形成了雍正工笔花鸟图案清雅秀丽的风韵。
乾隆时期，瓷器装饰雍荣华丽，刻意求精。但过分追求规整和工细导致了繁冗和堆砌，艺术上的倒退使莲纹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在斑烂的色彩、华贵的外表下，隐含着僵化、呆板和滞气。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陶瓷工艺也开始由盛转衰。各种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虽然数量众多，但艺术上已远不能和前期相比。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但中国瓷器上的莲纹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从东晋的初露端倪到南北朝的鼎盛时期，莲纹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及至唐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已将外来艺术中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瓷器上的莲纹进入了成熟时期。宋辽金时期我国陶瓷器装饰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装饰题材日益丰富，加上牡丹花的异军突起，一直在装饰领域据统治地位的莲纹开始进入萎缩时期。元明以后，缠枝莲纹作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长盛不衰。乾隆中期以后陶瓷业日趋衰落，莲纹在艺术创新上无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题材仍广为流行。建国以后，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并具有传统力量的莲纹又重放异彩。随着新中国陶瓷业的繁荣昌盛，流行了千年的莲纹必将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永不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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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莲花纹的含义有哪些
瓷器上总是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纹饰的，所表示的含义也有很大的差异，其中瓷器莲花纹就是经常会看到的一种，那么大家知道在瓷器中所出现的莲花纹都有哪些具体的含义吗？通过下文的阅读，相信会有所了解。
1、圣洁、吉祥、坚贞
瓷器上莲最为主要的寓意就是圣洁、坚贞，虽然莲花是生长在水里的，但是却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因此这就使得莲花纹有了更加高洁的寓意，也成为了形容古代文人雅士的一种象征。莲花纹使用在瓷器中造型、位置的不同，也会对整体产生比较大的差异，而且在纹饰的做工方面也是很考究的，不同朝代的瓷器上莲在造型上也是有比较大的差异。
2、团结、合作、和谐
除了圣洁、吉祥、坚贞寓意之外，瓷器上莲还有团结、合作的寓意，在瓷器中所出现的莲花纹饰的外观都很美，使用的釉色不同，导致效果也不同，因此我们在选择具体的纹饰的时候还是要根据不同的瓷器造型来选择。实际上，莲的造型多种多样，不管是盛放的，还是含苞的，都是尤其自身特点所在，不同的瓷器莲花纹造型效果的差异，在欣赏效果上也是不一样的。对于文人雅士来说，在选择纹饰的时候，更多的是偏向于个人的喜好。
3、佛教
瓷器上莲还和佛教有比较大的关系，这点大家都是比较明白的，只要是莲花出现的时候一定跟佛教有关。
4、清廉
这个也是因为和人们所赋予莲花的特性有关系，比如清明时期最为世人所知的青花瓷画上面就会一束莲，寓意着为官清廉。莲花除了外形十分的优美之外，在我国文化中一直是对谦谦君子的象征，莲花瓷器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而兴起的，在最初的时候都只是使用在佛教器上，其优美形态和佛教的圣洁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而到了后世，所使用的范围则变得更为广阔。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介绍的瓷器莲花纹的具体寓意，主要有圣洁、和谐、佛教、清廉等寓意，虽然莲花纹是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是开始流行起来的，但是最受到人们关注的还是在明清时期，同时在单纯的莲花纹饰上还加入了鱼、鸟、色彩等其他纹饰，使得瓷器显得更加的生动。
莲花纹瓷器精品鉴赏及价格参考：
1:清乾隆御制洋彩夔龙莲花贲巴瓶（一对），尺寸：高27厘米，估价：RMB 8,000,000 ~ 10,000,000，成交价： RMB 10,350,000 ，成交时间：2016.06.06，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6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本品敛口，圆柱头，束颈，斜肩，鼓腹，高圈足外撇，。整身以粉彩为饰。口沿外周圈带粉红地蓝彩圈点为纹。圆柱头金彩勾勒折沿两环，上斜面与柱壁均作缠枝花卉。束颈纹饰两层，金彩弦圈区隔，上层红彩卷羽成地，蓝彩线条简绘花卉于上；下层红、黄、蓝、绿各色彩料并成俯莲倒垂，莲瓣四层，秩序井然。肩环如意云头纹一周。腹壁缠枝穿花双龙纹华展曲环，底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红彩篆书款。瓷质彩绘贲巴瓶为乾隆朝之首创，作为佛心天子——弘历的一份献礼而载入瓷史，这类瓷质佛教用具不单被用作佛堂法器供自身修持佛法之外，还作为高级御礼赏赐西藏、青海等地宗教领袖，承担着民族外交的重要使命，除却佛教寺院外，也常敬献给孔庙，以维系民族关系。是当时清皇室与密宗上层思想感情交流的见证，寄托双方的共同信仰。贲巴瓶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法器，专用于宗教仪式，其中金质者更是确定达赖与班禅转世灵童程序的“金瓶掣签”制度的圣物，本品是以瓷摹仿金属贲巴瓶，较之瓷质同类者，其独特之处有二，一是白地施彩，此类法器以胭脂红、松石绿、娇黄、粉红等色地为常见，而白地罕少。二是其主题纹饰是穿花夔龙图而非传统的吉祥八宝纹，纹饰新颖，为当今所知之孤例。与之相近图案可见南京博物院典藏“清乾隆 粉彩夔龙拱花纹葵花式盆奁”，两者风格一致，当为乾隆后期之彩瓷精品：而构图纹饰最为相近的一例琢器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清嘉庆 粉彩双龙纹瓶”。嘉庆官窑少创新之举，皆沿袭前朝之主要图式，该瓶构图纹饰与本品显然有前后传承之关系，由此可证该穿花夔龙图出自乾隆后期，是深得乾嘉二帝钟爱的官窑尊贵纹样。本品镂金错采，鲜妍夺目，绘画异常细腻传神，将夔龙穿越花枝之动态一展无遗，气韵灵活，莲花绽放娇美，有如工笔画之写实效果。其釉极莹极润，其色极妍极鲜，绝非后来所能及，观之足证乾隆粉彩华缛雍容之极，是为乾隆官窑之佳作。
2:明永乐青花缠枝莲花口盘，尺寸：直径37.8厘米，估价：RMB 6,000,000 ~ 9,000,000，成交价： RMB 9,200,000 ，成交时间：2014.10.25，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秋季拍卖会。
此类永乐青花花卉纹盘存世十分稀少，为明代永乐青花之典型器物，盘口菱花折沿，浅弧壁、广底圈足。通体绘缠枝青花纹饰。盘心绘牡丹花、茶花、莲花、石榴花、秋葵等；内、外壁绘形态各异的四季花卉；折沿绘一周缠枝灵芝纹。构图疏朗，笔触流畅明快，以进口青料绘制的青花纹饰发色浓郁纯正，伴有漂浮现象。足内细沙底，露胎无釉，可见胎土淘炼细腻，为明永乐时期典型特征，是器造型精巧朴实，青料色泽鲜艳，釉色莹润。构图丰满有秩，画技精美，雅致宜人。明代永乐时期青花与宣德青花一道，在明代开创了中国青花瓷隽永秀美，灵动鲜活的黄金时代。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公元1403—1424年），前后历时二十一年，是明代国力初兴的强盛时期。在众多伟业的带动下，各类生产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巨大进步，其中治瓷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影响，飞速发展，由于明代是以汉人为核心建立的封建王朝，所以明代皇家及官方的文化核心的高度，决定了明代的皇家审美的水准，必然超过前代的蒙古贵族，是发展成熟，内涵丰富，高度发展的文化，最直接的影响了艺术品的制作。明代官窑青花，大多端庄秀美，器物线条柔美流畅。讲究修胎，器形十分规整。瓷胎由于注意淘炼，胎质纯，杂质少，胎质细腻，胎体厚薄适度，工艺进步较大，纹饰与绘画趋于精致，题材丰富，种类多样。作为明代青花大发展的永乐青花，其造型圆润、灵巧、清秀，不但继承了前朝器形，还吸收了大量外来的元素，制作出了许多创新器物。此件青花菱口折沿盘便是在风格上继承了西域青花大盘之风格，同时融合传统纹饰，在器形的体积上适当放大或缩小，从而成为了玲珑秀巧，风格疏朗的作品，其纹饰与线条的纤细，缠枝花卉姿态的舒展，没有丝毫的刻板与工致，给人以畅然自得，富含生机的质感。是为明代青花瓷器之典范，值得慢慢欣赏与玩味。
3:元青花莲花鱼藻纹撇口盌，尺寸：29.5厘米，估价：HKD 3,000,000 ~ 4,000,000，成交价： HKD 9,055,000 ，成交时间：2019.10.08，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9年秋季拍卖会。
4:清乾隆青花莲花宝相花象耳扁方壶，尺寸：高41.5厘米，估价：RMB 3,800,000 ~ 5,800,000，成交价： RMB 8,625,000 ，成交时间：2016.12.05，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6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方壶造型摹自青铜器，以象首为耳，为乾隆御瓷独有之装饰。口沿饰仿古类蝉形纹，配以璎络纹一周，近足处绘勾填青花如意云头纹一周，足端绘仿古蕉叶纹一周；腹部通体则饰以极为罕见的缠枝莲花，辅以西番莲、宝相花装饰，整体绘画极具西洋巴罗克气息浓郁，线条繁密清晰，造型仿制古铜壶之四方，并加以创新之辅以象耳装饰，可谓创造了乾隆时期青花御瓷的崭新样式，为乾隆御瓷中少见之器。底部整施白釉，正中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青花篆书款。本品造型是为乾隆御瓷之中独特品类，除本品之青花器外，未见其它色釉装饰，存世甚罕，疑为孤品。胎体洁白细腻，瓷质坚密，胎壁比雍正青花略厚。釉面匀净，略闪青白，光泽莹润。 青花发色 “稳定、浑厚、沉着”，使用国产上等浙料烧制，舆雍正青花差别不大，达到了极好的发色效果。造型方面，在继承前朝花觚基本形制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拓了乾隆仿古陈设瓷的新式样。通体纹饰以缠枝莲花纹为主，辅以西番莲、宝相花装饰，口足呼应的连续仿古，规整的如意贯套纹等都成为后来清代御窑青花瓷器装饰的典范。本品腹部通景纹饰布局清雅，虽见枝蔓缠绕而毫无凌乱繁缛之感，所绘枝蔓舒展自如，纵观有清一代御瓷纹饰，缠枝莲纹之运用最为广泛，然有此般绘制者实为罕见。其莲花不仅绘制花叶，其花蕊托莲蓬的造型也在乾隆一朝青花器中仅见。西蕃莲及蔓草形象蜿蜒转折，带有浓厚地欧洲巴罗克式艺术趣味。青花一色苍翠欲滴，且笔法不同于传统品种之重重点染，刻意追求苍健深沉的宣青之美，本品之纹饰而是改为平涂之法，渲染出墨分五色之态，甚是清雅。其与温润莹白的釉面相映衬，更见本品丽质非凡，华贵之至。底款笔道精湛，端庄清晰。
本品除口沿、近足处绘制传统中式纹样之外，通体均以典型的洛可可风格装饰，纹饰富丽华贵，彰显皇家贵族之气。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一例“清中期 紫檀嵌黄杨木宝座”紫檀木制，牙板浮雕西洋卷草与中国传统夔纹，面装三面围子，后背搭脑做嵌黄杨木西洋式装饰，为典型洛可可风格的西番莲纹，此件宝座所雕刻之卷草、西番莲造型，与本品青花所绘画所用技巧如出一辙。除此以外，北京故宫博物院亦所藏一例“清乾隆 紫檀边镶楠木雕西洋卷草纹宝座”，其后背及扶手座围之上，亦雕有高浮雕西洋卷草纹；值得注意的是，此件雕饰中对于花卉的表达以极为写实，花瓣、花蕊均真实表达出来，这与中国传统纹样有别，相比之下，与本品主题纹饰之“莲花”、“宝相花”等花卉的写实画法如出一辙。此件乾隆缠枝莲花宝相花方壶，不仅融合了古今艺术造型之意，更是由巧匠将中西文化的差异，由矛盾、冲突到完美调和。将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加入了西方文化的精随，融合了中国传统缠枝莲图案的风雅与洛可可式西番莲纹的浪漫；置于陈设，它所体现的即是皇室对于御瓷陈设的最高品味。
5:清道光粉彩福庆连绵双耳莲花口瓶（一对），尺寸：高31厘米，估价：RMB 3,500,000 ~ 6,500,000，成交价： RMB 7,820,000 ，成交时间：2017.12.18，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道光年制」款。
本品瓶为一对，装饰极其富丽，全器以白釉为地，口沿外翻饰以如意形制花口，整身装饰以釉下绘青花，釉上粉彩绘缠枝番莲、蝙蝠、杂宝等纹饰，寓有喜事连绵、福寿吉庆等吉祥含意。纹饰间辅以如意云头纹、莲瓣纹、万字曲水纹等边饰。颈部两侧贴塑双蓝料彩如意螭耳，玲珑别致。口沿、足际以及纹饰间隔处以青花弦纹装饰，添精致淡薄之意趣。纹饰布局繁缛，描绘精致，颜色配比亮丽，颇具乾隆遗风，为道光官窑佳品。瓶内及器底施白釉，落青花「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6:明万历斗彩八吉祥莲花纹碗，尺寸：16.8厘米，估价：HKD 5,000,000 ~ 7,000,000，成交价： HKD 6,020,000 ，成交时间：2012.04.04，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2年春季拍卖会（一）。
钤印款识：《大明万历年制》款。
7:清乾隆青花夔凤五蝠模印莲花尊，尺寸：高32厘米，估价：RMB 3,000,000 ~ 5,000,000，成交价： RMB 4,370,000 ，成交时间：2017.12.18，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尊以商周青铜尊为原型，盘口粗颈，颈部凸起一道弦纹，肩部线条圆润，腹部自肩至足渐敛，造型沈稳端庄。通体施釉肥润清透，颈部绘拐子龙纹一周，肩部模印蝙蝠五只，造型古朴，上以青花点染，平添几分灵动。腹部绘团凤五个，夔凤折身展羽，雍容华贵，口中衔有两朵牡丹，花枝缠环曲绕，似在翩翩起舞。胫部模印莲瓣，上以青花描绘叶脉。整器青花发色浓艳，并以笔触点染之法追求永宣青花铁锈斑效果，颇见宣窑神韵。底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方章款，间隔疏朗，大气而稳健，占底足的面积比例明显大于一般官窑琢器。并且「乾隆」之「干」字书写篆法别具一格，将左边的「曰」字写为「由」字。检视当今存世实物，上海博物馆收藏「粉彩米芾赐砚图唐英题诗笔筒」与之相同，但此类写法可参考者寥寥无几，颇为珍罕，其余几例尚见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乾隆青花釉里红海天浴日图印盒」、「青花釉里红喜鹊海水印盒」、北京国家博物馆藏青花釉里红临孙过庭书谱笔筒、望星楼典藏「乾隆青花釉里红松鹿大瓶」、广东博物馆收藏「乾隆青花隶书诗文笔筒」。以上列举器皿都具有乾隆早期御瓷的典型风格，写款无疑皆出一人之手，国博藏笔筒上更有唐英「陶成堂」落款与上博笔筒之唐英落款更一起证明，此类写款器物属于唐英榷陶之佳作。
8:北宋定窑白釉刻螭龙莲花莲瓣盘，尺寸：16.5厘米，估价：HKD 800,000 ~ 1,200,000，成交价： HKD 4,320,000 ，成交时间：2018.04.02，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春季拍卖会。
此定窑莲瓣盘，薄胎巧制，色呈象牙暖白，盘心妙刻螭龙，流畅利落，伴饰莲花串枝，秀雅隽永，古今皆宜，历经岁月却不减其美。莲，出淤泥而不染，正如君子之德，是以赵宋以降，为文士所珍。白釉定瓷，饰以莲纹，更显清丽脱俗。
9:清乾隆青花缠枝莲花觚，尺寸：高65厘米，估价：RMB 1,200,000 ~ 1,800,000，成交价： RMB 3,080,000 ，成交时间：1996.06.30，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1996春季拍卖会。
宋定窑瓷器白釉划莲花纹大碗
宋定窑白釉划莲花纹大碗侈口，包红铜边，沿微外卷，弧腹下微收，状若扁鼓。碗内心刻划团花，内外壁刻划缠枝莲，外壁下端刻划六道直线纹。通体施牙黄釉，釉面柔和洁净。浅圈足，足底露胎，胎质灰白坚致，声色清脆悠扬。附红木底座。
该器物造型端庄古雅，胎质细腻，比较轻薄，敲声清脆，朗朗入耳。釉色莹润柔和，纹饰清晰简练，疏密得体。定窑对花纹装饰特别讲究，北宋早期是定窑装饰的转变期，吸收了越窑、耀州窑的装饰风格，当时最流行莲瓣纹，用偏刀斜挖，具有浅浮雕的效果。小阴刻线则用划花方法，长短不一致。定窑后期首创“覆烧法”这一高效率的装烧工艺，胎体变薄，偏刀深挖不合适了，于是出现刻划结合、刻印结合的独特风格。该器物纹饰以莲花为主，莲瓣肥大，刻工技巧娴熟，刀法流畅自如，线条圆浑有力，画面立体感强。北宋后期普遍使用“覆烧法”，则器口不能施釉，以免粘连于垫圈上，于是出现了“芒口”，宋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既美观，又提升了器物价值。
明清斗彩瓷器的发展特征与收藏鉴赏
“斗彩瓷”一词最早见于清代雍、乾时期的《南窑笔记》一书，但其实它的创烧是在明代，只不过当时的人们对于斗彩瓷的称呼一般是五色，也就是看做一种特殊的五彩瓷。根据工艺步骤来看，斗彩和五彩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五彩是一种纯粹的釉上彩，即在素瓷面上施以彩釉再高温烧制而成。斗彩的制作工艺则大不相同，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斗彩是釉上彩和釉下彩结合烧制的瓷器，即先用青花勾画纹饰图案的轮廓线条并进行高温烧造，再用红、绿、黄、紫等多种材料进行描绘与填色，最后还要进行一次低温烧制，斗彩才算完成。
斗彩的创始是在明代宣德年间，这个时期还只是广义上的斗彩，即少量以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绘相结合的彩瓷。但是普遍情况下，这两者还是相对独立的工艺。对于早期的广义斗彩，在加彩时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那就是除绿彩使用“堆垛”技法以外，其他材料一律采用平涂的手法，因此绿釉更为肥厚，立体感也更强。整体来看，这种广义的斗彩造型普遍秀丽，颜色纯正浓郁，画工精致细腻，底款一般落双行的“大明宣德年制”款。
一直到成化年间，成熟的斗彩瓷器广泛出现，后世的斗彩瓷中也仍然以成化年间的最负盛名。成化斗彩几乎是斗彩的代名词，也是斗彩精品最多的时期。成化斗彩造型流畅、小巧、轻柔，胎体轻薄有如蝉翼之感，胎质细腻光洁，底层白釉微闪牙黄而凝润如堆脂，器物底部修胎细致规整，釉面色调浓淡得宜、清新淡雅，纹饰笔法纤细流利。
在色彩运用上，成化斗彩尤其卓有特色。一个是色彩的纯净逼真与明暗度的多样化，如红色则有鲜红、油红、朱砂红等多种；绿色有水绿、叶绿、山子绿、松绿、孔雀绿等等；尤其是“差紫色”，更是后世官窑数次仿制而不可得的色彩。其次是各种颜色搭配的丰富与得宜，由于颜色的丰富，在图案绘制上可以最大可能地按照实物颜色去做更为逼真化的搭配，或者在创造某种景物时也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和出最符合当代审美意趣的画面。
成化以后，明朝斗彩的烧造基本就没有进步甚至在走下坡路了，主要的作品是仿烧成化年间的器物。但是总体来看，这些仿烧器不仅胎质相对粗糙，胎体也变得更加厚重，而且在彩绘上的精细程度也不够，加入墨彩的色彩过浓但缺少让人惊艳的“姹紫”等色，纹饰相对简陋且笔法拘谨。
一直到清代的康雍乾三朝，斗彩的烧造才开始有复苏。清三代时期，斗彩的烧造虽然仍以仿成化斗彩为主，但已经或多或少地开始形成清代自己的特色，仿古但不泥古。比如康熙时期，斗彩不仅颇具明代遗风，同时出现了青花线条粗犷化、填色层厚而艳丽、斗彩加暗花等特征。雍正朝仿烧的部分成化器足以以假乱真，同时还出现了独特的釉下青花加釉上粉彩的作品，使得纹饰打破了平涂局限，具备了烘托渲染的装饰性。乾隆时期的斗彩以官窑居多，并且仿烧成化器较少，多是在康雍两朝的基础上进行制作与改良，纹饰上的变化较为突出，偏向繁缛华丽的风格。
自乾隆开始，后代各朝烧造斗彩，基本都以粉彩入釉上，且仿烧乾隆斗彩成为一大流行。遗憾的是，嘉庆中期以后，斗彩的制作不仅工艺水准降低，并且用料用彩也相对敷衍，斗彩技艺就逐步衰落了。因此斗彩收藏，以成化为贵，清三代次之，清后期一般咸丰年的价格更高，像这样的一只花卉斗彩纹碗，大概市场价都要50~80万元之间。其主要原因不在咸丰年作品的精湛程度是否超过其他朝代，而主要是太平天国起义烧毁了景德镇御窑，清官窑中咸丰传世品最少。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佛教莲花纹瓷器的前世今生
莲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又称芙蕖、芙蓉。《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郭璞注：“芙蕖其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菡萏，莲华也。”唐李白亦有诗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千百年来，莲以它独特的花形，芬芳的气质，不染纤尘的高洁品德深受世人喜爱。
莲花与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佛教将许多美好圣洁的事物，以莲花作比喻，以莲花为代表。佛教有“花开见佛性”一说，其中的“花”即指莲花，莲是百花中唯一能花、果（藕）、种子（莲子）并存的花朵。象征佛“法身、报身、应身”“三身”同驻。
如诗如画如莲花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描写莲的诗句。最为今人耳熟能详的便是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之《爱莲说》，他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段尽善尽美的描写，充分体现了周敦颐对莲花的倾慕之情。
屈原《离骚》有云“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咏莲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清商曲辞·青阳度》“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南朝梁刘孝威《采莲曲》“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一曲曲清新秀丽的民歌把江南水乡莲花盛开的美景描写的如诗如画。
莲纹瓷韵总动人
莲花作为佛教的标志，代表“净土”，象征“纯洁”，寓意“吉祥”。我国用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大约始于周代，莲花纹是中国古代汉族传统纹饰之一，其兴起与佛教的盛行密切相关。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经过逐渐的适应和缓慢的流传，到东晋、南北朝时已遍及大江南北。随着佛教的到来，佛教艺术随之兴起，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陶瓷器、花砖、铜镜等器物中常见莲花题材装饰。据史料记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唐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极言南朝寺庙之多。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盛唐时期政治开明，佛教平稳发展，莲花在佛教一书中仍然是最重要的装饰题材。同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更为装饰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土壤，除了佛教艺术外，在雕塑、建筑、绘画以及铜镜、石刻等工艺形式中莲花装饰也很常见。
宋代五大名窑的出现，为莲花纹陶瓷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宋代莲花纹较唐朝莲花纹相比，在器物上占主导地位，遍布整个器物，与南北朝莲花纹尊有相似之处，但与后者浮雕、繁缛的风格相比，宋代瓷器莲花多为刻划的阴线纹，构图显得疏密适度。
到了清代，自然形态和变体莲瓣纹样大量使用，以绘制形的莲花形态装饰于瓷器上，莲花从以主体为纹样到与荷叶的组合，再到辅助纹饰，甚而与多种纹样组合的发展趋势。莲花形态特征从含苞待放状到写实状，再到几何化的特征，都充分反映了莲花在瓷器上的运用和变化。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但中国瓷器上的莲纹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瓷器莲花纹样，从早期的堆塑莲瓣到刻划莲瓣，再到绘制整朵莲花和变体莲瓣的发展路线，既反映了中国古代陶瓷技术的进步对莲花纹表现手法的演进，又充分反映了莲花纹在装饰纹样中的重要地位。
为什么莲花纹被奉为“佛门圣花”？
莲花是最早用来装饰瓷器的花纹之一，从南朝至清代一直盛行不衰。莲花纹是画面单现或以莲花作为主题纹饰出现。宋、元、明、清时莲花作为主要纹饰之一，因“莲”与“廉”谐音，在明清时期官窑出现较多，清代以莲花纹赏瓶为代表。莲花在佛教以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
佛教与莲花：佛教崇拜莲花之由来 当人们走进寺庙，抬头看见佛祖释迦牟尼的坐像，身穿通肩大衣，手作说法印，结跏趺坐在莲花台上，佛经说，这是释迦佛祖修道成佛后向信徒们讲经说佛的姿态。称为“西方三圣”之首的阿弥陀佛也结跏趺坐在莲台上，双手仰掌足上，掌中托着一个莲台，似乎在指引众生往通西方佛国净土；以大慈大悲闻名的观音，更是身穿白衣，坐在白莲花上，一手持着一只净瓶，一手执着一朵白莲，仿佛在表露观音怀着的一颗纯洁的菩萨心，全力导引信徒脱离尘世，到达荷花盛开的佛国净土。在翻读佛经书籍时，人们又常常会见到佛经把佛国称为“莲界”，把寺庙称为“莲舍”，把和尚的袈裟称为“莲服”，把和尚行法手印称为“莲华合掌”，至于和尚手中使用的“念珠”也是用莲子串成。佛经说，用莲子作念珠比用槐木珠要好，同样掐念一遍，所得之福，可多千倍。综上所述，莲花已与佛教结下了亲密的因缘，成了佛国的象征与圣花。
景泰蓝的起源发展与工艺特征
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是北京著名的传统工艺品。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制作技艺比较成熟。"铜胎掐丝珐琅"制品，已被很多学者所共识。
景泰蓝，亦称“铜胎掐丝珐琅”，它是一种特种工艺品，是用细扁铜丝做线条，在铜制的胎上捏出各种图案花纹，再将五彩珐琅点填在花纹内，经烧制、磨平镀金而成。外观晶莹润泽，鲜艳夺目。
关于景泰蓝的起源，考古界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一种观点认为景泰蓝诞生于唐代；另一种说法是元代忽必烈西征时，从西亚、阿拉伯一带传进中国，先在云南一带流行，后得到京城人士喜爱，才传入中原。但有一点是学术界公认：明代宣德年间是中国景泰蓝制作工艺优点，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达到辉煌阶段，“景泰蓝”一词也从此诞生。釉色均肥，丝工粗犷，饰纹丰富。
据此，中国元代后期已出现掐丝制品，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兽耳三环樽、勾莲鼎式炉、缠枝莲象耳炉等，应是我国元代晚期作品。在《宋史?外国列传》中记载："大食国"本波斯之别称。"大食"，是宋、元时期中国对西亚阿拉伯地区的称谓。有关专家根据史料分析，"铜胎掐丝珐琅"大约于13世纪末，由阿拉伯国家传入中国。传入之初，被称作"大食窑器"、"鬼国窑器"和"佛郎嵌"。1935年中华民国北平市政秘书处编辑的《旧都文物略》在谈到景泰蓝起源时，援引《陶说》写道：珐琅，在过去叫"佛郎"，又叫"发郎"、"发蓝"，产于"拂"。唐书称拂即大秦。大秦即中世纪罗马帝国。据有关史料记载，13世纪下半叶，元蒙军队远征，横跨欧亚大陆入侵西亚，俘虏了大批有专业技能的工匠作为工奴输往后方，专为蒙古贵族生产豪华日用品。此时，阿拉伯地区流行华丽的金属胎珐琅制品。在这种情形下，烧造"大食窑器"的阿拉伯工匠带着烧造技术和主要原料来到中国。
中国有句很有哲理的老话，"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使这种以金属为胎填敷珐琅釉料烧制而成的作品是舶来品，但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艺术土壤上，也很快就融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风格，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景泰蓝"这个称谓最先见于清宫造办处档案。清雍正6年（1728）《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五月初五日，据圆明园来贴内称，本月四日，怡亲王郎中海望呈进活计内，奉旨：……珐琅葫芦式马褂瓶花纹群仙祝寿，花篮春盛亦俗气。今年珐琅海棠式盆再小，孔雀翎不好，另做。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这一记载，把仿景泰蓝时期的珐琅制品称作"景泰蓝珐琅"，这是目前所见"景泰蓝"称谓的最早文字记录。
景泰蓝见于实物，以明宣德年间（1426～1435）为最多。这个时期，工艺的风格特点已经形成，技艺精湛，接近成熟时期。品种有瓶、盘、碗、炉、圆盒、香熏等。后来出现了鼎之类的欣赏品。制作胎型的物质材料有金、铜两种。纹样多为蕉叶、饕餮，狮戏球、西番莲和大明莲。釉色多为天蓝（淡蓝）、宝石蓝（青金石色）、浅绿（草绿）、深绿（菜玉绿）、红色（鸡血石色）、白色（车渠色）和黄色。故宫所藏宣德年间的番莲大碗，花形饱满、色调鲜艳、釉质坚实，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景泰年间的景泰蓝制品，从故宫等地陈列过的实物来看，工艺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宫廷内的御用监（皇家厂坊）设有制作景泰蓝的作坊（《日下旧闻考》）。这个时期制胎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胎型有方有圆，并向实用方面转化。除了瓶、盘、碗、盒、熏、炉、鼎之外，还有花，花盆、面盆、炭盆、灯、蜡台、樽、壶等器物，有龙戏珠、夔龙夔凤等寓意吉祥的题材，有云鹤、火焰等表现道教、佛教内容的题材。大明莲的纹样也日趋丰满，枝蔓形状活泼有层次，釉色也出现了葡萄紫（紫晶色）、翠蓝（天蓝、宝蓝的中间色）和紫红（玫瑰色）新色，这个时期的釉色具有内涵的亮度和纯度，放射出宝石的光芒。在以后任何时期也没有达到这种水平。在装饰手法上，非常重视金工的处理。器物的顶、盖、耳、足边线等部位，多有錾活装饰。朱家缙先生说这个时期的制?quot;'掐丝'整齐、'磨光'细润，'镀金'匀实"，"是在宣德时代基础上的又一步提高。"（《文物》1960年第一期）。
明代景泰蓝的造型大都为器皿，多数为历代陶瓷及青铜器的传统造型。其装饰纹样以大明莲为主，也有少数串联花卉和青铜器纹样变形的装饰，其色彩以二蓝（湖蓝）为主色调，配以少量红、白、绿、黄等色。色调统一、讲究、装饰得体，装饰铜活造型优美，粗细结合，重点突出。景泰蓝工艺成熟于明朝，以其绚丽多彩、富有民族气息的艺术风格而闻名于世。
清代是掐丝珐琅工艺发展的又一高峰期。由于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皇宫养心殿设立御用工厂，称?quot;造办处"。康熙三十年（1691）"造办处"的御用工匠多至几百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设"作"来制造各种御用器物。珐琅作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个时期的制作水平较之明朝无大发展。到了乾隆时期（1736～1796）景泰蓝与雕漆、金漆镶嵌等行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乾隆四年，从广州招来珐琅艺人梁绍文，邀扬州艺人王世雄进宫制作珐琅器。这一时期，景泰蓝制品在皇宫内处处可见。小到床上使用的帐钩，大到屏风，甚至高与楼齐的佛塔（故宫珍宝馆乾隆花园内，承德外八庙小布拉宫内的大殿都有陈设），以及日用品，桌椅、床榻、酒具、砚、匣、笔架、建筑装饰、宗教用品等等，无所不备。
这个时期所采用的物质材?quot;分上、中、下三等，上等者金胎金丝，中等者银胎银丝，下等者铜胎铜丝"（《北平珐琅工业近况》1928年）。花纹的内容也比明代更为广泛。花鸟虫草图案更加生动多姿，龙凤图案越显刚柔相济，大明莲也演变成精美细秀的勾子莲，并出现了利用历代文人名画掐制的作品。这时已开始使用手摇压丝机，使丝工技艺达到了空前的匀称精美。釉料不仅出现了粉红、银黄和黑等颜色，而且粉碎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釉料研磨的加细，对点润技术的提高和作品的表现力起了很大作用，产品的砂眼也大大减少。这时的制品不仅继承发展了明代景泰蓝豪华、古典、雅致的民族风格，而且镀金技术远远胜过明代，镀金厚重。从保存的器物看，至今仍光彩照人，越?quot;圆润结实，金光灿烂"。可以说，乾隆时期是清代掐丝珐琅的鼎盛时期。景泰蓝与漆器、木器等其他工艺的结合，也是始于乾隆年间。嘉庆初期，景泰蓝基本上保持了乾隆时期的风貌，但已开始衰落，一直到道光时期（1821～1851），遗存的作品数量很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铜胎掐丝珐琅制品曾一度受到西方人的青睐，珐琅工艺有了稍许的恢复和发展?quot;咸丰年间，有德兴成、全兴成、天瑞堂等数家，精心研究珐琅一业，始又渐盛"（《北平珐琅工业近况》,《经济半月刊》1928年7月）。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海禁大开，景泰蓝向国外出口。在这种对外贸易经济的刺激下，除了官营珐琅作坊外，民间也纷纷开商号和店堂，诸如老天利，宝华生、静远堂、志远堂等。1904年，老天利生产的"宝鼎炉"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一等奖（后又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再次荣获一等奖），在国际上声誉大振，各国纷纷前往争购，出现一派繁荣景象。内销方面，在咸丰中叶之后的一段时间，景泰蓝只有北京一地可以买到。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又多是外埠商人来京购买，所以销量很少。清朝晚期，珐琅（景泰蓝）制品虽一度呈现出较为繁荣之景象，但这种形势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又进入了不景气的困境之中。
清代初期的景泰蓝缺乏独创性，无论造型、色彩和装饰大都沿袭了明代的风格。清代中后期，由于宫廷皇室的奢华，对景泰蓝的影响很大，这时期的作品造型丰富，除器皿造型外还有立体的建筑物、屏风、桌椅、动物造型和实用物等。可以说清代中期开始，景泰蓝在表现内容上，走上了一个新的纪元。其装饰题材广泛，像勾子莲、龙凤、吉祥花鸟等图案，色彩也较明代丰富起来。清代对景泰蓝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景泰蓝在清中期以前大都为宫廷所供奉，所以就它的造型、装饰、色彩及做工而言，总体感觉过于繁琐、过于奢华。
191l～1933年，景泰蓝行业基本上处于徘徊发展状态。民国初期，在国内市场上，水烟袋之类的实用品销量很大。同时，美、英、法等国的商人在北平设立洋行，争相购买景泰蓝。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仁立公司则是专为外国人代收景泰蓝的机构。1923～1924年北平景泰蓝行业比较景气，仅老天利一家全年交易额就达15万余无，雇工350多人，并时常雇用零散工。工厂设在宝禅寺街，马立新街有它的销售门市，上海、汉口等地还有分销处。由此可见景泰蓝行业在当时的发展情况。在外销出口方面，据当时海关出版的《中国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和《历年海关报告编制》提供的材料来看，景泰蓝出口情况呈上下徘徊的趋势。
其他答案
景泰蓝是北京特有的传统工艺品，得名于明朝景泰蓝年间，且以蓝釉为其特点。
清乾隆年间，景泰蓝木品的花色、品种增多，除大量制作祭器外，还制有围屏、屏风、桌椅、绣墩、枕头、鼻烟壶等用具和陈设品。由于制作技木的提高与设备上的逐渐完善，不但能制作极小的精致器物，还能制作一丈多高的大佛塔。
清末，景泰蓝工艺品在国际市场渐负盛名，在1904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两次获奖。
新中国建立后，景泰蓝行业逐浙扩大，技艺精湛的工人和设计人员由建国初期的60多人增加到 5000多人，产值提高了好几百倍，品种规格达1000多种。近年来又恢复了炉、鼎、壶、立体兽、蜡台的生产，还恢复了过去认为最难做的"六瓣瓶"、"梅瓶"、"海棠瓶"的侍统产品。用景泰蓝形式仿制的部分出土文物，如"金银错豆"、"凤头扁壶"也都获得了可喜的成功。一些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龙凤、狮子、缠枝莲等图案，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实主义题材的"钢花瓶"、"咏梅盘"、"礼花盆"、"首都八景"等产品不断涌现，都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今天，北京景泰蓝工艺品畅销世界五大洲，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江西景德镇
景泰蓝，亦称“铜胎掐丝珐琅”，它是一种特种工艺品，是用细扁铜丝做线条，在铜制的胎上捏出各种图案花纹，再将五彩珐琅点填在花纹内，经烧制、磨平镀金而成。外观晶莹润泽，鲜艳夺目。
关于景泰蓝的起源，考古界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一种观点认为景泰蓝诞生于唐代；另一种说法是元代忽必烈西征时，从西亚、阿拉伯一带传进中国，先在云南一带流行，后得到京城人士喜爱，才传入中原。但有一点是学术界公认：明代宣德年间是中国景泰蓝制作工艺优点，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达到辉煌阶段，“景泰蓝”一词也从此诞生。釉色均肥，丝工粗犷，饰纹丰富。
清代初期的景泰蓝工艺已闻名天下，大量出口国外，成为海外贵族家庭中的摆饰品。这时期的景泰蓝品种丰富，制作工艺精湛，在原料上不再沿袭明代使用青铜作胎骨，而是采用延展性能较强的纯铜作材料，应用了新的制胎、掐丝技术。因此，景泰蓝造型比明代更匀实而变化多端，铜丝细薄均匀，掐丝技艺更是丝流畅婉，纹饰灵活精巧。器物的应用范围要比以往更为扩大，除了明代常制作的宫廷寺庙祭器，还出现鼻烟壶、屏风、香炉、围屏、桌椅、茶几、筷子、碗具等等。
景泰蓝器物以其浑厚持重，古朴典雅姿态，很久以前就进入国内外艺术市场，颇受人们喜爱。
北京是景泰蓝技术的发源地。最初的景泰蓝多为仿古青铜器皿，到明朝景泰年间，工艺家们找到了一种深蓝色的蓝釉材料，用这种材料制作的工艺品端庄富丽，沉着大方，这就是今天的“景泰蓝”；清代乾隆年间采用延伸性更好的纯铜作原料，使景泰蓝工艺达到顶峰，其中尤以明朝宣德年间的最为精致。景泰蓝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制作时先要用紫铜制胎，再用扁细的铜丝在铜胎上粘出图案花纹，然后用色彩不同的珐琅釉料镶嵌填充在图案中。这道工序完成后才是反复烧结，磨光镀金。可以说，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既运用了青铜工艺，又利用了瓷器工艺，同时又大量引进了传统绘画和雕刻技艺，堪称中国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
瓷板画的发展特征与市场价值
瓷板画是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一种，区别于陶瓷器皿的造型多变，瓷板画是固定于平面陶瓷上的特殊彩绘瓷器艺术品。虽然只是一块瓷板，但是随着发展带来的审美潮流，瓷板画的瓷板也不再囿于传统的方正形状，而是出现了圆形、叶状形、扇形等多个形状。另外，瓷板画的品类较为繁多，有青花、粉彩、斗彩、浅绛彩、墨彩、五彩、青花釉里红等各种彩绘种类，其题材广泛不拘，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吉祥图文、典故诗文均有应用。虽然瓷板画的发轫与成长历史并不特别悠久，但是艺术成就已经蔚为大观，是我国陶瓷艺术传承与发扬的典范。
瓷板画艺术的萌芽，最早见于秦汉时期，可惜并没有成为气候。一直到唐宋的墓志上，才出现了起始阶段的瓷板画实体形态，但也由于当时烧造技术条件的限制性和所谓“经世致用”造物观的影响，这种起始形态并没有得到恰当、充足的成长空间。这种断断续续的情况直到明朝中叶终于有了些微转变，这是由于明中晚期各式家具兴起，人们对于家居装饰物的探索更进一步，瓷板画开始逐步进入大众视野。明中叶到清中叶这个时段，是瓷板画一个基本相对稳定的起步发展时期，虽然已经开始逐渐摆脱以前几乎无人问津的发展情况，但是整体上仍然没有发展优势，一是受到制作水平的限制，导致瓷板画面积比较窄小；二是不论在数量上、形态上还是精美程度上，都远比不上器皿类瓷器，唯一值得赞赏的是这个期间，瓷板画的种类已经成型得较多，相继有青花、五彩、青花釉里红、斗彩、粉彩等几种品类出现。
到了清晚期，浅绛彩的出现为瓷板画的成熟做出了推波助澜的贡献。浅绛彩一改传统粉彩照版描样、有工无艺的面貌，转变为往往由文人画师执笔，以书画气息沾染瓷器魅力，造就了具有浓郁书卷韵味和才艺自由挥洒风格的彩绘新标杆，而瓷板画则大面积成为这种艺术新标杆的载体。民国初期，浅绛彩势微，新粉彩的异军突起使得这种彩绘艺术在书卷气息外，更添了一份雅俗共赏的亲和感，使得瓷板画的兴盛达到一个极致。民国瓷板画，终于达到了一个巅峰的成就，早期有潘宇、汪晓棠等名家名作，再稍后一些的就是著名的“珠山八友”各类作品。虽然诸位大家的作品各有千秋，但都具有一些普遍的艺术特征，一是瓷画结合，画的用笔工谨又不是灵活，设色雅致俊秀；二是极富个人创造力，在继承传统粉彩艺术基调的前提下，发掘诗、书、画、印四个大类可运用到瓷板画上的创新形式，是艺术创作人主观意识觉醒的一大标志。
目前，瓷板画的收藏形势一直非常良好，现代瓷板画力作的价格也有非常走俏的，年代稍远但出自名家的更受追捧，尤其是民国大家如“珠山八友”等的作品，更是一屏难求。今年5月，在香港中能八周年大型拍卖会上，中国能拍就拍出了一幅尺寸仅32×20（cm）但价格高达1942.5万元的“珠山八友”汪野亭款山水瓷板画。另外，大师王大凡的瓷板画作品这两年来价格也是高居不下，典型的是，继2017年相继拍出一对成交价920万元的山水人物瓷板画和一组价值977.5万元的三国人物故事瓷板画后，于今年上半年又拍出一组四幅、成交价1650万元的人物瓷板画，一组价值440万元的“渔樵耕读”瓷板画四条屏，以及一幅成交价3547.5万元突破新高的五子登科瓷板画。由此可见，瓷板画收藏市场的热度仍在持续升高，名家名家仍是大家竞相收藏的对象。
清代珐琅彩的发展特征与收藏价值
珐琅彩瓷，曾被称作彩瓷皇后，是风行于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一种彩绘瓷器。其实珐琅器最早可追溯到宋元时期，真正开始制作是在明朝年间，但没有什么精美作品。及至清朝，康熙帝对珐琅器特别青睐，因此专设制造处以烧制高水准的精美珐琅器供宫廷之用。
后期，造办机构研发了瓷胎画珐琅的技艺，至此，珐琅彩瓷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现了。珐琅彩瓷器属于二次烧造的釉上彩瓷器，是先用进口珐琅料在烧制好的景德镇白釉瓷上绘画纹饰，然后再经宫内窑火烧烤而成。其成品胎体轻薄，色彩光亮凝厚，绘画精细秀美，纹饰微微凸起，在当时是只供皇家观赏的高级艺术品。
康熙时期，为解决珐琅料在瓷胎上的附着问题，烧制时主要以掐丝珐琅和铜胎画珐琅为珐琅彩瓷的彩绘工艺；兼并使用粉彩打底的晕染手法，因此瓷画色彩和质感都变得更加生动、华丽，装饰效果非常好。由于技法处在摸索阶段，最初珐琅彩瓷的形制以碗为主，其色彩搭配和纹饰布局，大多仿照铜胎画珐琅。
到康熙后期和雍正初年，随着技艺的改进、完善，彩瓷的样式逐渐增多，画面内容逐渐丰富。雍正中期，珐琅彩瓷的制作技术步入成熟阶段，问世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珐琅瓷，主要有两方面长足的进步。一是宫内造办处开始自产珐琅料，给珐琅器的增产提供了一定条件；二是在绘画上，引入了很多中国画传统技法，彩绘手法更为精致，东方文化的韵味体现得淋漓尽致。
及至乾隆时代，珐琅彩瓷出现由盛转衰的趋势。乾隆初、中期，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珐琅彩瓷的彩绘题材范围大为增加，西洋人物、风景等大量出现在彩瓷画面中。烧制工艺经过康乾两代的进步与沉淀，已经达到一个巅峰境界。但是由于乾隆帝对玉器和西洋物件的喜爱多于对珐琅器的喜爱，所以宫内珐琅彩造办声势渐弱；另一原因是景德镇烧造的珐琅彩瓷已经足够满足宫廷用度，宫内的流行风气已经转向纯粹的粉彩，所以宫内造办的珐琅瓷走向衰微。
但是纵观清代珐琅彩瓷的整个发展历程，它作为宫廷御用、观赏的名贵物件，不仅是清三代彩瓷烧造工艺最高水准的代表，更有非凡的美学意义和珍贵的清代瓷业考证史料价值。再加上近几年收藏界对珐琅彩都是热捧的一个态度，所以目前市面上，清珐琅瓷的收藏价值是非常好的。
最近时间段内，珐琅彩成交价最高的是4月份由香港苏富比（香港）拍卖行拍出的一件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盌，高达2.388亿元。此前的珐琅彩瓷拍卖行情也没有过低迷，品相和保存度较好的物件一般成交价都在数十万至数千万元级别。
正是因为珐琅彩瓷的市场热度很高，在收藏过程中大家更要注意鉴别真假，由于珐琅彩瓷的仿制工艺较为复杂，非行家可能一时难以分辨，最好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但是对于一些破绽明显的或者“开门假”器物，基本可以靠收藏经验来判定。
以有件所谓的清代古月轩人物纹鼻烟壶为例，它虽然做工较为细腻，画工也不错，但它就是一件“开门假”器物。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古月轩”款鼻烟壶并不等同于珐琅彩瓷，并且珐琅彩瓷器中没有任何署“古月轩”款识的作品，有此款的定为仿品。这件鼻烟壶，同时还出现了材质、色彩和画工三方面问题。此物件材质较晚，属于吹制出来的料器壶，没有二次烧造所以把玩时彩易脱落；而色彩上，人物画的墨彩用得非常现代，没有古韵。最后是画工，人物造型、线条均与清代不一致，这从与清代珐琅彩瓷名品上的人物形态对比就非常容易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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