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黄釉瓷器。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和南京，九江危在旦夕，设在景德镇的江西陶业管理局和从九江迁往靖安不久的江西省立陶瓷科职业学校，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1938年8月)先后迁到萍乡上埠镇，10月10日接管了萍乡瓷厂，并将萍乡瓷厂改为“江西省陶业管理局萍乡瓷厂”(简称“陶局萍厂”)。一年后，江西陶业管理局撤销，先后归属江西建设厅、江西工商业管理局、江西兴业公司领导，中途曾更名为“萍乡瓷厂”、“民生瓷厂”、最后改为“江西萍乡瓷厂”。当时的江西省政府先后拨款147万元用于更新机械设备，发展生产。这一期间，来到萍乡的陶瓷专家有汪墦、张浩、邹如圭、舒信伟、张犀侯(以上五人留学日本)、彭友贤(留学法国)等；景德镇制瓷熟练技工有任礼熔、潜方鸿、李广炎、张楹顺、何云生、王喜魁、金元栋等。因此，萍乡上埠在陶瓷生产和陶瓷职业教育方面，均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给上埠当地的瓷业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活力。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因日军三次窜犯萍乡，原江西陶业管理局、江西省立陶业学校撤离萍乡之前，萍乡上埠在六年之间一度成为我国另一个陶瓷生产基地。
堆釉黄地白龙纹橄榄瓶
江西省陶业管理局萍乡瓷厂以生产工业用瓷(电瓷)为主，同时亦生产日用瓷、美术瓷和化工、医药、耐火等专业用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萍乡电瓷生产在当时全国同行业、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年产各式直脚弯脚电碗、蝴蝶电碗、活动葫芦、夹板等电瓷200—500吨。当时的军政部、交通部以及省内外公路处、铁路局、发电厂均使用萍乡电瓷，为全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普通民用瓷的生产规模亦很大，年产量约60—80万件。美术瓷部生产各式餐具、咖啡具、瓷板挂盘、花瓶以及雕塑细工陈列品，年产量约2万件。由于萍乡的瓷器美观新颖，质量上乘，民国三十二年，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何应钦、吴铁城等人，曾在萍乡定制过瓷厂生产的中、西式餐具。
1939年初到1941年秋，来到萍乡的江西陶业管理局美术室主任彭友贤，一直担任陶局萍厂的美术部主任。彭友贤(1906——1949)，江西余干玉亭镇人。自幼酷爱美术，能诗会画。1922年考入上海美专，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国画系，师从潘天寿等国画大师。1930年与吴作人等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国立美术院，攻读图案及装饰美术。1932年学成回国，先后在武昌艺专和北平艺专任教授，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在绘画方面，彭友贤善于吸收古代绘画与西方现代绘画及图案中的可取因素，融会贯通，自成一体。他擅长花鸟和猛虎，挥毫胸有成竹，成画栩栩如生。1935年彭友贤被聘为江西美术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36年，任江西陶业管理局美术室主任，自此与陶瓷结缘，立志改良中国陶瓷，倡导国瓷现代化。在萍乡期间，他与相关人士醉心于瓷器改良，精心配方、设计，率景德镇优秀技工，大力发展美术瓷、仿古瓷、青花瓷等，设计图纸数以千计，成效卓著，生产的各类瓷器深受广大用户欢迎。
堆釉黄地白龙纹橄榄瓶底部
当时生产的美术瓷、仿古瓷虽然数量不少，但是，由于战火纷飞，社会动荡，能保存至今的产品数量稀少，即使在萍乡地区也已鲜见。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这少量的遗世品主要掌握在博物馆和民间收藏者手中。据笔者所知，民间收藏者手中有堆釉天青地白松鹰纹尊(底部有方形篆体“陶局萍厂”四字无边栏青花款)、天青釉瓷塑太师少师尊(底部有方形篆体“江西省民生瓷厂出品”九字三行无边栏青花款)、豆青釉花浇(底部有方形篆体“江西省府建厅萍厂制”九字三行无边栏青花款)、堆釉豆青地白芦雁纹尊(底部有方形篆体“陶局萍厂”四字无边栏青花款)、豆青釉军持(底部有方形篆体“赣建萍厂”四字无边栏青花款)。萍乡博物馆则收藏有堆釉豆青地白花卉纹铁胆油灯、堆釉黄地白龙纹橄榄瓶(底部有方形篆体“陶局萍厂”四字无边栏青花款)、豆青釉军持、豆青釉芒口双耳盖碗以及青釉“民生”款瓷盘等。这些瓷器代表了江西陶业管理局和江西省立陶瓷科职业学校在萍乡上埠生产的精品瓷器的最高水平。当时萍乡生产的瓷器，无论胎、釉、造型、花纹均属于抗战时期生产的中国陶瓷的精品。据当时曾任瓷厂厂长的汪璠在《萍乡开办瓷厂》一文介绍：“萍厂所用的原料，主要是瓷石，在上埠附近生产，产量丰富，品质很纯，粘性很好，可以单独制坯。”“原来釉面白度不高，通过多种试验，改进了白釉，可用于美术瓷及脱胎瓷，配置了颜色釉，特别是龙泉釉及牙色釉，颇受用户欢迎。萍厂创制了产品式样及高级陈列品。”可见当时萍乡瓷厂的科学技术人员，在战争年代如此困难的环境中，依然为瓷业的发展而不懈努力，有所发明创造。另外，以上这些瓷器的底款之所以有不同，是因为其生产年代有别。据我个人分析，“陶局萍厂”款的瓷器，应是1939年—1940年之间生产的，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江西陶业管理局尚未撤销，担任美术室主任的彭友贤也是在1941年秋调任江西建设厅工程室后才离开萍乡。“江西省府建厅萍厂制”款应是江西建设厅接管时生产的。“江西省民生瓷厂出品”款应是改为民生瓷厂时生产的。“赣建萍厂”款则可能是江西工商业管理局接管时生产的。可见带有这些底款的瓷器，部分还是在1940年以后，直到1944年省管瓷厂迁出萍乡之前所生产的，更改落款的原因与厂名的更改有着直接的关系。
萍乡博物馆收藏的一对堆釉黄地白龙纹橄榄瓶。属于创新设计的美术瓷精品，迄今仅发现这一对。其瓶高41.1厘米，口径7厘米，足径11.2厘米。杯形口较厚，口壁上端有一圈凹槽，外壁略高于内壁，短颈斜肩，橄榄形腹，高足颈，浅圈足。通体施黄釉偏青，足端无釉。腹部和近足颈处，分别以牙白釉堆塑一对五爪升龙和一圈海水波涛纹。圈足内以青花料书写篆体无边栏印章款“陶局萍厂”四字。
该瓶胎体厚重，瓷质洁白致密，削胎规整，造型别致，应当属于彭友贤设计的仿古改良瓷。其釉层丰厚，釉色黄中闪青，光泽柔和，晶莹剔透，用手触摸温润如玉。牙白釉堆塑的五爪双龙，颇具立体感，作升腾状，很有气势。
总之，这对堆釉黄地白龙橄榄瓶虽然是战乱时期的产品，但由于当时萍乡集中了一大批中国陶瓷科研、美术创新设计顶尖人物，以及淘泥、拉坯成型、画坯、上釉、烧成等精英，加上萍乡当地有纯正的瓷土资源，因此其产品造型、釉色釉质、图案装饰都古朴典雅，皆属上乘，堪称是抗战时期江西乃至中国陶瓷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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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蓝地白龙纹铺首尊
宣德蓝釉以钴为发色剂，被誉为宝石蓝，名重一时，蓝地白花者尤为其中的名贵品种。据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载，宣德蓝釉白花品种，“其装饰方法似于元代蓝釉白花，即用宝石蓝釉作色地，留出空白作纹饰图案，用刻、镶嵌的方法填入白釉，使白花纹饰有立体感，蓝白分明，清新别致。其蓝地比晕散的青花纹饰更加鲜艳，并且深厚平静。”
Lot 889 明宣德 蓝地白龙纹铺首尊
25.5cm. High
另面图
铺首尊尺寸较大，撇口，腹部向下渐收，对称设独角铺首衔环耳，圈足矮浅。
拍品品种前所未见，与之器形、装饰方法较近者，仅上海博物馆藏宣德蓝地白龙纹尊；而其两种龙纹，则与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永乐青花龙纹碗如出一辙，当属宣德早期烧造的官窑瓷器，可补明代陶瓷史之阙，极为珍贵。
上海博物馆藏明宣德蓝地白龙纹尊
拍品外壁所饰龙纹，一面为团龙，另面为立龙，与习见的两面均饰行龙之器迥然不同；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定为明青花团龙碗，所饰龙纹与拍品如出一辙，龙爪与尾部均不交叉，由此可知此特征仅出现于永乐朝与宣德早期，而不见于其他明代早中期瓷器。
左： 台北故宫藏明青花团龙碗碗心
右：台北故宫藏明青花团龙碗底部
清代橄榄瓶高清大图欣赏
宋朝时期，橄榄瓶在河南登封窑问世，直至清朝时期，我国还在烧制橄榄瓶，不过器型在以往的基础上稍微有所变化，瓶颈加长了一些，釉色看上去均匀隽秀。
橄榄瓶之所以名为橄榄瓶，是因为它的瓶身形状像一颗橄榄。橄榄瓶的瓶腹非常丰满，瓶口和瓶足均往内收，瓶底部为平底或者圈足。橄榄瓶在清朝时期非常盛行，尤其是在雍正、乾隆年间。一般可分为：素身橄榄瓶和瓜棱式橄榄瓶。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几件清代橄榄瓶精品，下面请各位藏友一起来细细品味吧！
以上瓷器名为松石绿地粉彩缠枝勾莲纹橄榄瓶，烧制于清朝康熙年间，高：二十七厘米，口径：六点五厘米，足径：八点二厘米。这件瓷器的外壁施以松石绿釉作为底色，给人清新素雅之感，釉面有刻瓷工艺，运用金彩来勾勒缠枝莲纹的轮廓，闻纹饰中添上丰富的粉彩，色调华美妍丽，洋溢着浓浓的富贵气息。此件橄榄瓶的图饰丰富，器身却非常小，很适合雅逸之士拿在手中赏玩。上面的纹饰线条和同时代生产的其他松石绿地粉彩瓷器相比要细致不少，是乾隆时期官窑生产出来的精品。
以上瓷器名为仿官釉橄榄瓶，烧制于清朝雍正年间，是雍正景德镇官窑所烧制的仿官釉精品，收藏价值非常高。在清朝雍正年间，制瓷产业十分发达。雍正皇帝总共在位13年，其中的8年时间里。景德镇官窑生产的仿古品种以及新创制的釉色品种就多达57个，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品种莫过于珐琅彩、粉彩、颜色釉以及仿古瓷器。这个时期的陶瓷风格以优雅细腻见长，颜色釉瓷器的品种丰富多样，制作工艺十分精湛，而仿造宋朝五大名窑的颜色釉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以上瓷器名为黄地绿彩云龙珠橄榄瓶，烧制于清代康熙年间，这件瓷器高二十五点五厘米，器型隽秀轻柔，釉色华美妍丽，瓶腹呈橄榄形状，口沿外撇，瓶颈修长，瓶腹下半部分渐收，瓶足外撇。黄地绿彩云龙珠橄榄瓶以黄釉色为底，外壁上勾勒了一条腾飞的龙，它穿梭在云海间，追逐前方的灵珠，纹饰中填上绿釉。底部施以白釉，并在青花双圈里面用楷书题款：大清康熙年。
橄榄瓶要火？
明天，北京匡时春拍预展开幕，我很关心其中的一只橄榄瓶——
清乾隆 蓝釉描金花卉纹橄榄瓶
高74cm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据说此瓶来自日本回流，估价350万-400万元。
对于橄榄瓶的启蒙，要感谢马未都先生，在他的著作《茶当酒集》中，有专门一篇文章，介绍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雍正粉彩橄榄瓶。
这只橄榄瓶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
它最早在海外收藏，2002年在香港苏富比上拍，最终成交价超过了4000万港元，当时的橄榄瓶天价纪录。买家是张宗宪的妹妹张永珍，张永珍随后将这只天价瓶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关于橄榄瓶的学术脉落，耿宝昌先生的书《明清瓷器鉴定》里，有过讲述：它诞生于清康熙晚期，流行于雍正、乾隆两朝。之后慢慢淡出......
顾名思义，橄榄瓶的形状类似橄榄，所以得名。
绿哥釉小橄榄瓶
清雍正
高14.3cm，口径4.5cm，足径5cm
故宫博物院馆藏
青花桃蝠纹橄榄式瓶
清雍正
高39.3cm，口径10cm，足径12.3cm
故宫博物院
窑工们在模拟橄榄形状的同时，也做了很多细节上的变化，如瓶的脖子慢慢伸长，显得更美——
清18世纪早期
青釉橄榄瓶
高27.3cm
估价：30万-40万港元
成交价：35万港元
香港苏富比2011-4-8
橄榄瓶身上曲线的变化，造就了很多细节变化多样的器型，《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罗列出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所有橄榄瓶的器型。
康熙就一种造型：
雍正发明了8种造型：
乾隆有两种造型：
资料全部影印自：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
个人感觉，橄榄瓶的造型设计，应该源于康熙时流行的几种大瓶：棒槌瓶、凤尾尊等：
接下来，再看看橄榄瓶的市场表现——
乾隆粉彩花鸟纹橄榄瓶
高 64.5cm
估价：30万-40万港元
成交价：782万港元
香港苏富比2011-4-8
乾隆青花松鹿图橄榄瓶
高68.5cm
估价：1000万-1500万港元
成交价：1152.75万港元
香港苏富比2008-4-11
雍正祭蓝釉橄榄瓶
高40.8cm
估价：250万-350万港元
成交价：1634万港元
香港苏富比2011-4-8
最近的一次拍卖，在去年嘉德秋拍上——
乾隆青花松石寿鹿图大橄榄瓶
高67.2cm
估价：100万-300万元
成交价：345万元
明天，匡时春拍预展上见吧......
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烧制的窑口及年代
定窑以白瓷而名，饶窑以彩瓷而名，因此按照一般陶瓷史和一般标型学常识来看，扬州梅瓶非景德镇莫属，不可能与定窑“有染”。然而，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恰恰是有悖于一般陶瓷史和标型学常理，一般陶瓷史认为，青花、釉里红瓷器都是由元代景德镇“创烧”，但是，文献明确记载，定窑早在北宋初年就因成功地烧制青花、铜红釉瓷器而誉满天下，景德镇烧制这两类瓷器，是“效仿”定窑而始，所以，要想弄清扬州梅瓶归属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定窑烧制的历史情况以及定饶之间的关系。
定窑为五大名窑之一，但在五大名窑当中，定窑却因其特殊地位而为其他任何一个窑口所无法比拟。其一，烧制历史久远，“称雄”南北达几个世纪，五大名窑除定窑之外，皆为“短祚”，各窑的烧制历史都不过只有几十年，唯有定窑，如果连同明清时还在为朝廷烧制酒缸的历史在内，其烧造历史超过千年以上，是五大名窑当中唯一的千古名窑。而且自五代起，定窑已为名窑，入宋之始即为贡瓷窑，至元代不衰，在南北窑群当中为名窑长达五百年之久，这更为汝窑等所无法比拟。正因为长期处于陶瓷烧制的实践当中，定窑创烧出数十个品种，并且将中国传统的胎体装饰工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为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窑口，包括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在内，所无法比拟。因此，连冯先铭先生也说:“我们不能不对定窑工匠的艺术才能表示由衷的惊叹！”定窑因烧制历史长久，留下了大量关于其烧造情况的文献，这是认识定窑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
其二，定窑不同于汝窑等只烧单一品种的窑口，而是同邻近的磁州窑一样，以生产多种产品闻名于世，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花瓷窑”。定窑花瓷并非是指印花、刻花之意，而是指颜色釉瓷或彩瓷，古称“色器”。早在北宋初期，除白瓷之外，定窑就有黑定、紫定、绿定、黄定等各色品种，可见花瓷实际上是指各类彩瓷而言。从北宋元祐年始，定窑烧制发生了转化，不再是以烧制白瓷为主，而是大量生产花瓷，苏轼《试院煎茶》诗就是关于这一问题较早的证据，其中曰:“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花瓷者，参差驳杂之状，意指各类彩瓷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这里的“花瓷”同“红玉”相照应，确证“花”实为彩色之意。南宋以后，定窑烧制更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主要以生产花瓷为主，南宋佚名诗人对此有诗曰:“古定从来数十样，东京乔位最为良。近来粉色不太好，旧者多是不圆全。”粉色，粉红色之意，这说明南宋时定窑烧制的彩瓷已不下几十个品种，这也为苏轼关于花瓷之说作出了最为可靠的脚注。由于定窑所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古文献因此出现了“北定”和“南定”这一分期分类的说法。明田艺衡《留青日札》曰:“定窑，定州今真定府，似象窑，色有竹丝刷纹者曰‘北定’。‘南定’有花者，出南渡后。”说明无论北定还是南定，都在真定府之内，可见那种关于南定是景德镇烧制的说法不仅是属误解，还不免已成为笑话，因此不论。
由于在瓷器制作和装饰工艺方面善于创新和变革，定窑成为一个掌握多种技能的窑口，为南北窑群视为“宋器”也是“元器”的典范，是中国陶瓷史上影响最大而又最为深远的瓷窑，其所创造的覆烧法，几乎遍及全国，就是例证。从白瓷烧制方面看，北宋初期，定窑极有可能是以曲阳为中心，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向外扩展，因定州一带的天然环境，形成庞大的定窑窑群。大约至北宋中期，定窑已形成跨越河北，联系山西、河南地区的“定窑系”。定窑烧制，也因此为景德镇仿效，对景德镇影响也最大，以至于出现了南定是在景德镇烧制这样的误解。从客观来看，定窑烧制是带动了景德镇窑的生产，从另一方面看，由于饶窑仿定窑，也使二窑烧制出现了难以分彼此的实际情形，这正是定饶不分的原因所在。
从彩瓷烧制的情况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定窑烧制影响巨大，历史长达几个世纪。彩瓷烧制，首先来说，定窑对北方邻国韩国、朝鲜瓷器生产有直接影响，以著名的高丽镶嵌瓷为例，其“上有白花朵儿者”或黑花者，无一例外地都能从仿定窑工艺问题上得到明确的印证。这是对北方及邻国瓷器烧制影响情况的显例。从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的烧制情况来看，文献有明确的记载，这两类产品并非是元代景德镇“创烧”，而是定窑领军，饶窑步其后，而且在宋代至元代这四百多年间，在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烧制上，景德镇窑仿定窑烧制不曾间断过。明初时定窑停烧，景德镇官窑烧制更是以定窑为范本。早在北宋初期限，定窑就因烧制铜红釉、青花瓷器闻名天下，因此也为景德镇效仿，二窑甚至还为这两种产品引发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元蒋祈《陶记》云:“其(景德镇)视真定红瓷……相竞奇矣。”结果如何？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比定州红瓷尤鲜。”说明宋代景德镇在铜红釉瓷器上超越定窑。青花瓷情况如何？史有定论，清朱琰《陶说》援引明曹昭《格古要论》云:“饶州御土窑，色白花青，较定少次。”饶州御土是对北宋真宗景德年饶窑的专称，说明这时饶窑的青花瓷烧制还略逊于定窑。通过文献可识，宋元时期，定、饶二窑都以烧制白瓷为主，同时又兼烧钴蓝、铜红瓷器，并且是饶窑仿效定窑烧制，但因二窑窑址目前均未发现，因此也是一直为学界所困惑的问题。
朱元璋建朝，视鞑靼为异端，故在制度的建立上多以宋朝为鉴，所以在瓷器的烧制上也全面恢复前一朝“宋器”这一汉文化传统。从史学考古的实际看，“北虏南倭”问题是有明一代不曾间断的边患，所以，明初青花瓷烧制不可能是“在元代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可以从明王朝于洪武二年在景德镇建官窑问题上得到明证。官窑制度是为服务于朝制而建，并且也为朝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朱元璋在景德镇建官窑，很大成分上是为其在南京建宫提供建筑用瓷，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以釉里红、青花瓷为其官窑的主流产品，也可以为史学考古所揭示，而根本不可能是受什么伊斯兰文化影响，这也有违于一般常识问题。事实上，明初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在景德镇所出现的复兴，都是直接以宋器也是定瓷为范本，直到宣德时期，其铜制宣德炉器形也是仿自“定器”，而绝无“元器”这一说法，也为明证。我们如果以定窑的印花瓷器纹饰图案同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官窑产品相互对照，就不难看出定饶二窑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越是往前，风格就越是接近。明朝官窑烧制的复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宋代定窑青花瓷，釉里红瓷器的概貌，因此从历史的联系和窑与窑之间的联系情况看，这仍然是对宋元以来所形成的饶窑仿定窑这一传统的延续。
文献是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而且在窑址未被发现之前，其权威性谁也无法取代，如果以实际与文献相脱离，陶瓷鉴定势必会失去方向。事实也正是如此。文献关于定窑烧制钴蓝、铜红产品以及定饶不分的情况如属可靠，肯定会留有证据。按说，窑址未发现之前，具备鲜明定窑特征的扬州梅瓶，理应成为这方面“双重证据”的范例，并且因此而成为陶瓷鉴定和考古史上一段圆满的佳话才是。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并不是难题，也没什么难度。可是，一件典型的南宋定窑产品，却被认为是元代景德镇产品，由于在断窑口问题出现失误，断代上也发生了问题。因此，为说明扬州梅瓶究竟归属定还是饶这一问题，我们却不得不为之提供相关证据。定、饶不分的相关证据
古陶瓷鉴定，归根结底，在于客观地反映实物烧制的真实情况。然而，定、饶不分，由来已久，扬州梅瓶并非个例，根据笔者访查和资料调查情况看，国内外定、饶不分的实际例证不少于三千件，因此不能不说情况严重。关于定窑烧制问题，最近几年有两件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一件是河北井陉窑的发现，为定窑及其“定窑系”烧制问题增添了新的认识，另一件是《中国文物报》关于出土定窑烧制青白瓷产品作过连续报道，其中2006年就两次以彩版图文并茂，大篇幅对相关情况作出详尽说明，因为一般陶瓷史和建国以来，关于这一问题还不曾见有报道，因此无疑是定窑问题的重大发现。笔者正是按照这一线索，三年多来赴国内十几个省，果然初步了解到大量定、饶不分情况的证据，而且发现这还是一个与古代漕运史相关的问题。目前，尤其是在所谓“元青花”问题当中，正因为定、饶不分，还带来宋元不分甚至是宋明不分的实际情况，也使得宋元青花的联系在考古和鉴定上都失去了方向。定、饶不分，由来已久，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澄清的认识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不便作出解释，这里仅略举两个相关证据，可对定、饶不分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以期能使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更为分明。
霁蓝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这件内壁印花龙纹、内底刻花云纹盘，内施霁蓝釉，外施褐釉，金属镶口，直径为16厘米，现藏于英国大维德博物馆，被定为“元代”景德镇产品，这里先按景德镇窑分析。首先，从窑址情况看，类似的蓝釉印花产品，概无一例。从传世品看，元代或洪武时的青花、釉里红盘类多见，但与这件蓝釉盘造型相似的器物，至今不见一例，如果有类似的说法，肯定属于误解。其次，这件盘镶金属扣，说明它为覆烧产品，元代景德镇颜色釉瓷器当中，这一情况绝无可能。可以说明，这件蓝釉盘无论是从造型或其他方面来看，都与景德镇窑毫无干系。
再按定窑情况看。从造型和装饰工艺方面看，这件蓝釉盘是定窑印花瓷器当中最常见的器物，如果施以白釉，视其为典型的定窑扣器，谁都不会有怀疑，只是因为施以蓝釉才发生了误会。其实，类似于这种内蓝外褐“二色”装饰手法，是两宋时期北方窑口极为常见的装饰手法，景德镇则无这一情形。从釉层和发色情况看，蓝釉釉层薄厚不一，发色蓝中泛紫，并且色分“阴阳”，反衬出白色的印花纹。需要说明，这种蓝白相间或黑白相间、红白相间，是定窑颜色釉印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景德镇窑印花瓷器不会有这一情况。总之，这件蓝釉盘从造型与装饰工艺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定窑烧制相符，其外部特征也多与扬州梅瓶相类，并且也为南宋产品，是扬州梅瓶归属问题的可靠证据。
红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这件红釉盘的造型、装饰手法、尺寸大小都与上述蓝釉盘同类，只是颜色为单一的红釉，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按理说，这件红釉盘已无需作分析，只需归其类即可，但是，因为只要提起铜红釉瓷器，人们自然就会将之与景德镇相联系，而此件红釉盘正好为反证，因此值得按景德镇窑稍作分析。首先从窑址看，目前能够确定为明洪武以前的红釉器，实际上只有一件侈口碗，如果说这一件红釉盘是元代产品，其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因此作为早期景德镇颜色釉产品的鉴定，还无法确认，只能结合釉里红情况一起来看。大致来说，景德镇铜红产品，近元代多为鲜红，近洪武多为暗红，近永、宣多为宝石红，这件红釉盘的发色，同景德镇无论是哪个朝代的产品都靠不上。这件红釉盘的釉面，因烧制玻化程度差，给人一种烧成粘度大的感觉，尤其是盘的外壁，上部釉层薄，发色浅淡，色呈鲜红，下部釉层厚，颜色呈深红，上下结合来看，出现明显的“阴阳”二色，即聚釉现象。另外，盘内红地与花纹出现明显的红白相间的情况，这都是景德镇窑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这件红釉盘为扣器，说明它是覆烧产品，北京故宫、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有一件同类瓷器，为正烧器物，可证明这一点，还说明这三件红釉盘都是定窑产品，而且是历史上著名的红定当中的一种产品。这也是定饶不分使陶瓷鉴定失去方向的一个显例。
我们再将蓝釉盘、红釉盘同扬州梅瓶相互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三件瓷器虽然颜色不同，但其造型、工艺、釉面特征却无一不与定窑烧制情况相符，令人大有“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之感，亦所谓物以类聚，而与饶窑烧制判然有别；定、饶之分，泾渭分明。既然这三件瓷器都与饶窑烧制无关，为什么一定要视其为景德镇产品呢？
元青花海水白龙纹八方梅瓶
这是一尊别具特色的青花梅瓶，八边形的瓶身上绘着四条白龙，在以青花绘成的海水于火焰中升腾而起。繁缛的花纹与龙身留白的简洁使主体纹饰更加突出，体现了元代青花瓷器中非常有特色的表现方式。瓶肩部的云肩纹内，绘着象征富贵与吉祥的凤穿牡丹和麒麟穿牡丹的图样。近足处的如意云头纹里也画满了牡丹花叶。此瓶虽然纹饰布局繁密，但是主次分明，很有元代青花瓷庄重、饱满的感觉。
元青花海水白龙纹八方梅瓶
有着“苍狼白鹿”祖先起源传说的蒙古族，对白色与蓝色有着特殊的热爱。“苍”是苍天的颜色——蓝色，蒙古人尊天敬祖，因而重的就是天的颜色。而在蒙古族早期信奉的萨满教里，白色则是善的象征，就像我们所见到的元代忽必烈画像，穿着的是白色衣服。因此，同样拥有蓝色与白色的青花瓷在元代异军突起，得到了特殊的宠爱。梅瓶的八边形称作“八方”，不仅体现了后来崇尚藏传佛教的蒙古族对于八方世界的思想，也体现了蒙古人在迁徙生活中保留的习惯，八边形的器物显然要比圆形更易于携带与固定。瓶身上的云肩纹也是元青花中比较常见的装饰题材，它的范本是帝王仪卫服饰上的云肩，《元史·舆服志》里说：“云肩，制如四垂云，青缘，黄罗五色，嵌金为之。”指的就是如垂云一般的披肩。至于云肩纹里的麒麟图案，更是作为一种祥瑞而受到贵族们的喜爱，在元代的瓷器纹样中频频出现，后来甚至成为皇家专用纹样。
元代的景德镇因为青花瓷而重放光芒，烧制成熟的元青花源源不断地随着对外贸易输送到伊朗、土耳其、印度、菲律宾、日本等地，青花瓷也成为了以后中国瓷器的主流产品。我们还不能确定元青花所使用的青花钴料的确切产地，但是，发色鲜艳、浓重处泛黑色疵点，并闪着金属般光泽的元青花用“明艳洒脱”四字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元朝蒙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这尊梅瓶，崇尚蓝白的他们将青花瓷做得如此浑厚朴实。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成吉思汗驰骋疆场的大气磅礴，正是在那个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才能造就出如此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
乾隆黄釉粉彩矾红描金塑贴火焰云龙纹瓶
据清乾隆《国朝宫史》卷十七“经费——铺宫”记载，内廷对瓷器的使用有明确规定。皇帝、皇太后、皇后用裹外黄釉瓷；皇贵妃用黄釉白裹器；妃用黄地绿龙器；嫔用蓝地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五彩红龙器。
此规定最早应该出现在康熙年间，顺治一朝未曾有，可能当时天下初定，内廷制度尚未有暇顾及，后至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后，四海升平，康熙帝参考前朝，复位礼制，制定出许多详细的内容，包括内廷后宫的各方规定，并为后世所遵循，终清一代不曾更迭。
黄釉粉彩矾红描金塑贴火焰云龙纹瓶，乃御窑场专为帝王烧制，严格遵循宫廷章制，取黄地为底彰显帝王至尊。而制作工艺较为不易，需要在瓷胎上以明黄釉为地，入窑低温烘烤，后经涂彩二次烧制而成，稍有不慎将前功尽弃。
此瓶造型典雅尊贵，胎骨细薄轻盈，外壁以黄釉为地，以彩云龙纹精描细绘。黄釉明快可人，釉面平滑透明，有明代“娇黄”遗韵，粉彩色调鲜亮，对比鲜明。塑贴矾红火焰云龙，龙形矫健， 头部至上而下盘于颈部，象征真龙天子下凡，意义深刻，为整件器型增色不少。
瓶身绘祥龙戏珠，各种龙形应有尽有，有的追风赶月，戏弄火珠与股掌之间；有的遨游于祥云缭绕之上；有的上下翻飞，双目如风驰电掣，龙爪如钢锋铁钩，威猛神勇无比。
“瓶”与“平”同音，正是隐喻“龙驭在天，四海平安”之含义。行龙刻画生动，游于海天之间象征皇权神圣，牢牢掌握江山社稷，天下一统。
陶瓷名词：橄榄瓶
橄榄瓶——瓶的一种式样。撇口，短颈，肩、颈部内收，腹部微鼓，足部外撇，口、底大小相若，瓶体似橄榄，故名。宋代河南登封窑创制，清代仍有烧造，造型略有变化，颈部稍长，匀称秀美。
清雍正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穿带橄榄瓶
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仅仅沉湎于自我欣赏，而皇帝的个人喜好可以影响整个朝代艺术、审美发展倾向。雍正皇帝学养深醇，眼光极高，追求器物的至善至美，尤其对颜色釉情有独钟。
御窑厂把皇帝的喜好作为色釉调配的唯一标准，严格按照造办处提供的样品配釉烧制，生产出一批胎土细腻，体现宫廷艺术雅、秀、精、巧的高贵气质的颜色釉瓷器。
雍正年间造型胎釉和彩绘有了空前的发展，图案纹饰以花卉为主，特别是官窑产品绘画益臻精妙，可使数朵绮丽彩花婀娜多姿。其次所绘折枝花果、团花、花鸟、人物故事和山水画等也都栩栩如生，内容极为丰富。传世臻品雍正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穿带橄榄瓶就是一件代表作品。
此橄榄瓶为直口，削肩，腹部呈橄榄形，胫部微敛，圈足。颈部以一双贯耳为饰；足边有两个长方形管状穿代孔。此种器形，只有珊瑚红地粉彩一个品种，而未见其它釉色。
通体为珊瑚红釉铺底，釉质细腻均匀，色彩浓艳而不失典雅。在珊瑚红地色上绘黄色、粉色，白色三朵怒放的牡丹花，花蕊密布其间，花瓣层迭绽放，枝干辗转婀娜，色泽明暗转换自然，笔触点染细腻。绿叶布局得当，明暗反转妩媚，色泽由绿渐黄，过渡自然。国色天香的牡丹称为国花，象征富贵与华丽，被世人争相赞颂。在百转千回间为我们留下了上千年的传奇故事和眼前的繁花似锦。
此瓶的牡丹花构图主题突出，布局疏密得宜，色彩浓重艳丽，层次丰富，为清代粉彩花卉瓷器花工之翘楚，极为难得，底部白釉蓝料双圈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书体出自徐国正之手，四平八稳跌宕有致。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青花款的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瓶，完全如出一辙。
香港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于2004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成交过一件清代道光年制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橄榄瓶，其成交价为人民币1205248元。与之相比雍正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穿带橄榄瓶其珍贵程度与艺术水准还有些许差距，价值更无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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