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窑口。
定窑以白瓷而名，饶窑以彩瓷而名，因此按照一般陶瓷史和一般标型学常识来看，扬州梅瓶非景德镇莫属，不可能与定窑“有染”。然而，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恰恰是有悖于一般陶瓷史和标型学常理，一般陶瓷史认为，青花、釉里红瓷器都是由元代景德镇“创烧”，但是，文献明确记载，定窑早在北宋初年就因成功地烧制青花、铜红釉瓷器而誉满天下，景德镇烧制这两类瓷器，是“效仿”定窑而始，所以，要想弄清扬州梅瓶归属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定窑烧制的历史情况以及定饶之间的关系。定窑为五大名窑之一，但在五大名窑当中，定窑却因其特殊地位而为其他任何一个窑口所无法比拟。其一，烧制历史久远，“称雄”南北达几个世纪，五大名窑除定窑之外，皆为“短祚”，各窑的烧制历史都不过只有几十年，唯有定窑，如果连同明清时还在为朝廷烧制酒缸的历史在内，其烧造历史超过千年以上，是五大名窑当中唯一的千古名窑。而且自五代起，定窑已为名窑，入宋之始即为贡瓷窑，至元代不衰，在南北窑群当中为名窑长达五百年之久，这更为汝窑等所无法比拟。正因为长期处于陶瓷烧制的实践当中，定窑创烧出数十个品种，并且将中国传统的胎体装饰工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为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窑口，包括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在内，所无法比拟。因此，连冯先铭先生也说:“我们不能不对定窑工匠的艺术才能表示由衷的惊叹！”定窑因烧制历史长久，留下了大量关于其烧造情况的文献，这是认识定窑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
其二，定窑不同于汝窑等只烧单一品种的窑口，而是同邻近的磁州窑一样，以生产多种产品闻名于世，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花瓷窑”。定窑花瓷并非是指印花、刻花之意，而是指颜色釉瓷或彩瓷，古称“色器”。早在北宋初期，除白瓷之外，定窑就有黑定、紫定、绿定、黄定等各色品种，可见花瓷实际上是指各类彩瓷而言。从北宋元祐年始，定窑烧制发生了转化，不再是以烧制白瓷为主，而是大量生产花瓷，苏轼《试院煎茶》诗就是关于这一问题较早的证据，其中曰:“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花瓷者，参差驳杂之状，意指各类彩瓷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这里的“花瓷”同“红玉”相照应，确证“花”实为彩色之意。南宋以后，定窑烧制更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主要以生产花瓷为主，南宋佚名诗人对此有诗曰:“古定从来数十样，东京乔位最为良。近来粉色不太好，旧者多是不圆全。”粉色，粉红色之意，这说明南宋时定窑烧制的彩瓷已不下几十个品种，这也为苏轼关于花瓷之说作出了最为可靠的脚注。由于定窑所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古文献因此出现了“北定”和“南定”这一分期分类的说法。明田艺衡《留青日札》曰:“定窑，定州今真定府，似象窑，色有竹丝刷纹者曰‘北定’。‘南定’有花者，出南渡后。”说明无论北定还是南定，都在真定府之内，可见那种关于南定是景德镇烧制的说法不仅是属误解，还不免已成为笑话，因此不论。
由于在瓷器制作和装饰工艺方面善于创新和变革，定窑成为一个掌握多种技能的窑口，为南北窑群视为“宋器”也是“元器”的典范，是中国陶瓷史上影响最大而又最为深远的瓷窑，其所创造的覆烧法，几乎遍及全国，就是例证。从白瓷烧制方面看，北宋初期，定窑极有可能是以曲阳为中心，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向外扩展，因定州一带的天然环境，形成庞大的定窑窑群。大约至北宋中期，定窑已形成跨越河北，联系山西、河南地区的“定窑系”。定窑烧制，也因此为景德镇仿效，对景德镇影响也最大，以至于出现了南定是在景德镇烧制这样的误解。从客观来看，定窑烧制是带动了景德镇窑的生产，从另一方面看，由于饶窑仿定窑，也使二窑烧制出现了难以分彼此的实际情形，这正是定饶不分的原因所在。
从彩瓷烧制的情况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定窑烧制影响巨大，历史长达几个世纪。彩瓷烧制，首先来说，定窑对北方邻国韩国、朝鲜瓷器生产有直接影响，以著名的高丽镶嵌瓷为例，其“上有白花朵儿者”或黑花者，无一例外地都能从仿定窑工艺问题上得到明确的印证。这是对北方及邻国瓷器烧制影响情况的显例。从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的烧制情况来看，文献有明确的记载，这两类产品并非是元代景德镇“创烧”，而是定窑领军，饶窑步其后，而且在宋代至元代这四百多年间，在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烧制上，景德镇窑仿定窑烧制不曾间断过。明初时定窑停烧，景德镇官窑烧制更是以定窑为范本。早在北宋初期限，定窑就因烧制铜红釉、青花瓷器闻名天下，因此也为景德镇效仿，二窑甚至还为这两种产品引发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元蒋祈《陶记》云:“其(景德镇)视真定红瓷……相竞奇矣。”结果如何？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比定州红瓷尤鲜。”说明宋代景德镇在铜红釉瓷器上超越定窑。青花瓷情况如何？史有定论，清朱琰《陶说》援引明曹昭《格古要论》云:“饶州御土窑，色白花青，较定少次。”饶州御土是对北宋真宗景德年饶窑的专称，说明这时饶窑的青花瓷烧制还略逊于定窑。通过文献可识，宋元时期，定、饶二窑都以烧制白瓷为主，同时又兼烧钴蓝、铜红瓷器，并且是饶窑仿效定窑烧制，但因二窑窑址目前均未发现，因此也是一直为学界所困惑的问题。
朱元璋建朝，视鞑靼为异端，故在制度的建立上多以宋朝为鉴，所以在瓷器的烧制上也全面恢复前一朝“宋器”这一汉文化传统。从史学考古的实际看，“北虏南倭”问题是有明一代不曾间断的边患，所以，明初青花瓷烧制不可能是“在元代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可以从明王朝于洪武二年在景德镇建官窑问题上得到明证。官窑制度是为服务于朝制而建，并且也为朝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朱元璋在景德镇建官窑，很大成分上是为其在南京建宫提供建筑用瓷，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以釉里红、青花瓷为其官窑的主流产品，也可以为史学考古所揭示，而根本不可能是受什么伊斯兰文化影响，这也有违于一般常识问题。事实上，明初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在景德镇所出现的复兴，都是直接以宋器也是定瓷为范本，直到宣德时期，其铜制宣德炉器形也是仿自“定器”，而绝无“元器”这一说法，也为明证。我们如果以定窑的印花瓷器纹饰图案同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官窑产品相互对照，就不难看出定饶二窑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越是往前，风格就越是接近。明朝官窑烧制的复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宋代定窑青花瓷，釉里红瓷器的概貌，因此从历史的联系和窑与窑之间的联系情况看，这仍然是对宋元以来所形成的饶窑仿定窑这一传统的延续。
文献是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而且在窑址未被发现之前，其权威性谁也无法取代，如果以实际与文献相脱离，陶瓷鉴定势必会失去方向。事实也正是如此。文献关于定窑烧制钴蓝、铜红产品以及定饶不分的情况如属可靠，肯定会留有证据。按说，窑址未发现之前，具备鲜明定窑特征的扬州梅瓶，理应成为这方面“双重证据”的范例，并且因此而成为陶瓷鉴定和考古史上一段圆满的佳话才是。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并不是难题，也没什么难度。可是，一件典型的南宋定窑产品，却被认为是元代景德镇产品，由于在断窑口问题出现失误，断代上也发生了问题。因此，为说明扬州梅瓶究竟归属定还是饶这一问题，我们却不得不为之提供相关证据。定、饶不分的相关证据
古陶瓷鉴定，归根结底，在于客观地反映实物烧制的真实情况。然而，定、饶不分，由来已久，扬州梅瓶并非个例，根据笔者访查和资料调查情况看，国内外定、饶不分的实际例证不少于三千件，因此不能不说情况严重。关于定窑烧制问题，最近几年有两件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一件是河北井陉窑的发现，为定窑及其“定窑系”烧制问题增添了新的认识，另一件是《中国文物报》关于出土定窑烧制青白瓷产品作过连续报道，其中2006年就两次以彩版图文并茂，大篇幅对相关情况作出详尽说明，因为一般陶瓷史和建国以来，关于这一问题还不曾见有报道，因此无疑是定窑问题的重大发现。笔者正是按照这一线索，三年多来赴国内十几个省，果然初步了解到大量定、饶不分情况的证据，而且发现这还是一个与古代漕运史相关的问题。目前，尤其是在所谓“元青花”问题当中，正因为定、饶不分，还带来宋元不分甚至是宋明不分的实际情况，也使得宋元青花的联系在考古和鉴定上都失去了方向。定、饶不分，由来已久，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澄清的认识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不便作出解释，这里仅略举两个相关证据，可对定、饶不分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以期能使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更为分明。
霁蓝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这件内壁印花龙纹、内底刻花云纹盘，内施霁蓝釉，外施褐釉，金属镶口，直径为16厘米，现藏于英国大维德博物馆，被定为“元代”景德镇产品，这里先按景德镇窑分析。首先，从窑址情况看，类似的蓝釉印花产品，概无一例。从传世品看，元代或洪武时的青花、釉里红盘类多见，但与这件蓝釉盘造型相似的器物，至今不见一例，如果有类似的说法，肯定属于误解。其次，这件盘镶金属扣，说明它为覆烧产品，元代景德镇颜色釉瓷器当中，这一情况绝无可能。可以说明，这件蓝釉盘无论是从造型或其他方面来看，都与景德镇窑毫无干系。
再按定窑情况看。从造型和装饰工艺方面看，这件蓝釉盘是定窑印花瓷器当中最常见的器物，如果施以白釉，视其为典型的定窑扣器，谁都不会有怀疑，只是因为施以蓝釉才发生了误会。其实，类似于这种内蓝外褐“二色”装饰手法，是两宋时期北方窑口极为常见的装饰手法，景德镇则无这一情形。从釉层和发色情况看，蓝釉釉层薄厚不一，发色蓝中泛紫，并且色分“阴阳”，反衬出白色的印花纹。需要说明，这种蓝白相间或黑白相间、红白相间，是定窑颜色釉印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景德镇窑印花瓷器不会有这一情况。总之，这件蓝釉盘从造型与装饰工艺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定窑烧制相符，其外部特征也多与扬州梅瓶相类，并且也为南宋产品，是扬州梅瓶归属问题的可靠证据。
红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这件红釉盘的造型、装饰手法、尺寸大小都与上述蓝釉盘同类，只是颜色为单一的红釉，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按理说，这件红釉盘已无需作分析，只需归其类即可，但是，因为只要提起铜红釉瓷器，人们自然就会将之与景德镇相联系，而此件红釉盘正好为反证，因此值得按景德镇窑稍作分析。首先从窑址看，目前能够确定为明洪武以前的红釉器，实际上只有一件侈口碗，如果说这一件红釉盘是元代产品，其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因此作为早期景德镇颜色釉产品的鉴定，还无法确认，只能结合釉里红情况一起来看。大致来说，景德镇铜红产品，近元代多为鲜红，近洪武多为暗红，近永、宣多为宝石红，这件红釉盘的发色，同景德镇无论是哪个朝代的产品都靠不上。这件红釉盘的釉面，因烧制玻化程度差，给人一种烧成粘度大的感觉，尤其是盘的外壁，上部釉层薄，发色浅淡，色呈鲜红，下部釉层厚，颜色呈深红，上下结合来看，出现明显的“阴阳”二色，即聚釉现象。另外，盘内红地与花纹出现明显的红白相间的情况，这都是景德镇窑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这件红釉盘为扣器，说明它是覆烧产品，北京故宫、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有一件同类瓷器，为正烧器物，可证明这一点，还说明这三件红釉盘都是定窑产品，而且是历史上著名的红定当中的一种产品。这也是定饶不分使陶瓷鉴定失去方向的一个显例。
我们再将蓝釉盘、红釉盘同扬州梅瓶相互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三件瓷器虽然颜色不同，但其造型、工艺、釉面特征却无一不与定窑烧制情况相符，令人大有“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之感，亦所谓物以类聚，而与饶窑烧制判然有别；定、饶之分，泾渭分明。既然这三件瓷器都与饶窑烧制无关，为什么一定要视其为景德镇产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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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元代霁蓝白龙梅瓶
霁蓝釉白龙梅瓶
霁蓝釉白龙梅瓶是元代文物。高43.8公分，口径5.5公分。梅瓶造型端庄隽秀，小口颈细而短，肩部丰满，腹部以下明显收敛，底足外撇。该品通体施霁蓝釉，釉质肥厚莹润，腹部刻有白色龙纹，蓝白相映，鲜明夺目，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该梅瓶是景德镇窑产品。胎体厚重坚硬，造型挺拔高大，具有元代瓷器粗犷豪放的风格。瓶身刻画一条游龙，其上用白釉敷设，坯体的其他部位均施蓝釉，入窑高温一次烧成。白龙细颈蛇尾，三爪斜鳞，体态优美，犹如在蓝色的大海中翻腾舞跃，充满生机。釉色蓝白相映，对比鲜明，装饰效果极佳，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是划时代的瓷艺珍品，是充分反映元代景德镇窖高超烧瓷水准的代表性精品。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它曲折的“身世”。在入藏之前，曾被文物商店专职人员错定成雍正瓷，以非常低廉的价钱从民间淘来，后让一位鉴玉者从龙纹上认出庐山真面目。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目前仅存三件，另两件分别收藏在北京颐和园和巴黎吉美博物馆，扬州的保存最完好，也是最大的，是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精品。香港著名收藏家徐展堂先生在扬州曾调侃，愿出３亿来买它！这只梅瓶现在真是价值连城，也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宝级的文物了，这不是钱能买的到的了！
元青花海水白龙纹八方梅瓶
这是一尊别具特色的青花梅瓶，八边形的瓶身上绘着四条白龙，在以青花绘成的海水于火焰中升腾而起。繁缛的花纹与龙身留白的简洁使主体纹饰更加突出，体现了元代青花瓷器中非常有特色的表现方式。瓶肩部的云肩纹内，绘着象征富贵与吉祥的凤穿牡丹和麒麟穿牡丹的图样。近足处的如意云头纹里也画满了牡丹花叶。此瓶虽然纹饰布局繁密，但是主次分明，很有元代青花瓷庄重、饱满的感觉。
元青花海水白龙纹八方梅瓶
有着“苍狼白鹿”祖先起源传说的蒙古族，对白色与蓝色有着特殊的热爱。“苍”是苍天的颜色——蓝色，蒙古人尊天敬祖，因而重的就是天的颜色。而在蒙古族早期信奉的萨满教里，白色则是善的象征，就像我们所见到的元代忽必烈画像，穿着的是白色衣服。因此，同样拥有蓝色与白色的青花瓷在元代异军突起，得到了特殊的宠爱。梅瓶的八边形称作“八方”，不仅体现了后来崇尚藏传佛教的蒙古族对于八方世界的思想，也体现了蒙古人在迁徙生活中保留的习惯，八边形的器物显然要比圆形更易于携带与固定。瓶身上的云肩纹也是元青花中比较常见的装饰题材，它的范本是帝王仪卫服饰上的云肩，《元史·舆服志》里说：“云肩，制如四垂云，青缘，黄罗五色，嵌金为之。”指的就是如垂云一般的披肩。至于云肩纹里的麒麟图案，更是作为一种祥瑞而受到贵族们的喜爱，在元代的瓷器纹样中频频出现，后来甚至成为皇家专用纹样。
元代的景德镇因为青花瓷而重放光芒，烧制成熟的元青花源源不断地随着对外贸易输送到伊朗、土耳其、印度、菲律宾、日本等地，青花瓷也成为了以后中国瓷器的主流产品。我们还不能确定元青花所使用的青花钴料的确切产地，但是，发色鲜艳、浓重处泛黑色疵点，并闪着金属般光泽的元青花用“明艳洒脱”四字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元朝蒙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这尊梅瓶，崇尚蓝白的他们将青花瓷做得如此浑厚朴实。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成吉思汗驰骋疆场的大气磅礴，正是在那个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才能造就出如此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
霁蓝釉婴戏纹天球瓶
乾隆时期为清代瓷器制作的鼎盛时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皇帝对瓷器的制作非常重视，对部分彩瓷器物的用途、形状、纹饰常有御旨，制作前需进呈画样或本样，审定后方可烧造。这一时期创制出了具有新意的粉彩瓷器，这时粉彩瓷的质量虽不如雍正时期那样秀丽淡雅，但在装饰工艺上渐趋繁缛。形制上丰富多样，特别是用于陈设的各式大型器，如转颈瓶、转心瓶、扁瓶、多角瓶、天球瓶等甚为流行。
瓷瓶是我国古代用来盛水或插花的器皿。最早的瓷瓶样式可能就是南朝时仿壶状的鸭蛋口瓶。隋唐以后瓷瓶品种繁多，到宋代南北窑场普遍烧造，明清以景德镇窑产品最为名贵。器型十分丰富，仅宋代就有玉壶春瓶、梅瓶、胆式瓶、直颈瓶、葫芦瓶、净瓶等式样。明代初期，创烧了一种新品种，即受13世纪叙利亚陶器影响烧造的一种新瓷瓶——天球瓶。
清乾隆霁蓝釉粉彩婴戏纹天球瓶，清乾隆景德镇官窑烧制。高24厘米、口径8厘米、足径12厘米。小喇叭形口，高颈，腹部浑圆似天体中的星球，故名“天球瓶”。腹部开光之外霁蓝釉地，施金彩绘缠枝花纹，腹部圆形开光内，月白色地，用粉彩绘有三婴戏图案，林中婴戏纹饰描绘精细，童子神态各异，稚气可爱，画面开阔清新，人物栩栩如生。器底用红彩题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楷书款。这种乾隆楷书年款不常见，六字尤少。这时期的民窑瓷器还未发现有这种红彩楷款。
此瓶纹饰图案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并吸收了西洋绘画艺术的风格，这件天球瓶工艺精湛，色彩艳丽，保存完好，传世品中十分少见。霁蓝为蓝釉品种之一，又叫积蓝、祭蓝，属高温（在1300度下一次烧成）石灰碱釉。其特点是色泽深沉，釉面不流不裂，色调浓淡均匀，呈色亦比较稳定。霁蓝盛行于明代宣德朝。霁蓝器物除了单色釉外，多用金彩来装饰，清代乾隆时期往往以霁蓝釉作色地，并饰粉彩开光装饰，此霁蓝釉粉彩婴戏纹天球瓶即是乾隆时期最为典型的霁蓝器物。
据考证，此瓶为乾隆皇帝赐予岱庙作祭器之用。
霁蓝釉瓷器特性及图文赏析
刘子芬《竹园陶说》：“青色一种，常与蓝色相混。”清末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纪录：“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这些所记述的即为霁蓝釉。霁蓝釉又称“积蓝釉”、“祭蓝釉”、“霁青釉”。明、清蓝釉习称“霁蓝”，一种高温石灰碱釉。其生坯施釉，经1280～1300℃高温一次烧成。色泽深沉，釉面不流不裂，色调浓淡匀称，呈色较稳固。其釉色蓝如深海，釉面匀净，呈色稳固，后人称其为“霁青”，又因其呈色稳固豁亮如宝石，又被举为把它和白釉和红釉并列，推为宣德颜色釉瓷器的三大“上品”。工艺继续元代传统，延烧不停，重要造型为祭器和摆设用瓷。
清雍正 霁蓝釉橄榄瓶
霁蓝釉是以钴为呈色剂的一种蓝釉其劈头可追溯到唐三彩陶器高温钴蓝釉瓷器则是元代景德镇发明的钴是青花的呈色剂融入釉中即可烧成钴蓝釉呈色非常稳固蓝釉若想到达呈色美丽的结果除釉色须纯净外尚须有雪白的胎质映衬方能显现出蓝如宝石的抱负釉色景德镇陶工在元代发明高温钴蓝釉后又于明清时发明白回青洒蓝和天蓝等釉色辉煌多彩耐人寻味。至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霁蓝釉瓷器传世不多，尤其是成化时期，至今未见一件完备器，但景德镇御厂出土过书有成化款的蓝釉碎片，阐明其生产从未中断。嘉靖蓝釉瓷器较为盛行，一是造型品种丰富多彩，二是釉色品种哟新发展。造型除传统的宫廷祭器、摆设瓷外，日用器皿中也常见蓝釉产物。釉色除霁蓝外，又新创一种“回青”釉。嘉靖霁蓝釉色蓝中微泛紫色，有些釉面开微小纹片，个别的有棕色斑点，圈足处施一层酱色釉。嘉靖回青釉多刻暗款，均为六字楷书款，造型有罐、洗、碗、盘、杯、渣斗、香铲等。有些尚浅刻龙凤、云龙及缠枝斑纹。这些器物重要藏于台北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均是宫中旧藏。元代景德镇窑产的梅瓶，瓶身通施霁蓝釉，云龙、宝珠施青白釉，主纹刻划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象珊瑚枝一样的四朵火焰形云纹。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现在仅瞥见四件，分别收藏在北京颐和园、巴黎吉美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大连藏家张宝权手里。扬州的生存最齐备，也是最大的，是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佳构。
明代霁蓝最为后人称道的首推宣德一朝。宣德霁蓝釉瓷器多为单一色釉，也有少部门描画暗花的，尚有蓝釉白花的，多为折枝花及鱼藻纹。官窑款有青花和暗款两种。均为“大明宣德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凡四字款者，均为后仿。明宣德 霁蓝釉盘
清代霁蓝釉瓷器生产历代未断，均有佳构传世。有刻暗斑纹的，也有描金彩的，常见造型还是宫廷祭器和摆设用瓷。官窑霁蓝釉瓷多有官款，且做工非常精致，民窑也有霁蓝釉瓷多是庙堂所用的祭器，以炉、瓶最多，均无官款，但有年龄年款的。
宣德朝所烧的霁蓝釉，色调纯正美丽，酷似蓝宝石的颜色，因此又名宝石蓝，与红釉、甜白并称为宣德时期三大高温单色釉品种，向来即享有很高的荣誉，传世品较为少见。此霁蓝釉盘内施白釉，釉色微青，橘皮纹显着。外壁满施高温钴蓝釉，口沿处釉层垂流表现白色胎骨，蓝釉发色纯正，色如蓝宝石般晶莹剔透，是宣德朝霁蓝釉瓷的代表作品。
清乾隆 霁蓝釉杯托（一套）
清乾隆 霁蓝釉描金山川牡丹纹双龙耳海棠形瓶
清乾隆 霁蓝描金宝相花福寿绵长纹梅瓶
清乾隆 霁蓝描金山川诗文双耳瓶
清嘉庆 霁蓝地描金折枝花草衔枝夔龙纹双耳瓶
清光绪 霁蓝描金盖罐
清代乾隆霁蓝釉描金福寿纹细颈瓶
明代宣德朝时所烧制的霁蓝釉，质感凝厚，色泽美艳，被推为上品，因其呈色稳定明亮如宝石，又被举为“宝石蓝”。是宣德三大色釉瓷之一。
清代霁蓝釉的烧制技术在平稳中有所提高。单纯的霁蓝釉色调沉重，因此加入了暗刻花纹和描金彩装饰，使器物增添富贵喜庆的意味，主要用途为祭器和陈设用瓷。
乾隆霁蓝釉描金福寿纹细颈瓶，精巧秀气，通体施宝石蓝釉色为地，浓妍深沉。口沿涂金，沿下绘如意头，颈细如笔，主体满绘折枝桃实及团寿字。腹亦满绘描金这纸桃实团寿纹，间以数只蝙蝠穿飞其中，寓意福寿双全。
此器形饱满灵秀，线条流畅，高雅精巧；器身通体所施均润亮泽的霁蓝釉，呈现出蓝宝石光泽，映托着以华美金彩精绘的折枝桃实和团寿纹，构图流丽多姿，尽显皇家气度。
纹饰的设计和绘画手法，也引导了一些后期的同类作品，如2007年香港苏富比春拍推出的”清嘉庆霁蓝彩描金花卉纹双耳瓶”以1120万港元成交。乾隆霁蓝釉描金福寿纹细颈瓶与之相比，无论年代、工艺、用料与珍贵程度则更胜一筹。
瓶腹下通周绘卷草纹，足素蓝釉，底满施涂金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青花篆书款。该器精巧细致，其金彩璀璨夺目，交错相映，华丽堂皇，为皇廷陈设佳器。
堆釉黄地白龙纹橄榄瓶欣赏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和南京，九江危在旦夕，设在景德镇的江西陶业管理局和从九江迁往靖安不久的江西省立陶瓷科职业学校，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1938年8月)先后迁到萍乡上埠镇，10月10日接管了萍乡瓷厂，并将萍乡瓷厂改为“江西省陶业管理局萍乡瓷厂”(简称“陶局萍厂”)。一年后，江西陶业管理局撤销，先后归属江西建设厅、江西工商业管理局、江西兴业公司领导，中途曾更名为“萍乡瓷厂”、“民生瓷厂”、最后改为“江西萍乡瓷厂”。当时的江西省政府先后拨款147万元用于更新机械设备，发展生产。这一期间，来到萍乡的陶瓷专家有汪墦、张浩、邹如圭、舒信伟、张犀侯(以上五人留学日本)、彭友贤(留学法国)等；景德镇制瓷熟练技工有任礼熔、潜方鸿、李广炎、张楹顺、何云生、王喜魁、金元栋等。因此，萍乡上埠在陶瓷生产和陶瓷职业教育方面，均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给上埠当地的瓷业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活力。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因日军三次窜犯萍乡，原江西陶业管理局、江西省立陶业学校撤离萍乡之前，萍乡上埠在六年之间一度成为我国另一个陶瓷生产基地。
堆釉黄地白龙纹橄榄瓶
江西省陶业管理局萍乡瓷厂以生产工业用瓷(电瓷)为主，同时亦生产日用瓷、美术瓷和化工、医药、耐火等专业用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萍乡电瓷生产在当时全国同行业、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年产各式直脚弯脚电碗、蝴蝶电碗、活动葫芦、夹板等电瓷200—500吨。当时的军政部、交通部以及省内外公路处、铁路局、发电厂均使用萍乡电瓷，为全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普通民用瓷的生产规模亦很大，年产量约60—80万件。美术瓷部生产各式餐具、咖啡具、瓷板挂盘、花瓶以及雕塑细工陈列品，年产量约2万件。由于萍乡的瓷器美观新颖，质量上乘，民国三十二年，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何应钦、吴铁城等人，曾在萍乡定制过瓷厂生产的中、西式餐具。
1939年初到1941年秋，来到萍乡的江西陶业管理局美术室主任彭友贤，一直担任陶局萍厂的美术部主任。彭友贤(1906——1949)，江西余干玉亭镇人。自幼酷爱美术，能诗会画。1922年考入上海美专，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国画系，师从潘天寿等国画大师。1930年与吴作人等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国立美术院，攻读图案及装饰美术。1932年学成回国，先后在武昌艺专和北平艺专任教授，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在绘画方面，彭友贤善于吸收古代绘画与西方现代绘画及图案中的可取因素，融会贯通，自成一体。他擅长花鸟和猛虎，挥毫胸有成竹，成画栩栩如生。1935年彭友贤被聘为江西美术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36年，任江西陶业管理局美术室主任，自此与陶瓷结缘，立志改良中国陶瓷，倡导国瓷现代化。在萍乡期间，他与相关人士醉心于瓷器改良，精心配方、设计，率景德镇优秀技工，大力发展美术瓷、仿古瓷、青花瓷等，设计图纸数以千计，成效卓著，生产的各类瓷器深受广大用户欢迎。
堆釉黄地白龙纹橄榄瓶底部
当时生产的美术瓷、仿古瓷虽然数量不少，但是，由于战火纷飞，社会动荡，能保存至今的产品数量稀少，即使在萍乡地区也已鲜见。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这少量的遗世品主要掌握在博物馆和民间收藏者手中。据笔者所知，民间收藏者手中有堆釉天青地白松鹰纹尊(底部有方形篆体“陶局萍厂”四字无边栏青花款)、天青釉瓷塑太师少师尊(底部有方形篆体“江西省民生瓷厂出品”九字三行无边栏青花款)、豆青釉花浇(底部有方形篆体“江西省府建厅萍厂制”九字三行无边栏青花款)、堆釉豆青地白芦雁纹尊(底部有方形篆体“陶局萍厂”四字无边栏青花款)、豆青釉军持(底部有方形篆体“赣建萍厂”四字无边栏青花款)。萍乡博物馆则收藏有堆釉豆青地白花卉纹铁胆油灯、堆釉黄地白龙纹橄榄瓶(底部有方形篆体“陶局萍厂”四字无边栏青花款)、豆青釉军持、豆青釉芒口双耳盖碗以及青釉“民生”款瓷盘等。这些瓷器代表了江西陶业管理局和江西省立陶瓷科职业学校在萍乡上埠生产的精品瓷器的最高水平。当时萍乡生产的瓷器，无论胎、釉、造型、花纹均属于抗战时期生产的中国陶瓷的精品。据当时曾任瓷厂厂长的汪璠在《萍乡开办瓷厂》一文介绍：“萍厂所用的原料，主要是瓷石，在上埠附近生产，产量丰富，品质很纯，粘性很好，可以单独制坯。”“原来釉面白度不高，通过多种试验，改进了白釉，可用于美术瓷及脱胎瓷，配置了颜色釉，特别是龙泉釉及牙色釉，颇受用户欢迎。萍厂创制了产品式样及高级陈列品。”可见当时萍乡瓷厂的科学技术人员，在战争年代如此困难的环境中，依然为瓷业的发展而不懈努力，有所发明创造。另外，以上这些瓷器的底款之所以有不同，是因为其生产年代有别。据我个人分析，“陶局萍厂”款的瓷器，应是1939年—1940年之间生产的，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江西陶业管理局尚未撤销，担任美术室主任的彭友贤也是在1941年秋调任江西建设厅工程室后才离开萍乡。“江西省府建厅萍厂制”款应是江西建设厅接管时生产的。“江西省民生瓷厂出品”款应是改为民生瓷厂时生产的。“赣建萍厂”款则可能是江西工商业管理局接管时生产的。可见带有这些底款的瓷器，部分还是在1940年以后，直到1944年省管瓷厂迁出萍乡之前所生产的，更改落款的原因与厂名的更改有着直接的关系。
萍乡博物馆收藏的一对堆釉黄地白龙纹橄榄瓶。属于创新设计的美术瓷精品，迄今仅发现这一对。其瓶高41.1厘米，口径7厘米，足径11.2厘米。杯形口较厚，口壁上端有一圈凹槽，外壁略高于内壁，短颈斜肩，橄榄形腹，高足颈，浅圈足。通体施黄釉偏青，足端无釉。腹部和近足颈处，分别以牙白釉堆塑一对五爪升龙和一圈海水波涛纹。圈足内以青花料书写篆体无边栏印章款“陶局萍厂”四字。
该瓶胎体厚重，瓷质洁白致密，削胎规整，造型别致，应当属于彭友贤设计的仿古改良瓷。其釉层丰厚，釉色黄中闪青，光泽柔和，晶莹剔透，用手触摸温润如玉。牙白釉堆塑的五爪双龙，颇具立体感，作升腾状，很有气势。
总之，这对堆釉黄地白龙橄榄瓶虽然是战乱时期的产品，但由于当时萍乡集中了一大批中国陶瓷科研、美术创新设计顶尖人物，以及淘泥、拉坯成型、画坯、上釉、烧成等精英，加上萍乡当地有纯正的瓷土资源，因此其产品造型、釉色釉质、图案装饰都古朴典雅，皆属上乘，堪称是抗战时期江西乃至中国陶瓷的精品。
梅瓶的用途及文化奥妙
梅瓶，作为一种具有储酒实用、陈设装饰、明器陪葬等多重用途的器物，从唐代开始出现时就已受到人们的喜爱，到宋代时已很流行，元明时期随着青花瓷器的成熟而日趋风行。
梅瓶在唐代时有部分器型因腹部细瘦类如鸡腿而被称为鸡腿瓶，宋代时称其“酒经”或 “经瓶”。据文献记载，“梅瓶”之称谓晚清方始出现，因其小口仅能容一形态瘦小的梅枝而得名，而并非专用于插梅花。也有另一种说法是梅瓶多用于盛酒，常有用其盛“梅酝”酒而得名。而前一种说法更为人们所接受。
储酒之器
关于梅瓶的用途，从文献记载、传世实物和古代绘画均可知，梅瓶从它产生时起，最初应为实用器，大多用于盛酒或其他液体物质。它的这种功用一直沿续到元明时期。梅瓶作为酒具的用途，在许多梅瓶的铭文中有所反映。如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件宋代磁州窑梅瓶白地黑花梅瓶，一件腹部开光书写“清沽美酒”,另一件腹部书写“醉乡酒海”。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铭文则是从侧面反映了梅瓶的基本功能。如桂林博物馆藏有一件出土于明墓的本地民窑生产的陶梅瓶，其肩部堆雕了“天长地久”四字。“天长地久”本身带有祈福之意，同时也隐含了“天藏地酒”之谐意，这就表明了其祈福与储酒的双重功用。
诠释文化
1972年从桂林明代靖江安肃王墓出土的青花携琴访友（携酒寻芳）梅瓶，除了其制作工艺的无比精湛外，让人难忘的还有高士马后担食的仆人。仆人肩上所担一头为一只竹编的三层食箪，另一头则是装满美酒的带盖梅瓶。可以说，这幅瓷画比任何一件写有酒意文字的梅瓶更直观地反映了梅瓶的实用性。因此，携琴访友（携酒寻芳）瓶不仅以其完美的工艺反映了明代制瓷巅峰时期的高超成就，同时也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流。
1983年5月，温裕王墓出土青花高腰双龙抢珠带盖梅瓶时，其瓶盖被拌有糯米浆的石灰膏严严实实地封住，打开后发现，里面竟是一瓶香沁浓醇的乳鼠药酒。酒中泡有三只未长毛的乳鼠，还有各种滋补的中药材，酒色晶莹红艳。历经400余年，这瓶酒竟然还保存得这样完好，可谓弥足珍贵。据考证，这是用明代桂林三花酒制作的特产补酒乳鼠酒，对产妇产后有大补之功。广西名酒桂林三花酒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宋代时曾以“瑞露”之名进贡朝廷。因此，这瓶酒的出土不仅对研究古代桂林酒文化源流是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从另一侧面直接反映了梅瓶的储酒功能。此外，在墓穴中安放酒瓶，不外乎希望死者在冥冥之中“久久（酒）平（瓶）安”。也有人将此种现象诠释为让死者在冥界中能过上“清（青）平（瓶）长（藏）久（酒）”的太平日子。不管何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精深奇妙的内涵所在。
观赏陈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梅瓶逐渐具有了陈设装饰的功能，甚至梅瓶还常被作为冥器随葬，桂林明代藩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的梅瓶便是明证。这些梅瓶已成为上层统治者等级地位的标志和“风水”寓意的象征。
明中晚期以后，梅瓶的观赏陈设作用则越来越明显。清代梅瓶多为传世品，这应与梅瓶此时主要用于陈设装饰有关。
青花云龙纹梅瓶瓷器造型典雅
梅瓶作为历代瓷器造型中最为典雅的器型之一，加以独特的装饰手法，显得高雅庄重，因此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技工艺价值极为珍贵，凝聚了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智慧艺术结晶，值得收藏。青花瓷自元代景德镇开始大量烧造以来，明清历朝均盛烧不衰。青花瓷器不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成为我国瓷器极具民族特色的产品而著称于世，倍受世人青睐。
青花云龙纹梅瓶
青花瓷器以其优美的色调和丰富的装饰纹样，自十四世纪创烧以来就深受古今中外人们的追捧，它是汉族文化、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完美结晶，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烧制，它是我国种类繁多的瓷器品类中沿袭时间最久，产量最大以及最具民族风格的一个品种。
青花云龙纹梅瓶
青花云龙纹梅瓶
盛轩国际有幸征得一件明代青花云龙纹梅瓶，高为42.5厘米，口径为5.5厘米。此瓶造型小口、短颈、丰肩 、瘦底、圈足的瓶式，青花装饰图案，以云纹、龙纹作为元素，龙纹刻画生动传神，线条流畅，高雅不失威仪，两只游龙奔腾在飞云之上，似在怒目追逐，又似在并驾齐驱，两部分纹饰浑然一体，相映成趣，是明代青花瓷器中的典型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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