霁蓝瓷器鉴别。
霁蓝釉白龙梅瓶
霁蓝釉白龙梅瓶是元代文物。高43.8公分，口径5.5公分。梅瓶造型端庄隽秀，小口颈细而短，肩部丰满，腹部以下明显收敛，底足外撇。该品通体施霁蓝釉，釉质肥厚莹润，腹部刻有白色龙纹，蓝白相映，鲜明夺目，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该梅瓶是景德镇窑产品。胎体厚重坚硬，造型挺拔高大，具有元代瓷器粗犷豪放的风格。瓶身刻画一条游龙，其上用白釉敷设，坯体的其他部位均施蓝釉，入窑高温一次烧成。白龙细颈蛇尾，三爪斜鳞，体态优美，犹如在蓝色的大海中翻腾舞跃，充满生机。釉色蓝白相映，对比鲜明，装饰效果极佳，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是划时代的瓷艺珍品，是充分反映元代景德镇窖高超烧瓷水准的代表性精品。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它曲折的“身世”。在入藏之前，曾被文物商店专职人员错定成雍正瓷，以非常低廉的价钱从民间淘来，后让一位鉴玉者从龙纹上认出庐山真面目。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目前仅存三件，另两件分别收藏在北京颐和园和巴黎吉美博物馆，扬州的保存最完好，也是最大的，是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精品。香港著名收藏家徐展堂先生在扬州曾调侃，愿出３亿来买它！这只梅瓶现在真是价值连城，也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宝级的文物了，这不是钱能买的到的了！
taoci52.com扩展阅读
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烧制的窑口及年代
定窑以白瓷而名，饶窑以彩瓷而名，因此按照一般陶瓷史和一般标型学常识来看，扬州梅瓶非景德镇莫属，不可能与定窑“有染”。然而，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恰恰是有悖于一般陶瓷史和标型学常理，一般陶瓷史认为，青花、釉里红瓷器都是由元代景德镇“创烧”，但是，文献明确记载，定窑早在北宋初年就因成功地烧制青花、铜红釉瓷器而誉满天下，景德镇烧制这两类瓷器，是“效仿”定窑而始，所以，要想弄清扬州梅瓶归属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定窑烧制的历史情况以及定饶之间的关系。
定窑为五大名窑之一，但在五大名窑当中，定窑却因其特殊地位而为其他任何一个窑口所无法比拟。其一，烧制历史久远，“称雄”南北达几个世纪，五大名窑除定窑之外，皆为“短祚”，各窑的烧制历史都不过只有几十年，唯有定窑，如果连同明清时还在为朝廷烧制酒缸的历史在内，其烧造历史超过千年以上，是五大名窑当中唯一的千古名窑。而且自五代起，定窑已为名窑，入宋之始即为贡瓷窑，至元代不衰，在南北窑群当中为名窑长达五百年之久，这更为汝窑等所无法比拟。正因为长期处于陶瓷烧制的实践当中，定窑创烧出数十个品种，并且将中国传统的胎体装饰工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为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窑口，包括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在内，所无法比拟。因此，连冯先铭先生也说:“我们不能不对定窑工匠的艺术才能表示由衷的惊叹！”定窑因烧制历史长久，留下了大量关于其烧造情况的文献，这是认识定窑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
其二，定窑不同于汝窑等只烧单一品种的窑口，而是同邻近的磁州窑一样，以生产多种产品闻名于世，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花瓷窑”。定窑花瓷并非是指印花、刻花之意，而是指颜色釉瓷或彩瓷，古称“色器”。早在北宋初期，除白瓷之外，定窑就有黑定、紫定、绿定、黄定等各色品种，可见花瓷实际上是指各类彩瓷而言。从北宋元祐年始，定窑烧制发生了转化，不再是以烧制白瓷为主，而是大量生产花瓷，苏轼《试院煎茶》诗就是关于这一问题较早的证据，其中曰:“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花瓷者，参差驳杂之状，意指各类彩瓷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这里的“花瓷”同“红玉”相照应，确证“花”实为彩色之意。南宋以后，定窑烧制更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主要以生产花瓷为主，南宋佚名诗人对此有诗曰:“古定从来数十样，东京乔位最为良。近来粉色不太好，旧者多是不圆全。”粉色，粉红色之意，这说明南宋时定窑烧制的彩瓷已不下几十个品种，这也为苏轼关于花瓷之说作出了最为可靠的脚注。由于定窑所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古文献因此出现了“北定”和“南定”这一分期分类的说法。明田艺衡《留青日札》曰:“定窑，定州今真定府，似象窑，色有竹丝刷纹者曰‘北定’。‘南定’有花者，出南渡后。”说明无论北定还是南定，都在真定府之内，可见那种关于南定是景德镇烧制的说法不仅是属误解，还不免已成为笑话，因此不论。
由于在瓷器制作和装饰工艺方面善于创新和变革，定窑成为一个掌握多种技能的窑口，为南北窑群视为“宋器”也是“元器”的典范，是中国陶瓷史上影响最大而又最为深远的瓷窑，其所创造的覆烧法，几乎遍及全国，就是例证。从白瓷烧制方面看，北宋初期，定窑极有可能是以曲阳为中心，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向外扩展，因定州一带的天然环境，形成庞大的定窑窑群。大约至北宋中期，定窑已形成跨越河北，联系山西、河南地区的“定窑系”。定窑烧制，也因此为景德镇仿效，对景德镇影响也最大，以至于出现了南定是在景德镇烧制这样的误解。从客观来看，定窑烧制是带动了景德镇窑的生产，从另一方面看，由于饶窑仿定窑，也使二窑烧制出现了难以分彼此的实际情形，这正是定饶不分的原因所在。
从彩瓷烧制的情况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定窑烧制影响巨大，历史长达几个世纪。彩瓷烧制，首先来说，定窑对北方邻国韩国、朝鲜瓷器生产有直接影响，以著名的高丽镶嵌瓷为例，其“上有白花朵儿者”或黑花者，无一例外地都能从仿定窑工艺问题上得到明确的印证。这是对北方及邻国瓷器烧制影响情况的显例。从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的烧制情况来看，文献有明确的记载，这两类产品并非是元代景德镇“创烧”，而是定窑领军，饶窑步其后，而且在宋代至元代这四百多年间，在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烧制上，景德镇窑仿定窑烧制不曾间断过。明初时定窑停烧，景德镇官窑烧制更是以定窑为范本。早在北宋初期限，定窑就因烧制铜红釉、青花瓷器闻名天下，因此也为景德镇效仿，二窑甚至还为这两种产品引发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元蒋祈《陶记》云:“其(景德镇)视真定红瓷……相竞奇矣。”结果如何？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比定州红瓷尤鲜。”说明宋代景德镇在铜红釉瓷器上超越定窑。青花瓷情况如何？史有定论，清朱琰《陶说》援引明曹昭《格古要论》云:“饶州御土窑，色白花青，较定少次。”饶州御土是对北宋真宗景德年饶窑的专称，说明这时饶窑的青花瓷烧制还略逊于定窑。通过文献可识，宋元时期，定、饶二窑都以烧制白瓷为主，同时又兼烧钴蓝、铜红瓷器，并且是饶窑仿效定窑烧制，但因二窑窑址目前均未发现，因此也是一直为学界所困惑的问题。
朱元璋建朝，视鞑靼为异端，故在制度的建立上多以宋朝为鉴，所以在瓷器的烧制上也全面恢复前一朝“宋器”这一汉文化传统。从史学考古的实际看，“北虏南倭”问题是有明一代不曾间断的边患，所以，明初青花瓷烧制不可能是“在元代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可以从明王朝于洪武二年在景德镇建官窑问题上得到明证。官窑制度是为服务于朝制而建，并且也为朝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朱元璋在景德镇建官窑，很大成分上是为其在南京建宫提供建筑用瓷，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以釉里红、青花瓷为其官窑的主流产品，也可以为史学考古所揭示，而根本不可能是受什么伊斯兰文化影响，这也有违于一般常识问题。事实上，明初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在景德镇所出现的复兴，都是直接以宋器也是定瓷为范本，直到宣德时期，其铜制宣德炉器形也是仿自“定器”，而绝无“元器”这一说法，也为明证。我们如果以定窑的印花瓷器纹饰图案同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官窑产品相互对照，就不难看出定饶二窑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越是往前，风格就越是接近。明朝官窑烧制的复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宋代定窑青花瓷，釉里红瓷器的概貌，因此从历史的联系和窑与窑之间的联系情况看，这仍然是对宋元以来所形成的饶窑仿定窑这一传统的延续。
文献是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而且在窑址未被发现之前，其权威性谁也无法取代，如果以实际与文献相脱离，陶瓷鉴定势必会失去方向。事实也正是如此。文献关于定窑烧制钴蓝、铜红产品以及定饶不分的情况如属可靠，肯定会留有证据。按说，窑址未发现之前，具备鲜明定窑特征的扬州梅瓶，理应成为这方面“双重证据”的范例，并且因此而成为陶瓷鉴定和考古史上一段圆满的佳话才是。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并不是难题，也没什么难度。可是，一件典型的南宋定窑产品，却被认为是元代景德镇产品，由于在断窑口问题出现失误，断代上也发生了问题。因此，为说明扬州梅瓶究竟归属定还是饶这一问题，我们却不得不为之提供相关证据。定、饶不分的相关证据
古陶瓷鉴定，归根结底，在于客观地反映实物烧制的真实情况。然而，定、饶不分，由来已久，扬州梅瓶并非个例，根据笔者访查和资料调查情况看，国内外定、饶不分的实际例证不少于三千件，因此不能不说情况严重。关于定窑烧制问题，最近几年有两件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一件是河北井陉窑的发现，为定窑及其“定窑系”烧制问题增添了新的认识，另一件是《中国文物报》关于出土定窑烧制青白瓷产品作过连续报道，其中2006年就两次以彩版图文并茂，大篇幅对相关情况作出详尽说明，因为一般陶瓷史和建国以来，关于这一问题还不曾见有报道，因此无疑是定窑问题的重大发现。笔者正是按照这一线索，三年多来赴国内十几个省，果然初步了解到大量定、饶不分情况的证据，而且发现这还是一个与古代漕运史相关的问题。目前，尤其是在所谓“元青花”问题当中，正因为定、饶不分，还带来宋元不分甚至是宋明不分的实际情况，也使得宋元青花的联系在考古和鉴定上都失去了方向。定、饶不分，由来已久，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澄清的认识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不便作出解释，这里仅略举两个相关证据，可对定、饶不分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以期能使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更为分明。
霁蓝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这件内壁印花龙纹、内底刻花云纹盘，内施霁蓝釉，外施褐釉，金属镶口，直径为16厘米，现藏于英国大维德博物馆，被定为“元代”景德镇产品，这里先按景德镇窑分析。首先，从窑址情况看，类似的蓝釉印花产品，概无一例。从传世品看，元代或洪武时的青花、釉里红盘类多见，但与这件蓝釉盘造型相似的器物，至今不见一例，如果有类似的说法，肯定属于误解。其次，这件盘镶金属扣，说明它为覆烧产品，元代景德镇颜色釉瓷器当中，这一情况绝无可能。可以说明，这件蓝釉盘无论是从造型或其他方面来看，都与景德镇窑毫无干系。
再按定窑情况看。从造型和装饰工艺方面看，这件蓝釉盘是定窑印花瓷器当中最常见的器物，如果施以白釉，视其为典型的定窑扣器，谁都不会有怀疑，只是因为施以蓝釉才发生了误会。其实，类似于这种内蓝外褐“二色”装饰手法，是两宋时期北方窑口极为常见的装饰手法，景德镇则无这一情形。从釉层和发色情况看，蓝釉釉层薄厚不一，发色蓝中泛紫，并且色分“阴阳”，反衬出白色的印花纹。需要说明，这种蓝白相间或黑白相间、红白相间，是定窑颜色釉印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景德镇窑印花瓷器不会有这一情况。总之，这件蓝釉盘从造型与装饰工艺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定窑烧制相符，其外部特征也多与扬州梅瓶相类，并且也为南宋产品，是扬州梅瓶归属问题的可靠证据。
红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这件红釉盘的造型、装饰手法、尺寸大小都与上述蓝釉盘同类，只是颜色为单一的红釉，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按理说，这件红釉盘已无需作分析，只需归其类即可，但是，因为只要提起铜红釉瓷器，人们自然就会将之与景德镇相联系，而此件红釉盘正好为反证，因此值得按景德镇窑稍作分析。首先从窑址看，目前能够确定为明洪武以前的红釉器，实际上只有一件侈口碗，如果说这一件红釉盘是元代产品，其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因此作为早期景德镇颜色釉产品的鉴定，还无法确认，只能结合釉里红情况一起来看。大致来说，景德镇铜红产品，近元代多为鲜红，近洪武多为暗红，近永、宣多为宝石红，这件红釉盘的发色，同景德镇无论是哪个朝代的产品都靠不上。这件红釉盘的釉面，因烧制玻化程度差，给人一种烧成粘度大的感觉，尤其是盘的外壁，上部釉层薄，发色浅淡，色呈鲜红，下部釉层厚，颜色呈深红，上下结合来看，出现明显的“阴阳”二色，即聚釉现象。另外，盘内红地与花纹出现明显的红白相间的情况，这都是景德镇窑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这件红釉盘为扣器，说明它是覆烧产品，北京故宫、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有一件同类瓷器，为正烧器物，可证明这一点，还说明这三件红釉盘都是定窑产品，而且是历史上著名的红定当中的一种产品。这也是定饶不分使陶瓷鉴定失去方向的一个显例。
我们再将蓝釉盘、红釉盘同扬州梅瓶相互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三件瓷器虽然颜色不同，但其造型、工艺、釉面特征却无一不与定窑烧制情况相符，令人大有“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之感，亦所谓物以类聚，而与饶窑烧制判然有别；定、饶之分，泾渭分明。既然这三件瓷器都与饶窑烧制无关，为什么一定要视其为景德镇产品呢？
4年烧制千只才获成功 仿制元代国宝梅瓶在杭叫卖
元青花瓷瓶在收藏界一直被藏家视为掌上珍宝，就连照片都不肯轻易示人，生怕露相后被人仿冒。但就在昨天早上，一位自称对瓷器颇有研究的许先生给早报打来电话，称景德镇艺人在杭州街头叫卖他们仿制的一件国宝——“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
昨天下午，记者在省团校附近的“景德镇瓷器精品艺术展”上看到了这件“国宝梅瓶”的仿制品，老板打出了2.8万元的售价。据了解，“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是南京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号称“10亿人民币也不卖”。许先生说，瓶子的腰部和原瓶看上去有差距，而且仿制品太追求仿真，其釉色在“去火”(指做旧时故意把新器的新亮感给去掉)上稍微有一些过，总觉得不够自然。而且马脖颈比较僵硬、人物的头肩部也存在比例失调，尤其周围景物如竹子、松树的细部描写，很明显画工手法上比较单调，缺少原画中的皴、染、披等多种手法。
对于许先生的质疑，艺术展负责人也承认，这件仿制品确实存在市民指出的硬伤，但从整个瓶子的造型、工艺水准来说，应该也是一件精品。而且这个梅瓶的最大卖点在于，过去很少有人能一睹国宝梅瓶真品的全貌，所以绝没有机会仿制它，而仿造者——景德镇珠山瓷苑的陶瓷专家、高级工艺美术师汪亚东机缘巧合一睹梅瓶，再经过4年的时间复制出来，汪亚东大概烧制了1000多个仿制品，最终成功的却只有这一个。
据了解，“萧何月下追韩信”元青花梅瓶堪称中国第一青花梅瓶，直到去年才在南京博物院公开亮相。浙江收藏家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古代中国人创造和制作出精美的瓷器成为国粹，但有很多名贵的品种现在已经失传了，后人见都见不到，不能不说是中国的遗憾。为了发扬光大国粹，保护一些优秀瓷器品种不失传，还是需要有人进行古瓷仿制的。但仿制归仿制，只是工艺保存，决不能把它作为骗人手段，扰乱古玩市场。
元青花海水白龙纹八方梅瓶
这是一尊别具特色的青花梅瓶，八边形的瓶身上绘着四条白龙，在以青花绘成的海水于火焰中升腾而起。繁缛的花纹与龙身留白的简洁使主体纹饰更加突出，体现了元代青花瓷器中非常有特色的表现方式。瓶肩部的云肩纹内，绘着象征富贵与吉祥的凤穿牡丹和麒麟穿牡丹的图样。近足处的如意云头纹里也画满了牡丹花叶。此瓶虽然纹饰布局繁密，但是主次分明，很有元代青花瓷庄重、饱满的感觉。
元青花海水白龙纹八方梅瓶
有着“苍狼白鹿”祖先起源传说的蒙古族，对白色与蓝色有着特殊的热爱。“苍”是苍天的颜色——蓝色，蒙古人尊天敬祖，因而重的就是天的颜色。而在蒙古族早期信奉的萨满教里，白色则是善的象征，就像我们所见到的元代忽必烈画像，穿着的是白色衣服。因此，同样拥有蓝色与白色的青花瓷在元代异军突起，得到了特殊的宠爱。梅瓶的八边形称作“八方”，不仅体现了后来崇尚藏传佛教的蒙古族对于八方世界的思想，也体现了蒙古人在迁徙生活中保留的习惯，八边形的器物显然要比圆形更易于携带与固定。瓶身上的云肩纹也是元青花中比较常见的装饰题材，它的范本是帝王仪卫服饰上的云肩，《元史·舆服志》里说：“云肩，制如四垂云，青缘，黄罗五色，嵌金为之。”指的就是如垂云一般的披肩。至于云肩纹里的麒麟图案，更是作为一种祥瑞而受到贵族们的喜爱，在元代的瓷器纹样中频频出现，后来甚至成为皇家专用纹样。
元代的景德镇因为青花瓷而重放光芒，烧制成熟的元青花源源不断地随着对外贸易输送到伊朗、土耳其、印度、菲律宾、日本等地，青花瓷也成为了以后中国瓷器的主流产品。我们还不能确定元青花所使用的青花钴料的确切产地，但是，发色鲜艳、浓重处泛黑色疵点，并闪着金属般光泽的元青花用“明艳洒脱”四字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元朝蒙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这尊梅瓶，崇尚蓝白的他们将青花瓷做得如此浑厚朴实。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成吉思汗驰骋疆场的大气磅礴，正是在那个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才能造就出如此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
梅瓶
简介
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 、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梅瓶最早出现于唐代，宋辽时期较为流行，并且出现了许多新品种。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关于梅瓶的用途，磁州窑系有一对为白地黑花梅瓶，瓶身一书“清沽美酒”，一书“醉乡酒海”，作盛酒的用具是明白无疑的。梅瓶既是酒器，又是一件令人爱不释手的观赏品。因此，这类器多制作精美，不但考虑到贮酒容量，还要注意造型优美。
演变
梅瓶出现于唐代，盛行在宋代。在宋朝，民间生产了很多梅瓶，一般在大小酒铺里都能见到。宋代的梅瓶，器体一般高且偏瘦，肩部向下斜，足部长而接近于直线，底部比较小，器体的最小直径在肩部之上至口下部，处理手法多样，常有棱角分明的转折。各地瓷窑都有烧制，但以景德镇青花梅瓶最为精湛。
到了明清，御窑厂大量制造各式各样的梅瓶，而且造型越来越优美。有的用来装酒，供皇帝使用。有的便成为了宫廷陈设品。
明代的梅瓶造型，比例偏低；口部圆浑厚实，没有明显的线角转折；肩部向上抬起，线条饱满而有力；腹部之下，呈垂直状，有的微向里收；在足部的结束部分，稍向外撇。有的白釉梅瓶肩部有青花楷书“内府”二字，当属宫内用器。
清乾隆的梅瓶肩部特别丰满，几乎成一条直线，腰部以下收得较直。梅瓶讲究图案化，龙纹较死板。
清嘉庆年间的梅瓶造型多样，有的向宽短型发展，有的向瘦长型发展，胎体与乾隆时期区别不大，釉色的白度较乾隆时高，而釉的质地较乾隆时有所下降。梅瓶花纹比较多样，但艺术品位较乾隆时期差。
如果说宋代的梅瓶造型挺秀、俏丽，富于女性的特征的话，那么明代的梅瓶则是雄健、敦厚，富于男性的特征。至于清代的梅瓶，由于造型比例不当，给人以不谐调和不完整的感觉，不及明代的水平。
粉彩霁蓝描金花卉大瓶
翰海今年春拍订在6月23-25日，继中国嘉德去年以5280万人民币拍出一件清乾隆〈粉彩开光八仙过海图盘口粉彩瓶〉后，也非常难得的自海外征得一件清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大瓶〉高64.7公分。据悉，翰海相当重视此件拍品，将是此场拍卖最重要的拍品之一，在5月下旬将会带到香港预展展出外，还首次为这件稀有的粉彩大瓶高规格量身订作单本精装目录；并邀请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馆长何翠媚及北京故宫专家以数篇中英文专文来详尽介绍此瓶。北京故宫藏有一只清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文大瓶〉，与本次翰海粉彩大瓶尺寸相同，如出一辙。故宫是三面花卉，三面诗文带印章款，而本件粉彩大瓶则是六面花卉，乾隆皇帝喜欢诗书画一体的风格，此件极有可能是其前身，尤其此瓶的体型硕大，腹部呈六瓣瓜棱形，工艺难度相当高，粉彩花卉细腻，颇有画珐琅的风格，实为乾隆早期难得一见的高档清瓷。北京故宫清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文大瓶〉在2004年首度在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Chicago【中国紫禁城风华：乾隆盛世Splendor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The Glorios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乾隆大展展出，展览后在2006年，由中国各大博物馆专业人员膺选为「中国瓷器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历代二十件名瓷之一」（此一引述取自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馆长何翠媚的专文中），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梅瓶瓷器
如果说，梅瓶在古玩收藏里有一些女水妖的气质，我并不反对。
梅瓶的美，在中国瓷器史上，持续了1000多年。目前较为统一的观点，梅瓶诞生在唐朝。
唐 白釉梅瓶故宫馆藏
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用天生丽质来形容，一点不过分。只是，唐朝的梅瓶似乎有点太丰满了。
还有一种主流的观点，说梅瓶是由契丹民族的鸡腿瓶演化而来，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灰绿釉鸡腿瓶首都博物馆藏
还有一种器型的鸡腿瓶，样子和梅瓶就更接近了——
褐釉鸡腿瓶首都博物馆藏
契丹民族的兴起，差不多在北宋时期，晚于唐朝，所以梅瓶应该和鸡腿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
当然，也有另一派专业说法：梅瓶诞生于北宋时期。
我还是宁愿相信，北宋窑工们是根据鸡腿瓶的形状，激起了某种灵感，借以改造丰满的唐朝梅瓶......全部都顺理成章了。于是，宋朝的梅瓶瘦身成功，变女神了。
北宋 定窑白釉刻花花卉纹梅瓶故宫馆藏
我们比较熟悉的宋代梅瓶，应该是磁州窑出品的——
宋 磁州窑白地黑花花卉纹梅瓶故宫馆藏
地位与磁州窑并驾齐驱的耀州窑版梅瓶，也是女神范儿十足——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国家博物馆藏
契丹民族后来也开始迷恋梅瓶了，样子依然妩媚——
辽 缸瓦窑白釉剔花填黑梅瓶
经过宋朝文人的定性，梅瓶的文化高度已经到位，剩下来的就是细节的改变。还有功能。元朝人普遍豪饮，梅瓶本来就是装酒用的，于是，元朝的梅瓶似乎实用性超过了观赏。
元 内府铭白瓷釉梅瓶首都博物馆藏
元 内府铭白瓷釉梅瓶首都博物馆藏
梅瓶在元朝之前，是使用木塞吗？还是由于时间太长，瓶盖无法完整保存？总之，从传世和出土的文物上看，元之后的梅瓶普遍都有一个大盖子。从观赏性上看，有破坏美之嫌。
明永乐白釉暗花缠枝莲纹梅瓶
类似时装界的流行风潮，今天时兴垫肩，明天却又溜肩美了。梅瓶的细节改变，也是这样，最明显的地方也在肩部。
明嘉靖白釉暗花缠枝花卉纹梅瓶
明永乐青花竹桃纹带盖梅瓶
明天顺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
后来，随着国力的衰弱，明朝的梅瓶也越来越不讲究了，细节不论，整体结构似乎都出问题了：万历时期的梅瓶，似乎有些站立不稳，摇摇欲坠......
明万历青花缠枝番莲纹梅瓶
明万历青花穿花龙纹梅瓶
到了清朝，梅瓶的天生丽质，似乎被人工的奇技淫巧所遮盖。像今天的网红脸铺天盖地，人们再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第二种美了。
清雍正粉青釉梅瓶
清乾隆松石绿釉梅瓶
明宣德蓝地白龙纹铺首尊
宣德蓝釉以钴为发色剂，被誉为宝石蓝，名重一时，蓝地白花者尤为其中的名贵品种。据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载，宣德蓝釉白花品种，“其装饰方法似于元代蓝釉白花，即用宝石蓝釉作色地，留出空白作纹饰图案，用刻、镶嵌的方法填入白釉，使白花纹饰有立体感，蓝白分明，清新别致。其蓝地比晕散的青花纹饰更加鲜艳，并且深厚平静。”
Lot 889 明宣德 蓝地白龙纹铺首尊
25.5cm. High
另面图
铺首尊尺寸较大，撇口，腹部向下渐收，对称设独角铺首衔环耳，圈足矮浅。
拍品品种前所未见，与之器形、装饰方法较近者，仅上海博物馆藏宣德蓝地白龙纹尊；而其两种龙纹，则与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永乐青花龙纹碗如出一辙，当属宣德早期烧造的官窑瓷器，可补明代陶瓷史之阙，极为珍贵。
上海博物馆藏明宣德蓝地白龙纹尊
拍品外壁所饰龙纹，一面为团龙，另面为立龙，与习见的两面均饰行龙之器迥然不同；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定为明青花团龙碗，所饰龙纹与拍品如出一辙，龙爪与尾部均不交叉，由此可知此特征仅出现于永乐朝与宣德早期，而不见于其他明代早中期瓷器。
左： 台北故宫藏明青花团龙碗碗心
右：台北故宫藏明青花团龙碗底部
梅瓶的奥妙
梅瓶，作为一种具有储酒实用、陈设装饰、明器陪葬等多重用途的器物，从唐代开始出现时就已受到人们的喜爱，到宋代时已很流行，元明时期随着青花瓷器的成熟而日趋风行。
梅瓶在唐代时有部分器型因腹部细瘦类如鸡腿而被称为鸡腿瓶，宋代时称其“酒经”或 “经瓶”。据文献记载，“梅瓶”之称谓晚清方始出现，因其小口仅能容一形态瘦小的梅枝而得名，而并非专用于插梅花。也有另一种说法是梅瓶多用于盛酒，常有用其盛“梅酝”酒而得名。而前一种说法更为人们所接受。
储酒之器关于梅瓶的用途，从文献记载、传世实物和古代绘画均可知，梅瓶从它产生时起，最初应为实用器，大多用于盛酒或其他液体物质。它的这种功用一直沿续到元明时期。梅瓶作为酒具的用途，在许多梅瓶的铭文中有所反映。如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件宋代磁州窑梅瓶白地黑花梅瓶，一件腹部开光书写“清沽美酒”,另一件腹部书写“醉乡酒海”。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铭文则是从侧面反映了梅瓶的基本功能。如桂林博物馆藏有一件出土于明墓的本地民窑生产的陶梅瓶，其肩部堆雕了“天长地久”四字。“天长地久”本身带有祈福之意，同时也隐含了“天藏地酒”之谐意，这就表明了其祈福与储酒的双重功用。
诠释文化1972年从桂林明代靖江安肃王墓出土的青花携琴访友（携酒寻芳）梅瓶，除了其制作工艺的无比精湛外，让人难忘的还有高士马后担食的仆人。仆人肩上所担一头为一只竹编的三层食箪，另一头则是装满美酒的带盖梅瓶。可以说，这幅瓷画比任何一件写有酒意文字的梅瓶更直观地反映了梅瓶的实用性。因此，携琴访友（携酒寻芳）瓶不仅以其完美的工艺反映了明代制瓷巅峰时期的高超成就，同时也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流。
1983年5月，温裕王墓出土青花高腰双龙抢珠带盖梅瓶时，其瓶盖被拌有糯米浆的石灰膏严严实实地封住，打开后发现，里面竟是一瓶香沁浓醇的乳鼠药酒。酒中泡有三只未长毛的乳鼠，还有各种滋补的中药材，酒色晶莹红艳。历经400余年，这瓶酒竟然还保存得这样完好，可谓弥足珍贵。据考证，这是用明代桂林三花酒制作的特产补酒乳鼠酒，对产妇产后有大补之功。广西名酒桂林三花酒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宋代时曾以“瑞露”之名进贡朝廷。因此，这瓶酒的出土不仅对研究古代桂林酒文化源流是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从另一侧面直接反映了梅瓶的储酒功能。此外，在墓穴中安放酒瓶，不外乎希望死者在冥冥之中“久久（酒）平（瓶）安”。也有人将此种现象诠释为让死者在冥界中能过上“清（青）平（瓶）长（藏）久（酒）”的太平日子。不管何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精深奇妙的内涵所在。
观赏陈设随着社会的发展，梅瓶逐渐具有了陈设装饰的功能，甚至梅瓶还常被作为冥器随葬，桂林明代藩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的梅瓶便是明证。这些梅瓶已成为上层统治者等级地位的标志和“风水”寓意的象征。
明中晚期以后，梅瓶的观赏陈设作用则越来越明显。清代梅瓶多为传世品，这应与梅瓶此时主要用于陈设装饰有关。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国宝元代霁蓝白龙梅瓶》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国宝元代霁蓝白龙梅瓶》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霁蓝瓷器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