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瓷器鉴别。
元青花瓷瓶在收藏界一直被藏家视为掌上珍宝，就连照片都不肯轻易示人，生怕露相后被人仿冒。但就在昨天早上，一位自称对瓷器颇有研究的许先生给早报打来电话，称景德镇艺人在杭州街头叫卖他们仿制的一件国宝——“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
昨天下午，记者在省团校附近的“景德镇瓷器精品艺术展”上看到了这件“国宝梅瓶”的仿制品，老板打出了2.8万元的售价。据了解，“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是南京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号称“10亿人民币也不卖”。许先生说，瓶子的腰部和原瓶看上去有差距，而且仿制品太追求仿真，其釉色在“去火”(指做旧时故意把新器的新亮感给去掉)上稍微有一些过，总觉得不够自然。而且马脖颈比较僵硬、人物的头肩部也存在比例失调，尤其周围景物如竹子、松树的细部描写，很明显画工手法上比较单调，缺少原画中的皴、染、披等多种手法。
对于许先生的质疑，艺术展负责人也承认，这件仿制品确实存在市民指出的硬伤，但从整个瓶子的造型、工艺水准来说，应该也是一件精品。而且这个梅瓶的最大卖点在于，过去很少有人能一睹国宝梅瓶真品的全貌，所以绝没有机会仿制它，而仿造者——景德镇珠山瓷苑的陶瓷专家、高级工艺美术师汪亚东机缘巧合一睹梅瓶，再经过4年的时间复制出来，汪亚东大概烧制了1000多个仿制品，最终成功的却只有这一个。
据了解，“萧何月下追韩信”元青花梅瓶堪称中国第一青花梅瓶，直到去年才在南京博物院公开亮相。浙江收藏家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古代中国人创造和制作出精美的瓷器成为国粹，但有很多名贵的品种现在已经失传了，后人见都见不到，不能不说是中国的遗憾。为了发扬光大国粹，保护一些优秀瓷器品种不失传，还是需要有人进行古瓷仿制的。但仿制归仿制，只是工艺保存，决不能把它作为骗人手段，扰乱古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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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
在扬州的博物馆内有一件中国绝无仅有的镇馆之宝，一束光晕集中在展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耀眼夺目。
一个瓷瓶，它的全名是：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
梅瓶是宋朝出现的一种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瓷器瓶子，开始的时候作为盛器，后来因为口沿极小，刚好为插梅枝所用，遂被称作为“梅瓶”。
此霁蓝釉白龙纹梅瓶通体施霁蓝釉，高43.5厘米，口径5.5厘米，最大腹径25.3厘米，底径14厘米。从整体上看，主体纹饰白龙和火焰宝珠与辅助纹饰四朵火焰形云相映成趣；云龙、宝珠施青白釉，两种釉色对比鲜明、强烈，好似威武、雄壮、悍猛的巨龙叱咤于万里蓝天之中，装饰效果极佳，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是充分反映元代景德镇窑高超制瓷水准的代表性精品。
这件价值连城的“元代祭兰白龙纹梅瓶”，其曾经的主人是扬州轻工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先生，这件国宝本是他家祖传之物。1976年地震震情紧张，因担心梅瓶在地震中遭到破坏，朱立恒瞒着妈妈和哥哥来到扬州市文物商店，当时收购人粗略验瓶后开价16元，最后以18元成交。
这个梅瓶传到朱立恒这一辈应当已是第六代，传说他的祖上几代都曾在朝廷做官，从宫中得到梅瓶后一直视其为家传之宝，每年只在年三十晚上才将梅瓶的画像挂在屋内瞻仰，事后又匆匆收封。朱立恒清楚记得，1945年他家住江都时，曾有人以18石米作为交换向他母亲收购梅瓶，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还是被他的母亲拒绝了。文ge时期，他的母亲为保护梅瓶不被抢夺破坏，还用黑墨汁把瓶上的白龙纹遮蔽起来，用棉布包裹着藏于床下。
扬州市文物商店收下这件梅瓶后，由于对元代瓷器缺乏研究，所以误定此瓶为清代瓷器，长期置于店内并未给予重视。
一次，上海市外贸公司的一位对古代瓷器颇有研究的工作人员来扬州，见到此瓶后对年代问题提出了异议。由此，受到冷遇的蓝釉白龙纹梅瓶开始引起扬州文物商店及中国古陶瓷学术界的关注。
1978年，北京举行“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扬州的这件霁蓝釉白龙纹梅瓶首次亮相，引发了国内众多博物馆的极大关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博物馆纷纷向扬州文物商店表示了想收藏此瓶的愿望。扬州博物馆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捷足先登，以3000元价格购得了这一宝瓶。嗣后，扬州博物馆邀请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南京博物院王志敏先生两位古陶瓷专家前来鉴定，两人一致确定此瓶为江西景德镇窑元代蓝釉瓷器精品，最终，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评定为国宝级文物。
香港一位收藏家欲以3.4亿人民币收购，巴黎出了40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日本出了3亿美元的价格，但均未能如愿。
这样的梅瓶全世界有多少？
元代蓝釉产品传世十分稀少，全世界仅存12件左右，而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更是稀有。据冯先铭先生说，国内外保存的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仅见三件，其中一件收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另一件收藏于北京颐和园管理处，而扬州博物馆的这件梅瓶比前两件均高出约十厘米，而且北京和巴黎的两件梅瓶都有瑕疵，北京的瓶身有裂痕，巴黎的龙头部分烧制时有瑕疵，只有扬州的这一件器型最大、且又完美无损。好多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件令人叹为观止的国宝当年开价16元，18元成交，后又从3000元飙升至3.4亿、40亿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朱家是亏大了，而更多的人则对朱立恒先生及其家人充满了敬意，因为他们将如此一件精美的文物留在了扬州，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骄傲。
不管是瓷器采购还是瓷器收藏，都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高超的制瓷技艺。
梅瓶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特
梅瓶是中国古代传统名瓷，最早出现在唐朝时期，流行于宋辽时期，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没衍生出许许多多新品种。
梅瓶具有挺劲隽秀、轻盈柔美的特点，形制非常优美，堪称天下第一。梅瓶的主要外形特征有：瓶口比较小，瓶颈比较短，瓶肩丰腴，瓶底瘦小，圈足。由于瓶口比较小，只能用作插梅花枝，故而得名梅瓶。又因为瓶身细长，被人们当作贮存酒水的器皿。梅瓶不但是一件具有欣赏陈设功能的艺术品，还是具有实用功能的酒器。所以，这一类瓷器的制瓷工艺非常精湛，不仅要考虑到瓷器的储存容量，还需要注重瓷器的品相是否赏心悦目。
梅瓶又名作“经瓶”，这个名字的由来和宋朝皇室讲筵制度有很大的关联，在当时讲经又称讲筵，讲筵之后，大家开始吃喝，筵席上盛放酒水的器皿正是梅瓶，因此，梅瓶又被人们称为“经瓶”。
梅瓶最早出现在唐朝时期，后逐渐在宋朝时期流行起来。在宋朝时期，民间生产了不少梅瓶，大大小小的酒铺都可以见到梅瓶。这个时期的梅瓶的瓶身比较高并且比较瘦，瓶肩微微向下方倾斜，足部长且直，底部比较小。处理手法多种多样，常伴有棱角分明的转折，其中，南宋梅瓶大多瓶肩较窄，瓶肩较瘦长。虽然这个时期里多地瓷窑都有生产梅瓶，但是以景德镇青花梅瓶最为出色。
到了元朝时期，梅瓶在承袭宋朝形制的基础上，瓶肩变得更加饱满，带呈钟形的瓶盖，盖中有管柱形子口，瓶盖倒置可以当做酒杯使用。这个时期的梅瓶器型多种多样，有圆形梅瓶、平口梅瓶、八方形梅瓶、八方倭角梅瓶，釉色也丰富多彩，有青花、青花釉里红、釉里红......
到了明清时期，官窑开始大规模地生产各个品种的梅瓶，造型愈加五花八门，有些梅瓶被当作御用酒器，有些梅瓶被当作皇家陈设物品。明朝时期的梅瓶瓶口圆润厚实，并无明显转折，瓶肩微微向上，梅瓶线条流畅且苍劲，瓶腹下方呈垂直状，有些稍向内收，到了足部即止，微微向外撇出。清代乾隆时期的梅瓶瓶肩饱满，注重图案化，纹饰比较呆板。而清代嘉庆时期的梅瓶形制多种多样，和乾隆时期相比，胎体并无太大变化，釉色的白度要高一些，但是釉质要差一些。虽然嘉庆时期梅瓶的纹饰丰富了很多，但是总的来说，其艺术价值和品味远不能与乾隆时期梅瓶相提并论。
梅瓶
简介
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 、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梅瓶最早出现于唐代，宋辽时期较为流行，并且出现了许多新品种。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关于梅瓶的用途，磁州窑系有一对为白地黑花梅瓶，瓶身一书“清沽美酒”，一书“醉乡酒海”，作盛酒的用具是明白无疑的。梅瓶既是酒器，又是一件令人爱不释手的观赏品。因此，这类器多制作精美，不但考虑到贮酒容量，还要注意造型优美。
演变
梅瓶出现于唐代，盛行在宋代。在宋朝，民间生产了很多梅瓶，一般在大小酒铺里都能见到。宋代的梅瓶，器体一般高且偏瘦，肩部向下斜，足部长而接近于直线，底部比较小，器体的最小直径在肩部之上至口下部，处理手法多样，常有棱角分明的转折。各地瓷窑都有烧制，但以景德镇青花梅瓶最为精湛。
到了明清，御窑厂大量制造各式各样的梅瓶，而且造型越来越优美。有的用来装酒，供皇帝使用。有的便成为了宫廷陈设品。
明代的梅瓶造型，比例偏低；口部圆浑厚实，没有明显的线角转折；肩部向上抬起，线条饱满而有力；腹部之下，呈垂直状，有的微向里收；在足部的结束部分，稍向外撇。有的白釉梅瓶肩部有青花楷书“内府”二字，当属宫内用器。
清乾隆的梅瓶肩部特别丰满，几乎成一条直线，腰部以下收得较直。梅瓶讲究图案化，龙纹较死板。
清嘉庆年间的梅瓶造型多样，有的向宽短型发展，有的向瘦长型发展，胎体与乾隆时期区别不大，釉色的白度较乾隆时高，而釉的质地较乾隆时有所下降。梅瓶花纹比较多样，但艺术品位较乾隆时期差。
如果说宋代的梅瓶造型挺秀、俏丽，富于女性的特征的话，那么明代的梅瓶则是雄健、敦厚，富于男性的特征。至于清代的梅瓶，由于造型比例不当，给人以不谐调和不完整的感觉，不及明代的水平。
景德镇官窑考古：五只梅瓶两只龙纹小碗复原
昨天我们栏目报道了江西景德镇明清官窑考古出土了明朝的梅瓶和龙纹小碗碎片的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考古人员已用出土的一些瓷器碎片复原出了五个完整的梅瓶和两个罕见的龙纹小碗。
复原工作很像是拼图游戏，考古人员把合适的瓷片用透明胶带一片片粘接上去。当年，为防止落选的贡品流入民间，官窑故意将瓷器打碎掩埋，从而形成了这些破碎的瓷片。
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一平：“这个红釉的颜色烧得很好，正常情况下，我们觉得一点毛病也没有，但是仔细一看，这种小小的瑕疵，就是因为这些小瑕疵，它被砸碎了”“官窑对落选贡品的处理非常严格，首先要用利器砸破，再摔到地下，你们看看这个点，这个点明显是被利器砸过的一个点。”
在复原梅瓶的同时，两只龙纹小碗也被成功复原了。这两只龙纹小碗都烧得明显变了形。专家推测，这种龙纹小碗有可能从来就没有烧制成功过。
专家介绍说，下一步考古人员将把这些复原的瓷器重新拆解开，仔细清洗每片瓷片的接缝处，然后用环氧树脂粘接，从而完成修复工作。
背景：景德镇考古寻找碎片中的历史真相
专家同时指出，这些陶瓷碎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帮助专家洞察历史的真相。
根据目前的发掘成果可以基本断定，为了保证皇帝们独享最高水平的陶瓷产品，在明朝早期的很长时间里，官窑所有的试制品、残次品，甚至超过皇帝需求的合格品都要被统统打碎，细心挖坑掩埋，留下一窝窝陶瓷碎片。这些碎片随着朝代的更替形成清晰的堆积，专家将它们复原后，可以作为珍贵的史料，印证历史事实。
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一平：“像这种盘子早期大家都认为是元朝的，因为它的风格和元朝的瓷器相似，层次比较多，画的比较密，留白留得非常少。我们这个官窑瓷器出来以后，因为有地层可考，它出土于（明朝）洪武地层，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它是（明朝）洪武年代的东西。”
更有趣的是这个蟋蟀罐，它成了一个历史事实的重要证据。野史上说，明朝宣德皇帝喜欢玩蟋蟀，但根据正史记载，宣德是位勤政的、有作为的皇帝，没有这种嗜好。
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一平：“这是宣德官窑出土的蟋蟀罐，肯定是养蟋蟀和斗蟋蟀的。这个龙画的是双角五爪，像这种双脚五爪的龙只有皇帝才能用，其他平民百姓和官员都不能用，用的话属于僭越，是要杀头的。这个你看，它有款，大明宣德年制，从这个器物可以印证，宣德皇帝是玩蟋蟀的，而且很喜欢玩蟋蟀。”
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烧制的窑口及年代
定窑以白瓷而名，饶窑以彩瓷而名，因此按照一般陶瓷史和一般标型学常识来看，扬州梅瓶非景德镇莫属，不可能与定窑“有染”。然而，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恰恰是有悖于一般陶瓷史和标型学常理，一般陶瓷史认为，青花、釉里红瓷器都是由元代景德镇“创烧”，但是，文献明确记载，定窑早在北宋初年就因成功地烧制青花、铜红釉瓷器而誉满天下，景德镇烧制这两类瓷器，是“效仿”定窑而始，所以，要想弄清扬州梅瓶归属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定窑烧制的历史情况以及定饶之间的关系。
定窑为五大名窑之一，但在五大名窑当中，定窑却因其特殊地位而为其他任何一个窑口所无法比拟。其一，烧制历史久远，“称雄”南北达几个世纪，五大名窑除定窑之外，皆为“短祚”，各窑的烧制历史都不过只有几十年，唯有定窑，如果连同明清时还在为朝廷烧制酒缸的历史在内，其烧造历史超过千年以上，是五大名窑当中唯一的千古名窑。而且自五代起，定窑已为名窑，入宋之始即为贡瓷窑，至元代不衰，在南北窑群当中为名窑长达五百年之久，这更为汝窑等所无法比拟。正因为长期处于陶瓷烧制的实践当中，定窑创烧出数十个品种，并且将中国传统的胎体装饰工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为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窑口，包括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在内，所无法比拟。因此，连冯先铭先生也说:“我们不能不对定窑工匠的艺术才能表示由衷的惊叹！”定窑因烧制历史长久，留下了大量关于其烧造情况的文献，这是认识定窑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
其二，定窑不同于汝窑等只烧单一品种的窑口，而是同邻近的磁州窑一样，以生产多种产品闻名于世，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花瓷窑”。定窑花瓷并非是指印花、刻花之意，而是指颜色釉瓷或彩瓷，古称“色器”。早在北宋初期，除白瓷之外，定窑就有黑定、紫定、绿定、黄定等各色品种，可见花瓷实际上是指各类彩瓷而言。从北宋元祐年始，定窑烧制发生了转化，不再是以烧制白瓷为主，而是大量生产花瓷，苏轼《试院煎茶》诗就是关于这一问题较早的证据，其中曰:“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花瓷者，参差驳杂之状，意指各类彩瓷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这里的“花瓷”同“红玉”相照应，确证“花”实为彩色之意。南宋以后，定窑烧制更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主要以生产花瓷为主，南宋佚名诗人对此有诗曰:“古定从来数十样，东京乔位最为良。近来粉色不太好，旧者多是不圆全。”粉色，粉红色之意，这说明南宋时定窑烧制的彩瓷已不下几十个品种，这也为苏轼关于花瓷之说作出了最为可靠的脚注。由于定窑所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古文献因此出现了“北定”和“南定”这一分期分类的说法。明田艺衡《留青日札》曰:“定窑，定州今真定府，似象窑，色有竹丝刷纹者曰‘北定’。‘南定’有花者，出南渡后。”说明无论北定还是南定，都在真定府之内，可见那种关于南定是景德镇烧制的说法不仅是属误解，还不免已成为笑话，因此不论。
由于在瓷器制作和装饰工艺方面善于创新和变革，定窑成为一个掌握多种技能的窑口，为南北窑群视为“宋器”也是“元器”的典范，是中国陶瓷史上影响最大而又最为深远的瓷窑，其所创造的覆烧法，几乎遍及全国，就是例证。从白瓷烧制方面看，北宋初期，定窑极有可能是以曲阳为中心，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向外扩展，因定州一带的天然环境，形成庞大的定窑窑群。大约至北宋中期，定窑已形成跨越河北，联系山西、河南地区的“定窑系”。定窑烧制，也因此为景德镇仿效，对景德镇影响也最大，以至于出现了南定是在景德镇烧制这样的误解。从客观来看，定窑烧制是带动了景德镇窑的生产，从另一方面看，由于饶窑仿定窑，也使二窑烧制出现了难以分彼此的实际情形，这正是定饶不分的原因所在。
从彩瓷烧制的情况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定窑烧制影响巨大，历史长达几个世纪。彩瓷烧制，首先来说，定窑对北方邻国韩国、朝鲜瓷器生产有直接影响，以著名的高丽镶嵌瓷为例，其“上有白花朵儿者”或黑花者，无一例外地都能从仿定窑工艺问题上得到明确的印证。这是对北方及邻国瓷器烧制影响情况的显例。从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的烧制情况来看，文献有明确的记载，这两类产品并非是元代景德镇“创烧”，而是定窑领军，饶窑步其后，而且在宋代至元代这四百多年间，在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烧制上，景德镇窑仿定窑烧制不曾间断过。明初时定窑停烧，景德镇官窑烧制更是以定窑为范本。早在北宋初期限，定窑就因烧制铜红釉、青花瓷器闻名天下，因此也为景德镇效仿，二窑甚至还为这两种产品引发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元蒋祈《陶记》云:“其(景德镇)视真定红瓷……相竞奇矣。”结果如何？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比定州红瓷尤鲜。”说明宋代景德镇在铜红釉瓷器上超越定窑。青花瓷情况如何？史有定论，清朱琰《陶说》援引明曹昭《格古要论》云:“饶州御土窑，色白花青，较定少次。”饶州御土是对北宋真宗景德年饶窑的专称，说明这时饶窑的青花瓷烧制还略逊于定窑。通过文献可识，宋元时期，定、饶二窑都以烧制白瓷为主，同时又兼烧钴蓝、铜红瓷器，并且是饶窑仿效定窑烧制，但因二窑窑址目前均未发现，因此也是一直为学界所困惑的问题。
朱元璋建朝，视鞑靼为异端，故在制度的建立上多以宋朝为鉴，所以在瓷器的烧制上也全面恢复前一朝“宋器”这一汉文化传统。从史学考古的实际看，“北虏南倭”问题是有明一代不曾间断的边患，所以，明初青花瓷烧制不可能是“在元代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可以从明王朝于洪武二年在景德镇建官窑问题上得到明证。官窑制度是为服务于朝制而建，并且也为朝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朱元璋在景德镇建官窑，很大成分上是为其在南京建宫提供建筑用瓷，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以釉里红、青花瓷为其官窑的主流产品，也可以为史学考古所揭示，而根本不可能是受什么伊斯兰文化影响，这也有违于一般常识问题。事实上，明初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在景德镇所出现的复兴，都是直接以宋器也是定瓷为范本，直到宣德时期，其铜制宣德炉器形也是仿自“定器”，而绝无“元器”这一说法，也为明证。我们如果以定窑的印花瓷器纹饰图案同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官窑产品相互对照，就不难看出定饶二窑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越是往前，风格就越是接近。明朝官窑烧制的复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宋代定窑青花瓷，釉里红瓷器的概貌，因此从历史的联系和窑与窑之间的联系情况看，这仍然是对宋元以来所形成的饶窑仿定窑这一传统的延续。
文献是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而且在窑址未被发现之前，其权威性谁也无法取代，如果以实际与文献相脱离，陶瓷鉴定势必会失去方向。事实也正是如此。文献关于定窑烧制钴蓝、铜红产品以及定饶不分的情况如属可靠，肯定会留有证据。按说，窑址未发现之前，具备鲜明定窑特征的扬州梅瓶，理应成为这方面“双重证据”的范例，并且因此而成为陶瓷鉴定和考古史上一段圆满的佳话才是。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并不是难题，也没什么难度。可是，一件典型的南宋定窑产品，却被认为是元代景德镇产品，由于在断窑口问题出现失误，断代上也发生了问题。因此，为说明扬州梅瓶究竟归属定还是饶这一问题，我们却不得不为之提供相关证据。定、饶不分的相关证据
古陶瓷鉴定，归根结底，在于客观地反映实物烧制的真实情况。然而，定、饶不分，由来已久，扬州梅瓶并非个例，根据笔者访查和资料调查情况看，国内外定、饶不分的实际例证不少于三千件，因此不能不说情况严重。关于定窑烧制问题，最近几年有两件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一件是河北井陉窑的发现，为定窑及其“定窑系”烧制问题增添了新的认识，另一件是《中国文物报》关于出土定窑烧制青白瓷产品作过连续报道，其中2006年就两次以彩版图文并茂，大篇幅对相关情况作出详尽说明，因为一般陶瓷史和建国以来，关于这一问题还不曾见有报道，因此无疑是定窑问题的重大发现。笔者正是按照这一线索，三年多来赴国内十几个省，果然初步了解到大量定、饶不分情况的证据，而且发现这还是一个与古代漕运史相关的问题。目前，尤其是在所谓“元青花”问题当中，正因为定、饶不分，还带来宋元不分甚至是宋明不分的实际情况，也使得宋元青花的联系在考古和鉴定上都失去了方向。定、饶不分，由来已久，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澄清的认识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不便作出解释，这里仅略举两个相关证据，可对定、饶不分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以期能使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更为分明。
霁蓝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这件内壁印花龙纹、内底刻花云纹盘，内施霁蓝釉，外施褐釉，金属镶口，直径为16厘米，现藏于英国大维德博物馆，被定为“元代”景德镇产品，这里先按景德镇窑分析。首先，从窑址情况看，类似的蓝釉印花产品，概无一例。从传世品看，元代或洪武时的青花、釉里红盘类多见，但与这件蓝釉盘造型相似的器物，至今不见一例，如果有类似的说法，肯定属于误解。其次，这件盘镶金属扣，说明它为覆烧产品，元代景德镇颜色釉瓷器当中，这一情况绝无可能。可以说明，这件蓝釉盘无论是从造型或其他方面来看，都与景德镇窑毫无干系。
再按定窑情况看。从造型和装饰工艺方面看，这件蓝釉盘是定窑印花瓷器当中最常见的器物，如果施以白釉，视其为典型的定窑扣器，谁都不会有怀疑，只是因为施以蓝釉才发生了误会。其实，类似于这种内蓝外褐“二色”装饰手法，是两宋时期北方窑口极为常见的装饰手法，景德镇则无这一情形。从釉层和发色情况看，蓝釉釉层薄厚不一，发色蓝中泛紫，并且色分“阴阳”，反衬出白色的印花纹。需要说明，这种蓝白相间或黑白相间、红白相间，是定窑颜色釉印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景德镇窑印花瓷器不会有这一情况。总之，这件蓝釉盘从造型与装饰工艺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定窑烧制相符，其外部特征也多与扬州梅瓶相类，并且也为南宋产品，是扬州梅瓶归属问题的可靠证据。
红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这件红釉盘的造型、装饰手法、尺寸大小都与上述蓝釉盘同类，只是颜色为单一的红釉，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按理说，这件红釉盘已无需作分析，只需归其类即可，但是，因为只要提起铜红釉瓷器，人们自然就会将之与景德镇相联系，而此件红釉盘正好为反证，因此值得按景德镇窑稍作分析。首先从窑址看，目前能够确定为明洪武以前的红釉器，实际上只有一件侈口碗，如果说这一件红釉盘是元代产品，其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因此作为早期景德镇颜色釉产品的鉴定，还无法确认，只能结合釉里红情况一起来看。大致来说，景德镇铜红产品，近元代多为鲜红，近洪武多为暗红，近永、宣多为宝石红，这件红釉盘的发色，同景德镇无论是哪个朝代的产品都靠不上。这件红釉盘的釉面，因烧制玻化程度差，给人一种烧成粘度大的感觉，尤其是盘的外壁，上部釉层薄，发色浅淡，色呈鲜红，下部釉层厚，颜色呈深红，上下结合来看，出现明显的“阴阳”二色，即聚釉现象。另外，盘内红地与花纹出现明显的红白相间的情况，这都是景德镇窑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这件红釉盘为扣器，说明它是覆烧产品，北京故宫、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有一件同类瓷器，为正烧器物，可证明这一点，还说明这三件红釉盘都是定窑产品，而且是历史上著名的红定当中的一种产品。这也是定饶不分使陶瓷鉴定失去方向的一个显例。
我们再将蓝釉盘、红釉盘同扬州梅瓶相互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三件瓷器虽然颜色不同，但其造型、工艺、釉面特征却无一不与定窑烧制情况相符，令人大有“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之感，亦所谓物以类聚，而与饶窑烧制判然有别；定、饶之分，泾渭分明。既然这三件瓷器都与饶窑烧制无关，为什么一定要视其为景德镇产品呢？
梅瓶瓷器
如果说，梅瓶在古玩收藏里有一些女水妖的气质，我并不反对。
梅瓶的美，在中国瓷器史上，持续了1000多年。目前较为统一的观点，梅瓶诞生在唐朝。
唐 白釉梅瓶故宫馆藏
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用天生丽质来形容，一点不过分。只是，唐朝的梅瓶似乎有点太丰满了。
还有一种主流的观点，说梅瓶是由契丹民族的鸡腿瓶演化而来，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灰绿釉鸡腿瓶首都博物馆藏
还有一种器型的鸡腿瓶，样子和梅瓶就更接近了——
褐釉鸡腿瓶首都博物馆藏
契丹民族的兴起，差不多在北宋时期，晚于唐朝，所以梅瓶应该和鸡腿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
当然，也有另一派专业说法：梅瓶诞生于北宋时期。
我还是宁愿相信，北宋窑工们是根据鸡腿瓶的形状，激起了某种灵感，借以改造丰满的唐朝梅瓶......全部都顺理成章了。于是，宋朝的梅瓶瘦身成功，变女神了。
北宋 定窑白釉刻花花卉纹梅瓶故宫馆藏
我们比较熟悉的宋代梅瓶，应该是磁州窑出品的——
宋 磁州窑白地黑花花卉纹梅瓶故宫馆藏
地位与磁州窑并驾齐驱的耀州窑版梅瓶，也是女神范儿十足——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国家博物馆藏
契丹民族后来也开始迷恋梅瓶了，样子依然妩媚——
辽 缸瓦窑白釉剔花填黑梅瓶
经过宋朝文人的定性，梅瓶的文化高度已经到位，剩下来的就是细节的改变。还有功能。元朝人普遍豪饮，梅瓶本来就是装酒用的，于是，元朝的梅瓶似乎实用性超过了观赏。
元 内府铭白瓷釉梅瓶首都博物馆藏
元 内府铭白瓷釉梅瓶首都博物馆藏
梅瓶在元朝之前，是使用木塞吗？还是由于时间太长，瓶盖无法完整保存？总之，从传世和出土的文物上看，元之后的梅瓶普遍都有一个大盖子。从观赏性上看，有破坏美之嫌。
明永乐白釉暗花缠枝莲纹梅瓶
类似时装界的流行风潮，今天时兴垫肩，明天却又溜肩美了。梅瓶的细节改变，也是这样，最明显的地方也在肩部。
明嘉靖白釉暗花缠枝花卉纹梅瓶
明永乐青花竹桃纹带盖梅瓶
明天顺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
后来，随着国力的衰弱，明朝的梅瓶也越来越不讲究了，细节不论，整体结构似乎都出问题了：万历时期的梅瓶，似乎有些站立不稳，摇摇欲坠......
明万历青花缠枝番莲纹梅瓶
明万历青花穿花龙纹梅瓶
到了清朝，梅瓶的天生丽质，似乎被人工的奇技淫巧所遮盖。像今天的网红脸铺天盖地，人们再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第二种美了。
清雍正粉青釉梅瓶
清乾隆松石绿釉梅瓶
几千年前“国宝级”原始瓷器
瓷器，也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形象大使，蜚声海内外。1953年新郑二里岗商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尊和1954年市人民公园附近商代墓葬中发掘的青釉瓷尊，将我国烧制瓷器的历史提前至3600年前的商代，标志着中国瓷器发轫于郑州。
3600年前，新郑有“国宝级”原始瓷尊
发掘于望京楼二里岗遗址的原始瓷尊器身饰方格纹，上施青色薄釉。“此瓷尊较之于后来成熟的瓷器，虽带有不少原始的色彩，但已基本具备瓷器的特征，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瓷器，标志着中国瓷器发轫于郑州。”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阎铁成介绍道。
出土于人民公园的青釉瓷尊通体施稀薄的淡黄釉，并留有釉滴。瓷尊质地细腻坚硬，吸水性弱，叩之有清脆的金石声。据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主任张建民介绍，郑州出土了2件青釉瓷尊，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一件藏于郑州市博物馆，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瓷器之一。青釉瓷尊的出土，将我国烧制瓷器的历史提前了1000年，足见郑州瓷器制造源远流长，这是郑州先民的又一伟大贡献。
最早的瓷器——原始瓷尊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唱红了大江南北，也唤起了国人对青花瓷的记忆。
众所周知，青花瓷始于唐代，元明清时期发展至顶峰。事实上，2008年在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西4公里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青花塔形罐，细腻的白瓷身上绘着淡雅的青花图案，神秘昭示着青花瓷最早发源于郑州。
出土的两件青花罐形状相同，分别由盖、罐、底座三部分组成。白瓷胎制的罐身上零星点缀着卷草纹、牡丹和“曲棍球”图案，均为一笔点画，笔触流畅。其中尤以“曲棍球”最为惟妙惟肖，图案中的人物叉腿而立，右腿微曲，左手扬起弯形球杆，一小圆球正位于球杆的下方，好像在打着唐代最流行的“步打球”似的。
“此文物很可能是唐代王室贵族的陪葬品，至于生前此罐有何用，如今空空如也的罐身只留给后人无限遐想了。”张建民饶有兴趣地说道，“不过，如此完整的青花瓷首现于郑州，填补了中原地区乃至全国长期以来未发现完整唐青花的缺憾。”目前此国宝级文物收藏于郑州市考古研究院，不用于公开展出。
出土于郑州的唐青花，开启了瓷器点墨着色的一页，郑州先民用青色的牡丹，画出了中国陶瓷的千年璀璨。
国之大器——唐青花
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传统瓷器的助剂釉中含有铅等有害物质。为了能制造绿色环保的瓷器，当代郑州人也不断在瓷器制造上开拓创新，郑州大学的阎立夫教授经过10年的研究，上万次的实验，终于在1320°C的高温下，研究出一种造型美、釉色美、纹路美的新瓷种，被陶瓷界命名为我国“第六大名瓷”——郑商瓷。
“郑商瓷”，借商代“青商瓷”的谐音，取“郑州”、“商都”、“瓷之精粹”首字为名。郑商瓷瓷土全部取自郑州辖区，创造性地选择以绿色为主基调(传统钧瓷釉色以“红为贵、紫为最”)，与金色纹路形成完美搭配，既彰显高贵典雅、明丽祥和的气质，又突出环保、和谐的时代理念。代表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吉祥平安的美好祝愿。《人民日报》曾报道说，这是“陶瓷烧造史上的里程碑”。郑商瓷的问世，既是对郑州古老瓷器制造文化的继承，又是在新时代技术基础上的创新，完美诠释了“郑州制造”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从最早的青釉瓷尊到最早的青花，“郑州制造”翻开了瓷器制造点色着墨的一页，从传统钧瓷到郑商瓷，“郑州制造”谱写了瓷器制造绚丽多彩的篇章。从问世到发展成熟，再到创新，古老的制瓷技术在郑州大地上生根发芽，如今，创新精神已经深深地烙入城市骨髓，成为历史传承的名片，并将随着时间凿刻得更加深沉。
奥运珍藏瓷：“华夏竞技”瓶在景德镇烧制完工
为迎接2008北京奥运的的到来，更好地宣传奥运知识和陶瓷文化，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王采父子联袂创作的“华夏竞技”瓶，日前在景德镇市烧制完工。
该瓶为一对，分别是“华夏蹴鞠瓶”和“华夏马球瓶”，瓶高56厘米，瓶体下方为56朵牡丹花，代表56个民族，上方为祥云图案，瓶径长11.2厘米，寓意奥运会从1896年到2008年走过的112年历史，“华夏蹴鞠”瓶为古代人物蹴鞠图，共分男、女、童子三组，分别代表男女及青少年足球，充分表明足球起源于中国。“华夏马球”瓶则为唐代仕女马球图，八位唐代仕女手握球杆衣着飘逸，与马协动，驰聘竞技的精彩场面。
该瓶采用中国传统的粉彩技法，再加上珐琅彩，描金、新彩等工艺，画面精美，人物逼真，造型大气，山水、人物、松树、景物错落有致，釉质饱满，层次分明。此外，人物瓶在陶瓷绘画工艺中，工艺难度极高。在烧制过程中，成品率极低，因此，作为奥运瓷中唯一一款粉彩瓷也是最后一款奥运珍藏瓷更加突出了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的精湛水平。
据悉，该瓶由中国奥组委授权，全球限量发行2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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