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上的纹饰。
瓷器，是中国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产物，它的做工精细，造型种类多而且美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它们那华丽的外衣——就是它的纹饰。中国古代瓷器上的装饰花纹，不仅题材丰富，技法巧妙，而且“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常用谐音表意和象征手法寄托吉祥的寓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不同的纹饰具有怎样独特的韵味呢？
1. 牡丹纹
唐代人崇尚牡丹，金银器等常以牡丹纹为装饰题材。宋代人受其影响，视牡丹为富贵花，瓷器上盛行牡丹纹饰，宋定窑、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等在瓶罐、盘碗、盒枕等器皿上大量采用。
表现技法有刻花、印花、绘画等；形式有独枝、交枝、折枝、串枝、缠枝等。定窑器上常出现一枝独秀的单朵牡丹，耀州窑瓷器上多见花朵两两相对，磁州窑枕面上还可见随云头形曲线绘画三朵牡丹。构图方式有适合式、对称式、均衡式等。
2. 海石榴纹
海石榴纹从伊朗传入，最早出现在唐三彩陶器上，多与宝相花、莲花、葡萄等相配，有模印贴化，也有刻花施彩手法。
其形象是在盛开的花朵中心露出饱绽的石榴果，或花苞之中满是石榴子，有的称“海石榴花”。凶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被民间视为象征多子的祥瑞之果，海石榴纹成为一种占祥纹饰。
3. 宝相花纹
宝相花纹是将自然界花卉（主要是莲花）的花头作艺术处理，使之图案化、程式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平面团形，以8片平展的莲瓣构成花头，莲瓣尖端呈五曲形，各瓣内又填饰三曲小莲瓣，花心由8个小圆珠和8瓣小花组成。
这种团形宝相花多用于唐三彩装饰，上海博物馆藏唐三彩宝相花纹盘为典型器。另一种是立面层叠形，以层层绽开的半侧面勾莲瓣构成。
此种宝相花纹多见于明清景德镇瓷器上，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影青暗花缠枝韦相花纹碗、明成化青花宝相花纹碗为代表。
4. 缠枝纹
缠枝纹是我国传统瓷器装饰纹样之一，明清时期尤为盛行。因其图案花枝缠转不断而得名，明代称为“转枝”。
构图机理是以波状线与切圆线相组合，作二方连续或四力连续展开，形成波卷缠绵的基本样式，再在切圆空间中或波线上缀以花卉。并点以叶子，便形成枝茎缠绕、花繁叶茂的缠枝花茎纹或缠枝花果纹。
缠枝莲、缠枝菊、缠枝牡丹、缠枝石榴、缠枝灵芝、缠枝宝相花等纹样，统称缠枝纹。
5. 卷草纹
卷草纹又称“卷枝纹”、“卷叶纹”，是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纹样，因其以柔和的波曲状线组成连续的草叶纹样装饰带而得名。
唐代已十分流行，日本人称之为“唐草”。图案为植物枝茎作连续波卷状变形，构图机理似缠枝纹，是以波状线与切圆线相组合，作二方连续展开，形成波卷缠绵的基本样式，再以切圆线为基干变化出有规则的草叶或茎蔓，形成枝蔓缠卷的装饰花纹带。
卷枝纹与缠枝纹最大的不同是仅出现枝茎或草蔓，不出现花卉或花果。缠枝纹虽也图案化，但写实性仍较强，而卷枝纹则较凝炼概括，更具抽象性。卷草纹与卷叶纹也有细微差异。卷草纹只见茎蔓，不见叶形。
卷叶纹则叶形明显，极类忍冬纹。卷枝纹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忍冬纹，但更规范也更细致，通常只作为辅助纹饰。
6. 瓜果纹
瓜果纹指以各种植物果实为主题的纹饰。历代装饰手法有模印、贴塑、雕刻、彩绘等。
始见于唐代，唐宋两代陶瓷器上多见葡萄纹和石榴纹，有缠枝葡萄、婴戏葡萄、婴戏石榴等图案，均含多子多孙的寓意。表现方式有图案性与写实性两类，构图方法多样。
7. 莲花纹
莲花纹是南北朝以后流行的瓷器装饰纹样之一。南北朝至唐代，莲花纹常作为瓷器的主题纹饰，碗、盏、钵、盘的外壁或内划复线仰莲，有的盘心还饰蓬莱纹，酷似盛开的莲花。
亦见雕刻成立体状的莲花，如：南北朝的仰覆莲花尊，五代的莲花形盏托等。宋代开始变为辅助纹饰。
元至清代，莲花纹的变化较多，有缠枝莲、把莲等，并常于动物纹样组合在一起，如：莲池水禽、莲池游鱼等。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人们对瓷器的热爱不仅是一种局限于表层，更加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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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上的纹饰 是那一抹浪漫风情
从原始陶器的加饰，到釉的发明、化妆土的运用、剔刻方法的出现、彩绘装饰的普及等，中国古陶瓷在每个时期都会涌现光彩熠熠的精美之作。
说到陶瓷就不得不提到陶瓷上的纹饰，在古瓷纹饰中，大多用纹样来表达祝福和吉祥，细细品味，古代陶瓷的纹饰就好比是凝固在瓷器上的一抹浪漫风情。
陶瓷纹饰之鹤纹
古人以鹤为仙禽，喻意长寿。《淮南子·说林训》记：“鹤寿千岁，以报其游”，用鹤纹蕴涵廷年益寿之意。
·鹤纹
鹤纹始见于唐代，越窑青瓷上有刻划鹤在云间飞翔的图案，习称“云鹤纹”；宋代耀州窑青釉瓷器上有双鹤展翅上下翻飞、群鹤飞舞穿行云间以及群鹤与博古相间的图案，还有罕见的仙人骑鹤纹样。
明、清瓷器上多画丹顶鹤，景德镇窑青花瓷、五彩瓷、黄釉绿彩瓷上多见，仙鹤衔筹飞向海上瑶台祝寿，称作“海屋添筹”纹；云鹤纹葫芦瓶，鹤纹与寿字相配，组成长寿画面；黄绿彩鹤纹碗，鹤衔葫芦穿云而飞，寓意福禄寿。
陶瓷纹饰之鹿纹
鹿纹原指鹿身上的花纹，古代汉族人民认为鹿是一种神物，是人升仙时的乘骑。人们将其多用于瓷器装饰纹样，鹿在民间绘画中作为“仁”兽，以表示太平无事。鹿与禄同音，所以也是官“禄”的象征。
·鹿纹
定瓷双鹿盘中两鹿奔跃在枝叶缠绕的石榴花丛，前鹿回首顾盼，后鹿追赶呼唤；磁州窑瓷枕的鹿纹更多，描绘了小鹿的种种形态，或立、或卧，或奔跑于山间，或漫步于林莽，均极秀美生动；吉州窑小鹿衔灵芝纹，风格则古朴典雅。
陶瓷纹饰之花鸟纹
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上，宋代则主要见于磁州窑白地黑花瓷器及耀州窑青釉刻花瓷器上。
·花鸟纹
明、清时期景德镇窑彩瓷上盛行花鸟纹装饰，如明宣德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描绘绶带鸟正在啄食枇杷的生动图象，成为彩瓷花鸟纹的代表作。成化时期瓷器上花鸟题材比宣德时更为普遍，鸟的种类更多，大多栖于枝头，形态活泼有生气。清康熙瓷器上的花鸟纹更多地揉进中国画工笔画法，使所绘花鸟更加生动逼真。
陶瓷纹饰之牡丹纹
牡丹纹是一种典型的汉族瓷器装饰纹样或织锦纹样，以牡丹花为主题。
·牡丹纹
自唐代以来，牡丹颇受世人喜爱，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宋时被称为“富贵之花”，故成为瓷器上的流行装饰。宋瓷中的瓶、罐、盘、盆、缸、枕等器物上均有构图多样的牡丹纹，或茎蔓缠绕，花叶连绵，或花朵环抱，或一枝独放。工匠们因器施画，千姿百态，极尽其华丽妖娆之美。
明代陶瓷上的八宝纹饰演变
本文详细阐述了明代各个时期藏传佛教的八吉祥纹在陶瓷上的装饰风格与形式的演变过程，举出了大量的实例加以论证，并提出了八吉祥纹的演变是汉藏两地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
八宝纹是中国传统吉祥纹饰，也是瓷器上常用纹饰之一。寓意八宝的纹样常见的有：一和合、二鼓板、三龙门、四玉鱼、五仙鹤、六灵芝、七罄、八松。但也有用其他物件作为纹饰：如珠、球、磐、祥云、方胜、犀角、杯、书、画、红叶、艾叶、蕉叶、鼎、灵芝、元宝、锭等，可从中随意选择八种，称为“八宝纹”。道教把八仙手持的八种器物，作为道教八宝的符号，又称“暗八仙”。佛教中则用“八吉祥”作为八宝的符号。在此，笔者主要阐述佛教八吉祥纹饰在明代瓷器上的装饰运用及其演变。
粉彩八宝纹盘
八吉祥是陶瓷上的一种典型装饰，始见于元，盛行于明清。据说八吉祥是佛教所用的八种宝物，亦即八种符号，藏语称“扎西达杰”，为系列组成纹样，故称八吉祥，是佛教当中八种吉祥供养法器，常用于供养佛像，装饰佛堂。八吉祥即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最初源于古印度文化。在早期佛教美术中，八吉祥图案多出现于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图像中，或装饰于象征释迦的双足图案中，或作为释尊悟道时诸神手中奉献的持物，其中尤以法轮、莲花及白螺出现最多。后来八吉祥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逐渐演变为代表佛身不同部位和器官的吉祥符号，而八吉祥作为装饰图案的流行与定型化则是伴随藏传佛教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藏传佛教中不仅将八吉祥作为佛前供器，而且还大量将其装饰于壁画、唐卡及各种工艺品中，赋予其吉祥富贵的含义。
八吉祥纹在陶瓷上最早见于元代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窑卵白釉瓷，印花技法，纹样排列无一定规则。明代除永乐甜白器上继续采用印花外，从宣德始则多彩绘，有青花、斗彩、五彩、绿地黄彩等品种，清代乾隆、嘉庆朝以粉彩器为多见，也有珐琅彩制品。花纹排列有一定规律，明代永乐开始按轮、螺、幢、伞、花、鱼、瓶、结排列，从明万历至清代则以轮、螺、幢、伞、花、瓶、鱼、结为序，清乾隆以后也有不按顺序排列的。一般都由景德镇窑烧造。因此，八吉祥纹的排列顺序有时也可作为一种断代依据。
在风格特征上，明代八吉祥更加强调装饰性与形式感，更加追求莲托图案中植物纹样的蜿蜒曲折与枝叶的蔓延，与西藏八吉祥装饰突出绘画性和自然趣味、较为简率的风格形成明显差异，汉地传统的缠枝纹与藏传佛教八吉祥组合而成的缠枝莲托八吉祥代表了明代八吉
祥纹样的最高艺术成就。
就具体作品而言，明代八吉祥纹样的艺术风格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明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第一阶段，即明代早期，从洪武至天顺年间，这一时期汉地八吉祥装饰已很流行，为数众多的永乐、宣德作品流传至今，其数量超于明朝其他朝代，这些制品大多是与佛教活动有关的，其中尤以宣德瓷器居多，据文献记载，八吉祥纹样在宣德时期已成为汉地瓷器中的典型“花样”，并被后世所仿造。以八吉祥装饰的艺术品主要用于宫廷佛教活动或赏赐西藏上层。《汉藏史籍》中就记载了永乐时期朝廷曾将装饰有八吉祥和“白昼吉祥夜晚吉祥……”藏文的青花碗赏赐大乘法王昆·泽思巴。这种图案在西藏被认为是宝贵的象征，当时十分盛行，至今西藏还保藏有宣德时期烧造的青花缠枝莲托八吉祥纹高足碗。图案与《汉藏史籍》中记载无二。
明代早期的八吉祥装饰主要是继承了元代风格，尤其以缠枝莲托八吉祥最为明显。缠枝莲托八吉祥在15世纪上半叶的西藏颇受喜爱，明朝廷为满足西藏上层的需求生产了大量装饰有缠枝莲托八吉祥的瓷器，保存至今的有：藏于西藏文管会的“宣德年制”款的青花僧帽
壶、西藏博物馆的“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僧帽壶和“宣德年制”款青花高足碗、1991年出土于北京广安门外明墓的“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高足碗、1995年出土于河北安次县的景德镇窑矾红彩三足炉、南京博物院天顺青花铃台等。缠枝莲托八吉祥样式在元代即已出现雏形，但风格较为简率，缠枝纹稍显生硬和单薄。而明代早期的缠枝莲托八吉祥风格的则较为典雅自然，缠枝追求自然弯曲、延展流畅，富有生机，莲叶多呈鸭掌形，排列较为疏朗，注意留白，与同时期的工艺品装饰风格基本一致。
第二阶段，即明代中期，从成化至隆庆时期，八吉祥成为汉地更加常见的装饰图形，装饰范围也逐渐与佛教活动相脱离，就瓷器而言，成化、嘉靖、隆庆各朝均有烧造，并成为当时瓷器较为典型的纹样被著录在后世的文献中，如《成窑鸡缸歌》中就提及了八吉祥纹，成为与香草、鱼藻、瓜茄等同样常见的成化鸡缸杯的装饰题材；另外在明代沈德符《弊帚斋余谈》也记载了成化、嘉靖烧造八吉祥纹样瓷器的情况，嘉靖窑主要是仿烧宣德和成化制品；在清代朱琰《陶说》中对此也有记述。值得一提的是，嘉靖朝吸取前朝佞信藏传佛教的教训，对藏传佛教实行打压的政策，大批寺院及佛像被焚毁，但作为藏传佛教母题的八吉祥纹样还被广泛装饰于这一时期的瓷器上，足见人们对八吉祥的认识已经完全脱离了藏传佛教的背景，正将其独立提取出来作为瓷器上的装饰。
这一时期，八吉祥的形象内容并无变化，但在构图上却有所创新，不仅明早期缠枝莲托八吉祥（即文献中记载的转枝莲八吉祥）、四季花托八吉祥样式，而且还出现了八种吉祥物组合的复合图形。在图案布局上，成化时期的瓷器上还出现了将法轮置于中心，周围环以另外七种吉祥物的形式，主要见于圆形适合纹样中，如成化斗彩莲托八吉祥碗和成化景德镇窑青花八吉祥纹盘上的八吉祥纹。
在风格上，明中期尤其是成化时期的八吉祥更加轻盈精致，追求缠枝的装饰性与曲线感，莲叶比例逐渐加大，莲枝更显纤细，注重对莲枝和莲叶尖部的刻画，较明早期更加卷曲和飘逸，不仅流畅，更有跳跃之感；在形象特征上，各吉祥物变化无多，在承袭永乐、宣德时期样式的基础上，更加程式化，如螺的边缘开始出现波浪形，螺口的漩涡装饰逐渐强调，尤其在正德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三阶段，即明代后期，从万历至崇祯时期，是八吉祥纹样装饰范围最为广泛，形式最为多样的时期。这一时期八吉祥的形式多样主要体现在各种形式层出不穷，不仅有缠枝莲托八吉祥和莲瓣内饰八吉祥，还有折枝莲托八吉祥、朵莲托八吉祥、莲花地八吉祥、缠枝宝相花八吉祥、四季花托八吉祥、灵芝托八吉祥等，并且也突破了以往八吉祥纹样多与莲花、梵文、藏文等佛教题材结合的传统，大量与传统吉祥图案并置于同一幅图案之中，这在清代朱琰的《陶说？说器下》也有所记载。
纵观整个明代八吉祥图形的演变，在风格上是逐渐从自然向曲线的装饰性过渡的，即从早期的典雅自然过渡到中期的轻盈柔美，直至晚期的规整雅丽；在形式上，愈来愈多样化，从早期的以缠枝莲托八吉祥为主演变到晚期众繁纷多的八吉祥样式，并且其图形组合也更加丰富，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与其他传统吉祥图案一起频繁出现于汉地装饰中，逐渐摆脱了宗教题材。然而在早期即已形成的八吉祥样式又随着丝绸、陶瓷等汉地工艺品重新被传入藏区，对藏区的艺术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藏艺术相互影响，难分彼此，被学术界认为在明代达到了圆融之境，也正在于此，这一特征在同一时期的自居寺壁画、永乐金铜佛像中也可找到例证，而作为艺术门类中沧海一粟的八吉祥纹样，能够成为汉藏艺术交流中的重要缩影，倍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