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窑瓷器鉴别。
明 成化 斗彩鸡缸杯
在276年明代历史上，明宪宗朱见深往往被认为是一个不合格的皇帝与其先辈甚至子嗣相比，他都显得懦弱而无所作为。但也有史学家指出，他的一些优秀特质被人们所忽略了，比如至情至孝、喜好读书、热爱艺术、宽恕而近乎无为而治。在他所统治的成化年间，社会与文化艺术领域中的诸多变化推动明朝社会“从前期严肃冷酷到后期自由奔放的转型”。
明 宣德 宝石红釉僧帽壶
中国瓷器工艺的提升点
景德镇自五代以来就是中国最重要的瓷器生产中心之一，明初承元制继续在景德镇设瓷局，但尚无固定的御窑厂，官窑和民窑都为朝廷烧制瓷器。在永乐及宣德年间，宫廷瓷器在工艺上取得了非凡成就，红釉瓷、白瓷、青花瓷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峰。永乐甜白瓷、永乐鲜红釉、宣德祭红釉、永宣青花迄今仍是中国官窑瓷器中的珍品。宣宗登基后，开始在年号款前加上朝代，以强化皇权。同时，朝廷派人督造御用瓷器，御窑厂正式诞生，此举使中国传统的官窑制度变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官窑与御窑并存的机制。
明 宣德 祭红刻花莲瓣纹卤壶
由于专供皇室，皇帝对瓷器的干涉控制更强，御窑厂的技术和生产力不断提升。宣德青花发色蔚蓝苍翠线条间往往有晕散现象效果如同水墨画。宣德青花上那些花卉、鸟虫瓷绘与宋人花鸟风格上存在诸多类似，显示出同期宫廷画家和皇帝本人绘画“以宋为宗”的艺术取向。
明 宣德 霁青刻花莲瓣纹卤壶
在此背景下，宪宗朱见深的即位可以说是中国御窑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在他治下，景德镇御窑厂成为了唯一的御窑，垄断了御器生产。皇帝的支持促成了各地制瓷技术和工匠向景德镇的汇集，当地瓷器质量由此飞速提升，推动成化时期的瓷器制造达到了顶峰，诞生了著名的成化青花和成化斗彩。
明 宣德 娇黄盘
明代世风的变革与转折
明朝历史前后呈现出截然的反差，前期的严肃冷酷到后期的自由奔放令人印象深刻。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相信，导致这种转变的诸多关键因素正是发生在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这也是自“唐宋变革期”之后由宋至清900多年历史中意义非常的社会变革期。而成化时期正是这一变化的起点。
明 宣德 青花描红云龙纹合碗
从洪武到宣德，宫廷瓷器在材质、器型、纹饰方面的变迁，记录了一个严肃朴素的古典时代的逐渐远去。当蟋蟀罐、鸟食罐这些带有赏玩性特征的瓷器出现在宣德朝时，昭示着明代皇帝从重视外在事功到返回内心世界的转换，一个日益注重精致享受、倾心世俗趣味的新时代已经若隐若现。
明 永乐 翠青三系盖罐
然而，相比宣宗时代的允文允武，重视外在事功，宪宗朱见深显然更加注重内心世界的丰富，喜好世俗生活。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成化时期的瓷器似乎更具“现代性”。
明 永乐 青花花卉纹镂空花熏
终其一生，朱见深周旋于自我、家庭与王朝使命之间。他倦怠皇帝这个工作退而回到内心世界。他痴迷于艺术和情感，通往世俗化的生活，执著于一个普通人的爱好。
明 永乐 青花花卉纹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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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御窑厂的600年
古代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只是浮梁县治下的一个镇，并不具备构筑城墙的政治资本，即使它远较不远处的县城繁华百倍。令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是皇家瓷厂驻地的无比荣耀，明代御器厂、清代御窑厂均选址于珠山之巅、昌江之畔，所有的窑房与民居均以御厂墙根为中心，紧紧环绕，狭窄而密集的里弄形成环环相连的同心圆布局，即便再拥挤，这一大片成千上万镇民聚居的民房都断然不会在海拔上超越御厂围墙，以保证御厂始终处在俯视万民的优越姿态。
这座城市如同一只巨大的蜂巢，而御厂便如蜂王居住的神圣地方。虽然御厂绝不是皇宫，但却生产着皇家象征的御用瓷器，这也使得镇民们油然而生皇城根下的飘然感觉，也使得八方工匠趋之若鹜，即使不得不常常面对狐假虎威的督陶官员的征召、盘剥与压榨，但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生存似乎较其他地方更为容易，虽然，在很多时候，这只是看上去很美。
立墙
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区的大战，使明朝开国大帝朱元璋早在元末时期就应该对景德镇这一产瓷名地有着清楚的认识。镇守浮梁的朱元璋手下大将于光即在此地设有军窑，专烧军需陶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朱元璋建立起大明帝国时即着手开始御厂的建立，而不必等到其身后的洪武三十五年，也即建文四年。因而，在众多纷纭的明代御器厂建立时间的版本中，笔者还是倾向于洪武二年的，至少，即使没有御器厂之名，亦应有御器厂之实。
宋元时期，在浮梁县境内，景德镇只是众多生产瓷器的集镇之一，其声势实际上还不如湖田或湘湖等南河流域其他集镇，而自御厂立，浮梁县境内其他诸窑逐渐衰败并向景德镇转移和集中，可见皇家权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过，这种凝聚力只在明代中后期才逐渐形成，而从明早期来看，各地窑工完全处在观望状态，面对这样一个新生的皇权事物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窑工们避而惟恐不及，这座对小镇来说显得巨大的御器厂的建设是否涉及强拆事件不得而知，但强征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明《江西省大志·匠役》言：“上班匠，籍匠户例派，四年一班，赴南京工部，上纳班银一两八钱。遇蒙烧造，拘集各厂上工，自备工食。”这即是所谓的轮班匠制。对于散布于浮梁各地的窑工们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四年一轮的赴京上班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这是正班，到御器厂工作则并非正班，窑工们自然可以拒绝，然而“拘集”二字却分明地证实了官府血淋淋的强征事实。
不过，能“有幸”被强征者必是高匠，大约区区三百余名，明《江西省大志》记曰：“御器厂23作，有工匠334名。”但所有的窑工都有被强征到御器厂的概率，这种强迫劳动的手段确实令人不齿，因而至少在明代早期，并没有多少民窑斗胆聚集于御厂墙根下，处在极弱小的状态，湖田的窑火依然鼎盛。
御器厂的产品虽然仅供皇帝专用，绝非商品，但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却显得超强。尤其是在明早期，害怕民窑剽窃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至常以杀头令来明令禁止民窑生产某些产品，当然其本质目的是防止贱民们有辱皇家威仪。
明宣德早期，御器厂已库存了数量颇大的洪武、永乐时期的落选御瓷，不得不考虑处理事宜，督陶官丝毫不敢怠慢，打碎以后选择在平地仔细掩埋。此后，从宣德直至明中期，这一处理方式都得到延续，只是越来越显草率，明代中期时已混同于其他窑业垃圾之中，而明代晚期则几乎无迹可循，这表明在明代晚期出现了贪婪而大胆的变卖落选御瓷的行为。
晚明的嘉靖、万历二帝在位时间极长，但头脑显然与明早中期帝王相距甚远，有如此不精明的皇帝，御器厂出现集体侵吞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向御厂墙根聚集的窑工数量也突然猛增，嘉靖时期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众”，并出现了大型手工工场。这种非正常的增长，表明御器厂的督陶官员们及地方官员们已从单纯残暴的压迫和钳制转向官商勾结，甚至直接投资，而其间很可能也涉及到炒作房地产的行为。
晚明景德镇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以致“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这似乎是御器厂愿意看到的现象，既可趁乱敲诈勒索，更可将本应是御厂烧造的部分瓷器强迫转嫁到民窑中烧造，从而大发其财。由于晚明景德镇瓷器几乎垄断了国内外市场，民窑工场主们即使被大肆盘剥却依然能够获取丰厚利润，而即使是个体户亦能安然度日。
《醒世恒言》中即说到了这样一个小业主：“就其中单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坯，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俱能度日。”虽是虚拟，却极形象地表述了晚明景德镇小民的讨食生活。
官、工、商、民之间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使大家都能够相安，保持一种表面的繁荣，直到更为残暴贪婪的潘相的到来，这一切平衡瞬间被打破。
清代乾隆御窑厂的协造老格
清代御窑厂历经康熙和雍正，乾隆前期御窑厂瓷器烧造又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成功的因素除了御窑厂督陶方式的转变，选派了一位精瓷务、会管理的督陶官唐英之外，还与协造官老格的认真、勤奋以及通晓瓷务密不可分。
清初御窑厂由地方官员或朝廷官员担任督造，雍正后期，年希尧主持瓷务时开始固定由内务府直接派员督陶，乾隆前期形成了较为适用稳定的瓷务督理方式。以乾隆四十三年为界，下派的内务府官员任九江关使兼御窑厂的督陶官，四十三年以后改由地方官员任督陶官，以广饶九南道兼。协造则以乾隆五十一年为界，以前也由内务府派出，乾隆四十二年前开始每三年一任，后改为五年一任，前二年半为学习协造，后二年半为正协造。协造一般由内务府八品的低级官员催总担任。乾隆五十一年后，御窑厂的协造改为地方官员负责，不再由内务府派出。唐英认为：“协造之员即有监造之责，必得经久熟练，方知泥土、物料之性，火候、釉水之宜，始于瓷器有益，而钱粮亦不致靡费。”乾隆五十一年后改为地方官员负责，不再内务府派出。乾隆初年，唐英始任淮安关使兼管瓷务，后迁九江关使兼管瓷务，关务事务繁杂，不能常驻御厂，由于协造不力，制瓷不顺，质量明显下降，烧造数量减少。尤其是乾隆五年出现了运京的瓷器粗糙，釉色不好，还有残破，唐英受到了皇上的责备。究其主要原因是协造默尔森借口有病在身，不能尽守职责。因此，要顺利完成御窑厂的瓷器烧制，选任合适协造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乾隆六年内务府派出员外郎六十三替补协造。尽管六十三曾经在雍正年间任笔贴式协助过唐英督陶三年，熟悉窑厂，毕竟主管账目的笔贴式和全面负责的协造职责不同，六十三也不能胜任协造一职，不久调回。在协造屡选不适之时，乾隆六年十二月内务府总管海望派老格到厂担任协造。
老格刚来之时，瓷务陌生。唐英善善诱导，耐心启发，极力培养，老格则留心学习，细加体会，逐步熟悉。乾隆七年底唐英烧造瓷器还“得与监造之催总老格指点研究”。乾隆八年唐英则将“所有厂内应造瓷器，亦与老格逐件细加研究……”。老格开始充当起唐英的助手。不到三年时间老格就独当一面，承担起瓷器烧造监督之责。以后每当接到样件烧造新瓷时，唐英都要“与协造之催总老格谨遵核减各条内指驳之处，一概小心更改，务期较从前之花纹、釉水细致鲜艳”。此后上贡瓷器再也没有发生的误差。
乾隆十年老格任满一届，按例理应更换。唐英评价“老格在厂三年，为人安静，办事谨饬，不但烧造钱粮经手无误，而于造作事宜亦渐致娴熟，在窑厂实有裨益”。唐英认为以往督瓷协理的笔贴式是管理钱粮和购买物料，即记账算钱，而现在老格负协造之贵，管理瓷务是一项需要用心学习，细致观察，长期体验的事情，非任何人都可胜任。这时老格已成为唐英督陶的不可缺少的帮手，有能力完全承担起协造的责任。因此唐英奏请皇上延长老格协造任期，即获恩准。乾隆十三年老格任协造二届期满，唐英又在京面奏请仍将老格延留窑厂。
乾隆十五年初唐英调离赴广东就职，惠色接任而知瓷器甚少，除春秋两季开工和停工短时亲自去景德镇御窑厂巡查之外，厂务全交长年驻厂的老格具体管理，分发钱粮、采购物品、瓷器烧造、产品检验，直至瓷器的包装起运等都是老格一人独自主持，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御供任务。
乾隆十六年老格在厂十年，已满三届，早应调离。惠色明白，没有老格的协助，不能完成督烧瓷器使命，必须依靠老格协造。为此惠色奏请皇帝继续留用老格，除引用唐英赞扬老格誉词外，还更为详细列举了老格成绩。“凡制造御器，老格悉能敬谨办理，于钱粮并无贻误。即在厂工作不一，匠役众多，亦皆驾驭有方，俾各爱戴慑服，实属安静勤慎之员，若令仍在窑厂，于瓷务洵为有益”。惠色又为担心老格若不按例调离，恐会影响老格的官阶升迁，为了安抚老格，使其安心驻厂，故特别奏请给予只有八品职衔的老格提升，以示鼓励。虽然老格职衔并木改变，他仍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入瓷器的烧造之中。
乾隆十七年唐英从粤调回原职，继续督陶，“其窑厂瓷务及功用钱粮数目，必须奴才（唐英）眼同协造老格，照册逐项交盘收受”。这足见唐英对老格的信任和重用。乾隆二十一年唐英身患喉疾后，许多事情不能亲自处理，由老格全面承担瓷器烧造的责任。同年九月，尤拨世接替唐英，尤在督陶的三年中，只是按期赴厂稽查监造，仍以老格为协造烧制瓷器，亦由老格管理钱款，“将一年造过上、次各器工价以及例给协造老格养廉银，并一年所出平色，例给在厂办事人等辛金饭食各项用过实数，一并由老格查明造册……”乾隆二十四年舒善接任尤拨世之职。此时老格因在厂多年，制瓷有功，续任协造，已提为七品库掌。同时舒善特地上奏请求委派内务府造办处柏唐阿百岁来景德镇学习瓷器的烧造，预备顶替老格。竟不知御窑厂的事务繁杂，管理难度颇大，乾隆瓷器烧造高峰之时更是不易，柏唐阿百岁终究不能替换老格。
乾隆二十八年舒善的继任海福又一次上奏折挽留老格续任协造，对老格的能力、人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老格于一切烧造事宜俱经熟悉，且办事勤焕，约束有方……”特别指出老格年纪虽老，却精力未衰，可以胜任。而说在厂三年有余的柏唐阿百岁生病半年有余，无法工作，不能胜任协理，要求让柏唐阿百岁回京城休养，即使体愈也不要再来景德镇。不论默尔森，还是柏唐阿百岁，均以患病托词离任。实际上他们对瓷器的烧造既没兴趣，也不负责任，更不愿长期常驻窑厂，自然就无法胜任协造一职。
乾隆三十三年内务府郎中伊龄阿到任九江关使兼理陶务，前二任海福和舒善都因贪污库钱，或是私下变卖瓷器行为而遭查处。在御窑厂协造的老格虽自身干净，却未免牵连，因而受到责备。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初三日伊阿龄在奏折中称：“窑厂协造老格不能办事，”朱批：“照例饬令离任。”老格终于离开了协造烧瓷二十八年之久的景德镇。
老格离任以后，担任协造的先后有白子、广保、丰坤、延藩、连喜、德纯等，这些人当中无人能像老格那样忠心尽职，内务府派出的协造再难有作为，已经没有必要。乾隆“五十一年裁去驻厂协理官，命榷九江关使总理，岁巡视，以驻镇饶州同知景德巡枪司，共监造督运。”实行了五十年的内务府派员协造制度宣告结束或自行废除，此后又改变为地方官员协管。有迹象表明，乾隆后期御窑厂开始已呈现衰退之势，“景德镇厂署御窑，乾隆年间即已塌毁，数十年来均系附于民窑搭烧。”这既与督陶制度改变有关，更是与督陶官员的瓷务能力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老格在御窑厂协造瓷器竟达二十八年之久，历经唐英、惠色、尤拨世、舒善、海福和伊龄阿等督陶官，长官反复轮换，老格协理督陶常在不变。可以说老格是常驻景德镇时间最久的烧瓷官员。老格聪明能干，不辞辛苦，精于瓷务，办事有方，性情安静，为人实在，做事勤恳，服从调配，深得历届长宫的信任，历任皆委以重任，分担责任。在唐英督陶的近十多年中老格成为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一起创造了中国瓷器烧造的辉煌。唐英离去后的十余年中，老格全面管理瓷务，因此，乾隆瓷器辉煌的创造和时段的延续老格功不可没。老格是清代御窑瓷务的杰出人物，成绩卓著，本应在中国陶瓷史重重书写一笔，只是官阶低微，一直未被人们足够重视。
清代御窑厂及其督陶官简介
清康雍乾三代（1662—1795）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后的一个繁荣盛世，号称“康乾盛世”，同时也是中国陶瓷史上最后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短短的一百三十多年之间，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出一批又一批精美绝伦的官窑瓷器，这不单与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同时也得益于三位皇帝的亲自推动和鼓励，再加上几位督陶官的充满创意和热诚的贡献，使御窑厂不但全面恢复了明代鼎盛时期的烧造规模，更进一步推陈出新，创烧了大量新品种和大胆应用了各种中西结合的装饰手法，形成了清瓷瑰丽奇肆的风格。
据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二“国朝御窑厂恭纪”载，清代御窑厂建立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由朝廷委派饶州府几名守道“督造龙缸，栏板”，均不成功，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由巡抚张朝璘疏请停止。到了康熙十年（1672年），康熙帝玄烨曾为其父顺治帝陵墓定烧了一部分祭器，除此之外，官方文献中并无其它重要烧造的记录。康熙十三年（1675年），因吴三桂等煸起三藩之乱，致使窑事受到严重破坏，到了十六年（1678年）才恢复了部分民窑生产。大规模的官窑器生产则是到了康熙十九年以后才正式开始的。光绪《江西通志》陶政卷载：是次由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等驻厂督烧的“大造”，由康熙二十年始直至二十七年止，烧制出开国以来最大批最精美的御用瓷，即所谓的“臧窑器”。《景德镇陶录》载：“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康熙朝另一位著名的督陶官是于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间在任的江西巡抚郎廷极。他监制的官窑器即所谓的“郎窑器”。除著名的“郎窑红”器外，还有水平极高的仿明宣德青花器和仿明成化脱胎白釉器。除上述两位督陶官外，另一位对康熙御窑厂的生产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是刘源。据宋伯胤先生在《从刘源到唐英》（南京博物院《清瓷粹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中的考证，刘源其实是在康熙中已官至刑部主事，并供奉内廷，随侍在皇帝左右，故可能有机会饱览内府珍藏的历代器物珍玩，所以见闻甚广，精于鉴赏，并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是一名宫廷画家和诗人，传世作品在故宫和南京博物院均有收藏。而当景德镇的御窑厂一开，“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清史稿》卷五０五）笔者最近看过一件精美异常的康熙款斗彩松鹤延年纹大盘，其细致高超的写实性技法，浓郁的宫廷画风格，优美典雅的构图可媲美成化斗彩的敷色技巧，实在非当时一般窑师所能出者，后经刘新园先生之考证，推断其设计粉本就是刘源所作。这件大盘十分罕有，未见有其它传世品的记录。在1989年秋季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曾以高价拍出一对极为精致罕见的康熙款斗彩贺知章醉酒图小杯，人物、景物均栩栩如生，敷色明快细致，淡雅宜人，比之成化斗彩亦毫不逊色，应也出于刘源之手，笔者至今仍印象犹新。相对于大部分官窑器上图案式的构图设计，这种纯粹以瓷面作为绢面来描绘高度写实性题材的作法，反映出刘源出众的才华和优雅的品味，也是康熙彩瓷的另一大特色。
继康熙御窑厂取得的辉煌成就之后，雍正四年（1726年）奉任督陶官的年希尧，也监烧出一批美器，世称“年窑”。《景德镇陶录》卷五曰：“雍正年年窑，厂器也。督理淮安板闸关年希尧管镇窑务，选料奉造，极其精雅。”而真正把清瓷造瓷艺术推上顶峰的则是雍正六年（1728年）往御窑厂上任的陶务官唐英。他虽以四十七之龄赴任，仍能在任内二十八年中将御窑厂的生产推上了陶瓷艺术的顶峰。在厂的二十八年内，他凭着尽忠朝廷，鞠躬尽瘁的精神，事事亲历亲为，苦心戮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终于掌握了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创造出大量的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
景德镇御厂在清三代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繁荣安定，国力雄盛的社会状况是天时；景德镇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丰富优质的高岭土资源，便利的水路运输和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窑师技工是地利；而人和就是得到了朝廷的关注和重视，除了几位督陶官的出类拔萃的贡献外，最重要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对瓷器的浓厚兴趣和爱好，甚至亲自干预瓷器之设计与生产。在《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就有大量的资料详细地记载了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如何亲自过问，甚至下旨设计和修改瓷器式样、釉色和花纹之事。如此一来，御窑厂自然能够不惜工本，不惜代价，集合最好的材料与窑师来为皇上烧制出最好的瓷器。所以三代的官窑器也在某一程度上直接反映出三位皇帝各自独特的性格和喜好爱恶，这也是三代官窑器的另一大特点。
清三代御窑厂烧制的官窑器，或曰厂器，是专供皇宫内府使用的御用瓷，除了由皇帝赏赐之外，即使是王公重臣，也不能直接从御窑厂中得到。这些珍贵的皇室艺术品，由于它们出类拔萃的优秀品质，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和传世稀少的数量，历来受到世界各地收藏家们的喜爱和珍视，证明了这些瓷器恒久的艺术魅力和收藏价值，它们不但反映了中国古人的生活情操和意趣，同时体现了中国古代窑师们杰出的智慧。
红火的御窑瓷器拍卖
众所关注的“百件御窑瓷器专场拍卖会”日前在上海拍卖时引起意外轰动，拍场高潮迭起，竞价激烈，总成交额逾千万元人民币。
当传世文物寥若晨星，赝品在古玩市场上泛滥之时，上海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推出了“百件御窑瓷器展出、拍卖”活动。此举一出就引发过一场官窑真伪难辨的讨论。这时，这批即将走上拍台的拍品自然被众多业内外人士“盯”上，各路专家、行家纷纷前来鉴定。事后，业内人士认为这批拍品值得信赖，于是一下子吸引了各路买家。
在当天的拍卖会上，好戏连台。31号拍品，清雍正胭脂红小盖碗一对，碗盖碗底有《雍正年制》青花四字双行楷书款，25万元人民币起拍，最后成交价达101万元。44号拍品，清雍正斗彩八吉祥纹碗一对（2件带红木座），《大清雍正年制》青花双图六字双行楷书款，极其精雅，保存完好，32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数次竞价，以41万元成交。20号拍品，清乾隆柠檬黄釉碗一对，有《大清乾隆年制》青花六字三行篆书款，釉色丰富，14万元人民币竞价，最后以45万元人民币收槌。
目睹激烈竞价的有关专家认为，市场上古玩拍卖名目繁多，但拍卖情况都不理想，主要原因不在购买力的减弱，而是上乘的真品太少。一旦佳品到位，古玩收藏市场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这次御窑瓷器的拍卖从一个侧面反映，真正货真价实的东西一定能获得较好的市场前景。
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洪武瓷器 ...
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洪武、永乐、宣德瓷器对比展”2日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和延禧宫开幕，共展出瓷器297件套。此次展览既是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首次联合举办瓷器展览，同时又是这些明代御用瓷时隔五百年后从生产始端到使用终端的首次聚首。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在明清两代，景德镇御窑是专门为皇帝生产御用瓷器的基地，紫禁城是这些御用瓷器的唯一合法使用地。至今，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收藏明代御窑瓷器的主要单位，包括龙泉窑、磁州窑、钧窑等不同窑场的产品在内，总数超过一万件，而且多是清宫旧藏，传承有绪。御窑烧造的合格品被源源不断地送进紫禁城的同时，在严格挑选标准下的落选品和残次品均被集中销毁。
经考古发掘，御窑遗址出土的这些落选和残次御窑瓷器，多可以与传世瓷器进行器型、纹样的对比。
在御窑生产的产品中，有的品种仅见于传世品而在出土品中不见，相反的，仅见有出土品而未见传世品的例证也同样存在，更有当时研发的新品种以及试烧之未成功者：展品中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以及永乐红釉点彩碗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两种器物在传世品中均未曾见到与之相同的。
此次展览与接下来将要举办的“明代御窑瓷器——御窑遗址出土与传世成化瓷器对比展”、“明代御窑瓷器——御窑遗址出土与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明代御窑瓷器——御窑遗址出土与传世嘉靖万历瓷器对比展”共同组成系列。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9月。
298件景德镇明代御窑瓷器珍品在故宫展出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明嘉靖、万历、隆庆瓷器对比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展
11月6日，由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明代御窑瓷器对比系列展--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明嘉靖、万历、隆庆瓷器对比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景仁宫开幕。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景德镇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吴隽，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等相关领导、专家参加，开幕式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主持。
吴隽表示，2014年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与故宫博物院签署战略合作以来，双方在考古研究、交流展览等各个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交流，这次双方联合举办的展览就是实施战略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借助故宫博物院这一国家级高端平台，展示晚明时期景德镇代表性的官窑瓷器，弘扬中华传统陶瓷历史文化。希望通过此次对比展，帮助人们更好地欣赏明代中晚期官窑瓷器的工艺之美，更好地探析晚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特别是制瓷业的变迁发展等方面情况，从而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陶瓷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单霁翔、顾玉才、耿宝昌分别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景德镇政府与故宫博物院在研究展示方面合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单霁翔亲切地把明代瓷器对比系列展比作：“出土与收藏文物的对话，讲述一对兄弟的传奇故事”；顾玉才盛赞系列对比展，是将丰富的馆藏品与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学术研究相结合，借助故宫展览平台，向社会推出的具有非常高的观赏性、学术性、高水平的展览；耿宝昌更是将此次的对比展特点概括为”琳琅满目、五彩缤纷”。
此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合作成功举办“明代御窑瓷器对比系列展”的第五次展览，展览分为嘉靖朝御窑瓷器、隆庆朝御窑瓷器和万历朝御窑瓷器三大部分，每部分分单元按品种予以展示，分别为“浓丽明艳青花瓷”、“纯净雅致颜色釉瓷”、“色彩缤纷彩绘瓷”、“影响深远后仿瓷”等四个单元，并遴选少量民窑瓷器加以对比。展出传世文物和出土瓷片标本共计298件套，其中嘉靖朝浇黄地青花龙穿缠枝莲纹大盘、隆庆朝浇黄釉锥拱云龙纹碗、万历朝五彩镂空花卉龙纹长方盒等，均堪称难得一见的珍品。
当天下午，与展览配套的“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御窑瓷器”学术座谈会在建福宫敬胜斋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就与展览密切相关的明代御窑瓷器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陶瓷知识：陶器与瓷器诞生
陶器究竟是怎样发明的，历来就众说纷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古人在枝条编成的篮子里涂抹了一层泥土，本想用火将泥土烘干，不慎将篮子烧着，当篮子化成灰烬时，上面的泥土就变成了最初的陶器。笔者照此说法作了一个实验，但没有成功，篮子燃烧后的热量不足以将里面的泥土烧成陶器，看来此说不成立。
笔者认为陶器的出现与古人保存火种有关，当他们还没有学会钻木取火时，为了保持火种既不会熄灭又不会蔓延，就要用土坑或泥土将其围住，时间一长，火种周围的泥土则变成又红又硬且不再怕水的物质——陶质材料。古人根据这一现象，试着把哄小孩用的泥塑玩偶仍到火里去烧，陶器就这样产生了。此论仅为笔者猜想，无论事实如何，陶器的出现是自人类诞生以来，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明，“水火既济而土和”。
到后来，中华民族先民们在制作陶器的过程中发现，烧制陶器时的温度越高，其制成品就越坚实，越耐用，于是就想尽办法提高烧成温度。把陶器烧成温度从1000℃以下，提高到1200℃左右的技术革命是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完成的。而能耐住这一高温的瓷土也同时被发现。
先民开始普遍使用瓷土来烧制硬陶。当时都采用“裸烧”工艺，即把坯体码放在一起，直接与窑火接触。经实践，他们发现烧窑用的木柴，经燃烧变成草木灰后如果能飘落到坯体表面，就会在上面形成一种玻璃状物质，它能大大提高制成品的表面硬度并降低吸水率，后人称其为釉。俗话说：“无灰不成釉”，早期的釉，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多出现在器物的朝上部位，又称天然釉。
不久，先民们又发现如果把草木灰与瓷土按一定比例掺和在一起，再施涂到坯体所需的部位上，烧后就可以形成釉面，原始瓷器就这样诞生了。
江西拟斥巨资加强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
为进一步加强对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江西省计划投资４９７８万元人民币建设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设施。这一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包括：建筑面积达１２００平方米的保护管理用房，主要用于办公管理、安全监控、资料保存、文物修复等；建筑面积达３０００平方米的综合展示中心；制作安装标桩、标牌及界桩２０４处。资金来源分别是：申请国债资金２４８９万元，地方配套资金２４８９万元。
御窑也称“官窑”，是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景德镇官窑集中了从元代至清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文献记载每１００件成瓷仅有４件能入宫使用，而绝大多数瓷器次品、试制品和贡余品，都必须被集中砸碎后埋藏入官窑范围之内，以禁绝流入民间。多年来，江西省文物考古部门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发掘，清理了埋藏落选的贡品、遗址等大量官窑标本，修复了数以千计的官窑珍品，有一批被誉为“绝世孤品”的瓷器和文物遗存面世。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的成果，曾被评为“２００３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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