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茶杯。
茶盏，历代有各种不同的称谓，每一种称呼背后即表达了茶人对茶盏之美的诗人想象，也体现了不同时代里茶盏的器型变化。
在饮茶之始，由于茶在当时的生活饮品中还没有占据主流位置，因此也就没有真正专门用来饮茶的器具，喝茶时常与酒器、食器一起混同使用。自秦汉以后，饮茶之风日渐兴起，茶具才开始从日常的食器、酒器中分离出来。至唐代，茶已成了人们日常生活饮品，并且形成了茶人兴茶、皇家重茶、文人写茶、佛教崇茶、举国饮茶的社会现象，此时方才出现了专门用于饮茶的器具——茶盏。
唐 岳州窑青釉碗
在唐代，茶盏常被称为“茶碗（盌）”、“茶瓯”。在唐代诗文中，“茶瓯”出现的频次要远高于“茶碗”。
“茶碗”的诗文，有：卢仝《七碗茶》的“一碗喉吻润……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的“君但倾茶碗，无妨骑马归”。
“茶瓯”的诗文，有：边塞诗人岑参《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的“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姚合《杏溪十首·杏水》的“我来持茗瓯，日屡此来尝”。
整个唐代诗人中，留下茶盏诗词最多的当数白居易。白居易自号醉吟先生，不独好酒，而且嗜茶如《想东游五十韵》的“客迎携酒榼，僧待置茶瓯”；《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的“烟香封药龟，泉冷洗茶瓯”；《山路偶兴》的“泉憩茶数瓯，岚行酒一酌”；《招韬光禅师》的“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等等。
唐 邢窑白釉玉璧足茶碗
器型上,唐代的茶碗或茶瓯口径较大、高度较矮。在唐代煎茶法中，大口径，有利于观看茶汤的色泽与变化；高度较矮有利于手的把持。茶盏在成为专门饮茶器具后，唐人在茶盏的器用之外，开始对茶盏有了美的视觉需求。
宋 定窑白釉斗笠盏
在宋代，“茶盏”（琖）是最为普遍的说法，但“茶瓯”、“茶碗”依然被继续沿用。茶盏和茶瓯被用的最多，也无明显区分。即便是描写建盏的诗文中，也时而用“盏”，时而用“瓯”。
“茶盏”的诗文，有：苏东坡《送南屏谦师》的“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陆游《梦游山寺焚香煮茗甚适既觉怅然以诗记之》的“毫盏雪涛驱滞思，篆盘云缕洗尘襟”；梅尧臣《次韵和永以尝新茶杂言》的“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
“茶瓯”的诗文，有：陆游《试茶》的“绿地毫欧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闽来”；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的“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的“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
宋 建窑兔毫盏
受宋代理学的影响，宋代茶盏轻盈而优雅，造型上更为秀丽、挺拔，盏壁斜伸、碗底窄小，亭亭玉立，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充满了“文人气质”。与唐代的张扬、豪放、大度的气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宋代茶盏讲究“收敛、节制”，造型上细致入微，且更注重比例的协调。
明成化 斗彩团花鸟茶杯
进入明清之后，茶盏开始被称为“茶杯”，并渐成主流，但“茶盏”、“茶瓯”仍时有出现。但此时的“茶盏”或“茶瓯”只是名称上的沿用，器型上与唐宋时期具有质的不同。
“茶杯”的诗文，有：吴宽《爱茶歌》的“堂中无事长煮茶，终日茶杯不离口”；文征明《闲兴(六首之二)》的“莫道客来无供设,一杯阳羡雨前茶”；文征明《三月晦徐少宰同游虎丘》)的“一樽不负探幽兴,更试三泉覆若杯”；张以宁《题李文则画陆羽烹茶》的“阅罢茶经坐石苔,惠山新汲入瓷杯”。
清雍正 斗彩翠竹茶杯
由于饮茶方式的巨大变革，明清时期的茶杯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仅将茶盏、茶托二器合一，且器型上比宋代小得多，釉色也由黑釉转变为白瓷。由于用叶茶直接冲泡,茶汤绿,故白瓷更能衬托出叶茶嫩芽冲泡时的嫩绿的色泽。
明清对茶盏的喜好，高濂在《遵生八笔》概括得最为精辟:“茶盏惟宣密坛盏为最,质厚白妾,样式古雅,有等宣密印花白瓶,式样得中而羞然如玉。次则嘉密心内茶字小盖为美,欲试茶色贵白,岂容青花乱之”。
茶碗、茶瓯、茶盏、茶杯，不同的称谓，牵引着不同时代的品饮用法，与自我表情的释放。每一个称谓背后，都是美的开始和诗人对茶和盏的咏叹。
精选阅读
瓯窑茶具溯源
苏轼夫子有名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俗是一种难改的毛病。比如写毛笔字写生硬写俭朴倒无妨，如果俗，那就无药可救了。瓷窑是匠艺，也就有俗雅之分。当然，瓷器的俗雅倒也不至于推及可否救药的高度。本身就是器具，器具讲实用，能用好用的就好。接下去才再讲形制韵味、讲风格艺术等等。从茶到茶具再到茶道，这期间发展的过程是很漫长的。
茶产在四川，《神农本草》里有记载，神农氏是茶的发现者。与传说人物牵扯一起，只能说明茶在中国发现得早。如果按时间的顺序去推测，茶在商代是贡品，春秋战国是祭物与药膳，东汉以后才从神坛走到民间，到了唐宋，就变成可获利丰厚的朝廷的重要税收来源。从时间上来看，瓷质茶具的发展也恰恰与之相吻合。其他的窑口如何，还要细细地去了解，但是看土生土长的瓯窑，茶酒具真正的流行开来也是东汉以后的事。六朝时，瓯窑中茶酒器里，最为有意思数鸡首壶，鸡首为嘴，高低变化，虽然变化单一了点，今日视其憨厚之姿，依然生动莫名。唐、五代、宋，观照瓯窑出土的茶器，变得绚烂多彩，似乎瓯窑迎来了精神上的一次升华。窑工主观的思想表达多了起来。
比如六朝的这些走马灯的朝代里鸡首壶数量不少，窑工们围绕着这种壶从年代上看只是通过器型变化来说明壶的不同。但是到了唐朝开始，鸡首壶退出舞台，让位于更为艺术实用其他饮器。盛唐给流通业带来便利，全国各地的窑口销售的走势极为繁华，迎合市场的需求，开始生产大量的用于喝茶的器具。而此时，喝茶经过变迁，商业化的倾向已非常明显，唐代许多城市已有煎茶卖茶的茶铺。而对茶具的需求除了质，也有量上的要求。浙江区域内，越窑在宁绍一带崛起，而唐代的茶叶制作上的革新就是出现“烹青”，有点像今天的炒青，与过去的生晒不同，这种茶叶在泡的过程中，茶的青翠能从汤水里体现出来。越窑的釉色，能较好地突出茶叶翠色。
相比瓯窑，此时，已从高潮进入一个平缓的发展，其釉色上的褐彩并没有发扬光大，反倒胎釉偏黄，不稳，甚至结合上也出现一些问题。不过，好在此时，瓯窑生产的器形已呈现较为自由宽松的多样化。这个时期的饮器类，如茶具、酒具等更注重个性化创新，不管是否是南北窑匠们相互模仿，一些不见前朝的器形开始出现，印象中瓯窑造型反倒胜出釉色，更为抓人眼球。这当中，唐人喜好的凤首壶，虽然存世的作品没见到，但是从近些年瓯江下游两岸的窑址出土的凤首壶的标本器来看，做工还是相当可圈可点的。此外，如曲流壶、玉璧底碗、执壶等，这些存世的瓯窑作品中，茶具的做法，都相当的不俗。眼前呈现的这件青釉瓜棱形竹节柄壶，就算得上唐代瓯窑的一件奇形器，它的把是直形的，颈部的嘴几乎与壶口同高，更为奇特的是，直形把与壶嘴呈现的是一个九十度角，这种做法，从便利上讲，是比不过执壶，由此想到，它的烧制是为特定的功能而设计的。
当然，唐代的泡茶始讲茶道，因此，是否是一件茶道用具？否则，如果是酒具的话，这样是不便对向倒酒，而瓜棱形竹节柄壶，又有几个有趣的要素，其一是柄专门做成虚竹形，竹为不俗之物，说明做此壶是刻意而为之。其二，倒水时，手提竹节柄，嘴口不朝客人，以示尊重。其三，自倒自饮比较方便。当然，这些不过是猜测，它是茶具的可能还是很大。此外，这种茶具，应当还有与之配套的杯盏，甚至泥炉，只不过今天留下来的仅此壶了。
到了宋代瓯窑的茶具，由于卖茶为业的茶铺已非常普遍。瓯窑茶具也随波逐流，共性多了，没有个性，就说不上雅与不雅了。尾声就止在元。
历史悠久的青瓷文化——瓯窑青瓷
东晋瓯窑青釉褐色点彩鸡首壶
瓯窑地处浙江南部，窑址主要分布在以温州为中心的永嘉、乐清一带。这里东临东海，南邻福建，西北面为括苍山区，瓯江、飞云江由西向东直入东海。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说：“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袵，收瓯越之民也。”有人考证说，瓯字从“瓦”，说明瓯越人在远古就会烧制陶瓷。
瓯窑瓷胎色泽浅灰白，釉色清淡，有玻璃质感。晋人潘岳在《笙赋》中说道：“披黄苞以受甘，倾缥瓷以酌酃(l ng，美酒名)。”这个“缥瓷”很可能就是瓯窑青瓷。
北宋鸥窑青釉
五代瓯窑青釉瓜形带盖曲流壶
考古资料表明，商周晚期温州瑞安一带的墓葬中就有原始瓷出现。东汉晚期，永嘉县的罗东乡箬(ruò)隆村后背山窑、芦湾村小坟山窑等地，都相继发现了从原始瓷过渡到瓷器的窑址。据《景德镇陶录》记载：“瓯，越也。昔属闽地，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当时著尚。”而清代朱琰在《陶说》中说：“杜毓《荈赋》‘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后来‘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先矣”，“是先越州窑而知名者也”。按照这个说法，瓯窑应该是越窑的前身。考古人员在对窑址调查和发掘中发现，在汉代或两晋时期，有一些瓯窑瓷器的风格和制作工艺与越窑很相似。但是，瓯窑的规模和瓷器质量似乎不及越窑。这里面很可能是文献记载有误，也可能还有遗存没有被发现。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确定，瓯窑是一个历史悠久，并且风格鲜明的青瓷窑系。
南宋瓯窑青黄釉褐彩
北宋青釉观音坐像
汉代至三国时，部分瓯窑瓷器胎质不致密，胎体烧结度较差；胎釉结合不佳，常有剥釉现象；器形制作不规整，与同时期越窑产品有一定距离。自魏晋时期，瓯窑进入一个成熟和发展期。此时的器形丰富，有很多造型与越窑相似，同时又表现出特有的地方风格。
瓯窑窑址主要分布在南溪江下游沿岸的永嘉县罗溪夏甓山、东岸赤头山、瓯海区三垟樟岙(ào)岭脚一带。此时常见器型有壶、罐、瓶、碗、碟、杯、槅、笔筒、砚台、水盂、熏炉、虎子、唾壶、谷仓、鸡窝、狗圈等。除了釉色和制作工艺上的差别，此时瓯窑的瓷器造型风格与越窑一样，器形多以动物为原形，如狮、鸡、虎、牛、凤等，有的器形与越窑几近雷同，如鸡舍、狗圈、狮形辟邪、槅、鸡头壶等。说明当时瓯窑分布区域在丧葬习俗上与上虞、绍兴一带是有相同地方的。但是也表现了特有的地域特点，其中虎形烛台、牛形灯、凤形碗等器型在越窑中未见。瓯窑的谷仓罐由汉代的五管瓶演绎而来，但与越窑谷仓造型有一些区别，东汉时期的五管瓶为葫芦形，器物下腹部为圆形，而越窑的比它更鼓一些。三国时期瓯窑的谷仓为直桶腹，肩部分别有4个小罐，罐与器腹不通。小罐之间塑有人物、百戏塑像。西晋时的谷仓为圆鼓腹，上塑五管或亭台楼阁，周围有百戏人物、飞鸟等，展现了为亡灵祈祷的场景。整体造型浑圆敦实，有的器形制作不规整，整个器形缺少协调感，层次比较紊乱。
汉代至三国时期，瓯窑常见纹饰主要有水波纹、印花斜方格纹、连珠纹等，并不丰富。南北朝时期出现莲花纹，纹饰工整，但是制作工艺欠佳，常有剥釉现象。东晋早期和南朝，普遍使用青釉褐彩，有文字、花卉或与堆塑并用的点彩。这种装饰手法在东晋时期的越窑曾使用，晚唐吴越贵族墓中出现过，并不普遍，十分独特、典雅。瓯窑的褐彩花卉装饰，一直延续到北宋。
隋代至唐代早期是瓯窑瓷器的一个低谷期。其产品的胎体灰白，釉色青黄，开片细碎。唐代早中期的瓯窑釉色青中偏黄，容易剥落。
晚唐至五代时期，瓯窑窑址主要分布在瓯江干流南岸的市郊西山、杨府山和南溪江下游永嘉县境内的启灶黄田等地一带。此时的瓯窑青瓷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其釉色青淡或青黄，釉层滋润如玉；胎体细腻，胎色白而坚致，胎釉结合紧密。在造型上出现了柔和匀称、活泼清新的风格。五代时期的胎体更加细薄，器形更加精巧，小型器增多。器物的造型也比前期丰富，常见的有执壶、罐、碗、洗、香熏、唾壶、砚和明器桌、筷、椅等。还有一些器型如五代青瓷曲流壶、唐代青瓷刻花粉盒，这类粉盒的器形呈瓜果形，盖体表面常刻有牡丹、莲花、飞天等纹饰，制作精美。其中杯口壶、曲流壶、明器桌、筷、椅等这类器型越窑未见。这一时期瓯窑的纹饰较多，装饰手法也比前期有突破，主要有印花、划花、刻花、绘花、堆塑等，纹饰有莲瓣、荷花、卷草、双鱼、飞天等。从考古资料来看，瓯窑瓷器的纹饰较之越窑丰富，尤其是褐色彩绘纹饰。越窑此时多有点彩和较少的彩绘装饰，纹饰题材不多，使用也不普遍。
宋代，温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曾设市舶务和来远驿，元代设市舶司并有停泊海船的码头。对外贸易的出现，推动了瓯窑的发展。此时，瓯窑的分布依然以市郊的西山、杨府山和永嘉的仁溪、岩头一带为主，其窑场绵延数里，颇为壮观。其中泰顺、文成、苍南、乐清山区的山坳里，有一部分规模较小的瓷窑，还生产白瓷和黑瓷产品。这些产品与瓯窑青瓷随着龙泉窑的外销产品一起进入国际市场，常见的青瓷器型有碗、壶、瓶、罐、洗、盂、熏等，品种繁多，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器型与越窑几近相同。有一些产品如观音坐像、南宋青瓷盖瓶、南宋青瓷刻花盖罐等器型，越窑未见。
这个时期是瓯窑生产的高峰期，胎体更加坚致、细薄，呈浅灰色。釉色呈淡青或灰绿色，淡雅滋润；釉层薄，但是均匀、润泽，器内外施釉。同时期越窑的产品为灰白胎，施青釉后呈青灰色。纹饰比前期丰富，几乎接近繁缛。主要纹饰有卷草、葵花、牡丹、菊花、双蝶、鹦鹉、如意和形态多样的莲花纹等。越窑此时的纹饰也是最丰富的。
值得一提的是瓯窑此时的褐色彩绘瓷。入宋代以后，瓯窑青瓷仍然较多地采用褐色彩绘装饰青瓷，有斑彩、绘画花卉和书写文字诸种形式，其纹饰配上淡色的瓯窑青瓷，显得典雅而有趣味。这种彩绘比越窑的题材丰富，构图也比越窑有创意。越窑褐色彩绘的装饰手法在唐代以后就不见了。瓯窑的褐彩青瓷绘画题材新颖独特，堪称浙江青瓷窑系中的一朵奇葩。
宋代以后，浙江的瓯窑、婺州窑、越窑基本都逐渐走向了衰落。今天，我们可以从早期龙泉窑产品中找到越窑、瓯窑、婺州窑瓷器的制作痕迹，这些痕迹是浙江青瓷文化绵延的印证。
宋代宫廷御用器“供御”茶盏
“供御”刻款、“進琖”印款，是建盏为宋代宫廷御用茶器确凿无疑的证据。然而，何时建盏才真正地进入宋代宫廷之内，成为确实的“供御”呢？
据现有史料记载，建盏最早出现于宋代宫廷，是宋徽宗在宴请时“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赐与蔡京。时间是政和二年(1112)四月八日。
（“建溪毫盏”即为建窑兔毫盏，“建溪”为古建州（今南平）境内的主要河流，福建闽江的上流，即指代“建州”。）
上海博物馆藏 “進琖”印款建盏
宋徽宗为蔡京举行的这次宫廷特宴，是在他第三次起用蔡京主持国政的时候，以此来表示对蔡京的特别宠遇。蔡京自杭州奉诏抵达开封时，徽宗已赐以“饮至于郊，曲燕于垂拱殿，祓禊[fúxì]于西池”等优异礼数，又决定为他举行这次特宴。赴宴者有宰相和执政何执中、郑绅、吴居厚、刘正夫、侯蒙、邓询仁、郑居中、邓询武、高惊、童贯，并以最宠爱的第三子嘉王赵楷陪宴劝酒，加上蔡京及子蔡位，共十三人。
（有关该宴会史料为蔡京自己记述的《上清楼特燕记》。）
此次宫廷宴席明确表明，至少在公元1112年、政和二年、徽宗当政第12年以前，建盏已进入宋代宫廷之内，成为“供御”茶器。此时比《大观茶论》成书晚四至五年。
徽宗的前任皇帝是兄长哲宗赵熙。哲宗在位15年，年仅24岁便病逝，因无子嗣，而由徽宗接位。那么，有没有可能建盏“供御”、“進琖”于徽宗之前呢？
元祐（哲宗的第1个年号）七年，公元1092年，苏轼一首诗文《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叙写的是苏轼在与蒋颖叔、钱穆父随哲宗景灵宫行李，哲宗赐茶给大臣们的情景。其中，有二句诗文“病贪赐茗浮铜叶，老怯香泉滟宝樽”。南宋的苏轼诗词注本，注“铜叶”为“茶盏也”，“铜叶”是一种树叶形的铜质茶盏。
苏轼的诗写明了，哲宗赐茶所用的茶盏是“铜叶”，而非建盏。说明，建盏在哲宗元祐七年时还不是“供御”。
而一年后，元祐八年，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后，哲宗才开始亲政，时年17岁。与徽宗不同，哲宗是个励精图治、抱负远大的皇帝，在亲政到病逝的7年里，不仅在政治上进行变革，实施元丰新法，而且在军事上收复青唐、发动两次平夏城之战使西夏臣服。在这短暂的7年里，哲宗取得的了如此的政治、军事成就，且是在17至24最具理想抱负的时期，想必不会多心于茶事，或是为茶事之精细而更改赐茶所用茶盏。
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断定，在宋哲宗（1085年-1100年）期间，建盏还未进入宫廷，成为“御用”茶器。也就是说，在史料依据下，建盏成为“供御”始于徽宗，在公元1100年登位至1112年赐茶之间。
徽宗著写《大观茶论》的时间为大观元年或一年（1107年或1108年），文中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按其书写所用的语气，以及徽宗对茶事之精，徽宗早在《大观茶论》之前就已经将“建盏列为斗茶之第一盏”。
南方早期青瓷的发祥地——瓯窑
瓯窑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早期青瓷窑，其与越窑既有相似之处，也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它的烧造工艺跟越窑相近。从胎质看，越窑、瓯窑都属灰白胎，但瓯窑胎色较浅，越窑胎色为青灰色或青黄色。从色釉来讲，二者也较为相近，都是青色釉，瓯窑早期多为淡青色，部分也有青中泛黄和青绿色，而越窑釉色偏深。造型上，都有碗、壶、盘、罐、杯、砚、熏炉、唾壶、虎子、灶、簋、镌斗、鸡笼、谷仓、盏、盏托等器型。纹饰上，两者各时期的纹饰风格也较相似。
瓯窑历史悠久。在晚商和西周时期，浙江的温州、永嘉、瑞安、乐清、泰顺等地就出现了原始瓷。六朝时期，瓯窑得到了迅速发展，制瓷技术提高。从出土瓯窑器物看，两晋、唐、五代是瓯窑生产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与同时期的越窑相比较，东晋瓯窑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越窑，产品种类丰富，造型和装饰艺术独具风韵，尤其是富有特色的青釉褐彩装饰，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釉色风格。宋代以后浙江龙泉窑崛起，其优美的胎釉，创新领先的生产工艺所生产的精美瓷器占据国内外青瓷市场，使得瓯窑从南宋后逐渐衰落。至明清时期，由于江西景德镇瓷业的兴盛，温州地区除个别窑场仍在生产外，绝大部分窑场已基本停烧，瓯窑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浙江是中国早期陶瓷的发源地之一。晋初的杜预在其《荈赋》中有“器择陶拣，出自东瓯”之语，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瓯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古陶瓷窑场。瓯窑既有浙江青瓷的共性，又有着浙南青瓷的特色，我们要研究中国的青瓷发展史，不能不研究瓯窑。
瓯窑窑址分布地域广泛，主要分布在瓯江、飞云江、熬江流域，现已查明窑址200余座。瓯窑早期发达的制瓷工艺影响着中国的制瓷工业。中国素有“南青北白”之说，据考证隋唐五代时期瓯窑制瓷的中心在浙江的永嘉，温州一带，影响到瓯江上游的丽水、龙泉等地。早期的龙泉瓷，其胎色、釉色、纹饰和造型基本上都和温州西山窑瓷器相似，这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瓯窑对龙泉窑系的兴起、发展、传承有着重要的影响。
瓯窑在中国制瓷史上有两大贡献：其一，其晚商和西周时期的黑褐瓷独树一帜，东汉晚期，现永嘉县楠溪江畔的东岸、罗溪等地的瓯窑已从烧制原始瓷进而能烧制青瓷和黑瓷两类瓷器。其二，两晋时代，瓯窑不但能烧制胎质中含铁量低的缥瓷，还创烧了青釉褐彩瓷。这种将釉和彩融为一体的工艺，丰富了瓷器装饰艺术，为元、明、清青花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宋代極品茶碗建窑建盏欣賞
曜變天目茶碗
油滴天目茶碗白覆輪天目茶碗
禾目天目茶碗
建盏
建盏都用正烧，故口沿釉层较薄，而器内底聚釉较厚；外壁往往施半釉，以避免在烧窑中底部产生粘窑；由于釉在高温中易流动，故有挂釉现象，俗称“釉泪”、“釉滴珠”。这是建盏的特点之一。
建盏（天目瓷），黑瓷代表。是中国宋代八大名瓷之一。该制品宋时为皇室御用茶具，传世并藏于日本的四只国宝级建盏“曜变天目”是饮誉世界珍宝。因产地为宋建州府建安县，因此称为建盏。
简介：
建盏产自建窑,“建窑”是我国著名的古窑之一，遗址位于今建阳市水吉镇后井村（原属建州瓯宁县，今建瓯市）,它的制品在宋代已负盛名，由于宋时崇尚斗茶之风，故除了必需提供优质的茶叶之外，还需要有最适于斗茶所用的茶具。建州宋时已出产许多贡茶如建瓯北苑贡茶、武夷山御茶，“建盏”又是当时上至至尊、下及士大夫们都认为是斗茶最佳的珍品。宋代的著名文人墨客就有一些名句来秒颂它。例如“兔毫紫瓯新”、“忽惊午盏免毫斑”、“建安瓷盌鹧鸪斑”、“松风鸣雷兔毫霜”、“鹧鸪碗面云萦字，兔毫瓯心雪作泓”、“鹧鸪斑中吸春露”等。
历史
如此有名的宋代建盏，当时已由留学我国的日本禅僧们带回国而传到国外。日本古籍亦有青兔毫、黄兔毫、建盏、建州垸等记载。15世纪以后，他们把建盏及黑釉器讹称为天目；今天“天目”已成为黑釉一类陶瓷器的国际通用名词。传世的建盏以日本最多，其中宋代的“曜变”、“油滴”等四只建盏已被定为日本国宝，是稀世之珍，极受重视，免毫盏反居次位。除日本外，美国许多著名博物馆也有建盏的收藏，由于J.M.普鲁玛曾调查过水吉的窑址，故密西根大学有较多的样品收藏。当然，我国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他处也收藏有建盏的宝贵样品，然而目前最大的宝藏之一似乎可以认为是未经多少发掘和清理的建窑古窑址。
70年代末，福建省博物馆的考古学者和60-70年代厦门大学的师生对建阳芦花坪窑址的一、二次发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确定了“建盏是在龙窑中烧成的”，证明了“建盏的烧造年代创于北宋，盛于南宋及元初，而停烧或废烧于元末以后。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青黄釉器，证明建窑早在晚唐、五代迟至北宋是烧制青瓷的地方。”
推杯换盏
推杯换盏有两种意义：古人不仅指喝酒的意义更深的含义是达官贵人一般都不用杯子用盏，指升官了把杯子换掉可以用盏了；二者是送盏和受盏之人都把对方视为好友知己之人可以交心推心置腹之意义。
种类
建盏多是口大底小，有的形如漏斗；且多为圈足且圈足较浅，足根往往有修刀（俗称倒角），足底面稍外斜；少数为实足（主要为小圆碗类）。造型古朴浑厚，手感普遍较沉。建盏分为敞口、撇口、敛口和束口四大类，每类分大、中、小型；小圆碗归入小型敛口碗类。①敞口碗：口沿外撇，尖圆唇，腹壁斜直或微弧，腹较浅，腹下内收。浅圈足。形如漏斗状，俗称“斗笠碗”。常见中、小型碗，偶见大型器 ）。②撇口碗：口沿外撇，唇沿稍有曲折，斜腹，浅圈足；可分大、中、小型。此类碗大型器比例相对其他类碗较高，但成品率低，尤显名贵；中、小型器较常见）。③敛口碗：口沿微向内收敛，斜弧腹；矮圈足，挖足浅；造型较丰满。常见中、小型器，小型器比例较高，有的为圆饼状实足 ）。④束口碗：撇沿束口，腹微弧，腹下内收，浅圈足，口沿以下约1—1.5厘米左右向内束成一圈浅显的凹槽，作用在于斗茶时既可掌握茶汤的分量，又可避免茶汤外溢，该凹槽俗称“注水线”。此类碗腹较深，器型整体较饱满，手感重；常见中、小型器，中型器比例较高，为建盏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也是产量最大的建盏之一，出土或传世品最多 ）。
特点
建盏都用正烧，故口沿釉层较薄，而器内底聚釉较厚；外壁往往施半釉，以避免在烧窑中底部产生粘窑；由于釉在高温中易流动，故有挂釉现象，俗称“釉泪”、“釉滴珠”。这是建盏的特点之一。
建窑黑釉是一种析晶釉，属于含铁量较高的石灰釉，因此，具备烧成黑釉的基本条件；同时，石灰釉黏性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高温中容易流动，所以，建盏外壁底部往往有挂釉现象，而器物口沿釉层较薄，呈褐红色，有的近似芒口。
建窑黑瓷的胎质基本特征为：截面色黑或灰黑、黑褐，此为含铁量较高所致；胎骨厚实坚硬，叩之有金属声，俗称“铁胎”，手感厚重；含砂粒较多，故胎质较粗糙，露胎处手感亦较粗。从烧成工艺分析，建窑黑瓷为高温烧成，若胎土淘洗太细，则器物易变形。正由于建窑黑瓷中的建盏胎体厚重，胎内蕴含细小气孔，利于茶汤的保温，适合斗茶的需求，所以，在宋代成为最上乘的茶具之一。
瓯窑青瓷：翠峰天青由此开
北宋鸥窑青釉。
东晋瓯窑青釉褐色点彩鸡首壶。
五代瓯窑青釉瓜形带盖曲流壶。瓯窑地处浙江南部，窑址主要分布在以温州为中心的永嘉、乐清一带。这里东临东海，南邻福建，西北面为括苍山区，瓯江、飞云江由西向东直入东海。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说：“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袵，收瓯越之民也。”有人考证说，瓯字从“瓦”，说明瓯越人在远古就会烧制陶瓷。
瓯窑瓷胎色泽浅灰白，釉色清淡，有玻璃质感。晋人潘岳在《笙赋》中说道：“披黄苞以受甘，倾缥瓷以酌酃(l ng，美酒名)。”这个“缥瓷”很可能就是瓯窑青瓷。
考古资料表明，商周晚期温州瑞安一带的墓葬中就有原始瓷出现。东汉晚期，永嘉县的罗东乡箬(ruò)隆村后背山窑、芦湾村小坟山窑等地，都相继发现了从原始瓷过渡到瓷器的窑址。据《景德镇陶录》记载：“瓯，越也。昔属闽地，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当时著尚。”而清代朱琰在《陶说》中说：“杜毓《荈赋》‘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后来‘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先矣”，“是先越州窑而知名者也”。按照这个说法，瓯窑应该是越窑的前身。考古人员在对窑址调查和发掘中发现，在汉代或两晋时期，有一些瓯窑瓷器的风格和制作工艺与越窑很相似。但是，瓯窑的规模和瓷器质量似乎不及越窑。这里面很可能是文献记载有误，也可能还有遗存没有被发现。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确定，瓯窑是一个历史悠久，并且风格鲜明的青瓷窑系。
南宋瓯窑青黄釉褐彩。
汉代至三国时，部分瓯窑瓷器胎质不致密，胎体烧结度较差；胎釉结合不佳，常有剥釉现象；器形制作不规整，与同时期越窑产品有一定距离。自魏晋时期，瓯窑进入一个成熟和发展期。此时的器形丰富，有很多造型与越窑相似，同时又表现出特有的地方风格。
瓯窑窑址主要分布在南溪江下游沿岸的永嘉县罗溪夏甓山、东岸赤头山、瓯海区三垟樟岙(ào)岭脚一带。此时常见器型有壶、罐、瓶、碗、碟、杯、槅、笔筒、砚台、水盂、熏炉、虎子、唾壶、谷仓、鸡窝、狗圈等。除了釉色和制作工艺上的差别，此时瓯窑的瓷器造型风格与越窑一样，器形多以动物为原形，如狮、鸡、虎、牛、凤等，有的器形与越窑几近雷同，如鸡舍、狗圈、狮形辟邪、槅、鸡头壶等。说明当时瓯窑分布区域在丧葬习俗上与上虞、绍兴一带是有相同地方的。但是也表现了特有的地域特点，其中虎形烛台、牛形灯、凤形碗等器型在越窑中未见。瓯窑的谷仓罐由汉代的五管瓶演绎而来，但与越窑谷仓造型有一些区别，东汉时期的五管瓶为葫芦形，器物下腹部为圆形，而越窑的比它更鼓一些。三国时期瓯窑的谷仓为直桶腹，肩部分别有4个小罐，罐与器腹不通。小罐之间塑有人物、百戏塑像。西晋时的谷仓为圆鼓腹，上塑五管或亭台楼阁，周围有百戏人物、飞鸟等，展现了为亡灵祈祷的场景。整体造型浑圆敦实，有的器形制作不规整，整个器形缺少协调感，层次比较紊乱。
汉代至三国时期，瓯窑常见纹饰主要有水波纹、印花斜方格纹、连珠纹等，并不丰富。南北朝时期出现莲花纹，纹饰工整，但是制作工艺欠佳，常有剥釉现象。东晋早期和南朝，普遍使用青釉褐彩，有文字、花卉或与堆塑并用的点彩。这种装饰手法在东晋时期的越窑曾使用，晚唐吴越贵族墓中出现过，并不普遍，十分独特、典雅。瓯窑的褐彩花卉装饰，一直延续到北宋。
隋代至唐代早期是瓯窑瓷器的一个低谷期。其产品的胎体灰白，釉色青黄，开片细碎。唐代早中期的瓯窑釉色青中偏黄，容易剥落。
晚唐至五代时期，瓯窑窑址主要分布在瓯江干流南岸的市郊西山、杨府山和南溪江下游永嘉县境内的启灶黄田等地一带。此时的瓯窑青瓷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其釉色青淡或青黄，釉层滋润如玉；胎体细腻，胎色白而坚致，胎釉结合紧密。在造型上出现了柔和匀称、活泼清新的风格。五代时期的胎体更加细薄，器形更加精巧，小型器增多。器物的造型也比前期丰富，常见的有执壶、罐、碗、洗、香熏、唾壶、砚和明器桌、筷、椅等。还有一些器型如五代青瓷曲流壶、唐代青瓷刻花粉盒，这类粉盒的器形呈瓜果形，盖体表面常刻有牡丹、莲花、飞天等纹饰，制作精美。其中杯口壶、曲流壶、明器桌、筷、椅等这类器型越窑未见。这一时期瓯窑的纹饰较多，装饰手法也比前期有突破，主要有印花、划花、刻花、绘花、堆塑等，纹饰有莲瓣、荷花、卷草、双鱼、飞天等。从考古资料来看，瓯窑瓷器的纹饰较之越窑丰富，尤其是褐色彩绘纹饰。越窑此时多有点彩和较少的彩绘装饰，纹饰题材不多，使用也不普遍。
宋代，温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曾设市舶务和来远驿，元代设市舶司并有停泊海船的码头。对外贸易的出现，推动了瓯窑的发展。此时，瓯窑的分布依然以市郊的西山、杨府山和永嘉的仁溪、岩头一带为主，其窑场绵延数里，颇为壮观。其中泰顺、文成、苍南、乐清山区的山坳里，有一部分规模较小的瓷窑，还生产白瓷和黑瓷产品。这些产品与瓯窑青瓷随着龙泉窑的外销产品一起进入国际市场，常见的青瓷器型有碗、壶、瓶、罐、洗、盂、熏等，品种繁多，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器型与越窑几近相同。有一些产品如观音坐像、南宋青瓷盖瓶、南宋青瓷刻花盖罐等器型，越窑未见。
这个时期是瓯窑生产的高峰期，胎体更加坚致、细薄，呈浅灰色。釉色呈淡青或灰绿色，淡雅滋润；釉层薄，但是均匀、润泽，器内外施釉。同时期越窑的产品为灰白胎，施青釉后呈青灰色。纹饰比前期丰富，几乎接近繁缛。主要纹饰有卷草、葵花、牡丹、菊花、双蝶、鹦鹉、如意和形态多样的莲花纹等。越窑此时的纹饰也是最丰富的。
值得一提的是瓯窑此时的褐色彩绘瓷。入宋代以后，瓯窑青瓷仍然较多地采用褐色彩绘装饰青瓷，有斑彩、绘画花卉和书写文字诸种形式，其纹饰配上淡色的瓯窑青瓷，显得典雅而有趣味。这种彩绘比越窑的题材丰富，构图也比越窑有创意。越窑褐色彩绘的装饰手法在唐代以后就不见了。瓯窑的褐彩青瓷绘画题材新颖独特，堪称浙江青瓷窑系中的一朵奇葩。
宋代以后，浙江的瓯窑、婺州窑、越窑基本都逐渐走向了衰落。今天，我们可以从早期龙泉窑产品中找到越窑、瓯窑、婺州窑瓷器的制作痕迹，这些痕迹是浙江青瓷文化绵延的印证。
历代陶瓷款识大全
一、纪年款
(一)宋代纪年款
1、宋“景德年制”款
按照文献记载，景德镇窑以皇帝年号命名官窑纪年款，始自宋真宗景德年间。但以“景德年制”为款识的景德镇宋官窑实物，至今未能发现。
2，宋“至道元年”款
“至道元年”(995)款为宋定窑器署款，而且刻饰在瓷器外壁上，具有题铭记事性质。
3、宋“明道元年”款
“明道元年”(1032)款为宋代虎纹瓷画的署款。由于受绘画载体材质理化性质的影响，宋代纸绢画遗存甚微，因而此器显得十分珍贵。
(二)元代纪年款
1、“至正十一年”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磁州窑菊纹罐上的“至正十一年(1351)七月二十九门河东陈家翔造”款铭，为元磁州窑民窑器款。
2、“至正年制”款
近年，黑龙江省扶余县古代墓葬出土的釉上彩缠枝番莲纹碗碗底“至正年制”款为明代嘉靖??万历间的仿款。
(三)明洪武款
明洪武年间，皇廷御器，按照需要临时下达国内几个重要产瓷区烧造。如果需用量大，则调工匠赴京(今南京)置窑烧制。对此，明万历版《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作了具 体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 九十年代，南京明故宫故址出土了洪武官窑残器。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洪武”纪年款的官窑器。
(四)明永乐款
1、永乐官窑款
永乐初年，明代皇廷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烧造的御器，书写“永乐年制”四字款识。
永乐官窑款，大多为篆体。或用青料书写，或在胎骨上刻饰，再用透明釉罩盖。
(1)青花书写篆体“永乐年制”官窑款
笔道浑厚圆润，起落笔处呈尖状，折角处为圆角，结构严谨整饰，气象雄浑豁达．款外围双圆圈，或围图案，或围花纹(例如鸳鸯、狮子滚绣球、团花)。
(2)刻或印篆体“永乐年制”官窑暗款
篆体“永乐年制”暗款，刻或印饰在器内底心或内壁，字体风格与青花书写篆体款相近，款识外围单，有的单圈外 围花饰几何纹。
(3)楷体永乐四字官窑款
明景德镇御器厂故址出土的永乐釉里红残器口沿，用釉里红书横式“永乐元年”或“永乐四年”。 2、历代寄托永乐款后世仿款，笔道生硬折角。
(1)明万历寄托永乐款
半行书半篆书，朴质稚拙，有的仿款“年”字犹似“季”字，款铭外围一圈练条般的装饰带，款字大多安置在器内底。
(2)明天启??崇祯寄托款
字体犹如万历寄托款，款铭外围的装饰带，或由延绵的涡纹组成，或由双排练条般的花式构成，装饰带比万历寄托款的装饰带更为宽阔。
(3)清康熙寄托款
康熙寄托款的字体，具有明万历??天启的遗风，但比万历?天启时流畅自然，款铭外不加圈栏，也无花饰。
(五)明宣德款
1、官窑楷书款
宣德官窑款，好似出自一人之手，清秀端庄，浑厚遒劲。“德”字沿袭汉碑中的古体，字的右半边“心”上没有一横，而成“德”字。而且双人旁的两撇，斜度较大。字体风格深受明初书法家沈度的影响。
宣德官窑款，以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为常见，其次为青花“宣德年制”楷书款。
2、官窑篆书款
篆书款极为少见，但景德镇明代御器厂故址出土了两件双圈篆书“宣德年制”四字青花款残器。
4)，款识料色浓淡不匀，刚朴肃穆，富有永乐官窑四字篆体款的遗韵。
3、官窑款的色相
宣德宫窑器载款的器底釉面，白中闪青，晶莹滋润，并有橘皮纹。
宣德官窑款，一般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或在进口料中适当掺入一些国产青料写就。呈色多为浓重的纯蓝，深邃处有铁的结晶斑，但款铭色泽浓淡不一，并同覆盖款铭的透明白釉紧密结合，使得笔划的四周，好像蒙上了一层白雾。用八倍以上的放大镜在强光下审视，款色多雾暗而下沉，器身和口内、足内釉薄处，闪
有明显的牙黄色；浓釉处微闪淡青色。
4、宣德官窑款的布局
宣德款，落款位置变化多，或底足，或器内心，或口沿，或肩部，正如孙瀛洲先生所说：“宣德款识遍器身”。
(1)宣德官窑楷书“大明宣德年制”款
多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双圈是用毛笔借助旋转陶车在圈足上写就，显得工整规矩，但圈线的色料浓淡不一，圈线的粗细也不一致。如果落款位置在器壁上，则多采用单行横排，外面不加圈栏。
(2)宣德官窑楷书“宣德年制”款
有的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有的单行横排，无圈栏。
5、历代仿宣德款
自明嘉靖至民国，历代都有仿宣德款的窑器，但仿款的字体风格与宣德款，特别是宣德官窑款有明显的差异，笔法走势不是过硬，就是太软，或者过于工整，或者草率行事。仿款色泽，涣散、浅淡又浮于上面。
(1)明嘉靖仿宣德官窑款
嘉靖仿宣德官窑款为楷书，敦重而缺乏宣德官窑款那种刚劲浑厚的神韵。“年”字写法又与宣德款截然不同，而与“正德”款中的“年”字相近。有的学者把它视为“正德”仿宣德款的作品，但从仿款的呈色上分析，青中泛灰蓝，属嘉靖时回青与石子青混合使用的色相。另外，载负款字的器底釉面，白中略泛灰黄，釉 薄而平滑，无橘皮纹，也富于嘉靖器物的特征，加之瓷画的构图、色相无不闪烁嘉靖瓷器的风采。
(2)明万历仿宣德款
万历仿宣德款识的器件较多，仿款一般为楷书，但属信手写来，与宣德本款相去甚远。
(3)清康熙仿宣德款
多为楷书，字体结构有的富有宣德款的遗韵，但款字书写偏瘦。有的康熙仿款，“德”字与宣德款迥异，其右半边“心”上有一横。有的康熙仿款，采用行书而与宣德款迥然有别。
(4)清雍正仿宣德款
楷书，多采用竖排三行构图方式，有的径直写“大明宣德”，规矩有余，活泼不足；敦重有余，浑厚不足。
(5)清乾隆仿宣德款
格调不一，有的过于浑厚而显得臃肿，有的单薄，缺少阳刚之气，与宣德官窑款相去甚远。
(六)明天顺款
英国戴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收藏的“卵白釉印花凤纹盘”的盘心间印饰的“天顺年造”款，乃属目前所知的天顺朝惟一带纪年款瓷。对于它的年代，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元代“天顺” 年(1328年)枢密院在景德镇御土窑定烧的器物。因为此盘壁的印花凤纹间，印有“枢府”二字；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它是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年)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官窑器。其理由：①元代创烧的卵白釉瓷，一直延烧到明代天顺年间；②其型制和底足与元瓷不合，而与明瓷接近；③款识的布局与排列也不具备元瓷特征。由于笔者未看到实物，对于他们的是与非，无法下结论。只好向读者客观介绍这两种观点。
(七)明成化款
1、官窑款
(1)字体特征
明成化官窑款，犹如出自一人之手。用笔自然，肉中有骨，柔中见刚，既挺拔瘦劲，又笔道圆润。
孙瀛洲先生在谈到成化官窑款识的字体结构时说得好：“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到腰，化字人七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字窄千年应悟，成字一点头肩腰”。孙先生说的第一句是指“大”字的第二笔上端，有尖，有圆，出头不高。
第二句是指“成”字第五笔，撇直而生硬。第三句是指“化”字的单人旁和“七”旁上端相平，或
接近相平。第四句是指“制”字的下部“衣”的第二笔一横，很少越过右方的立刀以外。
第五句是指“明”字右边的“月”，上窄下宽，“年”字呈肥胖状。第六句是指“成”字末笔的点，有的与头平，有的与肩平，有的在腰际。
(2)色相特征
成化官窑款，大多采用青料书写，少数以色釉拔白的技法来表现(见图典第17页)。青花书体款字的青色，沉淀浓淡不一，青料四周好像浮雾欲盖，在强光下，用放大镜审视，款字上隐现一层云雾和如珠的气泡。
(3)布局
成化官窑款常以竖排双行形式来构图，一般安置在器底，外围双方框或双圆圈。围饰的方框用手工画成，线条规整度欠精密，并遗有因运笔轻重不匀而留下的浓淡不一的色料痕。围饰的圆圈，由于在陶车上操作，较为规整，但也往往遗有 色料浓淡的烙痕。明成化官窑款，也有少数横排一行或单排作半环形排列，
安置于器物外壁口沿处。
2、民窑款
成化民窑款，一般分为“大明成化年制”和“大明成化年造”两种署款方式。民窑款识多为楷书，但与官窑字体有别。其中“化”字书写较别致：字的左边单人旁中的一撇长而刚劲，撇下的一竖较短；右边的“七”旁，笔划转折有力而呈锋刃状。
3、历代仿成化款
成化官窑器，胎骨细润晶莹，造型玲珑秀奇，彩料精选纯正，色调柔和宁静，画面淡雅幽婉。早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成化窑器就身价显赫。对此，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野获编》有所记载：“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历代仿成化款的窑器很多。
(1)明嘉靖仿成化款
半楷书半行书的字体，其中“成”和“化”，颇得成化款的遗韵，但“年”字书写独特，中间一横特别长，与嘉靖某些本款较为接近。仿款外围双圆圈或不加圈栏。
(2)明万历?崇祯仿成化款
万历?崇祯仿成化款，书写草率，“成”字中的一点，大多点在腰际，少数点在肩上。
仿款的写法也多，有的写成“大明成化年制”； 有的写成“大明成化年造”；有的写成“成化年制”；有的写成“成化年造”。“年”字中间，往往写成三横。
(3)清康熙?乾隆仿成化款
清代仿款，多为楷书，规矩端方，缺乏成化官窑款那种柔中见刚的神韵。
(八)明弘治纪年款
1，官窑款
弘治官窑款多为楷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篆书官窑款。
(1)楷书官窑款字特征
弘治官窑楷书款，字体工整灵秀，笔划纤细柔和，一改成化瘦硬劲挺之风采。从款字的结构来看，大”字的横划较短，结体瘦长， “弘”字左边的“弓”大，右边的“厶”小；“治”字的水傍三点，绝大多数低于“台”傍。“台”傍的“口”部底下? 横常突出，形如“口” 。“制”字下面的“衣”部的横划
常常超过上面的“制”部。
(2)官窑篆书款的字体特征
弘治官窑篆书款，存世已不多见。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地绿彩高足杯上的篆书“弘治年制”官窑款来看其字体，特别是“年”、“制”二字，有永乐、宣德官窑篆体款的遗风，显得浑厚雄健、挺拔秀美。
(3)官窑款识布局
从存世的弘治官窑器来看，其款识绝大多数为“大明弘治年制”六字楷书双圈款，款字书写比宣德、成化官窑款要小，但字与字之间的间距较大，因而整个款识所占器底的面积要比宣德、成化官窑款大。 款识外面双圈的笔线比成化款细微工整，接笔痕也不像宣德、成化官窑款那样粗犷泼辣。
2、民窑款
弘治民窑纪年款，有“大明弘治年制”和“弘治年造”两类。字体稚拙，“年”字多作“ ”与“ ”，与官窑款相去甚远。
(九)明正德纪年款
1、官窑款
明正德官窑款，以楷书“正德年制”四字和“大明正德年制”六字为主，其中又四字款为多。
(1)款字特征
正德官窑六字款的“大”字， ?横笔划稍短，开脚均匀。“明”字的“日”旁和“月”旁不齐头，“日”比“月”稍微低些。“正”字上面的横划较短，底横最长，而且上中下三横都平整。“德”字同宣德官窑一样，“心”上缺少一划成“德”字。
“年”有两种写法，一为“ ”，一为“ ”。
(2)布局
正德官窑款，以四字或六字楷书款为主，其中以四字居多。有的用青料书写，有的用红彩描成，有的用刻款来表现。
正德官窑款大多安置在器底，其字体比弘治款略大，布局也比弘治官窑款更为疏朗宽松；其款识所占的底足面积比弘治款还要大些。 安置在底足上的“大明正德年制” 六字官窑款的排列有两种方式：一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一为双行竖排，外围双方框。民窑款也为双行竖排，一般外围双圈。 四字官窑款，款识大多安排于底足，少数横排一行布列于器口外或内沿下，或直排一行于器壁，个别作半环形安排于圈足内口沿下。 横列于器口沿下的官窑款，则以横列一行，外围双方框的形式展现。 安置于底足的六字官窑款，字体较大，布局疏朗开阔，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不少双圈六字官窑款，开阔到近足墙下。
(3)款字色泽
正德官窑青花书写款，色泽分深浅两种。浅淡者色呈灰暗，与青花器纹饰的色调一致。正德官窑红彩款，深者黑红，浅者艳丽。
2、民窑款
正德民窑纪年款，有三种表现方式：一为“正德年制”四字款，外围双圈； 一为“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款， 外无圈栏；一为“正德年造”四字款，外无圈栏。
(十) 明嘉靖款
1、官窑款
(1)字体特征
明嘉靖官窑款，多为楷书，未见篆书。运笔遒劲，笔粗色浓，结体健美，刚柔相济，苍劲中飘秀逸。
从款字结构来看， “大”字通常开脚较宽，一撇一捺均顿笔明显。“明”字的“月”旁一撇，弯曲明显。“嘉”字中部的“吉”字，下面的“口”部较为宽扁。“靖”字左边的“立”旁位置较高，常与右边“青”旁的上半部看齐。 由于嘉靖皇帝掌国长达45年之久，明代后期，景德镇御器厂掌写款识的陶艺家另换他人，尽管其署款沿用前辈字 体，但字体风格毕竟有所变化，例如“靖”字左边的“立”下 移，“嘉”字中间一横加长。
(2)布局
嘉靖官窑款大多以“大明嘉靖年造”六字款为常见，很难见到四字官窑款。款识大多安排于底足，少数横排一行，布列于器口外或内的沿下，或直排一行于器壁，个别作半环形安排于圈足内口沿下。
安置于底足的六字官窑款，字体较大，布局疏朗开阔，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不少双圈六字官窑款，开阔到近足墙下。
2、民窑款
嘉靖民窑款，虽为楷书，但与官窑款的字体有别，笔力欠苍劲。嘉靖民窑，除了“大明嘉靖年制”外，还有“大明嘉靖年造”，但不见“嘉靖年制”四字款。嘉靖民窑款中的“年” 字往往写成“ ”或 “ ”或“ ”。
3、清康熙仿嘉靖款
康熙早年，一度禁止民窑在瓷器上署本朝年号，不少窑产权且寄托前朝款识。他们的仿款，不去临摹原款，而是按照书写者自己的功力信手写来，圆润有余，刚气不足，因而与嘉靖官窑原款相差甚远。
(十一)明隆庆款
1、官窑款
(1)署款方式发生变化
明隆庆在历史上只存在六年，景德镇御器厂的制瓷工艺与艺术风格，相去嘉靖朝无几，但署款方式却发生重大变化。 嘉靖官窑款，绝大部分都是“大明嘉靖年制”，而“造”字款(即“大明嘉靖年造”)仅见几例。 隆庆官窑款，则一律改署“造”字款，即“大明隆庆年造”。
(2)字体特征
隆庆官窑款字，笔划挺拔劲利，顿挫有力。款字中的“隆”字，书写独特，其右旁下部，有下述三种变化：“正”(隆)，或“ ”( )，或“ ”(隆)。
(3)布局
多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也偶尔可见一行竖排。围饰款识的双圈或双方框，往往线条粗细不一，转折也不太规整。
2、民窑款
隆庆民窑款有“大明隆庆年造”、“大明隆庆年制”和“隆庆年造”三种署款方式。
民窑六字款，无论是“大明隆庆年制”还是“大明隆庆年造”，均无圈栏。民窑“隆庆年造”四字款，一般外围单圈或单方框。 隆庆民窑字体自成一格，与隆庆官窑截然区分开来，有的“年”字成“ ”，有的则写成“ ”。
(十二)明万历款
1、官窑款
(1)字体特征
万历官窑款，端庄中寓瘦劲，但写款时往往横划轻，竖划重，显得拘谨刻板。万历官窑款中的“大”字，撇捺顿挫有力；“?”字的草写法，有“ ””和“艹”两种；“?”字上部的“林”部，有的写成“ ”，有的写成“ ”。
（2）布局
万历官窑款多用“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款。万历官窑款的布局，继承嘉靖官窑的遗风，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宽松。万历官窑款落款的位置变化较多，有的写在足边，有的写在口边，有的写在肩部，有的写在器底。
万历官窑款布局颇具特色，有的上以覆莲映衬，下以折枝莲托护，好像一块招牌；有的则用花形来表现：正中署四字篆书“德化长春”，围以方框，框外再以钱纹形式，环以“万历年造”四字。
(3)色泽
万历官窑款，大多用青料书写。前期青花官窑款的色泽与隆庆相似，色调浓艳；中期除部分浓重外，大都出现浅淡或灰暗的色调。
2、民窑款
万历民窑有“大明万历年制”和“大明万历年造”两种，字体写法受官窑影响，大多行书带草，与官窑相去很远。 (十三)天启??崇祯纪年款
天启?崇祯时期，处于多事之秋，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因而后世很少见到署官窑款的瓷器。 天启民窑款有二种格式，一为“天启年制”，竖排双行款；另一类为“大明天启年造”，竖排双行款。均用半行半楷的字体在器底或内底正中书写，或用双圈围饰，或用简笔花卉组成的装饰带围饰，字体风格闪烁着嘉靖、万历民窑款识的遗风。 崇祯民窑署款多为“大明崇祯年制”，六字竖排双行，外以双圈或单圈围饰，款识字体，特别是“年”字书写，沿用明代中期的格式。
(十四)清顺治纪年款
据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景德镇陶录》载：“国朝建厂造陶，始于顺治十一年，奉造龙缸……未成。十六年，奉造栏板……亦未成。十七年巡抚张朝磷，疏请停止”。因此，传世的顺治官窑器较为少见。 顺治款，一般以青花钴料书写，笔势有明代遗风，字体工整，柔中见刚。其格式有两类，一为“大清顺治年”，一为“顺治年制”。前者，双行竖排，外围以双圈；后者，也为双行竖排，但无圈栏。
(十五)清康熙纪年款
1、官窑款…
(1)类型
据文献记载，康熙十九年，清廷才正式于景德镇御器厂烧造御用瓷器。康熙宫窑款，以青花钴料书写为多，其次为珐琅彩款，印款和刻款较少。青花书写款，青花呈色纯净明艳，深沉于透明釉之下，如同写于胎骨之上。
(2)字体与布局
康熙官窑款，楷体占95％，篆体只占5％。康熙前期，官窑楷书款，笔划粗重，苍劲挺拔，古拙浑
厚，布局宽大；后期字体渐趋清秀。楷体“康熙御制”官窑款，多用进口珐琅彩料写就，字体遒劲敦厚，外围双方框，方框的外边线较宽。蓝色珐琅彩料款，因釉料厚，色调比雍正时深重。
六字楷书官窑款中的“清”字，有两种写法：一为“清”，一为“ ”。“康”字下部的“水”多断开为“ ” 或“水”。“熙”字上部多由一撇和目字状的“臣”与“已”或“巳”组合而成。 康熙篆体宫窑款，则为细硬的铁线描。
(3)应用
康熙珐琅彩瓷，一般书“康熙御制”四字料款。康熙色釉瓷、青花釉里红和彩瓷，大多书“大清康熙年制”两行六字楷书款。小型精致的康熙豇豆红瓷、天蓝釉瓷等宫廷文房用具，往往书“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
2、民窑款
康熙早期，民窑器多书本朝年号，但是款字草率，缺乏艺术性。
3、历代仿款
晚清和民国时期，有些作坊产品仿写康熙年号，但徒有形似，缺乏康熙真款的神韵。
(十六)清雍正纪年款
雍正官窑款，由专人负责书写，字体基本一致。青花楷书款与篆书款同时并用。 楷书六字三行横排，双圆圈体式官窑款“大清雍正年制”，为早期流行的款式，字体柔弱、略草。 雍正晚期官窑款，多为宋椠体的正宗小楷，工整秀丽。青花色调大多纯正。也有少数深浅不一的。篆书款书体变化较多，有的方正规矩，有的草率不恭，有的笔路圆润。大清雍正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双圆圈官窑款，主要用在青花和粉彩瓷器上。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官窑款，多用于颜色釉瓷器上。“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官窑款，多用于仿钧釉、炉均釉， 或茶叶末釉瓷器上。“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官窑款与“雍正年制”四字楷书堆料，只用于珐琅彩瓷。雍正堆料款的蓝料色彩较康熙时为淡，字体也小。
(十七)清乾隆纪年款
乾隆朝历时达60年之久，烧造量又大，写款者几经易手，所以，乾隆官窑器的款式变化较多。 从总体来看，乾隆官窑器与雍正朝一样，楷书与篆书同时并用。但是，乾隆官窑款却以篆书款为主 乾隆官窑楷书款，有的作六字三行横排，布局与雍正官窑相同；有的作六字双行竖写，字体介于楷书与隶书之间。
乾隆早期篆书款，多作四字两行或六字三行排列，往往围有单圈。中晚期流行的格式，大都作六字三行排列，无圈栏。
乾隆官窑篆书款的字体，变化万千，风格柔丽而工整。乾隆官窑款的色调，以青花为主，也有抹红或珐琅料。青花料款色调深沉，蓝料款呈色则清新悦目。 (十八)清嘉庆纪年款
嘉庆官窑款以“大清嘉庆年制”篆书款为主，结体方正平稳，外无圈栏。楷书款较少。 嘉庆官窑白釉器多书篆体刻款。施豆绿釉的粉彩器，常见篆体抹红款。霁蓝描金器，则书金彩款。 嘉庆民窑，篆体与楷书款兼有，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也有“嘉庆年制”四字篆书款，有的带方框。
(十九)清道光纪年款
道光官窑款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青花篆书款为 主，行笔圆润流畅。道光官窑窑变釉、茶叶末釉和炉均釉瓷，常用篆书刻款。官窑白釉器，篆书刻款与青花款兼用。个别官窑粉彩器，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底描金款。
道光民窑器，则“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与“道光年制”四字款间用，书体一般不太规整。
(二十)清咸丰?宣统纪年款
咸丰官窑改变了过去官窑款以六字篆书款占主导的局，而转以六字楷书“大清咸丰年制”青花款为主。少数官窑器也用六字篆书款。另外还有少量抹红款、刻款和描金款。 同治青花与白底红彩官窑器，多用两行六字“大清同治年制”或四字“同治年制”青花楷书款。官窑粉彩器，大多为四字楷书款。茶叶末釉和窑变釉，多见刻款。光绪官窑器，往往“大清光绪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与六字青花楷书款同时并用，但楷书款见多。其字体修长，工整清秀。部分色釉瓷，特别是茶叶末釉，则用刻款。光绪民窑器，多见“光绪年制”款。
宣统官窑器，以“大清宣统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为主，也有抹红和墨彩款。
二、干支款
干支为古人用以记年月日的十干与十二支的合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干，也称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支，也称地支。取义于树木的干枝。顺次以十干同十二支循环相配纪年，六十年重复一次，周而复始，循环使用，俗称“六十花甲子”。以干支年号，作为瓷器的底款，虽然在明弘治时就已启用，但主要流行于清代康、雍、乾三朝，其中又以康熙瓷数量为多。晚清和民国的干支款识，多用于瓷画的题跋。
三、大明年造与大明年制款
从笔者收藏和景德镇陶瓷馆收藏的古瓷残片的胎骨、画面和底足特征来看，以“大明年造”为底款的器物，虽然早在天顺末年就已出现，但以嘉靖朝最为风行。明代前期器物的“大明年造”款识，排列较紧密而拘谨，般聚集于器底中央，外围双方框。 嘉靖年间的“大明年造”款识，排列较松散而活泼，所占器底面积较大，多以单圈或双圈围饰。 明代“大明年制”款识出现稍晚而且数量较少。
四、大清年制款
据《浮梁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浮梁县知县张齐仲下令禁止景德镇各个窑场在瓷器上书写康熙纪年作为款识。由于这种历史背景，康熙年间的景德镇瓷器署款方式才会“百花齐放”，“大清年制”款即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手法。同治、光绪年间，肃顺独揽宫廷大权时，瓷器底款也一度署“大清年制”字样。
康熙年间的“大清年制”款，雄浑刚劲。 同治、光绪年间的“大清年制”款，则飘滑无力。
五、堂名款
古代宫室，前为堂，后为室。唐代以前，“堂”、“殿”通称。唐以后，专以帝王所居为殿，官府治事处所称堂。明清瓷器上的堂名款，大多为达官贵人定烧器物所用。明代堂名款瓷器稀少。清代康熙朝瓷器以堂名款为识，广为风行，表明康熙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对瓷器艺术特别钟，一个侧面显示了时代的审美趣味。
康熙堂名款的命名，一般有三重含义。一为道德修养，如：慎德堂、怡德堂、应德堂、心逸堂等；二为祝愿经济繁荣和官爵的永保，如：恒丰堂、兆余堂、兆裕堂、世锦堂等：三为赞颂，如：美玉堂、金玉堂、佩玉堂、碧玉堂、正玉堂、美旭堂等。 雍正、乾隆堂名款瓷器与康熙朝相比，不仅数量大为减少，而且命名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康熙朝的堂名款，闪烁一种对道德修养和事业追求的蓬勃向上的开拓性。雍正朝的堂名款，却转而为固守自律，如“淡宁堂”、“天宝堂”等。乾隆朝的堂名款，则流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自我保护的谨慎心态。 在字体风格上，康熙与雍正、乾隆的堂名款，也变化鲜明。康熙朝的堂名款，书体刚劲挺拔，富于阳刚之美。雍正朝的堂名款，书写清新秀丽，具有一种柔美之态。乾隆朝的堂名款，则拘谨端方。
六、斋名款
斋，意指书房。以斋名作为款式的瓷器，多为文人学士定烧的器物。主要风行于明末和清代中前期。
崇祯的斋名款有白玉斋、博古斋、雨香斋等。康熙的斋名款有集雅斋、芝兰斋、寿古斋、金兰斋等。
明末的斋名款，一般书于器内底。康熙的斋名则置于器 物的底部。
七、宫名款
以皇宫名作瓷器的款式，主要见于宋瓷和清光绪窑器。“奉华”、“慈福”、“聚秀”为北宋宫殿名。“禁宛”似为“禁苑”之误。按照冯先铭先生的意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实物，底刻“奉华”、“慈福”、“聚秀”铭文是瓷器到宫廷后刻的，字体比较秀丽。 4)，引自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瓷器图说》，现为台北故宫的藏品。原名为“宋汝窑粉青奉华尊”，底径9．4厘米，底部款字，走刀圆润，刻痕内用料彩填饰，似出自清乾隆宫廷艺术家之手。本书收入的“储秀宫”和“体和殿”款，均出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八、府名款
本书收入的“使司帅府公用”款“元青釉大盘”，出自南朝鲜新安海底元代沉船。此器表明，元代皇室用瓷除了选用景德镇御土窑的枢府釉瓷外，还定烧浙江龙泉青釉器。这与元代典籍的记载合拍。按照《元史》卷七十四的记载：“中统(1260?1263年)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年)，
始建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 如果说，“使司帅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那末“内府”款，则为皇家用瓷。因为在古代，“内府”乃指皇室仓库。
元代“内府”款和明永乐“内府”款，两者距离时间不远，款字风格比较接近。元代和清代，以府名作为款识的瓷器，较为稀少。明代府名款瓷器，有一定数量，署款、布局也富于变化，但字体大多为楷书。
九、官字款
越窑、耀州窑和定窑都曾烧造过官字款瓷器，其中以定窑瓷器为多。其时代有晚唐、五代和北宋。
瓷器上的官字款，不是“官窑”的代名词，而是意指定烧单位。 唐宋时，与“官”字有关的机构有两个，一是“太官令”；一是“甄官署”。前者专管皇帝的饮食。后者，既要负责供应宫廷用瓷，又要承担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明器。 考古资料表明，除了定窑窑址和窖藏外，唐、五代、北宋和辽的一些皇室重臣墓中，如临安晚唐钱宽墓及其妻水丘氏墓、北京辽赵德钧墓、赤峰县辽驸马卫国王墓等都出十过官字款瓷器。这类器物，乃是由“甄官署”定烧，用于皇帝赐给已故大臣的丧葬用瓷。当然“甄官署”定烧的官字款瓷器，还可作它用。
十、吉言款
吉言款主要流行于明代。自洪武立国，直至崇祯消亡，历时276年，吉言款瓷器一直绵延不断。
纵观明代吉言款瓷器，以嘉靖、万历两朝的数量最巨，命名也伙。这与当时皇室提倡有关。 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求长生不老，二十多年深居宫中，不见朝臣，炼丹求仙，终以服方士丹药而送命。 万历皇帝迷信道教方式，与其父不同，他知道人死是不可避免，但相信死后灵魂永存，于是探纳申时行的建议，一
心寻找归天后的乐园，大肆营造定陵，以求死后依然享受皇生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仅景德镇御器厂的官窑器的型和装饰，具有浓郁的道教文化色彩，而且广大民窑产品及其款式的命名，也闪烁着道教文化的深深印痕。 嘉靖瓷器吉言款，大多安置于器底，多用行书写就，字体较大，外围双圈，或无圈栏，或排列成“钱纹”状。有的“?”字写成“万”，与今天的简化“万”字相同。有的“命”字，写成“ ”。
十一、供器款
在古代，有些佛道信徒往往在窑厂定烧供器，并请制瓷匠师在供器上书写敬献供辞，及其进献时间。烧成后，奉献给寺庙。 我国元青花的发现，就是从对一件供器款铭瓷的研究而 揭开其面纱的。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了两件带有至正 十一年铭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其中一瓶，颈部自右至左，用 青料题记5行62字：“信州路王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 献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 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另一个花瓶的型制、纹样和题铭，与前瓶近似，仅题铭中有一字之 差，即前瓶的奉圣弟子为张文进，此瓶的弟子为张文身。这两件花瓶后被英国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收藏。美国人波普博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依据英国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这两件花瓶，对照伊朗阿德别尔寺和土耳其伊思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进行研究，分离出一批元代烧造的“至正型”成熟的青花瓷，并出版了两本书，从而 激起了海内外研究元青花瓷的热潮。
1)记录了唐英的籍贯、官阶、职务：“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沈阳唐英敬制，献东霸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这段供辞，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研究清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督陶官唐英的业绩和景德镇瓷器艺术的发展，都有重大参考价值。
十二、公司款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新办瓷业公司(工场)达三十多个。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个，即醴陵“湖南瓷业公司”和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
(一)湖南瓷业公司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熊希龄在湖南醴陵姜湾，创办“湖南瓷业学校”。在此基础上，又筹股5万银元组建“湖南瓷业公司”，由熊希龄充任经理，下设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规模较大。创釉下五彩，并于1907?1912年间，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博览会和意大利世界博览会，获得奖章。1918年(民国七年)，遭战火重创，后经艰苦重建，可惜无法恢复元气。
(二)江西瓷业公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巡抚逢时向清廷上疏开办景德镇瓷业公司，建议“官方筹银10万两，余由该道自行集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改商办：“江西景德镇瓷器公司，原拟官商合办，至今未有切实办法。去年，李嘉道来沪集股，与上海道瑞?会商，该公司不如改归商办较有把握”。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对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核准立案。 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正式成立，性质依然为官商合办。由张季直、袁秋舫和瑞君华认私股。官方由冀、鄂、皖、苏、赣五省协款。原拟集资40万银元，实际只筹集到20余万。主持公司业务的是祁门贡生康特璋。公司设本厂和分厂两处。本厂设于景德镇，沿用传统制瓷工艺。分厂设于鄱阳，进行实验改良。聘请从日本窑业学校毕业归国的张浩采用机械制瓷，试验煤窑烧炼。并在九江、上海、汉口等处设立发行所。初创阶段，窑业一度繁荣。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五省协款中断，元气大伤，鄱阳分厂中缀。残余资本集注于景德镇本厂而为局部经营。
历代陶瓷茶具概况
现在人们直接用来饮茶的用具，主要是茶盏(饮杯)和茶壶。而在唐、宋时流行的煎茶、斗茶饮法中，只有盏没有壶，有之，则是用来煎水的煎水壶，不能叫做茶壶。到了明代，流行沦茶饮法，茶壶才跻身饮茶用具之中。
唐以前的饮茶用具和食器还没有完全分化开来，如我们现在进食时的碗，古代叫做盂，饮茶时有用盂。晋卢琳的《四五起事》记载晋代惠帝遇难逃亡，后又从许昌返回洛阳，当时有待以“持正盂承茶，夜暮上之，至尊饮的为佳。”这种瓦盂，是陶或瓷的。两晋南北朝时，食器、酒器等，一般都是陶或表面施淡青色的瓷器。从唐代开始，饮茶用器从酒、食器中逐渐分离出来，自成一个系统。
陆羽《茶经)中还沿袭过去的旧称把茶盏叫做“盞”，但在当时人的诗文中，更多的称“瓯”。陆羽列出当时制作茶盏的地方，有浙江的越州、婺州、湖南的岳州、鼎州，安徽的寿州，江西的洪州，河北的邢州等。这些地方瓷窑所出的茶盏，由于各地质地、烧造技术、工艺流程以及传统风俗的不同，包括白、黄、淡青、褐等色。陆羽认为，能够与茶色相焕发的以越州窑所出茶盏釉色似玉而又微泛淡青色的为最好，其次是岳州所出也呈淡青色。
陆羽译越州窑“类玉”、 “类冰”，绿色的茶汤注入其中， “半瓯青泛绿”，与本身的淡青色互相辉映，从而达到“益茶”的效果，使人衔盏爱玩不忍释手。在外观造型设计上，越瓷茶盏也特别适宜于饮茶用。陆羽记越州所产， “口唇不卷，底卷而浅”， “口唇不卷”，即盏沿不外翻，稍有内敛，这样能约来茶汤，不致外溢， “底卷而浅”，是底稍外翻，这样容易端持，而“浅”则指盏的深度。唐时饮末茶，连茶盏中的茶末、茶汤一块喝掉，底浅的茶盏就容易吸尽茶汤和茶末。茶圣(神)陆羽对茶盏提出了以实用角度和以欣赏角度译论的两个标准，以后历代人的对茶具的设计制作的要求，基本上不出这两个标准。
唐人不仅逐渐普及了饮茶末用的盏，而且发明了盏托，并一直沿袭下来，明代以后，又在盏上加盖，由此成为我们今天还常常使用的一盏、一盖、一碟式的三合一茶盏——盖碗。这和当时广泛流行的沦饮法分不开，加盖作用，一是增加茶盏的保温性能，更好地浸泡出茶叶的茶汁；二是增加茶盏的保洁性能，防止尘埃侵入。人们在品饮时，一手托盏、一手持盖，并用茶盖来拂动漂在茶汤面上的茶叶，更添情趣。 “技”高一筹者，则托盏、持盖只用一只手操作，颇有风度。
宋代的茶盏，以“斗茶”时所用的通体施黑釉的“建盏”最具特色。
我国传统瓷器，主要有两个瓷系，一为青花瓷系，一为黑釉瓷系。后者在日本叫做“天目”瓷，“天目”是指我国浙江省的天目山，宋代的黑釉瓷最早由在天目山佛学寺留学的日本僧人带进日本。
建盏的造型，底经和盏面口径的比例相差较大，盏壁外撇的角度大，有人把它比喻为翻转过来的斗笠形。盏口面积大，可以容纳更多的“斗茶”时出现的汤花，而盏壁斜直，容易吸尽茶汤和茶末，．这一点，吸收了唐代越窑盏的优点。同时盏壁四周的离沿口1．5—2公分外，稍向内折，称为“倒钩型圈痕”，这和陆羽所说越窑盏“口唇不卷”的优点也有相似之处。盏沿下内折的折线，还能起到“斗茶”注汤时的标准线的作用，因为“斗茶”注汤，只注到盏容量的十分之六，实测证明这一折线，正好是盏容易四比六时的临界线。
宋代“斗茶”的黑釉建盏为主，但也还有其他釉色的茶具，如杭州龙泉哥窑所制的茶盏，外观造型和建盏相似，也呈翻转斗笠形，但通体却施淡青色釉，色泽鲜明、幽雅洁净、亭亭玉立，同样是上等的茶具。其他各地名窑，如官、定、汝、钧等地烧造的大量青花、白瓷茶盏，造型各异，刻花印花，均体现出饮茶艺术对陶瓷茶具的设计制作穷极工巧的要求。
元代的茶具和宋朝基本相同，只是茶壶的外观有了些许变化，釉色以景德镇青花瓷而著称，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
明代出现了茶壶，从此茶盏和茶壶成为最基本的茶具，饮茶方式发生了变化，一些茶具被淘汰了，一些茶具则异军突起，更加丰富了人们品茶艺术的内容。
明、清的茶盏，主要仍是瓷质。由于人们不再“斗茶”，黑釉茶盏已很少使用，所用茶盏多为白瓷或青花釉。明代的白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胎白而致密，釉色光润，具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馨、明如镜”等特色，这种茶盏造型稳重、比例均匀，当时又称“坛盏”。
明、清茶具，最为后人称道的是江苏宜兴紫砂陶制茶壶的设计和普及。从品茶艺术的角度出发，明代及后人评价这种紫砂陶制茶壶，历来赞不绝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 “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清人记载，做工精细的紫砂壶，壶盖盖上之后，手提壶盖上的蒂， “能吸起全壶者，则尤佳矣。”瓷盏，紫砂壶的高度艺术化设计，使人们品茶时的趣味性、审美感更加浓厚了，人们在口啜清茗、细咂慢咽的同时，又可以把壶或盏作为艺术品来欣赏、玩味，从而得到更高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