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家瓷器。
靓丽繁复的图案、活灵活现的造型、凸凹有致的填彩、华贵典雅的花式、精致细腻的勾描……站立在一件件精美绝伦的京彩瓷作品丛中，不禁为大师们独具匠心的设计、精彩绝伦的手艺而惊叹；小心翼翼地轻抚把玩间，想象着古代帝王将相坐拥绝世精品，每日端详玩味时的赏心悦目、怡然自得。
如今，现代工艺美术大师们继承前人传统，博采众长、不断创新，使京彩瓷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现出了更具时代特色的魅力。4月28日至5月10日，百余件“京彩瓷”陶瓷艺术精品将亮相北京爱家收藏品市场。“昔日皇家案上瓷，飞入寻常百姓家。”观众们可以借此机会近距离地欣赏、收藏到与古时帝王家才能享有的特殊技艺相比肩的瓷器精品。
|比肩官窑|
京彩瓷技艺尽显皇家风范
“京彩鉴赏瓷”曾经被称做“北京仿古瓷”。作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之一，“京彩鉴赏瓷”专指延续前朝名瓷而烧造出来的瓷器品种，目前主要仿制品种则集中在明代及清代康、雍、乾三朝，清末至民国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至今。其以粉彩、古彩、墨彩、斗彩和新彩为主，作品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恢宏大气，有着帝王之都的风度，不仅满足了人们好古赏旧、日用或其他需要,也在我国陶瓷行业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京彩鉴赏瓷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初，随着官窑瓷器逐步流入市场，古玩店开始烧制出各种逼真的官窑精瓷，这种瓷器胎质、釉色、画面精细质优，比肩官窑，京彩鉴赏瓷的雏形就此出现。辛亥革命后，京彩鉴赏瓷工艺逐渐丰富，制作群体进一步扩大，在民间的认知度也不断提高，京彩鉴赏瓷行业逐渐形成。
主办方北京华盛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经理籍华表示，从器型来说，京彩鉴赏瓷器型多样，涵盖瓶、罐、盒、碗、盘、花盆、鱼缸、箭筒、凉墩、瓷珠、文房四宝、人物、鸟兽、各种小摆件等诸多种类。而从工艺流程来讲，其生产有着一整套非常严格而复杂的过程，设计阶段要经历查阅资料、选胎、绘图设计、定稿、勾图几个步骤。生产工艺经历描图、拍图、研磨配色、彩画、填色、自检、互检、入窑烧制、烧成出窑和成品检验等阶段。从技法来讲，京彩瓷主要以摹仿前人古瓷的装饰手法，以古彩和粉彩技法为主。其中，古彩作品线条刚劲有力，色彩对比强烈，形象概括夸张、装饰性强、极具民间艺术风格；粉彩则是在古彩基础上运用国画技法发展而来，颜色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丽，画工细腻工整，形象生动逼真。
而经四代名家传承，京彩瓷得以形成一种特别韵味。其仿古意而不拘于形，承古法而不囿于器，釉色饱满亮丽，画工精致大方，呈现出浅浮雕的实体感，拥有皇城气概。
|三起三落|
京彩瓷几十年“坎坷”发展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京彩瓷在统一管理下规范发展起来。1973年初,在原来小规模制作的基础上，建起了较大规模的专业生产厂家。
京彩瓷的第四代传承人――北京市陶瓷工艺大师白莉和王立，从十几岁就进厂学习京彩瓷技艺。当时厂子才刚办起来，她们这一干就是几十年，见证了本厂三起三落的发展历程。
据她们介绍，1975年工厂发展规模非常大，分几个车间，仅画瓷人员就有好几百人。上世纪80年代，京彩瓷产销非常红火，那时候基本上走外贸，一个品种走货就要一两百件。后来由于市场疲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京彩瓷的产销便随之下滑。上世纪90年代，由于经营活跃，京彩瓷产销量又有所回升，陶瓷、彩绘、仿古画等品种也日趋丰富，工作人员也有几百名，规模大，技术力量强。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当时市场整体状况不好，而人们对京彩瓷产品的认知度也有限，使其产销量再度下滑，车间进行合并，几百人的规模就缩减为二三十人，而且仅保留了仿古瓷的项目。进入21世纪，工厂进行了重组，领导下大力气发展京彩瓷项目，其产销再度红火起来。而几年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京彩瓷产销又逐渐面临收缩态势，当时车间仅剩下6位老师傅和一些学员，设计、生产人员总共不到20人。
目前，京彩瓷也和北京民间其他众多工艺品种一样，存在着发展上的种种困境。例如，工作室、创作环境与其大器的工艺、精湛的技术不甚相衬。同时由于京彩瓷技艺环节专业含量高，制作工艺复杂，传承难度也比较大。此外，由于京彩瓷制作技艺专业性强，传承人才的选拔难度大，加之工艺大师逐渐进入老年，新生力量又未跟上，处于青黄不接的境地，亟待得到完善的保护与传承。
|多方助力|
京彩瓷再度振兴蓄势待发
京彩瓷这项精湛的百年传统技艺在传承、发展中的困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企业、工艺大师、专家学者、艺术界知名人士等各方力量共同助力，为其发展出谋划策；热爱这项事业的人们纷纷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继承传统、重振市场的工作中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2009年，京彩瓷接连申报区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今年又开始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政府也对这个项目给予了重视和扶持，例如在多种重要的展览、展示中，都力推京彩瓷；其中部分产品，已被获准作为北京市的代表产品赠送给国外友人。
鼎盛陶琦（北京）艺术品有限公司副经理史琴表示，这项事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社会的关注，同时企业自身也在全力以赴，调配了全公司最精英的力量，来共同推动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再度振兴。目前公司正在重新装修车间、扩大生产面积，并准备建立大师工作室。同时，还在摸索京彩瓷产业化运作的道路。但现在还需要很多的投入，需要条件的具备与改善。
白莉介绍说，随着知名度的提升，目前京彩瓷的销售局面也在打开，产品质量也越来越好，不但继承了传统技艺的精髓，而且在不断创新。据了解，现在京彩瓷的主打产品粉彩百鹿尊和粉彩九桃天球瓶等，都是被排队订购的，而且大部分是回头客。为了保证拳头产品的稀有性，每年生产数量也是有所限制，例如百鹿尊，每年只生产20件。
不仅仿古瓷是拳头产品，精品瓷也是首屈一指。工艺大师们根据年代特色进行制作，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与韵味，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并且在国家级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展中屡获大奖。有精品，有拳头产品，再迎合市场的需要制作一些符合大众收藏取向的产品，同时开发一些日用瓷、礼品瓷、瓷板画产品等等，京彩瓷在生产方面日益丰富，产量也不断提高。
而总结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经验，白莉坦言，关键还是要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同是搞仿古瓷，景德镇的仿古瓷就与京彩瓷的仿古瓷在色彩、工艺等方面有很大不同。总体说来，景德镇仿古瓷比较清秀，但细腻不足，而且缺少宫廷藏品的韵味。而京彩瓷的仿古瓷就比较厚重饱满，有皇家霸气的感觉，这是其他地方无法仿制的。京彩瓷的工笔花鸟、人物，每一个细处往往都要经过繁复的精描细刻。哪怕一件小器皿，都能独放异彩。
扩展阅读
龙泉青瓷复兴之路
故宫(微博)不慎砸了一件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不得不又出来面对舆论和学术界的压力。这件美丽的瓷器布满有“金丝铁线”之称的开片裂纹，真的碎裂成片的时候，却叫人无不惋惜。中国人骨子里喜欢把玩温润内敛却又暗含曲折意境的物件，哥窑的真正魅力就在于此——窑变温度无法掌握，裂纹的美感只能听天由命，往往百来件中才出得一件精品。而成品即使已经与其他玲珑放置在博古架上赏玩，它周身绵密的小裂纹，仍然时不时地绽放一下，于是，一件器物在漫长岁月里可能产生的不断变化，使那些以文人士大夫为主的古代精英们趋之若鹜。
哥窑属龙泉产青瓷，明朝文震亨所著《长物志》被誉为“古代居宅陈设第一雅文化体验”，其美感、权威性和作用等同于当时的Wallpaper。在器物一章里，文震亨同时把哥窑和官窑奉为雅致上品。两个世纪以后，起源于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先驱莫里斯用通俗易懂的话表达了同样的道理：“不要在你家里放一件虽然你认为有用，但你认为并不美的东西。”
复兴之路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古陶瓷研究教授三上次男曾经在《海上陶瓷之路》一书中感慨龙泉青瓷的辉煌：从五代到宋朝，龙泉青瓷以其精湛的品质独步于世界。“具体地说，一进入这个时期，生产青瓷的中心就转到浙江省的龙泉地方，这种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这就是闻名世界的龙泉窑青瓷。”这部记述中国古陶瓷调查经过和出土概况的书，特别突出龙泉青瓷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占的重要位置。
龙泉青瓷鼎盛于宋，明朝后期渐渐没落；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法国人跑来中国找“雪拉同”(龙泉青瓷在国外称Celadon)，周恩来总理让轻工业部赶快恢复龙泉青瓷生产，因为“外国人来中国要看这些东西”；2007年发现的大窑枫洞岩窑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龙窑遗址；然后是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烧造技术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工艺美术门类里中国入选的仅有两项，另一项是南京云锦织造技术。
整个龙泉青瓷的起落，是中国传统工艺复兴的缩影。
时代之貌
2009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对传统工艺类艺术收藏市场并没有带来太大影响，反而借着“非遗”的东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按照北京青城青国龙泉青瓷艺术馆馆长韩小英的话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位了”。
现在市场走向好的收藏门类，一种是依赖命运和用故事吸引顾客的古董；一种是凭借稀缺的原材料来吸引藏家，如翡翠和玉石。瓷器、织物这类艺术品，门槛更高，需要有一定审美品位，对工艺高低也要具有判断力，受众还在逐渐培养中。
中国有300多个工艺美术门类，基本都是经过老一辈代代相传的技艺，只是经过文化断层，在岁月流逝中被淡忘许久，中国人愿意蜂拥去买国际奢侈品大牌，原本骨血里的审美品位和传统良器，都在生活中退了位。做了许多年“世界工厂”，背负了无数盗版恶名，真正属于自己的符号、工艺、设计，反倒被冷落在了角落里。近现代手工艺术品被大规模欣赏和接受才是个起步，从龙泉青瓷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它具备日后升值潜力股的大师级艺术作品；一方面又在不断完善日用瓷的开发和推广，两者如何相辅相成，是青瓷传承的走向，也是社会心态的反映。
良器之美
回到器物本身，韩小英描述传统手工艺的美好之处在于“是一个纯净的行业”，环保无污染，倡导回归手工制作的质感以及用心烧造的精神，才能赋予器皿本身以灵魂。在此基础之上，精益求精的大师愿意花大半辈子的功夫研究出古时未有的紫铜色釉、高温黑色釉、虎斑色釉、赫色釉、茶叶末色釉、乌金釉和天青釉等独特色泽的良器，让技艺有继续传承的可能，有不断发展的前景。日本“民艺之父”柳宗悦描述手工艺之美的社会价值，在于“良器能够纯化周围的一切，人们的慌乱心态，也能因此而心平气和。若是没有器物之美，世界将是一片荒芜，杀心四起。器物之美成就的世界才是宜居的世界”。
专访北京青城青国龙泉青瓷艺术馆馆长韩小英
收藏艺术品就是收藏个人价值观
韩小英在北京经营着业内最权威的，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的龙泉青瓷艺术馆。在她多年的经验中，得出传统艺术行业与其他行业在商业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如果做生意往往容易伤和气的话，艺术正相反，是聚拢人气的行业，它令人际关系变得忠实，在手递手易主的同时，激起的是怜惜与珍爱，而非破坏与戾气。“收藏艺术品的第一要义必须是喜欢，在据为己有的同时有分享的欲望；第二是艺术感与本人价值观的共鸣，喜欢景德镇青花瓷和喜欢龙泉青瓷的人可以相通，但气质上肯定有区别；第三才考虑的是市场投资，青瓷价格逐年攀升且变现能力强。”
但凡业内一顶一的企业家，都必须具备文化和商业均衡兼顾的大气与能力，对韩小英来说，一方面她要通过经营来推广传统文化，一方面又需要依靠文化来带动商业发展；一边要对真正具有才华和天赋的手工艺者进行保护与提携，一边又需要他们在艺术创作的同时兼顾市场需求。
“即使是获得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的艺术家，对其作品也要进行一定的筛选，确保最能体现行业内顶尖工艺的作品进行陈列和展示，因为多年的信誉和口碑，也建立起相当的诚信和行业标准。平时批量生产的日用瓷，也确保做到最高品质，例如粉青釉，哪怕是一个小茶杯，也必须上足好几层釉才能最佳展现龙泉青瓷烧造技艺中‘类玉’的温润感。古时龙泉青瓷都是在龙窑中烧造，长达几十米的长龙形窑口，一次送几万件拉好的坯进去，足足烧上一个月，出窑时烧了什么就是什么，因此挑选入宫进贡的，绝对都是万里挑一的珍品。釉色瓷的魅力就在于，原料、高温、厚釉中仍旧有不可控性，因此好的作品成品率低，如果精益求精，必须花比其他作坊更高的成本去做。”
“龙泉青瓷烧造技术目前仍然是以家族、师承方式传承为主。虽然拍卖价格是艺术价值的风向标，但一件好的作品是无价的，它代表了作者的理解和信念，以及可遇不可求的意境。”
中国陶瓷复兴之路任重道远
正值深圳文博会，展会上荟萃了各地的陶瓷制品，其中，作为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其文化符号是如何形成的？前天，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陈雨前做客市民文化大讲堂，讲述的文化内涵。
陈雨前介绍了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的形成以及发展历史。“文化的特点可以用‘博大精深、体系完整、风采独具、魅力无穷、影响深远’来概括。”他说。
何为陶瓷文化？陈雨前认为，这是指在陶瓷的泥做火烧与销售、消费的过程中和各个环节中所呈现的材质文化、工艺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形态和情感、心理、观念、习俗等精神文化的面貌。
“中国的陶瓷文化曾在世界上领先近千年，但自从制瓷工艺传入欧洲，已经被迅速赶超，现在，世界一流的陶瓷品牌都诞生于欧洲或日本等地区，中国还没有一个能在全球叫得响的品牌。”陈雨前说：“复兴中国的陶瓷文化，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此，陈雨前希望能在学术上为陶瓷文化的推广做出努力。作为“景德镇学”的提出者，陈雨前在讲座上向大家介绍了“景德镇学”，这是一门以文化为缘由和主要研究对象，以文化遗产理论对文化进行系统综合研究的学科。他说，提出“景德镇学”，正是为了更好地弘扬文化。
“千年窑火铸就了景德镇深厚的文化底蕴，陶瓷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精粹的集中载体，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陈雨前表示：“景德镇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景德镇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景德镇学’必将为传承和弘扬陶瓷文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范本，为保护陶瓷文化遗产作出积极的贡献。”
深圳潮彩瓷板画申报第三批市级非遗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深圳潮彩瓷板画传承与发展研讨会”上了解到，深圳潮彩瓷板画将有望入选今年第三批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受到了广泛关注。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杜佐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艺乙、孙健君等30余位专家聚深，就“深圳工艺美术的高端发展与传统工艺美术的距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怎样与时俱进”等话题展开讨论。
传承千年的优秀工艺
研讨会由深圳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主办。与会专家对深圳潮彩瓷板画继承手工技艺与运用现代科技相结合，规模化生产与高品质标准并举等方面给予了肯定，并对其今后的保护发展规划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现场展出了深圳潮彩瓷板画的优秀作品。据潮彩瓷板画传承人、斯达高瓷艺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总工艺师詹培明介绍，潮彩瓷板画是一种直接在瓷板上彩绘，经烘烧后永不褪色的瓷质艺术品。早在北宋时期，潮州陶瓷无论造型、装饰、工艺与色釉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清末潮彩艺人借鉴景德镇陶瓷技法和传统中国画艺术，融合潮彩技法发展了潮彩瓷板画，形成了潮彩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至民国年间，潮彩瓷板画已形成题材丰富，技法多样，布局严谨，线条流畅，颜色妍丽等特色，尤以潮安枫溪詹氏潮彩艺术更臻完美，远近闻名。
现代科技提升市场价值
出生潮州枫溪詹厝村的詹培明系著名潮彩艺术詹氏第三代传人，1963年进入詹厝彩瓷厂，师从老艺人学习彩绘釉下彩。如彩绘“鸡碗”，其构图头、尾、爪均用13笔画成，亦称“十三笔碗”。一天要画上几千个线条，促使詹培明练就精湛的潮彩技艺，成为熟练掌握从捏塑、彩绘到色釉、窑工等生产流程的民间艺人。由于潮彩受手工彩绘及作坊生产的限制，品质、式样、规格、效率不能适应现代发展的需要。面对困境，鉴于深圳经济特区的政策、投资、出口及产业配套优势，1989年，詹培明决定将瓷艺公司建在深圳。詹培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釉料配方、绘图、网印、温控等关键工艺技术进行了全面革新升级，使之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取向，更适应产业化及市场需求。
据介绍，潮彩瓷板画制作技艺独特，现有4大系列1000多个品种，充分表现了岭南地区的民风民俗及美学理念。
景德镇的文艺复兴之路
曾在德国看过一幅17世纪所绘制的世界古地图，令人惊讶的是其中有特别标注的中国城市除了元明清的首都北京、丝路起点与文化古都的长安外，另一个则是瓷都景德镇。由此可知，长久以来对西方世界而言，因瓷而闻名世界的景德镇是可比拟北京、长安等首都、足以成为中国象征的重要城市。曾几何时，未臻于工艺突破、仅求大量生产的利润导向下，不少商人恶意倾销景德镇瓷至国内外，Made in China的china-景德镇﹙昌南﹚瓷器的价值非但已不复欧洲人视作“白金”美誉的风光，等而下之，价格甚至沦为市井摊贩销售的廉价品。
这样急转直下的前因后果，追根究底，发现整体经济环境的发展影响至巨。连儒家都赞同，民“富”然后才能好“礼”，艺术得以发扬光大的前题，即在于衣食无虞，方有闲情逸致与之互动；御窑不惜成本、精益求精的贡品文化，带动了民窑的蓬勃发展与创新，在明代形成“官民竞市”的局面，景德镇遂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当国家政治动荡或经济不振之际，生活艰难情况下，更遑论工艺的精进。明朝成化、景泰、正统年间的景德镇陶瓷发展空白期的历史，同样地重演于上世纪50至90年代这段时间，累积世代的人文艺术的底蕴却无适当舞台可以展现，是时人们只关心瓷碗里搁的是“粥”还是“饭”，根本无念头去在意碗上描的是“青花”还是“釉里红”。
据考证，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学者直指，景德镇可能是古往今来第一个工业城镇的聚落，因为资源丰富、技术精良及中国人吃苦耐劳精神，造就“工匠四方来，器成八方走”的盛况。人文荟萃，上受朝廷恩泽，外得四海享誉，许多外国人均不远千里而来。为解瓷器制作奥秘，全国各省尽皆设立商业会馆，数十万的瓷业人口在此滋生且世代相传。
千年窑火传续不断、数百年赫赫有名的景德镇的外贸瓷，直到上世纪50年代都还是中国创汇最高的城市；可惜的是从生产器械、窑炉、色料、形状与产品设计都未能与时并进，而英国的Wedgwood、德国Meissen、法国Bernardaud等在工业化大量生产瓷器得以后来居上。晚清鸦片战争以降，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景德镇大部分产品仍停留在仿古、复古的窠臼。
改革开放前，相对疲弱的中国经济实力反应在瓷艺创作上，市场信息不流通，无创新精神，对内仰赖全国各地政府机关的订单，对外则是大量倾销廉价中国瓷器维持外汇。据国务院统计，2003年时中国外销瓷器平均单价仅0.25美元，景德镇瓷的价格也好不了多少，枉费景德镇拥有全国最多的国家级工艺大师，却一直处于举步维艰无法开展新局面的窘境。
2004年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内艺术品市场愈加兴旺；与此同时，过去国有瓷厂下岗员工纷纷自立成立小作坊，大师级瓷艺作品受到收藏家的肯定，法蓝瓷企业的入驻又带来了新创意的启发，典型的创意经济正在活络运转中。话虽如此，纵然景德镇各家大师、艺匠皆有家传绝活或对瓷器的独到见解，其产出在价格上、艺术性上和文化价值上皆有不俗的表现，但一年至多生产数百件作品，交易又仅限于国内少数名流士贾，仍难脱小众取向“圈子化”、“贵族性”手工业特制的基本属性，无法迎合国内外大众市场。
而今，景德镇发展瓷业的自然条件已不复存，但其社会条件仍是其它城市难以望其向背。从国有时代即在制作“毛瓷”、“文革瓷”的工艺大师，饱读诗书、富中国文人文化底蕴的政府官员，陶瓷专业学校、研究所的陶瓷专业人才，均是景德镇优越的文化资本，极有潜质发展高附加价值的文化创意产业。
2004年的陶瓷博览会及世界瓷都市长高峰会，确立“景德镇为世界陶瓷故乡”的共识，重塑景德镇的国际文化形象与地位。从今年首届中国法蓝瓷文化创意大赛入围前十五组名单中，景德镇参赛人员即占2/3强，囊括十组之多，即可见一斑。同时，今年的陶博会就吸引了1000多名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的名瓷大厂前来共襄盛举，举办六届的经验与交流累积，成为景德镇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第一步。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是中国文明的象征，景德镇又是瓷器之国的代表。跨业、跨界、跨国、跨文化已成全球城市产业发展的共同趋势，“特色创新”、“精品模式”，更是寻找市场“新蓝海”的不二法则。景德镇更应全方位审视自身振兴瓷业综合力和核心竞争力，体悟时代趋势与特征，掌握既有优势与机会，对城市与产业重新塑造全新的品牌形象，革新旧有设计概念、修正产业结构与行销渠道，让历史文化的荣光成为加值而非包袱，朝向高端产品与市场迈进。
人们都知道，16世纪意大利翡冷翠梅迪西家族﹙Medici Family﹚曾以开放、包容、创新的态度吸引各地人才，引领欧洲脱离黑暗时代，造就文艺复兴盛世。倘若今日的景德镇能够拓宽宏观的长远视野，对瓷业发展有整体的策略与计划，以强有力的融合性园区来整合瓷业创新发展过程中配套的各种资源与人才，在企业育成、概念交流、市场测试、智库辅导、通路开发、国际接轨发生应有的功效，深刻变革个人作坊——艺术瓷营生的小民经济模式，那么中国景德镇瓷业的复兴不但是文艺的复兴更是经济的复兴。
“大腹便便者”非康熙朝彩瓷
问：该瓷器是哪个时期生产的，有无收藏价值？广州艺拍专业人士作答：
从图片判断，该瓷器为“彩人物瓷盖罐”。从底款上来看，有“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似乎是康熙朝的作品。但是，该器物最大的失败在于造型：腹部过于肥大，几乎成圆形，圈足也与康熙朝的作品相差很远，人物动物比例失调；色彩也与康熙彩瓷相差很远。
总体上看，该器物不论在造型上、绘画上或色彩上都难以达到康熙彩瓷的神韵和水平，尤其是在人物的描绘上更显示出时代的差距。从图片看就应属于现代仿品，可以说几乎无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
问：我家的花瓶高46厘米，底径、口径19厘米，釉厚，瓶身呈现波浪釉，解放前购买已是旧货，请问是否同治彩？
广州艺拍专业人士作答：
该花瓶是属于典型的广彩开光人物花鸟瓷。广彩瓷，即广州彩瓷，又称“广州织金彩瓷”，广彩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广州，是中国的重要彩瓷品种之一，也是著名的“外贸货”。目前的价格不断走高。该瓶两面绘画人物，两面绘画花鸟，但是人物和花鸟绘画一般，属于清晚期的作品，市面上较多见，市场参考价估计在1万元~1.5万元之间。
问：我家的老家具看起来有些年份，不知道是什么料，哪个时期生产的？有无收藏价值？
广州艺拍专业人士作答：
从图片判断，这几件家具的确是旧物，有一定的历史年份，但只从照片难以判断时期，也难分清其材质，估计应该是黄花梨或酸枝。
绘画有博古纹图案，雕工只算是一般，但保存比较完整，有一定的收藏和经济价值。随着这几年明清家具的收藏热，该几件家具有可能有比较大的升值潜力。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人类非遗”开启发展新纪元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龙泉青瓷艺人、窑工们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不断摸索创造、历经世代相传的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将会被全世界所认同，成为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迈向艺术的巅峰。
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迄今为止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申报“人类非遗”成功，填补了人类非遗陶瓷类的空白，奠定了中国作为陶瓷之国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是龙泉青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龙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龙泉文化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同时将为提升龙泉文化软实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起到无与伦比的作用。
龙泉青瓷始烧于三国两晋，古代龙泉哥窑是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龙泉窑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要求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龙泉迄今已发现烧制龙泉青瓷的古窑址达360多处。在1700余年的传承过程中，龙泉青瓷形成了青釉配置、多次原文转载于华夏陶瓷网施釉、厚釉烧成和开片控制等传统的独特的烧制技艺。2006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龙泉青瓷在宋元时期达到鼎盛，至明晚期开始衰落，至晚清民国时期仅存一息。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历数百年衰微、濒于失传的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得以复苏。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青瓷文化产业的发展，切实加强对大窑龙泉窑等龙泉青瓷古窑址的保护，积极加大青瓷艺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大力推进龙泉青瓷文化创意基地建设，并不遗余力推动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工作，努力打造龙泉青瓷这一世界级文化品牌，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
“人类非遗”评选非常严格，竞争相当激烈，经历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历经多次激烈竞争，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申遗终于获得成功，确实是来之不易。
如果说，1700余年前龙泉青瓷从无到有，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复兴，那么，申遗的成功，必将开启发展新纪元，迎来龙泉青瓷的中兴时代。市委书记赵建林曾多次强调，要珍惜这本证书;保护好这份遗产;打造好这块品牌，要让更多龙泉人从中受益。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Silk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China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部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陶瓷
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烧造陶器和瓷器的工业通称陶瓷工业。
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陶器。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掘的陶器，经科学测定，约为8800年前的遗物，是当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器。瓷器则发明于商周时代，到现在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传统，以青为贵。以前的各朝所追求的色调，无非是浓淡不一，意境略异的青色瓷，而且，重色釉也不曾有过彩绘。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一种“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使青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种青白瓷大部分在坯体上刻暗花纹，薄剔而成为透明飞凤等花纹，内外均可映见，釉而隐现青色，故又称影青瓷。这种影青瓷当时则著行海内，天下均称为景德镇瓷器，从而使景德镇在南北各大窑之间，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
釉下彩是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釉下彩是陶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即半成品）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浅色面釉，入窑高温（1200—1400℃）一次烧成。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覆盖在下边，表面光亮柔和、平滑不凸出，显得晶莹透亮。它的特点是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当代陶瓷艺术大师易武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专家评委、湖南省陶瓷艺术大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易武陶瓷艺术作品集》，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同时被中国美术馆存览；釉下彩瓷作品《荷韵》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馆藏；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台湾佛光山享誉国际的星云大师珍藏了《荷韵》、《荷趣》二件艺术瓷作品，永久馆藏在台湾佛光缘美术馆，这对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其釉下彩瓷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醴陵瓷器地理标志，作品多次参加香港、日本、新加坡、南非陶艺展出。其作品造型雄健、釉色古朴，呈现出古香古色的釉下彩瓷艺术效果，深受海内外收藏家、国家级美术馆、国家级图书馆等珍藏。
责任编辑：小赖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百年世博之路（一）
由陵釉下五彩瓷，是世界陶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刚一问世，就与世界博览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15年参加美国旧金山博览会(即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到201O年的上海世博会，在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醴陵釉下五彩瓷历经几番风雨，见证几度沧桑，总是以至高品质和开放的姿态面向世人，接受世博会的检阅，为中华陶瓷文化的世博之路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世博情缘
瓷器历来是中国参加世界博览会的重要展品，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也许，世界人民认知中国，正是从瓷器开始。它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度的美誉。以至于英文单词里把中国和瓷器都称为“china”。从1876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起，中国的陶瓷工艺品就一直深受西方人士的高度关注和喜爱。精美的瓷器工艺品在世博会上的争奇斗艳，赢得不同肤色的群体连连喝彩。
扁豆双禽巴拿马瓶
而真正让中国陶瓷大放异彩，是1915年的美国旧金山世博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由中国湖南醴陵生产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一举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金奖。该瓶是191 1年由湖南瓷业公司创作，瓶高46．8厘米，敞口直径20厘米，瓶体洁白如玉，造型宛如凤尾，线条流畅，其釉面晶莹润泽，色彩沉稳典雅，构图生动自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因而被誉为“醴陵的玫瑰”、 “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从此，醴陵瓷器载誉四海，名声极盛。“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醴贩运瓷器者络绎不绝”。其实，此前的1909年到1911年问，醴陵釉下五彩瓷分别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就连续获得金牌奖。醴陵瓷器以“自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至高品质博得广泛的好评。由此可见，醴陵釉下五彩瓷从一开始就以高起点、高品质和很高的开放度出现在世人面前。
二、五彩窑梦
醴陵的釉下五彩瓷诞生才一百余年。它是如何在这短短的一个世纪里创造出如此的辉煌业绩呢?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诞生与近代文化名人熊希龄密不可分。清政府官员熊希龄，湖南凤凰人，后任民国总理。1904年，他胸怀实业救国之志，为改变粗瓷生产的落后状况，抵制洋瓷倾销，决心振兴湖南瓷业。于是以清政府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二等参赞官身份，会同醴陵籍举人文俊铎同赴日本考察，探索新的制瓷工艺。回国后便与文俊铎一起对醴陵瓷业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在分析了醴陵粗瓷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主张。1905年呈书湖广总督端方，不久获得清政府批示和总督资助，并由慈禧太后御批十万两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1906年，熊希龄在醴陵城北姜湾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在姜岭下设立了“湖南瓷业制造公司”，自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公司聘请了日本技师和国内拥有先进技术的工人，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开启了醴陵由粗瓷生产到细瓷开发的新纪元。独具特色的醴陵口下五彩瓷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制出来的。
1907年至1908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釉下颜料。湖南瓷业制造公司的绘画名师和瓷业学堂陶画班的毕业生，经过反复研制，采用自制釉下色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技法，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在色彩运用上，它突破釉下单彩的传统技艺，运用红、绿、蓝、黄、黑五种原色料(故谓五彩)，调配出丰富多彩的陶瓷绘画色料，讲究淡雅用色的表现手法，采用双勾分水的独特技法烧制而成。近于写真效果，水灵通透，清新雅丽，给人以身心愉悦之感。制作成功的釉下五彩瓷花纹透过釉导溢于瓷表，晶莹润泽，具有很高的洁白度、透明度和釉面硬度。釉下彩瓷使瓷器上的花纹有着看得见、摸不着、永不褪色，给人一种涤尽尘嚣、心旷神怡之感。而且还具有瓷化强度高、釉面玻璃化程度强、无铅镉之毒、耐酸碱、耐磨损、花面永不褪色、经久耐用等特点，能同时满足.人们对于审美和环保健康的双重要求，收藏和使用价值更高。
三、辉煌历史
至今，醴陵釉下五彩瓷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来，它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也遭受过几起几落。特别是建国前战乱频繁，国力衰弱，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生产几度陷入低谷。建国以后也因“文革”动乱而遭受种种挫折。但最终还是以其过硬的品质而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其中，尤以“毛瓷”和国宾礼品瓷最负盛名。建国以后，醴陵釉下五彩瓷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用瓷、国宴瓷，常出现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场合，同时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外国元首的国宾礼品瓷，因而有“国瓷”的美誉。醴陵为毛泽东主席特制的专用瓷器则被称为“毛瓷”。并赢得“红官窑”的美誉。
醴陵制作主席专用瓷始于1958年。从成功试制“蝴蝶蓝”胜利杯开始到1 974年，前后有五、六次生产经历。生产有各种规格、各种画面的餐具、茶具、文具，数量约1500多件(套)。主要的装饰画面有月季、芙蓉、菊花、梅花、山茶花等。由于制作技艺精湛，瓷质典雅清秀，品质卓越，意蕴深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而深受主席喜爱。
昔日的主席用瓷，今日成为了收藏珍品。毛主席生前用过的醴陵制主席用瓷连同其他生活遗物都永久珍藏在韶山毛主席纪念馆。有少量流入社会的毛瓷则成为收藏极品，引发了毛瓷收藏热。就连市场上的仿毛瓷价格也不菲，倍受人们青睐。上世纪60年代以后，醴陵还先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任弼时、王震、江泽民、胡锦涛等以及为全国人大、政协、外交部等国家机关制作专用瓷或礼品瓷。醴陵为人民大会堂特制的“国宴瓷”是由周恩来总理1964年亲自选定。长期以来，醴陵釉下五彩瓷一直是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等场所的专用瓷。从1959年开始，醴陵还先后为中央民族文化宫、中国军事博物t宫、首都工人体育场生产了大量的陈设艺术瓷(俗称“三馆瓷”)，总计有釉下彩瓷器5万多件(套)。
几十年来，醴陵为国家特制的各种国宾礼品瓷主要有：周恩来总理出访礼品瓷“釉下五彩玉兰花奶杯、碟”、 “釉下五彩石榴花罗汉茶具”；王震赠外国友人礼品瓷“豆青釉雕刻菠萝纹天球瓶”；邓小平赠日本天皇“釉下五彩松鹤长春文具”，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釉下五彩潭鹅夜月挂盘”；江泽民赠美国总统克林顿“釉下五彩红花茶奖杯茶具”，赠法国总统希拉克“釉下五彩鸳鸯戏莲花乌挂盘”。醴陵金煌特制2004年雅典奥运会赠国际奥委会终身荣誉主席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现任主席罗格的“釉下五彩扁豆花鸟纹世界和瓶”。此外，醴陵还先后为联合国特制了专用瓷，为亚非国家苏丹、刚果、扎伊尔、也门的总统府、人民宫制作专用瓷。这些国家礼品瓷，由于是特制品，其数量很少，而今都成为了稀世珍宝。
清代皇家御用瓷器的展览
9月4日凌晨，南京博物院藏清代皇家御用瓷器在武警押运下悄然抵达广东省博物馆，开始了这批珍宝的广州之行。从今天到12月2日，“瓷苑珍品--南京博物院藏清代皇家御用瓷器展览”将在省博物馆揭开神秘面纱。
南京博物院作为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博物院的传承者，收藏了很多宫廷旧藏，其中20余万件瓷器中的绝大多数是清代官窑瓷器，种类琳琅满目，造型千姿百态。
因九·一八事件和抗日战争，大部分瓷器曾辗转滇、川，饱受播迁之苦。这次展出的皇家瓷器全部来自宫廷，也是南京博物院馆藏皇家瓷器首次出馆展出，部分文物甚至在南京博物院也没有展出过，十分值得观赏。
展品中，一件高大的瓷器最引人瞩目。这就是“大雅斋”制的“粉彩牡丹白头翁纹花盆”。
专家介绍，同治年间，慈禧亲自设计了大到鱼缸、小到汤匙的一系列生活用瓷，均以“大雅斋”为号，命令自己最喜欢的云南籍宫廷女画师缪素筠绘成小样，发往景德镇御窑厂烧造。这就是晚清最著名的皇家官窑--“大雅斋”慈禧用瓷。
慈禧本人有一定的艺术修养，能够画画。瓷器上的正楷“大雅斋”3字就是慈禧给自己的画室亲自题写的堂号。现在“大雅斋”依然有迹可寻，具体地址就在慈禧生前居住的故宫长春宫内。而本次展出的“粉彩牡丹白头翁纹花盆”以牡丹加白头翁，意喻“富贵白头”。字串6
瓷器的用色等级分明
本次展出的器物种类繁多、釉彩齐全，纹饰题材广泛，工艺精湛奇巧。其中后宫用瓷更是体现了皇家严明的等级：里外全黄色为皇太后、皇后使用；里白外黄色为皇贵妃使用；黄地绿龙为贵妃、妃使用；蓝地黄龙为嫔使用；绿地紫龙为贵人使用；五彩红龙为常在使用。
展览还展示了官窑必须烧制的器物，像日常用的杯、碗、碟等，以及祭祀用瓷、赏赐用瓷等。此外，也有颇具仿古意韵的仿前朝窑口、青铜器、瓷器等器物，以及带有瓷画、花鸟画风格的器物。字串5
粉彩莲座托八吉祥：大清嘉庆年制，高20.5cm，是佛堂里的供器，品种以景泰蓝为多，像这种粉彩的瓷器十分少见。“八吉祥”指8种佛教法物，即轮、螺、伞、幢、花、罐、鱼、肠。这套瓷塑里的每一件法物都被制成两面对称的镂空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