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红釉瓷器鉴别。
看过电影《祭红》的人，一定还会记得我国明代有一种名贵的红釉瓷器，釉色鲜红，光彩夺目。因这种红釉瓷器常作祭祀用品，人们称之为“祭红”。祭红之器在宣德年间烧制的色彩鲜红，犹如红宝石，宝光耀目。可惜到了明后期，祭红断烧失传了。二百年之后，即清康熙年间，江西巡抚兼任督陶官郎廷极在景德镇督烧官窑时，仿宣德祭红烧造成功。而且殷红灼烁，比祭红更为鲜红精彩，令人爱不释手。人们把这种创新红釉瓷器，以郎廷极的姓氏命名，叫“郎红”，也称“郎窑红”。此件郎红葫芦瓶，是乾隆时期景德镇官窑产品，底部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体方印款。郎窑红，是我国名贵铜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它的特点是：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而底部边缘釉汁流垂凝聚，近于黑红色。为了流釉不过底足，工匠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流釉淌下来，这是郎窑红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
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比较繁荣，制瓷工艺达到我国历史高峰。凡是明代已有的品种不仅都能烧造，而且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由于有一个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酷爱艺术，在他的倡导下，郎红器比康熙更成熟和多有极精的产品问世。另有，乾隆时期郎红中的薄釉器，色如鸡血，称为“鸡血红”；釉层较厚，色彩深艳，犹如初凝的牛血，称为“牛血红”。郎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高温烧成，由于对烧成的气氛、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因此当时有民谚说：“若要穷，烧郎红。”所以郎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
“乾隆郎红葫芦瓶，造型俊秀，给人美感，是一件珍贵艺术品”——专家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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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青花葫芦扁瓶赏析
此瓶青花红彩为饰，青花绘海水纹，红彩绘龙纹、藏传佛教吉祥图案八宝纹中的宝伞纹、金鱼纹。汹涌澎湃的海水，红彩蛟龙闹海，飞腾其间，勇猛矫健，有叱咤风云之势。器辅以青花绘缠枝花卉纹、回纹等。外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此瓶造型仿自西亚阿拉伯铜器，又称为“抱月瓶”或“宝月瓶”。明代洪武时期御窑厂开始烧制此器物，有青花器。永乐宣德时期有青花与白釉品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有仿烧，改称“马挂瓶”，为皇亲国戚骑马出行时随身携带的用具。
清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八吉祥如意耳葫芦扁瓶
青花加红彩装饰是明清瓷器品种之一，始于明代宣德年间，其制作工艺是在烧制好的青花器上，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红彩辅以描绘纹样，低温烘烤而成，在青花的衬托下，矾红彩愈显艳丽夺目，极富装饰效果。
本器庄重典雅，构图疏密有致，纹饰清晰，釉彩搭配协调，令人赏心悦目。点阅海内外之遗珍，类此者寥寥，而以其工丽精致之状貌，则青花红彩器中罕有出其右者。
宋代葫芦瓶特征
葫芦是一种古老的植物，中国有着悠久的种植葫芦的历史，葫芦也与我们民族、生活和历史息息相关，葫芦形的艺术品也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有很多的葫芦形玉器、陶瓷器等等，都被收入博物馆。
在我国民间，曾经古人认为葫芦就是多字多孙的寓意，而后葫芦进入了道教，并且在道教文化中，有着很大的作用。东汉时期的瓷器当中，出现了一种用来陪葬的高端瓷器，就是做成了葫芦的形状，但整体来说，瓶身低矮。
后来，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瓶身开始渐渐提高，再加上了许多装饰，宋代沿袭了唐代以小为贵的特色审美。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在釉彩和制作工艺上，都有很大的进步，而这个时候的葫芦瓶瓷器，有了瓶身，瓶盖还有把手，挺拔俊秀，加上上好的工艺点缀，想一个站立的大家闺秀。
北宋时期，正是道教发展的高峰期，道馆很多都用葫芦形的东西一位尊贵，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信仰。在葫芦瓶中寄托自己的情思，是精神的寄托，不仅仅是出家人，深入道观之人，还有很多的文人雅士崖豆用葫芦来比喻自己，表达自己的情怀。
一、样貌
葫芦瓶作为宋代一种典型的瓷器造型，端庄大方，胎比较后，釉色并不明亮，釉色质量是很好的，温润如玉，器体沉重，胎骨坚细，葫芦状瓷器的表面有像蜡的感觉，在光线之下，还有会产生光晕，这种釉面后世是很难做到的。
宋代青瓷的釉面常常可以见到大大小小的斑点，这些斑点有不同的颜色，有黄色的，有黑色的，其中有的还带有明亮的光泽，流传到现在的市面上的葫芦瓶多有气泡，或者有大小不一的棕眼。
二、工艺
宋代葫芦瓶的烧制方法采用了垫烧，葫芦瓶造型规整，分为上下两部分，瓶口较窄，底面较宽，全身包裹着釉彩。大部分官窑出产的瓷釉都会有纹片，而这些纹片的颜色是不统一的，有黄色的、黑色的，但是这些纹片的大小粗细是大致均等的，而还有的细小的纹片只有在显微镜下面才能见到，它没有直接贯穿釉层。
葫芦瓶多产自于杭州的官窑之中，敲打它的声音就像是紫檀一样，釉面的开片是难得的疏密有致，传世的产品很少，具有收藏价值。
郎红与祭红
通体高温铜红釉瓷器的制作始于元代景德镇窑。到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厂才真正掌握了鲜红釉的烧制技术，一批釉色纯正鲜艳的红釉器相继问世。这一时期所烧的铜红釉釉色之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深受世人喜爱，被冠以鲜红、宝石红、鸡红、霁红、积红、祭红等雅称。特别是永乐的红釉器，因其釉下常有暗云龙纹装饰，尤为名贵，在《景德镇陶录》上有“永器鲜红最贵”记载。
然而宣德以后，鲜红釉器制作日渐式微。弘治、正德年间，除偶有几件釉水与色泽稍好，大多是些不成功的制品。嘉靖晚期，祭红贡品已长期陷于“釉欠润、色灰暗”的境地，明初显赫一时的铜红釉烧制技术至此已基本失传。万历时，尽管朝廷多次催索鲜红器，可鲜红釉仍无崛起之望，万般无奈之下，署理景德镇窑事的江西巡抚陈有年不得不于万历十四年八月，以“鲜红等项瓷皿从来烧无一成”为由，奏请朝廷准予以矾红代替。矾红是一种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低温红釉，由于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又名铁红。铁红的釉色红中微泛黑、若红枣之皮，外观虽然没有高温铜红釉纯正鲜艳，却比铜红釉呈色稳定、易于掌握。但它需二次烧成，且色泽远不及铜红釉光亮华贵。
直到100多年后的清康熙朝，掌管景德镇御窑事务的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效仿明代宣德祭红宝石釉时烧出郎窑红，才结束了明中期以后铜红釉瓷的衰退局面。
郎窑红的产生
瓷器是土与火的艺术，而一些名贵品种的初来乍到往往非出“人算”，而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巧合及一些偶然因素造就，“郎窑红釉”便是这样诞生的。
不少专家认为，郎红釉的烧制难度在于得让窑内诸多不确定因素出现神奇的逆转。于是在300年前的康熙朝，人算的祭红（宝石红），阴差阳错地变成了郎红。“从配合、工艺、烧成等情况推测，当时并不是有意识地创造此种色釉，很有可能是仿明代祭红之宝石釉，只因釉料配合、釉层厚度及烧成温度控制不当，以致形成了另一种流动性甚大，具有大片裂纹、色调最为鲜艳的郎窑红釉，因它别具风格才不惜工本地大量制作，其中当有不少好的产品，因而更加获得了人们的赞赏，并称之为宝石红。”“种豆得瓜”，这就是郎窑红釉的由来。换言之，郎红是铜红釉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变种。
冯先铭等编纂的《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亦明明白白地谈到郎窑红釉是“清康熙时期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因康熙时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故以其姓氏命名，又称郎红。
郎廷极的郎红釉是颜色釉瓷生产的一个里程碑，康熙晚期，由于郎窑红、豇豆红、胭脂红、珊瑚红等一批红釉新品种的诞生，从而使颜色釉瓷美不胜收。一时间，郎窑红、豇豆红、祭红、胭脂红、珊瑚红、祭蓝、天蓝、洒蓝、孔雀蓝、瓜皮绿、豆青、粉青、仿定白釉、乌金釉等各种色釉瓷争奇斗艳、交相辉映，开创了颜色釉瓷绚烂多彩的新天地。在中国陶瓷史上，以工匠或督陶官的姓氏命名瓷釉的，郎红釉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郎红的特征
郎红在1300℃左右的高温还原焰中烧成，是一种明亮鲜艳的深红色釉。它的外观特征非常明显，从实物上能清晰地看到如下几个特点：一、釉层清澈明快、透亮见地，局部处有雾气般的朦胧现象。二、釉色鲜红，犹如初凝的牛血，釉面上有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的流动性大，口沿部位的釉汁向下垂流，致瓶口釉薄处色泽浅淡、隐露胎色（呈一环不规整的淡青转浅红色的露白），即所谓“脱口”。器底近足处囤积有一周不过足的垂釉，釉厚，呈黑褐色，故郎窑红又有“郎不流”之称。三、器身釉面开有纵向长、横向短的交错纹片，纹片细长若牛毛、且紧贴胎体，故侧视釉表，并不见有明显纹裂，说明纹片开在釉内。四、釉内气泡极其细小、疏朗，釉汁中有肉眼可见的小白点，有些小白点还拖有垂直的丝条状长尾。五、底足内所施白釉莹亮泛青，内墙角釉厚处泛青绿色，这便是俗称的“苹果青底”或施“淡苹果青釉”。六、器里白釉坚致，但色泽与康熙通常的透明釉有别，而是呈炒米黄，且开有蝉翼般的无色细碎纹，即所谓“米汤釉”。
此件康熙郎窑红观音尊1989年余得自上海东华拍卖行，因当时无人竞争，以50元到手，只相当于那时瓷器店里现代三等品钧红价之半。18年来，余在文物市场居然没碰到一件红得相似或者因具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三要点和“苹果青”“米汤釉”特征而能被称得上是“郎红”的器物。这件高24.2厘米的铜红釉瓶，胎体采用分段衔接，内腹的中上部显露出横向接胎痕。二层台圈足，足端平切，棱角略圆，此为郎红器最多见的足式，意在让流动性大的铜红釉在此打住，形成“垂足”。圈足的里、外墙均微泛火石红色。不管从造型、工艺，还是从胎釉上看，这件器物都带着明显的康熙瓷特征。而它的釉色猩红如初凝之牛血，这也是郎红器固有的特征。
但是，这件价廉物美的郎红瓷仍有让人抱憾之处，其口端的“灯草边”早已荡然无存，并露出了胎骨。原因何在？原来，表面上看，“郎窑红的口与足，也有与明代宣德红釉相似的那种‘灯草边’；不过，宣德时为自然形成的白口，而康熙时则是人为涂施的一层厚而含有粉质的白釉或浆白釉。”这是郎红同祭红的重大差异之一。而且，郎窑红“器口的粉白釉，由于釉质疏松，常造成口沿处的漏釉与破泡，又由于干裂的破泡孔内易于藏垢，而形成器口的片片黄斑”。所以，康熙郎红的这层极易藏污纳垢的“灯草边”时至今日能保持原貌者甚少。而那些流落于民间的郎红由于保存环境通常较差，其“灯草边”大多已很不雅观，有的则被打磨掉。鉴于此，“灯草边”的形态及模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区分郎红与祭红的依据，是鉴定时不可疏忽的一个重要细节。
祭红概况
祭红又称霁红，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系以铜为着色剂，经1220～1280℃左右高温，在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的高温红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行的红釉品种。为区别于明永、宣时期的红釉及康熙朝的郎窑红，后人习惯上称之为祭红或霁红。
祭红瓷的生产历来受到宫廷重视。永乐的红釉器多为盘或碗，在器内壁的釉下还往往模印有行龙，而器的内底则加刻云纹或者花卉纹。釉色多数艳丽而匀润，釉汁凝重，少数釉质不纯，伴有黑色小点或血丝状纹。
宣德时期的铜红釉殷红透亮，如红宝石般悦目，故被誉为“宝石红”，为宣德红釉的代表品种。宣德红釉的器里釉有红白两种，也有的于内壁的白釉下加刻云龙纹，因釉质肥厚，纹饰大多不够清晰。永乐、宣德红釉器的口边及底部都有一环白口，系高温下自然形成，俗称“灯草口”或“灯草边”。换言之，“灯草边”的成因在于：焙烧过程中，红釉因流动变薄，加上口部和底足胎釉交汇之处的釉汁原本就较薄，而铜分子在高温下又容易挥发和氧化，从而形成一条宽度约2～5毫米的白边。
康熙时期的祭红釉普遍泛浓红色，个别釉色较为浅淡，若桃花般粉红鲜丽，釉面平滑。有的祭红釉面有细小橘皮皱纹。
雍正时期祭红比康熙时更为成熟，釉色有深浅、浓淡之分，且色泽大多很均匀。釉面有平静和细橘皮皱纹两种，并以有橘皮皱纹现象的釉面为多见。
乾隆时期的祭红质量进一步稳定，釉面上之橘皮纹呈涟漪状小皱纹，釉色大多匀净。当时的生产量想必骤增，因为传世之祭红官窑器以乾隆瓷较多见，而进入拍卖市场的也数乾隆祭红最多。
此外，除御窑品，乾隆的民窑祭红瓷也开始多见了起来。说明祭红釉的制作民窑亦已掌握。乾隆时期的“陶户”中已出现不少精通“造霁红”的“专家”，有些祭红品的釉色和釉质可与官窑媲美。至于成品率，不管是官窑还是属民窑的“官古户”，估计都高不了。因为受技术条件制约，直到上世纪50年代，祭红的正品率依旧极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潘文锦于1985年发表的《浅谈名贵颜色釉的发展》一文，对于1954年至1955年间的景德镇中德（前东德）技术合作工作曾有过一番回顾。他讲道：“一年里，就把多种色釉的质量稳定提高了不少，如祭红的一级品率就由原来的0.5％提高到25％，其他品种的一级品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豆青、天青、钧红等的成品率已由5％～10％提高到80％以上，另外并创制了蓝窑变、仿宋钧等新品种色釉。”从上文中的20世纪中叶祭红的0.5％一级品率，即每200件有1件为一级品，可推断18世纪祭红的一级品率（即官窑品）大抵不会太高，亦应是百十件里得一吧。
郎红瓷的烧造肯定比祭红更加艰难，康熙时的民谚“若要穷，烧郎红”便是证明。由此还可联想到，郎红瓷上的不落款实属不得已。否则，出窑一件砸一件，岂不是在诅咒皇上！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瓷器上可以大大咧咧地落上各式明代寄托款，却一律不准书写本朝年号款，内中奥妙大概就在于此。
郎红与祭红的外观差别
1、郎红釉面玻璃光泽强烈，清澈透明；祭红的釉面凝厚莹润，浓郁呈失透状。
2、郎红釉流动性大，口沿下因此显露出白色胎体，此“脱口”为郎红典型特征，再则，底足有一环深褐色的积釉，称“垂釉”，但流釉一般不过足，故郎红瓷独具“脱口垂足郎不流”之风貌；祭红基本是色不脱口，釉不垂足（即使底足略微有积釉较薄、规整，亦明显有别于郎红），器口与足根处均有醒目而地道的“灯草边”。
3、郎红的釉色鲜红艳丽，由于流动性大，通体上下甚至前后釉色的变化活泼，灵动，釉色浓处好似牛血初凝，而红釉稍薄便会出现如鸡血一般鲜红，其近底足处又常因积釉过厚呈按红色或黑褐色；祭红则釉色通体匀净，少见变化，相对而言，典型永宣祭红釉呈鲜红色，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宽，在3-5毫米之间，清代红釉大多色泽凝厚深沉，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窄，约1-2毫米。
4、永放大镜可见到郎红的釉内气泡分布介于两者之间，不太稠密，然而气泡个大，大的凭肉眼就能一目了然。
5、郎红的釉层内开大纹片，祭红无纹。
6、郎红的釉面光爽，釉面上的橘皮纹现象偶尔会有之；祭红大部分有橘釉现象，明代橘皮纹较清代大，而清雍正橘皮皱纹则较乾隆大。
7、郎红的底足与器内，或呈米黄色，或呈浅绿色，俗称“米汤釉”与“苹果青釉”，也有少数底为本色的红釉底；而祭红的器内器外均无此特征。
另外，郎红釉的器型以瓶和尊为主，祭红釉习见壶、碗、盘、洗、钵、瓶（梅瓶和玉壶春瓶），器型上的这一差异在甄别时亦不能不察。
康熙粉彩龙纹葫芦瓶
陶瓷承载着中国数千年陶瓷文化底蕴。虽然陶瓷没有被列入中国四大发明之列，但从其诞生、到演变，瓷器一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节奏、生活方式以至生活质量，可以说瓷的美学，永远无间断地在中国这片沃土滋长着。
康熙三十六年档案曾记载，御窑场这一年的皇帝万寿节时，就曾向宫中送进二件粉彩龙纹葫芦瓶，可见明清两代，瓷质葫芦瓶大量烧造，葫芦瓶之用途多适于祝寿所用，而此件葫芦瓶应为康熙朝时最为经典的样式。
此瓶颇具宫廷造办处之气度，器身以绿釉为地，葫芦形寓意大吉大利。周身饰吉祥花卉纹饰，极具富贵典雅，给人以华贵之感。上下腹部绘腾龙数条，周围以花卉相伴；腾龙神态威严凶猛。图案布局疏朗，无半点繁杂之感。色调淡雅纯正，尤其是器身所散发出温文尔雅内涵让人叹为观止，堪为不可多得的康熙淡彩佳作。
此件制胎周正，施釉肥厚滋润，釉色呈绿中泛蓝，色泽沉着独特。周身满饰花卉纹饰，神龙或傲立，或盘旋，或仰望；双目如风驰电掣，龙爪如钢锋铁钩，遨游于花草之中别具一番格调，而神态更是气势威猛，呼之欲出。
圈足修整极致圆润平滑，自然且顺畅，无半点呆滞、生硬之感，可鉴历史之久远。底部以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款识。字体端庄工整，雄健有力，每笔都有顿触，字与字之间较为疏朗，笔力遒劲。
此瓶粉彩均匀和润秀丽，龙纹勾勒精细工整，笔触气韵流畅，寓意吉祥尊贵，瓶体晶莹完整，浑然天成。该瓶历经三百余年仍保持品相完美，色泽浑然，不失为康熙官窑瓷器精品中的佼佼者。
郎窑红｜青花易得 郎红难求
青花易得 郎红难求。
朗窑红为我国名贵的传统红釉之一
因其于十八世纪始
产于清朝督陶宫郎廷极所督烧的郎窑
故称“郎窑红”美人醉釉
郎窑红的美 ，是明眼可观的，澄澈如镜，盈润如玉
赤红如血，清若琉璃，称 明如镜、润如玉、赤如血
像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亮泽，得以流传的郎红均是稀世之珍。
殷妍血色染清池，淡如朝霞欲上时。
乾隆尤其痴迷那一抹殷红艳丽深沉的郎窑红，还特地题了一首诗
晕如雨后霁霞红 出火还加微炙工
世上朱砂非所拟 西方宝石致难同
插花应使花羞色 比尽翻嗤画是空
数典宣窑斯最古 谁知皇祜德尤崇
--乾隆御题
郎窑红器有单层釉和双层釉两种
双层釉是没有“脱口”现象的
单层釉者其口沿釉在高温中往往下垂流
使口沿显露胎骨之色
一般呈白色、米黄色、浅红色，或淡青色，形成了“脱口”
由于釉逐渐垂流，使器物上半部釉色浅淡
下半部釉色深艳，形成了“垂釉”
但因为制作工艺精湛和掌握好火候
使郎窑红器垂釉一般均不过足，称之“郎不流”
这是郎窑红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
惟有郎窑红才能出来这种效果 统称“脱口、垂釉、郎不流”。
碧幕霞绡一缕红
红紫一齐开了
雨裛红蕖冉冉香
翠幕深庭，露红晚、闲花自发
郎窑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
在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还原焰中烧成
深者殷红， 浓者墨黑，重者暗褐 ，浅者粉红
在烧造过程中对烧成的气氛
温度等技术指数要求很高
郎红入窑千件均为孤品，故民间有云，家有郎红 吃穿不愁。
乾隆粉彩描金开光西洋人三足葫芦盖瓶
天然“S”形态的葫芦，有很强烈的动感美。上下两部分尺寸不同的球状体通过曲率特别大的束腰连接在一起，在柔性的重复与呼应中很像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
葫芦瓶自唐以来盛行，且器型像“吉”字，故又名“大吉瓶”，寓意大吉大利，人们用此表达美好的诉求。北京瀚海拍卖会上，一件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如意耳葫芦瓶，以八千三百四十四万元成交，创中国瓷器拍卖记录。
乾隆官窑瓷器，不同于康熙时的端庄，也与雍正朝的淡雅有别，而是呈现出繁缛的面貌。乾隆朝的发展可谓迎来了清代空前绝后的巅峰。艺术形态则是在特定时代气息与时代心态的折射，所以在乾隆官瓷中，我们能够窥见鼎盛时期足以睥睨古今的盛世图景。
此件葫芦盖瓶亦是如此，通过常见的葫芦瓶，加以多种寓意吉祥的瑞兽，化平淡为新奇，造就了繁缛大气且反映了乾隆盛世的器型。各种瑞兽、纹饰通过工匠之手，奇巧的拼凑其中，并无突兀堆砌之感，反而呈华贵和奢靡之风。
盖顶白釉青花料塑型“望天吼”，即龙王之第三子，有守望习惯，对天咆哮，被视为“上传天意，下达民情”。望天吼陪鸾伴架，以助君王识别善恶忠奸、铲除小人，确保国家兴旺、江山永固。而下两侧为辅耳兽面衔环，其形象猛兽怒目，露齿衔环，威猛无比。
葫芦瓶瓶腹塑两只螭龙，造型秀美，寓意吉祥。底部塑三只狻猊，狻猊为龙之五子，传说中狻猊喜烟火，身有佛性，其形象一般在香炉上出现。其寓意为稳坐江山、威震八方、四海升平。
瓷器胎质精细，釉面肥腴而坚致，并光润匀净，葫芦瓶通体精绘缠枝莲宝相花纹饰。葫芦上部开光绘中国传统花鸟纹，下部亦开光绘西洋人物；加之满身的吉祥瑞兽，精美之绘画纹饰，真可谓精彩纷呈，乃乾隆盛世之珍品也。
乾隆粉彩宝蝠纹象耳转心瓶
乾隆帝喜奇好新，大兴精品巧作。唐英出任景德镇御窑督陶官，致力研创奇巧之品，件件均能以悦龙心。在其监督下所制官窑器，塑形、绘饰、施釉、髹彩、烧制，一丝不苟，艺巧技绝，鬼斧神工。
镂空套瓶形饰可谓五花八门。瓷瓶镂空开光，意为从中窥探内瓶绘饰，以达观有限而意无穷之妙。许之衡在其名作《饮流斋说瓷》中记载，“瓶之腹玲珑剔透，瓶内更有一瓶兼能转动，若是者，名曰‘转心’，乃内府珍裳殊品也”。
转瓶的制作难度很大，要把外瓶的底部制成鸡心状的钮，把内瓶的底心做成鸡心状的槽，钮和槽要绝对吻合。尤其是要考虑外瓶和内瓶的干燥率，以及掌握好烧成后的收缩率。稍稍不注意，造成钮和槽不吻合的话，即便前面再多的辛苦也是白费。所以，制作转瓶的代价十分大，往往是“百里挑一”。
此转心瓶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以粉彩绘制纹饰。转心瓶上部为口颈部，撇口，束颈，下外撇。颈部绘蝠、馨、勾莲、宝相花等吉祥图案，口沿描金，绘如意云一周，颈外饰折枝宝相花，两侧贴塑施红釉象首，象首雕琢细腻生动。
转心瓶中部为球形，通体绘饰缠枝莲宝相花，并伴以飞翔的数只红蝠。中部饰四幅圆形开光洋彩镂雕对凤纹，瓶颈与内胆相连，在颈部如意纹下与瓶体分离，可自由运转，通过腹部镂空，可窥见内胆之山水纹，别出心裁，彷佛置入幽幽春景之中。
本品集粉彩，描金，镂空，转心、浮雕等多种工艺，画面繁复而不杂乱，又透露出皇族的威严，简直巧夺天工，美艳非常。该瓶制作于清王朝最为鼎盛的乾隆时期，极尽奢华、叹为观止，充分体现了乾隆时期官窑制作工艺的最高成就。
谈谈郎窑红
郎窑红，即郎窑烧制的铜红釉瓷器。
郎窑是清代的官窑之一，即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江西巡抚郎廷极督理监烧的御窑。
郎窑的产品除郎窑红外，还有郎窑绿，郎窑兰釉及描金、郎窑青花、五彩等。而郎窑的最大成就是恢复了明中期失传的铜红釉烧造技术，成功地烧成著名的郎窑红。
以铜原料作为着色剂，早在汉代的铅绿釉陶器上就使用过，铅绿釉就是铜在低温氧化焰中的呈色。高温铜红最早出现在唐代的长沙窑，另在唐长沙窑和宋代均窑中还作纹饰使用过。真正烧成浑然一色的铜红釉瓷器始于元代的景德镇窑，釉色为暗红色。它为后世铜红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到明早期的永乐、宣德年间景德镇窑才真正烧成通体鲜红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可是到明代中期这种烧造技术就失传了。直到200多年前的清代康熙朝，在郎窑中才又成功地烧制出高温铜红釉瓷器。
郎窑红是铜红釉中较鲜艳的一种，其釉面光洁透亮，有玻璃质感，开纹片并有牛毛纹，釉色深浅不一。色深者红艳，有“明如镜、润如玉、赤如血”的特征，其釉色莹澈浓艳，仿佛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光彩夺目。色浓者泛黑，色浅者粉红，色淡者暗褐。
郎窑红器里釉有米黄色、微青色、白色三种，均开有纹片。
郎窑红器足底釉有米汤色，苹果青色，均显露红色的斑晕，偶然也有红釉底和白釉底。
郎窑红器有单层釉和双层釉两种。双层釉是没有“脱口”现象的，单层釉者其口沿釉在高温中往往下垂流，使口沿显露胎骨之色，一般呈白色、米黄色、浅红色或淡青色，形成了“脱口”。由于釉逐渐垂流，使器物上半部釉色浅淡，下半部釉色深艳，形成了“垂釉”。但因为制作工艺精湛和掌握好火候，使郎窑红器垂釉一般均不过足，称之“郎不流”。统称“脱口、垂釉、郎不流”，这是郎窑红器的鉴定要点。但是“郎不流”也不尽然，根据耿宝昌先生的调查统计，约有15%是流釉过足而稍加修整的，但与后世窑变釉的斩足现象又有程度不同的区别。
郎窑红釉器，在其他方面也都具有康熙朝的时代特征。一是胎骨洁白细密而坚硬，足底露胎处有火石红；二是口沿涂有粉质的粉白釉或浆白釉，且多有破泡；三是修足有平切式、平切棱角略圆式、滚圆式或为里收外斜削的二层台式；四是器身红釉与足除露胎处有一条白色线；五是器型独特如观音樽、油鎚瓶，笠式碗等都是康熙时极为流行的造型；六是大多数无款，偶有青花“福”、“寿”、“大清年制”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铜是一种很活跃的元素，在不同的烧制气氛下，铜的呈色是不一样的。正常的铜红是在还原气氛下的呈色，但由于古代窑火、窑温等控制并不是很精密，常常会出现烧制失败。如果气氛控制失误，使窑内呈氧化气氛，则铜则会呈层次不同的青绿色，郎窑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传世的郎窑器有所谓的“郎窑绿”或称“绿郎窑”，又有一种器里釉为红色而器外呈浅绿色的称为“反郎窑”，这些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郎窑红器的变异类。“郎窑绿”器的特点与郎窑红器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用相同的原则加以鉴定，而“反郎窑”器则多为水盂等小型器，数量极其稀少。
由于康熙郎窑红釉瓷器的珍贵，物罕而价昂，因此后世仿造者比较多，有些仿得很高超，几乎可以乱真。但仿品是无法摆脱它的时代特征的，与真品是不同的。通常“郎窑红”仿品多为民国时仿制，也有采用雍正时的仿哥釉器再加绿釉或干脆加彩来仿康熙各色郎窑器的。其仿品一是釉面多出现白色星点；二是上半部釉色与下半部釉色反差较大，不协调；三是胎质较松不甚密；四是分量过轻或过重；五是器型没有康熙时的典雅端庄；六是口沿和圈足的工艺不一样。只要细心观察对照，仿品和真品还是可以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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