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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生:用玉兰精神讲述中国故事

周国生:用玉兰精神讲述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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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3

美生瓷砖。

湖兰象征天空和大海高远、辽阔,玉兰代表自然万物共建和谐。湖兰的底色,衬托出纯洁、高雅的玉兰,作品主题突出、画面清新、淡雅、纯粹,现代感强,这种极具艺术家个性语言特色的陶瓷作品甫一问世,便让人过目不忘,受到许多藏家和学者的喜爱。

这系列以玉兰为主要题材的陶瓷艺术品的作者就是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周国生,他以特有的瓷上绘画语言与艺术样式进行工笔画创作,艺术家情感投入的多少直接反映在绘画作品中,创作过程中执笔者与画面共同呼吸,二者产生共鸣以及思想的融合。多年来,周国生在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与融合中,寻找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

周国生以艺术家细腻的笔触创作出高贵、典雅、清丽的玉兰系列作品,讲述着中国的时代故事,表达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对玉兰绘画的理解、表现形式周国生也有自己的心得,在他的作品中,玉兰的线条有质感、枝干的有韧性,画面注重比例、顿挫虚实的设置,色彩搭配和谐统一,丰富画面的整体构图,艺术家的精神内涵通过画面进行表现。

为了使作品面貌更为多样,周国生将传统工笔画与陶瓷综合装饰、雕刻、描金等传统工艺相结合,在作品上把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使用24K本金描绘,作品装饰形式更为雅致、怡人。因此,虽同为玉兰题材,但每幅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都不一样,产生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

周国生充分运用中国传统语言中具有文化代表性的造型和形式,接入自己的现代观念,进行原创创作的创作。他以五行、生态、家庭、社会等元素进行意象表现,通过花苞、花朵的大小、多少以及枝干延伸、舒展、包围等势态的处理,突出国家强盛、家庭和睦、民族繁荣、生生不息的时代精神。

周国生以玉兰精神讲述中国故事,以道家的“器以载道”为宗旨,让陶瓷艺术作品成为当下社会的表现形式,承载作者思想、民族精神、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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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瓷器进入奥林匹克中心讲述“中国故事”


8月9日至9月17日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由北京奥组委、文化部主办的一项名为《中国故事》的文化展示活动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新闻中心附近举行,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绝活”通过30个72至108平方米的“祥云小屋”,展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各地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民族民间文化,“零距离”地呈现最具地方味道的文化珍品。

布展已全部就绪的《中国故事》江西省“祥云小屋”掩映在一片树林当中,相邻隔壁就是浙江省搭建的“祥云小屋”。据江西建设方负责人介绍,从踏进小屋开始,就能感受到江西特色的“绝活”。小屋前的一条瓷片小道,是由上百年的明、清两代的官窑旧瓷残片铺就而成,它承载了百年前的制瓷历史,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欣赏。而在小屋的一角,则建起一座瓷窑展示景德镇的瓷器、瓷残片,还有一些旧窑砖、匣坯包括拉坯车和传统的拉坯制瓷工艺等。届时,将向世人展现中国丰富的瓷文化,讲述着五千年来一个个原汁原味、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故事”。

视频:走遍中国之陶艺先锋周国桢


周国桢:男,1932年8月出生,湖南省仁县人。江西学院教授。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协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江西分会主席、江西雕塑协会会长、景德镇市美协名誉主席、高岭陶艺学会理事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1988年轻工业部授予“全国轻工业科技先锋“称号,1991年定为景德镇市拔尖人才,1992年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是陶艺家、画家又是陶艺教育家。

在“土”与“火”的熔炼中探索40余年,创建了中国现代陶艺的独特语汇和时代精神。《动物世界》是其真诚的奉献,给童心者以灵趣,给思考者一面人情事态的镜子。表现手法的多变和材质的多样是其陶艺创作的另一重大特征,不同的工艺手段不同的材质是其作品的不同主题和鲜明的陶艺个性的需要,以历史整体的浑纯美,显示具有当代意识的东方神秘主义哲学美。曾于上海美术馆、中国美术馆、四川美术馆、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等地举办个展十余次,于澳门、新加坡等地联展多次。中国工艺美术馆、香港艺术馆及海内外私人收藏其作品甚多。四川美术出版社、香港文化促进中心等为其出版了专辑。英、美等三家国际名人中心将其列为“世界名人”,1992年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授予“世纪勋章”,个人传略1997年被收入《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

作品有《弹弓手》、《独立》、《西班牙舞》、《天亮了》、《雪豹》等。出版有《周国桢陶瓷艺术》等。

周国生:谈少数民族题材在陶瓷绘画中的艺术魅力


摘要:当代陶瓷绘画艺术发展空前繁荣,涉及到的题材内容有花鸟、山水、人物。少数民族题材被广泛用于陶瓷绘画创作,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同的民族都有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表现。改革开放以后,现代陶瓷艺术家们创作了许多经典的陶瓷绘画艺术作品,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乏少数。

关键词:少数民族 人物画 色彩 周国生陶瓷艺术

当代陶瓷绘画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都趋于多样化,一些陶瓷画家开始致力于少数民族题材在陶瓷绘画中的艺术创作。探索发现这种题材的造型特点、表现语言、色彩运用等方面,使得少数民族题材在陶瓷绘画中大放异彩。少数民族题材在陶瓷绘画中其表现形式有很多,有工笔、写意、具象、抽象等。陶瓷绘画包括釉上彩(新彩、粉彩、古彩)和釉下彩(青花、釉里红),少数民族题材渗透到各种陶瓷绘画之中,有些陶瓷艺术家直接用颜色釉来创作少数民族人物。民族性作为艺术创作的特点之一越来越受到创作主体的重视,各民族都有丰富独特的文化与艺术,少数民族人物画其自身的魅力就在陶瓷绘画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少数民族陶瓷绘画并不是简单的把陶瓷绘画表现形式与民族题材结合,它需要掌握陶瓷工艺,需要有传统民族文化作为支撑,需要把握时代的审美特点,才能够有优秀的陶瓷艺术作品。陶瓷绘画长期处于单一画种的状态,严重脱离时代生活,改革开放后,艺术院校的师生们自觉的走出传统,去四处写生,去关注中华各民族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现实生活,突破了传统的枷锁,陶瓷绘画焕发出新的活力。陶瓷艺术家们走遍祖国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力求陶瓷绘画作品不仅准确地表现人物的外貌特征,更重要的是人物的内在精神。在少数民族地区,艺术家常常被各民族所不经意流露出的真实、淳朴给打动;被民族服饰的精细繁琐给折服;被少数民族的舞蹈、习俗给兴奋。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能够体会到艺术的真、善、美,能够激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这种情感的创作能够给陶瓷艺术作品带来无与伦比的闪光点。

陶瓷绘画除了表现出少数民族人们的生活水平进步,同时展现了每个民族独特的风光美、服饰美,很好地揭示出当地人们的内心情感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的壮族、藏族、苗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是众多陶瓷艺术家的创作来源。每个民族都有特有的历史文化、民间美术和技艺,这些都是陶瓷绘画的创作来源,并促使绘画形成多种表现语言。内蒙古的草原、新疆的雪域、云南的山寨等景观,节日庆典、嫁娶婚庆的热闹场面无不激发画家们的创作灵感。每个少数民族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在精神,有美丽的民族服饰、图腾和神话故事、宗教信仰等,这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陶瓷艺术家走进少数民族地区,去感受自然风光,探寻民族特色,领悟人生真谛。少数民族文化中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资源,创作者可以尽情寻觅,找到能够打动内心的创作素材。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都会使人的外貌和内心世界各不相同。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处边疆,在极其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锻炼出人的顽强品质。民族地域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性格特征,面貌差异。如新疆人多为高鼻梁,深眼窝,长睫毛;西藏人其皮肤较黑,两颊通红;蒙古人多为单眼皮,圆脸型。陶瓷美术家在陶瓷绘画创作过程中需要抓住其主要特征,如李菊生的陶瓷颜色釉作品《春华秋实》,是一件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绘画艺术作品。创作者以娴熟的高温色釉技法,精炼的笔墨,展现出新疆姑娘的勤劳,感受到少女的纯洁心灵。其黑黑的眼睛,浓密卷翘的睫毛,鲜艳的红裙,婀娜多姿身段宛如天山上的雪莲花,美丽动人。好的题材需要发掘,展现其内在的精神,这件作品将维吾尔族姑娘对生活劳动的热爱展现出来,将生活劳动上升为陶瓷绘画艺术,其构思新颖,意趣盎然。

不同的少数民族有不同的服饰,种类繁复、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各具特色,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少数民族服饰是吸引陶瓷绘画家重要的原因之一,民族服饰的特色鲜明,颜色丰富,非常适合艺术家去创作表现。在陶瓷工笔人物画中,色彩的地位不容忽视。传统陶瓷人物画的色彩庄重华贵、色调典雅,形成了一定的审美特点,体现出我国传统的色彩审美观。在陶瓷绘画中,少数民族服饰的色彩是非常重要的情感要素,陶瓷画家通过色彩的搭配,表现出少数民族的象征和文化意义,能够更加深刻的体现少数民族的精神内涵。少数民族服饰色彩是各族人民在生活中的习惯、风俗文化等沉淀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在一代一代的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色彩形式。民族服饰中的色彩的搭配、冷暖的对比、明暗关系等都表现出当地人的美好愿望。少数民族地区有美丽的自然山水、广袤无垠的草原、原始森林等,处处都是美的画卷。

在传统陶瓷绘画中,线条高度的概括了人物造型,人物画的细节不仅来自于陶瓷画家对物象形态的细心发现,还来自于自身的独特感受。少数民族服饰中绣花纹样、头饰等有着独特的民族特色和美感,在陶瓷绘画创作表现时,需要有恰如其分的提炼。既要表现出饰品的精美,又不能完全照搬,要有一定的绘画语言。对少数民族服饰细微的部分,不可一味的进行复制,要把握整个画面的意蕴。如果限于精雕细琢,试图以精良的制作和繁琐的陶瓷工艺取悦于人,将会失去艺术的本质。或许能够从一幅表现细微精良的少数民族作品看出被描写对象的服饰美,质感等,但是过分的追求细节将会失去主观意趣的表达,这一点对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非常关键。少数民族服饰、社会风俗、自然景观等为我们陶瓷绘画创作提供了多种表现题材,在我们用陶瓷语言对少数民族做客观描绘时,传统绘画精神中的“尚意”需要一直保存。在当代陶瓷人物绘画创作中,受西方写实造型的影响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陶瓷艺术家对人物造型研究更加的便捷,除了写生,还能用相机记录,但是,通过相机记录下来在进行绘画将导致对民族文化的缺失。

少数民族题材在陶瓷绘画中采用工笔形式有其优势,表现形式上层层晕染为深入描绘少数民族人物的外在形象提供了可能,少数民族服饰在色彩和纹饰上的丰富多彩的条件满足了陶瓷工笔画的装饰性特征。在陶瓷绘画中,少数民族题材中以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题材的艺术作品居多,不仅是这些民族分布较广,还因为他们的服饰特点鲜明,色彩艳丽,具有很强的识别度。苗族服饰非常讲究,图案丰富,色彩浓郁,主要以黑色和蓝色为主,配上纯度较高的红黄绿白等,色彩多而不花,艳而不俗。藏族人勇敢、忠诚、直爽,对生活具有很高的热情,因此,服饰多为蓝、白、黑、红、黄,大胆的采用对比色,整体上有做到和谐统一,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在少数民族题材中,如李祥东的《悄悄话》,藏族少女的民族服饰、干净的眼神、把本民族的热观、积极向上的性格特点展现的淋漓精致。藏族服饰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是藏民族创作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和精神。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使用了多种陶瓷绘画手法,如拍、擦、堆、描、刮等,完美的表现出服饰的质感。陶瓷人物绘画创作,既需要保留来自生活的气息,又要赋予艺术的审美。

结语

当代陶瓷人物画形式多样,题材丰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作为从事绘画艺术,丰富的想象力是必备要素之一,当代陶瓷画家受名利的影响,如某位陶瓷艺术家在藏族题材上取得了成绩,大量的仿品就出现了。陶瓷艺术强调“表现”,首先是情感的表现,只有真情实感,才有创作的激情。如今大多数少数民族题材画家只注重对民族服饰的研究,而忽略了去感受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画出的瓷板和瓷瓶缺乏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1]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商务印书馆 2010年

[2]苏和平 《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发展史》贵阳民族出版社 2007年

三国故事人物纹瓷器


《三国演义》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曹操的奸诈、孙权的雄才、刘备的宽厚有口皆碑,诸葛亮的计谋和智慧更是妇孺皆知。而从元代到民国陶瓷制品上多有表现三国题材的绘画,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瓷器上的这些“三国故事”。

桃园三结义。“这一拜,春风得意遇知音,桃花也含笑映祭台。”桃园三结义出自《三国演义》的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述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对天盟誓,举酒结义。这只兽耳瓶高42厘米,直径19.5厘米,上面绘制的正是“桃园三结义”图案。只见在绿色的叶子,粉红的桃花树下,身穿红袍的大哥刘备站在上位,双手抱拳作揖;身穿绿袍的二弟关羽跪在左边,双手作揖,腰间的花色宝剑,熠熠发光,引人注意;身穿蓝袍,满脸络腮胡子的三弟张飞,跪在右边,双手作揖。

吕布和貂蝉。“女人用爱情让世界更精彩,”吕布和貂蝉的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施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讲述在王允的安排下,貂蝉巧妙周旋在董卓和吕布之间,终于令两人反目成仇的故事。这只清代青花瓷盘,直径18厘米,高3.5厘米。上面绘制的图案正是“吕布戏貂蝉”的情形。只见凤仪亭外,柳树依依,吕布一手拿方天画戟,一手揽着貂蝉,貂蝉以袖掩面,凄凄切切似在诉说心中委屈;而在凤仪亭里,董卓正躲在墙角偷听两人的谈话。吕董两人的矛盾由此激化,战事一触即发。

智收姜维。“到如今我年迈名将凋丧,是何人继承我大任担当?”智收姜维出自《三国演义》的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武乡侯骂死王朝”讲述诸葛亮为谋统一,北伐中原。天水一战,老将赵云败于姜维之手,赵云盛赞姜维,诸葛亮观察姜维阵法,深为敬佩,遂以计相困,并晓之以理,感姜维归顺。这个清末五彩盖罐,高29厘米,口径11.3厘米,底16.1厘米。腹部绘“智收姜维”图,诸葛亮手摇羽扇,在赵云、关平、张苞的护送下,来到姜维面前。而姜维双手抱拳,单膝跪地,口服心服愿意归顺蜀国。

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空城计出自《三国演义》的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讲的是诸葛亮巧设空城计,吓退司马懿大军的故事。这只清嘉庆单柄提梁壶,壶高20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14厘米。画面是城门大开,诸葛亮在城头镇定自若手摇鹅毛扇,城门口的扫地老翁傍若无人,魏将拍马追杀的场面,背面绘司马懿策马迟疑不前,惟恐中了诸葛亮的埋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空城计。

瓷永存精神不泯 评点当今“中国瓷”的文化精神


美丽的英国小姐朱迪丝,在一次欧洲艺术品拍卖会的预展上,见到一件中国明初的青花碗,因其冰清玉洁亮丽雅致,而忍不住伸出玉手拿起端详一番,这时旁边有人告诉她,这可不是一般的瓷器,价值连城呢,值40万英镑,朱迪丝小姐听了连忙放下,缩回手,不敢再碰。之后她把这个场景放在她关于艺术鉴赏的名著中,可见此事留给她至深的印象。

朱迪丝小姐的缩手事件发生在20世纪,这象征着当今的欧洲人仍与几百年前一样,充满了对中国瓷器的敬畏与珍爱,并将它们看作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与几百年前相比,这种心理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中国元青花在去年的伦敦拍卖会上被拍卖到2.3亿元人民币,中国艺术品的极端天价,多是欧洲贵族收藏家抬出来的。

在中国瓷器传到西方之前的16世纪,多数欧洲人还没有见识过中国瓷器,那时的欧洲,除了少量贵族家庭使用高档银器等器物外,多数家庭普遍使用意大利等国生产的低温釉陶,还有木制、铁制的餐具。显然,这些粗糙的餐具与中国胎质白净、手感糯滑、轻盈高雅、没有任何毒素的瓷器不可比拟,对贵族之家训练淑女试图优雅地用餐、品茗是一个困难。一双如脂的玉手握起一个粗糙的餐具,是难以想象的。

我曾拜谒英国大作家莎士比亚位于斯特拉特福德镇的故居,发现即使像他这样富有的商人家庭也用这类釉陶,故居的餐桌上搁置着六七件釉陶器物,杯子,茶壶,碗,盆等,釉色以灰绿为主,釉质粗劣,做工马虎。我当时很纳闷,莎翁家中怎么没有精致的餐具?之后在其他屋子里发现了一些意大利马约里卡釉陶与中国的青花瓷,但这些知名的美器皆是陈列品,有些是作家后人使用的器物。莎翁之家,是一幢风格鲜明的英国乡村小别墅,红瓦坡顶,花园葱绿地包围着故居。故居的每一间房,陈设的家具说不上精美,但多数是柚木制品,工艺尚好,统一的剔刻浮雕,又多呈系列。可见,这是一个殷实之家,却使用粗糙餐具,表明当时高档餐具的缺乏,进而影响餐桌礼仪的提升,毕竟礼仪常常要靠道具来实现的,而且餐桌礼仪又是当时社交场合中最被看重的。

当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一经传入欧洲,立即刮起“中国风情”。这些来自东方的艺术品在欧洲人的眼里成了奢侈品,对于他们而言,太需要了,以致上至宫廷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趋之若鹜,以收集、购买中国艺术品为荣,一方面是为了实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观赏。

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由瓷器延伸到其他种类的艺术品,如漆器、家具、丝绸等,欧洲各国宫廷、贵族阶层纷纷以拥有中国艺术品为荣,在他们的宫廷、在他们的居室,以装饰中国风情为时髦。这不仅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还存有大量的证据。单单从我个人的寻找流失海外文物的过程中,就发现许多中国艺术影响欧洲的事实与证据,如巴黎雨果故居二楼整整一个墙壁上挂满中国瓷器,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二楼有一间“北京厅”,收藏中国瓷器十分丰富的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波特博物馆,维也纳的皇宫有五间房子完全以中国文化来装饰,巴黎凡尔赛宫中国蓝色风格的墙面等等。

从中国艺术影响、传播欧洲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瓷器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艺术影响欧洲,是一个重大的文化交流的事件,虽过去了几百年,但不应该忘却,特别是对于大量使用西方奢侈品的当代年轻人来说,更应该增加这个记忆,进而能改变中国文化不如欧洲文化的偏颇看法,理解文化交流历来是双向的这一个事实,不仅如此,在近代西方文化影响我们之前,我们的文化长时间地影响过欧洲。

中国瓷器,具有很高的文化象征意义,如果只注重玩赏器物本身,只注重其价格的潮涨潮落,那么这样的玩赏游离了它的真正内涵。古代遗留下的艺术品,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领域的标杆,而且是最有说服力的标杆。一瓷永存,精神不泯。

讲述宝藏背后的故事——龙泉官窑谜案


在我国陶瓷史上,龙泉窑作为我国南方民窑的代表,其青瓷工艺已达到了我国制瓷史上的颠峰,然而它是否设立过官窑,一直是困扰陶瓷界的历史悬案。

2005年11月,一则龙泉发现了明初官窑的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一样震动了陶瓷界。随之而来的是,在学术界和收藏界引起的轩然大波。与此同时,在2006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在世界各大古玩市场里,被认为是官窑所产的龙泉青瓷,顿时身价倍增,甚至连疑似龙泉官窑的青瓷瓷片都被抢购一空。

龙泉青瓷哥窑鱼形茶壶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龙泉的山沟里,纷至沓来的古董商以及疯狂的盗挖者,打破了小山村应有的宁静。他们挖开遗址,掘开坟墓,搜寻的不是金银钱财,而是传说中贵比黄金的瓷器——哥窑。据说,他们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哥窑,却发现一种很特殊精致的龙泉青瓷,用心邪恶的盗掘者们,把那些破碎的瓷片都要成批运走。

这些神秘的龙泉青瓷究竟是什么模样?当时,贪婪的盗掘者们究竟带走了多少这种神秘的青瓷?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成了近一个世纪以来龙泉青瓷的悬案。

2003年10月,在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一件龙泉窑玉壶春瓷瓶以454万港币成交,比明清一般官窑瓷器的价格高出了一大截。

这一切,引起了一位年轻收藏家的注意,他就是痴迷于龙泉青瓷研究的叶英挺。而他对龙泉青瓷精于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一种叫龙泉官窑的瓷器。然而,这看似简单的想法,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因为一直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龙泉窑属于民窑窑系,其实在某个历史时期,担负过贡器的烧造任务。虽然曾经有人对龙泉窑是否设立过官窑进行过推测,认为龙泉窑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窑厂广布,如此声名显赫的窑系未曾设立过官窑,似乎不合情理。然而,这种推测大都针对于南宋末年龙泉窑的鼎盛时期,因为对龙泉窑,学术界以往的一贯定论是宋代辉煌,明代衰弱,清代消亡。

问题是龙泉窑到底有没有设立过官窑呢?如果有,又是在什么时期呢?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库房里,陶瓷专家冯先铭发现了几件从来没有见过的瓷器,它们的表面滋润丰腴,色若青青翠色,大部分用刻花文饰,据说这是传世的元末明初龙泉窑贡器,而且根据文献记载,它的产地就在浙江龙泉。这种非同寻常的瓷器,究竟藏在龙泉的什么地方?显然,如果能够找到窑址,龙泉官窑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为此,冯先铭先生专程来到龙泉,寻找故宫贡器的龙泉窑址。然而,出乎冯先铭意料的是,不但没找到一件完整的瓷器,而且连一块相同的瓷片也没有找到。

1959年,浙江考古队进入龙泉,这似乎给破解龙泉官窑之迷带来了新的转机。冯先铭再次来到了龙泉,然而再次令他大失所望。挖掘的结果,是这里根本没有与故宫相同的瓷器。

17年后,正当人们对宫中的龙泉窑瓷器充满疑惑之际,在遥远的韩国近海发生了一件考古界的大事。那是1976年的夏天,一位韩国的渔民在出海打鱼时,无意之中捞起了一个古色的木箱,紧接着,他们发现了许多精致的中国瓷器,而真正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他们竟然发现了几件与故宫里龙泉青瓷极其相同的瓷器。看来,龙泉官窑的秘密就淹没在这翻滚的海浪之下。

数十天后,当这批瓷器完全打捞上来后,人们惊奇的发现,大部分瓷器都带有龙泉窑青瓷的特征,它们的产地就是在浙江龙泉。这是一个振奋的消息,因为龙泉就是文献中所说的明初官窑的产地之一,因此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些精致的龙泉青瓷,与明初在处州设立官窑是不谋而合的。

然而,接下来的打捞结果却令人们大失所望,潜水员不但没有找到明代的证据,反而找到了几枚元代的钱币,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因为元代的商船上不可能有明代的商品。难道,故宫的传世龙泉窑真的是元代的瓷器吗?而与此巧合的是,曾经参与龙泉窑址考古的陶瓷专家朱泊谦,从古代瓷器的造型风格中,也找到了故宫瓷器出自元代的证据。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说传世龙泉官窑真的是产自元代的话,关于龙泉窑的历史就要重新书写了。

元代由于国俗尚白,以白为吉,这种审美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对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当时元青花和釉里红,成为当时元王朝钦定的官窑器。虽然此时的龙泉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已不是主流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在龙泉设置官窑似乎不大可能。

几十年过去了,龙泉官窑的寻访工作依然没有进展。是不是开始寻找的目标就有问题。年轻的叶英挺在翻阅了前辈的研究的成果后,作出了大胆的推断。

叶英挺:“我认为在南宋的时候,龙泉应该有官窑的存在。南宋这么大一个朝廷,按照目前的发现,两条龙窑烧制的产量供应一个朝廷,是不可能的,更大的产量是放在龙泉。”

据此,叶英挺把目光投向了古代文献。然而,文献中有关宋代龙泉窑是否有过官窑的说法仅仅限于哥窑的传说。显然,叶英挺想从文献中寻找龙泉官窑的想法,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于是,叶英挺决定从实物入手。

叶英挺:“我对所有见到的瓷片都非常注意,即使是瓷片后面刻的一个字,或者是这个瓷片有什么特点,我们都把它作为标本搜集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叶英挺在走访北京故宫与上海、浙江等大博物馆时,偶然发现几片标有元末明初的龙泉青瓷展品。这些器物不但器型大,而且样式中规中矩,与一般龙泉青瓷相比,它们釉色凝重沉稳,玉质感强,有的还刻饰有皇帝专用的两角五爪龙纹。即使是那些植物花果文饰也都是华丽富贵的,宝气十足,做工看起来极其精美。然而,断代标记却十分混乱,只笼统注着元末明初。龙泉青瓷在明代不是衰弱了么,怎么还有这样精美的瓷器问世呢?这些精美的瓷器究竟是什么时期的呢?为什么博物馆馆藏的这些瓷器与民间传世的民间瓷以及出土的龙泉青瓷有如此大的差异。

叶英挺:“这些瓷器(器型)特别大,刻工特别精,在文饰、造型上与景德镇青花,明洪武、永乐、宣德等时期的瓷器是一模一样的。怎么有些博物馆把它定在元代,有些博物馆定到明代,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是不是元末明初的龙泉官窑呢?刚开始有这个念头时,叶英挺吓了自己一大跳,因为从龙泉遗址挖掘出土的元末明初的龙泉青瓷非常粗糙,与这些精美的瓷器相去甚远。

打开《大明会典》,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龙泉在古代又隶属于处州,这似乎印证了龙泉有官窑的传闻。而更有力的明证,还是《明宪宗实录》卷一的记载:成化元年正月乙亥,诏:“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役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然而,文献的记载与传世的产品怎么才能对得上号呢?明初的龙泉官窑的瓷器实物又在哪里呢?当叶英挺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元末明初时,工作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随着叶英挺寻找的证据越来越多,他似乎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

从韩国近海打捞出来的瓷器,使得人们寻找龙泉官窑又变的扑朔迷离,不过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在北京的一次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了与故宫传世的龙泉窑相同的瓷片。

1984年夏季,在北京四中的基建工地上。这里原来是明清两代的宫廷库房区。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明洪武青花、釉里红和龙泉青瓷瓷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青瓷瓷片与普通的龙泉青瓷瓷片不同,多是中心印花,壁刻缠枝花的大中型盘碗,并采用裹足垫烧的工艺。这与故宫传世的龙泉窑有很多相似之处。

后来,经过整理研究,考古人员发现,明洪武青花和釉里红,很明显是当时的官窑器无疑了。而对于龙泉窑的残瓷,专家认为这肯定是洪武时期专为宫廷精心烧造的。但是不是官窑还得继续研究。这些瓷片究竟出自哪里,成了当时参与考古研究的丘小君教授的一个心结,也成了考古界的一大悬案。

20年过去了,这个悬案也一直困扰着立志寻找龙泉官窑的叶英挺。这是不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龙泉官窑呢?当这位年轻的收藏家重新审视这段尘封的历史悬案时,他有了新的线索。于是淘龙泉窑的瓷片和完整器成了他的最大爱好。不过几年下来,寻访龙泉官窑的工作几乎是一无所获。然而一个偶然的巧遇出现了转机。

叶英挺:“2005年4月份的一天,那天是一个星期六,我正好在杭州。我起的很早,大概五点多钟就去了二百大市场。当时在外面的一个楼梯口的一个转弯处,有一个人放了一大堆瓷片。”

当时叶英挺并没有注意,因为往常也是这样去市场寻找瓷片的,后来才注意到。叶英挺:“眼前突然一亮,这些瓷片就是我一直在博物馆能见到。我这么多年,在龙泉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从来没见过这种瓷片。当时非常激动。我问他这些瓷片要卖多少钱。他说这一堆五百块钱。我当时有点不相信,说你给我包一下。”

这些可都是他朝思暮想的传世明代龙泉青瓷啊。他大喜过望,立即悉数收购了下来。可是接下来又使他大吃一惊。因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叶英挺竟然在二百大古玩市场整整收购了一辆五吨车的瓷片。这些瓷片到底出自哪里?它为何有如此大的数量呢?历代的文献为什么没有记录呢?它会不会不是官窑,而是民间藏品没有被记录。

“我们必须要把考古学的方法运用的陶瓷研究上,到古代烧窑的地方去调查。”李辉炳(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说。

然而令叶英挺大失所失望的是,通过对龙泉大窑窑址的多次考察,并没有发现大窑附近出土过这样的瓷片。但对大窑出土的瓷片进行分析后,叶英挺更加坚信自己收藏到的瓷片就是官窑。

叶英挺走访了许多古陶瓷专家。在与朱伯谦的一次交往中,偶然发现了一条新线索。

那是1959年,朱伯谦对大窑考古发掘中,发现一条与众不同的素烧炉。除了比较小以外,它的形制与景德镇的官窑十分相似。在民窑遍地的大窑,怎么还会有如此精致的素烧炉,它是不是官窑的呢?

于是叶英挺决定把收集到的瓷片复原起来。结果一出来,叶英挺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了一些破损之外,能拼凑出来大盘直径竟达七、八十厘米,这不是自己在一些大博物馆看到的传世龙泉窑么。

“大盘大碗的残片,和我们在北京四中所看到和所捡到的那一类是很类似,和那批明初龙泉窑对上号了。” 这么大的龙泉瓷器工艺是极其复杂的。在当时,恐怕只有在皇宫里才有可能享用。因此,它不可能是民间藏品,而是专门为皇宫烧造的官窑瓷器,这也是民间十分罕见的直接原因。

现在实物找着了,瓷片与文献也大致吻合,似乎这淹没了六百年的龙泉官窑之谜也可以浮出水面了。然而问题是它的窑址又在哪儿,叶英挺再次来到了大窑村。

据大窑人的原政协副主席叶放说:“我小时候听我祖父讲,大窑安溪社殿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为了纪念明代初期的一个青瓷督窑官。”

督窑官这一佐证,再一次证明了龙泉有官窑的传闻,并且窑址就在大窑村。问题是它具体在大窑村的什么地方。大窑村的瓷窑遗址可有100多处。就在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大窑村一个村民在一个名叫峰洞岩的地方,种植农作物时无意中挖出一些精美的瓷片。随后,村民在附近的田野中还发现了相对完整的瓷片。经过整理,在同一地方出土的瓷片竟然可以完全复原起来。这可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接下来,事情变得异常顺利。专家们经过整理和认定,叶英挺收藏的瓷片就是出自这里。显然,大窑峰洞岩就是叶英挺苦苦要寻找的窑址。

刘新园(景德镇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绝对是官窑产品。毋庸置疑是官窑产品。证据是什么呢?像这么大的盘子,普通的民窑是没有资本把它打碎了埋在这里的。官窑有雄厚的资本,生产资金全部是国家的,瓷器烧坏了也不准外流,就地砸碎掩埋在一个坑里,在景德镇也是这样,所以里面能够发现很多最终能够复原的瓷片。”

欧阳世彬(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大的发现,确确实实是为我们中国陶瓷史填补了一个大的空白。”

窑址已经找到了,物证也齐全了,看来龙泉窑的确设立过官窑。它究竟是明代的还是元代的呢?2006年1月,为了确定龙泉官窑的确切年代,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决定用微量元素分析法,将瓷片进行断代。经过物理和化学特征的分析,这些瓷片大约烧制于600年前,误差为正负50年。这样那些不可思议精美绝伦的龙泉青瓷,终于有了答案。

在600多年前,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不久,征用了龙泉最好的窑厂作为官窑,征集了最好的窑工,使用了最好的瓷土和釉料,形制上因承元制,不计成本地生产出最好的龙泉青瓷,送到皇宫供皇室使用。到后来这些龙泉青瓷珍品,还被作为明王朝的赐品。而那些次品被打碎深埋起来,决不允许它们流入民间。直至600年后,这些瓷片被无意中挖掘出来。成为解开龙泉官窑的钥匙。

到此,明代龙泉有没有官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它设置官窑的年限又有多久呢?看来要完全揭开龙泉官窑的身世还得等到窑址的挖掘,也只有等到窑址的最终发掘,才能最终揭开龙泉官窑的真相。

周国桢十二生肖原作 拍出780万元


近日,北京万隆拍卖公司“珠山会友薪火百年——名家瓷绘专场”在北京千禧大酒店举行,此前备受藏家关注的周国桢十二生肖原作和王琦、王大凡、何许人、汪野亭合作的四方笔筒分别以780万元(不含佣金)和1200万元(不含佣金)成交,成为陶瓷艺术藏界的焦点。此次万隆拍卖总成交金额达6637.2250万元,成交率高达77.97%。

当日下午2时许,拍卖还未开始,拍卖现场人潮涌动,能容200余人的拍卖厅里走廊边上都占满了人。据了解,现场藏家来自全国各地,以上海、广东、北京和南昌的藏友最多,此起彼伏的举牌叫价,充分展现出他们对现当代陶瓷艺术收藏的热度。

此次拍卖,周国桢教授的十二生肖雕塑原作从380万元起拍,几经竞价,最终以780万元(不含佣金)成交,创下了本场当代陶瓷拍卖价格的记录,此前,周国桢说,这是他唯一一套十二生肖原作。备受关注的珠山八友的作品均以不俗的价格被藏家收走。尤其是二十余件无底价起拍的拍品,掀起了一轮轮叫价高潮。

拍卖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资深藏家陈海波,他说,从近阶段的陶瓷拍卖市场看来,陶瓷艺术品市场十分活跃,这充分体现了陶瓷艺术的市场价值与艺术魅力,但从市场现状来分析,现当代陶瓷的艺术价值远远超过其价格,因而,陶瓷艺术品收藏市场任然有很大作为。

景德镇:以文化自信向世界讲述china故事


荣膺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称号;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为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首批创始成员;连续16年举办国际陶瓷博览会,与国外20多个产瓷城市建立友好关系;连续两年在德国和南非举办中国陶瓷文化展;吸引3万多名“景漂”“景归”人才,其中境外“景漂”5000多人;而最新的好消息是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复。中国将在这里建成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以及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大背景下,在老厂区、老城区的改造声中,在人们创新、创业的热情当中,千年瓷都景德镇正在苏醒,以自信姿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向世界讲述china的精彩故事。

博物馆孕育大情怀

怀旧是每一个人对往昔珍贵记忆的一种重拾,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怀。位于城区繁华地段的御窑博物馆曾经是市政府办公所在地,现在这里是御窑遗址保护的核心区域。为了保护这一最具代表性的瓷业遗存,景德镇对市政府进行整体搬迁,并于2015年把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列为“一号工程”,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如今,在遗址周边13平方公里内,民居、瓷行、会馆等历史建筑正逐步修复,加上道路改造工程,总耗资约50亿元。在不远处的老房屋顶上,工人在清理杂物,为老城改造做准备。

一座博物馆也即将在这里诞生。拱形窑炉的外形设计、用红褐色的古窑砖与仿古窑砖混合修葺的外墙,使它与不远处高耸的工业烟囱形成醒目的空间构图。

大博物馆博大精深,而同时,市区内在老百姓自己身边和家门口的小微博物馆也越来越多,它们有着老街坊般的亲切感,让人能够触动时代记忆的心弦,重拾历史岁月中的片刻光阴。市民可以随时踏进“小而美”的馆内,感知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获益良多。

位于陶溪川内的“工业遗产博物馆”就是这样一个小微的空间载体。博物馆通过“十大瓷厂”去追溯那段历史,当年瓷厂的门楼、矗立的圆窑包(倒焰窑)、庞大的磨球机、陈旧的隧道窑、老式拨号电话机,再现的瓷厂各类生产车间、墙壁上珍贵的文史实物、烧窑师傅的工作服、300多人的口述史……所有这些,有的似曾相识,有的闻所未闻,但亲切感却丝毫未减。徜徉其间,犹如漫步瓷都的过去;散落其间的,众多有梦想、有担当、有情怀的博物馆,不但收藏了历史章节的生动实证,更是这座城市努力在历史长河中“诗意栖息”的明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是已超脱于工作关系、儿时记忆之外的,深植于血脉的对景德镇的浓浓情感。

坚持对历史文化进行“活态”传承,体现了景德镇在破解文化保护和城市建设矛盾的创新思维。凤凰山下的陶溪川文化创意园,是在原“宇宙瓷厂”的旧址上,通过活力再造、结构改造、环境营造,建成了融传统、时尚、艺术、科技于一体的文化地标性建筑。在这里,游客既能纵览陶瓷工业遗产风貌,也能随处感受到现代科技与传统陶瓷文化的融合。

奏响交流互鉴新乐章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历史上作为重要商品,是联系东西方文明的重要纽带。近年来,景德镇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实现了从丝绸之路货源地到“一带一路”文化使者的完美蜕变。

积极打造国际化的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合作项目落户景德镇,将有利于充分发挥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品牌、生态价值,打造“国际范”的品质城市;已经成功举办十六届的瓷博会,借助国家级、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品牌影响力,每届都有大量的海外陶瓷企业参展、交流,成为了以产品展示、文化交流和贸易投资为主要功能的综合会展平台。

积极推动陶瓷文化走出去,向世界讲述china故事。2019年12月,“丝路瓷行——陶瓷传统成型技法现场展示活动”在希腊雅典扎皮翁宫国家博物馆开幕,100余件陶瓷作品以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闪亮登场,为希腊瓷器爱好者奉上了一席精美的中国文化盛宴。2019年10月,在克罗地亚举行的“丝路瓷行——中国陶瓷文化展”,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2019国际巡展的第二站,也是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和克罗地亚文化和旅游年”框架项目之一。2018年7月,在南非举办“感知中国·丝路瓷行”中国文化展,展示了中国陶瓷的精妙绝伦与博大精深,唤起了南非民众对中华文化的美好向往。同时,加强与陶瓷类、艺术类、智库类机构合作,扩大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机构交流;

与国外中小学校、艺术院校建立联系,广泛开展国际陶瓷学术研究、国际游学研学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景德镇每年开展政府、科研院所、民间社团等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对外交流活动多达上千场。

境外“景漂”折射出陶瓷文化强大吸引力。在景德镇,有一种独特的“景漂”文化现象。3万多名来自全国、全球各地的艺术工作者汇集于此,如痴如醉地研究陶瓷文化,其中境外“景漂”就有5000多人。这些外国陶艺爱好者漂洋过海来景德镇寻梦,在这个城市交流、学习、研修技艺,并逐渐被这个充满文化魅力的城市所吸引,深深地爱上这座城市。境外“景漂”现象,让景德镇瓷器再次成为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载体。他们在借助景德镇传统手工艺把艺术构想变成现实的同时,也帮助景德镇的工匠、陶艺家打开视野,收获全新的创作理念。

“陶艺课堂进校园”蔚然成风

对市实验学校的孩子们来说,能够在学校里上陶艺特色课是一件让他们非常高兴的事情。课上,他们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用拉坯机拉坯、在瓷器上彩绘、把瓷泥捏成自己喜欢的作品,自由发挥想象力,与陶瓷来个“亲密接触”……

市实验学校在四至六年级学生中开设的这门课程,是我市中小学校积极开展“陶瓷文化进校园”系列课程的一个缩影。通过开设这门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对陶瓷有了初步印象,提高了他们的创造能力。

为了将现代陶瓷艺术引入课堂,市教育局要求全市各中小学校紧紧围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积极开展以陶瓷文化为特色的校园建设,借助丰富的资源、多样的载体,培养学生爱陶瓷、爱瓷都的情怀,不断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综合素质,推动陶瓷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为“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而不懈努力。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共有368所中小学校开设了陶瓷文化课程,印制了陶瓷文化校本教材,20万中小学生能够用小手摸到泥土,感受陶瓷的魅力。孩子们在一件件小小的陶艺作品上倾注自己的情感,从小就树立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为了将这门特色课程落到实处,我市许多学校纷纷推出了多种举措:市实验学校成立了陶瓷文化教育基地——“陶乐园”,自编了学生陶艺课培训教材,把陶瓷泥土拉坯制作、在陶器上绘画作品两门课程引入课堂,将陶艺课列入四、五、六年级的课程表,做到每个星期有三堂课(每堂课两个课时),三个年级每个班轮流上课,让学生们亲手体验陶瓷制作和绘画的过程。该校还在课后开设兴趣班,指导对这门课程感兴趣的孩子进一步学习相关知识。市第七小学、市第十二小学专门聘请陶瓷老艺人进校园,向学生们讲解陶瓷知识,弘扬千年瓷都文化,传承匠心精神。古城小学、梧桐小学每学期聘请学校附近的陶瓷企业工人定期走进课堂,通过“第二课堂”的形式,为孩子们举办形式多样的陶瓷知识普及活动。

在开设陶瓷特色课程的同时,我市还充分发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和大学的优势,专门邀请专家和大学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走进校园,为孩子们举办专题讲座,传播陶瓷文化。专家和老师通过ppt和视频,向学生们详细讲解的发展历史、种类及成型工序。通过专家和老师的详细介绍,让中小学生对陶瓷有了最基本的了解与认识。未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还将与更多的中小学建立合作关系,让更多高质量的社教活动走进校园,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让我市更多学校能共享该馆丰富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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