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品茶是一门艺术，除了品尝的美味以外，通过欣赏茶具设计和茶室装饰，可以从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增加知识。人们通过敬茶仪式，可以培养人的道德修养，增进友谊。我国陶瓷饮茶器皿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不少已成为盖世珍品。如：紫砂茶具中的供春壶，造型精巧新颖，质地薄而坚实，被誉为世上瑰宝，有的陶瓷饮茶器皿绘有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显得古雅朴实，充满诗情画意。有的茶具上的书文，更是妙趣横生。如器皿上常见的“也”、 “可”、“以”、“清”、“心”五字，其实是一种回文体只要顺时针方向，无论从哪一个读起，都含相同的意义，均道出了饮茶的益处。另外，茶室的布置有时也是十分讲究，领略其四壁的名人字画以及古色古香艺术陈设，都会把你带入茶文化的更高艺术境界。唐代以前的制茶初期，饮茶方法大同小异，各地的饮茶器皿也相差无几。有贮茶、碾茶，煮茶和饮茶四方面的器具。到了唐代，文人雅士把饮茶器皿的互为关系，导致人们追求饮茶器皿的釉色之美和造型之宜及其特点功能。饮茶风俗遍及全国各地，饮茶器皿也颇受重视，专门的饮茶器皿制造业也应运而生，饮茶器皿的种类和花色品种也迅速增加，据陆羽《茶经》一书的皿之器一节所列入附近共有二十四件，包括煮茶、饮茶、灸茶和茶的器具。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饮一杯茶有这么多复杂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古代人的眼里，则是完成一定礼仪，是使饮茶更好、更精的必然过程。
由于唐代自开元以来饮茶风习的兴起，饮茶器皿的制造随着陶瓷业的飞速进步而愈益愈精。这一时期的饮茶器皿，以南方的越窑和北方的邢窑白瓷竞相争辉媲美。陆羽《茶经、皿之器》上曾对当时各地生产的风格与质量各异的饮茶器皿做了鉴评对比：“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我们从陆羽对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越青瓷，邢白饮茶器皿，其质都是非常精美的。越瓷青绿，釉色翠润，如冰似玉，邢瓷白釉蕴银，光洁如雪，质地优良。毕竟越瓷饮茶器皿更胜一筹。由于其釉色青翠，造型典雅，装饰瑰丽，颇受当时茶人和文士们的喜爱。
宋代不再直接煮茶，而用点茶法，因而器具亦随之变化。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一方面它继承了唐人开创的茶文化内容，并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加以发展，同时为元明茶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茶道的思想上，随着理学思想的出现，儒家观念进一步渗入到茗饮之中。从茶艺讲，首先将唐代的茶饼，发展为精制的团茶，使制茶本身工艺化，增加了茶艺的内涵。同时，又出现大量散茶，为后代泡茶和饮茶简易化开辟了先河。这时，人们崇尚建窑黑釉茶盏，是与当时“斗茶”风靡全国分不开的。衡量斗茶的胜负。一看茶面汤茶色泽和均匀程度；二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宋代斗茶，先注汤调匀，再加初沸的水点注，茶汤表面泛起一层白色的泡沫。先斗色，以色白为贵，又以青色胜黄白；其次斗水痕，以茶汤先在茶盏周围沾染一圈有水痕者为负。这就要求茶具是黑色的，建窑的兔毫盏，便由此名声鹊起。宋代文人雅士斗茶，品茶时，用名贵的贡茶，配建窑黑色兔毫茶盏，同其色胜似雪乳的茶汤形成鲜明对比，为品茶、斗茶增添美感的情趣。
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的宜兴紫砂茶具也开始萌芽。苏东坡在宜兴任职时，对紫砂陶情有独钟，酷爱提梁壶，至今被称为“东坡堤梁”；河南禹县的钧瓷也改变了以前的单色，烧制多彩的“窑变”倍受人们喜爱；浙江龙泉的茶具则以清奇淡雅，古风纯朴的裂纹釉，达到了人们对陶瓷饮茶器皿艺术多样式、高品位的追求。这种淡雅质朴的茶具韵味情趣融为一体。
明清废团茶、散茶大兴。烹煮过程简单化，甚至直接用冲泡法，因而烹茶器皿亦随之简化。明清罢团茶，在中国茶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减轻了广大茶农劳役之苦，而且使饮茶的方式，饮茶器皿发生了根本变化。当时，人们对茶、饮茶器皿的爱好与审美情趣，也随着社会饮茶风俗，烹饮方法及陶瓷饮茶器皿不断演变而发展。另外，由于饮茶者饮用各类散茶，各类精美陶瓷茶壶就应运而生。制作出现一个色彩纷呈，数量空前的时期，紫砂与瓷器相互竞争，发展迅速。以制壶妙手供春，时大彬等所创造的宜兴紫砂壶，在明代中期蓬勃兴起，价胜金玉、为人所珍、久盛不衰。除宜兴紫砂壶以外，瓷都景德镇的陶瓷茶具日益向精美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永乐至宣德年间，景德镇生产的甜白茶具最为精美。质地坚而细密，体胎轻薄，造型精巧，驰名中外。壶的造型也千姿百态，有提梁壶，把手式，长身、扁身等各种造型，壶身绘于人物，山水、花鸟、鱼虫等，装饰方法也丰富多彩。有：青花、斗彩、釉里红、颜色釉等；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陶瓷已达鼎盛时期，其胎质坚细、釉光莹润、色彩绚丽、镂雕精工特色。特别是景德镇御窑生产的宫廷用茶壶，极其精工，华美绝伦。至明清以来，茶之种类日益增多，茶汤色泽不一，壶重便利，典稚或朴拙、奇巧，杯则争妍斗彩，百花齐放。
古往今来，人们对陶瓷饮茶器皿的选择和使用，不仅与时代的饮茶方式，而且同地域饮茶习俗有密切的关系。北京、西南一带喜用瓷制的盖碗茶具，即所谓“三件套”。由一个口大底小的茶碗，一个小茶托，和一个碗盖组成。它有四大好处，一是盅小于碗，上大下小，注水方便，还能让茶叶沉于底，添水时茶叶翻滚，易于泡出茶汁：二是上有隆起的茶盖，盖沿小于盅口，不易滑跌，易凝聚茶香，还可以来遮挡茶沫，饮茶时不使茶沫沾唇：三是有了茶托，不会烫手，也防止溢水打湿衣服；四是保温性能好。北京气候寒冷，茶具以保温为佳，所以盖碗茶具一时风行。盖碗茶又称“三才碗”。三才者：天、地、人也。茶盖在上，称之“天”；茶托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一副茶具里包含着“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古代哲学的道理。
浙江和江苏一带习惯用紫砂壶冲泡或直接用瓷杯泡茶。紫砂是江苏宜兴窑场烧造的紫砂炻器，之所以受到历代人们的珍视，除了色泽古朴凝重，造型千姿百态，具有更高艺术鉴赏价值之外，主要在于它内蕴的趋于臻境的实用价值。壶体致密坚硬，不上釉，取天然泥色，泥粒在烧制过程中形成结晶，晶体间有一定空隙，盛茶既不渗漏，又有一定透气性，用其泡茶既不夺香，又无熟汤味，能很好地保持茶叶的色、香、味。冷热适应性好，冬天注入沸水或置文火炖烧，均无胀裂。壶体大小适合，一壶握在手中，手感好，既觉温暖，又不烫手。紫砂壶主要以器型取胜，或仿自然界瓜果花木，虫鱼鸟兽，或以几何形体造型，方非一式、圆无一相，器型千变万化。一把好的紫砂壶，往往集哲学思想，茶人精神，自然韵律，书画艺术一身。
广东潮洲，汕头和闽南一带的人有饮工夫茶的嗜好。关于功夫茶名称由来众说不一，有的说是因为泡功夫茶的茶叶制作特别费功夫；有的说是因为这种茶味极浓，杯又特别小，需花上好长时间一口口品尝，品茶要磨功夫。还有的说，是因为这种品茶方式极为讲究，操作技艺需要有学问，有功夫等。功夫茶饮茶器皿非常讲究，用一般紫砂陶还不行，需要用潮州泥制壶。此地土质松软，所制陶壶更易吸香。功夫茶极浓，茶叶可占容积七分，以浸泡后茶叶涨发，叶至壶顶，方为恰当分量。第一泡的茶，并非饮用，而是直接以茶水冲杯洗盏，称为“开茶”或“沈茶”。一开始就造成茶的精神气韵的气氛。冲二道水，这时不仅茶叶已开涨，而且性味具发，便开始行茶。泡到五、六次，茶便香发将尽，最后一巡过后，主人会用竹夹将壶中茶叶夹出，放在一个小盅内，请客观赏，称为“赏茶”。
饮茶是一种物质活动，更是精神艺术活动，器具则更重讲究，不仅要好用，而且要有一定的形式美感。饮茶器皿作为功能效用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性的两个方面：物质功能是指饮茶器皿必须是生活实用品，是为人们使用需要而创造的物质产品。良好的饮茶功能是构成饮茶器皿形式完美的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功能合理的器皿就能成为美的器皿。功能效用不能取代形式美，但是完美的造型必需具有良好的功能。精神功能是饮茶器皿不仅在使用时能看到并要接触，不用时还能作为艺术陈设品，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所以饮茶器皿必须造型美观，以满足人们的审美爱好，陶瓷饮茶器皿是功能、物质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表现，它既是生活中的实用品，又是具有一定艺术效果的欣赏品，是使用功能与形式美感的统一，科学技术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所需求的陶瓷饮茶器皿要更多、更好、更新。时代赋予现代陶瓷美术设计师的历史使命，就是去研究中国传统饮茶文化的精神内涵，探讨各地域、各民族的饮茶习俗习惯；掌握陶瓷饮茶器皿生产的工艺材料和工艺技术。创造更多、更好、更新的陶瓷饮茶器皿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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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梅瓶的源流与演变
梅瓶是中国古瓷中常见的一种造型，是对小口、短颈、丰肩、窄胫一类造型瓷瓶的统称。梅瓶的近足处微外撇，形成了修长优美的S形曲线，因而受到人们长久喜爱，其造型还远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除了有大量梅瓶实物保存下来，在古代绘画和雕塑里也有一些反映古人使用梅瓶的场景，这些图象对我们准确认识梅瓶用途、造型演变很有帮助，也是鉴定古瓷的重要参照。下面就梅瓶的历史演变加以阐述，希望对藏友们提高鉴藏知识能够有所俾益。
一、梅瓶的称谓与用途
“梅瓶”这一雅称，直到清末《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其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较为可信，该书解释为：“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最早的梅瓶出现在宋代，最初用途可不是用来插花和欣赏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金代白地黑花梅瓶，分别在瓶腹写有“清沽美酒”与“醉香酒海”，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明代唐寅绘制的《饮中八仙图》，被认为临摹自北宋赵公麟的作品。画面描绘了李白、贺之章、张旭等八人坐于松林间畅饮，一名侍童正把梅瓶中的酒倒在酒缸里。这些都说明梅瓶最初的用途是一种储酒、储水用具。辽宁叶茂法库台辽墓中出土有鸡腿瓶，江西瑞昌发现的南宋淳佑十年（1251年）墓中，墓主的头部顶端也放置有一对磁州窑梅瓶，南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梅瓶，说明辽宋时期的梅瓶主要用途为实用贮酒具，但有时也被用作陪葬品。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云以酒器，书云就一经或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可装酒一斗、名为“酒经”的小口修腹瓷瓶，很可能就是宋代人对梅瓶的称谓，因此宋代的梅瓶也可称作“经瓶”。到了元明时期，从古人的诗文分析，此时的梅瓶可能被称为酒“樽”、“”酒瓶。
二、梅瓶的前身——鸡腿瓶
北宋以前的陶瓷器中，并无梅瓶造型，唐代仅有接近梅瓶的白釉瓶（上海博物馆和故宫都有收藏，形体较矮，都施有化妆土，应为北方地区烧造），与我们后代所说的带有S形曲线的梅瓶造型有一定差异。
梅瓶的出现与辽国契丹族有着重要关系。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唐代就与北方汉族多有交往，《辽史》称“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为了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仿照革囊创烧出便于携带的陶瓷提梁壶（俗称 “马镫壶”、“鸡冠壶”）。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这种鸡腿瓶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梅瓶的雏形之作。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运，辽墓壁画中还有表现契丹人运输鸡腿瓶的画面。鸡腿瓶口小、胫细、腹长，用绳索捆绑后背运很方便，倒梯形造型使绳扣越勒越紧，确实很适合契丹人游牧射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需要。
张家口市宣化县曾发掘辽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墓，在后室南壁壁画中描绘有两个捧有酒壶、酒杯的男侍者。画面上画有三只平行摆放的青绿色梅瓶， 瓶口附盖（也有学者认为反映以泥封口），应该表现的是瓷制梅瓶（图1）。有意思的是，这三只梅瓶放置在低矮木几上，木几上开有三个圆口，梅瓶刚好卡放在木几上，这幅画面说明在北宋时期，造型修长、小底的瓷梅瓶由于重心较高，使用中应该是放在这种木架上，由于体积较大，这种长腹大梅瓶还上不了餐桌。1999年，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入藏了一套辽代彩绘壁画木椁，也描绘有木桌下置一矮几，桌上放有带温碗的注子、深腹碗等酒具，矮几描绘有罩布，上面也放有三只带盖的长腹梅瓶，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上梅瓶的足部比较模糊，看不出矮几是否有开口，但这则壁画与宣化张世卿墓互为佐证，证明了这种矮几是辽代梅瓶的放置用具。
1999年3月，宣化下八里村的村民在进行春灌时，在已发掘过的张世卿墓东南约50米处耕地里，发现了奇怪的渗水现象，河北省文物研究接报后展开钻探，先后探出9座古墓并予以清理，发现这里是张世卿一族的墓地。其中7号墓出土有墓志，显示墓主张文藻和张世卿为同宗近支，文藻为长辈，属叔侄关系，张文藻与妻子合葬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墓中出土物包括了2件绿釉鸡腿瓶，口径6、底径6.5、高21厘米，造型作小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平底，通身施有绿釉，瓶身较一般辽代鸡腿瓶矮，应视为梅瓶造型。出土时，瓶口部用石灰封闭，瓶内尚存留有枣红色的液体。张文藻墓中也保留有题材丰富的壁画，基本占满了整个墓壁，主要为反映墓主人生活为内容的风俗画，包括散乐图、对弈图等。前室东壁上描绘有“童嬉图”，主要为有关茶道的内容，画面中木桌上放有一只短腹小口梅瓶，桌下的矮几上放有腹部修长的鸡腿瓶，考虑到墓中出土的两只绿釉鸡腿瓶在造型上与传统梅瓶已比较接近，瓶中盛有枣红色液体，墓中壁画描绘的鸡腿瓶也应是用作装酒，并且从壁画可知，当时的梅瓶已分长腹、短腹两种，短腹梅瓶已可摆放在桌上了。
辽代梅瓶有茶叶沫釉和白釉剔粉、白釉划花、白釉剔粉填黑等种类，装饰图案多为牡丹纹。造型上，有继承契丹传统造型的鸡腿瓶，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乾二年田”款茶叶沫釉梅瓶，高64.9、腹径24.3、口径8.4厘米，作平底，底足无釉，“乾二”应当是指辽乾统二年（1102），“田”字应为制作工匠的姓氏（图2）；而图3展示的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而烧造的剔刻花填彩梅瓶。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猴头沟乡是辽代缸瓦窑所在地，北京故宫的刘毅先生曾在《关于梅瓶历史沿革的探讨》一文中提及，他在缸瓦窑考察时，见到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说明赤峰缸瓦窑为是辽代梅瓶的一处重要产地。
三、宋金时期的梅瓶
鸡腿瓶传入北宋后，北方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在宋代南、北方民窑中多有生产，而少见于宋代的官、汝等官办瓷窑，说明梅瓶作为盛装实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较多保留了契丹鸡腿瓶的痕迹，形体修长而秀丽，瓶口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绳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镇生产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窑等地烧造梅瓶，其高度明显低于北方梅瓶，容积缩小，腹径较大，显得矮而胖，造型上显得比较小巧，反映了当时大江南北不同窑区的产品有一定地域特点。除了陶瓷器中出现梅瓶外，宋代的金银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发现过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350多件，其中有10件银制梅瓶，均为锤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纹梅瓶、凤鸟纹梅瓶等，有些还附有银制瓶盖，从出土金碗上有“绍熙改元”纪年看，这批窖藏金银器为南宋中期产品，少量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产品，类似的宋代银制梅瓶在国内博物馆还有收藏，说明了宋代梅瓶的质材已从陶瓷扩大到到金属制品。
宋代北方生产的梅瓶以耀州窑刻花梅瓶为代表。这件青瓷刻花梅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口径7.5、足径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长，瓶腹无接胎痕迹，说明系一次拉坯成型，显示了耀州窑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由于长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窑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一种吐噜瓶，造型上看如同将长腹梅瓶截去下半部，这种瓶型在北方名为吐噜瓶，据说因酒从瓶中倒时发出“吐噜”响声而得名。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扒村窑、鹤壁集、登封窑诸窑都烧造刻花梅瓶。
1951年，考古部门在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发掘了宋代墓群，其中一号墓年代为北宋元符2年，墓室内壁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技法描绘生活场景，其中墓前室西壁表现了墓主人夫妇饮宴画面，居中的方桌上摆有注子、带托盏杯，墓主夫妻二人袖手坐于桌旁，两边有三位侍女和一名男侍分别捧着唾壶、果盘，在桌下描绘了一只梅瓶，放置在束腰方座上（图6）。从桌上摆放酒具看，这只梅瓶的用途也应是盛酒具，考虑到辽张世卿墓描绘的梅瓶被插放在开孔的木座上，白沙宋墓壁画表现的梅瓶比北宋梅瓶实物要短一些，是否可解释为束腰高方座可能也开有圆形开孔，梅瓶足部同样被插放在圆槽中，这样一来，放在木座上的梅瓶感觉瓶身矮了一些。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徐涛先生告知笔者，他们在陕北作馆藏文物鉴定时，很多市县都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黑釉梅瓶，说明梅瓶在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使用量较大。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0多件造型近似的黑釉梅瓶，其中一件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天威军官瓶”，这种粗瓷梅瓶就是北宋北方装运水、酒之用，水是行军的必需补给，而酒则可以鼓舞士气。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七记载，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一入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至于为何酒瓶被称作“峞”， 赵彦卫考证说“范参政致能说，雁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按此记载，峞（wēi）与罍（léi）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产生了讹传。南宋初期统领抗金主力部队的将帅大部分为陕北人，韩世忠等陕北籍主将的亲信部队被称为“背峞军”（即为主帅背酒瓶的亲军），显示了北方军旅中使用陶瓷梅瓶的遗风。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同样表现出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此时的北方梅瓶继承了粗犷的风格，以磁州窑和扒村窑烧造的白地黑花梅瓶、黑釉梅瓶为代表，同时期的西夏灵武窑也烧制有剔刻花梅瓶。宋金时期河北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梅瓶以绘画为特色。金代磁州窑烧制有一种黑瓷弦纹梅瓶，造型上接近辽鸡腿瓶的样式，装饰简单，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字样，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怀仁窑调查时，还发现有凸凹弦纹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酒都司使”，说明亦为金代梅瓶，较多保留了辽代鸡腿瓶的遗韵。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件金代梅瓶，代表器为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款梅瓶和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纹“正八”款梅瓶。黑地白花“正八“款梅瓶在绘画处填有白色化妆土，瓶身旋修痕比较明显，瓶腹两侧分别描绘竖向龙纹，并在一条龙下部书写“正八”两字，“正八”两字可能来源自佛教“八正道”、“八部众”（即天龙八部）观念。
南宋梅瓶标准器下面几件可为代表：是南宋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釉刻花梅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口径4.3、底径9.4、高31.8厘米，肩部装饰以流畅的刻花缠枝莲纹，辅以浅细篦纹模拟水波，如同随着微风摇曳的满塘莲荷，莲花水波与淡雅的影青釉相互映衬，给人满目清新之感。1991年9月，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过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瓷器985件，也包括青白釉梅瓶8件，其中的青白釉刻花梅瓶还带有浅杯形的瓷盖。图12是一件南宋龙泉窑带盖青瓷梅瓶，口径5.9、底径7.3、，通高28.5厘米，胎色灰白，釉色青雅，釉面润泽晶莹，底部露胎，通体装饰了凹凸弦纹，线条流畅优美。这件梅瓶1979年出土于浙江松阳县庆元元年墓葬（1195年），现藏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图13则是南宋吉州窑烧造的黑釉刻花梅瓶，通高21.2，口径4.8、底径6.6厘米，1972年江西吉州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它的底径明显增大，在腹部两侧装饰以剔刻折枝梅花，刀法细劲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金代和南宋时，还出现一种口部稍大的新样式梅瓶。这种大口梅瓶在耀州窑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曾有烧造，窑址中发掘出土过多件。这种北宋晚期开始出现的大口长腹梅瓶，造型上看应是自小口梅瓶改进而来，其装酒量有所减少，高度较北宋时降低，口部与底部尺寸均增大，放置时应不必依赖于支架，也便于使用提子一次打出一斤、半斤的酒来，是对梅瓶造型的一种改进。四川广元大足石刻中保留有南宋石刻地狱图，雕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其中一幅雕刻为劝饮图，图旁镌刻有《大藏经》文：“世尊告诸比丘饮酒者入地狱”，画面上一男子手捧带托盘的酒碗劝饮，身后的女子抱持一大口梅瓶。从大足石刻劝酒图可知，南宋时这种大口梅瓶在南方地区也有烧造，用途亦是装酒用具。
陶瓷茶具与中国茶的搭配范文
居家摆设，除了注重器具的质地之外，还应注意外观、造型和颜色等。而对于茶具，只有将它们的功能、质地、色泽三者统一协调，才能选配出完美的茶具，给人带来审美愉悦。那么，陶瓷茶具与名茶应如何搭配呢？一起看看
陶瓷器的色泽与胎或釉中所合矿物质成分密切相关，而相同的矿物质成分因其含量高低，也可变化出不同的色泽。陶器通常用含氧化铁的粘土烧制，只是烧成温度、氧化程度不同，色泽多为黄、红棕、棕、灰等颜色。而瓷器的花色历来品种丰富，变化多端。
茶具的色泽主要指制作材料的颜色和装饰图案花纹的颜色，通常可分为冷色调与暖色调两类。冷色调包括蓝、绿、青、白、黑等色，暖色调包括黄、橙、红、棕等色。茶具色泽的选择主要是外观颜色的选择搭配。其原则是要与茶叶颜色相配。饮具内壁以白色为好，能真实反映茶汤色泽与明亮度。同时，应注意一套茶具中壶、盅、杯等的色彩搭配，再辅以船、托、盖，做到浑然一体。如以主茶具色泽为基准配以辅助用品，则更是完美。
各种茶类适宜选配的茶具色泽大致如下：
名优绿茶应选用透色玻璃杯，应无色、无花、无盖。或用白瓷、青瓷无盖杯、青花茶具。
花茶应选用青瓷、青花瓷等盖碗、盖杯、茶具。
黄茶应选用奶白或黄釉瓷及黄橙色茶具、盖碗、盖杯。
红茶应选用内挂白釉紫砂、白瓷、红釉瓷、暖色瓷茶具、盖杯、盖碗。
白茶白瓷或黄泥炻器茶具及内壁有色黑瓷。
乌龙茶紫砂茶具，或白瓷茶具、盖碗、盖杯。也可用灰褐系列炻器茶具。
中国的陶瓷文化发展
中国的陶瓷文化发展
瓷器是中国最早发明的国家，也是少有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不管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的重器。瓷器的发明不单止是物质材料的发明，更是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了，里面蕴含着一种文化价值观。现在小编来讲解一下陶瓷在中国社会中的发展特征。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小编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早期中国皇室祭祀天地多用金属器，自宋以后，祭祀天地开始“器用陶匏”(即恢复青铜礼器以前陶礼器)，为的是体现古礼“尚质贵诚”的精神。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从青铜礼器到瓷器礼器的采用，也代表了从贵族价值观到平民价值观的转换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人工造物的产生都不会是纯技术的，其中必然还有文化的原因。从另一方面也反证了中国从秦汉以后就脱离了世袭的贵族制，而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平民社会。这种制度可以使一介平民通过读书科举而成为国家栋梁， 这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一种制度。因此，读书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家训，在陶瓷里有一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牛角挂书”，还有“ 渔樵耕读”，表达的都是中国古人对读书的向往，也是代表了中国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人之所以喜欢渔樵耕读，一方面是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读书，有一天入朝为官，得到统治者赏识的一种心理寄托。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虽然严格，但其还是有一条纵向的社会上升渠道，可以让平民阶层通过读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又通过读书，通过各种艺术的表演以及工艺美术里的各种画面形象的表现，陶冶自己的性情。
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的，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早熟的中国陶瓷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唐代的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早熟体现在“其一，熟之早晚的比较对象系西方文化;其二，熟之是否的标准为个人内在之理性。西方文化根植于宗教，而中国文化却另辟蹊径以道德取代宗教，并以此维系风纪秩序，走了不同的路径。”在西方人类学的观点里，宗教是一个社会的必然经历。而中国除原始宗教外，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因为儒家在历史上将古宗教转化成一种礼乐，进而通过礼乐幻化成艺术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修养，而陶瓷器也归于其中成为礼器。
作为没有宗教根基的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看重的是自然，而不是人为。而这一特征在中国陶瓷上的体现就是， 重匠心独运，追求天然趣成;崇尚自然，常常要`讲究天人合一”，应用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则变为“心物合一”。在中国人思想的匠心上，绝不肯损伤到外物所自有之内性，工艺只就外物自性上为之释辉增美，这正有合于《中庸》上所说的“尽物性”。对于物性之一番磨砺光辉，其根本还需从自己的“尽人性”上做起。物性与人性相悦而解，相得益彰，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一种共同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的工艺，定不要见斧凿痕，因为斧凿痕是用人力损伤了无形的表记。中国人常说：“鬼斧神工”，又说“天工人代之”。这里所称的“鬼斧神工”与“天工”都是不情愿对外物多施人力的表示。这不是中国人不愿用人力，只是中国人不肯用人力来断丧自然。中国人只想用人的聪明才智来帮助造化，却不肯用来代替造化或征服造化。因此，中国人不喜欢机械，常赞赏“匠心”而斥“机心”。因为机械似乎用人的巧智来驱遣物力使之欲罢不能，这并不是天趣，并不是物性，窒息了天趣，丧断了物性，反过来亦会损伤到人的自性，这不是中国文化理想的境界。我们若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陶瓷艺术，就可以看出它哲学意味与内在精神，而这些哲学思想在唐代的陶瓷艺术开始得到发挥，到宋代则发展到一个高峰。宋代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宋代的冰裂纹、金丝铁线、蟹爪纹等瓷器上的肌理;宋代官窑的紫口铁足;钧瓷的窑变、蚯蚓走泥痕等等，都是窑工们在巧妙地利用材质本身的物性，而达到的一种自然天成的美感。
另外，中国人以艺术陶冶人的性情，让人生活在字、画、诗词等想象的意境中。所以即使是像陶瓷这样的日常用具，也非常讲究在上面绘画，自然界中的花鸟鱼虫皆可入画，为的是将思绪达到一种清明安合的状态。即使在没有装饰的一道釉的器皿上，也不是一览无余的空白，而是有着更深的在质感和肌理上的追求。而且我们还看到的是，不同姐妹艺术的互相渗透，不同哲学观念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有着统一展现的方式，而陶瓷艺术总是其中重要的体现者之一。因此，在中国的陶瓷艺术上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追求，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一个以生活的艺术来渗透自己的道德理念，以艺术来取代宗教，来表达道德取向的文化。这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标志，曾经被欧洲社会所崇尚。
中国社会的这种早熟，虽然阻碍了其向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由一个先进的农业国家变成为了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但今天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当人们的物质生产已达到一定饱和度，生态环境也受到严重破坏时，我们便开始意识到，中国古人崇尚自然、崇尚生命、追求生活的艺术化的境界，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探讨的。
浅谈中国陶瓷工业未来发展方向
讯：纵观我国陶瓷行业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可以说是得到的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品牌还是公司的产值甚至规模，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得益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至于这样的发展势头还会持续几年，这还得看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说目前我国的陶瓷行业是直接挂沟于房地产，因为目前我们的陶瓷行业上主要产品是瓷砖，卫生洁具等与家庭家居密切相关的产品，你可以去看下中国陶瓷行业十大品牌里，哪个品牌的主打产品不是跟房地产有密切相关的呢。
试问一下各陶瓷公司，假如有一天房地产发展崩盘了，产品没了市场，或者市场更加激烈了，有没有想过如何生存下去呢。有人会以为这样的可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只会更加向前发展，问题是任何事物的发展总会有一限度的，如果目前有能力去考虑，去准备，那不是比到时临时抱佛脚更有积极意义吗?
那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陶瓷产业虽然是一个传统产业，但也是一个很广的产业，从古代到现在无论哪个朝代的人类基本上离不开陶瓷，那么到了现代，各种各样的材料都出来了，金属的，塑料的，树脂的等等，反而陶瓷材料应用的发展却比较有限，其中原因有陶瓷相对比较脆弱，容易破碎，其二是搬运比较麻烦，比较笨重，还有就是生产工艺得不到太多改进。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中国看世界，会发展其实在国外的陶瓷工业的发展其实有很高的技术水平的。
不单是陶瓷材料，陶瓷制品，足以说得上是高科技产品。比如说：特种陶瓷中高性能复合氧化锆应用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质量轻，坚固耐磨，适用范围很广。还有潜水艇上用的消声瓦，航天飞机上的隔热瓦都跟陶瓷有关……特种陶瓷市场前景广阔，据有关方面预计，我国特种陶瓷市场到2015年产值将达到450亿元。而这对具有众多陶瓷品牌集中的佛山能分摊到几块蛋糕呢。
特种陶瓷的发展之路将是中国陶瓷工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陶瓷企业生存壮大的根本，没有技术是没有话语权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陶瓷做高科技的产业，才能无愧于"china"的称号。
寻找更适合陶瓷企业发展的路
自金融危机以来，多数陶瓷企业都慨叹销售艰难，即使今年前几个月，市场有“小阳春”现象，但仍有不少企业举步艰难。但在成都及周边地区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需求旺盛、销售红火，中低端产品供不应求，特别是西南灾区的地县及市场，市场非常广阔，未来2~3年内，需求量非常巨大，这与当前陶瓷企业的销售艰难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究其根本，还是要打开眼界，走出自我。不能否认，我们很多陶瓷企业，一贯以来，眼睛盯着的是经济发达的一、二级市场，特别是东南沿海和环渤海等省地市场，这在思维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式。殊不知世易时移，很多地方的经济态势和需求供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四川的灾后重建，泛西南地区的大规模建设和城镇化进程，这些变化都会给陶瓷销售带来新的契机。只要与时俱进，因势利导，调整产品层次、产品结构，创新销售大有可为。
由此，也想到我们的行业媒体。特别是广东佛山的陶瓷媒体，大部分眼睛只看到佛山的企业，一叶蔽目，不见泰山，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产区的发展、市场的变化、供求结构的变换、经销商的生存状况、市场格局的物换星移、沧海桑田，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报道、去推动、去指出不足、去为进步而鼓咙呼。然而遗憾的是，大多的同行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在行业的区域小圈圈里自娱自乐，这实在是一种遗憾。
打开眼界，走出自我。国家经济的发展，行业形势的变化，市场需求的起伏，只有在立足发展的基础上，真正走出去，才能把握时代的脉博，才能走出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
浅谈传统釉中青花人物画的发展与文化内涵
摘要：品读釉中青花人物画佳作可以深切体会到艺术家的写意趣味，然而这一审美追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多维度的，我们不应忽视了釉中青花人物画在由显到隐的发展，和在艺坛寻求一席之地而做出自身革新的努力。因此，追寻这些脚迹，正确对待和继承釉中青花人物的艺术成就，了解和提炼时代的审美需要才能使釉中青花人物画在当今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写意、釉中、青花、精神
尽管《中国古陶瓷图典》没有把“釉中彩”同“釉上彩”、“釉下彩”、“釉上、釉下双层彩”并列成类，但实际上已经承认“釉中彩”的存在事实并且使用了 “釉中彩”这个概念。书中关于褐彩、褐绿彩和白釉绿彩的条目中，分别介绍了唐代四川邛崃窑和湖南长沙窑的“釉中褐彩”、“釉中褐绿彩”、和“釉中绿彩”等特色品种。这就说明“釉中彩”这类彩瓷早在唐代已经创烧成功。
民国后，据有关资料介绍，大约上世纪20年代国内已经出现了高温釉中彩工艺。
2000年，一种介于釉上和釉下的高温快烧陶瓷青花颜料，即青花釉中彩迅速发展。在白胎上先进行彩绘然后煅烧，入窑之前，画面要用干釉或者湿釉进行抹刷，使釉料牢牢地吸附在画面上，仍需1300度高温快烧，使得釉面软化，颜料的颗粒渗入釉内，冷却后釉面封闭，花色便沉浸在釉中使外观变得滋润柔和、细腻晶莹。它的深沉淳厚，青白铮亮所展现出的艺术魅力，将青花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层次。
釉中青花与釉下青花工艺材料不同但笔墨技法基本相同，但谈到其绘画装饰历史，两者应属同根，釉下青花人物装饰于元代末期就开始出现，并且走向成熟，形成了风格，运笔流畅，题材内容丰富广泛。之后明代朝廷在景德镇创办了御窑厂，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永乐、宣德时期，出现的青花人物装饰有：庭院仕女、琴棋书画仕女、婴戏、高士访友等题材。之后正统、景泰也延续了永宣的画法，出现了高士游春、三顾茅庐、八仙庆寿，青花人物画法也非常精细。正德这一时期开始有了人物混水，主要题材有竹林七贤、和合二仙、罗汉图、四爱图等。在青花瓷绘上，这些常见的题材，多出现在青花笔筒、画缸之上。
纵观陶瓷青花人物画的历史发展，发现其精神内涵有其承袭性和时代性。“不学为人，自娱而已”的论说便可见后世文人写意画的精神内涵之渊源。宋时文人士大夫提出了“不以形似”的画学思想被称为写意观。釉中青花与釉下青花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单色描绘，同样具有中国国画的写意笔墨趣味。
釉中青花艺术与国画水墨写意艺术在工艺材料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但在绘制技法上却有着许多相通之处，釉中青花是以瓷器坯上釉层为载体的，坯体与宣纸物理性能有相似性，都具有很强的吸水率，且都是使用毛笔进行描绘,绘制时都是在单纯的色彩中追求浓淡、阴阳、虚实、远近的变化和丰富的艺术效果。青花瓷写意画艺术家用饱蘸料水的笔随意洒脱的运用于陶瓷坯体上，犹如写意国画的纸墨相发，产生特有的肌理韵味，潇散放逸，充分说明它们的画理是相通的,其艺术的创造精神是一致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博大而精深，”孔子的“游”，道家的“道”，老庄的“虚、静、明”无一不是中国绘画的文化、哲学内涵。“写意”精神的提炼在于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所以传统青花人物画具备写“物之神”，表现出了直接由人格而流出的艺术美，并即而以此陶冶其人生。竹林名士对“清、虚、简、远”的生活情调上的追求是庄学情调上的超越，也是由思想认识上升到人格和艺术美的追求，神是人的本质，也是一个人的特性。文人写意的忘我、物化、虚静则是思想在艺术中的体现。这种哲学思想指引着传统青花人物画家们不断提升审美趣味，表现出超于世俗的艺术境界，体现了传统青花人物画重“神韵”的主旨，既把握事物的形式美，又把握事物的本质与生命。
釉中青花绘画工具与笔墨技巧亦适合艺术家抒发性灵和感悟。青花使用的料笔，具有弹性的笔锋，落在釉上，可以呈现出：点、线、面，浓、淡、干、湿等种种变化，渗透于釉中。笔迹本身本所体现的抽象美、运动美、力度美，越来越被人欣赏。不同的人物形象，加之情境因素的考虑，用笔的力度速度也有所不同。笔法中有中侧逆顺之分，中锋是线，侧锋是面，多种笔法混用，扩大了主体对客体的表现能力，更能酣畅淋漓的抒发情感。钴料的浓淡干湿对比变化也给人以不同的心理感受，特别是文人画追求笔墨趣味，不求形似，笔与料相互交融，相互为用。
品读釉中青花人物画佳作可以深切体味到艺术家的写意趣味，然而这一审美追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多维度的，我们不应忽视了釉中青花人物画在由显到隐的发展，和在艺坛寻求一席之地而做出自身革新的努力。因此，追寻这些脚迹，正确对待和继承釉中青花人物的艺术成就，了解和提炼时代的审美需要才能使釉中青花人物画在当今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１]张彦远.中国古典名著选•历代名画记 [M].京华出版社，2000.5. [2]徐复观.艺术的精神[M].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3]水天中.李公麟和他的时代[M].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6. [4]薛永年.国画家[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2
陶瓷与中国文化
陶瓷的文化性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大自然、文化、习俗、哲学、观念，而且在于它所反映的方式。它是一种立体的民族文化载体，或者说是一种静止的民族文化舞蹈。这是由陶瓷的特性决定的。一件件作品，无论题材如何，风格如何，都像一个个音符，在跳动着，在弹奏着，合成陶瓷文化的旋律。这些旋律，有的激越，有的深沉，有的热情，有的理智，有的色彩缤纷，有的本色自然，构成一部无与伦比的摄人心魄的中国陶瓷文化大型交响乐曲!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一的陶瓷文化，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以活生生的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的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意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 。
新石器时期彩陶中的陶塑作品，记录着先民生存的愿望。那陶塑的猪、牛、狗，模仿着打猎而来或者豢养而食的动物形象，演示着与大自然搏斗的酷烈，表达着文明的演化与发展。摩娑这些与实物逼真无二的作品，想象着先民的困惑、喜悦和奋争，那在洪荒、野蛮中奔突与呼叫的景象，撼人心魄。
陶塑奇迹秦兵马俑，那刚毅肃然的将军，那牵缰提弓、凝神待命的骑士，那披坚执锐、横眉怒目的步兵，那持弓待发、目光正视前方的射手，以及那风神骁骏、横空出世的战马，共同组成的方阵，张扬着力量，张扬着神勇，令人回想起那硝烟四起的金戈铁马的战国时代，想象着秦国军队那种风卷残云、吞吐日月、横扫大江南北的军威。它尽管是一个军阵，但它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形象地记录着那个时期的历史。
汉代经济得到恢复，社会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呈现出与秦代不同的时代特征。陶塑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其场景的塑造，都不像秦代陶塑那样注重写实，力求形态的逼真和细节的刻划，而是注重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精神内涵，注重传神之处的刻划，不拘细节的真实，强调动势和表情语汇在形象塑造中的作用，表现出一种豪放雄迈、飞扬流动的美学格调，而这正是汉代的时代审美特征。
"唐三彩"所表现的那种激扬慷慨、瑰丽多姿、壮阔奇纵、恢宏雄俊的格调，正是唐代那种国威远播、辉煌壮丽、热情焕发的时代之音的生动再现，宋代陶瓷艺术的俊丽清新，正是那个时代审美习尚、哲学观念的反映，明清时期的斑斓与柔丽，是社会生活与审美观念使然（熊廖《陶瓷美学与中国民族的审美特征》），改革开放以后的雄俊、奔放也是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观念、生活综合作用的结果。
所以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历史，一部形象的中国民族文化史。
景德镇陶瓷是中国陶瓷的杰出代表，它本身是一部中华民族与民族心理的缩影，是中华民族文化观念、民族心理、文化现象的反映!
陶瓷文化：辽代三大器皿
辽代独有的瓷器首推鸡冠壶。这种壶上面有一块像鸡冠子，非常形象，有黑的、黄的、绿的。鸡冠壶由皮囊壶演化而来，模仿皮囊的样子。这种造型就不是陶瓷的正常造型，陶瓷最容易做的就是圆器，把陶瓷做成这种扁扁的样子，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皮囊壶有一种民族感情在里面。辽代最早都是用金属器和皮革器，辽人从小使这个，祖上传下来的就是这个，所以尽管换了材料，也还要做成这个样子。这是辽人文化上的追求，是文化的力量。
鸡冠壶
第二个就是鸡腿瓶，也是辽国非常盛行的，一直延续到金元。鸡腿瓶很形象，像鸡腿似的，细长，可以插在马屁股的兜子里面。瓶上一棱一棱的，是为了防滑。有的鸡腿瓶上面写着“葡萄酒”，说明是装酒用的器皿。这是少数民族特有的瓷器，汉族人不用。少数民族使用它主要是为了便携，这是民族特性使然。
鸡腿瓶
第三个就是摩羯鱼壶。摩羯鱼，反映的是鱼化龙的瞬间，脑袋已经变成龙头，身子还是鱼尾巴。佛家认为它有护法的作用，能驱凶辟邪。摩羯鱼壶是辽代瓷器中极为特殊的一种陶瓷日用品，价值连城。北京故宫有一件，已经被定为一级文物。
摩羯鱼壶
德化陶瓷文化保护与发展之矛盾
在德化采访，可以看到一些相互矛盾的现象，感受到针对陶瓷文化保护与发展的不同态度。也许，这正是一个植根于传统的文化产业，在崛起的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困惑，和必须面对的问题。
自信与忧虑之间
德化的陶瓷艺术家们充满了自信。
记者在采访不同艺人时，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面对明代德化瓷塑大师何朝宗所达到的艺术高峰，会不会感到惶恐和卑微？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乐观自信的。
这种自信，一方面来自于整个陶瓷业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辉煌。以传统瓷雕来说，上世纪50年代在国营厂里师徒只有寥寥几十人，如今有1000多人从事艺术瓷制作，单是民间的陶瓷研究所就有200多家。
另一方面，由于科技的进步，德化陶瓷在材质和技术上的确已经超越了历史。例如，如今在胎土和釉水的纯净细腻程度上已远远超过前代，历史上的瓷器经常会看到杂质和黑点，如今在德化瓷器已经很难找到一个黑点了。
陶瓷再次成为德化的主导产业。今天的德化人成功地走出一条传统工艺美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子，让古瓷都的薪火越烧越旺。自信的心态，在陶瓷企业家和管理者中也同样存在。
然而，一些陶瓷文化的研究者则认为，目前在德化，由于对市场效益的追求，工业机械取代手工制作，造成传统技艺的退化流失。同时，整个陶瓷业还没有形成重视、保护陶瓷文化的意识和氛围。至于工艺师群体的过于自信，也是文化素养不足，对传统理解不深入的表现。
德化陶瓷烧造技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要保护些什么？这是记者在采访中着重了解的问题，但始终得不到清晰的回答，甚至连许多老艺人也说不清楚。
市场与艺术之间
我们只要留意一下国内其他著名的陶瓷产地，就会发现这些产地要么是官窑所在地，要么曾有大批文化人进入，具有较深厚的文化积淀。而德化在历史上就是依托港口，以外销为主，以量取胜。这既是德化的优势，也是德化的“软肋”。改革开放以来德化的再度崛起，实际上走了与历史上同样的路线。
眼下，德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陶瓷学院，这个学院被视为德化陶瓷未来的希望。
在德化陶瓷学院的校园大道一侧，竖立着大型的何朝宗观音、达摩像，而各种西方古典雕塑和现代雕塑则散布在校园的每个角落，这种景观并不让人感觉任何的突兀或不协调，也许，开放性包容性正是德化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今天工业化生产的西洋工艺瓷，虽然流于粗糙速成，却已经成为陶瓷文化新的组成部分，谁知道它会不会给明天的德化瓷雕带来一些灵感？
然而，一种工艺文化的提升，最需要的是能够吸引高水平人才长期投入其中的机制。
苏献忠是德化年轻艺人中的佼佼者，生长于陶瓷世家，毕业于美术院校，又在陶瓷学院任教。他告诉记者，在陶瓷学院可以发现一些潜质不错的学生，很希望能将他们培养成才。但作为学生自身，首先也要解决生存问题。因为做陶瓷的成才周期长，年轻人往往急功近利，坐不住。
谈到自己的创作，“同样存在市场与艺术的矛盾”，德化的陶瓷创作整体上以迎合市场为主，经销商关注的是中低端消费品，高端艺术品的销售渠道不畅，当然，这也跟目前大众的整体欣赏水平有关。“我个人喜欢的作品不一定好卖，不喜欢的作品反而好卖。但是你不可能不做走市场的东西，否则只好喝西北风”。
发展与保护之间
苏清河是德化陶瓷界目前健在的唯一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刚参加完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颁证仪式归来。他说，此次国家发改委等9部委联合评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强调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政府意识到一些传统工艺已经走到了消失的边缘，必须及时加以挖掘、整理和抢救。德化陶瓷传统技艺的传承也存在一些严峻的问题，例如，在器型制作上已全面机械化，难度稍高的手工制作，就要请景德镇的技工来。传统的彩绘技艺，整个德化能掌握的不到10个人，而且年龄全部在70岁以上。
如今，要想在德化找一个熟练的手拉坯工匠，已经很难了。
日本的造窑技术是从德化学过去的，他们的龙窑与德化的几乎一模一样。日本1970年出版的《窑炉》一书曾记载：“阶级窑在福建德化最早出现，同时也最著名。日本的窑，是深受德化的影响而设计的，所以日本把德化的窑估计为串窑的始祖。”
发人深省的是，日本对这一套古老的技术十分珍视，采取有力的措施进行传承保护。而在德化，电气窑炉已“一统天下”，很少人懂得造窑和烧窑。一位老工艺师说，“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们要反过来向日本学习烧造技术。”
其实，产业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从长远看，应该是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待文化的意识和态度。丰富瓷都的文化内涵，做到陶瓷经济与文化齐头并进，是德化陶瓷在发展中必须破解的课题。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是保护的完成，而只是保护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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