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烧制工艺。
明代是景德镇的鼎盛阶段的开始，陶瓷艺术集历代瓷艺之精华，取得了更高的发展。凡前代已有的品种，此时应有尽有；大量新工艺、新的装饰手法，也先后涌现。如清新优雅，气韵生动，足与水墨画并驾齐驱的永乐、宣德青花；鲜红莹亮，色若朝霞，灿如霁日宣德霁红；釉下、釉上，互相掩映，柔和精巧的成化斗彩；薄如纸、莹如玉、吹之欲飞的永乐薄胎甜白；金碧辉煌，雍容华贵的嘉靖、万历五彩；还有黄、绿、紫相间成趣的素三彩，色如翡翠的孔雀绿、深沉幽净的霁青，娇艳柔美的浅黄，呈色稳定的矾红等等，都创始于明代，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尽态极妍。
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御窑厂”。其时镇内官窑有58座，民窑达数百座，“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足见当时生产规模之宏大。在全国十余省开设的四十多处瓷窑场中，除浙江龙泉窑仍以青瓷为著，其他窑场多因技艺停滞而萧条，或因战祸困扰而沉没，惟有景德镇为“天下窑器所聚”，抑人之短，扬己之长，形成全国的烧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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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窑系形成于金代
金三彩刻花兔纹枕 作者：黄卫文 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陶瓷组副研究馆员
在我国古陶瓷发展史上，金代(公元1115年~1234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在先后征服辽与北宋后曾统治北方淮河以北地区达百年之久，由于与南宋王朝长期并立，宋代北方著名的定窑、磁州窑、钧窑和耀州窑等窑场都在其版图之内，因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窑场金人统治时期的产品往往与两宋时期的产品不易区分，造成人们或多或少对金代陶瓷产品特征的认识比较模糊。不过，随着更多金代纪年陶瓷传世品的发现，以及众多金代墓葬、窑址等考古资料的发布，人们对金代陶瓷生产面貌的认识开始逐渐清晰。
总体来看，金代陶瓷是在承袭辽与北宋制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冮官屯窑等东北地区的金代早期窑场，辽代已有生产，其金代产品普遍质量较粗，主要为民间日用的碗、盘、碟等，而瓶、罐、壶类器则多带有双系、三系或四系，烧造品种以白釉、黑釉、酱釉、褐绿釉为主，器物多素面无装饰，釉面不匀，器外施釉多不到底。
而金灭北宋后，统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华北地区，北宋时期的北方名窑如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在金代仍延续生产，大部分窑场的产品质量和艺术水平不仅依然堪比北宋时期，部分精品甚至超过了北宋，而且这些窑场的生产工艺和艺术风格开始大规模影响到其他瓷窑的生产也主要是在金代。如金代磁州窑瓷器造型虽基本仍延续着北宋时期的器式，但北宋时期盛行的剔、刻、划花等装饰技法，到金代开始减少使用，而典型磁州窑类型的白地绘黑花技法则普遍流行，这种简洁朴实的黑白两色，以绘画形式表现的装饰技法，不仅具有雅俗共赏的特殊艺术魅力，而且无疑对后世以元青花为代表的彩瓷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以磁州窑产品为代表的白釉釉上加绘红、绿、黄等彩色的红绿彩、金三彩等器，过去旧称宋加彩，现在看来这一品种的出现和广泛生产主要还是在金代，它对其后景德镇窑元代红绿彩及明清五彩、素三彩等品种的生产有着直接的影响。受磁州窑产品及其艺术风格的影响，迄今在河北、河南、山西、宁夏、甘肃等地都发现了许多烧造磁州窑类型瓷器规模很大的金代窑场，可以说“磁州窑系”的形成即是在金代完成的。
龙泉青瓷烧制技艺
一、简介
龙泉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位于浙江西南部，与江西、福建两省接壤，以出产青瓷著称。文物普查发现，这里烧制青瓷的古代窑址有五百多处，仅龙泉市境内就有三百六十多处，这个庞大的瓷窑体系史称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名窑。
二、溯源
龙泉窑始于西晋，北宋时已初具规模，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制瓷技艺登峰造极，梅子青、粉青釉达到了青瓷釉色的最高境界，传统龙泉窑中的哥窑与官、汝、定、钧等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龙泉窑的青瓷技艺推动了各地瓷窑的发展，从南宋至明代，福建、广东沿海和江西一带的瓷窑纷纷烧造出类似龙泉青瓷的产品。
龙泉窑青瓷在国外也有重大影响，宋元时期就大量出口，陈桥驿在《龙泉县地名志序》中说：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龙泉青瓷在宋元时达到高峰，明代生产规模不减，但质量下降，至清代逐渐衰落，晚清后曾一度停烧，仅有少数窑口从事仿古生产。
龙泉青瓷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五代到北宋早期、北宋后期到南宋、元明。
1、五代到北宋早期
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利用本土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和瓯窑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制作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但是，到五代和北宋，吴越国的统治者为了俯首称臣，每年向中原君主供上不计其数的秘色瓷，以示修好。如此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泉窑便以担负这样一个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当时，龙泉窑业初具规模，烧制青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加上越窑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得以迅速提高。
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器皆为淡青色釉瓷，胎骨多为灰白色，少数灰黑色。胎壁薄而坚硬，质地坚实、细密。龙泉窑的制瓷作坊大多数建造在河流或溪沟两旁的山麓上。窑匠们在山的缓坡上建龙窑，窑旁小块平地造作坊和住宅，窑和作坊连在一起，布局合理，操作方便；山上有树木，附近有瓷石矿，生产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方便；附近的溪水与河流，既可为作坊提供工业用水，又可通过船筏等水上运输工具将产品运往销售地。从五代到北宋中期，龙泉一跃成为江南第一名窑。那些被无数人所吟咏赞叹的秘色瓷，也正是龙泉青瓷演绎它美仑美奂传奇的开始。
2、北宋后期到南宋
南宋可谓龙泉窑的黄金时期，青瓷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而北方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争所破坏，瓯窑和越窑也相继衰落。到南宋晚期，由于北方制瓷技术的传入，龙泉窑结合南艺北技，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
这一时期，龙泉窑出现了一种碧玉般的厚釉瓷，这种厚釉瓷分黑胎和白胎两类。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对外贸易，于是龙泉青瓷就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成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对外贸易产生的大量需求带动了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烧制技术质量不断提高。
南宋末期，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粉青和梅子青的烧制成功，巧夺天工，在我国瓷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粉青、梅子青是公认的青瓷釉色的巅峰，它不仅意味着龙泉窑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本身也包含了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南宋龙泉窑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传承古代青铜器演变而来的，如尊式瓶、鼎式炉等。人们在审视这些玲珑隽秀的南宋龙泉窑青瓷时不免要发出惊叹，它们身上带着太多官窑器的影子。官窑作为一种垄断，绝对不允许民间仿制，龙泉青瓷与官窑器的相似恰好说明了它受到了官窑器的影响。虽然现在尚未找到南宋龙泉设立官窑的明确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宫廷很可能派遣了技术人员和官僚在龙泉等地监制贡器。
南宋时期，龙泉青瓷的制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釉色追求一种青碧玉般的情调和效果。后来这种青瓷传入朝鲜，影响到高丽青瓷。日本人称之为砧青瓷，并大量仿造成。在欧注入龙泉青瓷叫做雪拉同（Seladon）。这个名字有着一段富浪漫色彩的传说。十七世纪初，法国作家雨费写了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当时法国最爱欢迎的读物之一。后来这个小说被改为戏剧，搬上舞台，上演后轰动一时。演出时，剧中的牧童雪拉同穿着一件像海水样碧绿，像青天一样美丽的青色外衣，逗人喜爱。而来自遥远东方充满神秘感的中国龙泉青瓷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艺术品，许多贵族对它的喜爱几乎达到着迷的程度，人们很想给它起个最能表达那种狂热感情的名称。恰好龙泉青瓷的色调和牧童所穿的衣裳相似，因而人们就把雪拉同赠给龙泉青瓷，直到现在，欧洲人还是把龙泉青瓷叫成雪拉同。
3、元明
或许元代统治者欣赏不了那种精致细腻的艺术，但瓷器仍然是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点缀。元代的龙泉窑依然为宫廷和贵族烧制瓷器，龙泉窑出现的八思巴文瓷器，便是一个力证。元代的龙泉窑瓷器在风格上更是焕然一新。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远销国外。
1975-1977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1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元后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此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釉层减薄，器皿釉色青中泛黄，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而明代龙泉窑青瓷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残片中仍可看出元代器物的影子。
到了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此后，青花瓷兴起，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龙泉窑窑口纷纷倒闭，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但是，明代龙泉窑也有精品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对照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不禁豁然开朗，两者在造型纹饰上的不谋而合正昭示着这类龙泉窑青瓷器的正统身份。
到了清朝，龙泉窑窑场所剩无几，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灿烂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但是，大明处州龙泉官窑，这个被历史遗忘湮没了很久的奇迹终究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被拨开尘土，重见天日。
三、艺术特色
龙泉青瓷传统上分哥窑与弟窑。哥、弟窑之说来自明人记载：宋处州龙泉县人章氏兄弟均善治瓷器。章生二所陶名章龙泉，又名弟窑。章生一之哥窑其兄也。是否真有兄弟二人，王无可考。但这使龙泉窑形成两种不同的烧制方法。在南宋中晚期出现了一类黑胎开片瓷器，即所谓哥窑瓷，与著名的官、汝、定、钧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特点是胎薄如纸，釉厚如玉，釉面布满纹片，紫口铁足，胎色灰黑。此类产品以造型、釉色及釉面开片取胜，因开片难以人为控制，裂纹无意而自然，可谓天工造就，更符合自然朴实、古色古香的审美情趣。另一类胎白釉青，釉色以粉青、梅子青为最，豆青次之，即所指的弟窑，被誉为民窑之巨擘。青翠的釉色，配以橙红底足或露胎图形，产生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南宋中晚期起，尤其是在元代，运用露胎的作品大量出现，人物塑像的脸、手、足等，盘类器物内底的云、龙、花卉等，装饰独具神韵。
龙泉窑生产历史长达1600多年，作品主要以釉色吸引人，是最著名的颜色釉瓷器品种。施釉往往多次，釉较厚，玻璃光感很强。龙泉窑的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白中泛青。釉层柔和无开片，足底露胎处呈赭红色，俗称朱砂底。驰名中外的龙泉窑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釉质晶莹的青玉，其色调可与翡翠媲美，达中国古代青色最佳的境界。
龙泉青瓷工艺流程由配料、成型、修坯、装饰、施釉和素烧、装匣、装窑、烧成八个环节组成，其中施釉和烧成两个环节极富特色。坯件干燥后施釉，可分为荡釉、浸釉、涂釉、喷釉等几个步骤。厚釉类产品通常要施釉数层，施一层素烧一次，再施釉再素烧，如此反复四五次方可，最多者要施釉十层以上，然后才进入正烧。素烧温度比较低，一般在摄氏800度左右。而釉烧则在摄氏1200度左右，按要求逐步升温、控温，控制窑内气氛，最后烧成成品。南宋至元代前期，龙泉窑曾烧制薄胎原釉器物，施一层釉烧一次，最厚可达十余层。
青瓷烧制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也是一种艺术。上乘青瓷青翠滋润、莹澈剔透，富于韵味，有类玉之美，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
四、传承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恢复了清末民初以来衰微的青瓷烧制工艺。现今由于市场经济的繁荣，民间制瓷作坊众多，产品产要是仿古青瓷。龙泉窑的制瓷艺人在吸收传统的陶瓷工艺上，不断开拓新的表现手法，如哥、弟窑泥的纹胎拉坯器皿，具有很高的工艺性。
但由于青瓷器皿的功能逐渐被现代物品所代替，故社会需求并不多。目前青瓷生产的一些技艺渐被遗忘，加上现代机械的介入，传统手工制瓷技艺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濒于消亡，亟待拯救、保护。
景德镇烧制瓷器历史
景德镇在江西省东北部，邻近安徽省南部。东晋时叫新平，又因地处昌江东南而叫“昌南”，属浮梁县，县治在今景德镇市北浮梁。唐代天宝年间改新昌县。元代时升为州，明代仍为县。
景德镇在汉代时始烧陶器。《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在历史文献中，只有地方志记有江西景德镇窑始烧瓷器的有关情况。《景德镇陶录》载：“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瓷名天下。”“霍窑，瓷色亦素，土蟮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霍窑。”《邑志》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
陈万里先生于1953年在湖田和湘湖一带考察，发现了认为是“唐代”的古窑。1980年考古单位对这些古窑出土的瓷片再次分析，得出是“五代”时制品的结论。五代时以烧灰胎青瓷和白瓷的日用瓷器为主。
宋代是景德镇瓷器发展的重要时期，《江西通志》载：“宋景德中，置镇，始遣官制瓷贡京师，应官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于是天下成称景德镇瓷器。”由此可知，从宋真宗开始，因景德镇瓷业发达，以生产青白瓷为主，所以在这里设置税收机构——“监镇”，官监民烧。这就是景德镇名字的来由。
景德镇具有适当的原料，青白瓷的白度和透明度都很好，已经接近现代细瓷的工艺水平，瓷器由半透明釉，发展为半透明胎，这是中国瓷器发展的第三大飞跃。宋代景德镇青白瓷首先产生了这个飞跃，所以日后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瓷器就是在青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景德镇也在宋代以后逐渐发展称我国的瓷业中心。
陶瓷文化：“窑”的概念的形成
中国陶瓷艺术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陶瓷艺术品丰富多彩，众多的陶瓷艺术品的制作技术无与伦比，创造了人类奇观而引起举世瞩目。中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陶器的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瓷器的国家。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于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而其发展到宋代，才逐渐形成了"窑"的概念，但是，宋人对瓷器的记载还比较零散。最早对宋代瓷器进行系统介绍的是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一书，记录了包括高丽窑、大食窑在内的15个古窑，其中绝大部分是宋代的。明中后期以降，在文人学者的清赏类著作中，对瓷器的记载更多，更系统。清代，随着从宫廷到士庶对宋瓷的追逐、收藏，开始出现专门的陶瓷专书，也开始记述鉴定要点，并涉及到了一些制造工艺。从收藏的观点出发，开始形成官窑、私窑、大窑、小窑的不同观点。这类记载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并大体上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窑"的观点。
吴仁敬、辛安潮于1936年刊出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说："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钧等名窑。"
宋代的制瓷业有官窑、私窑之分，并且出现了御窑。官窑由监窑官管理，部分产品上交官府或宫庭，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产品供出售。私窑则由民间投资经营，产品供给的对象既有品官、士夫，也有平民百姓，因此种类丰富。御窑大约是在北宋末期才兴起的，其规模虽小，产品质量却非常高，全部供给宫廷或官府的大型仪式使用，不合要求的产品全部打碎，禁止流入市场。
划、刻、印花的单色装饰和素面单色釉器物等主要是以官窑御用器为代表的"雅器"，造型庄重典雅，釉色单纯，尤尚青色。纹饰简洁，追求古铜玉器神秘庄严的艺术效果，既有纹饰，也是玄妙的弦纹或毫无生气的"规矩花"。这种幽玄苍古、趣味高雅的艺术风格，充分反映了宋代上流社会的阶级意识和审美趣味。
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两宋市民阶层的产生，因而瓷器的艺术表现体现了这方面的需求。彩绘装饰和彩釉瓷器多数是民窑的产品，与官窑迥然不同，造型灵活多变，讲究实用功能，如磁州窑生产的瓷枕和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颇受欢迎。而且，这些所谓"俗器"色彩强烈明快，纹饰丰满富丽，花纹图案多含吉祥寓意。这种清新的艺术风格，充满着浓郁的民间色彩和乡土气息。
御窑：体现皇权的威仪和神秘
官窑（御窑）是在北宋末期形成的一个特定的窑口，由官府亲自设立并掌管，由为皇帝服务的内侍官、太监等兼职提举，其产品主要为宫廷和国家重大典礼使用，所以又称"内窑"，与前述的设官监烧并将部分产品供官府使用的官窑概念不同，其生产方式规定为宫廷制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士兵供役。南宋人叶在《垣斋笔衡》中说："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官窑共有3处：其一为北宋官窑，地点应在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或附近，由于黄河的淤理，开封城宋代的地面在今天地面以下的十余米处，所以致今还未发现这个窑址；其二为南宋初期在都城临安（今杭州市）皇宫附近修内司范围内建造的窑，称"修内司官窑"，即文献所说的"内窑"。大约是由于距宫城太近，出于防火安全的考虑，不久就停烧了；其三为修内司官窑停烧后，在郊坛下别立的新窑，称为"郊坛下官窑"，由于在杭州市乌龟山发现了其遗址，也称为"乌龟山官窑"。
南宋前期由宫廷建造成的修内司官窑，产品相当单纯，全部是青釉瓷器。釉色有粉青色和灰青色两种，合格的产品都釉色匀净，光洁温润，釉面大多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尤其是小块开片，密集并程倾斜状开裂，称为鱼鳞开片。器物的组合除了日用的碗、盘、瓶、饮茶用的托盏外，还有仿古代青铜器的鼎式香炉、尊、觚等。工艺上的特点是器物的釉层均很厚，因此显得肥润，宝光内蕴。厚釉的工艺是在北宋末期首先在北方的汝窑、钧窑发明的。它要求先要将瓷坯在不施釉的情况下先素烧一遍，这使得坚硬的坯体上可以多次施釉，达到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入窑釉烧。这种厚釉瓷器是中国古代青瓷生产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革新，开后来官窑、龙泉窑等釉色极美之青瓷的先河。
御窑最重要的特点是官建、官管、官用，产品具有皇权特有的威仪和神秘性。又因其不存在商品化、需要谋利的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捡选出供宫廷使用的优质器物后，其他器物一概打碎后就地埋藏，绝不允许流入市场。这一点即使前述之汝官窑也无法做到。老虎洞窑址所发现的24个瓷片坑，就代表了这种特点。被定为南宋早期修内司官窑的器物，很少出土于地层堆积中，而绝大部分集中出土于24个瓷片坑中，这些坑特意修建，集中埋放次品和废品瓷器。
以三号坑（H3）和二十号坑（H20）为代表。H3为一边长2米，深0.45米的正方形瓷片堆积坑，四边相当规整，上面用致密的黄土覆盖，质地非常坚硬。出土物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也有仿青铜器的礼器，胎的颜色和釉色有多种，以厚胎厚釉为主，薄胎厚釉少见；出土瓷片达一万余片，绝大多数可拼成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在发掘后的整理中发现，H3中出土的瓷片几乎都可以拼对起来，仅完整或可复原器就达400余件，20多种器形。H3中出土的部分器物釉色呈黄色，是因为窑炉中错误的出现了氧化气氛而形成的，显然是废品；H20平面近似长方形，长2.2米，宽1.14米，厚约0.06-0.15米，利用自然低洼处略加修整而成，表面覆盖一层碎瓦片和残砖。出土物以仿青铜器的礼器为主，有的器形非常大，也有日常生活用具，以薄胎厚釉为主。从窑址发现情况看，官窑在烧制时大体上就是一座龙窑和一、二个用来烧素烧坯的小馒头窑一同烧造。与磁州窑数百"窑家"一同生产的情况极不相同。因为官窑这种专门的御窑，只是为了生产专用的瓷器精品，并不需要利用集体的优势和规模生产来赢得声誉，占领市场。老虎洞窑址中发现的南宋时期的作坊都质量极高，全部用质地细密的灰砖砌建并铺地，房外还有防雨水的散水。这种砖用来建造官衙和宫殿。在全国各地发掘的窑址中，从未曾见过这样高质量的作坊，体现了皇家气派。
民窑：活泼新颖的艺术品味
私窑（民窑）是相对于宫廷(朝廷)兴办的官窑（御窑）而言，属非官方经营的，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瓷窑，生产的瓷器都为满足国内外市场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陈设瓷，销售地区极为广泛。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民窑的产品称客货，风格与官窑迥异，除去一些限制生产的花纹和器型，可以说民窑瓷器的造型和纹饰题材更丰富自由。明代景德镇拥有为数众多的民窑，是我国陶瓷窑的主体，其制品粗细，并不比官窑逊色多少，可见也有着雄厚的基础。比较著名的有崔公窑、周公窑、壶公窑、小南窑等。
物尽其用是民窑瓷器发展的基本原则，各地制瓷作坊将采来的瓷土，精细原料制作高档用具或陈设艺术瓷，粗料作粗瓷，下脚料则用来生产黑瓷，因为黑釉掩盖能力强。这些档次不同的生活用瓷，价格有高有低，能满足广大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这种物尽其用的作法反映民窑工艺能力的提高，因为不同品种的瓷器都要求不同的科学知识，并不是不费力就可以作出来。比如青瓷、酱色釉瓷和黑瓷在胎、釉配方和烧成气氛的控制上都有不同要求，都要求以科学技术作基础。随着岁月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各个品种都在提高。到东晋时期黑瓷已经不满足于用下脚料来制作，水平大大提高，和青瓷一样进入艺术瓷的领域。
元明清以后发展起来的官窑占有最优质的瓷土、配釉原料、技艺高超的工匠，同时宫延积累历代最好的工艺品和外国朝贡的艺术珍品可供参考。有皇帝最欣赏的艺术家来参与创作，包括器形设计和装饰绘画。不惜工本，瓷器作得豪华、典雅、新奇、甚至精美绝伦，代表了一个时代瓷艺的最高水平而备受人们的称赞。这些绝世的优秀之作也为民窑模仿。但是，官窑的发展方向是向宫延艺术的方向发展，代价很高，做不到民窑那样精打细算，物尽其用，而且高高在上的气势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精美富贵的品质庶民百姓不好使用，不可能在社会普及，其工艺很难推广。民窑则贴近庶民生活，质朴亲切，这些因素使民窑工匠受约束少，创作思路比较活跃，优良的工艺技巧能代代相传，民窑和官窑一样能体现民族工艺的精神。
民窑瓷器的发展过程中，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浓郁的地方风情。民窑的地理分布宽广，长江以南、黄河流域的北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可以分出不同的窑系，产品有浓郁的地方特点。这些来源于民间的工匠就在当地生活学艺，一般不大四处流动，因此对当地制瓷原料的本质特点民众用瓷的情趣很了解，掌握的是当地的工艺传统。他们最知道作出怎样的瓷器才能有人买，符合市场销路。
各地区的原料品质、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信仰都不相同。这些因素造成各地瓷窑体系形成浓郁的地方风情，例如唐代浙江的越窑青瓷，河北的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窑的唐三彩釉陶和白瓷、黑瓷、湖南长沙窑的釉下褐绿彩，安徽淮南地区的寿州窑，四川的邛窑等。宋人的磁州窑、龙泉窑、耀州窑、临汝窑、景德镇窑、德化窑、建窑、定窑、钧窑等窑区域性的特点特别明显。第二，粗料细作。就原料的开采情况来看，有的窑场能开采到精细优质的原料，如景德镇的湖田窑，福建的德化窑等。大多数民窑就地取材，开采的原料不会很精细。但工匠通过顽强的劳动，粗料细作，生产出美观实用的作品，不但好用，而且能美化生活。宋金元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磁州窑，用当地的大青土（即北方坩子的一种）作原料，它能学习定窑生产出一些细白瓷，但大多数是粗瓷，有白瓷、黑瓷、酱釉瓷和低温釉陶，广泛施化妆土，以划花、刻花、剔花、釉上彩绘、釉下彩绘、绿斑、褐斑、黑釉酱斑、白釉划花、黑釉划花、酱油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雕塑等技法，创造了许多纯朴、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有用精细如绣花针一样的工具线刻花纹；有在白釉层剔掉；有的一直剔到露出粗糙的胎面，使带釉的花纹部分和胎体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有的剔到露出洁白化壮土层，使主题花纹格外醒目，真是"以物写心，不为物障"。
第三，激情满怀的书画艺术。民窑工匠可以自由地在瓷器上绘画写字，最突出的是磁州窑，用黑彩在白瓷胎体上画画写字。这些书画艺术和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作品相比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分，但有它的特色。由于工匠们平静单纯，生活根底扎实，视野比较宽阔，在瓷器上画的画，定的字都纯朴、浑厚，没有无病呻吟的病态。以绘画为例，题材广泛，有作边饰或辅助花纹的回纹、几何线条、波浪纹、卷枝蔓草等。作主题花纹的主要有牡丹、月季、菊花和闲花野草、游龙飞凰、禽鸟野兽、山林中的小雀、花塘溪流中的鸭鹅和游鱼等。绘画从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小景，到气势恢宏的高山瀑布，从农家茅舍到市井小民，从神仙故事到严肃的历史题材，这些紧贴人民生活的通俗的艺术领域是民窑的优势。
1970年河南省镇平县出土一件白瓷黑花梅瓶高49厘米，小口细颈，丰肩长腹，中腹饱满，下腹瘦长；胎施洁白化妆土，肩和上腹以黑彩绘锦土纹，衬以白色卷枝花；中下腹以黑彩绘茁壮的牡丹和多姿的莲瓣，上罩白釉，花纹壮实生动，与胎釉对比鲜明。挺拔高挑的造型结构，对比鲜明的花纹使人产生许多联想；说起梅瓶人们可以想象，在黄土高原，黄澄澄的大路从脚下延伸至遥远，广袤的大地点缀着村镇茅舍、酒肆小店。勤劳的人民祥和善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劳动，丰收之后他们也会置身酒店，村姑为他们抱出一瓶美酒，瓶就是磁州窑的梅瓶，抱瓶的姑娘健壮的体魄，红润的面孔，高高的胸脯，明亮的眼眸闪灼出青春的光彩。酒美、人美、瓶也美，让人陶醉，诗人情不自禁的写诗称赞："欲把梅瓶比西子，横竖刚柔总相宜"。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虎形枕，是山西地区金代磁州窑产品。枕塑成一个老虎形状，虎眼圆睁，竖耳，卷尾伏卧，满身用黑彩绘虎皮纹。在白色枕面上作画，开阔水面飘浮一物，上立一长尾鸟，天空双雁高飞，枕底墨书"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二十日"铭。磁州窑在元代还在继续发展，生产大量优秀之作。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横宽40.5厘米的长方形枕，主题花纹是《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图，唐僧师徒四人在山道中艰难行进。枕面四角绘折枝菊花，前壁绘黑竹，后壁绘猛虎，两端绘牡丹图案，枕底楷书"古相张家造"铭记。唐僧取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僧人幺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取经，历尽艰苦，费时七年，来往走了几万里路，取回六百多部梵文（印度古文字）佛经回长安。
回国以后，奉旨主持佛经翻译，口述西行见闻，由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慧立、彦宗又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内容为西域及佛教发源地见闻，一是佛教徒的传记都充满神异的色彩，二是唐宋以来民间有许多故事，神话广为流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明朝吴承恩汇集这些传说写成《西游记》影响极为深远。这件瓷枕对研究这部文学名著的成书过程有重要价值。明朝中后期景德镇生产大量的青花瓷器，不但内容极为广泛，而且画得诗意盎然。很多画面抽象、夸张、大写意，往往是工匠激情满怀一挥而就，真的达到绘画艺术追求的"无迹可寻，然后入神"的境界。
千百年来，不管是官窑还是私窑都在中国的陶瓷发展史绘上了浓重的一笔，体现了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表现出中国古代人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作为一种陶瓷文化，伴随着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传播，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深渊的影响。字串8
钧瓷的起源和烧制技术
钧瓷起源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那里地处山区自然资源丰富，有“南山煤，西山釉，东山瓷土处处有”之传说。据实践，生产钧瓷如果离开这些条件，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成功。钧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与汝、官、哥、定诸窑并驾齐驱。钧瓷造型端庄，窑变美妙，色彩艳丽，五彩缤纷，又为诸窑之冠。
钧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仿制，历经千年而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迄今为止，在禹州境内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40处，尤以神垕镇大刘山下最为集中。禹州现存最早的《钧州志》中说：“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在禹州市神垕镇下白峪村和苌庄乡等地，先后出土黑、褐釉高温窑变花瓷，被陶瓷学家称为“唐钧”，它是宋代钧瓷的先声。宋“靖康之变”(1126年)后，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钧瓷一时受挫。到金、元时代，钧瓷有了新的发展，各地争相仿制，风靡一时，钧窑播火全国。元末明初，因战乱和灾荒，钧窑生产渐衰。明、清时期，制瓷中心南移，北方诸名窑衰退，钧窑也基本停烧。清朝晚期，钧瓷复苏。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神垕镇烧制钧瓷者已有10余家。民国年间，因战乱、灾荒频繁，钧瓷生产举步维艰。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后，因大旱和政局混乱，艺人外流，钧瓷生产趋于停产状态。
钧瓷的烧制是一种复杂的高难技术，还原程度很难控制；加上过去由于使用的是松木窑，窑温难以达到均衡，从而影响到钧瓷釉彩的成色，在烧制过程中有70%的产品会报废掉，而其中的上品则更为罕见，再加上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钧瓷，自古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的尊贵名声，唐玄宗曾立令“钧不随葬”；宋徽宗时又成为御用珍品，诰封“神钧宝瓷”，每年钦定生产36件，禁止民间收藏，所以现在墓葬出土的钧瓷文物也甚为稀少。目前世界著名的博物馆虽有收藏，为数也寥寥无几。
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
一、简介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一百多公里的铜川市黄堡镇。窑址以黄堡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及耀县塔坡一带。此地在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其产品称为耀州瓷，或名耀瓷。
随着经济的发展，宋代出现了以往所没有的瓷窑体系，其中耀州窑便是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独具风格与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耀州窑系的中心窑场和代表。其精美优良产品的出现，是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也是宋代工艺技术水平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一种体现。
二、溯源
该窑创烧于唐代，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有八百多年的连续烧造史。宋代青瓷得到较大发展，北宋末为鼎盛期。
耀州窑以铜川黄堡镇为中心窑场，沿漆河两岸密集布陈，史称十里陶坊。同时还有立地、上店村、陈炉镇、玉华村等窑场，依次排列，绵延百里。
唐代烧制了黑、白、青、褐、黄、茶叶沫、花釉瓷，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等彩绘瓷。器物造型丰满大器，反映出大唐帝国的兴盛。此外，还烧制唐三彩和琉璃瓦，是当时我国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一个窑场。
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青釉有灰绿、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还兼烧少量黑、酱釉瓷。造型秀丽华美，多仿金银器。往往采用剔花或划花手法，制作出各种生动流畅的纹样。在瓷器纹样中发现有专为皇室用瓷设计的龙、凤图案。还发现有刻官字款的青瓷器底多件。这些优美瓷器的发现，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五代时期仅见的重要青瓷窑场的系统陶瓷考古资料。
宋代是该窑烧造青瓷的鼎盛期。入宋后，窑场为了保持和发展它在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青瓷的领先地位，保持原有销售市场和争夺占领新市场，在制瓷工艺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和创造。
宋代以后，耀州窑又继续烧瓷数百年。金代前期该窑延续了宋代青瓷的烧造，又突出了月白釉青瓷的创新。其后期，姜黄釉青瓷的烧造重点面向中下层民众，烧成上突出了可以增加数量的无釉圈叠烧工艺，装饰纹样也趋于简练。
元明两代该窑发展趋于衰落，一方面继续烧造姜黄釉青瓷，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在多品种色釉瓷的烧制中，白地黑花瓷是此一时期该窑的代表作品。至此，该窑青瓷的烧制已明显衰落。不久，窑场亦终烧，从此以后就在其原有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经过金元兵灾及各朝代的动荡变迁，各陶场均已停烧，惟有陈炉镇延续至今，成为西北地区的制瓷重镇。
三、艺术特色
耀州窑的传统工艺主要体现在原料的采配、成分及加工，泥料的储备及练揉，手工拉坯及修坯，手工雕花、刻花、划花、贴花、印花，釉药的选配、制备及敷施，匣钵、窑具的制作及装窑，火焰气氛及烧成等七个方面。一件制品完成要经过采料、精选、风化、配比、粑泥、陈腐、熟泥、揉泥、手拉坯、修坯、釉料精选、配制、施釉、手工装饰（雕、刻、贴、印）、窑具制作、装窑、烧窑等17道工序。各工序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掌握相关技艺的人被称为匠人。
耀州窑主要产品有：碗、盘、瓶、罐、壶、盆、炉、枕、彩合、香薰、注子、盏托、钵等，凡属生活需要的品种应有尽有。
产品特征：唐和五代时胎质稍松，呈灰色，釉质失透，有乳浊感；宋代青瓷胎体较坚簿，胎色灰褐或灰紫，釉质莹润透明，釉色青绿如橄榄，釉薄处呈姜黄色；金、元时胎质稍粗，胎色呈浅灰或灰色，釉面多数姜黄，青色者少。釉质稀簿而不润。
装饰手法上以刻花和印花为主，刻花尤为精美，刀法犀利流畅，刚劲有力，立体感较强。
装饰艺术上，纹饰丰富多彩。纹样有动物、人物、花卉和图案等。纹样中的动物有龙、凤、狮、犀牛、马、羊、狗、鹤、鹅、鸭、鱼、鸳鸯等。人物有婴戏、佛象、力士等。花卉有莲花、牡丹、菊花、梅花、水草等。图案纹有：八桂纹、三角纹、回纹等。在纹饰上，五代以前古朴大方；宋时丰富多样，且技艺精湛，出类拔萃；金元时日趋简单。
耀州窑的烧造工艺和装饰技法，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较大，除陕西境内的一大批窑仿烧外，它的技艺还传到河南省的临汝、禹县、宝丰、内乡等窑，传到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形成了以黄堡镇窑为首的一个庞大的窑系。
四、传承意义
耀州窑为北方青瓷的主要产地，宋朝时被列为贡品，并远销世界各地，在陶瓷发展史上影响深远。虽然被称为十里窑场的黄堡窑在元代已衰落，但遗址内涵丰富，保存完整，文化层叠关系清晰，是我国古陶瓷艺术的一笔珍贵遗产。而只有陈炉镇继黄堡窑之后成为西北地区的制瓷重镇。
陈炉镇11个村庄几乎家家烧瓷，被誉为陈炉不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镇作坊并为国营陶瓷厂。20世纪70年代，在李国桢等专家的帮助下，恢复了耀州窑的传统技艺，生产出耀州青瓷、黑釉及剔花瓷、白釉及剔花瓷、兰花瓷、铁锈花瓷、花釉等六大系列陶瓷，成为铜川市的支柱产业。但近20年来，在现代化工业产品的冲击下，陈炉镇的陶瓷业一度萧条，加之年轻人纷纷出外打工，年纪大的匠人相继去世，使得流传了一千多年的传统陶瓷技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急需抢救。
陶瓷文化：定窑系的形成过程
定窑是我国古代有五大名窑之一，以精湛的工艺和优美富丽的装饰而闻名，对当时的陶瓷生产也有极大的影响，定窑系就是受其影响而形成的。今天小编就为您讲一讲定窑系的形成过程。
图：定瓷刻画大号孩儿枕
当定窑瓷器盛名于世的时候，许多瓷窑开始竞相仿效，烧制定窑风格的产品，其中以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的定窑为代表，有山西省境内的平定窑、阳城窑、介休窑、盂县窑和四川彭县窑。平定窑烧制的白釉印花婴莲瓣纹碗；盂县窑的刻划花莲花、鸟纹碗，印花牡丹纹碗；阳城窑的化妆土白瓷折腰盘，刻花菊瓣纹盖；介休窑的白釉印花婴戏牡丹、缠枝花卉小碗；四川彭县窑的白釉刻划双鱼纹、莲花、牡丹、萱草纹碗、盘，印花花鸟纹、莲池鱼鹅、孔雀、鹰及折枝花卉纹碗、盘等都与定窑白釉刻、印花器物的工艺、装饰风格相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定窑系。
“珠山八友”的形成及其结社性质
珠山，是景德镇老城区中心独起的峰峦。四周被五龙山、马鞍山、阳府山、雷公山、金鱼山等山环抱，蜿蜒腾云，势如“五龙抱珠”，故称“珠山”。嘉庆二十年(1815年)蓝浦撰写的《景德镇陶录》卷八，作了如下的记叙：“厂内珠山，独起一峰峦，俯视四境。相传秦时番君登此，谓立马山。至唐，因地绕五龙脉，目为‘珠山’。元末，于光据之为行台，号蟠龙山。明称纛山。后以为御器厂镇山。”珠山，遂成为明清以来，专为宫廷烧造御器的御窑厂址之镇邪宝山。珠山，亦成了景德镇的象征和别称。昔有“珠山国瓷艺专”、“珠山美术画社”，今有“珠山区”、“珠山路”、“珠山画院”等，文人、画家亦有以“珠山客次”、“画于珠山”等作为题记落款之雅习。
就在这“山色川光南国天，珠峰千仞绿江前，萧萧伫立秋云上，多是龙携出玉渊”的珠山上，唐时建“聚珠亭”，清时有“朝天阁”，如今重建“龙珠阁”，给珠山增添了更浓郁的文化色彩。也就在这充满文化氛围的珠山，20世纪20年代末，有八位志同道合的文人瓷艺家雅集于此，形成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瓷画艺术流派，它不仅在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史上，而且在中国陶瓷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珠山八友”之首王琦，就居住在珠山东麓的“东门头”，他的家成为八友经常聚会的地方。“珠山八友”首次聚会乃农历十五月圆日，取花好月圆、人寿年丰之意、地址在“五龙庵”，“珠山八友”及“月圆会”，因此而得名。
一、“珠山八友”的演变历程
1922年，在喜好瓷艺的浮梁县县长徐仲亭、知事何心澄的倡导下，于景德镇莲花塘成立了以吴霭生为社长，汪晓棠、王绮为副社长的“瓷业美术研究社”。
吴霭生系广东南海人，在白釉、花釉方面卓有成就，瓷胎制作精良。《景德镇窑业纪事》称：“其中尤以吴之改良色釉，为一时杰出。”浮梁县长徐仲亭仰其名，欲办瓷业研究社，并委任吴霭生担任社长。
研究社是当时景德镇陶瓷界人士，以改良和振兴瓷业、“国货挽回利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聚集了一批绘瓷高手和艺人。如王大凡等在一起研究画艺，创制和展示作品，相互观摩并印制画册，“尤冀普及全镇制瓷之术，发表于社”。从此，景德镇有了一个研习、创作和展示陶瓷艺术的空间。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北洋军阀刘宝堤之溃军路过景德镇时，遂将“美术研究社”洗劫一空，砸掉了艺人聚会的场所。但是研究社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为日后的“月圆会”所效仿。
“美术研究社”副社长汪晓棠，江西婺源县叶村人。擅长粉彩人物，设色淡雅而又精细，有较高的书法素养，乃新粉彩创始人之一。
“美术研究社”成员潘匋宇，江西鄱阳县人。擅画粉彩小件，技精而用笔秀丽，系一代瓷画名家兼教育家，为景德镇培养了一大批瓷艺大家。
汪，潘一改风行半个世纪的“浅绛彩”，创立了“新粉彩”，这对“珠山八友”的形成和技艺的精进，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珠山八友”中的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王大凡等均是汪、潘的门生弟子。因此说“研究社”的艺术活动和创新精神，又为“月圆会”的艺术活动树立了楷模。
“月圆会”自1928年的一个夏日聚会五龙庵后，遂确定农历每月十五雅集一次。采取轮流做东，在各家品茶饮酒、题诗作画、品评画理、切磋技艺，并藉此联络情感，以画交友，以会聚友，仿效古代文人墨客之闲情雅趣，陶冶性情。每次赴会即兴所作之纸画，归东道主所有。有时也将自己新近创作的国画或彩绘的瓷板画拿来大家品评，旨在共同提高技艺。从“珠山八友”画风的共同特征中，可窥见他们这种活动所产生的效应。于是在市民或商界中，就把在王琦周围的几位“月圆会”成员，称之为“八大名家”。
在景德镇瓷艺史上，“珠山八友”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王大凡写于1938-1944年的《希平草庐题画诗稿》中的《“珠山八友”纪实诗》，证实“珠山八友”是王绮、王大凡、汪野亭、刘雨岑、程意亭、毕伯涛、徐仲南、田鹤仙等八位。
王大凡先生的“珠山八友”纪实诗，本可作为“珠山八友”成员之铁证，然而诗稿在邓碧珊辞世8年后才写就， 不可能得到邓碧珊的认可，尚有回避碧珊因诉讼惹来杀身之祸，被红军镇压的政治影响之嫌。20世纪60年代，同样还是王大凡，又认可八友有邓碧珊。时过多年，变化颇多，连八友自己也说不清楚八友究竟是哪些人。
其次，是1939年相关记载(见)《瓷艺与画艺》第256-257页，323-324页藏瓷图版。
其一，是1939年田鹤仙彩绘的《时将雄吼唤梅花》瓷板画的题款中写道“田君鹤仙工丹青，乃‘珠山八友’之一，以梅花享盛名，文人雅士乐与交游。余抗敌过此，烦君绘《岁寒图》一帧，而老干横斜，瘦傲天然，故聊书数字，俾资纪念，藉留鸿爪耳，民国二十八年冬月，佑玙署于浮梁军次。”(印章款：“之印”)
其二，1939年张志汤彩绘《汉宫秋月图》瓷板画的题款中写道：“予少时酷爱陶器，苦无机会以求之，此次抗敌来赣，军次浮梁，唔及张君志汤工画，礼恳绘瓷板一帧，居然尺幅千里，超出‘珠山之友’之上，故聊志数语，藉作纪念耳，玙题。”(印章款：“玙印”)
1959年，由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江思清执笔编写，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景德镇陶瓷史稿》载：“ ……所谓‘珠山八友‘：王琦，新建人，画人物；邓碧珊，余干人，画鱼藻；徐仲南，南昌人，画竹；田鹤仙，浙江人，画梅；王大凡，安徽黟县人，画人物；汪野亭，乐平人，画山水；程意亭，乐平人，画花鸟；刘雨岑，波阳人(其实是安徽太平县人)，画花鸟。”“‘八友’以王绮为首，他与邓碧珊等七人，时相过从，品评画理，一般人都称他们为‘八大名家’”。
1961年第5期《陶瓷美术》杂志上，吴海云在《忆‘月圆会’，谈‘八友’画》一文中提到，他曾以记者名义专访过“珠山八友”中当时惟一健在者—刘雨岑先生。“刘老曾说：‘珠山八友’就是王绮、王大凡、徐仲南、田鹤仙、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和他本人。”
当时社会上还流传过一首打油诗：“珠山八友，四海名扬；八枝画笔，四根烟枪；父子一对，亲家一双；碧珊烟鬼，挨刀而亡。”1984年景德镇市政协编印的《景德镇文史资料》第1缉中，毕渊明先生撰写的《‘珠山八友’来龙云脉》一文，1988年《景德镇地名志》“附录”中虚实撰写的《珠山八友》一文，也曾引用过这首打油诗。诗中的“八枝画笔”即“八友”；“四根烟枪”指“八友”中有四人“抽大烟”；王琦很喜欢年轻聪慧的刘雨岑，认其为干儿子，此为“父子一对”；王大凡之女嫁与毕伯涛之子，故谓“亲家一双”。“碧珊烟鬼，挨刀而亡”，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邓碧珊确为八友之一。王大凡诗稿中将其排除在外，是有难言之处。
1990年得港出版的《瓷艺与画艺》一书里，刘新园在《景德镇近代陶人》一文中，综合众家之说，有“珠山八友”为十人之谈，与同一书中关善明的《20世纪前期的中国瓷器》所介绍的“珠山八友”又有所不同。围绕“珠山八友”成员问题，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最近，我们采访了许多“珠山八友”的后裔、亲属和弟子，综合分析了所有资料和历史背景认为“珠山八友”的形成和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阶段：以王琦为首，汇聚了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何许人、毕伯涛八位名家，组成了最初的“月圆会”。以吟诗作画为宗旨，更符合“月圆会”成立的初衷。
此时的王琦不仅画艺精、修养高、经济富裕，而且为人慷慨大方，深得众人的尊敬，可谓德高望重，因此大家常在他家聚会。
王琦的老师邓碧珊，擅画粉彩鱼藻，江西余干人。为清末秀才，学问超群，诗、书、画具佳。最早用九宫格彩绘瓷像，王琦早期瓷像技法即由他传授。
成员中何许人专攻粉彩雪景；毕伯涛专攻翎毛花卉，善作诗词，常与八友研讨瓷画题诗提高瓷画的文化品位。科班出身的汪野亭、刘雨岑、程意亭，潜心文人画与瓷艺的结合，成果丰硕。
中期阶段：由于邓碧珊、王琦先后于1930年、1937年辞世，此时以王大凡为主，八友聚会更具商业性质。期间应客商之求，绘制四块或八块有人物、山水、花鸟、鱼藻、梅竹等不同画家的不同画面成堂配套瓷板画，八块一套的条屏瓷板尚缺二人，很自然地便常邀请徐仲南、田鹤仙及汪大沧等几位名家配画。由于汪大沧生活较散漫，在性情和画风上也与他人有所差异，同时又常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而影响大家不能按期交货，故邀他配画次数越来越少。徐仲南、田鹤仙山水，人物、花鸟亦很擅长，但汪野亭山水较为出众，并主攻山水，故徐仲南改画竹，而田鹤仙改画梅，以适应客商对不同画面的需求。
在“珠山八友”的传世佳作中，几个人合作配套的瓷画作品，目前所见最早为1937年，如《粉彩十件头文具》，有八友中的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徐仲南、田鹤仙等人合作。
晚期阶段：抗日战争期间，虽说景德镇没有沦陷，但常遭日本飞机的轰炸。空袭的逃避和瓷业的萧条，使“珠山八友”的活动，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不少人都离景返乡，靠卖字画度日，八友人存而活动却无，“珠山八友”似名存实亡。抗战胜利后，又受频繁战争的困扰，20世纪40年代后，“珠山八友”作为一种组织活动已逐渐萎缩，加上八友中的何许人、汪野亭、程意亭等相继去世，虽然后期尚在世的八友中又邀了方云峰、张志汤等几位瓷艺高手配绘瓷板画，但远不及“珠山八友”黄金时期，也未得到社会的公认。
新中国成立以后，“珠山八友”中的王大凡、刘雨岑以及徐仲南、田鹤仙、毕伯涛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感召下，又重振旗鼓，为振兴景德镇陶瓷美术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但这时主要是“珠山八友”的个体行为。
从遗存的作品及有关资料来看，作为瓷艺家群体的“珠山八友”，其最活跃的“黄金时期”，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珠山八友”实际活动时间并不很长，但它所形成的一代画风及其对景德镇瓷坛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这里无意将“珠山八友”成员作历史性的定论，亦不作任何的“正名”，因这些都无关紧要。“珠山八友”毕竟不是什么功勋爵位、荣誉职称，而仅仅是一个萃集了一批重要文人瓷画艺术家的松散型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珠山八友”是以王琦为首、将文人画应用到瓷艺上的一个“新粉彩”画派，是景德镇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
二、“珠山八友”的结社性质
“珠山八友”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其宗旨和性质有所侧重和变化。初期阶段，以吟诗作画为宗旨，更具有文化特征，追求一种高雅脱俗的文化情调；中期阶段，以配套彩瓷为宗旨，更具有商业特征，“八友”聚会虽然仍保持着一定的文化情调，但添加了更多的商业性质。从整体上说，“珠山八友”的结社有如下几个显著特色，这些特色亦反映出它的结社宗旨和性质。
(1) 不同于封建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组成的“帮会”、“会馆”。
景德镇地处江西的东北部，东邻婺源、南连乐平、西近鄱阳、北接安徽。景德镇自明代以来，发展成为全国制瓷中心，繁荣发达的景德镇，成为世界瞩目的大都会。景德镇瓷业工人，历来是“工匠来八方”。周边的农村，由于历来沉重的地丁漕赋、厘金税率、苛捐杂税，加上天灾战祸，农村经济加速崩溃，“十村九困，十家九贫”的农民，生活陷入“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可悲境地，他们不得不被迫纷纷离乡背井，来到景德镇以瓷谋生。另一方面，由于景德镇的历史地位和发达的瓷业，以及浓郁的文化氛围，吸引了不少文人、画家以及商贩，形成了历来外籍人多于本籍人的局面。正如清代黄墨坊在其杂记中所说：“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土著居民，十之二三……”这“十之七八”，多来自于江西都昌、鄱阳、乐平、余干、丰城、南昌、抚州，安徽婺源(旧)、黟县等地以及他省各地，故有“十八省码头”之称谓。
自清末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在这个乡土社会和宗法社会中，为了联络乡谊，同结乡情、保护本地域同乡人共同的利益，并与其他行帮抗争，于是实行狭隘的、封建的保护手段，在“同乡会”的基础上发展和结合成以行业为特点，以地缘、血缘为基础的帮派和会馆。诸如：“都帮”及其都昌会馆—垄断着窑户业；“徽帮”及其徽州会馆——垄断着金融、店铺及陶瓷原料等业；“杂帮”及其南昌会馆，抚州会包等等—垄断着琢器业、红店业、经销业、运输业等80余个其他行业，形成了清末至民国初年景德镇三大主要帮会。
这种帮会和会馆，对同乡、同行实行救济贫疾、养生葬死、尽同籍之义、稳同业之缘，举办公益和慈善事业，排解商业纠纷、调解内部矛盾；定期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等。由于帮会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虽然繁荣了瓷业，但因其封建性和封闭性，却又严重地阻碍着瓷业的发展。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月圆会的“珠山八友”，其成员基本上非“土蓍籍人”，而是来自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既无“徽帮”的资助，也无“杂帮”的呵护，更与“都帮”无缘。
虽然他们不可避免会受到一些封建思想观念影响，有所谓“父子一对，亲家一双”，但终究不是一个宗族。他们在经济上、生活上相互关心、帮助，有难同担、亲如一家。如何许人之妻去世时，无钱安葬，是八友们资助、处理后事；汪野亭临终前念念不忘叮嘱家人，给八友中某人送去南瓜之类的食物；程意亭的长子结婚，王大凡等八友以画祝贺。他们既无地缘关系，也无血缘关系，完全是志同道合、自由结合的一个自发性、松散型、小规模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具首属群体类型的特征，即由为数不多的、以直接的、亲密的和个人的方式进行交往的人所组成，是一种规模较小，规则较简单，成员之间系感情联系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人人平等、自由，打破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在当时帮会、行会盛行和发展的社会里，“珠山八友”组合的月圆会，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性和先进性。
（2）不同于封建时代以业缘为基础，实行行业垄断的“行帮”、“行会”。
历史悠久的景德镇，瓷业分工极细，行业繁多，素有“过手七十二”之记载。围绕瓷业的各种行帮多达近百个，诸如商人行帮、手工业主行帮、工人行帮等。其中商人行帮，由瓷行和瓷商组成，共计“26个”客帮；手工业主行帮又有烧窑业、做坯业、画桌业等“8业36行”；工人行帮是按行业中的工种分类组合的，如拉坯工、利坯工、刹合坯工等名目繁多。其中装小器的工人就有“五府十八帮”。
行帮主要是以“业缘”为基础，但在景德镇以地缘、血缘为基础的帮会与以业缘为基础的行会，通常是相互交织，具有行业和地域两重关系。
行帮主要以保护行业利益和行业在商业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为宗旨，协调规范行业行为和商业纠纷，接洽客商订货和加入商谈业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行帮、行会是“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当时的手工艺者同时也是商人）的必要和与此相联系的禁止外人入内的规定；各手工行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所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行帮、行会有严格的帮规和惩罚措施，有着鲜明的行业垄断性和技术的封闭性。帮与帮之间不跨行生产，不隔行授艺，非亲不授，非子莫传，带徒传艺有严格的规定等等。这种封建的行帮垄断，狭隘保守的文化观念和封建意识，是阻碍景德镇瓷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景德镇文史资料》第1辑记载：在手工业主行帮的8业36行中，“第三画桌业即釉下彩绘，共有‘画大中器’、‘画灰器’、‘画脱胎’和‘画描饭闭’四行。”而釉上彩业那众多的红店，如粉彩业，却没有包括进去。俗话说：“要做窑，先投行”。而八友均以釉上粉彩为业，却无行可投，无帮可去。
有人说：“珠山八友”在当时确有粉彩红店业垄断性质，其实这只是看到事物的表征，而未触及事物的本质。从表面看，一些高档粉彩艺术瓷，客商争相求购的多，八友独占鳌头，这正说明“珠山八友”的艺术成就和造诣名扬天下，市场占有率高，并非是他们自觉实行垄断的结果。
“珠山八友”，并不会因为这个群体而损害他人的利益。相反，他们还经常邀请八友之外的汪大沧、方云峰、张志汤等名家合作和配画条屏瓷板，满足客商订货需求。八友中不少人都带有门徒和弟子。如程意亭有弟子张景寿、章鉴；邓碧珊曾教王琦彩绘瓷板肖像；何许人也悉心传道，余文襄、龚耀庭、邓碧珊曾教王琦彩绘瓷板肖像；何许人也悉心传道，余文襄、龚耀庭、邓肖禹等均为入室弟子；王大凡亦精心培养了像李进等无任何亲缘关系的弟子。他们并非是“非亲不授，非子莫传”，也无须得到大家的允许。他们教学生都是耐心细致、毫不保守，正因如此，才会有张景寿、章鉴、余文襄、龚耀庭、邓肖禹、李进等门生弟子成为一代名家。
“珠山八友”群体，没有什么明确的纲领和章程，只有共同约定的聚会时间和活动方式。没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处罚条例，来去自由，互不干涉。如毕伯涛因家贫及返回老家奔丧，曾自动脱离“月圆会”的轮流作东，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和歧视，仍作为八友而存在。后来又有田鹤仙、徐仲南参与八友活动，并自动放弃山水、人物的爱好而改专攻梅竹，他们是如此的配合默契，又是如此的自由松散。因此说，“珠山八友”是民间自发性、松散型的艺术家社会群体。
（3）相似于“扬州八怪”的名人瓷画家群体和艺术流派。
清代中叶，在商贾云集、思想活跃的扬州，萃集了一批人称“扬州八怪”的重要文人画家群体。“扬州八怪”并非只指八人，而泛指郑燮、金农、黄慎、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华喦、高凤翰、闵贞、边寿民等十几位画家。他们有共同的处境——以卖画为生；共同的性格――不趋炎附势，孤高自傲；共同的艺术追求――重感受、抒灵性、寄托写意、求神似、清新狂放。其绘画艺术积极地推动了后世水墨写意画的发展。
“珠山八友”也并非只指八人，实际上是民国初年一个志同道合的瓷艺画派，一个以适应市场所需、以配画瓷板谋生的文人瓷画名家群体。他们有着吟诗作画、清高雅趣、超凡脱俗的共同性情；有着承传统、志创新、工兼写、重气韵的共同艺术追求。其粉彩艺术促进了近代粉彩瓷画艺术的发展。
“珠山八友”中许多人对“扬州八怪”的精神和画风十分景仰，以“扬州八怪”为师，悟其精神，习其技艺。如王琦不仅在艺术上崇拜和仿效黄慎、黄慎的激进思想，亦对他影响至深。黄慎有描写乞丐流落街头的《群乞图》，以讽刺清代“太平盛世”的虚伪，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王琦有描绘一群算命瞎子打架的《瞎闹一场》，讽喻当时频繁的军阀混战，企望停止这场“瞎闹”。“八怪”中的“画鬼专家”罗聘，所画《鬼趣图》描绘一幅迷离扑朔、奇异怪谲的鬼怪世界，用“以鬼喻人”的手法来鞭笞黑暗的社会。而八友中的王大凡，却常将神情威严、目光炯炯的钟馗画于瓷器上，寓意当时的反动统治者犹如魑魅魍魉，恨不得早日将其横扫。王大凡还将“希平草庐”作为自己画室的命名，意为“希望和平”，可见他的爱憎态度以及对社会和平安定的热望。
又如：八怪中郑燮的《竹石图》，挺劲孤直，具有倔强不驯的气质，寄托“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拳拳之心。而八友中自号“竹里老人”的徐仲南，早年偶得见识“扬州八怪”画作，不仅深得黄慎之笔法，郑燮竹石之意蕴，所画翠竹仰叶临风，充满生机活力：“曾记潇湘系短篷，隔江烟雨翠重重。惊雷忽报春消息，一夜灵根长箨龙。”寄托心仪革命、渴望全中国获得解放之情。
当然，八友中也尚有向吴道子、钱慧安、石涛、蒋廷锡、陈老莲等学其法、练其技的。不论向什么画家、画风、画派学习、都是在得其“有法”，而变其“无法”，探求着自己的个性和表现技法，创立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文人瓷画艺术。八友的结合，确实与“扬州八怪”有着不同程度的内在关联。“扬州八怪”勃起在清代中叶商贾云集、思想活跃的扬州；“珠山八友”伫立于民国初年瓷业发达、经济繁荣的瓷都景德镇。
（4）相似于“瓷业美术研究社”的学术团体。
甲午战争以后，列强不仅在关税上受到保护，大量向中国倾销洋瓷，而且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大办工厂，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他们将机器批量制造的货品、瓷器大量运往中国腹地，使中国手工业瓷器受到严重打击。正如杨铨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中所描述的那样：“明清御窑，已久废圮，全镇虽有民窑一百一十余只，坯坊红店之工艺皆不惊人，所赖以保全国粹者，仅传名画工数人……盖以销数少，不求精也。”为了拯救我国这一数千年优良传统的陶瓷工业，一些有识之士和民族工商业者在“振兴实业”、“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口号下，为了与洋瓷抗衡，1903－1908年，兴办了景德瓷器公司、日新瓷业公司，尤其是1910年创办的江西瓷业公司，除本厂设在景德镇，沿用旧法生产外，还在鄱阳高门设立分厂和陶业学堂，拟用机器制瓷，试验煤窑烧炼，作为实验改良制造之基地。有许多新工艺、新技术，诸如石膏模制作、脚踏辘轳、手动碎釉机、刷花印花工艺等等均出自陶业学堂，并在分厂试验成功。
也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22年成立了景德镇最早的陶瓷美术研究机构――“瓷业美术研究社”，旨在革新瓷业、提高技艺、去滥求精、发扬国粹、“以国货挽回利权”。研究社采用讲习研讨；展览交流、印制画册、传授技艺等多种形式，推动和促进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
由于战乱的破坏，美术研究社夭折，但是美术研究社的革新精神和组织形式，给“珠山八友”以直接的影响。原研究社副社长王琦以及成员王大凡等，于1928年发起成立了“月圆会”，继续弘扬研究社的革新精神，志在景德镇陶瓷装饰艺术领域中，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王大凡先生在《“珠山八友”雅集图》款中题道：“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惟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将此贴画留鸿爪，只当吾侪自写真。”这就是“珠山八友”结社精神的自我高度概括。
正是在“志图新”的旗帜下，“珠山八友”中不少人，在粉彩传统工艺中探出了一条新路子。诸如：王琦将西洋画追求人物体面结构和光影变化的技法，与中国画线描和衣纹的表现融熔化一体，独辟蹊径地表现人物的神情与动态，人们亲昵地称之为“西法头子”；邓碧珊的《鱼藻图》颇具东洋风格，既有较强的写实性，又有浓郁的装饰性；田鹤仙独特的“梅花弄影”新技法深受客户喜爱；在粉彩工艺上，王大凡研究和发明了“落地粉彩”新技法，广为后人仿效；何许人巧妙地把粉彩玻璃白运用于雪景山水中，增加了雪景的质感和意境，又不失传统粉彩填色的粉润效果而独具一格；刘雨岑凭着扎实的中国画“没骨法”基础，创立了直接用“玻璃白”和色料点染花朵的“水点技法”，成为国家高档用瓷的优良品种；汪野亭、程意亭将粉彩颜料自行调配，使色彩艳而不俗、格调清雅。汪野亭还改良“墨彩山水”，创下了“汪派山水”……
“珠山八友”“志图新”的共同特色是：他们在“浅绛彩”的基础上，存其精华，革除弊端，创造性地将文人画应用到传统粉彩瓷画艺术中，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追求诗情画意的品位和深邃的民族文化内涵，创立了一种新的瓷画艺术画风和流派，在瓷艺仿古之风和妖艳之风甚嚣尘上的清末明初，“珠山八友”闯出了一条新路。
（5）“珠山八友”既是文化的，又是经济的，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产物。
“珠山八友”不纯粹是文人雅士，他们懂得在商品经济社会，必须靠卖字画和手工瓷画艺术品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因此他们的吟诗作画、品评画理的聚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与提高艺术修养、参与市场竞争、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及艺术品卖价有密切关系。王琦、王大凡除在景德镇自画自销外，常被邀请为南昌“丽泽轩”绘瓷。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满足客户对四块或八块配对成套瓷板的特殊要求，八友以及其他名家常聚在一起，共同配画，甚至为了这种特殊需求，田鹤仙、徐仲南改画梅竹。
清末民初，能烧制大平面瓷板。瓷板画便成了富人家中装饰住宅环境、增添文化气氛和显示高雅富有的悬挂之物，亦成为达官贵人、商贾平民相互赠送之礼物，故时尚的瓷板画大行其道。因而“珠山八友”主要作品均为瓷板，而立体造型的瓶类或器皿却凤毛麟角。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珠山八友”既是文化的，又是经济的，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产物。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珠山八友”已成为历史。然而“珠山八友”及其文人瓷画艺术流派，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乃至中国陶瓷史上将永载史册。“珠山八友”的精神和画风，对后世仍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国。我们应该尊重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去分析研究它。尽管迄今人们还对“珠山八友”评价不一、观点迥异，但是“珠山八友”在陶瓷绘画领域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