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提到汕头老市区的老妈宫和存心善堂，许多海内外潮人都很熟悉，也感到很亲切。可是许多人并不知道，老妈宫和存心善堂的精美嵌瓷出自汕头著名的“嵌瓷世家”许氏一家之手。记者近日专程走访了许志华，了解这个不一般的工艺之家的故事。
许氏三代人作品遍及潮汕许志华是“嵌瓷世家”的第三代传人。其祖父许石泉是著名的潮汕嵌瓷工艺家，师从嵌瓷工艺大师吴丹成。潮汕的庙宇和各地古建筑的嵌瓷，几乎都是吴丹成和他的徒弟们的杰作。在得到吴丹成的真传后，许石泉又把这一本领传授给三个儿子许梅村、许梅洲和许梅三。“嵌瓷世家”许氏三代人的足迹几乎遍布潮汕地区所有有名的庙宇、祠堂。1957年汕头市存心善堂修复时，就聘请许石泉和他三个儿子前往制作大门两侧和屋顶的嵌瓷，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制作，存心善堂焕然一新，中央文化部特派人前来拍摄嵌瓷艺术纪录片，一时引起轰动。1979年，又是许梅三带着儿子许志华重塑妈屿岛上妈祖庙的嵌瓷，并建造了至今仍屹立于岛上的大型标志性嵌瓷作品《鸡群》。许梅三已过世多年，但从汕头的存心善堂到老妈宫，从潮阳灵山寺到澄海塔山，从饶平隆福寺到月浦大宗祠，从妈屿岛的妈祖庙到礐石的白花尖九天娘娘庙，具有潮汕特色的古建筑，其屋顶、檐前、门侧、照壁的精美嵌瓷工艺都出自许家。这些瓷片装饰远望富丽堂皇，近看细腻鲜明，其手艺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
一门相承，嵌瓷工艺播海外许志华10多岁开始学艺，1972年进入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其作品屡次在省、市获奖。1972年工艺复兴时，他的作品《松鹤图》被送到北京参加“全国民间艺术展”。1986年他设计的一幅浮雕嵌瓷麒麟踏八宝照壁，其规模之大前所未见。1998年5月，他又应美国休斯敦市潮籍同胞之邀，精心制作了《蛟龙戏水》、《老虎带子》两大幅嵌瓷浮雕，从汕运往美国嵌于关帝庙龙井、虎井壁上，这是潮汕工艺嵌瓷作品首次进入美国，被华侨视为潮人艺宝，赞不绝口。谈起嵌瓷工艺，许志华不无感慨。他说，嵌瓷工艺作为一种独特的潮汕文化式样，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现在粗制滥造的“嵌瓷”充斥建筑市场，传统嵌瓷工艺面临着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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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嵌瓷将得到美好展示
汕头潮南区大寮村筹资140万建艺术嵌瓷展馆
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大寮村有“嵌瓷之乡”的美誉，其嵌瓷艺术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光大这项传统民间艺术，大寮村近期筹资140万元建成“大寮嵌瓷”展览馆。
开建于去年底并于日前完工的“大寮嵌瓷”展览馆位于大寮村委会办公楼旁边，占地200多平方米，共两层。楼下作为嵌瓷作品的展览厅，三面墙壁上有《八仙图》、《富贵花开》、《龙凤呈祥》等出自大寮村嵌瓷艺人的作品。展柜上还放着已故知名嵌瓷艺人许梅洲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孔雀迎春》、《松鹤延年》等多幅挂屏，许梅洲的作品色彩缤纷、富丽堂皇、形象生动，他于1977年创作的嵌瓷作品《郑成功》被北京博物馆所收藏。大寮村党支部书记许伟镇告诉记者，展览馆的二楼将作为嵌瓷艺人现场展现手艺的地方，“我们将邀请一些学校带学生来这里参观学习，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喜欢上这门百年艺术，把大寮嵌瓷发扬光大。”
据悉，嵌瓷是潮汕地区的民间建筑装饰工艺，它采用各种釉彩光泽的陶瓷片作为主要原料，经剪取、敲制、镶嵌、粘贴、堆砌而成人物、花鸟、山水等半浮雕或立体圆雕效果的工艺品，通常应用于寺庙、祠堂、民居等建筑。近30年来，大寮嵌瓷艺人足迹走遍潮汕各地，还先后到过香港、泰国、新加坡、美国等地献艺。2008年，嵌瓷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色彩缤纷、形象生动的嵌瓷作品让人流连忘返
海外赏瓷录
笔者因事丹青而喜瓷艺，在欧洲游学时曾就读丹麦的一家陶瓷学校，也曾游历欧美、东南亚，在博物馆中寻访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在与各国人士的交流中，感受到他们对中国古代陶瓷的珍爱。丹麦是最早在中国开办商行的五个欧洲国家之一，中国的陶瓷艺术品很早就传入了这个北欧国家。至今，丹麦皇室、国家博物馆以及一些私人家中，收藏有不少中国宋元明清的陶瓷艺术品，其中不乏曾经清代皇室珍藏的稀世之宝。友人收藏的这对粉彩九桃小碗，其器型、胎釉、绘画、置烧方式都很有特色。鉴赏之余，将个人浅见衍成此文，以就教方家。
这对有雍正官窑款识的粉彩九桃小碗，广口圈足，造型规整，口径9厘米，高3.9厘米，足径2.6厘米。碗壁弧线优美，微削而不失丰圆。底足与碗壁呈弧线圆滑过渡，十分雅致。整体造型是小巧隽秀且典雅端庄。碗壁厚仅1毫米，诚所谓“薄如卵幕”。胎体之薄，莹莹透光，轻叩之下，其声清越，如闻罄鸣。胎釉雪白，纯净蕴润，釉面光洁平滑。强光下借助十五倍的放大镜，可见釉层中气泡细密，分布均匀。薄胎瓷器制作工艺复杂，技术要求非常高，因为第一次烧坯以及在瓷坯上绘彩后第二次入窑烘烧时都极易破裂。雍正皇帝曾下令烧制一套5件薄胎小杯，结果第一次入窑就烧坏了两件。在雍正的严厉训斥和督促下，匠师们竭尽全力，呕心沥血，不断摸索，三个月之后总算按皇帝的要求烧制成功。由此可以想见，像粉彩九桃小碗这样的薄胎器件，其烧制难度有多么大。两只碗的主体装饰是一棵绿叶纷披、缀挂着九只硕果的桃树，并分别绘有三只小鸟和两只红色的蝙蝠翩飞于枝叶之间。“九”乃皇帝“极尊之数”，故世有“九五之尊”的说法。“桃”者“寿”之喻，“红蝠”者，“洪福”之谐音也。传世雍正官窑作品，有将“雍正年制”款书于描绘在器底的一只桃子的轮廓内者，可见这位皇帝对桃子图案的偏爱。在官窑瓷器上绘九桃红蝠，自雍正朝兴盛。
两只碗上所绘的桃树，构图基本相同，但其细节描绘则依枝干的伸展态势而作灵活变化。走向不同的一枝主干和一枝支干在画面上的相互呼应，构成一种回环的韵律。雍正一朝，九桃图多作于盘、碟、瓶和尺寸较大的碗上，而在形近杯盏的小碗上绘九桃图，且枝、叶、果穿插掩映无纷乱，画面疏密有致无拥塞感，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章法功力。观其用笔，属纤细一路，线条流利自如。作者以不同的笔法和设色，较好地表现出了枝、叶和果不同的质感:枝干坚劲而富有弹性，绿叶似随风摇曳充满生机，桃子则丰硕沉坠有体积感和重量感。其中尤以桃子被表现得最为出色。作者先以浅淡的鹅黄色敷底，然后在桃尖处施以厚实的鲜红色，再向果蒂方向渐次淡去。烧成之后，两种色彩交融的效果异常美妙，使硕桃呈现出成熟果实饱含汁液的鲜嫩质感。
总的来看，主体画面构图和意境与人们熟悉的雍正粉彩桃画的典型风格相合，但其具体技法却与康熙五彩花鸟相似。最明显的是枝干的画法，作者用的是康熙五彩常用的披麻皴，而非雍正粉彩常用的点描皴。其运笔之洗炼洒脱，亦与雍正粉彩的谨描慎绘大异其趣。画面下方树干的周围有一片染以淡绿的点苔，用以喻示地面，从而使逸然斜出、硕果累累的树干有了一个着力点。顺便说一句，在树根周围点苔染绿，亦是康熙五彩花鸟作品的典型画法。
画面上的小鸟和红蝠也画得颇具情致。三只小鸟姿态各异，运笔轻灵，墨色浓淡相衬并染以淡蓝。两只红蝠则以大写意出之，复以鹅黄色对形体略作勾勒，以墨彩点睛并撇几根隐约可见的髭须，笔触率意，非常生动有趣。
碗的外壁口沿、碗腹和底足外壁施金粉为地，以黑色线条绘有几层样式不同、结构细密的纹饰。金彩色泽深沉，纹饰严谨工整。金色乃皇帝“至尊至贵”之色，清代历朝官窑器，多有描金纹饰者，且多为宫中陈设精品。这两只碗以金色敷底作辅助纹饰，既突显了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又衬托出雪白瓷面上主体绘画的秀丽清雅。所用的几种纹饰，在众多的古瓷研究著述中未见其名。依其形状，口沿的两层或可名为“城墙垛口纹”和“排点纹”。碗腹一圈纹饰很像竹编器物的结构，可名之“竹编纹”。小巧的底足则饰以一圈抽象的“波浪纹”，与碗腹的纹饰相联接。传世的雍正作品中，少有以这几种纹样作装饰者。而在康熙朝，以这些纹样作装饰的作品并不鲜见。“竹编纹”在康熙五彩、三彩作品中的运用很普遍，其中尤以五彩作品为多。装饰的作品包括壶、瓶、尊、薰、盘等器物，装饰的部位包括口、肩和足。有些作品在一、两个部位，有些则在上述三个部位均以“竹编纹”装饰。康熙以后各朝，以“竹编纹”作装饰的作品就很少见了。
足底不露胎，是这对小碗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底足外壁作为纹饰底色的金彩一直延伸并包裹住足底，然后在与底足内壁相遇处停住。小碗足底既不露胎，又非覆烧或支烧，那么，它们在入窑时是如何放置的呢?经观察发现，底足内壁釉面有一圈细微的、断断续续的掉釉痕迹。笔者据此推断，第一次入窑烧制瓷坯时为仰烧，在碗的足底放置了垫饼，烧成后足底露胎。待完成瓷坯上的主体绘画和金地纹饰后，将金粉敷施于足底，再以一个直径略大于碗底的耐火泥圆柱为载具，支撑住稍微外撇的底足内壁，然后装匣入窑烘烧。出窑后，底足内壁与圆柱上部边缘接触的地方便留下了细微的掉釉痕迹。
圈足内直径为2.4厘米的碗底，有“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书双行双圈青花款。款字书写工整见笔力，笔划间架合法，布局疏密有度。每个字高约4毫米，宽约3.5毫米，堪称“蝇头小楷”。一些较长的横划，不似常见的雍正款楷书写法，而是带有明显的“康熙御制”双方框款之刊书宋体的特征，唯其笔势流畅自如，并无康熙款的刻板。款字用较细的笔书写，因笔胎小，蓄涵青料有限，故青花色不很浓重，但笔划依然清晰。青花稍浓处，釉面略有凹陷。
综上所述，这对粉彩小碗的主体绘画和辅助纹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康熙五彩作品的技法特征。康熙末期在五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粉彩，其绘画、装饰技法仍带有明显的五彩特征；而人们熟知的、带典型风格的雍正粉彩，亦非一夜之间形成，其初始阶段必然受到康熙末期绘瓷技法的诸多影响。据此可以推断，这对带款识的粉彩九桃小碗系雍正早期的官窑作品。唯其制作难度极大，故存世量稀少，寻常难得一见。
古人曾以“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灸销”的诗句，形容那些制作精美的薄胎瓷器，表达人们的宝爱珍惜之情。轻轻地把两只小碗放回锦盒中的软囊，不禁使人生出许多感慨。和海外为数众多的中国古代优秀艺术品一样，雍正官窑粉彩九桃小碗这样精美绝伦的皇家瓷器，从中国皇帝的深宫禁苑到西洋寻常百姓家中，其流传过程必有一段或简单或曲折的故事，既引人遐思又耐人寻味。
清乾隆古铜彩嵌松石错金银龙凤纹出戟螭耳壶
乾隆皇帝喜好雅玩，此般兴趣对于当朝陶瓷工艺的革新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加之陶瓷与釉彩配合可塑性极强，在督陶官唐英的带领下，乾隆御窑厂「戗金、镂银、琢玉、髹漆、螺钿、竹木、匏诸作，无不以陶为之」，在瓷业上开创出历代未有之奇观。
此时期官窑瓷器中，仿古青铜器的作品出现比较多，将数种青铜器的造型特征相糅合，推出新的器型，此器即为典型的一例，器物造型古雅深沉，纹饰亦具有典型之乾隆时代风格。
此出戟螭耳壶就造型、纹饰观之，当为乾隆仿商周青铜器之作。整器施古铜釉，以嵌绿松石做洒金状，以沉着无光的色釉为底，在暗褐底色中闪烁着绿色斑点，如铜器上特有的纹饰，使人仅凭肉眼无法辨别是瓷还是铜，这种釉色是乾隆时期新创，充分显现出器物古朴典雅的特色。
本品乃清乾隆时期制瓷工艺中的特殊品种之一，其工艺十分考究，在紫金釉或厂官釉上，用红、绿、黑、蓝、酱黄等低温彩仿造青铜器的斑驳锈痕，或用金彩摹绘出璀璨的错金银纹饰，其质感与青铜真品几乎无异。加以“错金银”这种最早见于商周时代的金属细工装饰技法，显得肃穆而端庄。
本品乃清乾隆时期制瓷工艺中的特殊品种之一，其工艺十分考究，在紫金釉或厂官釉上，用红、绿、黑、蓝、酱黄等低温彩仿造青铜器的斑驳锈痕，或用金彩摹绘出璀璨的错金银纹饰，其质感与青铜真品几乎无异。加以“错金银”这种最早见于商周时代的金属细工装饰技法，显得肃穆而端庄。
装饰富於韵律感，纹饰活泼而华美。虽经几百年岁月风霜的侵蚀，依旧富丽堂皇、金壁辉煌。整体观之彰显出乾隆时代独特的仿古创新意味，十足展现出乾隆官窑企图纳古今、集祥瑞于一器的创举。类似之器各大拍卖行均未谋面，但乾隆古铜彩蕉叶纹出戟螭耳壶，北京故宫博物院亦有收藏。
陶瓷世家汪洋汪春麟的瓷绘艺术
渊明 “国画墨韵，入釉三分。”这是景德镇陶瓷艺术界对古稀老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汪洋老先生的评价。汪老先生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江西浮梁。其祖辈书画累代，陶瓷世家，自幼经历了太多的贫寒和苦难因而对梅花情有独钟。汪老的梅笔墨老到、色彩明丽、严谨纵放、形神毕肖、虽是信手拈来，实是极有章法。家传的特凹墨料达到了一种特异的艺术效果。在烧制的过程中，呈现自然的墨晕，犹如生宣上的墨迹料色陷入釉下有凹陷感，成为独特的绝佳艺术作品。汪老现为中国书画研究会会员，江西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其作品凹凸浑墨料釉瓷绘《铁骨迎春》获第五届“中国民间工艺奖”银奖；作品《红梅》获“上海首届民博会”银奖。
汪老之子汪春麟先生，号苦艺人，自由随父学艺，自幼临摹汪大阳诗书画稿及瓷绘原作，后又拜景德镇老艺人杜浩生为师，作品融诗书画其精华所在，技艺全面，题材广泛，工写兼学，现为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并获国家陶瓷美术专业一级资格认证。本人多次应邀赴日本，新加坡等地参展表演交流，深得收藏家赞赏，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省市展览并获大奖。作品《悠游不宜图自在》获“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和“中国工艺美术优秀作品评选”金银奖，作品《铁骨迎春》获“第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工艺奖”银奖。
北京“悦瓷楼”将于4月13日至29日在位于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幸福家园4号楼底商统一电器二楼举办“景德镇汪洋、汪春麟陶瓷艺术展”。特邀汪春麟先生来京现场展示其父子作品，并在“悦瓷楼”现场进行4天的瓷绘和左右手书法表演交流。此次参展的还有景德镇陶瓷学院陆军、杨冰、张学文、刘翮天教授，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王淑凝、胡光震、袁世文、胡景文、李恭坤和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钱梅玲、彭元清、卢伟、汪平孙、杨曙华、施家美、欧阳桑、秦胜照等新作精品和高档名人青花、粉彩赏壶、仿古精品。这次悦瓷楼还特展示出北京的著名书法家丁知度先生，画家张宝俊先生的瓷板书法和的瓷板山水作品。
沈阳故宫首次举行清代海外销瓷展
沈阳故宫博物院“瓷路相逢”首次清代海外销瓷展9月30日开幕，揭开了中国从16世纪开始通过瓷器向西方传播文化艺术的交流历程。
当天上午，沈阳故宫2个展厅内陈列着83件清代外销瓷器，以清康雍乾三朝居多，分为“走向世界”、“中国情调”和“西风东渐”三部分展示，不少民众正在聚精会神观赏。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解除海禁，外国商船增多，或在广州订货，或来样加工，于是应对外销的广彩瓷器出现。这批瓷器上有不少反映中国人生活场景的绘画，如婴戏图、仕女图、狩猎图等，在人物、动植物、风景、器物等装饰纹样的选取方面独具匠心。
在一件清康熙清华西厢记图大盘的展品上，描绘的是名剧《西厢记》中“月下听琴”一幕，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当时被认为具有浓郁中国世俗情调而大量远舶西方。表明了中国古典小说通过瓷器首次呈现在西方人面前，早于文本的传播。
据沈阳故宫博物院相关负责人介绍，16世纪东方航线开辟后，中国瓷器等艺术品大量输入欧洲，掀起了一场卷席整个西方社会的“中国风”，西方人称瓷器上的清装人物为“满大人”。由于广彩瓷器记录着中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历史，在中国瓷器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在展出的清乾隆广彩描金徽章折枝花卉纹汤盘上，印有英属殖民地一个家族的纹章，英国上流社会往往通过展示带有纹章的餐具来显示地位。考古人员通过辨识瓷盘纹章，便可推断出男女主人的家族等相关情况。
本次展览将持续2个月时间，展现出中国传统工艺的精湛技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民众亦可从中感悟到中西方社会对异域文化的传入、接受和融合过程。
精美的刻瓷工艺
刻瓷，就是在质地坚脆、表面光洁的瓷面上，用特制的刀具刻凿各种花卉、山水等，无论是中国画的笔墨气韵，还是篆刻艺术的金石趣味，均可用千变万幻的刀法表现出来，其效果是任何绘画艺术形式不能模拟的。刻瓷的特殊笔触，使晶莹坚硬的“瓷器味”与锋芒锐利的“金属味”揉和在一起，使瓷釉的光泽和刻痕的粗糙形成了鲜明对比。
据文献记载，我国刻瓷起源于秦汉时期。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在瓷器上錾刻底款的方法，以后又有一些帝王和文人在瓷器上舞文弄墨，为了保存字迹，他们就请艺人在瓷器上把字迹錾刻出来。到了明末清初，刻瓷开始在艺人和书画家中流行。清朝后期，宫廷召集了各种民间能工巧匠，成立了“工艺学堂”，学堂设立了“镌瓷科”，专门培养刻瓷人才。
目前在山东淄博和上海还出品一些刻瓷工艺品，但表现手法和技术与古代有所不同。刻瓷艺术多是手工制作，难度颇高，且费工费时，因此发展较缓慢，至今已成“稀有品种”。国内艺术博物馆与西欧艺术展览中心、贝多芬广场等海外知名博物馆都收藏、陈列着中国刻瓷作品。今天，它已成为艺术爱好者的珍贵藏品。
105件景德镇纹章瓷海外归来
《中西交融—纹章瓷精品展》目前正在深博新馆二楼展厅举行，展出的105件(套)纹章瓷精品，不仅展现一段东西文化交流史，还带领深圳观众领略东西方艺术之美。纹章瓷为何有外销瓷中的“官瓷”美誉，其背后又有怎样的收藏故事？昨日，记者采访了部分专家和藏家，一探纹章瓷究竟。
外销瓷中的“官瓷”
据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介绍，此次展览集中展出的是明清时代的纹章瓷精品，“其中不仅有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订制的早期纹章瓷，也有西方历代帝王如路易十五、腓特烈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皇家订制瓷器，同时还有英美等国诸多和中国贸易有密切关系的贵胄世族的专属纹章瓷，可谓精品云集。”
纹章瓷，又名“徽章瓷”，是中国古代外销瓷的一种。“纹章瓷最早烧制开始于16世纪的明代，因有特定的皇家、团体、机构的‘徽章’而定名。”郭学雷介绍说，“因为是海外来样，特别定制，所以‘纹章瓷’的烧制相对精细，单组规模产量不是很大，隐约有‘海外官窑定制’的味道。一般它的纹饰精美，制作精细，彩绘纹饰金装都很费工，较之普通的外销瓷要高档很多，艺术价值也很高。”
郭学雷认为，纹章瓷收藏主要在国外，国内主要是广东省博物馆(不超过50件)，广州市博物馆及江西南昌余春明先生也有少量收藏。而此次提供展品的这位深圳藏家收藏了两百多件，在国内应该属于收藏数量比较多的。
深圳纹章瓷收藏家谢珍认为，东方魅力和西方理想交融在精美的纹章瓷中。“18世纪至19世纪是中国纹章瓷生产的主要时期，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西班牙、德国、意大利、丹麦等国都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开辟了欧洲通往中国的航线， 瓷器开始大量销往欧洲， 当时欧洲商人专门定制了一种特殊的品种， 由中国工匠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绘制好的徽章图案描绘到瓷器里，这种特殊的种类就是纹章瓷。这些定制纹章瓷的欧洲人均是非富即贵，他们追求时尚，甚至竞逐奢华，品质自然要精细。当时中国集中了最好的工匠和原材料，并为它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颜色，把纹章瓷制作得极为精美，既有中国传统的工艺特点，又体现了精细典雅的欧洲装饰风格。这种与高贵、荣耀与权威地位相称的纹章瓷，满足了欧洲的皇室、贵族们的需求，也为欧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彩瓷纹章文化。”
多为海外购买
谢珍介绍，自己着手收藏始于十年前，至今已收藏了两百多件纹章瓷。“当时我从事旅游服务业，经常带团出国旅游，在国外看到外销瓷纹饰美丽，价格也便宜，于是就购买了一些。刚开始还收藏得比较乱，也不是专门收藏徽章瓷，而是什么都收藏一点。2007年左右，有一次请深圳文物专家帮忙鉴定藏品，他们觉得我收藏的瓷器挺不错，便建议我按照一定的套路和风格有目的地进行收藏。其中我觉得风格最独特的当属纹章瓷，于是真正开始了纹章瓷的收藏。”
谢珍表示，刚开始收藏时，由于女儿在国外读书，拓宽了收藏的渠道。“女儿读书之余，经常到外国拍卖行和古董店帮我淘一些纹章瓷带回家。有时她先拍下一些照片发邮件传给我，我就从她购买的外国纹章瓷著作中陆陆续续寻找学习相关的历史资料知识。尤其在她给我买了英国人大卫·霍华德对纹章瓷近30年的研究成果，即《中国纹章瓷》这本书后，我对纹章瓷的热爱变得真正痴迷起来。”谢珍说，“在收藏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国路易十五的家族纹章瓷。因为从皇家里面流失出来的纹章瓷本来就很少，而这个开拍卖行的老板是在其父亲死后继承遗产，便把这件路易十五家族的纹章瓷进行拍卖，可能他父亲当时买了七八千美元，期间我们经过了很多次讨价还价，最后我以3000多美元买下来，这也是我所有纹章瓷收藏中最昂贵的一件。”
郭学雷介绍说，在观看这批藏品时，有两件藏品让他印象难忘。“一件是产自约1670年至1690年的‘青花花卉十字架纹小罐’，可能是通过葡萄牙澳门耶稣会定制。因为17世纪初利玛窦神父为在中国建立该会曾经做出长久的努力，此罐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郭学雷说，“另一件则是产于约1735年到1740年间的‘青花纹章纹盘’，此纹章由盾牌上的雄鹿和宝冠组成。它可能来自米德尔堡、荷属东印度和鹿特丹的冯·施恩家族。这个家族是在19世纪得到贵族身份的。最有可能订制这套瓷器的是艾萨克·冯·施恩，他从1727年到1742年作为巴达维亚市参议员和司法顾问在东印度活动。”
谢珍也不无感慨地表示，这批纹章瓷虽是江西景德镇陶瓷烧造，但大部分是在广东上釉加工，“数百年前，它们从广东运往西方，今天，我们终于让其回归家乡。”
断代误差不过两三年
郭学雷认为，纹章瓷的工艺及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中西交融的特点。“如白瓷在景德镇陶瓷烧制，而后加彩的一些原料则从欧洲进口，再于广州加彩二次烧成。造型、图案也由西方人提供，部分装饰则融入了中国元素。而且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中国的釉上彩瓷获得了大的发展。同时，欧洲也开始了自己的瓷器生产。”
谢珍则表示，纹章瓷的产地虽然在中国，但由于是一种特别定做的外销瓷，烧制以后全部远销海外，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的记载。而目前国内的纹章瓷又极为罕见，加上史料记载和参照物的匮乏，使得研究者对纹章瓷的纹饰内涵和历史价值难以做到准确全面的认识。故这批纹章瓷的展出，便提供了相关的历史研究意义。谢珍说：“首先，纹章瓷是外销瓷中的精品，它是皇室、贵族们专用的徽章，对研究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提供重要的资料；其次，纹章瓷都有准确的制造日期，能帮中国的瓷器来断代；此外，纹章瓷可以给中国瓷器对外贸易提供重要的贸易记录，填补外销瓷在国内中文文献记载的空白，还可给中国瓷器在各个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重要的历史材料。”
谢珍强调，中国的外销瓷给欧洲纹章的记录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和载体，而纹章瓷又给中国的瓷器贸易提供了一个反映文化交流及贸易的记录，以及认识中国瓷器在各个不同时期风格变化的参照。“古代瓷器只能用年代来断代，如康熙、乾隆、嘉庆等最细也只能分为早、中、晚，而纹章瓷就能准确判断出年份，它最大的特点即是断代相当准确，误差不超过两三年。”
国内遗存少海外价格也不高
纹章瓷的产地虽然是中国，但由于是一种特别定做的外销瓷，烧制以后全部远销海外，完全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订购者、烧制年代及其图案的记载。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认为，目前国内的纹章瓷极为罕见，加上史料记载和参照物也匮乏，使纹章瓷这种中西合璧的瓷器的艺术历史价值比较少为人所知。
据了解，纹章瓷在国外的身价已经日益高涨。2005年年初，佳士得拍卖行举行的一次中国外销艺术品专场拍卖会上，一对18世纪40年代制的带菲利普五世纹章图案的外销瓷以30.72万美元创下当时纹章瓷拍卖成交价的“吉尼斯纪录”；2008年，在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对18世纪的绘有西班牙贵族奥乔亚家族徽章的粉彩描金鱼形汤盆也以62.4万英镑的高价成交。阎焰表示，目前国内专题收藏纹章瓷的收藏家还不是很多。“因为毕竟这类制成品大部分都到了海外，所以国内遗存少。当年纹章瓷烧造以景德镇和广州为最大宗，广州地区主要是加彩加工，二次制成，所以‘广彩’名贯一时。目前市场上外销纹章瓷也逐步越来越贵，被藏家所认识，市价个别的以数百万计，值得陶瓷收藏爱好者关注。”
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认为，现在纹章瓷的市场价格相对还不是很高。“国内纹章瓷收藏、研究还刚开始。但纹章瓷收藏具有相当大的潜力，这种价值主要还是体现在可以通过纹章瓷进一步了解中西文化，促进贸易、工艺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
纹章瓷收藏家谢珍以自己的收藏经历为例，认为纹章瓷收藏群体至今在国内尚属小众。“总的来说，收藏纹章瓷还是比较便宜。在我的收藏过程中，最便宜的只花了二三十美元，平时购买价格基本维持在400到600美元这一价位。”谢珍说，“纹章瓷既体现了欧洲独特的纹章文化，也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融合了多种中西方元素，又体现出中国古代工匠们高超的瓷器制作水平，是东方和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产物。尤其是现在欧洲、北美各大博物馆和许多私人收藏家都珍藏有大量的纹章瓷，加上纹章瓷本身就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艺术价值，因此对于接下来纹章瓷在中国的认识研究应该有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海外热捧海捞中国清代青花瓷
1月底，苏富比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拍卖了从越南海域打捞上来的约7.6万件中国清代青花瓷器，引起了全球收藏界的关注。为期3天的5场拍卖会取得了300万欧元的总成交额。
这批“海捞瓷”是从一艘沉睡在南海海底近300年的中国商船上打捞上来的，包括青花茶具、瓷盒和彩釉人像等，品种繁多。从形状和图案可看出，这批瓷器专为欧洲市场特制，部分瓷器上还有雍正年制的落款且大部分瓷器都产自中国赫赫有名的瓷器重镇景德镇。
据苏富比拍卖公司中国艺术品专家卡若莱·舒尔顿女士介绍，17至18世纪时，欧洲的皇王公族、商贾名士很崇尚中国瓷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清朝政府并不鼓励对外贸易，但从1999年在越南海域打捞上来的这个陶瓷商船看，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已经相当惊人。她指出，谈到中国和欧洲在历史上的经贸往来，人们提到更多的是中国丝绸，但至少从这整船的货品不难看出，中国瓷器当年在欧洲已经颇有名气。
据悉，此次拍卖会吸引了200名收藏者，其中以欧美人士居多。苏富比荷兰分公司总经理马克·格罗说：“我们对拍卖的结果相当满意，它表明收藏界非常看好中国清代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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