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欣赏。
邢窑是唐代著名的瓷窑，五代时仍烧造。窑址位于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祁村一带，是中国白瓷生产的发源地。
邢窑创烧于北朝时期，主要生产日用产品的粗瓷，造型质朴大方，粗犷豪放，是典型的北方青瓷。
隋代时期的邢窑，生产规模已经相当成熟，器物的品种较丰富，邢窑白瓷为举世闻名的唐代邢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已能烧制出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细白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中国白瓷的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此之前，许多专家普遍认为，薄胎透影瓷始于明永乐时期，而邢窑隋代透影瓷的发现，将中国薄胎瓷创烧时间提前了近十个世纪。
邢窑白瓷陆羽《茶经评价：邢瓷类银，越瓷类玉。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大中初年，有调音律官郭道源者，善击瓯，率以越瓯、邢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李肇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另外，从20世纪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明清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些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在这些著作中都提到唐代邢窑白瓷。
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
早先在河北邢窑遗址内丘城关窑区发掘的8座早期窑炉和早期堆积层，这证明了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可追溯至北朝时期，这也证明了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邢窑是中国古代的制瓷窑场，以烧制白瓷著名，有南青北白的称谓。目前在河北内丘、临城、邢台、高邑四县广大范围内发现北朝至元代各时期的邢窑窑场遗址近30处。在邢窑诸窑址中，历史等原因造就了内丘城关窑场的核心地位，是邢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区域。1996年，内丘的邢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丘城关窑场以西关一带为中心，在西关村北、村西、村西北、村南等多处区域都发现有邢窑遗址，分别编号为14号。此次发掘地点就位于西关村南编号为4号窑区的建设控制地带内。邢窑考古队于今年5月上旬开始进行发掘，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出土遗迹有瓦棺葬1座、灰坑3座、窑炉遗迹8座。
这次发掘的8座窑炉遗迹可上推到隋或北朝，发现集中且保存完整，至少有3座尚存窑顶、烟囱，作为窑炉重要组成部分的窑门、火膛、窑床、窑壁等都基本保存完好。
其中4座窑炉环绕在一个不甚规则的工作场周围，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场地，这种多窑组合在一个工作场周围的做法为国内罕见，为研究邢窑早期窑炉开凿方法、窑炉结构、工作场地功能以及烧窑过程行为等提供了考古资料。
同时，在窑前工作场下层和发掘区西部都发现了较早期的堆积层。从出土遗物看，堆积层形成的年代可上推至北朝。
文物专家表示，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一直被学界认为应早在北朝时期，但都是从零星出土物上得出的认识，没有相应的发掘地点和地层包括窑炉证据，这次发现的早期堆积层及早期窑炉正可填补此空白，也从而证明，此处乃至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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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邢窑白瓷司母戊形鼎
有人说：一部佛国史，百座艺术馆。博大精深，光华耀祖的佛教艺术，在艺术史上有着及其重要的位置，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的成就，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笔者所要说的也是佛教文化，只不过是邢窑的佛教文化艺术品白瓷佛像、佛教用品系列。
佛教从东汉时期从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从此华夏大地上得到广泛而持久的传播。佛教信徒的膜拜，历代统治集团的信仰，是石窟大肆开凿，寺庙争相构筑，而一尊尊来自印度的佛像、菩萨、罗汉、诸天，在北魏年间就开始与中国的民族艺术相融合，很快形成了中国独立风格和模式的佛像。北魏时期的秀骨清香、隋代时期的朴达拙重、唐代时期的健康丰满慈祥、宋元时期的世俗可亲，明清时期的体态丰腴。
佛造像的材质一般有石雕、木雕、泥塑、铜质、陶质、瓷质等。当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是介绍有关邢窑白瓷佛像、佛教用具等方面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让大家能更进一步的认识邢窑白瓷是博大精深的，品种是涉及多方面的。
至于邢窑白瓷何时开始制作生产出佛像、佛教用品，我想佛像、佛教用品，有原始青瓷时期就有佛像、佛教用品了。因为邢窑白瓷是由青瓷转换而来，如果说邢窑白瓷是在南北朝时期创烧的话，那么，邢窑白瓷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就开始制作生产制造佛像、佛教用品了。
邢窑白瓷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两周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高17厘米、口直径14厘米、口宽9.5厘米。胎质较白，釉色泛黄，施釉较薄。这件用白瓷制作的司母戊鼎应该是佛寺中的专用焚香器具香炉。该鼎应该是皇家寺院专用的法务，因为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邢窑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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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从东汉时期从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从此华夏大地上得到广泛而持久的传播。佛教信徒的膜拜，历代统治集团的信仰，是石窟大肆开凿，寺庙争相构筑，而一尊尊来自印度的佛像、菩萨、罗汉、诸天，在北魏年间就开始与中国的民族艺术相融合，很快形成了中国独立风格和模式的佛像。北魏时期的秀骨清香、隋代时期的朴达拙重、唐代时期的健康丰满慈祥、宋元时期的世俗可亲，明清时期的体态丰腴。
佛造像的材质一般有石雕、木雕、泥塑、铜质、陶质、瓷质等。当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是介绍有关邢窑白瓷佛像、佛教用具等方面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让大家能更进一步的认识邢窑白瓷是博大精深的，品种是涉及多方面的。
至于邢窑白瓷何时开始制作生产出佛像、佛教用品，我想佛像、佛教用品，有原始青瓷时期就有佛像、佛教用品了。因为邢窑白瓷是由青瓷转换而来，如果说邢窑白瓷是在南北朝时期创烧的话，那么，邢窑白瓷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就开始制作生产制造佛像、佛教用品了。
邢窑白瓷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两周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高17厘米、口直径14厘米、口宽9.5厘米。胎质较白，釉色泛黄，施釉较薄。这件用白瓷制作的“司母戊鼎”应该是佛寺中的专用焚香器具——香炉。该鼎（香炉）应该是皇家寺院专用的法务，因为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邢窑白瓷。
古代瓷器：唐代鲁山花釉瓷精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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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描述羯鼓，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一语，可见鲁山花瓷做成的羯鼓，在唐代负有盛名。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鲁山段店村窑址发现了花釉腰鼓碎片，从而证实了鲁山花釉瓷之说，说明唐代鲁山窑是花瓷的主要产地。田野考古还发现，河南郏县等地也生产同类花瓷，北方其他窑口，比如邢窑，也偶有出现。根据考古发掘情况来看，鲁山窑创烧于唐代而终于元代。宋金时期，窑场扩大，除了烧制黑釉瓷器之外，也大量烧制磁州窑风格的瓷器，甚至还发现了汝窑系青瓷。可见鲁山窑是一个品种繁多、可以烧制高档瓷器的著名窑场。鲁山花瓷存世量不多，但艺术成就很高，油彩泼墨般的装饰效果，豪气奔放、气贯长虹，对后世陶瓷装饰艺术影响巨大，是一个需要特别介绍的品种。鲁山花釉瓷中，拍鼓最为著名，完整器罕见，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件完整的传世品。其他器型以罐、壶居多，间以少量盘碗。
关于邢窑“盈”字款的研究
邢窑为北方白瓷名窑，始烧于北朝，衰于五代，终于元代，烧造时间大约九百余年。其技术水平在隋代已登峰造极，烧制出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细白瓷。邢窑白瓷分为粗白瓷、普通白瓷和细白瓷，粗白瓷胎质粗松，胎色泛黄，胎面一般要施化妆土；普通白瓷胎色较白，少用化妆土；细白瓷胎釉的洁白度较高，胎质细腻，釉面光润，不用化妆土。从有关邢窑白瓷的考古发掘来看，邢窑细白瓷多发现于唐长安城的宫殿或寺庙遗址，如大明宫、青龙寺、西明寺等，其中一些白瓷的底部刻有“盈”字款或“翰林”款。近年来，在西安地区的一些唐墓中也出土了刻有“盈”字款的邢窑细白瓷。与细白瓷相比，邢窑的粗白瓷和普通白瓷的出土数量更多。由此可见，邢窑白瓷在唐代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邢窑白瓷体现了唐代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当时曾作为地方特产向朝廷进贡。其署“盈”字款者，一般认为与皇宫内的“大盈库”有关。大盈库在《新唐书》《旧唐书》中均有记载，玄宗、肃宗时称之为“百宝大盈库”。大盈库是皇宫内最大的储存金银财宝的库房，此库内的财物只能由皇帝支配、使用。目前已发现的“盈”字款邢窑白瓷以碗最为多见，另有执壶、盒、罐等。
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刻有“盈”字款的白瓷器物在唐代遗址和墓葬中时有出土。“盈”字款白瓷的发现，为研究唐代贡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故引起了考古文物和古陶瓷界的广泛关注。
根据“盈”字款白瓷出土的时间，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二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后；三是本世纪初。 上世纪50至70年代出土的数量不多，见于报道者只有195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残片和1975年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执壶，此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盒。 上世纪80至90年代出土的数量渐多，见于报道者有1980年西安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州，1984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85年西安唐西明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92年西安唐青龙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白瓷执壶，1994年内蒙古赤峰市早期辽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大碗，199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翰林”、“盈”字双款白瓷罐。尚未报道者有1990年河北宁晋县北河庄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盈”字款白瓷罐，1991年河北隆尧旧城镇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
本世纪初出土数量大增，见于报道者有2002年西安唐新昌坊遗址出土的五件“盈”字款白瓷执壶和四件白瓷盘，2003年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门瓷盏托。尚未报道者有2000年河北内丘北大丰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和2001年出土的两件“盈”字款白瓷罐与一件白瓷碗。 1957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盈”字款白瓷片后，首先引起争议的是其产地在何处，当时曾出现过两种有影响的意见：第一种认为这种白瓷可能是巩县窑的产品，理由是唐文献中有“河南府”(洛阳)进贡白瓷的记载，而在已发现的唐时属于“河南府”的巩县窑窑址中已发现了白瓷；第二种认为可能是河北定窑的产品，理由是在已发现的晚唐定窑遗址中也发现了白瓷，再加上定窑在五代、北宋之时又有刻款的习惯。 1957年冯先铭先生曾去西安考察，对这两种意见不大同意。他认为唐文献中虽有河南府贡瓷的记载，但巩县窑白瓷的胎釉发土黄，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的胎釉洁白不合，因此这种白瓷不像是巩县窑产品。至于定窑晚唐白瓷的胎釉倒是洁白的，与大明宫出土的白瓷很接近，但唐文献中并没有定瓷进贡的记载，因此也不可能是定窑产品。冯先生认为唯一有可能的是邢窑，理由是根据文献记载邢窑白瓷进贡，且其色类雪，此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完全相合。但由于当时邢窑窑址尚未发现，因此感到“苦无窑证”。 临城唐代邢窑遗址发现后，1980年12月13日，冯先铭、欧志培两位先生在河北师大杨文山先生等的陪同下，对临城的岗头、祁村、西双井窑址进行了考察。考察中，冯先铭先生一再提醒杨文山先生在窑址中留心“盈”字款标本。其后在1981年4月15日～17日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期间，冯先铭先生又提到了“盈”字款问题。
据冯先铭先生的提醒，杨文山先生与临城县参加窑址调查的调查者虽然在临城窑址中找到了一些“王”、“弘”字款的标本，但“盈”字款标本始终未见。直到1984～1985年，内丘县文物组在内丘境内进行普查时，才在城关窑址发现了大量的“盈”字款白瓷片，从而使冯先铭先生认为大明宫“盈”字款白瓷产地可能是邢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按内丘邢窑遗址发现“盈”字款标本，有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最早是1984年贾水禄先生在外贸局院内土坑中发现了一片；其后是1985年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十多片；到2003年，又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20多片。 内丘邢窑遗址“盈”字款器物标本的大量出土，按理说“盈”字款贡瓷的产地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有些研究者因受定窑产地说的影响太深，所以对邢窑出土大量“盈”字款标本的事实不加理睬，在事过10年之后，仍然坚持其产地是定窑的看法，如199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报道赤峰墓葬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大碗时，明确认定其产地是“定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盈”字款白瓷的产地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开始将“盈”字的含义转为主要话题。关于“盈”字含义的解释，研究者的分歧很大，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认为“盈”字形近“盌”字，“盌”即“碗”，因此碗刻“盈”字是“以字标物”。这种解释最早是1957年大明宫出土“盈”字款白瓷碗残片以后，由西安文物考古工作者提出的。1984年河北省邢窑研究组成员毕南海先生访问西安，在谈到“盈”字款的含义时，西安有些文博人员仍然坚持这种意见。 第二种认为“盈”字可能是内丘窑址某一窑主的“字号”。这种解释最早是由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的某些成员提出的。认为“盈”字作为“字号”，可能是“姓氏”用字，或“名”中用字，也可能是“吉祥”字，根据是临城窑址中发现了多种类似“字号”的字款，比如“王”、“楚”、“季”、“弘”等。这种解释出现后，曾受到内丘文物工作者的批驳。 第三种认为“盈”字款是内丘邢窑“专为宫廷烧造贡瓷”的一种标志。这种解释最早是由内丘县某些文物工作者提出的。由于当时临城窑址发现了姓氏款标本，而内丘窑址中尚未发现，故他们认为“临城窑是民窑，不烧贡品，不受官府控制，所以窑主可以刻上姓氏作为商标”；而内丘窑因“专为宫廷”烧造贡瓷，“受官府控制”，不能刻姓氏。正是因为如此，故在内丘窑址中只发现了作为“贡品”标志的“盈”字款，而“没有发现姓氏刻铭”。 第四种认为“盈”字是唐宫内“百宝大盈库”的一种标记。这种解释最早是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唐中期或者中晚期内府设有皇帝私库，名为“大盈库”或“百宝大盈库”，进贡白瓷上刻的“盈”字，应是“以百宝大盈库之‘盈’字作为标记、专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
以上四种解释各有各的道理，但以哪种为是，笔者愿作如下认识： 第一种认为“盈”即“盌”的解释是绝对不能成立的。理由是“盈”、“盌”二字虽然形似，但“盈”绝对不是“盘”，含义更不是“以字标物”，如果说“盘”上刻“盈”字是“盌”即碗，那么刻在执壶、盒、罐的“盈”字又该如何解释?我想是无法回答的。 第二种将“盈”字解释为“字号”是一种推论，是根据临城窑址发现多种类似“字号”字款标本后的推论。按这种推论，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有可能”，但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实据来，因此这种带有推论性质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以“盈”字为贡瓷“标志”的解释太笼统，以内丘窑址只有作为贡品“标志”的“盈”籽而无“姓氏刻铭”的说法太冒险。理南足一旦内丘发现了“姓氏刻铭”怎么办?果然，后来内丘出土了“和”字埙，无疑使这种解释不攻自破。 第四种将“盈”字解释为“大盈库”标记，从文献记载上是有根据的，因此比较具有说服力，故研究者多从其说。2001年邢台市清风楼东侧南长街施工时，在土坑中出土了一批“大盈”款白瓷残片，无疑为“盈”字为“大盈库”标记的解释提供了有力的物证，从而使这个长期争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古代瓷器：五代时期邢窑白瓷赏析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中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五代邢窑白瓷五瓣口盂，高8、口径10.8，底径6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盂口沿外侈，为五瓣葵口，束颈，圆鼓腹，圈足。白色胎，坚硬细密。釉色洁白微泛青，施釉不及底，下腹和底足均无釉，透影性强。该盂质白细腻，器形工整，从胎、釉、造型和装饰上来看，无疑为北方邢窑的产品，其用途为文房用具。白瓷虽然在北朝时期已开始出现，但真正烧制成功则在隋代，除了历年来全国各地纪年墓葬出土的白瓷外，1980年8月，在今河北临城、内丘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白瓷残片及窑址则可证明，而这里也是中外陶瓷学者提起的南青北白中邢窑的所在地。邢窑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邢窑瓷器多朴素无纹，仅有少数划花贴花之物。虽然比同时享名于世的越窑青瓷之多有纹饰而似乎略有逊色，但是就烧制技术来说，白瓷的烧成条件显然要求比青瓷要高。该瓷器做为有准确纪年墓葬出土的邢窑产品，在全国都是很罕见的，它是现存五代邢窑白瓷中最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胎体具有极强的透影性，釉色符合唐人陆羽《茶经》中所说邢瓷类银邢瓷类雪的特点，整体造型舒展大方，装饰拙朴，表现了一种沉静素雅的艺术风格，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房艺术珍品。
五代邢窑白瓷柳斗纹高足杯，高5.8、口径8.1、底径4.3厘米，1956年11月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器口沿为五瓣葵口，弧腹，高圈足，足底外撇呈喇叭状。杯外壁模印柳斗状纹饰。胎体呈白色，胎体薄，透影性极强。通体施白釉，微泛青，晶莹透亮。柳斗，是用柳条或藤条编织的用具，窑工先制作好瓷坯，再摹拟柳斗编织的图案，在素胎上模印出柳斗纹。从这件小器物上可见制作者匠心独运，美化提炼，将柳斗与陶瓷工艺特点相结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情趣的陶瓷精品。 该白瓷柳斗纹高足杯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的精品，瓷质透影性强，造型端庄舒展，并在有可靠纪年的墓葬中出土，是研究五代时期白瓷的重要资料。
五代邢窑白瓷仰莲注子，高6.7、口径4、底径3.8、足径3.8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小口，圆唇，球形腹，圈足。六棱形短流，宽扁带式曲柄，口沿以下饰两道凹旋纹，腹部浮雕六瓣仰莲纹。胎色洁白，质地细腻，通体施白釉，釉质莹润，造型优美，装饰新颖，为五代时期邢窑产品。该器物的造型承袭唐代风格，腹部造型又区别于唐代器物，特别是其腹部雕刻的莲瓣纹饱满、挺拔、构思巧妙、造型独特。莲花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瓷器上的莲纹一般都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这件瓷器装饰莲花纹也是如此。该注子形体较小，一些专家认为其可能是文房用具。五代时合肥地区属南唐国所辖，南唐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文人对文房用具的使用最为精雅考究，在五代十国中居最高水平。该器物做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白瓷产品，出土于纪年墓葬，是现存五代时期瓷器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对于研究邢窑的晚期生产情况和对该时期产品的鉴定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古代瓷器：邛窑唐代三彩瓷欣赏
图1唐三彩水盂
图2玻璃绿釉水盂
图3唐三彩执壶与水注
说起四川古陶瓷，必然首先想到邛窑，因为它是四川盆地乃至我国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古陶瓷窑。而且以邛崃十方堂窑为首，加上都江堰玉堂窑、成都琉璃厂窑、乐山荻坪山窑、雅安芦山窑、遂宁龙凤镇窑等等，组成了庞大的邛窑系。
从隋代开始，邛窑以其创烧的乳浊绿釉、铜红釉、釉下多色彩绘瓷和高温唐三彩而统领大西南陶瓷业700余年，给后世留下许多高古陶瓷珍品，其中，高温唐三彩就是邛窑留给我们的美轮美奂的奇葩。从图1的几件邛窑高温唐三彩水盂不难看出，色彩艳丽、釉面闪光多细片、修胎精细、胎体轻薄、形似金器这些正是邛窑高温唐三彩的主要外在特征。为什么它们历经一千多年仍靓丽如初？这就取决于它们的内在特征了，其秘密就在釉和彩料的配方中。
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邛窑这种透明玻璃釉彩的成分如下：
透明绿釉：二氧化硅59.91%,三氧化二铝10.11%,三氧化二铁2.56%,二氧化钛0.73%,氧化钙17.52%,氧化镁4.27%,氧化钾1.54%,氧化钠0.32%,氧化锰0.47%,氧化铜1.48%,五氧化二磷1.87%.透明黄釉：二氧化硅59.92%,三氧化二铝10.76%,三氧化二铁2.96%,氧化钛0.72%,氧化钙16.54%,氧化镁4.50%,氧化钾1.38%,氧化钠0.43%,氧化锰0.37%,氧化铜0.08%,五氧化二磷2.34%.由于邛窑高温唐三彩不含氧化铅，无泛铅现象，烧成温度达1100℃以上。这样大大增加了釉彩的化学稳定性，因此可以作为各种高档实用器，以替代需求剧增的金银器，所以邛窑唐三彩器型多为仿金银器型，依型断代要参照金银器才行。许多带足圈、甚至高足圈的邛窑三彩器，是唐代、最迟不晚于五代的制品。
图2的唐代高温玻璃绿釉水盂胎白、釉翠，润如宝石，很有视觉冲击力。它呈略扁的球状，体态优美。水盂、砚、洗、水注或砚滴等文房类器物是邛窑高温唐三彩的一大门类，这类器物大都小巧玲珑，漂亮可爱，加之无铅无毒，令人爱不释手。图3的唐三彩执壶与水注，用作酒具和文房用具。它们色彩浓艳，由黄、绿、褐等多色组成。虽然胎体褐红，但厚厚的白色化装土形成了白色衬底，使得色彩格外鲜艳。图4-1、图4-2的唐三彩花口折壁洗体态灵动，色彩艳丽，给人以流光溢彩之感。这些高温唐三彩文房用具与珍玩，恐怕不是为一般百姓所制作，而是为因安史之乱而入川的高官显贵、财主富商或文人墨客专门制造的。从出土情况来看也能说明这一点，邛窑高温唐三彩几乎都出土于成都和邛崃城市中心地带，其他地区很少发现，即使在邛崃十方堂窑址高温唐三彩标本也很少见，而邛窑其他产品却分布很广，遍及四川盆地、西部周边省份及长江下游地区，这说明当时邛窑高温唐三彩的供应范围十分狭窄。邛窑高温唐三彩往往跟乳浊绿釉瓷分布在同一地层，烧造年代主要是中唐到晚唐时期，可能延续到五代。众所周知，唐代有过两次皇帝入川，因避安史之乱唐玄宗于公元756年10月入川，在川呆了一年零两个月;124年之后的公元881年，唐僖宗避黄巢起义入川，并在川达四年之久。很可能正是这类重大事件给邛窑带来了烧制高温唐三彩的契机。邛窑高温唐三彩体现了邛窑兴盛期的烧造水平，是邛窑的代表作之一。
图4-1唐三彩花口折壁洗
图4-2花口折壁洗底部
图5唐三彩五足炉
图5的唐三彩五足炉足部为兽头状，增加了几分神秘。唐宋时期香炉不但用于敬佛、供祖、驱邪、避灾，而且还普遍用于士大夫阶层修身养性的香道。已故台湾著名学者刘良佑先生对香道研究极为精细，当他看到唐代邛窑有许多精美香炉时，曾不禁发出唐风香韵如此盛行的感叹。也许正是香道的盛行，造就出唐宋时期那么多的文化巨匠。图6-1的唐三彩净瓶式香具黄地绿斑，彩色靓丽。它的造型很是奇特，外形像净瓶，腹部有对称的两个穿孔，而且从图6-2的底部图可以看出它是无底的。这种奇特的造型用意何为？它是香薰上半部还是香插？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
图6-1唐三彩净瓶式香具
图6-2香具底部
图7唐三彩玩偶
图8唐三彩胡人骑狮
图7的唐三彩玩偶和图8的唐三彩胡人骑狮都是优秀的捏塑作品。头部用模具成型，周身用手捏塑，组合后再加以刻划，通体施高温透明玻璃釉，十分生动传神。由于釉中不含铅，无论作为案头观赏还是儿童玩具，都不用担心铅毒。图8骑狮的胡人长衣小帽，似中西亚人模样。图9的玻璃绿釉胡人顶灯形灯座釉面极为光亮，图10的唐三彩胡人顶灯形灯座则色彩丰富。二者的胡人都是深目高鼻，长发披肩，穿着极少，似南亚人模样，跟图8骑狮的胡人有明显区别。这说明当时四川不但通过北方的丝绸之路跟中亚、西亚有经济文化往来，而且还通过南丝绸之路跟南亚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胡人形象威武，像位大力士。这样豪华的灯具恐怕不是普通百姓能用得起的。
图9的唐三彩蹲式龙不但高达37厘米，而且塑造和雕刻细致入微。一条蓄势待发之龙蹲坐在一个圆形器盖上，龙首高昂，充满皇家风范。龙体中空，底部的圆孔与张开的龙嘴相通，看来它是一个大型豪华香薰的上半部分。能够使用这种顶级香具的人其社会地位恐怕非同一般。迄今为止，这样的龙饰器物仅仅发现这一件。
图9唐三彩蹲式龙
图10-1甘肃发现的邛窑唐三彩海棠杯
图10-2海棠杯顶视图可看出三芝麻钉痕
图10-1、图10-2是最近甘肃发现的四川邛窑高温唐三彩海棠杯，不但在金光闪闪的底色上绘有鲜艳的绿斑、褐斑，而且还在内表面九块斑彩处压制出九个花纹，图案为花朵、飞鸟、枝叶、果实等。这是一件邛窑唐三彩精品。如果仔细观察图10-2的中央部位，就会发现有三个均布的小圆点，这是三芝麻钉的支烧痕迹。除了这三点之外，整个器物满釉。许多邛窑高温唐三彩碗、盘、杯等都采用这种支烧方法，而且不少是覆烧。邛窑在唐代就大量采用匣钵、温标、三芝麻钉、覆烧等技术手段，显示出邛窑技术的先进性。
图11三芝麻钉支烧窑具
即使在四川，除成都、邛崃以外，很难见到邛窑唐三彩的影子，为什么它却在甘肃现身？是否跟唐肃宗李亨于756年在宁夏灵武即位有关？虽然这难以知晓，但这至少表明在唐代四川通往西北的蜀道并不是难于上青天，在蜀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西北大漠的文化营养。邛窑陶瓷文化无疑是伟大中华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