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越窑、哥窑、景德镇窑……提起陶瓷，你也许会想到这些著名的陶瓷窑。苏州历史上有没有这种窑？最近，古陶研究者张文献等人在吴中区东山镇某村发现了一处窑址，苏州考古研究所专家初步判断为2000多年前至1500年前的陶瓷窑。据介绍，这也是苏州地区首次发现大型古窑址。
陶瓷碎片遍地可见
在东山镇某村一幢新建房屋的西侧，那里堆着一些形状不规则的碎陶片。再向北走就是两个鱼塘。当地一位村民介绍说，鱼塘和周边地区原先都是水稻田，几年前挖鱼塘，挖到三四十厘米深时，便发现了大量的古陶瓷片。
在鱼塘的东面，几位果农开沟时，从泥土里挖出的陶瓷碎片就更多了，黄色的、赭石色的、淡青色的……最大的一块碎片足有脸盆那么大，看样子是一个陶罐的底。有的陶片上还有网格状的细小花纹，看上去很是精美。
找到“支钉”和窑具
除了普通陶片和陶罐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两个带“支钉”的残件。专家说，这是判断是否窑址的依据之一。
原来，陶瓷是一窑一窑烧制的，每一窑数量都十分庞大。但如果陶瓷的毛坯不隔开，烧好后就会粘在一起，因此人们想出了使用“支钉”的办法。把“支钉”放进毛坯，就可以起到分隔毛坯的作用了。
除了发现支钉，这里还发现了窑具的碎片。窑具是烧窑的工具，这也足以证明，这一带原先是个窑址。
曾考察了全国众多古窑的专家张文献说，设窑的地方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运输方便，二是有瓷土，三是取柴方便。东山靠近太湖，南面又有山岭，地表以下的土就是瓷土。因此，完全符合设窑的条件。他估计，东山镇这个窑占地面积很大，起码几百亩，可能整个村都是窑址。
年代横跨1500年
该窑址发现的陶瓷碎片中，有西周印纹陶片、春秋战国原始青瓷片、秦汉陶釉器片、两晋至唐早期的越窑青瓷片。因此，专家初步判断，该窑址始烧于西周时期，终于唐朝早期；烧制年代横跨1500年以上。不知什么原因，这个窑在唐朝早期便被废弃了。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张照根说，江苏省发现的陶瓷窑址很少，只有宜兴那里少量发现过，因此东山的这个窑址，对考证苏州的陶瓷制作史是非常有意义的。
说到苏州地区的窑址，大家也许会想到相城区的御窑，黄埭高坟墩也发现过唐朝时期的窑。但这些窑都是烧制砖瓦的，与此次发现的烧制陶瓷的窑并不相同。
延伸阅读
陶瓷文化鉴赏-古窑址
泉州港在唐代已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之一，宋元时期发展为驰名世界的贸易大港。从泉州输出的货物中，陶瓷制品占有很大的比重。至今在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以及环印度洋地区乃至欧洲，发现大量中国陶瓷的遗存物，其中不少是产于泉州地区的古瓷窑。泉州地区制造陶瓷的历史十分悠久。很久以前，居住在晋江流域的古越族人就懂得烧制陶器。考古发现数十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都可以见到印纹陶片，一些地方还伴有青绿釉陶。这是泉州陶瓷生产的起源。迄今为止在泉州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窑址，是位于晋江市磁灶镇下官路村西双溪口处的溪口山西坡，始于南朝晚期延续至初唐的窑址。该窑废弃1300多年，地表已垦为农田。从周边遗留的瓷片和窑具及尚存1米左右的堆积层可以看出当年的生产已有相当规模。产品以罐、缽、盆为主，碗、盏次之，还有盘、瓮、盘口壶等，器物胎质坚硬，施青釉，大多粗糙而笨重。唐朝至五代是泉州陶瓷业初步发展时期。现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古窑址有18处，其中以沿海的晋江、惠安居多。产品主要有四系或双系罐、缽、碗、盘口壶等，胎质坚细且较薄，呈灰白色，釉色有青、黄、褐、黑。与磁灶溪口山古窑址出土的陶瓷残片相比，质量明显提高。泉州在唐代已步入对外贸易港的行列，至中晚期，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五代时王审知、留从效、陈洪进相继割据长达数十年之久，海外贸易却有新的发展。王延彬任泉州刺史二十多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称招宝侍郎”。《清源留氏族谱》记载了五代末年，泉州的“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还，民甚称便”。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泉州生产的陶瓷器物已是外销的主要货物。韩槐准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中说，波罗洲之文莱发现的唐代两耳罐，与在安溪县出土的随葬品无异，马来半岛发现的唐代耳罐，也与在肖厝区山腰镇唐基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这些实物资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五代时期泉州陶瓷业发展的状况。宋元时期，泉州的陶瓷业伴随着泉州港的日益兴旺而迅速发展起来。陶瓷业的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海外贸易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又直接带动陶瓷业的发展。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事务。元代泉州多次设行省，海外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大港。泉州的陶瓷业在宋元时期有较大的发展，主要的原因是依托于泉州港而十分便利地把产品推向海内外市场。为了防止钱币外流，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规定凡买外货，“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这一规定无疑加强了陶瓷器物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必然要刺激陶瓷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南宋偏安江南，福建被视为后方，社会较为安定，北方因战乱或不满异族统治的移民来到这里，他们带来的新技术，也促进了泉州陶瓷业的发展。宋元时期，泉州的陶瓷业生产，无论在规模或质量上，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至今在泉州地区发现的宋元古瓷窑已有133处，主要分布在德化、南安、安溪、永春、晋江等地，其中又以德化的宋元古瓷窑最为引人注目。德化于后唐长兴二年（931年）正式置县，属泉州管辖。宋元时期，德化生产的青白瓷就以其质美量多而闻名海内外。现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古窑址有42处，半数以上集中在城关周围的浔中、盖德、三班等地，其中以盖德的碗坪仑窑址和浔中的屈斗宫窑址保存较好。碗坪崙窑址坐落在城关以西约5公里的一处山丘上，周边约1500平方米的范围之内，堆积着厚约2米的匣缽和瓷器的遗存物。经发掘发现两座龙窑残基和数以千计的标本。据专家研究认定，碗坪崙窑址系北宋晚期至元朝初年的古窑遗址。龙窑，或称土龙窑，俗称蛇目窑。这类窑依山坡而建，头下尾上，头为燃烧室，也称火膛，尾置烟囱，利用地势坡度增强窑室烧成时的空气抽力。窑室为阶级式，每级称为一目，于两边设投柴烧火孔，数级立一窑门以供装运瓷器之便。龙窑目数无定式，可增可减，长者二三十，短者十几目而已。以松木、松枝或杂草、山芒为燃料。碗坪崙发现的两龙窑，仅存窑基遗迹。一座残长3.7米，最宽处1.4米，高约1.5米。有半圆形火膛，约0.8米×0.45米，膛前有半圆形灰池，膛后窑床高出0.43米，呈10度斜坡。窑底铺沙，窑后设挡火墙，墙下有火道，分前后两排，相距0.2米，每排通火孔9个，窑墙用耐火砖，窑顶用扇形砖拱砌而成。另一座仅存窑身中间一段，残长12米，宽2.6～2.8米，亦呈10度斜坡状，用砖砌成的窑墙上可以看到残存的玻璃质烧结面。有窑门5个，宽0.4～0.55米。两窑切是托座叠烧式的瓷窑。碗坪崙窑的产品以纯白釉、青白釉和青灰釉瓷为主，另有少量酱褐釉瓷。器物均以转轮托胎成型，胎质细致，薄而硬，呈白色。釉层较薄，纯白釉釉色洁白，青白釉则色调不一，介于淡绿与白色之间。所见瓷器按用途分类，属饮食品类有碗、盘、缽、碟、执壶、注子、军持等，陈设器类有瓶、炉、笔洗等。纹饰以花草为主，构图疏密有致，层次分明，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工艺分刻画和模印两种，有的器物上还有制作者的铭文。屈斗宫古窑址位于浔中镇宝美村破寨山西南坡。1976年4月由省、市县和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联合组成“福建省德化屈斗宫古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队”，历时三个月完成发掘工作，发现古窑床一座，出土800多件生产工具和67900多件完残瓷器。
陶瓷文化鉴赏-湖田古窑址
湖田古窑址
坐落在我国宋代著名窑场、雄居青白瓷生产魁首地位的湖田窑遗址上的景德镇民窑博物馆，湖田窑是我国宋、元两代各大制瓷规模最大，延续烧造时间最长、生产的瓷器最精美的古代窑场。遗址保存的遗物非常丰富，历代古窑启遍地，有宋末的“马蹄窑”，明早中期的“葫芦窑”等。在该遗址上建立起来的湖田古窑址陈列馆，展示了在这里出土各种窑具和瓷器。１９８２年，湖田古瓷窑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2003年9月25日正式揭牌。此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始建的湖田窑陈列馆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整修，调整补充藏品，完善景点布局后，改为现在馆名对外开放的。在湖田窑遗址约40余万平方米的地下，积淀了五代至明朝（公元907年至1644年）制瓷历史的丰富遗存，它清晰地反映了700多年间陶瓷工艺史上重大变革和集我国制瓷历史之大成的全过程，是全国乃至世界陶瓷史学研究者、陶瓷艺术爱好收藏者和中外游客的朝圣之地。
民窑博物馆不仅收藏陈列了湖田窑各个历史阶段生产的各类典型标准器物和历次考古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及标本，还保护了宋、元、明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弥足珍贵的窑炉、制瓷作坊等遗迹，向人们展示了古代制瓷场景。在民窑博物馆目前确定的12处26万平方米的保护区范围内，较完整地保存了历史原貌，它的历史地位和人文价值，使湖田窑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扬海内外。
隋唐文化陶瓷发展史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
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陶瓷文化：古瓷明珠话建窑
建窑座落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后井、池中村旁；距建阳市区约35千米。水吉镇历史上曾属建州辖地（州衙驻地在建瓯）,建窑因处古建州辖地而得名。因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建窑”又有“水吉窑”“瓯宁窑”等称呼；由于建窑以生产黑釉瓷器见长，故文献上又有“乌泥窑”等记载。建窑窑址主要分布在芦花坪、牛皮仑(包括庵尾山)、大路后门和营长乾(又名社长埂，包括园头坑)等处，遗物分布面积约12.6万平方米。建窑创烧于唐代，兴盛于两宋，宋末元初趋于衰落以至停烧。历史上建窑以烧造风格独特的黑釉碗著称，俗称“建盏”。建盏釉色品类丰富，尤以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名贵瓷品饮誉海内外，成为建窑系黑釉瓷器的命名窑场。200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窑在唐代中晚期已开始烧造瓷器。此时产品为青瓷。五代末至北宋初，开始烧制黑釉瓷。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是建窑的鼎盛时期，其杰出成就表现在变幻莫测、绚丽多彩的釉色方面，黑釉达到极致，代表性的釉色有乌金釉、兔毫釉、油滴釉及鹧鸪斑、曜变等；器形则以碗(盏)为主，兼有少量灯盏、钵、高足杯、罐、瓶等。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坚硬，胎色灰黑；釉汁肥厚，胎釉结合致密。宋末元初建窑还生产青白瓷，胎白釉润。
两宋时期，上自宫廷皇室、下至布衣之家，对建盏都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彩色也。”建盏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功能令人叹为观止，并成为宋代社会的特殊文化载体。1935年6月，美国人詹姆斯·马歇尔·普拉玛到建窑进行考察，趁当时兵荒马乱，雇佣当地村民盗挖建盏并运回美国。建国后，先后有来自国内及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新西兰、新加坡、韩国、比利时、西班牙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德国、南非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到建窑参观考察。1960年10月和1977年5-7月，厦门大学、省博物馆和建阳县文化馆联合对芦花坪窑址进行了二次科学发掘。1989年12月至1992年7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省博物馆和建阳市博物馆联合对大路后门、营长乾和庵尾山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科学发掘，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基本摸清了建窑发展的历史脉落。考古队清理了晚唐五代至宋末元初的龙窑基址十座，其中90SJY3长达135.6米，为国内已知最长的古代龙窑，亦堪称世界之最。1999年，建窑遗址考古发掘(1989-1992年度)被评为建国五十年来福建省十大考古发现。建盏属于古代结晶釉的范畴，含铁量较高。在高温熔烧过程中，由于窑内火候的高低和气氛的变化，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这些釉面花纹与华丽的彩绘或繁缛的雕饰不同，它们是釉料在一定的温度和气氛中产生变化的结果，变化莫测，似为“窑神”之作，具有神秘的艺术魅力，博得了众多文人雅士的喜爱和赞颂。建盏釉层普遍较厚，釉汁肥润。由于建盏都用正烧，故口沿釉层较薄，而器内底聚釉较厚；外壁往往施半釉，以避免在烧窑中底部产生粘窑；由于釉在高温中易于流动，故有挂釉现象，俗称“釉泪”“釉滴珠”，这是建盏的特点之一，其他建窑系仿建产品往往达不到这种效果。建盏玻化程度较高，釉面光亮但不刺眼，给人以宁静庄重之感。由于釉料配方的不同，窑内温度及气氛的变化等因素影响，建盏釉色呈现多种纹理。建盏的胎质含铁量较高，色黑或灰黑、黑褐；胎骨厚实坚硬，扣之有金属声，俗称“铁胎”，手感厚重；含砂粒较多，故胎质较粗糙，露胎处手感亦较粗。从烧成工艺分析，建盏为高温烧成，若胎土淘洗太细，则器物易变形。正由于建盏胎体厚重，胎内蕴含细小气孔，利于茶汤的保温，适合斗茶的需求，所以，在宋代成为最上乘的茶具之一。建盏是宋代饮茶习俗与审美方式高度融合的统一体，它的兴起与宋代盛行的“斗茶”之风密不可分。说到建盏，必然联想到“斗茶”。闽北地区历来盛产茶叶，乌龙茶、红茶、白茶等闻名遐迩。北宋蔡襄所著的《茶录》（成书于1049～1053年）和宋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成书于1107～1110年）书中，以及苏东坡、范仲淹等一批文人雅士的诗文中，都把当时的“斗茶”描写得维妙维肖，激起了世人的浪漫情怀，对“斗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斗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项乐事。为了创造最佳的斗茶效果，不仅需要茶品好，技巧娴熟，而且需要优质的茶盏，此所谓“好马配好鞍”。宋人“斗茶”以茶色白者为上品，故《茶录》说：“茶色白，宜黑盏”，这样黑白分明，一目了然。建盏的特性最适合“斗茶”。首先，建盏的釉色变幻莫测，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纹样令人美不胜收，具有浓郁的东方艺术色彩，这种装饰纹样既依靠釉料配方的变化，又依托窑内烧成温度与气氛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纹理，具有无穷的艺术魄力，似为“鬼斧神工”之作，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其次，建盏造型别致，边薄底厚，胎骨厚重、坚硬，具有良好的保温性和隔热性。当地百姓至今流传一种说法：三伏天用建盏盛菜越宿不馊。再者，建盏口大足小底深，盏口面积大，可以容纳更多的汤花且便于观赏，而足小底深则易于茶渣沉淀和倾渣，以免影响茶色。建盏的诸多优点使其他窑场生产的茶盏大为逊色，因此成为宋代最佳的“斗茶”用具。在宋徽宗时，建盏已作为宫廷御用茶盏，由此，建盏身价倍增，备受社会青睐。文人墨客更是不惜诗文大加赞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1037-1101)在《送南屏谦师》诗中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味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出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谦师—北宋时期高僧，精于“斗茶”之道)。宋代“斗茶”成风，文人咏茶成趣，对建盏推崇备至，客观上刺激了建盏的生产。这也是建窑窑炉密布、瓷片窑具等堆积如山的原因。建盏在哪里出现，“斗茶”就在那里上演。宋代建窑的窑炉长度多在70米以上，多条窑炉超过百米，有的一窑产量高达10万件，令其他窑场自叹不如。视其原因，与宋代大量的社会需求、特别是“斗茶”的需求密不可分。建窑为斗试家们提供了上乘的茶具，增添了无尽的生活情趣；而茶风的倡导和传播又促进和壮大了建窑的生产规模，使之成为一代名窑。盏因茶而兴，茶因盏而荣。宋元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对外文化交流频繁，也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福建泉州港和福州港迅速崛起并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瓷器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大量销往海外。特别是南宋时期，国家鼓励出口，同时，为防止钱币外流，规定凡外货不用金银铜钱，而以瓷器绢帛为代价兑换，因而瓷器输出量更大。据宋赵汝适《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即公元1225年)、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等文献记载，早在南宋时期，建窑生产的建盏就已大量销往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风靡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使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镰仓幕府时代(公元1192-1333年)，日本的僧侣们来到我国浙江临安天目山径山寺学佛，回国时带回了一批黑釉茶碗。因碗采自天目山，故称之为“天目碗”；此后，“天目瓷”逐渐演变为日本陶瓷界和收藏界对中国黑釉瓷的统称。据有关学者考证，“天目”一词见诸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十三世纪中叶。也有学者认为出现在日本庆永年间（公元1394—1428年）。伴随着中国茶风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建盏也越来越受到日本各界的喜好和珍爱，并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一直被视为茶具中的瑰宝而珍藏，武士贵族间举办盛大茶事活动，往往以拥有一件建盏而荣耀。据日本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先生统计，日本国内各大博物馆、寺院、美术馆和民间都收藏了不少建盏精品，包括兔毫、油滴、曜变等。尤其是“曜变”天目碗，目前仅日本收藏三件完整器；此外，日本还收藏十几件宋代建窑油滴茶碗，其中既有国宝级的、也有重要文化遗产级的。建窑自宋末元初改烧青白瓷器，黑瓷工艺随建窑的衰落而被历史的尘土掩埋了六百多年之久。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挖掘建盏的技艺、恢复建盏的生产受到社会的关注。1979年，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梅键鹰教授等主持开展建盏的恢复研制工作，攻关小组在建阳瓷厂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终于在1981年3月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了恢复研制的仿宋建窑兔毫盏的样品，并获得了有关人士的好评。此后，兔毫盏逐步走入市场。建阳当地的民间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建盏的恢复制作方法。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仿宋油滴盏、鹧鸪斑盏等建盏产品也相继在建阳恢复生产，并批量上市销售。目前，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南非及港、澳、台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12月，建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年来，宋代建盏在国际拍卖市场的成交价屡创新高。其中：2011年5月11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宋代建窑银兔毫盏成交价1105250英镑（折合时价人民币约1500多万元），创造了建盏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新高。201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240万元。2016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480万元。2016年9月15日，美国纽约佳士得“临宇山人”专场预拍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107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800多万元），创下建盏成交的最高价。
陶瓷文化鉴赏-虎头埔古窑址
位于普宁广太镇绵远村虎头埔南坡，1982年6月县文物普查队发现，1982年10月，省、地、县文博部门联合发掘，共清理了15座陶窑，出土大量的印纹陶片，比较完整的有陶罐3件、窑用鹅卵石7件。陶器和陶片是泥质灰陶，器形大多为罐壶类。主要特点是高领、鼓腹、圈底、矮圈足，外壁通体饰各种印纹，有条纹、间断条纹、长方格纹曲尺纹、圆圈纹、叶脉纹、编织纹等。窑形大致可分为平面葫芦形、平面圆形和平面方形三类。平面葫芦形窑共9座，为平面呈“8”形的横穴式窑，依山势而构筑，以草拌泥作窑底、窑壁。这类窑一般长约3.50米，宽1.50米，分为窑室、火膛、火道三部分，窑室在上，火膛在下，中间连接火道，窑室中部有一红烧土台，用作放置陶坯。经考证，虎头埔古窑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
陶瓷文化鉴赏-铜官古窑址
在铜官镇至书堂、湘江港湾和石渚湖的两岸，长沙县书堂乡古城村石渚湖瓦渣坪一带，为唐至五代时期的有名古窑之一。为中国陶瓷釉下彩的发源地。
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可上溯到初唐,中后渐盛行，晚唐鼎盛，衰落于五代末年。窑址包括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赛区，北端依山临江，南端沿江面湖，相距5公里。铜官镇窑区沿江千米，有残存窑场多处，出土以碗最多。石渚湖窑区面积100多万平方米，现存20多万平方米。窑址区有采掘陶土的洞坑，其中最大一处长85米，宽35米，深6.5米。有废弃窑包，现存13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取得唐元和三年（808）纪年铭文和不少釉下彩绘画、题字诗文的瓷器．1978年50多天的调查发掘中。获得遗物2223件，按器形分44类，款式规格在百种以上。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占很大比例，有413件。实用器物、窑具、工具以轮制为主。瓷器胎多灰白，胎表大多涂有白色衬釉，瓷化程度高．纹饰有人物、山水、云气、花草、鸟兽等，美观大方。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已有不少出土，在朝鲜、日本、印尼、伊朗、埃及也都有发现。
陶瓷文化：磁州窑历代陶瓷纹饰的演变史
磁州窑纹饰(本文主要指用毛笔在瓷器上绘制的装饰纹饰)是广大磁州窑匠师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创造的。受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技法的启发，北宋初年，少数磁州窑匠师尝试着用毛笔在坯胎上点、划、涂、抹，然后挂釉入窑烧制，待瓷器出窑后，竟呈现出了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个别匠师的无意而为竟变成了全体匠师的蓄意之作。历经宋、金、元、明、清直至现在，题材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由质朴到精美；表现形式由白地黑花到红绿彩再到白地黑花褐彩、青花、五彩，为我国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按照时间顺序和艺术特点，我们把磁州窑纹饰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宋早期阶段，为磁州窑纹饰的产生时期。从藏品可以看出，该时期的磁州窑纹饰由一些简单的几何图案、植物和简单的花鸟图案构成。几何图案一般为组合点图案、线条图案；植物图案一般为麦穗、竹子；花鸟一般为折枝缠枝、花卉和喜鹊等飞禽。至此，磁州窑匠师开始像中国书画家用笔在宣纸上书画一样在瓷器上书画，使中国陶瓷由釉装饰向彩装饰转变，开创了中国陶瓷釉下彩的新纪元。装饰手法为白地黑花。金元时期阶段，为磁州窑纹饰的辉煌时期。可以看出该阶段磁州窑纹饰已发展成熟。由简单的几何图案、植物图案发展成为完备的花鸟禽兽、山水、人物画。花卉题材以牡丹、莲花、竹子居多；禽兽以龙、凤、虎、鱼、鹤、鸭、鸳鸯居多；人物以婴戏、杂技、故事居多。值得注意的是从此以后，大量的诗词、歌赋和谚语、俗语警句，通过书法装饰在器物上。文字装饰不仅有楷书、隶书、篆书、行书、草书，还有双钩体、飞白书等，林林总总，蔚然壮观。至此，磁州窑纹饰已经完全具备了中国书画的特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瓷画艺术。装饰手法除白地黑花外，又增加了红绿彩。明代至清中期阶段，为磁州窑纹饰的低潮期。图5是明清时期磁州窑藏品。该阶段磁州窑装饰纹饰已趋向简约，题材内容虽然也有花鸟人物，但大多情节简单，以单个人物或禽兽为主。至此，磁州窑纹饰告别了金元时期恢宏繁缛的豪华装饰，步入了清新简朴的“小品画”装饰的低潮期。装饰手法除保留了金元时期的白地黑花、红绿彩外，这一阶段又发展了白地黑花褐彩。晚清至民国时期阶段，为磁州窑纹饰的复兴期。图6为晚清民国时期的磁州窑藏品。该阶段磁州窑纹饰，已走出明清时期的低谷。纹饰的内容，既有山水楼阁、历史故事，又有戏剧人物、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山水纹饰除反映传统的“潇湘山水”景色外，更多表现的是太行山那种雄浑壮观的景象；花卉中的牡丹、荷花、菊花图案是宋代以来，磁州窑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装饰纹样；历史戏剧人物以三国宋元时期的英雄故事比较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