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业的"黑暗时期"以后，成化景德镇官窑瓷业进入了明代瓷业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永宣传统产品得到恢复，创烧产品、仿古制品也陆续涌现，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烧造，更为成化制瓷业增添了时代艺术特色，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种局面未能保持到弘治时期，朝代的更迭使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御厂窑事很快地由"盛"转而为"衰"，这种转变集中反映于两个方面：一是烧造数量的剧减；另一侧是色彩的单调，由成化"艳"的倾向转而为"素"的趋势，这两点构成了弘治朝瓷业走下坡路的主要特征。考其凋蔽原因，当与孝宗帝朱祐樘的治国之道及个人嗜好有关，本文主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
在瓷器研究领域内，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弘冶一朝，因为这个时期似乎并无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明代中期一个瓷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其间除了弘治朝传世品稍少外，发展比较平衡，似无明显的衰落迹象，在未考察这一问题前，笔者始终不怀疑这种传统看法的正确性。然而，通过研究，事实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一经比较弘治朝瓷业不景气的迹象即刻显露出来，无论是烧造数量、品种、形制诸方面，都无法与成化朝相抗衡，也难以同正德朝相提并论，这三个朝代官窑瓷业的起伏，呈现出一种"M"形的发展趋势。
笔者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传世的成化、弘冶、正德瓷器作了一次粗略的统计，发现弘治朝的制品出乎意外的少，在国内，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馆、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大博物馆拥有较多数量的弘治瓷器外，其余仅见零星收藏；在日本、美国等一些收藏中国瓷器较多的国家，对弘治瓷器的收藏也是微乎其微。在出土器物中，除了景德镇御厂窑址的残片外，其余只是个别的发现，几无成批的弘治瓷器出土。
从品种看，弘治官窑器也无法与成化、正德两朝相比较，现将这三朝有传世实物为依据的烧造品种分列如下：成化：斗彩、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青花加彩、孔雀绿釉、孔雀绿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祭蓝、紫金釉、黄釉、黄地绿龙、白釉、白釉刻填绿龙、豆青釉、仿哥、仿钧等。
弘治：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釉里红、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白釉刻填绿龙、白釉刻龙露胎、豆青釉等。正德：五彩、三彩、素三彩、矾红彩、青花、青花红绿彩、青花黄彩、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白釉、白釉刻填绿龙、孔雀绿釉、瓜皮绿釉、豆青釉等。
成化朝烧造的斗彩瓷器，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品种，它们绝大多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手里还有部份收藏，从其数量来说并不算少，但令人惊讶的是弘治一朝竟未见一件斗彩瓷器！足见这一类处于艺术巅峰的名贵作品至治时已停止烧造了。只有五彩尚有少量制作，目前仅从国内外出版物上见到几件作品①，且艺术质量已远不如成化斗彩。其他制品均袭成化旧制，但有的已不能与成化器同日而语，比较突出的是题材单调，纹饰多数是传统的龙纹，在艺术处理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例如青花游龙碗中龙的布局很不协调，龙象征着腾跃，但别扭地跃于莲池，这种题材以后绝少见到。再如白釉露胎刻龙盘，这种盘应是本朝的典型器，但制作较粗糙，龙的神态也缺乏生气，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五彩龙纹盘也同样有这一质量粗而稚拙之感。青花是每一朝均有大量烧造的主流产品，但弘治青花不仅少见，且形制均匀为小件盘碗类，英国大维德藏弘治九年纪年款瓶一对，形制较大，制作较精致，但属民窑烧造。当然，由于前朝老艺人尚在，技法并未失传，许多瓷器的制作依然保持着成化的良好制作风格，而且也生产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色釉--低温娇黄釉，这种色釉的烧造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最高水平。但这种色釉的高质量并未能改变弘治朝釉彩品种单调的状况，综观，弘治朝瓷业之现状，与前后朝相比几乎处处趋于劣势，这一切，显示着该朝瓷业的不景气。
（二）wWW.TaoCi52.cOM
传世实物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弘治朝瓷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传世品的稀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时因战争，宫廷灾变等历史原因也可导致传世实物的减少。因而分析主要原因还必须了解当时朝廷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瓷器烧造抱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掌管御器厂烧造大权的是皇帝本人。
下面是弘治朝宫廷中一些日常记载，反映了官方对当时御器厂瓷器烧造的动态和反应。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兰州临清镇守、四川管银课、江西烧造饶器、"广东新渌守珠池内官悉令回京②。
按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崩，九月壬寅孝宗即位，减饶州烧造内官时已是孝宗当政。上述同官，所担任的并非是当时最重要的职务，召其回京不是商议什么军国大事，而应是停止其所辖业务活动。后来的史实证明，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节约资财，限制瓷业，打击为非作歹的宦官。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来工役繁兴与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回营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③。"
这段史料详细说明弘治弘治三年仃差内官烧造瓷器是大臣上谕，向朝廷陈述原委，孝宗才决定停止不差的。其原因十分清楚，这些内官太监，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大臣对此甚为不满，所谓"扰人"仅仅是一种婉转的措辞：而所述"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之语正说明内宫瓷器的贮存数已是十分巨大，不必再烧。显然，这些瓷器绝大多数是成化时期烧造的，因为孝宗执政三年，两度裁减、停遣烧造内官，景德镇御器厂的制作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度，即使没有停烧，其数量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弘治早期几乎没有多少瓷器生产。
除了听从臣下的谏言，不差内官前往江西督烧瓷器外，孝宗还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征收制瓷原料的政策：弘治五年三月"辛未初八日，以皇太子礼成诏告天下"：……各处额办派办物料除军需供应器皿外，其余朱漆，油麻、铜丝、铜青、铜铁等，……白墡④、矾红、烧造缸釉等土……等项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征者悉与蠲免，已征在官者仍解本部并本处收贮以备别用⑤"。
由于许多行业的停止，这些额办派办的物料似乎已没有多大作用，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物资贮存于官府，而且拖欠年限迨至弘治二年年底为止，很可能以后三年内并未征改。这里，有一点应当注意，这段材料中提到的"矾红"可能就是烧造包括成化斗彩在内的红彩料，把它列为朝廷征收的原料中的一项，足见成化朝对矾红是重点征收的，因为它与制瓷主要原料"白墡""缸釉"列在一起，这种彩料的蠲免进一步证实彩瓷的烧造在弘治朝完全进入低潮，朝廷对这种费财甚多的制品显然已不感兴趣。
弘治中期以后，景德镇官窑瓷业又在朝廷内官的严加监督下，生产比较精致的瓷器，以致又一次引起了大臣的强烈不满：十一年十一月"癸卯，礼科给事中涂旦等言……近者差内官往苏杭等处织造缎匹，陕西等处织造羊绒，织金彩、妆曳撒秃袖、江西烧造各样瓷器，俱极淫巧，又取福建丝布追督甚急，况各处连年灾伤，边方多事，重以骚扰，百姓何以堪命？伏望一遵旧制，非常额一切停止，不宜停止者，责其进纳，所遣内官通行取回，庶可以宽民力……。上曰：讷忠言联当自处，王铖既用之边族，置勿论，其余令所司斟酌以闻⑥"。
孝宗帝这一次的态度比较暧昧，显然他对上述物品不无需求之意，只是碍于面子，或者说尊重臣下之苦口良言，因此还是把决定权下放给有关衙门。两年以后（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礼科都给事中宁举等以灾异言十事"，其中一节财用谓："近者屡差内臣往陕西苏杭织造驼绒缎匹，饶州烧造瓷器，凡诸工作动费不赀，况所差者假公营私，用一造百，……乞取回各处督造内臣，减光禄寺无名供应，以安民心……。上纳之⑦"。
宁举等所奏内容与两年前涂旦等所奏内容基本相同，可能前面孝宗批复的"令所司斟酌以闻"之言，臣下并未完全（或无法）执行，因而宁举等再奏并着重指出了"动费不赀"和宦官的"假公营私，用一造百"对地方百姓的危害。从这里可以得知弘治十一年以来烧造瓷器所耗资财颇大，从而可以推测，弘治朝在这一阶段可能烧造了较多质量较高的瓷器。似可认为，这一阶段是弘治瓷业的高峰。
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孝宗"命取回饶州府督烧瓷器内官"，其由为"从巡抚都御史韩邦问奏也⑧"。韩为巡抚江西都御史，他在地方上显然深知浮梁民困和宦官贪酷之实情。于是又一次撤除了督造内官。与此同年"弘治十五年奏准，光禄寺岁用瓶坛自本年为止，已造完者解运，未完者量减三分之一⑨"。这一减烧措施似与韩邦问之上奏事有密切关系。次年（十六年）七月江西按察司佥事任汉上地方事宜，其中有："一谓江西地狭产薄而科赋比常加倍，景德镇烧造瓷器所费不赀，卫所军士有半年不得支粮者，乞暂将解京折量银两并起解运，兑军粮未减半坐派多剩留以济军士，其军需颜料并瓷器之类亦暂停免二三年⑩"。
任汉的上谕在当时并无答复，但后来可能还是兑现的，同年十二月"已未，吏部尚书马文升奏……乞将弘治元年以来所派一应物料量为停免……工部复奏弘治十年以前及十三、十四年分派所宜蠲免停止者十七事疏上俱从之⑾"。这段史料中虽未知有否停免烧瓷，但从有奏必从的实际情况看，景德镇御器厂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停烧或减烧。
综观孝宗当政十八年，对监烧瓷器内官的遣召谕旨减烧是十分频繁的，其间仅罢免、召回烧造内官的次数就至少有五、六次，而减烧，蠲免的事例也时有出现，这种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做法，在许多朝代皆有，但在弘治朝显得特别多，而且别的朝代往往是监烧者不力，烧造质量下降而遭朝廷训斥或贬滴；但弘治朝则是宦官"骚扰百姓"等原因造成。凡此种种，对御器厂的正常生产影响很大，于是产量剧减，多种品种取消，质量有下降趋势。《明史》食货志在叙述正德朝瓷器时统计："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余万件"。计划内的三十余万件没有完成任务，这主要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限制措施后逐渐拖欠积压的。因此，对造成这种官营瓷业萧条的主要责任者孰谁，是十分明确的了，它完全与孝宗帝的治国之道相适应，与其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政策相适应。
（三）
弘治帝是何许人？在他当政时奉行的是什么政策？在明代各朝君主中，孝宗朱祐樘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皇帝，旧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较高，誉其统治时期为"弘治中兴"。《明史》对他更是赞颂备至，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⑿"。诚如史料所记，孝宗是一个比较懂得治世之道的开明君主，他任用贤臣，采纳忠言，勤于治理、裁抑宦官，并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俭"。在他当政时期，减烧景德镇瓷器仅是无数措施中一项，明史记载，他经常"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减供御物品""罢营造器物"、"减光禄寺供应"等。另外，不断"免各地灾税粮"、"赈灾民"、"免织造"、"闭银坑"，甚至对正旦、万寿圣节、重阳、冬至等节日宴赐百官之常例，也经常命"免宴赐以节钱钞"。执政十八年，禁减项目之多，为历朝所少见。由是而"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执政期间，臣民欢欣，朝野鼓舞。当然这是相对前后朝昏庸之主而言，其父成化、其子正德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宠用宦官，朝政腐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景德镇御器厂瓷器生产在弘治朝走下坡路乃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之事。这对后世瓷器研究者来说不无遗憾，因为如果孝宗与其父其子一样不加限制的话，当时的瓷业是不会停滞不前的，说不定的有方面还胜于成化、正德，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做法是明智的、进步的，符合广大臣民的愿望的。
（四）
在分析一朝瓷业兴衰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下面这一因素，即皇帝个人的嗜好有时也可能会造成瓷业的兴衰。如宣德时朝政并不腐败，但宣宗喜好瓷器，其时青花及各类制品俱佳；景泰帝可能格外欣赏珐琅器，由是该朝流行"景泰蓝"扌舀丝珐琅器；成化帝似乎对彩瓷有特殊兴趣，因而斗彩制作特别精。但弘治由于"兢兢于保泰治盈之道"夙夜忧勤、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瓷器，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但是，有迹象表明，弘治帝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的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另外从史料也可窥见其嗜素之一斑，如弘治十五年三月"已亥，先是有旨，自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进素日期，俱令光禄寺禁屠，户科给事徐昂等因言今一岁之中禁屠断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从中可知，弘治十五年一年内御膳进素日期可达一百一十一天，约占全年三分之一，而且关于"进素在祖宗朝本无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爱惜物命，至于如此⒀"，说明弘治早有食素习惯，其御膳进素也是常事，而越到后期可能进素日期更多。由此类推，食素所需之器皿必然与所盛食物相适应，其色调必然相和谐。因此，弘治帝对素净器皿的使用是比较多的，再说，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而我们又可推断，弘治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为什么普遍较素的又一因素，这一因素对该朝瓷业的相对衰落，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扩展阅读
景德镇陶瓷发展历史—近代景德镇瓷业
[摘要]: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成就。仿古器皆习旧制，继承中亦有创新。彩绘以仿康熙青花为佳，仿乾隆五彩为多。颜色釉仿制更为突出。雕塑瓷在发扬原有的堆雕、玲珑、镂雕等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洋雕塑的技法，取得新的成就。
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成就。仿古器皆习旧制，继承中亦有创新。彩绘以仿康熙青花为佳，仿乾隆五彩为多。颜色釉仿制更为突出。雕塑瓷在发扬原有的堆雕、玲珑、镂雕等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洋雕塑的技法，取得新的成就。
清末民初兴起的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文人派浅绛彩瓷，一改前朝华缛浓艳的面貌，追求一种简约淡雅的清新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从此开辟了陶瓷彩绘文人画派的先河。稍后，以王晓棠、潘宇为代表的文人派改用粉彩颜料绘瓷，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色彩领域。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0年）前后，文人派的新粉彩瓷便成为景德镇美术陶瓷的主流。
瓷苑名家王琦于一九二八年邀集数位志同道合者组成“月圆会”，每月十五聚会一次，研讨画艺，绘瓷作画，时人雅称其为“珠山八友”。“珠山八友”一说是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徐仲南、田鹤仙八人：另一说是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何许人、毕伯涛八人。尽管说法不一，然而，这十位艺人在当时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珠山八友”等人各有所长，风格迥异，技艺精湛，艺术成就名噪海内外。他们的成功，把景德镇的粉彩瓷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陶瓷文化鉴赏-景德镇窑
中国古代著名的瓷窑址。位于今江西省景德镇市。始烧于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均为著名瓷器产地。
烧造历史景德镇瓷窑，据元蒋祁《陶记略》记载，南朝时期即已有瓷业，唐代已烧白瓷，其时景德镇名新平，又名昌南镇。北宋初年，向京师贡白瓷，宋真宗景德年间贡瓷得到赏识，改镇名为景德镇,并设置监镇,由官监民烧，创烧出影青瓷。元代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监烧瓷器，创烧出卵白色的“枢府”釉瓷及釉下彩的青花、釉里红瓷器。明清时期，景德镇成为中国著名的制瓷中心。明代在此设置御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御器厂控制了最熟练的工匠、垄断优质瓷土和釉料，对制瓷工艺过程制定统一的、精细的分工，规定了各道工序的规格，使制瓷水平大为提高。明代主要烧造青花瓷器，同时创烧出点彩、釉下彩、釉上彩、斗彩等多种彩瓷品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由于帝王对瓷器的奢求，在仿制古代名窑瓷器，创造新品种，仿造其他手工业品及制作专供外销的外国形式的“洋器”等方面都获得成功。青花及多种彩瓷品种，闻名中外。清代御器厂的监窑官如臧应选、刘源、郎廷极、年希尧、唐英等对景德镇制瓷技术的提高，起了促进的作用。他们督制的瓷器，被称为“臧窑”、“郎窑”、“年窑”、“唐窑”等。其中尤以唐英的贡献大，他亲自参与烧造，并总结经验，编写出《陶成记事碑》和《陶冶图说》两部清代制瓷工艺史的重要资料。清末，景德镇制瓷业已趋衰落。
调查研究对景德镇窑址的研究，从清代即已进行，如唐英的著作，及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和朱琰的《陶说》等。1949年以前关于景德镇制瓷业的著作，有江思清的《景德镇瓷业史》，吴仁敬、辛安潮的《中国陶瓷史》等。50年代初，景德镇陶瓷馆、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及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先后对窑址进行调查。到70年代，景德镇陶瓷馆又作了试掘。从调查和试掘中了解，该窑址主要分布于市区及其近效、南河流域、东河流域3个区域,窑址点分布密集，各地点时代不一，最早为五代，最晚至清代，文献中提及的唐代白瓷窑址则迄今尚未发现。景德镇地处赣东山地之间，有附近的麻仓山、高岭山及稍远的婺源、祁门等地供应瓷石。高岭土是制造白瓷最优异的原料，因出产在景德镇东的浮梁县高岭山而得名，也因此成为世界通用的瓷土名称。
窑炉结构及烧造工艺五代窑址发现于石虎湾、杨梅亭、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湖田、瑶里等处。但尚未找到窑炉和作坊。出土白瓷，胎、釉洁白，胎质致密有透光感；青瓷胎厚呈灰色，釉层薄。两者皆用支钉重合叠烧，制作较粗。
宋元窑址分布很广，在市内及近郊，东河、南河两岸等地均有发现。窑炉皆为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在湖田窑址发掘的两座元代窑炉，上部已残，底部分前后两室，前室圆形，前端有火膛，后室椭圆形，尾部有烟道。室内皆平铺仰置匣钵，排列有序。匣钵内放置瓷坯，底部垫有带沙渣的粗垫饼。宋代对器物的制作及装烧方法可分为3期,北宋初期为仰置垫烧。北宋中期出现有芒口的碗、盘，是采用多级覆烧垫钵装烧，壶、罐类器仰烧,采用两节模印粘合成型法制作。北宋晚期至南宋,芒口器采用覆烧支圈,不仅使瓷器规格统一、形制规整,而且产量增多。到元代又流行仰烧法，但器底垫饼带沙渣，故元代器物底足外皆沾砂粒，粗瓷则采用涩圈叠烧法。
明初设御器厂，窑炉形制有统一规格。据王宗沐的《江西省大志?陶书?窑制》条记载，明宣德时御器厂有58座窑炉，其中有专烧鱼缸的缸窑30余座，应是大型窑炉。烧小器的称青窑，烧颜色釉器的称色窑。在市区珠山路发现的明宣德年间残窑，似马蹄形,容积小,窑室宽2米，东西长0.6米,仅能装烧小碗300件，应是记载中所述的青窑或色窑。明代民间的窑炉，皆制长阔大，每窑可烧千余件小器。
清代景德镇的窑炉有重大改进，根据龙窑与马蹄形窑的优点及用松柴烧造的特性修建成的窑炉，外形象覆置的鸭蛋，称为蛋形窑，具有容积大、装烧量多等优点。烟囱顶部呈尖状，倾向窑头，防止了风向改变时抽力波动或倒灌。由于窑底向上倾斜，窑顶逐渐下降，窑的高度大于宽度，烟囱高度等于或稍小于窑长，加上注重装砌匣钵，采用各种投柴方法，从而使室内温度及气氛便于控制，并可充分利用热量。这种窑炉可同时烧成多种产品，燃料消耗较少，在建窑的时间及费用上也较龙窑节约，因而延用了很长时间。
产品特征五代时期的产品以仿唐代的名窑为主,如青釉瓷仿越窑、长沙窑，白釉瓷仿邢窑、定窑。由于景德镇的原料质优，所以产品胎质细密、釉色光洁，但造型尚粗糙，器形只以碗、盘为主。
北宋初期的产品有碗、盘、壶等，薄沿、深腹、厚底、高圈足。胎洁白细密，釉色白中稍泛黄，装饰以素面居多，仅少量器外有刻划纹，有的内底有印花或文字。北宋中期除碗、盘外，盒、壶、罐等增多，出现覆烧芒口器，釉为青白色的影青釉，薄处泛白，厚处呈青绿色，光泽透明。碗的形制多斜腹、薄壁、厚沿、厚底、小低圈足，装饰以刻划为主，采用一边深、一边浅的“半刀泥”刻花法，刻线流利。在壶、罐类器肩部有牡丹、菊花、莲花、飞凤、水波等印花纹样。北宋晚期至南宋器形品种多样,多直口弧壁或撇口斜壁的芒口碗,碗口、腹壁胎皆薄，仍以影青釉为主，装饰多为印花，题材更丰富，有花草虫鸟、人物、动物，造型极生动。
元代产品中多折腰碗、小圈足盘，高足碗及大型的盘、瓶等，釉色除影青外，创烧出印“枢府”铭记的卵白釉，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釉下青花，以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仿烧龙泉窑的青釉瓷、黑釉瓷等。元代青花瓷经测试，为使用含锰量低、含铁量高的进口青花料（明清时期称为“苏麻离青”或“苏泥勃青”）烧制。装饰仍以印花为主，刻划纹较简洁，刻痕深，纹饰题材丰富，喜用龙纹。
景德镇湖田窑瓷业历史文化介绍
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映青瓷”、“隐青瓷”、“罩青瓷”等，为宋代景德镇所创烧，是我国宋元时期主要瓷器品种。而景德镇烧制青白瓷最重要的窑址是湖田窑，其烧瓷的全盛时期长达700多年。在2004年景德镇庆祝建镇千年之际，湖田窑遗址群以一批重要的发现揭开其近千年的烧瓷历程。
考古资料显示，在景德镇所在的昌江及其支流东河和南河流域，晚唐五代及宋时期的窑业遗存十分丰富。晚唐五代的窑址主要有湖田、杨梅亭、黄泥头、社公庙、十八渡、新厂、湘湖、白虎湾、南市街等地。至宋代，东河及南河流域的窑址已发现136处（按《陶记》的记载则有300余处）。规模极其庞大，产量十分丰富。其中最具代表的遗址有湖田、银坑坞、小屋里、南市街、柳家湾、白虎湾等。“若夫渐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蒋祈文中所说的“湖田”，即今之湖田窑遗址。它位于景德镇市东南约4公里的竟成乡湖田村。遗址南面环山，北面临水。南河自东向西，环湖田村而过，在景德镇市区汇入昌江。遗址坐落在南山山脉缓坡地带及南河南岸一级台地的窄长地带，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内窑包密布，窑渣堆积遍地，各个时期瓷片俯拾皆是。1982年，国务院将湖田窑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2003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湖田窑址进行过16个基建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大量与窑业生产有关的制瓷作坊和窑炉遗迹，获得了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釉器、白釉器、青白釉器、酱釉器、黑釉器、卵白釉器、蓝釉器、青花器等各类文化遗物数十万件，时间涵盖五代、北宋、南宋、元、明各时期共七百余年。这些珍贵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为湖田窑从晚唐五代到明代中晚期的窑业生产、销售；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青白瓷由于瓷胎洁白，釉料在高温下流动的原因，使瓷器釉薄处为白色，积釉处透青，故其总特征介于青白之间，可谓是白中闪青，青中泛白，青白淡雅，色质如玉。此类瓷器“光致茂美”，有“饶玉”的美称。景德镇青白瓷一经出现，很快为世人接受并成为十分畅销的商品。同时，其烧造技术也很快传播到江西境内的十余个县市。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窑场也相继仿烧，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烧造体系，产品风靡大半个中国。它不仅销往大江南北、漠北草原，还远销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和中东、非洲等地区。
景德镇古称“新平镇”，因其位于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景德镇就能烧制原始陶瓷器。文献记载至迟在东汉时期，景德镇就已开始了成熟的青瓷器制作，“新平冶陶，始于汉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景德镇开始引起世人注目。在陈朝至德元年，皇室命新平镇贡陶础，这是景德镇为朝廷所关注并生产“贡瓷”的最早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陶瓷名匠“陶玉”将自己制作的瓷器带入关中，并向朝廷进贡，被称为“假玉器”，受到皇室青睐，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在景德镇设置御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并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从此，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专门管理官窑瓷务，烧制宫廷用瓷，同时对民窑实行课税等管理。这是元朝在全国唯一设置的专门管理陶瓷生产的机构，是景德镇设立官窑的开始。此时，瓷器的生产（主要是青白瓷）有新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创烧了卵白釉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和高温蓝釉瓷、绿釉瓷等。景德镇的瓷器逐渐占据了中国瓷器艺术的中心，也从此由宋代其他五大体系转向到了景德镇，并以此带动了明清景德镇窑场的繁荣。特别是明洪武二年朝廷在珠山设立御窑厂后，景德镇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势。
湖田窑制瓷始于五代。考古发掘证实，五代时期，湖田窑的窑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刘家坞、龙头山以及今战备公路两侧的湖田窑中心区域，距现地表深约8米。采用马蹄形窑烧制白瓷和青瓷器。马蹄窑为土制，窑炉烧结面较薄，瓷器烧成温度相对较低。器物种类主要有碗、盘、壶等。因采用支钉叠烧，只见垫柱，没有使用匣具，故器内底及器足上往往留有椭圆形支钉痕。青瓷多数胎色灰褐、质地粗松、釉色青灰，除少数葵口及内壁出筋外，没有其他装饰。窑址内也出土了少量瓷胎致密、白度很高的白瓷或青瓷。
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建镇后，景德镇瓷业生产获得重大进步。重要表现就是青白瓷的创烧。宋初的青白瓷，胎质较粗，色灰白；刷釉稀薄、透明，釉色青灰或米黄。器物种类较少，主要有碗、盘、罐、折肩钵、注碗、多管器等。器形普遍敦实、厚重。装饰较少，仅在碗外壁用利器刻画粗大牡丹或莲瓣纹样，纹饰粗犷古朴；或用梳齿状工具，在碗心画出简单水草。一些器物上有少量北方瓷器的贴花工艺及仿金属器造型。还发现一些酱黄釉器及褐彩青白釉器，器型类似青白瓷，有瓜棱罐、四系罐及八棱罐等。
北宋中晚期，湖田窑的青白瓷生产，除继续采用单件仰烧外，开始使用一种造价昂贵的瓷质覆烧匣具，大小不同的多件器物一匣覆烧，故出现了芒口器。此时的瓷胎细腻、致密、洁白；刷釉加厚，使釉色莹润青翠，青中闪白，白中透青，近似玻璃透明状。器物种类显著增多，造型趋于挺拔，装饰丰富多彩。日用品碗、盘、碟、盏类品种多样；盏托、注碗、瓶、炉、香熏、枕等形态各异，造型丰富；联子盒、鸟食罐、俑、动物塑像、围棋、象棋等文娱用品大量涌现。龙形碗、狮形枕、虎形枕、婴孩枕、仕女枕、荷叶形枕、元玉形枕层出不穷。早期的粗犷古朴的刻画法被成熟的“半刀泥”刻画所取代；刻画工艺娴熟、流畅，刻画题材广泛；构图集中在碗、盘内底及底壁交界处，早段多对称或单体图案，如植物类团菊、三束莲、折枝牡丹；动物类游鱼、龙凤、三团鸾等，稍晚纹饰布局趋于繁复、细密，如人物类婴儿戏水、婴孩攀枝，植物类缠枝菊花、缠枝牡丹等。
随着宋室南渡，一些北方的优秀技术和窑业工人纷纷南来。南宋初期，湖田窑窑业生产与北宋晚期相似。主要表现在碗、盘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与北宋基本一致。但此时的碗、盘器壁更斜直，圈足更矮，仅毫米高；斗笠碗流行。特别是定窑组合式支圈覆烧具传入后，窑业生产出现很大变化。因支圈烧瓷密度加大，水气增多等原因，瓷器的胎质较前期粗松，釉色泛黄，几乎失透，器口普遍“芒口”。器物组合也发生较大变化。北宋流行的墩式碗、仰烧盘、注碗等基本消失，饮酒、斗茶之盏托及有座香炉等均明显减少，以至绝迹。装烧的变化还导致装饰的变化。北宋流行的刻画风格开始为印花装饰所代替。早期在碗、盘底心印各类题记，如“宋”、“詹”、“吉”、“酒”、“茶”，还印一些简单的单鱼、双鱼、芦雁、朵梅、折枝梅、荷莲纹等。此时，吉州窑、建窑的产品流入湖田，湖田窑开始试烧黑釉瓷。湖田窑的黑釉瓷胎质较粗，色灰黑，结构紧密；釉色漆黑，釉层厚。器类有高足杯和盏等，无论胎、釉、器型均与吉州窑、建窑产品有别。晚期的碗、盘印纹开始复杂、繁密。如狮舞绣球纹、开光盆景纹、凤穿牡丹纹、芦雁穿花纹等，器口沿多印有回纹、如意纹等。
宋、元、明、景德镇陶瓷介绍
景德镇地区的制陶瓷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景德镇陶瓷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慨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景德镇陶瓷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已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陶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瓷器，烧成难度大，色彩艳丽，以至于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品类。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亦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两者相映生辉，极其名贵。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陶瓷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景德镇陶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景德镇的现代陶瓷文化
景德镇是闻名中外的瓷都，建镇一千年来，景德镇陶瓷以其悠久的历史、精湛的工艺、繁多的品种、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闻名于世。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制度、经营理念、管理形式、贸易方式、技术条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在国有企业改制中民营陶瓷企业有了一定发展,出口陶瓷也呈现出恢复性增长态势。据统计，今年1至10月，景德镇出口陶瓷4126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0%。
景德镇检验检疫局为促进陶瓷出口，根据景德镇陶瓷企业规模小，出口量不大的特点，制定了“严格把关保质量，热情服务促发展”的工作方针，通过抓源头，加大对企业生产过程的检管力度，严格安全卫生项目的检测，落实分类管理措施，强化热情服务，有效地促进出口陶瓷贸易增长，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严格检测确保质量
近年来，景德镇检验检疫局按照国家质检总局对出口陶瓷的检管要求，积极推进检验检疫工作向前期监督管理转移；向涉及安全卫生的检验工作转移。把陶瓷检验的重点放在安全卫生项目上，将铅、镉溶出量的检测控制、监管、把关前移到生产过程，从源头抓起，加大对企业生产过程的检管力度。
一方面强化企业铅镉厂检工作，针对多数企业检测设备缺乏的实际，要求企业必须与具有铅、镉有害元素检测设备且已获得CNAL认可实验室签订委托检测合同，对企业生产过程加工的铅、镉安全卫生项目实施报检前厂检，确保出口陶瓷必须符合进口国或我国国家标准要求。
另一方面，对输美陶瓷重点企业由检验检疫局实验室对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实施过程监控。建立了企业生产过程中产品铅、镉溶出量检验和抽样送检制度，确定企业每生产班次抽样间隔、抽样位置、抽样数量、送样频次。对每班抽取的样品进行登记、标识、签收，了解和掌握企业产品加工过程的质量。对测试结果可能导致产品存在不合格的风险时，适时向企业发布风险预警信息，对存在问题的不合格产品，及时深入企业生产第一线，督促和帮助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参数，提高产品质量。
今年1至10月，该局共检出不合格陶瓷12批，货值56125美元，通过严格把关，把不合格商品堵在国门之内，减少了企业和国家的损失，有效地保护了景德镇千年瓷都这块金字招牌，维护了贸易双方的利益，维护了景德镇对外经济贸易的良好形象。
分类管理通关提速
在出口陶瓷企业中，景德镇采取“抽批检验+企业质量体系监督”分类管理办法，积极探索企业分类管理、企业诚信与检验监管相结合、质量分析与风险分析相结合的新路子，建立完善企业档案、报检台账，将企业报检情况、抽批检验的质量情况、生产过程现场监管情况、型式试验、守法情况等逐一进行登记。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加强对企业一次检验不合格、监管等情况统计，及时向企业发出预警，指出企业检验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整改。对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不稳定的企业责令停产整顿，限期整改提高。强化对企业诚信评估与动态分类管理，促使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制订监管计划，落实监管职责，年初将每个企业监管工作目标分解到每个检验人员，重点出口企业安排重点监管，做到监管有要求，计划有安排、内容有落实。同时把日常监管的重点放在对关键工序和生产环节的监控，着重了解企业原材料、成型、烧成等关键工艺参数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要求企业进行整改，督促其完善生产过程工艺控制和质量保证体系。
为适应“大通关”的需要，该局还建立陶瓷产品质量风险评估制度，确定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可能存在的风险。对产品铅镉含量低产品（如：高温釉下彩瓷）和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的企业实行定期抽样检测，对铅镉含量高的产品和质量管理体系尚不够完善的生产企业实行批批检验，提高检验效率,加快企业通关速度，降低出口陶瓷的检管风险。
强化服务提升水平
“增强服务观念，创新服务办法，变原来的适应景德镇外贸形势需要，为促进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向规模经营转化。”本着这一精神，景德镇局把服务的重点放在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上，改变企业粗放型管理模式，帮助企业向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转变，引导企业采用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提高产品竞争力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最终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黎川环球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是1999年成立的一家民营企业，企业管理水平相对落后，产品质量合格率只有60%，年出口量不到20万美元。该局积极帮助企业完善质量体系，健全陶瓷生产关键环节的控制，规范企业各个管理环节的职责，督促企业提升管理水平，使企业质量管理向现代化管理模式转变。去年，该企业顺利取得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产品质量的合格率从原来的60%提高到93%，出口量达400万美元。
提高实力有效执法
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直接决定着检测水平的高低，是保证检验工作质量的关键所在。景德镇局党组高度重视实验室建设，为增强实验室的实力，在国家质检总局和江西局的大力支持下，投资300万元对实验室重新进行改造，聘请专家教授进行检测项目技术认证，制定实验室重建方案。从发展的观点、科学的观点认真抓好重建的每个环节，做到了从超前的观点对仪器设备选型、检测结果准确性的要求等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认证，使陶瓷检测设备能够覆盖现有全部项目，并满足未来国外可能设置壁垒检测项目的需要。
经过科学严谨、认真细致的工作，2004年7月，该局实验室顺利通过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CNAL）监督和扩项评审。检测项目由18项扩展到31项，覆盖了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建筑陶瓷、卫生陶瓷物理化学性能全部项目的检测，使实验室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使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和检测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如今，景德镇陶瓷实验室作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经常开展实验室之间检测结果比对，检测人员的检测水平日益提高。2003年在全国陶瓷铅镉溶出量检测能力验证活动中，该实验室取得了优秀成绩，2004年有两项陶瓷检测标准，列入国家质检总局项目。
陶瓷文化鉴赏-景德镇“御窑”遗址金秋开放
曾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景德镇御窑遗址发掘现场，于近期召开的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向游客开放。
御窑也称官窑，是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景德镇御窑集中了从元代至清朝历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为保护御窑遗址，景德镇正全力打造世界最大的官窑遗址博物馆。根据规划，整个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将分3个时期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第一阶段的工作，即遗址区的考古发掘。
据了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先后两次对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88平方米，出土了一批遗迹和一大批文物。出土遗迹有墙、窑炉和清末民国时期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房屋建筑等。窑炉遗迹一组6座（已清理出4座），均为葫芦形，坐东朝西，整齐有序地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窑炉均为楔形红砖砌成，由窑门、火膛、前室、后室和护窑墙等组成，这组窑炉遗迹的年代为明洪武中期至永乐时期。葫芦形窑炉是在龙窑的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来的，在景德镇元代民窑中已见使用，而在御窑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
同时，出土的陶瓷文物也非常丰富，以瓷器为大宗。瓷器中以明代早、中期的数量最多，也是这次出土瓷器中的精华所在。出土文物的种类较为丰富，有青花釉里红、釉里红、红釉、黑釉、紫金釉、白釉、黄釉、青釉、仿哥釉、仿宋官青釉、青花和斗彩瓷器等。器类主要有梅瓶、瓶、僧帽壶、梨形壶、罐、小罐、碗、盘、方盘、杯、靶盏、盒、炉、觚、爵、花盆、栏板等。胎细釉润，纹饰丰富多彩，器物上多刻写有年款。有不少瓷器品种，如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釉里红云龙纹梅瓶、红釉刻花云龙纹梅瓶、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内白釉外釉里红龙纹小碗、黑釉划花鼎式香炉和宣德仿哥釉瓜稜小罐等，在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所不多见的，是极为珍贵的精品。同时，还出土了其他一些重要价值的标本，均为以往所不见或罕见的御窑文物，这些为研究、探讨明代早、中期御窑的范围、烧成技术、产品特征和管理制度等提供了科学可靠的实物资料。
漫谈景德镇陶瓷文化
陶瓷艺术驰名中外，China不仅代表中国，英文小写的译文就是陶瓷。外国人最早认识中国是从陶瓷开始的。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而景德镇又是这个瓷器之国的杰出代表。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的传说，己被兰田古窑址的发掘，将景德镇制瓷业的起始时间推前百年，上溯到了中、晚唐时期。千百年来窑火不断，火与泥的交融，铸就了辉煌灿烂的陶瓷文化，成为世界制瓷业的中心、成为陶瓷业界人们向往的陶瓷圣地，被誉为中国的、世界的瓷都，这在中国、这在世界上都绝无仅有！
一个陶瓷产业，让一座城市延续了1800多年的生命，至今还青春焕发、魅力四射。因为陶瓷是这座城市的根，是景德镇的立市之本，称都之源，而陶瓷文化则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制瓷技艺的不断传承创新，能工巧匠人才辈出，丰富了陶瓷文化的深厚积淀，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它画龙点睛，为中国文化谱写了极为精彩的篇章，是中国文化中一朵盛开的奇葩。
早在战国时期，景德镇市就开始了制造陶瓷。唐代制瓷业己初具规模，宋代景德镇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因造御瓷得到皇帝的赏识，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赵恒（真宗），将年号赐封给景德镇而名扬天下。此后，历朝皇帝都在景德镇设“御窑”，制作皇宫专用瓷和外交礼品瓷。公元1278年，元王朝在建国初年就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瓷局，是全国唯一一所为皇室服务的瓷局。明代御器厂的建立，满足了皇帝宫廷用瓷的需要。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继承了明代的工艺和品种，而且还出现了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鼎盛。清末民初，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等为代表的浅绛彩瓷，追求简约淡雅的清新风格，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画派开创了一代新画风。
景德镇是与广东佛山、湖北汉口、河南朱仙齐名的四大古镇之一，1982年为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06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手工制瓷技艺）16人，手工制瓷技艺、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等12项技艺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3人，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2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4个。
56头景德镇青花瓷餐具
陶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畅销世界各国的同时，陶瓷文化也不断地向世界传播，不少美轮美奂陶瓷精品，还被世界各国博物馆珍藏。精湛绝伦的制瓷工艺，引领世界陶瓷的潮流。千锤百炼，“景德镇”这块金字招牌熠熠生辉，形成了独特的陶瓷文化。产瓷历史的悠久，“器成天下走、工匠八方来成”，就是北宋时期以来景德镇陶瓷恢弘场面的写照；宋代就亦有出口，元青花的出现，更是让景德镇陶瓷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地位都无法撼动；朝廷督陶、建造官窑，装饰品种丰富、制瓷工艺鬼斧神工，御窑藏品价值连城；青花、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四大传统名瓷，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景德镇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四大特点世人知晓；仿古瓷再现“皇家气派、御窑工艺”，成了陶瓷艺术领域和收藏界的新宠。
如今，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以陶瓷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产业蓬勃兴起，陶瓷作坊、陶瓷艺术工作室星罗棋布，景德镇这块得天独厚的陶瓷沃土，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画家云集景德镇，学习和交流陶瓷技艺，出现了人才集聚的“景漂”现象，陶瓷文化的内涵在不断丰富、陶瓷文化的外延在不断扩大，多元素的陶瓷文化在世界瓷都精彩地演绎。
陶瓷文化鉴赏-晚明至清乾隆是景德镇民窑
1、晚明至清乾隆是景德镇民窑获得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时欧洲诸国先后来到东方，大规模开展与东南亚诸国，特别是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欧洲、美洲空前广阔的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和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中国古老的手工业如丝织业和制瓷业等，纷纷获得了新的活力。在没有新的动力和机器的时代，除扩大生产规模外，就只有靠分工、再分工采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这就促使丝织业和景德镇刺瓷业终于发展到它们的顶峰一一工场手工业时期，其生产力也提高到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延：“共计一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即是景德镇制瓷业精细分工的生动记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物质文明史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史。因此研究人类历史上这一辉煌时期的我国的丝织品和瓷器及丝织业和制瓷业的遗存和有关文献，无疑极有意义。但是其时的丝织品多已朽坏，其手工业遗存也难以寻觅。然而，就景德镇制瓷业来说，其时的窑业遗存却极为丰富，且基本保存完好。欧洲现今传世的景德镇这一时期瓷器尚多达数百万件，当时的贸易档案仍被保存下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景德镇制瓷业在这三百年中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两落两起，既经历了原料危机与明末清初的动乱，也迎来了晚明的繁荣与康雍乾的鼎盛时期。其兴盛是诸多因素促成的。除了社会安定，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有利政策，广阔的内销市场以及巨大的海外需求，特别是欧洲市场的需求为景德镇制瓷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外，另一方面还与它拥有精密的分工，较先进的制瓷技艺和优质的原料以及具有极强的竞争意识，千方百计地与对手展开激烈的国际竞争，打败或成功地抑制对手有关。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然而在乾隆末(1794年)，由于有伤地脉，高岭山高岭土禁开(注30)，一夜之间，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它不能再象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巧合的是，欧洲诸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订货也到乾隆末为止。这表明欧洲市场对瓷质下降的景德镇瓷器缺乏兴趣，这便使原先受景德镇抑制的欧洲生产硬质瓷的工厂获得大发展的机会。乾隆以来，优质高岭土虽有开采，但规模不大，故优质瓷产量有限。它转而使用星子高岭土，以生产中挡内销瓷为主。由于内销瓷的利润不能与外销瓷相比，其效益大不如以前。嘉庆、道光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景德镇的陶瓷外销却不能与之同步，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综观景德镇16—18世纪的外销瓷与制瓷业，其外销瓷生产兴旺，则景德镇制瓷业也随之兴旺；外销滑坡，则瓷业亦随之衰落。其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令人感慨。真所谓：“其兴也难，其衰也速”！3、这一时期的景德镇外销瓷最引人注目，最有影响的是被称为“克拉克瓷”(或”加橹瓷”、“芙蓉手”)的万历~崇祯的青花瓷。器形主要是盘、碗、瓶、军持等。纹饰题材多为纯中国式的折枝花卉、吉祥纹样、禽兽、走兽和人物。常作开光或锦地开光式。嘉靖以前最为流行的缠枝纹样反而少见。其繁缛的装饰，细密的水路及新颖的郁金香纹样又具有异国情调。克拉克瓷一面世，即受到欧洲贵族的喜爱，由于畅销，且利润高，所以各类仿克拉克瓷也大量涌现。通过上节的考察，我们可以大致作如下区分：a、景德镇窑高档克拉克瓷：以高岭山优质高岭土(以土膏形态赋存的次生高岭土或伟晶岩的风化物)掺合瓷石制作。器壁薄腻，胎骨洁白，透光度好，青花呈色兰翠，优雅、明快、绘制萧洒生动，完全可以和明清官窑最佳瓷器媲美。其烧制年代，约在万历30年高岭山优质高岭土开采以后(《高岭土史考》定为万历20年，似太早)。日本平户荷兰商馆仓库遗址出土，其相对时代约在l609一l0年的洁白透光的优质白瓷，亦可归入这类高档瓷内（注31)。b、景德镇窑中上档克拉克瓷：器壁较高档瓷稍厚，透光度较好，胎骨较白，青花呈色较高档克拉克瓷稍淡或清亮沉静。绘制亦老练，生动。这类中上档克拉克瓷系采用吴门托出产的高岭土或高岭山一般的原生高岭土(粘性较以土膏状赋存的优质高岭土差一些，铝氧含量也要低一些)掺以瓷石制作，其年代亦应在万历初至万历l0年或万历30年以后。c、景德镇万历30年以前的中下档克拉克瓷(包括旧金山ColdenHind号沉船所载景德镇克拉克瓷及更早一些的克拉克瓷。如广昌万历元年纪年墓出土克拉克瓷(注32)可靠的话(甚至可以早到隆庆)系采用麻仓及高岭以外所产的原生高岭土一一“假(官)土”，掺以瓷石制作。由于其粘性和铝氧含量较以上二者稍低一些，故其器壁相应要厚一些，白度亦要低一些。其青花的呈色有介于回青与石青之间者亦有与中上档克拉克瓷一致者。d、福建仿景德镇克拉克瓷：如本文第二节所述，其胎骨较景瓷粗劣，成型工艺也有所不同，其足端及足内有溅釉痕并粘有砂粒，青料的呈色也不如景德镇克拉克瓷，有明显的精粗之别，较易区分。e、江西广昌县近年出土了一大批有缺陷的仿景克拉克瓷盘，窑址尚有待发现(注33)。其兴衰原因应与福建平和等窑相似。这类瓷盘，肪的白度，透光度，釉的亮度，青料的呈色多不及景瓷，倒与国外某些仿克拉克瓷的产品有相似之处，故冯先铭先生认为其“风格有异国情调，兼有传统装饰”“有着自身的特点”(《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2期)。f、日本仿景克拉克瓷：日本伊万里、有田窑仿景克拉克瓷达到了乱真的程度，所以能在欧洲风行一个世纪。17世纪中叶伊万里瓷几乎完全按中国样式生产，所以l655年(或此后不久)荷兰人向有田订烧瓷器应该是持景德镇克拉克瓷为货样的。但年复一年地生产下去，其局部纹样也渐渐发生了变化，成为具有日本风格的仿景克拉克瓷(注34)。如前所述，其瓷胎的铝氧含量较景德镇高档瓷低，烧成温度也相应低一些，釉面的白度不如景德镇高档外销瓷，器壁也要显得稍厚一些，但透光度比较好。g、欧洲仿景克拉克瓷：17l0年德国的迈斯森作坊即仿克拉克瓷的造型与纹样生产硬质瓷，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竟相仿制，由于采用三元配方，这些仿品的瓷较景德镇克拉克瓷更优，烧成温度更高。但其釉薄而匀，缺乏景瓷石灰碱釉的润泽和白里泛青的玉质感。青料的呈色亦不如景优雅沉静，色调富于变化，其画风与景瓷相去甚远，有明显的异国情调。h、景德镇仿伊万里、迈斯森克拉克瓷：景德镇窑为商业竞争，对仿景克拉克瓷的伊万里、迈斯森瓷进行再仿制。其纹饰经过“变异”和“再变异”，有些已面目全非。但此时已是康熙中后期，景德镇的这些仿品，不论所绘如何，因其青料为优质浙料，混水技法高超，色阶丰富，明快莹澈，犹如鱼鳞片般层层相叠，具康熙青花典型特征，故不难鉴别。i、仿景克拉克瓷的还有欧洲的费恩斯薄胎陶器和伊朗的仿瓷陶器，它们反映了其时欧洲和西亚对克拉克瓷的迫切需求。4、万历时的官窑器是有明一代宫窑中瓷质最差的。它与万历以前采用“假土”(原生高岭土)加瓷石制作的中上等民窑器，没有质的区分。另一方面，约在万历11一30年，民窑瓷质明显下降，粗瓷产量急增至80%左右，这与万历时社会安定，生活富裕，经济繁荣不吻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隆万时，厂器除厂内自烧官窑若干座外，余者已散搭民窑烧”(兰浦《景德镇陶录》)。也就是说，万历11年以后在官土(以土膏状赋存的优质高岭土)已枯竭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烧造的官窑，除了强取民窑使用的“假土”(麻仓以外所产的假官土—原生高岭土)中质量相对好一些的原料外，还要民窑承担官窑坯件的烧造任务。民窑较好的原料被官窑垄断，窑室中能装烧中上等瓷器的好窑位被御器厂霸占，于是民窑就只能利用较差的窑位烧造烧成温度偏低的中次等瓷器，以增加产量，薄利多销来获取利润.当时中上等瓷器约占总烧造量的20%左右(就装烧中上等瓷器的瓷垫饼进行统计)，但在窑址堆积中罕见中上等瓷器的废品。这也许是因搭烧官窑瓷坯．无论烧出正品还是废品，都得全部交还御厂核实，销数：其时朝廷派太监四出征税，聚敛钱财，矿税太监潘相对景德镇制瓷业横征暴敛，连次等青花料也不放过。制瓷业这时已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封建专制王朝的种种榨取主要是针对代表新兴资本主义势力有钱的作坊主;所以万历30年火烧御器厂的“民变”实质上是在武昌、苏州“民变”的基础上，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对封建王朝的再一次造反。5、由于欧州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康熙~乾隆时，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四倍。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与官窑的影响下、景德镇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为更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由于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法国人都抢购彩瓷，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景德镇瓷商贩运白胎瓷至广州设厂加工釉上彩，于是遂有“广彩“的出现。由于粉彩柔美，艳丽，雅俗共赏，且粉彩颜色不透明，有利于遮盖瓷器上的疵点或缺陷，提高了一级品率，所以它出现以后很快便取代部分青花装饰，成为景德镇艺术瓷的主要装饰形式之一，并使景德镇瓷器进入彩瓷时代。粉彩的流行还使景德镇制瓷业的分工与组合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清代中后期，景德镇街头巷尾无处不是绘画釉上彩(主要是粉彩)的“红店”，形成家家彩瓷，处处烧炉（粉彩烤花炉)的繁荣新局面。这种家庭手工业形式的“红店”和工场手工制瓷业的结合，使景德镇的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极限。在与熊海堂同志谈文化交流理论时，他认为，异文化之间生活用品的外观模仿属于文化的表层交流，只有人的思想与技术的交流才是深层次的、高难度的，并给吸收者带来质的变化和发展上的飞跃。欧洲和景德镇珐琅彩粉彩技术的交流，是一种可读性技术(不需要技术者之间直接的传授便可以传摩仿制)的间接交流。它虽没有使景德镇制瓷业发生根本的变化，却使景德镇瓷器在外观上一改旧貌，给这个手工业城市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促使其向工艺美术城市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