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知识。
广东佛山石湾镇的制陶史源远流长，唐代形成的石湾窑场更开启了千年窑火不息的辉煌之路。明清时期石湾镇手工艺和商业极度繁荣，为国内四大名镇之一，石湾窑也步入高速发展期，瓷土、釉药的调配技术和制器能力突飞猛进，形成了自身特色的创发生产体系。工匠群体的工艺史知识丰富、技术全面，既善于吸收历朝名窑的优点，尤以仿宋代经典见长，传承古制；也极富变革创新精神，开发出一系列本窑风格的新工艺。
石湾窑陶艺是岭南艺术的重要代表，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展示了广东人乐观进取、开放包容和勤劳务实的文化特质。自明代广州成为重要外贸窗口始，石湾陶也成为佛山最大宗的外销产品，远销海外，尤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广泛。
石湾窑集历代之技术大成，将颜色釉生产推到了陶史新高峰，尤以色彩斑斓的窑变钧釉类产品见著，世称广钧；也以造型、制作高超的艺术陶塑闻名于世。石湾制陶题材丰富，兼融文人品味、俗世生活气息和田园情趣，贴近大众民生，广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雅俗共赏。其时民谚赞曰：石湾瓦，甲天下。后更进入宫廷，为广东朝贡特产名品，今天故宫尚存80余件清宫旧藏各色石湾窑的供摆件、文房器皿和造像等器物。
在南禅传播和岭南民俗文化的影响下，石湾陶艺具有浓重的宗教美术色彩，也展示了儒佛道和多种民间传统信仰的兼融共治。仙佛陶塑在石湾陶史地位重要。清宫就在紫禁城佛龛内供养36尊石湾罗汉像。广东省博所藏石湾窑藏品600多件中，宗教造像达60余件，如达摩、六祖惠能、八仙、和合二仙等形象。这类陶塑并不遵崇传统范式，富有世俗化和个性化特色，人物的脸和手、脚局部露胎，与作品中施釉彩的衣饰和场景形成鲜明对比，极具艺术感染力。
石湾手艺人的实践经验丰富，广钧釉、胎毛技法与山公微塑等独创工艺闻名遐迩。近现代更承前启后，中西合璧，古典与现代融汇。追求神韵至上的石湾公仔，百物百情，千人千面，传神描画了人生百态和社会风情。尤其对面部表情的精微处理，或见或觅，或瞄或盼，入木三分的刻画了人物内心世界和人格特质；瓜果翎虫的像生塑造则清新自然，生机焕然，深得岭南画派二居的神韵。既写实了时代，也开启了自由浪漫的新古典主义潮流，是传统陶艺向现代转型的先锋军。至今老而弥坚，继续绽放新时代的新风采。
一、石湾窑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
1、石湾窑形成的历史条件及文化背景
著名的佛山石湾窑，自明清时期开始，以广钧为代表的丰富多彩色釉陶和卓越的陶塑艺术广受人们喜爱，石湾公仔几乎成了陶塑在广东人民心目中的代名词。石湾窑的制陶历史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为后期的绽放，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和技术基础。如在南海西樵山周围曾发现包括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1976年在石湾大帽岗发掘的商代贝丘遗址；1977年至1978年，省博物馆等单位对河宕旧圩遗址进行了发掘等。
南海县北部的官窑和东部的黄帝岗(即广州西村)，过去蕴藏着丰富的可制成釉料的原材料。镇内河涌交错，分布在石湾上中下三窑的大小河流汇入东平河，形成天然的水运网络，为石湾窑场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
佛山处于岭南地区广府文化的核心区域，地方文化与民俗多元而包容。南海是古代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中国的海上要道，相传南朝时期，菩提达摩自印度经海路来到广州从南向北传播禅法。在唐代，广东新兴人六祖惠能回归南方弘法，广州地区成为南禅宗扎根散叶的重要基地。禅宗等佛教文化在广东的深远影响，对石湾窑艺术风格和题材体系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书画艺术对石湾陶塑的影响深远，岭南国画与石湾陶艺几乎同时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可能是互为影响的，而岭南国画更多地融入到石湾陶艺的血液中。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绘画人才中，明初以花鸟画称的宫廷画家林良为著名，清代居巢、居廉兄弟，苏六朋、苏仁山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石湾窑艺人。石湾陶艺亦曾受到佛山当地画家黎简、谢芝生等书画的感染而形成了独特的岭南风貌。著名石湾陶塑艺人黄炳、黄古珍等亦擅长国画，因此他们的陶塑作品常借鉴国画的表现手法。
佛山是粤剧的故乡。明清时期粤剧兴盛，也熏陶了佛山陶塑，石湾艺人把舞台上的戏曲故事及其文化内涵引入创作中，表达了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对生活的向往和艺术追求。在佛山祖庙、广州陈家祠、德庆龙母祖庙、三水胥江祖庙上的石湾陶脊中的粤剧题材多有体现。此外佛山秋色、木版年画、剪纸、木雕等，对石湾窑艺术也有所影响。
佛山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和艺术活动，为石湾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其中无论是题材品种方面，还是在创作思想、技巧方面，石湾陶艺的制作都与佛山民俗紧密相关联，展现其贴近生活、融入生活的艺术气息。
2、石湾窑的历史分期
根据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对石湾部分窑址发掘发现的实物资料和现有的文献资料分析，可以大致分析概括石湾窑发展的历史脉络。石湾窑自唐代创烧，历经宋、元、明、清、民国及现当代的发展，世代相传，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特色鲜明、传承至今的陶窑。古代石湾窑的历史分期大致可分为唐代创烧期、宋元发展期、明清繁盛期、民国转型延续期等四个阶段，以下对其历史发展进行简单论述。
唐代创烧时期：
晚清以来不少人对石湾窑作过研究，但其创烧时间，则众说纷纭。1957年，广东省文管所和佛山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组在石湾镇东部的大帽岗发现的唐宋时期的陶瓷堆积，主要是盘碗等日常用品残片，且多是次品，釉色主要是淡青釉和酱褐色釉。1962年的再次调查探掘，在山岗西部近岗顶处发现宋窑堆积和压在其下的唐代窑址。此处唐代窑址的出土物和石湾、澜石一带唐墓出土的部分器物相同，与高明唐窑窑址出土的碗、盘几近一致。
在1976年，石湾镇对大帽岗和位于南海小塘镇奇石村的奇石窑址调查，以及2010年于原名小望楼岗的陶器生产作坊遗址出土器物作对比分析得知，石湾窑唐代创烧期以生产日用陶器为主，胎壁厚，胎质疏松，烧成火候不高。器物外壁多施半釉，胎釉结合不牢，多有剥釉现象。釉色有青釉、酱釉和酱黄釉等，器物外壁多无施釉。多采用泥块垫烧的方法，少量坛、罐等肩部采用堆塑、捏塑的手法制作楼宇、人物、龙等装饰，采用半倒焰式馒头窑烧制。
宋元发展期：
大帽岗窑址、小望楼遗址和奇石窑址在宋代石湾窑仍是主要代表窑口，从出土标本资料看，三地的产品都是沿袭唐代而来，又有所发展。在大帽岗窑址宋窑堆积层里，与唐代出土物相比，这些瓷器大都施釉到底，釉色较均匀，采用匣钵烧制。此外还有不少窑具，如匣钵、渣饼、垫环、试片。考古人员还采集到一件刻有天禧叁造茶曹的茶碾残件，表明大帽岗窑址的烧制年份很可能在公元1019年前后。
小望楼遗址宋代器物较多，出现有鬲式炉、带系罐、粉盒、擂盆、卧羊、蟾蜍等陶塑制品等，部分盘碗亦凿有印款，大多器物的造型、釉色与大帽岗出土的标本基本一致。
奇石窑址宋窑堆积层中，多见印花、刻花器，四系罐类残片上凿印有政和元年等北宋年号，一件残片上印有奇石字样，断代、定性的参考价值大。还有太原、潘宅、大吉、清香等印款。还有划花、贴塑、彩绘等丰富品种，年份上比上两片遗址要稍晚，采用了容积更大、更为先进的龙窑，产品制作上旋削技术更为成熟。
大帽岗、奇石窑址都出土了釉色莹润的残片和手捏人物像、卧羊、蟾蜍等塑件，可能是最早的石湾窑艺术陶塑，但确切年份待考。2009-2010年间在鸡仔岗附近发现大量宋元陶瓷遗物，依然以日用品为主。
北宋时期大帽岗、奇石窑尚为地区陶业生产基地。但南宋后石湾窑总体开始衰落，生产的中心也转移至石湾镇，形成往后延续数百年的新中心区。据考南宋后，许多石湾外来人口中不乏陶瓷工匠，或带来了先进陶瓷技术。小望楼岗的窑火从宋代一直延续民国，其遗址元代地层出土物的品种更丰富，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延续了石湾的窑火。
明清繁盛期：明代广州已为国内的对外贸易中心之一，石湾窑的发展随着海外贸易的加强而进入繁荣时期。正德年间通过改变窑炉及煅烧技术达到在一窑内控制不同窑温以煅烧不同产品的需求和能力。石湾窑本土的釉药调配工艺也得到长足发展，为色釉创烧技术提供了保证。明中期后，石湾窑的生产组织结构更合理，分工更加细致。其时石湾窑有了更丰富的产品体系，打破了传统生产日用陶器的旧格局，大量推出各类艺术含量高、风格多变的用品和陶塑。明代晚期，石湾窑还创新烧制园林建筑陶，如琉璃瓦、瓦脊及庭院陈设器等，大受欢迎。
随着市场需求量的扩大，石湾窑在清代进入鼎盛时期。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器语》中载石湾之陶遍两广，旁及海外之国。乾隆时期，石湾的行业生产从明代的八行分为二十八行，各行业之间划分制器界限，内而厘定价列，以杜内部哄争，外以树立团体，以杜外界之滥入。清中后期鼎盛时代，全镇的陶窑共有一百二十多座，男工一万五千余，女工亦达三千，每年销货额约为九十七万两。可见此时石湾陶业盛景。这时期已有专门生产艺术陶塑的白釉行、花盆行等，涌现一批制陶名家，所作题材十分广泛，佛道仙儒人物、市井百姓形象、瓜果器皿、仿古供器与仿历代名窑产品等无所不包，艺术价值很高。清中晚期，花盆行逐渐成为专门生产园林建筑陶德行业，其生产的品种为各制陶行业之冠，尤其生产的大型人物瓦脊和专为庙宇制作的大型神像，融思想性、艺术性、装饰性为一体，达到石湾窑艺术陶塑创造的新高度，取得极高成就。
这时期的石湾窑开始大量仿造古名窑和古制器物，尤其善仿河南钧窑，烧制出三稔花色釉、翠毛釉、雨淋墙、雨洒蓝、钧红、紫变釉等多种以仿钧釉为基调的窑变釉色，确立了石湾窑以广钧为代表的色釉产品特色体系，畅销国内外，贡到朝廷。
民国转型延续期：
二十世纪初，处于对外交流前沿的广东石湾，艺人们汲取了清末民初富有革新精神的岭南画派和海上画派的精华，使石湾陶瓷的面貌一新。石湾陶业在洋货的冲击下，一些新型陶瓷企业成立并进行革新。一些名师走出石湾，前往广州、景德镇、澳门等地交流，学习西方雕塑手法，使石湾人物塑像艺术达到新高度，摆脱了瓦脊人物模式的束缚，创作题材、形式和手法都极大发展。
清末民初，是石湾窑陶塑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的石湾窑优秀作品以夸张和概括的陶塑作品为主，且以题材广泛、艺术平民化为主要特点。这时期石湾陶塑的巨大成就，一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如刘佐潮、潘玉书、霍津、温颂龄和梁华甫等，锐意求新，将石湾陶塑推进到一个新阶段。1938年，日寇入侵佛山后，石湾全行业生产濒临崩溃。
建国后：
得力于党和政府的扶持，石湾窑焕发新生，成为至今闻名中外的南国陶都。
二、石湾窑的产品类型
石湾窑产品有日用陶瓷、建筑陶瓷、艺术陶瓷和工业陶瓷四大类，其中以人物、动物等艺术陶塑为代表。
1、日用陶瓷
日用陶瓷一直是石湾窑的主要经济来源。石湾窑生产所涉及的日用陶瓷种类广泛，包括生活、文房、种植、玩具、明器祭祀类等，其中三煲一钵为石湾日用陶瓷的代表。石湾各个时期生产的日用陶瓷呈现出来的艺术气息浓厚，其艺术美多源自生活的美。
2、建筑陶瓷
建筑陶瓷包括了脊饰(如陶脊、宝珠、脊兽等)、鸱吻、壁画、琉璃制品、瓦、色釉栏杆、花窗、华表、龙凤陶塑等，其中陶脊和壁画是石湾窑建筑陶瓷代表。
陶脊又称花脊或瓦脊，是装饰在屋脊上的各种人物、鸟兽、虫鱼、花卉、亭台楼阁陶塑的总称。瓦脊上的陶塑题材多是情节复杂的历史典故、戏曲、宗教和神话故事等场景和民俗吉庆题材的缩影，如常见的题材有粤剧折子戏《姜子牙封神》、《穆桂英挂帅》等，瓦脊陶塑的釉色以蓝色、绿色、褐黄色为多见。
石湾陶脊自清代中叶以来畅销国内外，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越南、新加坡等地的庙宇建筑，多有采用石湾陶脊作建筑装饰。石湾壁画最早生产于明中叶，清末民初因社会变革、建筑潮流改变而日渐式微，佛山祖庙流芳祠和广州市场陈家祠等旧建筑群至今仍完整保存下大量珍贵的清代石湾陶塑佳作。
3、艺术陶瓷
石湾的艺术陶瓷，是世俗社会追求艺术化生活的产物。主要指晚明清初兴起的如花瓶、花盆、山子、文房用品和人物、动物、花鸟鱼虫等摆设装饰功能的艺术陶塑制品。部分陶脊制品亦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也可划归此范畴。除了本土釉陶器物和石湾公仔，仿古作品也是大宗品类。
在瓦脊塑件基础上产生的石湾陶塑摆件，大致在明代中期出现，开始是作为祭祀用器，后来渐渐作为陈设用品而走上商品化，到清晚期盛极一时。早期的陶塑人物都是观音、达摩、罗汉、寿星灯神仙人物类，其制作手法稚拙、线条简洁。清末民初，技术趋向成熟，所制作的题材亦遍地开花，仿生陶瓷的制作亦美轮美奂，形成鲜明的石湾窑地域风格。
4、工业陶瓷
佛山地区手工业兴旺，需要大量的工业用陶瓷，主要是一些盆、太平盅、酒埕、七斤樽、糖缸、大染缸等普通日用器物。三、石湾窑的制作工艺和特点
1、陶土选配
石湾陶瓷的制作工序大体为：一般粗陶器，要经过配土、练土、制坯、干坯、施釉、烧窑、出窑阶段；精细艺术陶瓷要经过素烧、出窑、施釉、烧制、出窑等过程。
早期的陶泥和砂均取自当地的泥土和冈砂，后原料日渐衰竭。嘉庆22年，广东布政使开始禁止在当地挖土取砂。自此，石湾的陶泥原料主要来自外地，主要有南海、东莞和肇庆的白黏土，中山的黑黏土，清远的瓷土，花都的赤泥和当地的红泥等；所使用的砂来自河源、清远、肇庆等周边地区。尤以东莞白黏土与石湾本地砂混合而成的坯料为佳，黏力很强，可塑性高。石湾陶多烧成瓷化程度不高的缸瓦胎，早期的石湾陶胎，胎一般较粗厚，显黄赭色，胎偏红，晚期偏淡红色或灰黄色。
据史料记载，石湾镇周边蕴藏有大量含铁量高的陶泥，大多呈赤红色。附近亦含有丰富的白色黏土和黑土，周边的山岗上大量金黄色的细冈砂，经过煅烧后会变成白色。从其他地方取回的陶泥颜色不一，性能各异。为改善陶泥性能，石湾艺人们通常会根据人物陶塑烧成所需的温度高低和陶胎烧成后所需要的呈色，把两种或以上的陶泥、瓷泥、细砂按比例进行配制。如东莞的白黏土由于含铝量低，要加入瓷土和山砂提高耐火度；瓷土的加入会使陶胎烧成后的呈色纯白，因此制作年轻女性的脸和手以外，塑制人物露胎部位通常需要加入红泥。
石湾陶塑坯胎的颜色除了可以用多种色土调配以外，也可通过添加适量的金属氧化物来呈色，如氧化铬、氧化锰、氧化钴、氧化铁红和石墨粉等。石湾艺人们会按需配料，例如，潘玉书在塑造铁拐李、苏武等神话历史人物时，喜欢配制褐色的骨胎泥，以此显示人物脸部的苍劲；在塑造西施、贵妃等美人像时，则配制白色的骨胎泥。黄古珍和刘传则喜欢使用明亮而细腻的红色骨胎泥。经过调配烧制后的陶塑，性能会得到改善。缺少瓷土，使用含砂量极高的陶土仿制胎质细腻的宋代名窑非常困难，故石湾的仿古品往往会在生坯上涂黄石、星朱等护胎，以掩盖胎身的粗糙。
2、造型技法
石湾陶塑的造型技法，除了兼备雕塑技法外，还有贴塑、捏塑、捺塑和刀塑四种，这既是作品制作的工艺手法，也是表现四种流派的风格。
贴塑是塑造出基本坯体和器形后，用泥板、泥条或模印粘贴出艺术造型和装饰的技法。传统上这类手法多用于塑制与建筑结合的陶脊人物和装饰1、釉药以植物灰为主体，称水白釉，是石湾的地方釉，另外有一种糠灰釉，属于传统裂纹釉；2、具有良好的遮盖能力，适合做全陶或者半陶制品的装饰釉；3、颜色变化丰富、单色釉、窑变釉等艺术效果强；4、采用天然矿物作为着色剂，增添特殊的效果。
以石湾仿钧为例，其釉料一般使用以下原料：1、提碱的桑枝灰；2、传统杂柴灰；3、稻草灰；4、河泥；5、玉石粉。
水白釉的传统配方一般为少量桑枝灰配上大量稻草灰，均匀混合成乳浊白釉作为基础釉。又可采用杂柴灰、稻草灰加氧化锌、白云石等或者河泥加白云石或方解石、氧化锌等制成，以上两种需要经过调配方可以做白釉使用。
钧釉一般在氧化气氛或者中性气氛中烧成，烧成在1200-1300摄氏度之间。硬质瓷类要在降低玻化温度和加厚坯体的前提下才可降低炸裂风险，废烧率较高。钧釉大多由底、面两层釉组成，一般有以下几种施釉方法：1、先浸或者浇底釉，局部再涂撒，面釉以笔涂上或者刷上。2、用熔融温度一致的其他色釉点缀于钧釉面上，以达到不同颜色的呈现。3、不同角度和压力喷釉亦可得到很好的效果。4、吹釉法使规则的大宗产品更具立体感。丰富多样的施釉手法，使得石湾窑仿钧釉达到瑰丽多变的效果。
石湾陶器胎质较粗，且桑枝灰、稻草灰的覆盖力有限，因此一般都施釉较厚以掩盖胎中浮现的砂粒。明代以前，石湾窑使用的釉较单一简陋，以酱黄釉、黄褐色釉居多。入明后，添加了贝壳类等高钙动物灰及玉石粉、石英粉和长石粉等熔融填充剂，使釉具有一定厚度和流动性。在这个基础上再改良金属着色剂，增加了黄石、星朱、石墨和各种不同成分的铁矿石。石湾窑工们开始能运用富含钾、钠等金属元素的天然矿物来创造更瑰丽的釉色，釉质成分的多样性和煅烧时龙窑内的温差变化等原因，陶器便产生了丰富多变的窑变效果。
18世纪前的明清石湾窑产品，釉色多仿钧蓝、钧红、青白、青绿、月白等色，且呈乳浊感，釉层较厚。胎质较厚重的器物一般不施化妆粉，早期仿钧釉多在素烧后再施釉，其露胎处多呈酱褐色。雕塑类的器物多是动物和人物，一般早期的人物或者动物才较多地满施釉，清代晚期到民国多出现有素烧器，人物类的雕塑脸部、手脚等多露胎不施釉。
四、明清石湾窑的主要成就和渊源考究
明清石湾窑博采百家诸长，善于吸收前朝遗珍和学习他山之石，也与时俱进的改良革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特色风格的产品系统和工艺特点，取得诸多重要成就。
变幻无穷的色釉技术
石湾窑掌握了高超、复杂的釉药配方和生产烧造技术，以丰富多彩的单色釉、杂色釉、混合彩釉、结晶釉类装饰见长。善仿历代名窑、名品的釉色，也开发出了本窑特色、结构丰富的颜色釉体系。主要品类有：
一）仿古钧窑的钧釉类及其创新品种
世人俗称的广钧，即广窑仿钧，它无疑是明清石湾窑的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民国刘子芬《竹园陶说》一书中说：石湾陶器上釉者，明时曾出良工，仿制宋钧红、兰窑变各色，而以兰釉中映露紫彩者最为浓丽，粤人呼之翠毛兰，以其色甚似翠羽也。窑变及玫瑰紫色亦好，石榴红次之，今世上流传广窑之艳异者，即此类物也。石湾窑仿宋金时期的钧窑，可以说是几乎面面俱到，从天蓝釉、月白釉、玫瑰紫釉再到钧窑带斑，石湾窑都成功仿制。既有同时仿其釉和形制的，也有融入自身特点的石湾窑窑变产品。广钧产品以青蓝色为基调，也有灰兰、灰青、月白等丰富色阶，基本可以分为单色釉、混合釉和斑毫结晶釉三大类，这三类也因为钧釉的釉药主配方基调，自身也都有或轻或重的局部结晶而呈现出所谓的窑变现象。按烧成釉相来分，则主要有乳浊釉和乳光釉两类。
1、单色釉类。仿宋钧窑、汝窑类的天蓝釉、天青釉、月白釉、钧红釉等品种。
a、天蓝釉和天青釉。这两类为石湾窑仿宋钧蓝调釉最为成功、数量最多的大宗产品。有极其接近宋钧窑变釉特征的乳浊类品种，天蓝釉中常见白点结晶点或斑的现象；也有高玻化、淌釉较活而接近汝类天蓝、天青、月白的乳光釉类，在此基础上更形成了蓝中透紫透绿，暗带淌釉结晶丝而晶莹变幻、犹如翠鸟羽毛般流光溢彩的石湾著名特色釉种翠毛兰釉。
b、月白釉。石湾窑仿古钧窑月白釉类中，以毫状结晶现象较重的乳浊釉类为主，效果极类元代钧窑月白釉。当白色结晶为主调时，它的烧成效果是元钧类月白釉；当蓝青为基调、白毫为点缀时，它便成了石湾窑特色产品的雨淋墙类的钧蓝釉。
c、钧红釉。钧红釉，又称石榴红釉，灿若玫瑰，又如熟透的红石榴，红中透紫，艳而不俗，别有一番古朴。石湾窑工将其广泛应用于日用器，也被大量使用于18世纪以后的陶塑人物、动物和堆塑器物上。这类产品施釉堆垛厚润，常有流淌垂釉现象，钧红釉多有开片，器物口沿、特别是造型复杂的陶塑类边棱凸起等位置一般有停釉不稳而造成的露白、黄或褐色以及棕眼明显等特点。
这类铜红的单色钧釉在宋元时期的禹县等河南钧窑中烧未真正成型，只是初见倪端。直到明早期景德镇仿钧窑红釉产品才定型，属于钧窑系红釉类，与明清时期的景德镇高温红釉单色釉如宝石红、郎窑红、豇豆红或霁红釉是不尽完全同属的工艺序列。石湾钧红釉主要是仿造这个明早期产品，以之为基础发展而来。而非仿宋钧。
2、混合釉类。这类钧釉工艺的渊源，最早出现北宋末期-金早期河南钧窑，金元时期才真正成熟、流行，属于二道混合釉的调配、施釉工序。
3、毫斑结晶釉类。这是石湾窑在仿制古钧窑的单色釉和二道花釉的实践中，参照和糅合其他古窑名品的风格，也逐渐开发和形成的最具本窑个性特色的大宗产品，也是广钧的代表性品种，即文献中所谓雨淋墙、青点釉之类。
雍隆时期的《南窑笔记》所称广窑亦有一种青白相间麻点纹者，皆瓶、钵之类的品种，即是此类，大抵类似古代兔毫类的结晶窑变釉。其以靛青、蓝类釉为基调色，上挂或夹杂白色、浅色的结晶毫，尤以琢器立件的烧成装饰效果为佳，通体丝毫毕陈，挂下千丝万缕，如瀑如雨。其中佳者，人们誉之为雨淋墙釉。冯素阁在《从石湾窑仿宋钧釉说起》一文道：所创蓝釉中流淌雨点状葱白色品种，俗称'雨淋墙'，或称'雨洒蓝'是其杰作。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对此也有精确的概括：广窑之釉，扪之甚平，而中现蓝斑，大者谓之霞片，小者谓之星点，是广窑之特色也。钧窑以紫胜，广窑以蓝胜。
其中圆器卧件类，因流动性和淌釉效果不类立件，一般以点、块状的结晶斑为主，也犹如雨溅地上，水点斑驳，幽青可爱，别具韵味，视觉装饰效果也很强。
类似的工艺装饰，早在唐代河南鲁山窑和郏县窑的花釉产品、宋元时期的钧窑、江西吉州窑、四川广元窑的器物上已有类似效果和现象。石湾窑则在此基础上，将这种工艺发展为一种烧成效果相对稳定却更富于变化的成熟技术和产品序列，发扬光大，成为自身标志性产品。清嘉庆蓝浦著的《景德镇陶录》记载了唐英督办的御窑曾仿广窑釉色及青点釉一种的陶事，这说明景德镇蓝调为基的雍乾炉鈞釉类，很可能就是受石湾钧蓝釉影响而仿造出来的名品。
二）石湾窑仿产或改良其他名窑的色釉
石湾窑除了以仿古钧釉闻名，也大量吸取和仿造前朝各窑的各种特色名品的釉色，品种极其丰富，几乎囊括了各类釉色技法，尤以仿宋代五大名窑的成就最大。
1、仿古名窑釉类
⑴仿宋哥釉
明末清初时期的石湾仿哥釉类，类近同期的潮州漳州的中低温陶瓦胎细碎开片纹理的乳白釉产品，以百垃碎为主，很容易搞混。至清中期以后，石湾则与景德镇一样，也开始出现各种色地哥釉器，即类似绿哥釉、蓝哥釉、黄哥釉等。晚清时期则进一步滥觞，仿哥釉类的高温玻化釉类瓷在石湾窑开始流行，并且开始广泛运用于人物陶塑的衣饰上。
⑵仿宋官釉
主要是仿官釉乳浊釉类，并采用高铁的褐黑护胎、边棱凸起部位停釉变异或釉药结晶等现象，仿出紫口铁足的效果。
⑶仿宋汝釉
通常是一种薄瓦胎的天蓝色乳光釉，釉药流淌较活，半玻化，时见有翠毛兰釉效果。存世品易与宜钧产品混淆，多争议。
⑷仿宋定窑白釉
乳白釉薄瓦胎产品。
⑸仿宋吉州窑
玳瑁釉、虎斑釉是宋代吉州的代表名品，同时代已经有其他地方的窑口受其技术的辐射影响，如重庆的涂山窑、四川广元窑、西坝窑等。石湾窑参照其工艺原理，仿造和发展了这种装饰。
⑹仿古窑的挂绿彩、三彩、琉璃彩釉
白釉挂绿是石湾窑一个常用的装饰手法和大宗产品，主要参照了隋唐的巩县窑、长沙窑等同类工艺；同时也多见仿造唐、辽三彩陶；其大量运用于建筑陶瓷如陶脊的琉璃彩釉技术，或仿元明时期的山西宗教建筑构件的琉璃彩釉和陶塑技术、或沿袭发展。
仿磁州系赭彩绘
石湾窑也有褐彩、赭彩或多彩以绘画装饰的技法，其彩头和风格更类似明代北方磁州系的风格，却并非业内讹传的所谓舒公窑的宋元吉州系特点。
2、其他杂色釉类
明清时期石湾窑除了大量仿产前朝名窑装饰特色的产物外，也敞开胸怀，摒弃门户之见，积极吸收同期景德镇、潮州、漳州等窑场颜色釉和施彩技法的精华，尚有相当数量的各类单色杂色釉品，如紫金釉、石纹釉、古铜釉、厂官釉以及孔雀蓝、秋葵绿、鳝鱼黄、蟹壳青、墨绿、开片碎白等釉类釉色，品类繁多，而其中有不少品类是本窑独有的。
精良高超的制器能力
石湾窑的技术优势不仅体现在对颜色釉的运用上，更体现在其精良高明的制坯和制范技术上。工匠群体富有工艺史修养，在对陶史深刻解读研究的基础上，模仿和继承古铜作、瓷作、漆作等类型的礼器、供器造型艺术，博采他山之石的成功品类；更善于创新发展，最终形成自己博大精深的独特风格和经典系列。
石湾陶匠和手艺人更普遍具备具备全面扎实的制器技术，能够熟练的综合运用传统的拉坯、贴塑、模印花、模合成型、雕瓷、套色、彩绘等各种技术于生产中，并将艺术陶瓷和日用陶瓷融合为一体。
石湾窑产品最大限度的利用色釉和陶塑的艺术装饰效果，以弥补胎体瓷化不足、粗糙的先天弱点，扬长避短，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成功走出了一条自身特色的生存发展之路。
出神入化的造型艺术
1、仿古制经典的设计
石湾窑的仿古风格，往往仿古釉色装饰与仿古器制同时施用于一器上。不止只有仿古风格系列；在吸收古制古法的优点基础上，也富有革新与改良。通常且将不同时代、地域和品类的前朝经典器物特点，予以交差融汇，将不同釉色和造型相互混用，创造出更多变化的艺术装饰效果，推陈出新。
同时，也多有异工同效，参考同期不同材质和门类的优秀造型艺术。
2、人物、动物和像生陶塑
石湾窑的陶塑造型能力、题材的丰富性、艺术水准和运用经验，均独步天下，遥遥领先群侪。
3、独创胎毛和山公技法
胎毛技法相传为黄炳首创，是石湾窑独特的陶塑技法，通常用于动物的雕塑。采用石湾本地的一种含铁成分很高的红土，经过沉淀去除杂质，再加入一些细瓷土和少量的东莞黏土混合，捏塑成动物的形象后，在陶胎八成干的情况下，以时钟的发条打磨成的小刻刀代替毛笔，在器物的表面一丝一缕地雕琢出鸟兽的羽翎、皮毛，通常不施釉，烧成后胎骨呈黄褐色或白黑泛灰黄。这类不施釉的陶器称为素胎或胎骨泥。如广东省博藏的黄炳款石湾陶塑素胎猫、广东民间艺术博物馆藏的黄炳款石湾窑黑猫等。
山公技法是石湾窑独有的一种传统微塑工艺。山公指的是盆景中人物、动物、亭台楼阁等装饰配件，尺寸虽小，却惟妙惟肖。相传最早出现于光绪年间，由石湾制陶老艺人刘来首创。早期只是单纯制作小巧配件以供山石盆景选用，至19世纪60年代，刘来之子刘辉胜继承发展了这门手艺，成为当时以山公制作著称的陶艺家。山公以红泥的原色为基调，当时称为胎骨，逐渐成为石湾一项传统产品。到20世纪20年代，刘辉胜之子刘伟棠创造陶塑山公盆景，山公陶塑成为独立完整的作品。
引领时代的技法创新
随着18世纪开始尤其是晚清时期，广州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对外开放窗口和重要国际贸易出口基地，并成为世界经济、中外文化和新老时代的交汇中心，石湾窑也得天独厚，率先一步取得了划时代的变革发展。特别在其晚清之后的艺术陶瓷，更融汇中西文化特点，善于吸纳西方的近现代美术和雕塑艺术的成果，将自身传统的技法优势更进一步发展，突破了传统框架，融入贴近生活时代气息的表达，在题材上、风格上和技法上，开民族陶塑的现代风格之先河，开现实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新风，以陈渭岩、潘玉书、刘传等近现代大师为代表，涌现出了一批引领时代技术精神的优秀石湾陶塑艺术家。
如潘柏林于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这件作品《回娘家》，融合传统民俗和日常生活为灵感来源的现代陶塑新路线，以市井风情为特色，反映老百姓的寻常生活。用色大胆，表情生动，细腻刻画新婚夫妇嬉闹的瞬间。其宜起不宜止的画面构造手法，也留给观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而如这件融汇了中西艺术特点、传统性和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当代石湾作品，已脱离了传统工艺和装饰美术的功能与范畴，成为新时代走向世界的优秀艺术品。
一、明清以来石湾陶瓷的重要商号
自明清开始，石湾窑产品开始较频繁出现店名或匠人的名字。其中，以晚明清初时期的祖堂居与文如璧最为著名。
a、祖堂居
祖堂居以仿唐三彩为最，主人姓名已不可考。从传世品看，多为日常用具，以黄、绿釉居多。置款一般以楷书阳文椭圆形印章凿印于器底，章下有附带集古、墨客、美玩林等印。明代万历年间霍氏祠堂拆下的陶脊仿三彩釉鳌鱼可能是祖堂居传世的建筑装饰制品。
b、文如璧
文如璧是顺德人，清代康熙年间的陶瓷名家，其店属于花盆行。以名为号，其子孙沿用至清末，民国初年分为两店，一为如壁生记，一为如壁。文如璧早期制作园林建筑及日用陶瓷制品，后期改制作陶脊并因此驰名。
文如璧早期制作许多文房用品，器物底部用竹刀刻行书款识如壁店造。现藏在石湾美术陶瓷厂及中山大学文物馆的清代书法家吴荣光在文如璧订制的笔架，底刻石涛诗句搜尽奇峰打草稿，钤有石云山人阳文篆书方章。其所制作的陶脊遍布两广地区和东南亚各地许多古建筑。如佛山祖庙灵应祠的三门瓦脊、陈家祠、胥江祖庙佛山关帝庙前照壁正脊等。嘉道年间，文如璧所制陶脊多为花卉、花鸟一类，道咸后人物形象也多了。到清后期，以制作陶脊驰名的还有奇玉、均玉、英玉、宝玉、美玉等店号，广州的陈家祠至今还保存有以上部分店号的陶脊作品。
有《石湾陶器考》墨稿显示，宋末有部分阳江陶瓷艺人迁到东莞开窑，陶塑以土质极佳的东莞土制成，有吴南石刻款或南石堂、吴南石堂、南石、南石罗玩雅造等楷书印鉴。但从现存南石款识的陶塑或素烧作品中看，更接近于明清器物特征。这类内容的真实性尚待商榷。
其他明至清代的著名店号还有粤彩正记、两来正记、大昌、来禽轩、刘胜记等。晚清民国时期，诸如袁湖记、冠华窑和裕华真记公司也是当时的著名店号。
二、历代名家
石湾历代制陶作者中，有几位是出类拔萃者，他们就是中外驰名的明代可松、清代文如璧、黄炳、和清末民初的陈渭岩、潘玉书和刘佐潮等名家，他们各有专长和卓越的艺术贡献，其传世珍品也较多，各自的艺术风格对后世影响都比较大。
1、明代名家：
苏可松，明代陶艺名家。苏可松是一位文化艺术综合修养很高的匠人，擅长器型的创作和善仿摹制窑变釉于器物上，他创作的器物造型多仿商铜器，作品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传世之作主要有《仿商贯耳壶》和《仿周蟠螭瓶》，前者底款刻有仿商贯耳壶可松制手刻楷书，器表施仿钧翠毛釉；后者底款刻可松制楷书，器表施仿钧翠毛釉。此外还有翠毛釉陶洗及罗汉等。
2、清代至民国初期名家：
除了上面所介绍善于制作精美陶脊的文如璧，清代的制陶名家还有陈祖、黄古珍、冯秩来、刘辉胜、梁福、潘铁逵、廖坚和陈赤等，较为著名的有以下几位，现简单介绍如下：
黄炳，字云渠，号云屿、云渔，别署湾海居士。善书画，精制陶器、鸟兽、人物，尤以制作鸭、猫、猴子最为精美。所制陶胎鸭，胎骨细润朴实，毛羽毕露，独具特色，故有黄炳鸭之称。他将工笔画翅毛技法运用于陶塑动物上，创造了胎毛法和搓珠、镶眼、点睛技法，使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后人誉为陶艺一代宗师。有不少画作以及《鸭》、《鹌鹑》、《坐石罗汉》等陶塑现藏于故宫、香港艺术馆等机构。
陈渭岩，名胜，号惠岩，又号养云居士，长于仿古名窑器。潘玉书为其入室弟子。曾携潘到景德镇传艺和学习交流，融会了石湾窑与景德镇窑两地的陶瓷雕塑艺术特色，如《贾玉宝》、《观音大士》等传世佳作。陈处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林则徐》、《番鬼痰盂》、《巴夏礼夜壶》等作品，表达了石湾艺人对的爱国精神和对侵略者的谴责，富有时代精神。其后期曾在广东陶业公司从事陶瓷造型设计，他深入观察生活，善于表现人物典型性格的技艺高超。
传世作品曾用款识较多，多用篆书阳文方章，如粤东渭岩氏制、岭南陶隐、粤东陈渭岩章等，时人也有呼渭岩为渭南。但传世作品中有陈渭南制款识的，有不少明显是后人仿制之品。晚年，陈渭岩曾以壶隐老人别号印款。陈氏曾塑造六祖百身以谢神恩，六祖像钤有岭南陶隐居陈渭岩作于羊城诚一窑制篆书方印，诚为佳作。
潘玉书南海九江人，名麟，号玉书。自小随父学木雕，后跟黄炳、陈渭岩学陶艺。也曾向来穗的意大利艺术家学习西洋雕塑技艺，把民间传统技艺和外来雕塑艺术融会于石湾陶艺中，作品面貌清新，被艺术界誉为代表石湾陶塑发展方向的雕塑家。
潘玉书擅长塑造人物，取材广泛，包括历史人物、神佛、罗汉、道士、仕女和、百姓乃至伟人等，尤以刻画仕女见长。由于他以陈渭岩为师，兼学习西洋雕塑技法，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结构严谨，刀法明快，线条流丽、简洁，注重人物脸部表情的刻画，物法细腻，通过眉、目、唇角线条的变化表现人物内在的情感和神采；人物衣饰塑造手法独到，衣纹高度概括，简洁流畅，质蓄典雅，洗练脱俗，富于艺术魅力，造型既夸张，又富于写实，而仕女则端庄娟秀，婀娜多姿，《贵妃醉酒》为其杰出代表作，开创了石湾人物艺术的新面目。
但潘氏却不善釉药，多以胎坯售卖他人，由购得者或经营售卖人代以施釉煅烧后出卖。传世作品常见款识潘玉书制和潘玉书篆书阳文方章，前者款识用于卷筒原作，后者为模印半原作。
3、近现代名家：
部分晚清时期的石湾制陶家，到了民国时期仍非常活跃，同时更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名家，其中有霍津、霍子厚、温颂龄、林堂煜、吴灶生、廖作民、梁华甫、陈红、区乾等人。
霍津，，民国名家，以制作动物和人物闻名，擅塑牛的形象。中期以后，有的作品有加盖广州二沙头东源窑出品的篆书阳文圆形印章；后期，则使用楷书阴文圆形印章霍津造。曾受聘于冠华窑，专事仿制黄炳、陈渭岩、祖唐居等名家作品。
温颂龄，名奇，又名麟，清末民初陶塑名艺人，因左足残废，时人称为跛奇。平生耻于模仿，喜创新，工制人物。民初受聘于当地中窑冠华店，善陶塑花脊人物，名作品有《秉烛达旦》、《太白醉酒》、《关公夜看春秋》、《踏雪寻梅》、《达摩归西》等,于所作底部，常钤有温颂龄制篆书阳文方章。此外，还为佛山镇仁寿寺塑造三尊巨型三宝佛像。
刘传，原名刘永传，1916年生于石湾镇，广东第一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的陶艺作品、艺术理论、实践带动了石湾陶塑艺术的现代发展。刘学习继承了前辈名家潘玉书等人的技法，技艺扎实全面，敢于创新，塑造了一批富有民族气息的杰作，如铁拐李、钟馗、达摩、水浒故事等人物形象，表现了除暴安良、扶正却邪的传统正气。大跃进时期进入广州人民美术社，他创作了《刘胡兰》、《志愿军》、《鲁迅》、《毛泽东》、《李白》等作品。刘传的贡献，在于他把写生和写实引进了传统瓷塑工艺，富有时代气息，代表作有东坡玩砚、武松打虎等。
刘氏的贡献获得了体制、业界和社会的高度认可。但如在纯粹艺术价值层面做客观评价，也要看到那个年代部分艺人作品某种意识形态色彩过分浓重、样板化的不足。如其作品《贵妃醉酒》，创作意大众艺术和群众艺术。但是一个普通民间女子的纤弱清秀质朴的气质放诸杨贵妃身上，这与唐代富贵雍华、肥满丰润的女性审美观和后宫贵人的历史形象，显然格格不入。当然这种时代局限性，并不能抹杀其高超的技法和引领现代转型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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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和尚”创新石湾传统陶艺
位于南风古灶后面一带的陶艺家村又活跃起来了。南风古灶国际艺术家村昨日揭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陶艺家陆续“落户”，石湾传统陶艺萌发新的生机。
“家家都在搞创作”
南风古灶国际艺术家村是利用古灶周边的民居改建而成的。走在幽静狭小的石径上，两边小房子门窗半开，这就是艺术家的工作室。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廖洪标、潘柏林和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钟汝荣都已经落户这里。此外，这里也不乏韩国、台湾、香港和北京等地陶艺家开设的工作室。目前，“村”内大大小小的艺术家工作室已有30多个，可谓“家家都在搞艺术创作”。
“外来和尚”好创新
韩国陶艺家金生花是艺术家村的“村民”之一，她是去年来到石湾的。借鉴石湾陶塑艺术特色，目前她正尝试表现韩国历史战争中的人物。
像金生花这样的“外来和尚”正在成为石湾传统陶艺创新的一支生力军。钟汝荣告诉记者，目前每年都有大约20名左右的美院毕业生进入石湾陶艺领域，他们很多人都保持了一种近乎虔诚的创新精神。
传统陶艺融入现代陶瓷设计
“通过创新，石湾陶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无限。”钟汝荣说。此前，石湾美术陶瓷产业与建筑陶瓷产业之间虽说是同根所生，但互不融通。目前，东鹏、特高特、金意陶、汇德邦等一批建筑陶瓷企业都开始尝试在自己的产品中吸取传统石湾陶艺的精华，推出个性产品。
陶瓷知识：石湾窑的陶塑艺术——概述
我国南方的佛山市石湾镇，一向以制陶业而闻名于世。石湾陶塑(俗称石湾公仔)，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冶则佛山，陶则石湾，皆良工地。考古发现，早在四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石湾的先民就已烧制陶器。唐宋时期，这里的日用陶器已大量发展，到了明代，石湾窑更注意采集我国各大名窑之精粹，熔炼提高，以古朴、传神、典雅、厚重的艺术效果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成为陶瓷艺苑中的一朵奇葩。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石湾窑这朵火里之花青春焕发，更呈放着动人的光彩。
石湾窑陶塑艺术的地位
石湾窑陶塑，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明清时代，石湾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陶瓷生产基地。产品中的美术陶瓷(包括各种陈设用陶塑、实用美术器皿、玩具等等)，园林建筑陶瓷(包括各式琉璃瓦、造型花脊、色釉栏杆、花窗、照壁以及墙地装饰砖等)两类，因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特殊用途，明清以来已遍销华南及远销国外。清初期屈大均著的《广东新语》中已述及石湾之陶遍二广，傍及海外之国，可见它在当时影响之广。
石湾窑的陶塑艺术，既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性，更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制作内容丰富多采。制品生活气息浓厚。塑造的人物、鸟兽，形神兼备，千姿百态；塑造的植物、山水，自然清新，生趣盎然；人物形象典雅传神，器物造型及釉彩古朴浑厚。几个世纪以来，形成了自己强烈的特色和风格，因而深受国内外各界人士所喜爱。并且出现了石湾陶塑的收藏家、鉴赏家及评论家，对石湾窑陶艺进行评论、介绍。
石湾窑陶塑，它与我国其他优秀艺术一样，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它不仅千百年来历久不衰，而且影响越来越广泛。究其原因，主要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二是具有令人目注神移的艺术魅力，使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有味。凡观看过石湾陶塑的中外人士，无无不赞叹艺人们高超的艺术造诣。著名作家郭沫若、肖三，曾先后写下陶瓷尊独创，何用仿元均，艺与道俱进，品随岁更新；喜看佛山访石湾，石湾工艺不平凡，巧夺天工凭妙手，石湾该是美陶湾等赞美诗句。
石湾窑陶塑的另一大类，是建筑及装饰用的琉璃制品。它是东方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有它的地位。我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地区建造的庙宇楼台、庭院别墅，多采用石湾琉璃制品。罗浮山冲虚古观、广州镇海楼、六榕寺花塔、陈家祠、佛山祖庙、伶仃洋赤湾天后庙、香港大屿山宝莲寺等建筑物均采用石湾制的琉璃，人们不论从照片或实地观看，无不赞美这些建筑的壮观宏伟。琉璃瓦中的人物花脊是立体组画，它象壁画而优于壁画，似壁雕而胜于壁雕。佛山祖庙的琉璃瓦脊人物雕刻(琉璃瓦脊人物雕刻清广东省佛山市祖庙
解放后，石湾窑陶塑艺术，发展较怏。尤其是美术陶瓷，影响更为扩大，产品远销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著名雕塑家刘传和美术家刘泽棉、庄稼、廖洪标等，均发挥了他们的艺术才能，不断对石湾传统陶塑艺术进行挖掘、整理，进行新的创作；釉料艺人霍日增、吴灶生等对发展传统釉彩，多年来悉心研究，取得良好成果。由于石湾窑陶塑艺术在继承传统中不断进步，它的成就，象磁石一样，吸引着许许多多到中国来的旅游者和归国华侨，包括不少的国家元首和各界的知名人士，他们都以到石湾一游为快事。
1234下一页陶瓷知识：石湾窑的历史地位
石湾窑是民窑，非官府所办。尽管有悠久历史，但过去它并不为士大夫所重视，所以文献记载极为简略。如《广东通志》载：冶则佛山，陶则石湾，皆良工也，石湾金鱼大缸，两两相合，俯者为阳，仰者为阴，阴所盛水浊，阳所盛水清，诚之尽然。石湾所制陶器，似古之厂官窑，郡人有石湾瓦甲天下之谚，形制古朴，有百级纹者，在江西窑之上。《广东新语》亦说：佛山之冶遍天下，石湾多陶石湾之陶遍两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
广州是一个很早对外贸易通商的口岸。石湾毗邻广州，由于产品通过广州不断远销东南亚等国，所以在本世纪初期，开始受到国外人士的注意和重视，并对石湾窑的陶器进行论述和介绍。
解放后，石湾陶业有了新的发展，因此介绍和研究石湾陶瓷的论著也逐渐多起来。在报上发表的有关石湾窑的文章更多了。
近年来美国历史研究工作者施丽姬女士，为了研究石湾古代陶塑艺术，曾多次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考察。在越南西贡、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泰国和印尼等地的祠堂庙宇古建筑物上，发现了不少石湾窑烧制的琉璃瓦和花草禽兽人物瓦脊。瓦脊上有无数的身披戏服的立体塑像，故事情节极多。可见石湾陶塑，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东南亚一带亦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本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石湾陶瓷曾先后多次在广州展出。1960年至1979年亦先后在香港举办了四次石湾陶瓷专题展览。
总的来说，从1904年开始，国内外的学者，对石湾窑的介绍和研究工作，一直断断续续的在进行。从自发的到有组织的，其时间已将近八十年。石湾陶瓷展览，对加深各界人士对石湾陶艺的认识和推动学术界研究石湾窑，导向纵深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陶瓷知识：石湾陶瓷的特色
(1)陶泥与瓷土
石湾陶瓷所用的泥土，大致可分陶泥和瓷土两类。陶泥是本地所产，瓷土是从外地运来。石湾之所以称为陶都，是因为当地的泥土(陶泥)只能烧陶。石湾陶泥采自本镇东南北三方面的山岗和石湾东平河西岸磨苟岗等约四十多个低矮山岗，这些山岗下面埋藏着大量陶泥，千余年来一直取之不尽。此外，陶土亦来源于佛山澜石、南海、番禺等地。据研究，石湾陶土含铁量高于宜兴陶土，含铝量约为20～23％左右，受火度不及瓷土，须在1000℃～1050℃左右烧成，火候过高陶器则会烧歪变形。但若渗入适量的细砂或瓷土，其受火力则可适当增加。石湾窑除烧陶器外，从唐宋至今亦烧瓷器。早期烧制瓷器数量较少，明清以后逐渐增多。烧制瓷器的瓷土则从东莞、肇庆、英德等七、八个地方运来。东莞白土产于水稻田之下，以横沥及马步坳二地所产者为最佳。传世的明代刻有吴南石堂款的素烧刻花镂孔三足与四足香炉，即采用东莞瓷土制成。东莞白土须和以石湾山砂，始能成器。据抽样检查，东莞瓷土，其成分与宜兴紫砂土比较，宜兴土含铁、锰较多，故色红紫，受火度不及东莞土，须在l100℃左右烧成；东莞土含铁少，故色白，在800℃时色黄，过1200℃时色青。瓷土来自肇庆之莲塘及市桥、清远、中山等地的，以莲塘瓷土为最佳，成分直追福建德化，其土含铝、镁质多而铁少，为一种极佳之瓷土，可仿宋代定窑瓷器。过去石湾艺人取之加入本地红土，以冲淡红色及增加耐火度，若加入东莞白泥则成半陶瓷，用作女像之肌肉部分，则代表妇女白嫩肌肤。若塑老妇，则渗入少许红泥。明清以来石湾烧制的陶瓷数量极多，自成格调。凡艺术瓷，除仿古制品外，皆用半陶瓷土浆注模成品，以省工时，减低成本。
石湾山砂，产自大帽岗、小帽岗、显庙岗、宝塔岗、千秋岗等地。其色金黄，烧成则白，为其特点。山砂为构成石湾陶坯之必需原料。如东莞白土本身不能耐火成器须加入山砂20--30％，利用其熔点高以支持坯体，使其在1200℃左右不会变形。由于东莞土之收缩率大(约为15～18％)而山砂收缩率几等于零，故粗陶器用粗砂，烧成时砂露而土缩，摸之粗糙。凡缸瓦煲盆、下水道渠简等均掺粗砂，若艺术用陶，则经细孔筛筛去粗粒，始行掺入坯土，烧成后不觉粗糙。但若于艺术陶胎上，目力可见砂与泥有明显分别者，则非佳品。烧造者为掩饰此缺点，经常用星朱、石墨涂于器底，使人难以辨认，其实此系辨胎土优劣之一旁证。
石湾各种精陶陶土配方的原则，大致有如下几点：1.纯东莞白土，必须加入山砂、瓷土、红土等，以求耐火。2.纯瓷土必须加入长石，以操纵其耐火或透明度。但长石愈多，则可塑性愈减。3.陶土中加入瓷土，使其色变白，且增加耐火度。但过多则减少可塑性，使器物易裂及变形；红土加入瓷土则呈较淡之暗红色，有滑腻光泽感觉。依据上述原则，石湾陶器中之人物神仙、壁挂、花瓶、植物及精细之花瓶等，各有其特有的坯土配方。
至于石湾胎骨陶用之配方，也很重要。胎骨陶不施釉，目的在于表露陶塑精细之手工、胎土色泽美丽与感觉之细腻，故胎骨在石湾陶塑中占重要位置。各类配方大致如下：一般人面人手用白瓷土30％，红土60％，东莞土10％；茶壶等日用器物，用红土80％，白瓷土20％；石山人物用红土100％。但亦无硬性规定，如清代名工潘玉书雕塑的李铁拐、范蠡、苏武等历史人物，多采用灰褐色胎骨，以示其脸部之苍劲。雕塑的西施、贵妃等女像，则采用白色胎骨，示其皮肤之白嫩。黄古珍雕塑的人物，则喜欢采用明亮细腻的红色胎骨。可见石湾名师，对人物胎骨的配方亦各有别。总的来说，经过配方提炼的石湾陶泥，粘性很强，能耐高温，是理想的陶土。比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镇的瓷土可塑性大，能塑出迎风飞舞的衣裙飘带和复杂的线条。
12345下一页【陶瓷文化】综述越窑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
石湾陶瓷父子艺人的传承与创新
本月22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幕的2014广东民间工艺精品进京展上，石湾陶艺再次成为亮点展现在全国的视野里，除了让市民看到更丰富的石湾陶艺，也让人感受到广东的工艺品在传承与创新上做出的努力。
说起杨伟东，市民并不了解，说起杨锐华，广东的工艺界就非常熟悉了，他是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伟东是杨锐华的儿子，子承父业，一起制作工艺。
在寂寞中创新石湾釉种
老石湾艺人在表述石湾陶艺的釉时，常有一釉二型三题材的说法，釉色是排在第一位的。“以前石湾陶艺早期以出口为主，为了迎合外国人的需要，它的色彩非常丰富，并以此著称。”杨伟东说，传统的石湾釉色共有几十种，但是在古窑的柴烧成环境复杂，气氛温度很难控制，尽管釉色丰富，但很难达到理想效果。通常会用的早期的灰釉为主，釉色品种多但工艺控制难度大就消失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艺人们慢慢通过尝试用矿物质与氧化物合成釉料取替代早期灰釉，稳定性好烧成范围广。
但在古柴龙窑烧成的顶尖老作品，到现今也无法复制，即使通过严格化学分析也无法在复杂的柴窑气氛里重现，这种偶然性总让人感受到一窑一宝的珍贵性。
杨伟东毕业后，逐渐对陶釉产生了浓厚兴趣。看到父辈石湾陶艺家们总是被偶然性的釉彩表达局限，困住手脚，他慢慢掌握了釉料的性能，便开始日夜调试颜料，在泥、釉、火诸方面积累经验。
丰富釉料拓展石湾工艺的道路
在创新过程中，老一辈和新一代显出了剧烈的冲突，父亲觉得儿子研发出的釉料太亮，太前卫，“火气大”；而儿子又觉得父亲太保守，不能接受新鲜的事物。两人在争吵中不断融合彼此的观点，最终达融合。现在研发出的一些釉料都是借鉴了其他陶艺产区釉料基础上进行创新，如耀变天目釉、金彩茶叶沫釉、绿银丝金沙釉等。
让杨伟东最得意的一个釉料是铁红金圈釉，这种釉通过高温烧成特殊的曲线，在陶艺上犹如斑斓的梅花，非常漂亮。杨伟东曾在一个有设计感的大琵琶花瓶上施于此釉，将作品送于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展评选，荣获金奖。还有一个釉种名为绿银丝釉，这也是杨伟东的首创，通过绿金沙釉改良而成质感犹如刺绣中的乱针绣的立体效果。
杨锐华告诉记者，因为儿子丰富了石湾的釉种，他也根据釉种对石湾工艺的表现形式进行创新，比如最近他做的一个《孔雀》作品，就是专为绿银丝釉而创造，器型采用多种釉色混合配搭，更能表现出孔雀颜色的艳丽釉色传统和创新有种配搭，这也是对固有石湾釉彩新的突破。
综述越窑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越窑综述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
“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
（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
（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
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
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
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
（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
（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
（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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