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青花为景德镇和中国瓷器一举奠定在世界工艺美术史上的地位，但是景德镇和中国瓷器的成就，却远不止青花。自从成为官窑重地，只要朝廷运作正常，景德镇几乎便不会缺乏资源(包括钱、人才和政策等)，于是，在元、明、清这三朝七百年间，华丽的瓷种相继面世，仿佛一代又一代的无冕王者，彼此血缘相近，却各自创造出成就高峰，难分高下。从宏观角度来看，其他国家的瓷器，或偶有佳作，但形单影只，便难成气候；唯有中国瓷器以全系列形式推出，其成员分则独领风骚，合则互相辉映，有如一个强大联盟，才能做到让全球所折服。
1.釉里红(鼎盛期：明·洪武)
釉里红色泽深沉，火候要求极高，霸气十足，与明太祖可谓绝配。
青花是一次入窑的制作而成的，与之做法相似的，只有釉里红。但是釉里红的火候控制，比起青花难上N倍，因为在没有温度计的情况下，工匠要在摄氏1300度的窑内把温度误差控制在10度之间，太低了不够红，太高了红便挥发掉。因此，釉里红很难找到烧得好的，当年只有明太祖因为个人喜好而不惜工本大力烧制(明太祖出身红巾军，年号洪武，大概认为红色旺他)。虽然之前的元朝有少量传世，日后的康乾盛世也有制作，但最能够把它与皇帝匹配上的，只有洪武时代。而日后由于二次入窑技术的出现，釉里红亦渐渐被其他烧制方法取代。
2.五彩(鼎盛期：明·嘉靖、万历)
万历为五彩的辉煌时代，至今仍留下不少宫廷佳作。
五彩是对于中国瓷器的重要性，有点像电视从黑白走向彩色。在五彩出现以前，绘画瓷都是一个颜色的，但五彩的出现，打破了此一界限。工匠在制作五彩时，克服了一次入窑的问题，不再框死自己，把烧胚和绘画一次过完成，而是可以先入窑把瓷胚烧一遍，拿出来在釉上绘画后，再放入窑烧第二遍，成品的颜色不但更易掌握，变化亦更多。五彩与青花几乎同时出现，但一直占不了上风，要过了几乎两百年，到了明代嘉靖、万历时候，才大量生产起来。中国人的数字一向不准，这个“五字”没有特指那五种色，而是指一种运色之法，上一篇讲过的红绿彩，便应归入其下，而日后康熙出现的“素三彩”，亦同样是其支流。
3.斗彩(鼎盛期：明·成化；清·雍正)
成化斗彩以体积细小的鸡缸杯和天字罐见称，两者在市面己经几乎绝迹。
斗彩与五彩非常相似，初学者几乎无法分辨，而即使是有经验者，如果单看图片，有时候也会混淆。斗彩是在五彩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五彩艳俗，斗彩娇媚，看起来更柔和，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普遍较为容易接受。明代斗彩之最，要数成化年间的“鸡缸杯”和“天字罐”，按古籍记载，一双小小的杯子，传到孙子万历手上，也要他十万钱，而到了今天，要找真正的成化鸡缸杯(后来仿制的不算)，动辄上千万，甚至有钱也买不了。清朝的雍正皇帝，品味相当高，他所做的斗彩，质素亦当数清朝之最。
4.珐琅彩(鼎盛期：清·乾隆)
乾隆珐琅彩高贵华丽，一直为当今人们所追捧。
珐琅彩是西洋传教士带来的礼物。欧洲利用珐琅彩作画历史悠久，优点是表现力强，颜色亮丽。珐琅的着色体主要是金属，所以金属胎珐琅可以说是纯粹的进口技术；但是，把珐琅彩用上瓷器，难度比起在金属上大大提高，因为瓷土比金属脆弱，而瓷土和珐琅彩的受热程度又不同，烧制难度极大，成本又高，非常折磨工匠，因此懂做的人很少，直到民国初年，故宫解禁，一般人才恍然大悟有此一品种。如此高难度的制作，只有人力物力至臻巅峰的乾隆年代才堪负担。在坊间流传中，珐琅彩又称“古月轩”，由于“古”、“月”成“胡”，许多人便怀疑珐琅彩乃西洋画家郎世宁的创作，事实上，学界一直认为此乃空穴来风，查无实据之言，很可能是古董商穿凿附会，抬高价格之言。
5.粉彩(鼎盛期：清‧嘉庆、道光、同治、光绪)
大雅斋瓷器很好认，主要以粉黄或粉绿为地，当眼位置有“大雅斋”和“天地一家春”字样。
乾隆晚期开始，朝廷开始没有钱和技术去做瓷胎珐琅，但是皇帝又要享受，于是，宫内的工匠开始动脑筋，要找成本较低又有相似效果的材料，终于，他们发明了粉彩。从诞生的一刻开始，粉彩的使命就是珐琅彩的代替品，于是在嘉、道年间，我们看到它崭露头角；但由于占有成本优势，粉彩经历几十年的制作，量质大大提升，最后更熬出头来，成为唯一可以取青花而代之的瓷种。而这个年代，与其说是同治、光绪年间，不如说是这两位皇帝背后的女人——慈禧在发功。慈禧为了提升自己和皇帝的生活质量，下旨烧制了一批名为“大雅斋”的瓷品，为粉彩中的极品，作为颐和园和紫禁城之用。至今仍然是拍卖场和博物馆的珍品。
中国的瓷器不胜其多，要逐一细数解释，多少本专著都不够。这一次透过景德镇为引，纵贯多个时空，横通各项品种，希望能够给各位一些基本概念。这几篇文章挂一漏万，忽略了很多值得提及的项目，譬如颜色釉、龙泉窑、德化窑等，只能留待日后再作探讨。下一期，我们即将展开新的探索，介绍另一种不可不知的艺术品种。请各位继续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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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景德镇霸业崛起之前的历史
探讨景德镇霸业崛起之前的历史
今天谈到瓷器，几乎离不开“景德镇瓷器”这几个字。但是，景德镇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瓷器的伊甸园，它真正在中国瓷器史上成为老大，要到元代青花瓷出现的时候。不管美术史专家如何强调它在宋代的辉煌，以及其名字“景德”，是来自北宋真宗的年号，都无法否定它早年辈份低的事实。这是为什么呢?下面小编将与您一起来探讨。
因为在元代以前，中国所流行的瓷器是青瓷，从汉代的绿釉陶器，到魏晋南北朝的早期青瓷，由于政权分裂以及经济的原始性，整个中原大地，并没有出现一种计划性的、以手工业供养整个城市的生产模式;直到唐代，规模经济逐渐成形，青瓷与白瓷出现了首次的分庭抗礼，当时称为“南越北邢”，南方的越窑盛产青瓷，而北方的邢窑则长于白瓷，两者并驾齐驱，难分轩轾;到了五代十国，南方出现了一种称为“秘色釉”的青瓷精品，风靡北方，把白瓷压了下去;到了北宋，五大名窑中即使以定窑出现最早，排名上却只能叨陪末座，其余的汝、官、哥和钧，都属于青瓷系统，可见截至元朝以前，青瓷白瓷之争，青瓷一直遥遥领先!
定窑是宋代白瓷的代表
“景德镇”位于江西，本名“浮梁”和“饶州”，虽然很早已经以瓷器生产为主，其名字亦在宋真宗年间受赐，可是在早期的青白争霸中，它并没有担当起重要的角色。相反，它不过是一位对于青瓷亦步亦趋、忠实严谨的模仿者而已。当然，宋代的景德镇瓷器产量非常大，但问题是，正如一个歌手，即使不断在全国走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休，但都只是唱着别人的歌，没有自己的作品，那么你能相信，这人能够成为万世不朽的巨星吗?不断唱陈奕迅的歌，不会为你带来陈奕迅的成就，顶多只能让你变成一位影武者而己。景德镇在宋代的繁荣，就是一种活在别人影子底下的繁荣。可是，这时候的它，已露出了自成一派的巨大潜力，因为，那里有着一种无可取代的原材料——高岭土。
采之不尽的高岭土
高岭土是一种非常洁白、坚固、细腻的原材料，可塑性比起任何窑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看五大名窑，定窑也是白色的，但是一掂量在手，感觉就是密度低、松散，颜色带杂质，不但许多造型完成不了(不够结实，结果抵抗不了高温而变形或垮掉)，美观度也不足;对于青瓷，景德镇可以洁白瓷土模仿，可是青瓷却模仿不了景德镇的洁白，正如白纸上可以涂绿色，绿色纸却涂不上白色的道理，青瓷是一种有局限的工艺，一旦中原品味的大潮流变了，它就可能永远的失去优势。
蓝色和白色在中国文化里，一向不是吉祥的颜色，但在中东世界，却是穆斯林的象征。蒙古人把军队打到了欧洲，汗国势力则巩固在亚洲最西端，刚好把整个伊斯兰文化圈兼而并之，亦同时把他们的品味和工艺消化掉。刚巧，蒙古人也是尚白尚蓝的民族，于是景德镇，就在宋元之间的品味革命之中，找到了它的转型契机;用现代的商战术语来说，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蓝海”，打出了另一个市场，另一片江山。
青花，是真正的“青出于蓝”
景德镇的高岭土，成就了青花瓷的白色基调，而青花瓷的蓝色，则是由西域的颜料和风格来完成。当中的细节，譬如究竟由谁下旨烧造、以及技术东传的细节等，文献上仍然待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域的人和物料，来到东方的景德镇，是英雄来到用武之地;而景德镇在元朝崛起，则是先由“时势造英雄”，再有“英雄造时势”：蒙古人和穆斯林的品味，促使了青花瓷的诞生;而青花在中国诞生之后，则反过来被中东世界所疯狂。
中东世界的Iznik瓷器
在十五世纪，也就是大概明朝的时候，中东出现了一种称为Iznik的瓷器，正是伊斯兰世界对于青花的模仿和创作。中东世界的Iznik瓷器，一直是中国青花的追随者，可惜从原料开始，已经先输一截。笔者曾经在土耳其看过不少佳作，在比较下，瓷质、用色、造型、品味，都很难追得上青花。
景德镇在全国率先成立陶瓷知识产权维权联盟
4月26日上午，在第十四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之际，中国首家陶瓷行业知识产权维权联盟——知识产权维权联盟筹备会议顺利召开。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在全国各产瓷区率先成立知识产权维权联盟，既能起到保护创新，又能更有效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据悉，筹备中的知识产权维权联盟，在景德镇市陶瓷知识产权保护委员会——陶瓷知识产权保护联合执法办公室指导下，由协会、景德镇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成员志愿加入的会员组成，从事行业（企业）知识产权相关工作或开展相关活动的非营利性组织。其宗旨是：依法维护行业（企业）知识产权不受非法侵害，帮助会员单位和个人防范侵权行为，协助依法打击有关行业（企业）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行为。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行为，已成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近年来知识产权侵权事件渐多，跨区域、隐蔽性仿冒陶瓷产品现象尤其严重，针对陶瓷市场发展中的严峻形势，联合企业和从业个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很有必要。在全国各产瓷区率先成立知识产权维权联盟，既能起到保护创新，又能更有效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景德镇陶瓷
景德镇地区的制陶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概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景德镇陶瓷史
景德镇地区的制陶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慨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已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青白瓷刻花注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瓷器，烧成难度大，色彩艳丽，以至于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品类。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亦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两者相映生辉，极其名贵。
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
在高温颜色釉的烧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设立于1278年的浮梁瓷局掌烧的“枢府”瓷，胎体厚重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称“卵白釉”）。这种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是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洁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它色釉如红釉、蓝釉、金釉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已有熟练的掌握，使景德镇瓷器装饰异彩纷呈，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明洪武 青花缠枝莲大罐
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
大龙缸和薄胎瓷的烧造成功，是明时景德镇瓷业高度技术成就和制瓷技师惊人智能的体现。大龙缸，直径高度均达70厘米以上，通身饰以五爪龙须，形制巨大，气势宏伟，荘重肃穆，为帝王专用之物，他人不可僭越使用进而更现它的神秘。薄胎瓷的制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制瓷技师的艺术匠心和智能，最薄最细的薄胎瓷器，其厚度只0.5毫米，最厚的也只有1毫米，真正是“胎薄如纸”。
以成化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空前的绝作。创于成化时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閗彩工艺，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成化时期的閗彩，釉上色彩一般都有三、四种，多者达六种以上，而所施色彩的特征又极其鲜明，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加绚丽，给人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之感。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在成化閗彩的基础上创出了青花五彩，改变以閗彩中仅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的决定性的主色地位，而使青花只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一种颜色，青花和红、黄、绿等色处于一样的地位而没有主从之分，这就大大丰富了青花五彩的表现力，呈现出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以及釉下蓝色为主突出红色的局面，嘉靖、万历彩瓷也就以图案花纹满窑，色彩浓艳深翠而行于世。明代彩瓷还有白地绿彩、青花红绿彩和釉上五彩以及填彩、金彩等等，素三彩也较为出名。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制瓷业，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此时的景德镇“延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万，借此食者甚众，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垛”（唐英《陶人心语》），“利通数十省，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于斯”。与明代一样，清代也是官窑民窑并存共荣，并且均有名窑精品。
清 雍正 粉彩八桃天球瓶
清代前期的御窑厂，名窑辈出，创新层出不穷。康熙年间著名的官窑有“臧窑”、“郎窑”。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陶官臧应选所造。臧窑的主要成就是单色釉，但青花、五彩、素三彩、釉里红均极为精巧。康熙青花色彩艳丽纯净，莹澈明亮，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别具风格而“独步本朝”，尤其是民窑青花更为清代青花的典型代表；康熙五彩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而成了彩瓷的又一个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下、釉上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地位的局面，而且，随着色彩的增多，金彩的运用，突破了明嘉靖在樊红、霁红等地上描金的单一手法，而使康熙五彩鲜艳富丽，光泽透澈明亮。郎窑，为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御窑时生产的瓷器。郎窑以仿明宣德和成化窑器而着称。郎窑的杰出成就，是仿制明宣德祭红釉而创制的以郎窑红为代表的颜色釉，郎窑红，“华而不俗，色正朱”，其深艳的色泽，犹如凝结的牛血一般鲜红（故也称其为牛血红），釉面透亮重流，器物里外开片，既象玻璃般光泽鲜艳夺目，又象红宝石一样瑰丽，极为名贵，为历代珍品。康熙时还曾烧制出与郎窑红齐名的色调淡雅的缸豆红，也称美人醉；用诗“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形容它极为贴切。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于康熙朝始创的粉彩，到雍正年间获得空前的发展，并且有“清一代，以此为甚”，彩料中砷元素的掺入，加上国画没骨法渲染手法的运用，突出了书画的阴阳、浓淡、深浅的立体感，同时粉彩烧成温度较古彩低，色彩对比比较和谐；因而显得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烂雅丽，形象逼真，构图文雅隽秀，所谓“鲜娇夺目，工致殊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而又以瓷器艺术为第一的督陶官唐英主持下唐窑，成就辉煌，既是乾隆一朝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制瓷史成就的代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唐英以47岁之身协理窑务，他以陶人之心主持陶政。胎质、釉面、器型、品种、工艺手法、装饰形式、釉上和釉下彩绘，无论仿古，无论创新，无不登峰造极。正如《景德镇陶录》所述：“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金。又仿效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种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窑至此，集大成矣！”。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的瓷业已露衰落之端倪，到晚清而日趋衰落，道光以后，一直到公元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景德镇瓷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故乾隆一朝，为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饮流斋说瓷》。
景德镇陶瓷分类
景德镇陶瓷分类。
景德镇陶瓷始于汉世，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是汉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景德镇陶瓷大量系艺术陶瓷、生活用瓷和陈设用瓷，以白瓷为着称，素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之称。
景德镇陶瓷分类共九类：青花瓷、粉彩瓷、斗彩瓷、颜色釉瓷、珐琅彩瓷、变色釉瓷、古彩瓷、新彩瓷、雕塑瓷。
第一类：青花瓷
青花又称白地青花瓷器，它是用含氧化钴钴矿为原料，在瓷器胎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第二类：粉彩瓷
粉彩瓷又叫软彩瓷，是景德镇窑四大传统名瓷之一。粉彩是一种釉上（在瓷胎上）彩绘经低温烧成的彩绘方法。粉彩也叫“软彩”，是釉上彩的一个品种。所谓釉上彩，就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进行彩绘，再入窑经摄氏600度至900度温度烘烤而成。
第三类：斗彩瓷
斗彩又称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彩瓷品种。斗彩这个名称，明代的文献里未见记载。最早使用“斗彩”这一名称并给予解释的，见于清雍正年间的《南窑笔记》：“成、正、嘉、万俱有斗彩、五彩、填彩三种，先于坯上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南窑笔记》的作者认为，凡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拼成完整图案的称为斗彩。
第四类：颜色釉瓷
在釉中加上某种氧化金属，焙烧后，就会显现某种固有色泽，故称“颜色釉”。釉料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在一定温度与气氛中烧成，会呈现不同色泽的釉，成为颜色釉。它有三种划分方法：一是按烧成温度分类，分高温颜色釉（1300度左右）、中温颜色釉（1200度左右）和低温颜色釉（1000度左右）。二是按烧成后外观特征分类，可分为单色釉、复色釉（花釉）、裂纹釉、无光釉、结晶釉等。传统颜色釉有：以铁为着色剂的青釉；以铜为着色剂的红釉；以钴为着色剂的蓝釉。
第五类：珐琅彩瓷
珐琅彩瓷的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后人称“古月轩”，国外称“蔷薇彩”。是专为清代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部分产品也用于犒赏功臣。
第六类：变色釉瓷
亦称“异光变彩釉”。釉色随光源不同而变化。以高级细瓷的白釉釉料作基釉，以金属氧化物、非金属氧化物及铈、镨、镱等混合稀土氧化物为着色元素，经一定工艺处理，制成釉浆，施于坯体表面，在适当的烧成温度下，产生物理与化学变化，生成一种新的固溶体。
第七类：古彩瓷
古彩：又名硬彩，为别于清代粉彩，一般称明代五彩和清代康熙五彩为古彩。五彩，是以红、黄、绿、蓝、紫等各种带玻璃质的彩料，按图案纹饰需要施于釉上，在瓷胎上用生料、钒红勾线，用单线平涂的方法，再在“彩炉”（在800-900度之间烧成）二次焙烧而成的一种古彩。
第八类：新彩瓷
瓷器釉上彩的一种。旧称洋彩，出现于清末，是从国外引入的一种陶瓷装饰方法。因当时采用进口彩料，画面具西洋风格，故又名“洋彩”。先用五彩颜料在白瓷表层绘以各式画面或图案，再入彩炉烘烤，这种瓷器，称新彩瓷。
第九类：雕塑瓷
雕塑瓷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雕塑而烧制成立体陶瓷的艺术品，简称瓷雕。它的制作需经模印、锒嵌和镂、堆、塑、雕刻等多道手工工艺操作自经高温烧炼才能完成。
景德镇老瓷厂记忆：景德镇陶瓷厂
景陶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上一辈的老瓷都人，谈起景德镇陶瓷厂（以下简称景陶），都会清晰地记得景陶门前的运煤专用小铁路，每当满载着煤炭的小火车轰隆驶过，那之后的兴奋之情；还有景陶办公大楼的门楼，那是当时全市所有工业企业中最独特、最宏伟、最气派的一栋门楼，让不少瓷都人记忆犹新。
近日，记者来到景陶，那昔日象征着景陶曾经辉煌的大门，如今已经锈迹斑斑；曾经热闹非凡的厂房，已经空无一人……
建厂初期披荆斩棘
1958年9月1日，这一天对于每一个景陶人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这一天瓷器十二瓷厂、十五瓷厂、十六瓷厂合并为景德镇市建筑瓷厂。
谈及景陶的前身，现任景陶厂长杨景华滔滔不绝地介绍，景陶的前身是景德镇市第二陶瓷手工生产合作社（简称“二社”），而二社的前身又是余协圣瓷行，老板是人称“三尊大佛”的资本家余炳哲。
1950年10月余炳哲抽走转移大量资金，使生产停顿，瓷行于1951年5月关闭，瓷行93名工人要求资方老板发工资维持生活。当时工人代表与资方老板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老板同意付给工人“共同工资”，但“大佛”不肯“善哉”，未履行协议。于是工人联名上诉到市法院，经过法院裁判之后，将这些固定资产作为股金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恢复生产。
恢复生产之后二社逐渐发展，让工人们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征程，他们白天生产、晚上义务劳动，在资金不足以全部建设正规厂房时，他们挑来泥土、运来竹子搞基建，用竹片糊黄泥搭起一栋栋简易厂房。在1958年，这一年二社已有部分工人迁到毛家坡新厂房生产。新厂房的建成，告别了点多面广，迈出了厂房、设备、人员高度集中的关键一步，为今后的景陶奠定了基础。
发展期间充满曲折
只要熟悉景陶的人都知道，景陶主要出产工业陶瓷，其中三角牌釉面砖更是闻名中外。据景陶老职工回忆道，当年厂里生产的面砖，其特点吸水率适中，光洁度好，耐酸、耐碱性能强，使用周期长。
可景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冲击着每个角落，由于当时极左思潮干扰，瓷厂生产经营一落千丈，企业也是面目全非，运作十分艰难。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景陶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招收新工人，工人年龄面临着青黄不接，就在1973年，这一天下着雨，但是景陶的职工们却觉得这是一场喜雨，因为在这一天，景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迎接了158名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到来，这些都是各大院校高才生，他们的到来，及时地为景陶补充了新鲜血液。
据景陶书记常水根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是景陶最令人羡慕、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时期。这一时期，景陶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釉面砖生产量和质量节节上升，产量位居全国之冠八年之久。这一时期，釉面砖品种日益增多，全厂上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
“要知道，当年我们生产的三角牌釉面砖，出产上海、北京等地，都是免检产品，畅销到连找厂长批条子都买不到，当时时任厂长为了减少上门客户的纠缠，特意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剪贴了报纸上的一副“兔开尊口”的漫画，”常水根骄傲地说。
从景陶建厂初期开始，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后，当时的厂领导班子看准了市场对釉面砖需求不断增长的时机，“咬定青山不放松，”果断决策，让效益不高的日用陶瓷和工业瓷逐渐减产直至全面停产，进而举全厂之力来发展效益较高的釉面砖。
如何扩大釉面砖生产规模，经过商量之后，最好的选择是把工业瓷车间改造成釉面砖车间。但是改造的资金在那里？面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景陶人利用多种渠道寻求合作伙伴，在1981年至1982年，景陶在难以从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能力，采取这一变通的灵活措施，使景陶的釉面砖产量大增，一跃成为全国釉面砖产量第一的专业厂家。
不仅如此，在1980年至1987年，景陶釉面砖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整整八年，当时景陶头上一直戴着桂冠，光芒四射。“三角牌”产品在整个上世纪的80年代畅销美国、港澳、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是最受欢迎的建陶产品之一。
景陶人的创业精神
余昌铨1955年就进入景陶，直到1997年才退休，作为一名老景陶人，他有着景陶人艰苦朴实的创业精神。正如余昌铨的老伴常说的，“他就是块头木头疙瘩，笨。上班从未迟到过，就连我生孩子的时候也还在上班，从来都不知道请假这个两个字，天天就惦记着生产生产”。
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余昌铨依然深深地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时，工人们上下班全靠步行，要走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发出怨言。当时工厂搬到毛家坂时，这里还是比较荒芜的地方，工厂用竹片编成篱笆做围墙，厂里规定没有到上班时间是不开门的，来得早的人都老老实实在门外等候。当时有一个姓黄的工人家里没有闹钟，下半夜3时左右就起床，走到厂里还没有天亮，但他又不敢跨过篱笆进厂，只好在曹家岭灰棚子里休息一下，不小心睡着了，一觉醒来，到厂里已经迟到了，还受到了处罚。由此可见当年的纪律是多么的严格。
余昌铨在景陶一直都是从事匣钵工作，这项工作又苦又累，但是他丝毫都没有怨言，起早摸黑的一干就是40年，他说，“我们那时就把厂里当成了自己家，从来都没有迟到早退，一周就休息一天，休息时还要义务劳动半天；有时半夜刮风下雨，我会习惯性的跑到厂里去看匣钵是否被雨淋湿。”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匣钵40余年，但是余昌铨坚持下来，对他那个年代来说，只要认定了这门手艺，就会一直干下去。
回想起，以前厂里的辉煌，余昌铨自豪地说：“在80年代，我们厂是全市最好的一个厂，也是全市第一个有公交车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单位，当年6辆公交车停在厂门口，是多么的气派”。
景陶的蒸蒸日上，与干部和职工艰苦奋斗是离不开的。老职工老占告诉记者，当年他在厂里的时候，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工，都是一样的在生产线上辛勤的工作。现代剧《窑前战歌》就是以厂里一个职工老董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1976年的一天，烧练车间窑炉的烟道发生堵塞，烟道不疏通，瓷器要报废，老董得知此事之后，二话不说，钻进了烟道，硬是将堵塞烟道的匣屑。砖块一铲一铲掏出来，高温将老董的脸灼得青紫，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抢修行列，终于将烟道疏通了。
别看现在景陶厂生活区破旧不堪，生活区内公园，丝毫看不到绿意，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职工宿舍、子弟学校、保育院、职工医院、食堂、浴室、文化中心等设施应有尽有。生活区内花园不仅绿树成行，花草芬芳，花园内还有喷泉，环境优美。
“可是就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东等地区乡镇企业及其他性质的建陶企业的崛起，‘三角’牌受到猛烈的冲击，经济效益逐步下降，并出现经营亏损，景陶在1997年全面停产，目前景陶主要以出租方式将厂房、设备租给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多种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老占说。
景陶从辉煌鼎盛到退出市场，从部属国家大型二类企业到市属三类企业，它经历了五十余个春夏秋冬，这人生漫长的半个世纪，就好似流星在历史星空划过的一瞬间。在这期间虽没有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但一座座高耸的制粉喷雾干燥塔和一条条建筑卫生陶瓷生产作业线却是见证了景陶昔日的光辉，尽管如今这种辉煌已不再，但景陶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首届景德镇御窑陶瓷国际论坛在景德镇举行
10月21日下午，首届御窑陶瓷国际论坛在我市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圆形会议厅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包括御窑整体保护，文博学术研究，御窑工艺开发，御窑品牌运作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立耕，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史文斌，市政协副主席王祖庆、潘义忠，著名文物鉴定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耿宝昌，市文博权威专家刘新园出席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我市文博界代表150余人参加论坛。史文斌讲话。
史文斌指出，景德镇御窑是皇冠上的明珠，在景德镇一千七百年的陶瓷制造生产历史进程中，御窑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严格的手工技术和周密细致的生产管理制度，不但烧造了美轮美奂的传世极品，更是对景德镇民间陶瓷的生产起到了引领和促进作用。他强调，市委、市政府对于我市陶瓷发展非常重视，提出陶瓷是景德镇的命脉，加强古陶瓷的研究与利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围绕御窑所进行的御窑整体保护，文博学术研究，御窑工艺开发，御窑品牌运作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御窑陶瓷论坛是我市文博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市陶瓷发展的一件大事。
论坛上，与会国内外专家各抒己见、踊跃发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陶瓷考古专家、文化学者和艺术家发表了许多具有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专题对景德镇御窑进行研究、探讨景德镇御窑陶瓷文化精髓。通过研讨和交流，为御窑的开发利用出谋划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陶瓷文化，提升御窑和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
主办方告诉记者，本次大会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将把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汇集成册，编撰成书，并形成瓷博会固定的活动项目，为提升景德镇御窑的研究水平，扩大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发展贡献力量。
潮州陶瓷叫板景德镇
继中国轻工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正式授予广东省潮州市“中国瓷都”荣誉称号之后，６月１６日至１９日，潮州市又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中国瓷都——广东潮州陶瓷（北京）博览会，集中展示潮州市陶瓷业的总体风貌和整体水平，展示潮州市陶瓷历史文物和陶瓷生产的规模、门类、品种、技术水平、档次、出口量等各方面情况。
据介绍，这次陶瓷博览会具有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等特点，是有史以来潮州市与国家、省有关部门联合举办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专业展会。这次博览会共有７３家企业参展，展厅总面积共８７９０平方米，设标准展位３９８个左右。这次博览会不仅展示了在中国陶瓷之林一枝独秀的工艺美术瓷，还展示了日用瓷、卫生洁具、仿古陶瓷、圣诞瓷、电子陶瓷等门类系列产品。既展示、反映瓷都悠久陶瓷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物，又展示当前畅销国内外市场的名优新特产品，还展示了国家级、省级大师名作和历年来获奖精品。其中：有上世纪７０年代由邓小平同志赠送给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国礼“友谊通花瓶”；有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１．２米高的“春色瓷花蓝”；有获国际博览会金奖的“剑兰通花瓶”、“白玉通花瓶”等；还有获得“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美誉的“清明上河图”、“红釉大鱼缸”、“五百罗汉图”等多项陶瓷精品。此外，还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瓷挂盘和世界上最高的青花九龙瓶，有神韵独特，堪称世界最小的手拉朱泥壶等陶瓷精品。
潮州市是广东的“东大门”，素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之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著名侨乡、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瓷都、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民族民间艺术之乡。潮州市陶瓷业的历史和现状是我国陶瓷业的典型缩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潮州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是我国古瓷都和陶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笔架山宋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潮州陶瓷有着丰富的瓷土资源，其中“飞天燕”瓷土矿总矿量３２１９万吨，居全国已勘探各瓷土矿的瓷土资源蕴藏量的第二位，为潮州陶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源保证；潮洲是全国最大的陶瓷产区之一，去年销售额１１６．８亿元，预计今年销售额可达１５０多亿元；是全国陶瓷生产企业最多的地方，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是全国陶瓷出口量最大的地区，去年出口额达６．４３亿美元，居全国各陶瓷产区之首；是全国最大的工艺瓷、日用瓷和卫生洁具生产基地，卫生洁具年产占全国总产量５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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