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上博大展：呈现江南文化“前世今生”
江南园林、白墙黛瓦，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移步换景、曲径通幽……历时两年筹备的上海博物馆年度大展“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26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该展汇聚全国15家文博机构的197件（组）精美文物，以特别的江南韵味娓娓讲述江南文化的“前世今生”。
来自南京博物院的《康熙南巡图》（第7卷）粉本，将观众引入江南“十里繁华地”的盛景中。粉本，指中国古代绘画施粉上样的稿本。据介绍，《康熙南巡图》的定本共有12卷，分散于世界各地。此次展出的第7卷粉本，是江南风俗画长卷，全长30多米。
记者看到，所展江南文物涵盖骨角器、玉石器、青铜器、陶瓷器、书画、古籍、漆器、家具、印章、竹木器、玻璃器等诸多门类，其中不乏传世名作。
“江南历史源远流长，江南文化不是无本之木。”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研究馆员谷娴子说，江南文化大展突破单一门类和时间脉络，全面梳理了江南文化的历史起源、内涵特质，“有崇勇尚智的底色，有安礼乐仪的传统，有明德修身的人物，有开放兼容的气度，有阳春白雪的风雅，也有市井浮生的烟火。”
上海史研究专家熊月之指出，江南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脉，此次大展也折射了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渊源关系，“近代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基础，接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外来文化，经由上海这一特大城市的集聚、熔铸、升华而成的都市文化。”
展期将持续至8月23日。
taoCi52.com延伸阅读
陶瓷知识分享：德化瓷世博大放异彩
德化瓷世博大放异彩
手托荷花、荷叶，行动处似是弱柳扶风，衣带飘然，加上高绾的如云发髻，端庄的精致五官，脱俗的恬淡神情……她们一出现，人们的目光马上就被她们的惊艳吸引。她们那轻盈的体态，洁白莹润的肌肤，极具魅力的艺术效果使得人们赞叹不已。她们就是在《百年世博情，海外华人心——中国恒好全球百年世博收藏展》上亮相的一对德化窑仕女塑像。从5月1日到10月31日，184天，上海世博会秉承“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念，全世界各种精巧的创意、奇妙的发明、珍贵的文物、多元的文化荟萃于此，在世博这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上，实现了文化的多元共享，同时也为根植传统陶瓷文化提供了舞台。德化县正积极抓住世博机遇，让德化瓷元素在这个舞台上尽情挥洒，把高超的陶瓷技艺和恒久的文化魅力盛大华彩地展现在世界面前。陈仁海保值5.6亿元，被誉为“世界第一瓷雕”的“世博和鼎”以及柯宏荣、陈桂玉的作品“天鹅湖”于世博会期间在福建馆第三展区一楼演示厅展出，同茶叶、漆器、寿山石等元素一起，以讲故事的形式展现福建城市、文化以及生活的历史变迁；同时搭配布袋戏、伞技等文艺表演，多角度展现福建历史文化底蕴。陈仁海除了举世瞩目的“世博和鼎”之外，还有名为“世博壶”的中国白瓷茶壶系列以及“元首杯”，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驻足参观。不仅如此，10月份，上海世博会福建馆的“压轴戏”也留给了德化县。到时，该县将演绎“德化瓷的故事”，再次展出德化县的陶瓷艺术珍品。“将会把我们的陶瓷品牌推向世界。”县政府副调研员黄发建信心满怀地说。【精】中国当代瓷雕大展在沪举办
中国当代瓷雕大展在沪举办
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由１２０多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教授以及陶艺新秀创作的精美瓷雕作品组成的“中国当代瓷雕大展”，将于２２日在上海虹桥举行。
上海艺术博览会组委会介绍说，瓷雕艺术是在我国雕塑艺术和陶瓷领域绽放的一朵奇葩，却始终未能进入主流艺术品收藏者的视线。近年来，我国陶瓷艺术家们吸收借鉴国际当代艺术的创作手法和理念，在瓷雕的创作上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尝试与探索。这次中国当代陶瓷大展，就希望借世博舞台向海内外展示中国陶瓷艺术的“新发现”，其中不乏以钧窑“窑变”技法烧制而成的世博会吉祥物海宝雕塑这样的新颖之作。
据悉，参加此次中国当代瓷雕大展的艺术家“名家如云”，包括被誉为“陶艺先锋”的周国桢，富有实验精神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黄焕义，“钧窑陶瓷”的领军人物阎夫立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中国当代瓷雕大展的１２０余件作品，都将在地处上海闹市的虹桥绿地展出，让陶瓷艺术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的休闲生活。
陶瓷浅析：国家文物局：重磅展览呈现70年我国流失文物回归之路
国家文物局：重磅展览呈现70年我国流失文物回归之路
记者从国家文物局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公众熟悉的《伯远帖》、《中秋帖》、圆明园兽首、秦公晋侯青铜器等回归文物将悉数亮相。
“这是我国首次对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成就进行全景式展览，从展览的规模、文物价值、呈现内容等方面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罗静表示，展览将于9月17日开幕。国家文物局回溯70年文物回归历程，对我国相关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最终确定了25个经典案例，选出了来自18家文博单位的600余件回归文物参展。
据悉，作为今年最新的追索返还工作成果和近年来整体价值最高的回归文物，近日从日本归来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将在此次展览上得以重点呈现，为广大社会公众献上回归后的“首秀”。
陶瓷知识分享：国博：集中呈现中国当代工艺美术风貌
国博：集中呈现中国当代工艺美术风貌
这是展出的何志隆作品《柴烧青瓷花觚》（8月20日摄）。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时代新章——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作品邀请展”20日开幕，展出133组件工艺美术作品，集中呈现中国当代工艺美术风貌，展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果。
展览分为“取法自然”“天工奇巧”“器韵生动”“万象日新”四个单元，展品涵盖雕刻工艺、陶瓷工艺、漆器工艺、金属工艺、首饰工艺、织绣工艺及其他工艺七大类。据介绍，这批展品是从一批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和青年创作人员创作的400余件工艺美术作品中遴选而来。
展览将在国博南6展厅持续到10月10日。
【精】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
经典文章_瓷器上的花押款
瓷器上的花押款
【精】中国瓷器上的莲纹
中国瓷器上的莲纹
莲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又称芙蕖、芙蓉。《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疏“芙蕖其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菡萏，莲华也。”千百年来，莲以它美丽的花形，芬芳的气质，不染纤尘的高洁品德深受世人的喜爱。
在我国古代文学 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描写莲的诗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陈凤·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离骚》）。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咏莲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清商曲辞·青阳度》）；“千叶红芙蓉，昭灼绿水边”（《清商曲辞·读曲歌》）。一曲曲清新秀丽的民歌把江南水乡莲花盛开的美景描写的如诗如画。唐诗中也不乏赞美莲花的作品。“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不学清萍叶，随波东复西”（丁鹤年《采莲曲》）；“看取莲花净，应方不染心”（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更是爱莲成癖，他在《爱莲说》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段尽善尽美的描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莲花的倾慕之情。
我国用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大约始于周代。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有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梁其壶”，壶盖四周饰有一周镂空的莲瓣作为盖钮。湖北京山出土的春秋早期“曾仲游父壶”，盖顶上也饰有类似的莲瓣钮。以上两件器物是我国早期以莲为纹饰的范例。这时的莲纹缺乏写实感，可以看出是由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青铜饪食器和酒器上的波曲纹（旧称环带纹）演变而来的，属于较为抽象的莲纹。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器上的莲纹开始趋于写实。１９２３年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件装饰写实莲纹的代表作品。壶盖四周外侈的双层透雕莲瓣形象逼真，已经非常接近真实的莲瓣。与其相似的还有１９５５年安徽寿县出土的莲瓣方壶。河北易县燕下都十六号墓出土的陶方壶也装饰有类似的莲纹。战国陶器上的莲纹基本上延续了春秋时期的风格，但莲瓣数量明显减少。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经过逐渐的适应和缓慢的流传，到东晋、南北朝时已遍及大江南北。随着佛教的到来，佛教艺术随之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是佛教偶像崇拜和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传说釉迦牟尼降生前，宫廷中百鸟齐鸣，四季花木一同开放，池中开出大如伞盖的莲花。釉迦牟尼得道成佛后，每当他传教说法时，都坐在莲花宝座之上。在有关佛教艺术的雕塑作品中，诸佛所坐的台座也多为莲花形。佛经中把佛所居住的地方称为莲华世界，“莲华世界，是卢舍那佛成道之国”（《华严经》）。佛教经典也有以莲花题名的。《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经的名称以“妙法”比喻所说教法微妙无穷，以“莲花”比喻经典的洁白高雅。就连僧众所披的袈裟也与莲花有密切关系，“袈裟又名莲华衣，谓之不为欲泥所染故”（《释氏要览·上·法衣》）。总之，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江苏金坛西晋墓和浙江平阳元康元年墓出土的青瓷谷仓，腹部均贴饰模印佛像。佛像身披袈裟，双手合抱坐于莲花台座之上。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茶黄釉钵，外壁刻划简单削瘦的莲瓣十七瓣。镇江阳彭山出土的莲瓣纹碗，每个花瓣由数条极细的划线组成。以上两处墓葬出土的刻莲瓣纹器物与浙江萧山县上董窑遗址的盘碗残片非常相似。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１９７７年浙江宁波发现两处南朝早期窑址（云湖窑）。出土的莲瓣纹盘碗与东晋上董窑十分相似，也是用流畅有力的线条在器物外壁或内心用重线刻出简单的莲瓣。但云湖窑的莲瓣有单瓣和复瓣、有筋和无筋之分，有的盘碗内外均饰以莲瓣纹。此外，还有少量刻成凸莲瓣，装饰手法比东晋时期有所发展。江西吉安齐永明十一年墓出土的青釉盘是南朝莲纹的典型式样。盘心浮雕重叠莲瓣，中心以弦纹构成的圆圈内每三个大小同心圆组成一个莲子，均匀排列，看上去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类似的器物在江西、江苏的同期墓葬中经常可见。莲瓣一般为四至十二瓣，中心以不同数量的同心圆象征莲子。
这一时期罐类上的莲纹尤具特色。河北平山北齐天统二年崔昂墓出土的青釉四系罐，上腹部塑覆莲八瓣，莲瓣肥宽，瓣尖凸出外卷，瓣内阴刻蕨草纹。造型丰满浑厚，稳重大方。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带盖六系罐，肩腹之间覆莲一周，半球形盖面上堆塑两层立体斧仰莲，这种堆塑莲瓣纹与器形巧妙地融为一体，既美观又适用，具有北方制瓷工艺的特色。与南方盛行的刻划、浅浮雕莲纹相比，在装饰效果上似乎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