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造假瓷器鉴别知识】
“金缕玉衣”骗贷事件揭开了假文物泛滥的冰山一角，据圈内人士披露，文物造假非常普遍，成为业内潜规则，包括北京著名的拍卖公司都无法保证只卖真货不卖假货，一些懂行的买家常明确告知要买假货，回去加工后再卖出，以最大限度地牟利。
现今文物造假手段五花八门，让人难以想象，将活羊的腿割开，塞进普通玉石缝合好，一两年后取出，浸血的玉石可以冒充鸡血石卖高价；将现代红木家具扔进粪池，浸泡一段时间后捞出就成了“明清家具”；青铜器用酸梅汁浸泡、酸碱液煮黑，再粘上铜锈，就变成“古代青铜器”。在景德镇，元明清瓷器高仿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专家凭肉眼已很难甄别真伪。
一方面是假文物、假古董充斥市场，另一方面是文物鉴定机构良莠难辨，不少“鉴宝”专家皆为钱来，职业道德丧失，谁愿掏银子、谁掏得多，赝品摇身一变成文物，让天下人不齿的5位大师竟然将假金缕玉衣鉴定成价值24亿的天价。许多拍卖行公然为赝品出具文物鉴定书，却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同时，高科技助推了文物造假，使得“鉴宝”仅靠眼力已难以为继，故近些年热释光、化学成分分析、中子测试等科学检测手段纷纷出笼，很多鉴定机构宣称科学“鉴宝”准确无误，招揽生意，而事实上科技检测并非万能，如陶瓷照X光一秒钟后就可以“变老”100年，造假高手通过这种手段轻易骗过热释光检测，用现代瓷器冒充古瓷。
文物造假皆为一个字：利。中国民间收藏正方兴未艾，收藏爱好者超过7000万人，这为文物骗子提供了滚滚财源。央视有一个《寻宝》栏目，记者们走遍几十个城市进行民间找宝，但令人遗憾，收藏者兴致勃勃捧来的“宝贝”，经鉴定90%以上是赝品，更令人震惊，这些“文物”大都有鉴定机构或专家开出的真品鉴定书。可见假文物泛滥让绝大多数民间收藏者做了冤大头，无疑是一件很“悲催”的事。
文物造假还导致赝品文化泛滥成灾。文物是文化的构件，是历史活化石，人们收藏文物一定意义上是在收藏文化，假文物大行其道，无异于是对真文化的污染与戕害。
文物市场乱象丛生，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缺失，200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主要是对文物考古、挖掘、馆藏文物的保护进行规范，基本没有涉及民间收藏鉴定，对文物造假牟利行为缺乏法律规范。显然，当民间收藏热如火如荼时，文物市场出现了法律真空，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不适用古董买卖，收藏爱好者买了假文物，难以通过《消法》维权、索赔。另一方面监管失范导致文物市场放任自流，如对专家的“鉴宝”行为失去法律、制度约束。
文物市场乱象亟待道德规范与法律监控双管齐下。文物鉴定是一门科学和高深知识，不可缺失严谨的治学精神与职业操守。法律规范是治乱利器，要打造从文物鉴定、拍卖、市场管理、打击赝品“一条龙”的强有力地监管链条，这既是对文物、文化的保护，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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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鉴定乱象亟待规范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是一座颇具知名度的国家二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在多次参观后却对其中部分展品提出质疑。杨认为，馆方所称的长沙窑“壶王”为上世纪90年代仿品。更有一位民间老艺人称，这件“壶王”与他曾经烧制的一些作品十分相似。
点评
：赝品经过“专家”鉴定摇身一变“国宝”的故事并不鲜见。此次“壶王”事件有点意思，连西子湖畔“颇具知名度”的国家二级博物馆也被赝品忽悠了？综合各方报道，“壶王”事件不复杂，谈不上“迷雾”：日前，杨静荣在多次参观之后，认为馆方所称的长沙窑“壶王”实则为上世纪90年代仿品；据调查，这批文物为2005年所征集，一共600余件，当年“博物馆非常想得到这批文物”，所以“仅仅依据专家口头承诺就给付了捐赠款1500万元”。这与媒体调查发现的鉴定证书日期是2007年3月后补的情况相符。即当年在并无鉴定证书的情况下，博物馆认可了这批“文物”，还由财政以“捐赠款”形式买了单。
这是否说明博物馆当年的急功近利、工作粗疏导致了今日的质疑和争议？可以确定的是“壶王”事件仍在公众关注下不断发酵。媒体继续调查发现“壶王”还有第二把，就在第一把的捐赠者丁某手中，可笑的是这把“品相更好”的“壶王”经“现代科学鉴定为现代仿品”；接着，第三把“壶王”的消息传来，杨静荣在长沙古玩市场见过；再接着，媒体辗转在铜官镇（长沙窑又名铜官窑，铜官镇为铜官窑古窑址所在地）原“陶瓷总公司下属的三厂”老艺人谈志忠那里获悉惊人消息：相似的“壶王”，谈在1989年做过30件（与杨静荣“上世纪90年代仿品”的断语高度契合）且“最终以16元到25元不等的价格进行了处理”！而“壶王”捐赠者丁某也承认，该“壶王”于“上世纪90年代初购自农民之手”，时间上也吻合。
行文至此，“壶王”是真是假的答案似乎呼之欲出，最简单的求证方法莫过于组织权威专家再来一次鉴定。可问题就出在这个“权威鉴定”上。在鉴定证书满天飞、给钱就能将“上周的”鉴定为“西周的”现实面前，谁才是权威？怎样鉴定才权威？谁又能鉴定、监督“权威们”？最近曝光的一起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对“权威”发起了挑战：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5名权威专家，为骗子自制的“金缕玉衣”开出24亿天价评估，建行两行长由此轻信骗子的经济实力，前后被骗贷共计10亿多元。此案中，“权威专家”连“金缕玉衣”的玻璃罩子都没有打开，“权威鉴定”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甚至案发后也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一开始他们的“权威鉴定”没有法律效应，他们有所谓的“学术自由”。
民间文物鉴定的法律法规几乎一片空白、市场监管的严重缺失、认钱不认货的学术浮躁、全民收藏投机热潮的推波助澜、造假者的疯狂与猖獗，令艺术品鉴定乱象迭出已然耸人听闻。拥有职称的就叫专家？富有经验的就不会“打眼”？笔者认为，主观判断永远不能替代客观事实，艺术品鉴定引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建立科学评价标准，传统方法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法律框架下中立的科学鉴定加之严格的责任追溯制度将会是很好的出路。只可惜，现今艺术品鉴定还是传统方法的天下，科学鉴定推进缓慢，因为只有如此别有用心者才能利用“模糊空间”制造“利润空间”。唉，收藏这碗水很深，再次奉劝各位看官莫轻易入手！如一业内人士所言：现在配有鉴定证书的，一般都是赝品。
且看这场公立博物馆信任危机如何收场吧。
揭露文物造假要多方行动
我国目前已经出土玉衣的西汉墓葬共有十八座，而金缕衣墓只有八座。真的金缕玉衣肯定为国家级文物，不能为私人占有，更不能用来作银行抵押用，其鉴定一定是国家级的。可这次有个骗子用假的金缕玉衣鉴定骗贷10亿元竟然能成功。
这样的笑话，举凡埃及、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是很难见到的奇观，我们没听过埃及人造假木乃伊来骗取银行贷款，也没听过希腊人用米诺斯的维纳斯去偿还欧盟债务。然而在我国，这样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发生了，并且层出不穷。
每个门类的文物都有五花八门的造假手段。书画在装裱时，高手可以将一幅画揭成两层，或把小名家的款割下，换成大名家的款；将活羊的腿割开，塞进普通玉石缝合好，几年后取出，浸血的玉石可以冒充鸡血石；红木家具做旧，将其扔进粪池，过几年冒充明清家具；青铜器则用酸梅汁泡、用酸碱液煮黑，再粘上古代青铜器的铜锈……在景德镇，元明清瓷器高仿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据传北京一位泰斗级瓷器专家到那里考察后，再也不肯为别人作鉴定。
“眼学”靠不住了，科学检测又如何？热释光、化学成分分析、中子测试等科学检测手段这些年纷纷上马，然而科技并非万能，如果用古代的纸墨仿制书画，仪器就无从辨别。即使其他门类的文物，高仿者也很快找到了应付科技检测的门道。
陶瓷照X光一秒钟就可以“变老”100年，很容易骗过热释光检测，通过这种检测，曾经测出一高仿唐三彩距今3000年的笑话。化学成分分析也不灵验了，景德镇明清瓷器釉的配方已被现代科技破解。在景德镇，你可以买现成的明代成化年或清朝康熙年的釉料，再在古代窑址取土烧制，做出的瓷器，其化学成分和古瓷完全相同。显然，“一次性”的科技检测结果很难进行验证，也就不大可靠。
据统计，目前全国各地有组织的收藏爱好者队伍已达7000万人，时下各个电视台“鉴宝”类节目更是层出不穷。真伪鉴定难，还在于部分专家职业道德的丧失。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管这个行业的造假水平有多高，我们深信只要全社会都来揭露和谴责这种不法行为，黑幕下的鬼蜮伎俩肯定会在法律的阳光下遭到惩罚！
文物造假 专家看不懂藏家不敢买
仿制的瓷瓶也能进画册，上拍卖目录。
市场假货多是瓷器、玉器 市场假货多是瓷器、玉器，拍场假货多是书画 条 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洛阳、杭州、南京、蚌埠、景德镇……吴树的文物市场暗访之旅，历时一年，行经多省。零距离看过了文物交易市场中诸多行当的“内幕”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文物市场总体违法！
瓷器造假之“接底”
景德镇御窑厂周围店铺林立，常有人租铺但不开张，闭门在内掘地三尺，找寻埋在地下的清代瓷片。由于瓷器底部是鉴定的重要部位，因此仿制高手们便用将旧底和新器身拼合的手法，做出从外表上看不出丝毫痕迹的仿制品。古瓷底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如今光绪年间的底一个要2000元左右，道光的要5000元，乾隆的要6000～7000元，康熙的约8000元，雍正的最贵，约10000元。
“文物交易市场” 真品不过5%？
吴树称，国内“文物交易市场”上主要的流通商品有两类，一是真东西，主要是出土文物、传世品，二是假货。从比例来看，前者不过占去5%，而充斥市场95%以上的则是后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并且“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
而在所谓“传世品”部分，文物法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通过下列方式取得的文物：(一)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二)从文物商店购买；(三)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四)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五)国家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这些文物可以依法流通。
一般认为，文物法确立了公民个人拥有和流通文物的合法性。但珍贵文物、国有文物等仍属于不能交易的范畴。所谓珍贵文物，是指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主要包括国家规定的一、二、三级文物。目前各地大量出现的各种私人博物馆、艺术馆、文物或艺术品主题会所等，建立的依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但对于法律的不同理解仍然存在，有专家就认为，对于文物保护法所言的“依法转让”问题，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买卖”，私人可以无偿转让或者互相交换，如果涉及“有偿”，仍需通过文物商店或有合法资质的拍卖机构的途径。
中华工商业联合会古玩业商会常务理事李广琪认为，现在人们往往把“旧货”跟“文物”混为一谈，其实旧货并不一定有实际的文化价值。对两者进行明确的区分很有必要。
艺术品制假已形成专业“地下市场”
与“真”文物面临的纠结局面相比，“假”文物、艺术品的泛滥影响则更大。在收藏圈子中，不时可以听到某某藏家花了上亿巨款，收购了满室“国宝”，经专家鉴定却无一真品，欲哭无泪。也常有鉴赏家抱怨：屡屡被人邀请“掌眼”，但乘兴而来，却几乎次次要败兴而归！吴树称，近两年市场上假货最多的是瓷器、玉器，在拍卖市场中最猖獗的，则是书画。
经过数十年的江湖历练和经济洗礼，国内的文物和艺术品制假已经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网络严密、技术高超、渠道通畅的专业“地下市场”。如以书画而言，上海仿陆俨少、程十发，广东仿高剑父、高奇峰，西安仿石鲁，香港仿林风眠、陈之佛，台湾仿张大千、黄君璧。生产者、中介者、售卖者各司其职，产品档次也划分明确，顶尖的仿品进大拍场，甚至进入博物馆收藏。
日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一件被称为“壶王”的“镇馆之宝” ——长沙窑大壶被媒体质疑是赝品。其捐赠者安徽淮北的民间收藏家丁仰振也被卷入其中。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约600件藏品是从丁仰振手中征集而来。虽然对此事的调查尚无最终结论，但不难看出，仿品至少已经发展到可以令专家、藏家们“集体困惑”的程度了。
根据吴树的说法，目前最受市场追捧的陶瓷赝品主要有“官、哥、汝、钧、定”宋代五大名窑生产的器物和景德镇生产的元明清官窑瓷器，其中造假时间最长、造假水平最高、对文物市场杀伤力最大的是后者。
链接：古玉制假手法种种
火烧法
将玉件直接放在火上烧或涂上火碱后用石灰包好，放到锯末里埋起来，这样在玉石上烧出的白色叫“鸡骨石”，如果将其立即冷却就会产生牛毛纹；若在水中加入不同颜色的化学物质，便会制出各色牛毛纹玉石。之后用砂纸沾猪油，对其表面打磨直至出现光泽。
酸咬法
将玉器在需要加颜色的地方用化学方法加热，放入硝酸、硫酸的水中，接着把需要保留色彩的地方用混合物封好隔离，再放入特制液体中浸泡，使颜色浸入到玉石缝隙中。最后对其进行全身封闭打磨。
加压法
将器物打磨、着色、上油后，用按一定比例的混合碱包裹好，放入高压釜内，几天后取出，再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处理完成。这种手法一般用来仿制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的玉器。
记者直击 “研究所”里造出 高科技“杀猪”仿品
在朋友的帮助下，在景德镇一处偏僻的民房中，记者见到了在行内以仿制清代某种瓷器著称的A先生。他告诉记者，自从数年前经他手制作的一件东西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卖中拍出千万元以上的高价以来，进入各大拍行的他的仿制之作，至少过百件，“翻开那些图录，(某种瓷器)很多都是我的”。
A先生的这所民房中，从拉坯到烧成的设备一应俱全，大袋大袋的陶土堆放在地上，分门别类，等待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调配。书柜中大陆、台湾等各种版本的陶瓷类书籍、杂志堆满。工人正在制作的器皿有六七种，每种数量都不大。他自言这里就是一个“研究所”，而自己从事的则是高科技的研究工作。他告诉记者，要做出一件够等级的仿品，需要从选料、制胎、颜料配置、器型设计、绘制、装饰风格等所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丝毫不能马虎。一种颜色的调配，要不停地做出样品来比照、实验，直到与想要仿制的器物完全一致为止。他拿起一个花瓶，几个面的装饰纹样、颜色各不相同。这就是一个“实验色卡”。根据层层历练烧成的仿品，与真品的相似程度往往高达八九成以上，不要说外行，就是“老鸟”也很难不走眼。据说A先生所制作的某类清代瓷器，因为真品与仿品实在难以甄别，目前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人敢下手买了。
根据行内人的说法，类似A先生这种水平的仿制高手，在景德镇约有十来位。他们各是一种瓷器的专家，各有秘不示人的绝活、配方，多“大隐隐于市”，低调烧瓷，少与他人往来，仅通过固定、长期合作的渠道进行交易。近期有一位香港的资深藏家专程到景德镇考察瓷器仿制，看了一些高手的十几件作品之后，连称：“看不懂！看不懂！”
除了这类手法，瓷器仿制中的“杀猪”(指用假货骗人)手段还有不少。
有图有真相
近日，在某知名论坛网友“愤青的小鸟”发帖曝光了不良商贩把石头“变”成翡翠的全过程，令人惊悚。
交易市场“乱象”并非生产乱而是操作乱？
文物仿制品一般来说有三种：一种是收藏、学术机构为了研究、教学、陈列等之用制作；第二种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收藏和观赏需要，或作为工艺礼品、纪念品仿制；第三种则是纯粹为了以假乱真而仿制。前面两类仿制品，往往有仿制的标识，或者在尺寸等方面有所区别，第三种则没有。
而在前两类仿制品中，也有高下之分。在景德镇作仿古瓷规模最大的黄云鹏的主题公园般的工作坊中，成百上千的泥坯整齐堆放，展厅中有从宋到清各个朝代的仿品，价格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然而在行内人看来，这些仿品的水平并不高，只能作为礼品和纪念品之用。但国内某著名博物院曾经仿制作为纪念品出售的一批高仿瓷器，却曾经被人磨去仿制标识后当做真品高价交易。
李广琪在景德镇也有自己的品牌和瓷窑，他的主营业务，是高仿瓷器的生产。在北京古玩城中他的店铺里，四壁摆满了各种高仿瓷器。他说自己从来都明确说明，自己卖的就是高仿器。但这并不能避免他的产品进入拍卖行，并被当做真品拍卖出去。他坚持认为，所谓文物、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乱象”，并非生产乱，而是操作乱。换言之，“乱”的原因在交易环节。
A先生也称，自己从来没有跟人说过自己的东西是真东西，所有的买家也都知道买去的是仿品。但“至于他们买去之后干什么，我不问，也不关心”。有时自己的作品通过拍卖公司或者其他途径卖出了高价，但那个钱也不是进了自己口袋。
李广琪说，文物、艺术品收藏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因此规范市场首要的就是素质教育：一方面，是玩家的素质教育，学会自己给自己掌眼；另一方面，是对鉴定机构、交易机构的人员进行职业水平和道德、操守的教育；还有一方面，是政府的监管不能缺位，现在监管太不力。
为何能以假乱真？ 造假者： 专家水平不行 高科技鉴定无效
那么“假”为何能“乱真”？这些在景德镇生，景德镇长，在瓷器行业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对每一位仿制高手的手法都了然于胸。“我们不可能看不出来”，一位常常在国内各大城市间奔波，为拍卖行和仿制高手们“牵线搭桥”的人士称。而对于那些频频在大众媒体上露面的专家，他们却大都持轻视的态度。“专家只有理论，不懂制作，谈不上懂瓷器。他们说什么什么标志是某个时期的典型标志，是鉴定标准，却不知道那个就是某种生产手法造成的，我们复原那种手法就是了。”A先生说。
而对于各种物理、化学等高科技鉴定手法，很多人也并不太在乎。一方面，鉴定机构手头现有的数据库数据远远不足，“即使真的是老东西，他数据库里没有的，都说是新的，你说它怎么管用？”另一方面，各种测试方法都有年代的误差范围，高古的文物误差五十年不太能造成大影响，但清代或者民国的东西，到现在也就一百来年，这种程度的误差，就令测试结果不能起到任何参考作用。
还有一点，很多高仿的东西，买家买去不过是为了洗钱或者送礼之用，价格越高反而越好，遑论其艺术和工艺水准，的确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高度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话语权垄断，也为“假作真时真亦假”提供了完美的土壤。从今天的江西、河南、河北的瓷窑中烧出的“宋瓷”、“元瓷”、“清瓷”，在某位藏家的密室中放置若干年，在拍卖市场上周转了几个来回之后，谁还会在乎它们的真假？
故宫文物专家揭密古陶瓷造假，买古瓷不如玩高仿
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研究员杨静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文物市场95%为赝品，买文物不如买高仿玩”提及古陶瓷造假，杨静荣更愿意用“仿造”一词。他举例说，在景德镇，一位仿造高手以每月每人万元的薪酬，分别供养一个专门研究用料配方和一个进行拉坯的技术人员。由于高仿瓷对技术要求非常高，基本上每年两名技术工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件作品，仅他们每年的工资总额就达20余万元。
为什么成本如此之高，许多人仍趋之若鹜呢？杨教授解释道：“一件高仿瓷，市场行价约为五六十万元。”除去工人工资、材料费用、租用窑厂等费用，每件高仿瓷的利润至少为20万元。20世纪90年代，第一件高仿元青花的瓷瓶，在国外就拍出了300余万元的高价，其利润率之高可见一斑。
手段一：新瓷老锔
文物收藏界第一次发现这种手法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件青花瓷瓶被认定为元代器具，在国外拍出300万元人民币。“当时专家看到锔子（用来连接器物的金属两脚钉）是元代的，便认为这个瓶子的朝代没有问题，后来，经过探访，才发现仿制者的这种手法。明代的锔子现在市场上能卖到几百元一个。”杨教授说，把新制的瓷器打碎，用古代的锔子将碎片连接在一起。一般收藏者看到锔子是明代的，就推断陶瓷的年代也为明代，上了仿制者的当。
手段二：新瓷老底
十年前，杨教授在福建农村考察时，当地人出示了一件底儿上有贡御落款的瓷碗。“我看落款和宋代建州窑的非常相似，同样的器物，当时故宫还没有藏品，就买了下来。”后来才发现，碗底儿处有一圈胶，说明是重新粘在一起的。因为瓷器底上的印记落款很难仿制，所以一些仿制者从破损或者不具备很高经济价值的瓷器上将旧底切割下来，与仿制的瓷身拼接在一起，烧制成新的瓷器。
手段三：老胎新画
一些古瓷器表面釉层脱落，将它表层釉刮去后，在老胎上重新上釉，很多经验老到的收藏家都会被蒙住。比如清代的人物图案瓷器传世量少，如果在旧胎上绘出这样的图案，一个旧瓶子身价立即翻了成百上千倍。”
手段四：冒充残片
几年前，某古玩城的一家商户称自己的古代窑址里发现了一批瓷器“残片”。其他商户一听便纷纷前来购买，并表示可以将这些残片当作样本来辨别其他瓷器。后来得知这些残片是高仿瓷的碎片。
手段五：废瓷复烧
“在发掘整理古代窑址时，经常会见到一些因为炉温没有达到一定温度而烧生了的废弃瓷瓶。”杨教授说，“这些瓶子都是老器物，只要重新烧制一次，能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而且现在的检测手段不易辨别出来。”
伪造出土地专蒙捡漏者
骗术一：农家‘埋雷’
‘埋雷’就是销售者把仿造的陶瓷器放在农民家里，当收藏者到农村收集东西时，由农户卖给他们。这迎合了很多收藏者认为农民手里的东西都是从地里挖出来的真品，在农村能够捡漏的心理。”销售者现在“埋雷”的地点已经走出了国门，“伊朗，乃至欧美的许多国家都能见到这样的‘雷’，对待海外回流文物需要小心鉴别。”
骗术二：虚假出土
许多销售者会把仿制品放入墓地里，再当着买家的面把东西挖出来。在文物界有这样一种说法——你看见挖出来，你看见埋进去了么？以此来讽刺销售者的这种行为。
骗术三：“专家”做托儿
销售仿制瓷器的商户私下里把鉴定专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具有相当鉴定能力的，另一类是经常“看走眼”的。“这些商户特意找第二类专家开具鉴定书，一般收藏者看到鉴定专家会十分放心，殊不知其中另有蹊跷。”
“建国瓷”“文革瓷”的“金矿”亟待开掘
瓷器收藏，在我国历史久远。下到民间，上至宫廷，因着瓷器使用的寻常可见。古代先民惜物，即便瓷器“冲线”了，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请焗瓷匠来修好，然后继续使用，而对于精细的或先祖留下的瓷器，则会更细心使用、保管，因而，老瓷器还是留下来很多。民间有“民窑”，宫廷有“官窑”，江湖和庙堂都在瓷器文化的熏染、浸淫下，对瓷器爱惜有加。一代代传下来，碎了积，存了碎。一般年代越久远，留下来存世的完整器就越少。
但如今，笔者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收藏爱好者包括古玩店、拍卖公司人员，一说起“老瓷器”，都认为最起码是民国以前，“古瓷器”则应在清末以上。很少有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国瓷”以及“文革”期间特别定制烧造，或带有“红色”印记的瓷器。而以年代论，这些瓷器是“最近”烧造的瓷器，按理存世量很多，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国有文博机构，应保存、搜罗一批精品。但事实是，它们恰恰在当下很少被看到。是否是被“私密”藏在大小藏家那里？笔者接触过众多瓷器收藏爱好者，看过大量古玩店、长三角多家文物商店，鲜见它们被“先知先觉”的藏家收藏。大多数瓷器藏家，以“年代太近”而不将其视为“文物”，或以“政治意识太强”、“缺乏文人气息和艺术特色”等理由一概拒之。
笔者以为，以古玩或艺术品的几个收藏标准来衡量，“建国瓷”、“文革瓷”才是一个有待藏家关注的“被遗忘的角落”，是一个亟待开掘的“金矿”。
自身实用价值反映了藏品创作、制造之初的实用目的，是一个类别藏品得以继续传承的基础原因。“建国瓷”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建国瓷”是指1953年国家组织生产的有严格意义的、现代官窑制度下的首批官窑产品，产品为青花、青花斗彩、青花釉里红等品类。但该瓷器在市场上少有流通，因此也有藏家把1949—1966年的瓷器统称为“建国瓷”。“文革瓷”是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10年间国内各地陶瓷厂生产制作的带有“文革”色彩的陶瓷器皿，以及后来生产的所有具备“文革”典型风格的瓷器，如以工农兵形象、样板戏题材、毛主席语录等为题材的装饰瓷件、生活器具和雕像等。
“建国瓷”、“文革瓷”具有“稀有性”。由于“建国瓷”产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年限很短，只有20年，记载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这是历朝历代瓷壶无法比拟的。“文革”时期，定制而生产的瓷器总体数量上很少。较多的是老百姓生活日用瓷，但新时期以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方面的改变，绝大部分其时的“文革”日用瓷也因为搬家被当作“废品”清理掉了，存世量减少，这便成就了“建国瓷”、“文革瓷”的收藏契机—“物以稀为贵”。
“建国瓷”、“文革瓷”，其历史科研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也非常独特。“建国瓷”、“文革瓷”，是特别年代、特殊审美的承载物、见证物。文化艺术作品中，瓷器和文学有所不同。有人说，解放后“17年文学基本已是废纸一堆，但17年的绘画依旧是瑰宝”。因为文学指向永恒性，需要发现那个人类共有的普遍的经验，书写那些永恒不变的人性，而绘画不是。瓷器也一样，更多样式的工艺品也同样如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记录的是时代的奇观和特定的风俗。“新的意识形态美学造就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它凝固在瓷器或画面上，让我们明白，人们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从而让我们通过这种画面视觉回到那个时代。
事实上，“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以及独特的政治色彩，都是值得注意的“升值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瓷业处于百废待兴状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陶瓷这个传统产业的发展，号召各地成立国营性质的工厂，保证批量生产并以此推动出口创汇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于是诞生了诸如千年瓷都“景德镇十大瓷厂”之类的大型陶瓷生产企业。这些工厂里的老陶艺家，几乎个个都是名家。如景德镇雕塑瓷厂的曾山东、蔡敬标、何水根等，皆为成名于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再如，前身为明清御窑厂的建国瓷厂的瓷器，均由徐悲鸿、齐白石、梁思成等宗师级的人物亲临指导把关；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里还有民国“珠山八友”中的刘雨岑及其“八友”的后代和传人：王锡良、汪桂英、刘平、王怀俊、徐亚风、胡庐、周国桢、张松茂等人。由此，一些专家评说，“‘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而“文革瓷”，在中国2000多年制瓷史上独立成章、自成体系，表现出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切要为现实服务的浓厚政治色彩，与“文革”一样是史无前例的。在制作工艺、图案造型、题款铭文等方面，“文革瓷”与历代瓷器存在着较大区别。其特点是胎瓷厚，具有时代色彩浓厚、品种造型多样、制作工艺精良等特点。尤其是当年由轻工部陶研所出品的毛主席专用瓷（7501），被称为“红色官窑瓷”，因其工艺水平极高，存世量极少。
相对而言，“建国瓷”、“文革瓷”的赝品较少。近年来，由于国内有些藏家开始注意到了“文革瓷”乃特色年代下的产品，“文献”价值独特，便也开始了专题收藏，一些赝品开始在市场抬头，但总体而言，“赝品”的精气神一眼就能看出。一旦“建国瓷”、“文革瓷”行情大涨，市场上的仿品必然会增多，而且仿制水平会“水涨船高”。
如今，“建国瓷”、“文革瓷”的收藏正当其时。当下，它们的价格尚处于较低阶段。更多的收藏者关注“建国瓷”、“文革瓷”，也算是民间从另一个角度在“抢救文物”，保护文化资源。而且，从商业角度来说，这两类瓷器的升值潜力值得期许。一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茶具，多年前只有几千元，目前市场价已达数万元。18年前北京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将80余件“7501”瓷公开拍卖，成交总额超800万元人民币。1998年，一对“文革”胜利杯瓷器，在香港拍出了178万港元的高价。
建国瓷文革瓷的金矿亟待开掘
文革瓷
建国瓷
瓷器收藏，在我国历史久远。下到民间，上至宫廷，因着瓷器使用的寻常可见。古代先民惜物，即便瓷器“冲线”了，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请焗瓷匠来修好，然后继续使用，而对于精细的或先祖留下的瓷器，则会更细心使用、保管，因而，老瓷器还是留下来很多。民间有“民窑”，宫廷有“官窑”，江湖和庙堂都在瓷器文化的熏染、浸淫下，对瓷器爱惜有加。一代代传下来，碎了积，存了碎。一般年代越久远，留下来存世的完整器就越少。
但如今，笔者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收藏爱好者包括古玩店、拍卖公司人员，一说起“老瓷器”，都认为最起码是民国以前，“古瓷器”则应在清末以上。很少有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国瓷”以及“文革”期间特别定制烧造，或带有“红色”印记的瓷器。而以年代论，这些瓷器是“最近”烧造的瓷器，按理存世量很多，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国有文博机构，应保存、搜罗一批精品。但事实是，它们恰恰在当下很少被看到。是否是被“私密”藏在大小藏家那里？笔者接触过众多瓷器收藏爱好者，看过大量古玩店、长三角多家文物商店，鲜见它们被“先知先觉”的藏家收藏。大多数瓷器藏家，以“年代太近”而不将其视为“文物”，或以“政治意识太强”、“缺乏文人气息和艺术特色”等理由一概拒之。
笔者以为，以古玩或艺术品的几个收藏标准来衡量，“建国瓷”、“文革瓷”才是一个有待藏家关注的“被遗忘的角落”，是一个亟待开掘的“金矿”。
自身实用价值反映了藏品创作、制造之初的实用目的，是一个类别藏品得以继续传承的基础原因。“建国瓷”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建国瓷”是指1953年国家组织生产的有严格意义的、现代官窑制度下的首批官窑产品，产品为青花、青花斗彩、青花釉里红等品类。但该瓷器在市场上少有流通，因此也有藏家把1949—1966年的瓷器统称为“建国瓷”。“文革瓷”是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10年间国内各地陶瓷厂生产制作的带有“文革”色彩的陶瓷器皿，以及后来生产的所有具备“文革”典型风格的瓷器，如以工农兵形象、样板戏题材、毛主席语录等为题材的装饰瓷件、生活器具和雕像等。
“建国瓷”、“文革瓷”具有“稀有性”。由于“建国瓷”产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年限很短，只有20年，记载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这是历朝历代瓷壶无法比拟的。“文革”时期，定制而生产的瓷器总体数量上很少。较多的是老百姓生活日用瓷，但新时期以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方面的改变，绝大部分其时的“文革”日用瓷也因为搬家被当作“废品”清理掉了，存世量减少，这便成就了“建国瓷”、“文革瓷”的收藏契机——“物以稀为贵”。
“建国瓷”、“文革瓷”，其历史科研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也非常独特。“建国瓷”、“文革瓷”，是特别年代、特殊审美的承载物、见证物。文化艺术作品中，瓷器和文学有所不同。有人说，解放后“17年文学基本已是废纸一堆，但17年的绘画依旧是瑰宝”。因为文学指向永恒性，需要发现那个人类共有的普遍的经验，书写那些永恒不变的人性，而绘画不是。瓷器也一样，更多样式的工艺品也同样如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记录的是时代的奇观和特定的风俗。“新的意识形态美学造就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它凝固在瓷器或画面上，让我们明白，人们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从而让我们通过这种画面视觉回到那个时代。
事实上，“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以及独特的政治色彩，都是值得注意的“升值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瓷业处于百废待兴状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陶瓷这个传统产业的发展，号召各地成立国营性质的工厂，保证批量生产并以此推动出口创汇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于是诞生了诸如千年瓷都“景德镇十大瓷厂”之类的大型陶瓷生产企业。这些工厂里的老陶艺家，几乎个个都是名家。如景德镇雕塑瓷厂的曾山东、蔡敬标、何水根等，皆为成名于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再如，前身为明清御窑厂的建国瓷厂的瓷器，均由徐悲鸿、齐白石、梁思成等宗师级的人物亲临指导把关；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里还有民国“珠山八友”中的刘雨岑及其“八友”的后代和传人：王锡良、汪桂英、刘平、王怀俊、徐亚风、胡庐、周国桢、张松茂等人。由此，一些专家评说，“‘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而“文革瓷”，在中国2000多年制瓷史上独立成章、自成体系，表现出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切要为现实服务的浓厚政治色彩，与“文革”一样是史无前例的。在制作工艺、图案造型、题款铭文等方面，“文革瓷”与历代瓷器存在着较大区别。其特点是胎瓷厚，具有时代色彩浓厚、品种造型多样、制作工艺精良等特点。尤其是当年由轻工部陶研所出品的毛主席专用瓷(7501)，被称为“红色官窑瓷”，因其工艺水平极高，存世量极少。
相对而言，“建国瓷”、“文革瓷”的赝品较少。近年来，由于国内有些藏家开始注意到了“文革瓷”乃特色年代下的产品，“文献”价值独特，便也开始了专题收藏，一些赝品开始在市场抬头，但总体而言，“赝品”的精气神一眼就能看出。一旦“建国瓷”、“文革瓷”行情大涨，市场上的仿品必然会增多，而且仿制水平会“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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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造假手段高超 显微科技揭开瓷器造假面纱
随着收藏热的升温，艺术品市场拍卖的火爆，很多人通过收藏走上了致富的道路。然而，在艺术品收藏市场火爆的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各种假货，尤其是陶瓷、书画等造假极为猖獗。面对赝品横行，收藏家应该怎样去伪存真?收藏专家提示我们在依靠经验鉴定的同时，更要借助现代科技仪器辅助艺术品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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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造假可以说是花样各异，千奇百怪。而当前艺术品收藏市场，瓷器是最为火热的投资品之一，也是受造假影响最为严重的。瓷器造假手法大体可分为旧器改观和新器作旧两种。旧器改观就是通过复原、配缺、截口和磨口、补釉、复窑、补缺等方法作伪。新器作旧就是采用种种方法将后仿新器作旧，所见的方法有打磨釉面、药品处理、高压蒸煮、水浸、加饰土锈、打破修复、套口接底数种。瓷器造假手段日益高超，很容易骗过一般收藏家，甚至可迷过一些知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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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瓷器造假手段必定会使瓷器表面显微特征出现异样，我们可借助便携式显微镜观察瓷器的微观细节，给我们瓷器真伪的判断带来重要依据。
1、在显微镜下探视瓷器表面釉层，老瓷表面的磨损(牛毛纹)纵横交错，粗细深浅不一，新瓷则无这一现象。有的作伪者用砂纸擦，线条、方向和力度几乎都一样。
2、凡用氢氟酸处理过的瓷器，显微镜下可显现出无数个被酸腐蚀过的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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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补过的残瓷，在修补过的地方，用显微镜观察，会发现原来有釉子各地方，布满了在小不均匀的气泡，当显微镜移动到修补过的部位时，气泡突然缺失或减少。
4、一般认为以前用柴窑烧制的瓷器，因热量低造成炉内温度改变快，所以瓷釉是气泡大小不均、分布不匀，而用现代窑使用"煤、气、电"窑烧制所以釉中的气泡，大小均匀，分布也很均匀，在薄釉中多为均匀泡等，因此借助显微镜观察瓷器气泡等信息，已经成当前瓷器重要鉴定方法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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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爱迪泰克科技有限公司针对此款产品的古玩行业，开通全国免运费的货到付款服务，只需拔打免费咨询的电话：4006806765联系人：慎小姐TEL:13520947631QQ：2561655101.
经典忠告，要牢记
即使气泡鉴定很重要，但也该全面分析。笔者不主张“一点肯定论”，但赞同“一点否定论”。即有一点不对路，值得怀疑的地方就应该否决它，以免“走眼”。
鉴宝乱象调查：亟待规范的“鉴宝”
核心提示：
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4.255亿元成交；元代王蒙《稚川移居图》4.025亿元成交……2011年上半年，古玩市场天价作品频现。
与古玩市场的火爆相对应的是，各种鉴宝节目也充斥着大小电视台的黄金档。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鉴宝节目不下20个。
但是近日，北京一位古玩爱好者将鉴宝专家、央视《寻宝》节目嘉宾毛晓沪起诉至法院，让人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关注鉴宝类节目。
近日，本报记者对北京“鉴宝”相关行业进行了深入采访，结果令人吃惊……
什么是宝？什么人能慧眼识宝？什么人能怀着朴素的科学求真意识鉴宝？
随着鉴宝类节目通过媒体走进寻常百姓家，真实与谎言、科学与虚假、智慧与利益，伴随着科普性，一起糅杂到了“全民收藏”当中。
我国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发出忧患之声不能怪我们知识水平不高，只能怪我们的投资环境不好。改变现状只能靠行政部门的介入干预，清理整顿混乱的局面，以此来保护藏家，甚至是国家的利益！
引发官司的“汝窑碗”
“现在案子到法院了，我只期待法院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
2011年5月下旬，北京一家文化公司的负责人刘健将鉴宝专家、央视《寻宝》节目嘉宾毛晓沪起诉至法院。
事件起源于2004年3月。刘健称，当时他参加了一个古董培训班，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杨静荣前来讲课，他通过杨静荣认识了毛晓沪，并花387万元从毛晓沪的手中购得一只“宋代汝窑碗”。事后，经数位专家鉴定，此碗属赝品，并指出造假者即为毛晓沪本人。
随后，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中心的法人代表毛晓沪在博客上发表声明称：“事发前，我从来不认识这位刘先生，也没和他打过交道，更没有收到过他的387万元货款。故宫杨静荣从没向我介绍过此人，我也不知到什么‘古董培训班’。刘先生的碗从谁手里买的，刘先生自己清楚……但到法庭上就需要证据了……”
6月23日，记者来到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中心，该中心主任沈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毛晓沪目前在美国出差，并强调“毛老师自始至终没见过、也没与这位姓刘的先生打过交道。”
但沈平证实，一个香港人有一只汝窑碗，确实委托毛老师卖过，“一个姓沈的人从毛老师手里花86万元接过去的，故宫的杨静荣老师搭的桥。”
交易前，该中心对碗进行了鉴定。毛晓沪和杨静荣用传统的眼测鉴定，此外，国家博物馆和地质科学院的两位专家用仪器进行了科学鉴定。四位专家一致认定，该碗就是宋代汝窑！
毛晓沪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不知道刘先生手里的那只碗是不是我当年鉴定过的那只，他需要拿出证据。”
然而，刘健坚称，他的汝窑碗就是从毛晓沪手里买的，“现在案子到法院了，我只期待法院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
随便开的“鉴定证书”
“8000元能值吧？”“没问题，鉴定完我把估价给你写上。”“能多写点不，写3万块钱没问题吧？”“可以，应该差不多。”
记者注意到，刘健起诉毛晓沪时，提到他有一张汝窑碗的真品鉴定证书，事后，又有专家给他开据了一张确认该碗为赝品的鉴定证书。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表示，在这个圈子里，证书是给不懂行的人看的，或者一些人为了送礼蒙骗领导的。而在北京古玩界，证书随意买卖已是公开的秘密。不管这个东西是真是假，交钱就能买到证书。一般情况下，证书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花钱越多，证书上标明的估价也就越高。
这位向记者报料的收藏家递给记者一只哥釉高足花口笔洗仿品，“这是个仿制粗糙的笔洗，市场价20元都不值，稍微懂瓷器的人一眼就能辨知其价值。只要你肯出钱，肯定会有人说它值上万块，并且给你开具证书……”
6月25日中午，记者来到北京古玩城三楼的北京各与其古陶瓷鉴定中心。鉴定中心门口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艺术品鉴定师，于晓聪”。简介中称，他曾受中央电视台《艺术品投资》栏目邀请，出席《专家鉴定室》栏目鉴定瓷器。海报旁边还有多张与央视主持人合影照片。
记者捧出笔洗后，于晓聪看了一眼，“我这鉴定得收费！鉴定之后，出鉴定报告和证书。”
“要个证书得多少钱？”记者问。
“别着急，我先看看。”于晓聪拿起桌上的放大镜，察看笔洗的底部，随后又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发蓝光类似手电之类的工具，又仔细察看了一番。
几分钟后，他说：“这个东西开个证书得2000块钱。能定准了年代，这个东西叫什么，我给你写得清清楚楚。”
“我给你2000块钱，光要证书，不要报告，行不？”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8000元能值吧？”记者问。
“没问题。鉴定完，我把估价给你写上（标在证书上）。”于晓聪说。
“能多写点不，写三万块钱没问题吧？”
“可以，应该差不多。”于晓聪让记者去给笔洗拍照，然后交钱办证。
记者注意到，所谓的证书是一张黄色厚纸板。于晓聪说，把鉴定的东西拍照后，贴在证书上，然后他给卡个钢印，并写上估价和评语就算完事了。
有“证书”的仿品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证书也是假的，但一般人绝对看不出来，给领导送礼绝对不会被发现。”
记者随后走进北京琉璃厂的胡同内，那里至少有20多名男男女女散坐在路边，不断有人与记者搭讪，“先生买古画吗？便宜，带证书的！”“先生，买高仿画吗，与真迹一模一样，专家都看不出来……”
一名中年妇女将记者引入一条只有一米多宽的狭窄胡同，经过几番拐弯，抵达一个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屋子。屋内墙上挂满了各种书画，在门口处最显眼的是一个铁皮柜子，上面摆着两三摞红色的证书。
她顺手拿出一本，展开里边夹着的一张宣纸，是一幅“范曾”的国画，“这画是仿的，但是证书的照片是真的，两个一模一样。”
“证书也是假的吧？”记者问。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证书也是假的。”她笑了笑，“但一般人绝对看不出来，给领导送礼绝对不会被发现。”她答。
离开前，她递给记者一张名片，上边写着“绘画工作室仿范曾、启功、中石、刘大为等各大名家，小甘。”
向西没走出几步，一个叫徐智平的小伙将记者拉入胡同的一间平房，“大哥，我有范曾的《八仙图》。”
他从一个抽屉里掏出一个档案袋，从中倒出了证书和画，“你看，这是荣宝斋的证书，绝对是保真，是我们私下里从旁边拍卖行花钱买回来的。”
与其他仿品相比，这张画卖1600元，是普通仿品的两倍，“虽然贵，但仿得像。真迹就在路对过的荣宝斋里！”为了让记者相信，徐智平亲自领记者去看了真迹。
在荣宝斋一楼大厅内，矗立着2米多高的一幅《八仙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范曾的真迹，售价2000万元人民币。
记者询问真迹的证书，女工作人员说：“荣宝斋作为国有企业，画作没卖出去之前，是不开具证书的。啥时卖出去，啥时再开证书。”
但记者注意到，在琉璃厂的东街，有一家画廊显得与众不同10余名画家现场作画，现场销售。
“绝对的真迹！”我国著名书画教育家、收藏家刘国柱告诉记者，这是他的创意，目的就是为了让买家知晓真假。他表示，这种鉴定证书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的，因此也不承担法律责任。其证书只能代表某些鉴定人员的个人意见而已。有的专家收了钱之后，明明把真的说成假的，一旦对方找上门，他就会振振有词地说：“就这个水平，学识低，只是个人参考意见……”
“鉴定中心”的骗钱圈套
“不管东西是真是假，只要专家开口说话就得掏钱。”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北京古玩城、潘家园旧物市场、琉璃厂、故宫附近大大小小的鉴定中心多达数十家。这些鉴定中心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几乎都标明“陶瓷及工艺美术鉴定（文物除外）咨询，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推广等服务……”
一家拍卖公司的副总经理富先生告诉记者，所有鉴定中心都是打政策的“擦边球”，或者就是超范围经营。
“一件东西拿到专家眼前至少可以赚你两笔钱。一笔是鉴定费，不管东西是真是假，只要专家开口说话就得掏钱！一般情况下收费从200元到数千元不等。”富先生说，这与专家的身份、知名度有关，最值钱的专家有两种，一是上电视的专家，再有是故宫博物院的专家。
“第二笔钱是开据证书的钱，一般开具一个证书至少1000元。”富先生称，有的专家为了赚钱，昧着良心把真的东西说成假的，或者把假的东西说成真的。
此外，鉴定中心还有一种骗人的把戏。在鉴宝行业中，除靠眼测外，还要借助高科技完成。北京古玩城从事鉴定的一位老板告诉记者，买家和鉴定中心相互勾结，赚取鉴定费。买家要求卖家将古玩送到指定的鉴定中心进行科技测验，但鉴定费要卖家承担，鉴定中心收取费用之后，将给买家提取一定的比例。
6月25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天雅古玩城附近一家写字楼内的鉴定中心。办公室卢主任称，每件东西科技检测费为2500元。
“我准备买20件瓷器，如果要指定到你们鉴定中心，对方掏检测费，那么每件能给我提多少？”记者问。
“每件给您提500元！”卢主任说。
向记者报料的老板还透露，有的鉴定中心为了骗取鉴定费，与买家设圈套，把货真价实的东西硬是说成假的，买家就有理由拒绝购买，结果卖家只能白搭检测费。
国家文物局社会文物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国家文物部门并没有批准过任何文物鉴定机构，但现在北京确实有各种鉴定中心多达几十家。他们只是企业行为，工商批准其只提供咨询服务，他们的鉴定证书没有法律效力，同样他们也不需要到文物部门备案，文物部门也没有权力对其管理，只有工商部门有权对其经营范围进行管理。
“专家”也分很多种
“有的曾在故宫扫地、看大门，被开除后，名片上印的也是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专家。”
“故宫的专家都在我们中心搞鉴定。”中陶古艺术品鉴定技术开发中心的工作人员称。
经过走访，记者发现许多“鉴定中心”墙上挂的专家标注为“故宫博物院专家”。据了解，有一部分专家只在自己开设的鉴定中心鉴定，还有一部分专家靠走穴来赚钱，在多家鉴定中心挂职。
6月24日，在为清华大学收藏品投资经营与鉴宝高级研修班授课时，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胡德生把专家的构成分为四种人：第一种是正直的专家，“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专家，是不会轻易给别人看东西的，谁请都不去。我就是这样，除非公家请我我才去。”第二种是腐败专家，什么样的东西都给看，给钱就给看，“专家一杂就不专了，杂家永远不如专家。”第三种是“二把刀”专家，虽说有职称，可能是刚刚进来的，这样的人水平还不够；第四种是假专家，“有的曾在故宫扫地、看大门，被开除后，名片上印的也是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专家。”
在北京古玩城进行瓷器鉴定的宋先生则告诉记者，专家鉴定说话也是有技巧的。比如许多人会要求开具证书，如果鉴定结果为真品，他就会在证书写上“此品为某某年代的”，如果为赝品，他就会写上“此品具有某某年代的风格”。“几字之差，意义截然不同。”在宋先生眼里，语言技巧性很重要，“就是打官司告状，他们都打不赢”。
专家构成人员复杂，专家“说法”又颇具技巧，那么这些专家又是怎么包装出来的呢？
记者在一家网站发现，“只要缴纳28800元，经过24天的学习，便可获得清华大学教育培训管理处颁发的收藏品投资经营与鉴宝高级研修班结业证。证书上加盖清华大学教育培训专用钢印。”
6月24日上午，记者来到清华大学门外的科技楼。一位叫金龙的20多岁小伙接待了记者，他自称是这个研修班的组织者。
他称，学习结束后可以参加鉴定师考试，成绩合格后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鉴定师资格证。“我们学员参加考试需要交5600元钱，开卷考试，如果去劳动部需要交7800元，闭卷考试。”金龙表示，“开卷考试100%保证通过。两年来，仅清华大学就培训出100多名这样的鉴定师。”
记者就此致电授课教师胡德生：“24天就可以培训一个鉴定师吗？”
“就是两年也不可能培养出一个鉴定师。”胡德生说。“那你又为什么去授课呢？”记者问。
胡德生说，他们请我去讲课，至于其他颁发证书之类的事情并不知晓。他告诉记者，至今他也没有鉴定师资格证。
此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有些人为了出名，只要上电视，不给钱也可以，甚至挖关系找门路给制片人送礼，就是要上电视出名，因为如果参与电视台的节目之后身价会倍增。出名之后，为了赚回前期投入的成本，有些专家开始信口开河，不负责任。
胡德生称：“对于上电视的专家，我不予以评论。因为弊病太多，（电视上）说真话容易得罪人。”
“相信专家，但不要迷信专家！”胡德生说，只有专家才会造假才会卖假。有人曾在网上报料，有鉴定专家把自己收藏的假画作拿到节目中估出高价，欺骗观众。
同样，刘国柱也强调，不要过于信奉电视上的专家。有些专家利用电视平台忽悠人，他们所说的、所给出的估价只代表个人，或者说电视栏目组的意见，并非代表市场。
“宝贝是有限的，这种全民‘收藏’的提法，全世界仅发生在中国，这是一件非常可笑、哗众取宠的事情……”
对于目前鉴宝类节目存在的问题，刘国柱认为，电视鉴宝节目的初衷是好的，普及了文物知识，提高了保护文物的意识。但许多节目中，一些专家一味地追求藏品的价值，这给观众带来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盗挖古墓。
他说，艺术品和古董投资是一种潮流，这本身没有错。但是需要理智和知识，即使投资真迹，在交易过程中也会有风险。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肖卫基称，许多电视台都与其有联系，电视上鉴宝节目具有娱乐性，好多东西都是假的，甚至有持宝人请来演员当“托儿”，这些节目把知识性很强、很高雅的收藏变得低俗化。
对于这类鉴宝类节目，他显得很反感：“宝贝是有限的，这种全民‘收藏’的提法，全世界仅发生在中国，这是一件非常可笑、哗众取宠的事情……”
“眼下的鉴宝行业，孰是孰非凭的就是良心！”肖卫基说，在此基础上，大多数专家认为，鉴定一件物件需要两种办法，一是眼学（眼测），二是靠科学的仪器检测。
“单靠一种办法都是行不通的。”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中心主任沈平说，毛晓沪多年来一直推崇二者相结合的办法，采取仪器鉴定，可以通过激光照射检测釉面上的成分来区别新旧判断古今，且对瓷器没有任何损伤，“加上眼测，鉴定结果更准确。”
刘国柱指出，目前文物鉴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当。这个职业因为没有标准化，大部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家颁布的《文物保护法》中，并没有规定文物鉴定过程中哪个环节应负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也正是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缺乏相关的监督约束机制，才让一些不良人员钻了空子。
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希望文物部门介入鉴定行业。刘国柱建议，首先应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其次，对鉴定人才的培养要规范，建立相应的评审制度；清理整顿鉴宝行业的电视节目，打击市场上的各种欺诈行为，树立正确的舆论氛围。
刘国柱说，不能怪我们知识水平不高，只能怪我们的投资环境不好。改变现状只能靠行政部门的介入干预，清理整顿这种混乱的局面，以此来保护藏家，甚至是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