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瓷器。
很久以来，青瓷材料艺术品中的“窑变”,总是以飘渺而难以捉摸的神秘形象,徊旋在人们的脑海。
一千多年以前，我国宋代的青瓷艺术水准已达到了至高的境界！其中大部分顶级的东西都出自于窑变的形式。
窑变,从专业学角度来解释,有实质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区别。严格说来,早期只是指釉子的变化反应,而且是以氧化铜、氧化铁还原为其典型代表。
窑变,是指陶瓷在烧成过程中,原料中的某些化学物质,经一定量的CO渗入作用，发生材质学结构上的转换而产生的一系列变化（主权体现在色调和层次两个方面）,烧制出特有的状态与效果的过程。那种把生坯烧熟或几种物质融化流淌的现象并不叫窑变。因此,这个名词不能乱用。
最早的窑变,来自于偶然。由于那时窑炉的结构、装栽方式、烧窑方法、与采用能源等因素的不稳定性所造成。后来,由于认识水平的提高，慢慢总结出了利用这个原理来制取那种奇异陶艺的一系列经验……。至于许多动人的故事，大多只是传说。
其实，窑变并不希罕，希罕的是变出十分好的效果，以及所能够掌握定向窑变的一系列经验和感觉。任何艺术品都应该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物以稀为贵！古代哥瓷在整窑的产品中，往往只能挑出少数几个甚至一两个成功的作品，原因并不是就只有这么几个东西产生了“窑变”，而是只有这几个由于反应的自然性和特殊性，才出现了那种混然天成、诗情画意般的神奇面貌。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窑变必须符合作为珍奇美术品的诸多条件，要具备让人们反复欣赏、产生无限联想、愉悦心灵的丰富美术要素，确实能够使人百看不厌的孤品才是无价之宝
从相对意义来说，青瓷，作为一种艺术品，其材质中富含的氧化铁等，（主要是铁）在烧成过程中遇到CO气体，整个或局部也能产生相对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产生是因为氧化铁在还原气氛中失去了一定比例的氧原子而变化出浓淡不一的青色状态，并有可能出现良好的层次过渡和不均匀自然状，与本色原料之间形成各种各样的对比反差，出现千姿百态的层次与面貌。此刻，很可能就会出来几个“极品”！但其中大部分东西是不会太理想的。同时，由于青瓷原料中基质与团粒结构的密度不同、含铁量不同而转化亚铁量的不同，呈现的肌理状态就会非常丰富，十分优美！因此，材质的真假好坏同样是个重要因素。由此看来，这个过程并没有掠去材质之美，反以人工引动了材质之变……
构成陶瓷艺术的三个要素就是形、釉、火,窑变就是火的艺术之核心，取得一个成功的窑变作品,除了人工的因素以外还有“天工”的因素；即需要有必然的经验和偶然的巧，这个偶然是无法人为掌控的自然现象：包括气温、气压、空气湿度、含氧量、风向乃至风力等等的因素。因此,这也是一门遗憾艺术,在需要具备综合专业理性以外,更需要一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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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黑瓷窑变与曜变浅析
近日整理装订“黑瓷鉴赏剪报”，拜读两篇有关“天目瓷”的文章，感到迷惑不解。现摘录如下，愿同藏友们共探讨。
“建窑黑盏，日本人称此碗为‘曜变天目’，并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在世界陶瓷史上，这种曜变天目也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珍品。日本人习惯于把它作为黑釉中最名贵的一个品种，也可能是因为这种黑釉上所浮现的大小不同的结晶斑周围，带有日晕状的光环，含有光辉照耀之意。”（徐巍《宋代黑釉独具诱色》）
“曜变天目与稻叶天目，均是宋代建窑烧制的黑釉窑变奇品。所谓曜变，就是在黑釉器上出现的灰色或漆黑小斑点，斑点周围有一圈蓝色的晕环。而所谓天目，则是比喻这些黑釉器的斑点，犹如夜空中闪现的繁星，给人以神奇之感，陆建初先生在《古陶瓷识鉴讲义》一书中说：闽中建窑又有今人所谓曜变盏一式，冠绝等论，其结晶状为褐色圆点，外围圈以银蓝光晕如日食月食之曜环。”
关于窑变和曜变，依笔者之见，不该混为一谈。因为冯先铭先生在论著中阐明：如星光闪耀的黑盏实属窑变，“油滴釉”和“兔毫纹”均系结晶釉，“玳瑁斑”和“鹧鸪斑”则归纳窑变花釉。
四川大学陈德富教授在《古陶瓷收藏与鉴赏》一书中指出：“宋代曜变等黑瓷装饰手法，使原本沉闷单调的黑瓷同样花纹丰富，装饰华丽，变得生机盎然。”那么，究竟何为曜变？原西藏军区后勤部长，以研究黑釉陶瓷器享誉盛名的谭瑞林先生著述：“曜变就是黑瓷器物在光照下，从器表的薄膜上所焕发出来的黄蓝绿紫等色融揉在一起的彩光。黑瓷产生曜变的局限性更大，除产生窑变的条件外，玻璃质感强的黑亮釉，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这种釉在烧制过程中，在特殊条件的作用下，更能形成一种极薄的铁结晶膜。没有这层薄膜，迎光就不会出现如虹一样的异彩。”
图示黑瓷罐：高18厘米、口径12.6厘米、腹径18厘米、足径12厘米。胎质坚致泛黑褐色，直芒口短颈圆弧腹，溜肩至底渐收，涩底挖浅平圈足，露胎处见竹丝刮纹。器外施釉不及底，釉汁凝润漆黑明亮，釉面散布针孔状大小棕眼。足胫蜡泪痕呈堆脂状，底部残留釉滴窑粘。器内荡釉，显现手工拉坯痕。
黑瓷罐釉面窑变呈蓝色星光，显现银灰色兔毫纹，局部还有油滴状圆点，如同汽油滴洒水面，折射出美丽的光晕。
如果仅此而已，并不能称之为曜变。关键是这件黑瓷罐，确如谭瑞林先生所言：通体在受外界光波的干扰下，从釉面形成的特殊薄膜上，映烁出彩虹般的奇光异彩。此罐弥足珍贵。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古代青瓷窑场的形成
衡阳境内的陶瓷考古开始于七十年代初期。经过十余年的调查发掘工作，青瓷、彩瓷、青白瓷、青花瓷等各类窑址均有发现。其中尤以青瓷所占的比例最大，创烧时代最早。本文根据现今掌握的资料，拟对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形成原因作一探索，并兼论其对后世制瓷业的影响。
一、早期窑址概况及青瓷产品例证
1、东阳窑
东阳窑位于衡阳市南郊东阳乡境内的湘江东岸。它是衡阳境内较大的青瓷窑场之一。窑场南北长十余公里，大小窑堆五十余座。其中以高山村蒋家祠窑和扬托村瓦钵蔸窑的遗物最为丰富，堆积厚度达五至八米。过去因行政区划的原故，被分称为“蒋家祠窑”和“车江窑”两处，实则该两处窑址的产品造型、胎釉、纹饰、工艺均为一致，加上窑址所在地现在都处于东阳乡辖境内，故以“东阳窑”称之。
东阳窑的青瓷产品中，烧制时代最早的有刻花壶、瓶、尊、坛等。举其尊为例：形制为荷叶边喇叭口，折肩收腹，小圈足，外壁刻有莲花纹。这种花口造型的器物，多见于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但北宋早期圈足器的足呈高而直的形态，小圈足不见；北宋后期器物在装饰上则因受北方青瓷耀州瓷产品的影响，普遍采用模印技术，刻花装饰的技法逐渐被取代。既然东阳窑的刻花青瓷尊不具备有北宋青瓷器的诸类典型特征，那么它的时代应为唐末五代。在东阳窑的青瓷产品中，还出土了一种葵花碗，从形制上看，它的烧制时代亦较早。该器作五出葵口，卷沿，平底微凹，圆饼底，碗的内心作圆块状。圆饼底的器足在初唐器物中很常见，碗内心作圆块状露胎的制法相似，二者之间表现出一种承续的关系。鉴于葵口器的作法产生于晚唐时期，那么东阳窑的这种碗的时代绝不会跨前于晚唐时期，又因为器底作圆饼状，它比北宋早期碗类器的高圈足和北宋中后期及南宋时期碗类器的矮宽圈足更显得古拙原始，那么它的时代应在宋代之前，由此推知，东阳窑的青瓷葵口碗的时代应为唐末五代时期。
1981年，衡阳市博物馆配合筑路工程清理了该窑场内的一座龙窑，发现了刻有“太平三年”、“大中年”、“至和二年”等纪年铭款的擂棒。除了未见与“太平三年”时代风格相符的典型器物外，唐末五代至北宋的瓷片则散布于整个窑场。
2、衡阳窑
衡阳窑位于衡阳市北郊新安乡和茶山镇两地的湘江河沿岸。岸东有茶山镇的浏阳河、梁家河、罗汉寺、江家河等处窑址；岸西有新安乡的泥基台、瓦子堆、窑堆等处窑址，这是衡阳境内发现最早的一处青瓷窑场，故以城市地名而命名。
衡阳窑的青瓷产品中，烧制时代大体能证实的有碗形口印花高足杯，侈口鼓腹圈足壶、喇叭口蛋圆腹圈足壶、敞口扁腹圈足壶。在长沙发掘的一批五代(楚)墓中，“这些实物大部分与马殷铸造的‘乾封泉宝’”，大铁钱和铅钱共存。极个别也出土晚唐‘会昌开元’钱及南唐‘唐国通宝’”①由于墓葬出土的衡阳窑器物有货币与之共存，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衡阳窑青瓷产品创烧年代的依据。《旧唐书.武宗纪》和《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并省天下佛寺，并毁佛像、钟磬等令各州铸造铜钱。这就是大量铸行于唐末五代时期的“会昌开元”钱;“乾封泉宝”大铁钱、铅钱则是五代时期割据湖南的马楚政权自行铸造流通的地方性货币；至于“唐国通宝”钱的使用期根据《资治通鉴·后周纪》所载，其开始使用于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断，衡阳窑青瓷产品的烧制时代应为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
3、湘江窑
湘江窑位于衡山县西南贺家乡湘江村的西岸。沿湘江而下，有枫树河、赵家堆、细堆子、成家滩几处窑址。在湘江沿线东西长四公里，南北宽半公里的窑场范围内，四处散布有窑具和瓷器残片，该窑场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彩瓷，因彩瓷的烧制时代较晚，内容又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畴，故从略。
湘江窑的青瓷产品中，早期器物的造型、胎釉、纹饰、工艺与东阳窑、衡阳窑的早期青瓷产品各种特征同出一辙。所以，关于湘江窑的创烧时代，我们可以将其与有纪年物和纪年墓葬出土的东阳、衡阳二窑的产品比较研究。东阳窑早期烧制的外壁刻莲花纹的青瓷壶和衡阳窑早期烧制的喇叭口鼓腹圈足壶，在湘江窑中均有发现。由此可知，湘江窑的创烧期应与东阳窑、衡阳窑的创烧期相当，均为唐末五代时期。
在对衡阳境内各青瓷窑址的调查工作中，比上述三窑创烧时代更早的窑址尚未发现。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认为，衡阳古代制瓷业的生产，开始于唐末五代时期，这个时期也是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早期形成时期。
二、早期青瓷窑场形成的原因
1、历史环境湖南地区古代制瓷业，在唐末五代之前，主要集中在岳阳湘阴、长沙铜官一带。东晋时期，岳阳的湘阴窑就生产出了大量成熟的青瓷产品，入唐之后，其质地更臻完善，故被唐朝人陆羽在其所著的《茶经》一书中，冠以“岳州窑”之名，列位全国青瓷器第四，中唐兴盛的长沙窑承袭了岳州窑的工艺技术，又在此基础上独创了釉下彩绘的新工艺，设计出种类繁多、题材丰富的装饰纹样，获得国内外广大用户的喜爱。近年来，各名城巨港大量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和残片，充分表明了长沙窑青瓷产品在当时的商业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对人们生活的重大影响。
然而到了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帝位数易，断致使战争连年不断，湖南也不例外，据《新五代史·楚世家》记载：当时割据湖南的楚王马殷曾先后与吴王杨行密、荆南高季昌、朗州雷彦恭在浏阳口、沙头、平江一带兴兵交战;其子马希范即王位后，又与溪州刺史彭士愁在龙山、澧县两地兵戎相见。五代后期，马希广、马希萼为争王位，在益阳、湘阴、武陵、汉寿、岳阳、长沙等地大起干戈。所以，整个唐末五代时期内，湘北、湘中、湘西等地都处于战争的扰乱之中。长之沙、岳州二窑的生产因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尽管战争给当时的湖南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端混乱和手工业生产的衰落状况，然而作为统治政权的马楚割据势力，为了支付其军队、政权的开支和统治者的个人靡费，不可一日无经济收入，从当时湖南的经济状况来看，以经营茶叶所获利润最大，于是马殷“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②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和茶叶的畅销，人们对各类青瓷茶具的需要量也逐渐增大。但日趋衰落的岳州、长沙二窑已无力提供足够的产品来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户求，于是另辟窑场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间题。
窑场的选址，除了考虑燃料、原料和交通运输等二因素外，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是一个同样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从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各地的社会局势来看，湘北、湘中的战争经年频发，湘西也曾受到战争的骚乱，唯有湘南地区自光化二年(公元899)马殷克连、即、郴、衡、道、永诸州以后，南部地区一直未遭到战争的破坏，以后马殷又夺取了桂管的广、桂、容、邑等州和安南郡，其子马希范在位时，云南、贵州的各部落酋长纷纷率众归附，③使得湘南以南的地区及南部边邻省份的一大片土地处于一种和宁的气氛之中，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于是制瓷工匠选择湘南的重镇衡州作为新的瓷业生产基地，在其境内辟造了新的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制瓷生产。
2、地理条件
衡阳之所以被辟为新的窑场，是因为该地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和发达的销售途径。
从东阳、衡阳、湘江三窑的地理位置来看，东阳、衡阳二窑距当时的衡州治所(今衡阳市)不逾十五公里，湘江窑与衡山县治相距也仅十余公里，三窑都处在湘江流域中段的丘陵地带上，窑址地面有茂密的森林，地底蕴藏着大量的高岭土，附近有湘江和沟恤渠道，为制瓷业的生产提供了燃料、原料和水源的供给。从销售途径来看，湘江是当时中国水上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将中南、华东地区与东南沿海勾连成一个“金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区域，包括了整个富裕的江南地区及当时的各著名的贸易港城。这为衡阳青瓷器销售于湖南以外其它省份，提供了可能。因现在尚无考古资料证实，故不敢揣度，但在长沙等地墓葬出土的衡阳青瓷产品，④已证明衡阳古代青瓷器在整个湖南已获得畅销的情况，衡阳青瓷窑场的早期产品还通过与湘江勾连的耒水、米水、蒸水、春陵水而运往湘南的各个州县和沿岸商埠，并顺江北下运至湘中、湘北地区，从而占据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瓷器销售的绝大部分市场。
正因为衡阳青瓷窑场在全国政局动荡的形势下，仍然依仗本地区相对安宁的条件发展生产，并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广阔的销售市场，因此其生产规模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奠定了它在湖南古代制瓷业的重要地位。
三、早期青瓷窑场的地位和影响
唐宋五代时期衡阳创烧的这批青瓷窑场，是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为满足人们物资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承担了过去岳州窑和长沙窑所担负的生产职能，完成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制瓷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从对岳州窑、长沙窑及衡阳早期青瓷窑场的调查发掘工作中，至今尚能看出这种迹象。
岳州窑和长沙窑出土的所有瓷器和残片中，绝大多数属于晚唐以前的器物，而唐末五代时期的器物标本极少。这充分说明岳州、长沙二窑在唐末五代时期已开始衰落。⑤与之相反的是，在衡阳境内，却发现了规模颇大的东阳、衡阳、湘江几处唐末五代时期创烧的青瓷窑场，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除了本身具有的时代特征外，墓葬或窑址中还有纪年物与衡阳早期烧制的青瓷器共存，为其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在东阳窑场的蒋家祠，我们发现了刻有“太平三年”纪年铭款的擂棒，然而，在衡阳早期青瓷产品中，却未发现同时期的的器物。所以，笔者认为这件擂棒是外迁至衡阳制瓷工匠携来之物。这亦说明瓷业工匠从事生产活动地点的转移。
另外，我们还从截至目前为止所发表的有关湖南陶瓷考古资料中知道，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的瓷窑有岳州、长沙、东阳、衡阳、湘江及岳阳鹿角窑等处。⑥岳州、长沙二窑的情况如前所述，它们已进入了衰落阶段，岳阳鹿角落窑尽管窑场面积达十六平方公里，但其规模仍大大地小于衡阳古代的青瓷窑场，可见，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生产的青瓷产品，绝大多数成之于衡阳诸窑场。换言之，即唐末五代时期的衡阳青瓷窑场，已成为湖南当时的制瓷中心。
北宋建立后，全国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制瓷业的生产比其它行业的发展速度更快，两宋时期湖南地区制瓷业的发展，以衡阳青瓷窑场的扩大最为突出.在此期间，衡阳境内先后创立了衡山糖铺窑、衡东大源窑、衡南茶市窑、黄狮窑、青冲窑、祁东归阳窑、衡阳演破窑、市郊白沙窑等一大批古窑址。它们与早期青瓷窑场共同形成了衡阳古代青瓷窑群。尽管同时于湖南其它地方还兴起了零陵黄阳司窑、汩罗营田窑、益阳窑、长沙窑头冲窑等处，但若与衡阳境内的古代青瓷窑群比较，则犹恐不及了。
衡阳古代青瓷窑场自唐大中年创烧，唐末五代时期即为湖南的制瓷中心，北宋时期青瓷生产更是发展到了极盛阶段，以后渐趋衰落，南宋末至元代停烧，其间历时四百余年。四百年间，衡阳青瓷窑场烧制的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湖南人民的物质生活，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至今残存于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一百余处遗物堆积，仍能为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提供翔实的实物资料。
沙埠青瓷窑址
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黄岩区沙埠镇青瓷窑址群，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五代越窑青瓷遗址。是在1956年底省文馆会在秀岭水库考古发掘时发现的。
沙埠窑群是晚唐至北宋时期台州窑系中的佼佼者。窑址以仙姑岭为中心，在不到2公里长的地带中，窑址林立，烧造生活用瓷，艺术瓷和外销瓷，现存窑址有竹家岭，凤凰山，下山头，窑坦，金家岙，高桥的瓦青窑。窑身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一般厚1—2米，最厚处达6米。窑床均设置在山坡上，多属阶梯式龙窑，一般长30米，宽2.5 米。烟囱在山顶，窑炉火堂及制瓷作坊均在山脚平地。窑群周围瓷土矿，水源和燃料十分丰富。器物造型端庄古朴，丰满秀气，精美别致。花纹装饰庄重，简练豪放。制作技法有轮制，手制、模制，透雕和塑瓷。瓷器胎质坚硬，细腻而且轻薄，火候较高。釉色以青绿为主，淡青色和青黄色次之，还有其它的七种颜色，通过施釉，釉彩光亮。
从窑址采集的瓷器标本看器形，以盘，盆，碗为主，杯，粉盒，水汞笔碟次之，壶，瓶等又次之。花纹图案秀丽，鲜明，生动。主要是划文，也有印文。文饰可分为飞禽和花两类。飞禽兽凤凰等；花有茄花，菊花，茶花等。此外还有云文，针点文等。从划文线条来看，其手法非常调和熟练。所有这些都证明当年沙窑址在技术上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
天青霞紫——钧瓷窑变之美
钧窑瓷器的特色：钧窑也称均窑丶均州窑是宋代初河南钧台建立的瓷窑。在今河南禹县八卦洞与钧台一带，金代属钧州，因钧台或钧州，故名。始烧于唐代，盛于北宋晚期，金元时继续烧造，以烧制乳浊釉青瓷为主，兼烧黑瓷及白地黑花瓷，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钧窑土脉细，釉彩有兔丝纹：红的像胭脂丶朱沙，青翠的像葱，紫色如紫玫瑰等多种颜色，俗称海棠红丶梅子青丶茄皮紫丶天兰等色彩。钧窑瓷器常发生窑变，除本色釉外还会变出其他颜色。
钧釉质地乳浊凝敛，一件作品往往经素烧及多次施釉的步骤，故烧制过程中，若先前一层釉彩出现裂隙，为後来添加的釉彩给填补上去，等烧造完成之後，釉面上会出现「蚯蚓走泥纹」，形成钧釉的特殊纹路。
钧窑瓷器以釉色着称，故宫所藏钧瓷瓶丶炉丶碗丶盘之器，釉色有天青丶粉青和天蓝的色泽，少数作品也出现以铜红为彩，在青蓝色的釉面挥洒出彷如霞紫般美丽的图画。至於花盆丶盆托之类的作品，千变万化的釉彩远超乎观者的想像；经常是一件作品同时拥有里外两种不同的色泽，难怪古人会以窑变釉来形容钧瓷的釉色。明末以来，钧釉即屡次见载於文人笔记，如高濂於万历十九年（1591）的《遵生八笺》中，曾以朱砂红丶葱翠青丶茄皮紫来描述钧窑花器的釉色。观察本堂的藏品，发现颜色固以青丶蓝丶紫丶红为主要的色调；然而同一色系之内犹包含深丶浅相异的色阶，以及多种釉彩汇合穿流的情景，在天蓝的色层中时而泛出浅蓝或玫瑰红的釉斑，口缘处乍现犹如彩带般的铜红釉彩，令人叹为观止。
宋丶金丶元钧瓷的特徵和鉴定要领
宋代产品胎色较深,呈浅灰色或褐紫色;胎质坚硬。釉为乳浊釉，釉色有天蓝丶月白丶玫瑰紫和海棠红等品种。器物上单独的紫斑几乎不见，绝大部分都是青蓝釉和红釉互相融合的玫瑰紫色。圆器内底釉中有"蚯蚓走泥纹"的曲线，是宋钧的特征之一。器外底普通刷一层芝麻酱色釉，亦为宋钧特征之一。器物多为盆丶盘丶碗丶瓶等日常用品，也烧制奁丶洗丶尊等陈设慈。盆丶洗及尊等宫廷用器的底部均刻一个由一到十的数字。
金代钧瓷突出的器形有龙首八角把杯丶胆瓶及折沿盘等，无"蚯蚓走泥纹"及外底刷芝麻酱色釉特征，器身与器底釉色相同，器物上的紫色大多为单独的紫斑。
元代钧瓷胎体厚实,器型高大,釉面有针孔,堆花装饰多见.明丶清仿钧釉有宜兴窑（宜钧）丶石湾窑（广钧）丶景德镇窑（炉钧）。区别点是：除器物造型不同外。宜钧为陶胎，胎有紫色与白色两种。广钧亦为陶胎，胎色暗灰，厚釉垂流，釉下有一层铁锈色底釉，故釉面颜色较深且有兔毛纹状。炉钧是景德镇在清雍正年间仿钧窑烧的一种低温釉，先以高温烧成瓷胎，挂釉后在低温炉中第二次烧成，故称炉钧；胎色洁白，釉较薄，光泽性强，缺乏宋钧高温那种厚重奔放感。
陶瓷知识：哥窑青瓷窑址及相关历史
浙江龙泉，这是一个僻静的小山村，但是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纷至沓来的各种古董商以及疯狂的盗挖者，打破了小山村应有的宁静。所有外来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为了找到传说中一种贵比黄金的宋代瓷器，它的名字叫哥瓷青瓷，产自文献记载的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哥窑。然而，从元代以来，人们对哥窑就一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没有人见过真正哥窑的模样。到了近史，考古学者也只是依据文献中的只言片语的描述，来到这个据说是宋代遗址的龙泉村，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神秘的哥瓷。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在龙泉，人们除了无望地停止了挖掘活动以外，对哥窑的认识几乎没有任何令人惊喜的进展，相反，随着对哥窑认识的一步步地深入，哥窑愈发显得错综复杂起来，而且产生了许多疑问，作为官窑的哥窑是否真的存在？被人们作为史据的文献是误传还是确有其事？哥窑到底在哪里？
宋代是我国古代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瓷窑有民窑和官窑之分。民窑生产的是老百姓用的瓷器，官窑则专门为宫廷皇室生产瓷器。官窑的生产完全由宫廷控制建立，生产工艺及设计严格保密。常常是生产一批只选几件作为贡品，其余全部打碎然后就地掩埋，而留在宫中的瓷器也要世代相传。因为生产极为保密，产品又极为稀少，不仅窑址不易发掘，而且瓷器价值也不菲。钧窑、官窑、哥窑、定窑、汝窑都是当时的官窑，现在我们称之为宋代五大名窑。现在，除了哥窑之外的几大窑址，已经在各种考古发现中浮出水面，并且，通过专家的考察和鉴定，也对出土窑址中的瓷器进行了专业判定。因此，宋代四大官窑已经变得不再像以往那么神秘，只有依然无法确定准确地址的哥窑，牵动着人们的心。而且，自从元代以来，真品哥窑已经越来越稀少，唯一能绝对确信是传世哥窑瓷器已经只能在故宫[微博]博物院中找到。
宫里头的传世哥窑也非常少，我们现在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哥窑收藏品，也都是过去皇宫里旧藏下来的，这个是占了现有哥窑的很大一部分。北京故宫的传世哥窑大概也就二十多件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就百八来件吧。这相对许多其他时期的瓷器来说，是非常稀少的。这是因为它产自官窑，它是非商品生产，它直接，也只为皇宫服务，它的造型和花纹都是皇宫里的设计，完全按照皇宫需要的样子进行生产。而且，它在民间是根本不能流传的，这些东西古人可是不敢开玩笑，一律是保密的。历经朝代更迭，保存至今的宋代哥窑瓷器数量非常稀少，民间流传的哥窑更是难见一真。能够看到的哥窑都是因为战争、人为、内盗等原因由皇宫流入民间。在古瓷研究中，学者们习惯把各种文献中描述的哥窑称为文献哥窑。它是为瓷器找到确切纪年的史料依据。李辉柄提到的故宫里被称为传世哥窑的瓷器，是发生在1932年的事情。当时故宫里的一位研究员在整理登记故宫瓷器的时候，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也没有任何宫中记录的瓷器。它浑身奇异的花纹，让研究员想起文献中描述过，但现实中一直未从出现过的哥窑。因为宫中的瓷器都是由官窑生产历代相传下来的，所以将它命名为传世哥窑。但是也就是这次命名，给后来的哥窑研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寻找哥窑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学者陈万里先生就是一位热衷的探寻者。不过他原本的职业却是一名治病救人的大夫。他过去做过北大的校医，个人兴趣很广，他是在他的兴趣当中生活着的这么一个人。20世纪3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陈万里是搞环境卫生的。他有一辆小吉普车，于是就在乡村里转，然后发现了很多瓷片，特别是龙泉一带。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于是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他看到许多名贵的中国瓷器都被外国人运到国外去了，他觉得很可惜。他想在这方面作一些贡献，所以这样子的话他对龙泉这个地方的瓷器就发生了兴趣。第一次见到陈万里是1952年，那时他经常去调查官窑，我就跟着他，当时我也很年轻，小孩也爱玩，到处去爬山。同时还有就是好好地伺候老先生，背上背着他的被子，有时候他骑着毛驴，我牵着他的毛驴。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差。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也没有旅馆。
这个哥弟窑的传说与当地流传的章生一、章生二兄弟的故事十分吻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说，龙泉青瓷有两个比较著名的人，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各主一窑，就是各自烧造一个窑。哥窑烧的就叫哥窑，弟弟的窑也叫龙泉窑。至于这两个窑的区别，那就是龙泉窑，也就是弟弟窑是不开片的，青瓷，不开纹片的东西，而哥窑它是开纹片的，而且是黑胎。今天的龙泉，这个故事依然家喻户晓。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就会走乡串户地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而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拜。
开片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技术，形成的机理就像这样的原理，就跟一个胖子穿上一个小的衣服一样，一绷，衣服裂了人没有裂。后来人们就有意识地利用胎跟釉膨胀系数的不同，烧出各种很美丽的裂纹。这技术还是相当高的。龙泉人烧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虽然当地人承认章家的哥窑，也有人一直在生产开片的瓷器，而开片的特殊工艺，正与文献中描述的哥窑的特征相符，但是否定龙泉窑就是哥窑的声音依然存在。他们的理由是，宋代官窑的技艺是绝不流向民间的，而当地人的烧窑技艺都是家传下来的。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一点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在宋代五大官窑的记载中，唯独没有哥窑记载的原因。哥窑会不会就是民窑性质的瓷窑呢？
陈万里在章家哥哥窑的窑址中找到了答案。
原来，章家哥哥窑烧造的瓷器后来被称为龙泉哥窑瓷器。在窑址中出土的标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献中描述的哥窑的特征，金丝铁线紫口铁足。但是这些标本和宫中的传世哥窑又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如果说陈万里在龙泉为文献哥窑找到了出处的话，那么宫中的传世哥窑又是什么朝代，什么人烧造出来的呢？它与哥窑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提出，照理说咱们国家的历史典籍是非常丰富的。历代对于皇帝的采买进贡，都有一些详细的记录。那么，能否在相关的文献中找到相应的记录呢？应该是有的。你比如说像青铜器和其他的一些物品，历代，特别是在乾隆时候，都有一个目录，但唯独瓷器没有。因为宫里对待瓷器，比起铜器、书画和其他宝物，就不那么太在意，因为这就算比较小的东西了。所以关于瓷器，宫里头有明确记载的很少。虽然陈万里解决了人们一直以来作为史料依据的文献哥窑的问题。但是人们对哥窑产生的疑惑并没有随着龙泉哥窑的发现而停止。另一个接踵而来的疑题是，既然文献中的哥窑、龙泉哥窑是民窑，而传世哥窑因为是宫中世代相传下来的，是官窑性质的瓷器，那么就要用考古的方法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宫中的传世哥窑是什么朝代生产的，二是窑址在哪里。1956年，第一支国家考古队开始了解谜传世哥窑的调查工作。因为传世哥窑和龙泉哥窑的形状特征有相近之处，所以工作还是从龙泉展开。当时的考古队对龙泉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完整最细致的实地调查。很快他们就有了重大发现。在龙泉山的山脊上，他们发现了大规模的古代窑址的遗址。人们希望这会是宫中传世哥窑的出处。然而随着出土挖掘工作不断推进，当考古队员完全清晰地看到窑址的全貌时，却是又惊喜又失望。惊喜的是出土了三条大规模的宋代窑址，失望的是这三个窑址不仅是民窑，而且出土的标本也表明和传世哥窑完全无关。
我认为龙泉哥窑应当是文献中的哥窑，宫里头的不是在龙泉烧造的，因为龙泉没有发现。
现在对于宫里的传世哥窑，有人认为是不可靠的赝品，持怀疑态度。因为，一是窑址没有，二是墓葬里没有出土，因此有些怀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一般来说不是从有纪年的墓出土的东西，大部分是不能确定年代的。
就在人们对宫中的传世哥窑的身份议论纷纷的时候，从韩国传来了一条令人意外的消息。在韩国的海域中，他们打捞出了一条中国古代的沉船。是一条装载着中国古代瓷器的沉船，船上恰恰有一个装有哥窑瓷器特征的箱子。当中国的古瓷研究专家赶到打捞现场，对沉船做出年代断定时，他们发现这是一条元代的沉船，船上装载的瓷器也产于元代。难道传世哥窑真的是元代瓷器，而不是宋代官窑？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第一个，它的造型比较大，我们宋代的瓷器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造型比较小。到元朝以后个体就比较大了。而且宫里对元代的瓷器收藏较少，因为它没有官窑。所以元朝的青花什么的都没有，宫里收藏元朝的瓷器几乎是等于零。我认为它很可能就是修内司官窑。我坚信不移，将来它的窑址很可能会在杭州附近发现。
修内司是在南宋时期的一个官署，是专门负责建筑、修缮的一个国家机构，一开始执行部分烧瓦的任务，它所建立的烧窑点，后人就称之为修内司窑，文献中记载，它的地点在浙江凤凰山。
因为宋代官窑的生产，都是由宫廷完全控制建立的，所以有清楚的史料记载。其中明确的记录说，宋代有五大官窑。北宋有汝窑、钧窑、定窑。南宋有郊坛官窑和修内司窑。其中郊坛官窑今天被称为官窑。唯独没有哥窑的记载。而有记载的修内司窑又恰恰至今没有出处。后来发现了一处老虎洞窑，有人说这就是修内司窑。而我却十分肯定地否认了。
我主张它就不是，因为它的时代比较晚，它跟那个郊坛官窑是相似的，而郊坛官窑它确实是被学界认可的官窑，跟文献记载完全相符的。这一点是得到学术界认可的，是南宋后期的。那么现在又发现了一个老虎洞窑。老虎洞窑是跟郊坛窑只有2.5公里距离的一个地方，实际上它是属于郊坛官窑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时代比较晚，烧造的东西也跟郊坛官窑的差不多。
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修内司官窑，我就不同意，因为它时代就相差很远。修内司官窑从文献记载来讲它属于南宋初期，先有修内司然后才有郊坛官窑。二者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传世哥窑是存在的，而且所有传世哥窑都应该是在修内司窑中造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传世哥窑窑址至今没有被发现。
越窑——中国古代南方青瓷窑
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青瓷窑。窑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因这一带古属越州，故名。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时期，居全国之冠。隋、初唐继承南朝风格，生产碗、盘、盘口四系壶、四耳罐、鸡头壶等产品。
盛唐以后产品精美，赢得声誉。产品都做得很规整，一丝不苟。常将口沿做成花口、荷叶口、葵口，底部加宽，作成玉璧形、玉环形或多曲结构，十分美观。胎体为灰胎，细腻坚致；釉为青釉，晶莹滋润，如玉似冰。唐朝文学家陆羽，在所著《茶经》中评价全国各地生产的茶碗，将越窑产品排在首位。许多文人还在作品中称颂越窑瓷器，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施肩吾的《蜀茗词》，顾况的《茶赋》。表现出越窑青瓷的秀雅。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坐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陪葬品）两类。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越窑青瓷在初唐时胎质灰白而松，釉色呈青黄色。晚唐时胎质细腻致密，胎骨精细而轻盈，釉质腴润匀净如玉，釉色为黄或青中含黄，无纹片，普遍使用素地垂直划纹的装饰方法。另有一种在器物上堆贴花卉、人物、鱼兽等的方法，器物常见的有碗、盘、水盂、罐、盒等，特色器如瓷砚、执壶、瓷罂等，尤其是口唇不卷、底卷而浅腹的越瓷瓯，风靡一时，成为文人墨客的歌咏对象。
五代越窑青瓷胎质细腻，胎壁较薄，表面光泽，胎色呈灰或浇灰色，釉质腴润光亮，半透明，釉层薄而匀，釉色前期以黄为主，后期以青为主。装饰初期以素面为主，后期堆贴尤其是刻花大为盛行，题材多为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艺术风格丰富多彩。
直到宋时越窑逐渐衰落。越窑青瓷，以胎质细腻、造型典雅、青釉莹莹、质如碧玉而着称于世。这种如冰似玉的美丽釉色，深受诗人的赞赏和喜爱。有不少诗人都描述和歌咏过种美丽，如顾况、孟郊、陆龟蒙、徐夤、施肩吾、郑谷等。
越窑瓷青瓷与唐代的饮茶风尚关系十分密切，其瓷质造型，釉色之美，深受饮茶者的喜爱。饮茶风尚又影响了越窑青瓷的型制。
唐代陆羽曾在《茶经》一书中有此评价：“碗，越州上┅┅”。对当时流行的越窑青瓷茶瓯，陆羽评曰：“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在同样一本书中，陆羽对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作了比较，他评道：“越瓷类玉，邢瓷类银，越瓷类冰，邢瓷类雪”以类玉似冰来评价越瓷的美。
唐代的越窑青瓷，深得当时的诗人喜爱，不少诗人都描述和歌咏过越窑青瓷的美，如陆龟蒙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咏秘色瓷器》）徐夤的“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贡余秘色茶盏》），就连日本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石川鸿斋也曾作诗赞颂余姚上林湖的越窑瓷器“：上林之窑盛天下，宋社已屋陶亦罢。遗珍谁得雉鸡山，久埋土中犹未化，馀姚沈君藏一瓶，釉色莹澈凝貌青。相携万里来扶桑，割爱贻我何厚情┅┅”。
什么是窑变瓷器？窑变瓷器如何收藏鉴赏
什么是窑变瓷器？窑变瓷器如何收藏鉴赏。
说到窑变，大凡收藏者都会想到珍藏在日本的曜变“天目”碗、钧窑瓷器上的彩斑、景德镇的“三阳开泰”窑变瓶等著名的窑变瓷器品种。事实上，全国各地唐宋窑口的窑变瓷器残片也早已被收藏者所关注。如建窑、吉州窑、乐山西坝窑、重庆昌州窑的黑釉窑变瓷器残片等，已经在市场上很热销。
然而，倘论对窑变的理解，今人恐不如古人理解得宽泛。今人所理解的窑变，常常是指瓷器在烧制过程中，因窑内温度发生变化导致其表面釉色发生的不确定性的自然变化和美化。但在古人眼里，瓷器的窑变不仅是指釉面的色变，还包括瓷器器型的变异。
明代晚期的野史《稗史汇编》认为：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这种“非人力之巧所能加”之的同质同色的形态变异通常是由于瓷胎的干湿度不均匀或烧窑时窑内发生坍塌、挤压所造成。瓷器烧成后成为“异物”、“怪物”。
笔者所言这类古瓷器的“异物”、“怪物”，往往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君不见，在绘画史、雕塑史上那些起源于西方的所谓“印象派”、“抽象派”、“野兽派”作品，不是也大有市场吗？再说那些形态变异的瓷器，放在古代就是被窑工淘汰掉的“废品”，而即使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往往价格也十分低廉。然而，这却是当今古玩市场上可以捡漏的对象。
十多年前，我在一古玩店看见一件邛窑绿釉执壶，敞口被压塌了，一边高一边低，钮带状执耳也歪歪的，腹部也有窑疤和窑粘，但整个器物完整，釉色也较匀润。乍一看，竟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美感。于是我决定把它买下来。古玩店老板也是一个有文化的资深文物商，一番交流之后，竟然曾是我所开培训班的学员。他在介绍这件器物时，也主动提到了这件瓷器的“自然美感”和特别内涵。这真是知音识知音，赏物心连心。询价之后，我当即照价买下来，并且一藏就是十多年。
当乐山西坝窑瓷器的艺术成就被更多收藏者认知的时候，西坝窑窑变瓷器价格飞涨。笔者对西坝窑的认知较早，也是最早在收藏类刊物上介绍西坝窑瓷器的作者之一。当初，在第一次考察西坝窑遗址时，满山遍野的窑变瓷器残件还无人问津。当时，我和藏友一行四人，足足捡拾了一麻袋。其中就有一件窑变“茶瓯”。这件“茶瓯”，是由于制坯、装匣和烧窑的多种因素导致其变形；底部一则厚一则薄，一边高一边低；内底黑、白、蓝釉交织熔融，极像海边的海浪击拍海岸之景；窑变的外腹部釉面被烧成蜂窝状态，与蓝紫色流釉和窑斑杂陈在一起，给人一种历史沧桑感和文化厚重感。这件藏品，虽是在遗址拾到的残次品，但每每欣赏把玩它，都能引人无限遐想一番。
一次，乐山有位藏友来我家交流，看见这件西坝窑“茶瓯”，爱不释手，再三恳请我转让给他。他说他在日本看见的现代陶瓷艺术茶杯就是这种风格，但比日本看到的更独特而富有韵味。因为我对这件“茶瓯”也是情有独钟，根本不想出手。为了让他放弃购买的念头，我便给出了很高的报价。殊不知他一口答应了。无奈之下，只好割爱。不久，他再次来到我家，要求我把上面提到的歪口歪流的执壶转让给他。一人乐不如众人乐。就一件藏品而言，每位收藏者也只是暂时的保管者和保护者，能有知识相近、情趣相投的藏友，继续藏之护之赏之，这当然是藏品极好的归属。
故事讲到这里，笔者强调一点：古玩艺术品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只有首先认知古玩艺术品的历史文化内涵，才能成为真正的收藏家，否则，就只能是仓库保管员而已。
什么叫窑变釉？
窑变釉即器物在窑内烧成时，由于窑中含有多种呈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出窑后呈现意想不到的釉色效果。由于其出现出于偶然，形态特别，人们又不知其原理，只知于窑内焙烧过程变化而得，故称之为“窑变”，俗语有“窑变无双”，谓其变化莫测，独一无二。
窑变早在唐代以前的青釉瓷器上即偶有出现。最初，窑中出现窑变曾被视为不祥，尤其是官窑中出现窑变，往往被砸碎。久之，反而发现其形态极美，或如灿烂云霞，或如春花秋云，或如大海怒涛，或如万马奔腾，因而被视为艺术瓷釉为人们所欣赏。如宋代河南禹县钧窑生产的铜红窑变，可谓变化莫测，鬼斧神工。清以前景德镇窑偶尔烧制的窑变釉瓷多被捣毁，至清时则作为著名色釉而专门生产，据《南窑笔记》载，清代生产的窑变釉，虽入火使釉流淌，颜色变化任其自然，非有意预定为某种色泽，但已经能人为配置釉料，较好的控制火候，基本上掌握了窑变的规律。著名的如康熙朝创烧的豇豆红、苹果绿等品种。
窑变釉也是一种艺术釉，变化最多，色彩最丰富，形态也最复杂。它的最初出现完全是偶然的，人们按一定的配方，制成某些釉料，施于制品入窑焙烧后，产生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颜色和形态：有的象夕阳晚霞，有的象秋云春花，有的象大海怒涛，有的象万马奔腾……人们对此现象无法解释，就称之为"窑变"。
早在宋代，就巳出现了窑变釉。《博物要览》说：官、哥"二窑烧出器皿，有时窑变，……于本色釉外变色，或黄、或紫红，肖形可爱。"后来的"钧红" 更是一种闻名中外的窑变釉。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景德镇的工匠巳经基本掌握了窑变釉的规律，可以烧造能达到预期效果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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