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瓷器好。
浅绛彩瓷器颜色偏冷色调，不是中国人喜欢的大红大绿热闹的主流色调，虽然浅绛彩瓷器在咸丰时期就出现了，但是到民国时期才迎来了它的鼎盛，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清代经过康雍乾发展，五彩和粉彩大量生产让人民审美有些疲劳，文人不喜欢那么浓艳的瓷器釉色了，开始追求素雅了；
二是因为晚期到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体现了人民的心态，这时候窑工清苦，也没有心思烧造浓艳的瓷器，所以景德镇浅绛彩瓷器得以流行；
三是文人看不惯晚清清政府的腐败，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心情，以将传统中国画中的“浅绛”技法应用于瓷器上，表达了文人灰暗的心情和忧国忧民的心态。
四是景德镇的瓷器工艺的历史背景，明清两朝皇家重视景德镇陶瓷生产，集中全国的人才和物力，保证了皇家官窑景德镇陶瓷的质量，景德镇陶瓷胎体精细、釉质润净、制作规整、品种多样，特别是颜色釉瓷的精细讲究，促进了浅绛彩瓷器发展的基础。
五是民国时期浅绛彩画师层出不穷，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瓷器绘画大师推动了浅绛彩瓷器发展，“珠山八友”已经不仅仅瓷器画师了，已经发展成一种文化现象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推动了民国浅绛彩瓷器的空前繁荣。
浅绛彩瓷器的“浅绛彩”，是一种彩种，也是一种技法，是以水墨勾画轮廓，以淡赭、花青渲染而成的山水画，也泛指色彩淡雅、清新明丽所呈现出的文人绘画技法。然后在瓷器上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高温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矾红及紫色等，经低温（650—700℃）二次烧成低温彩釉瓷。
taoci52.com精选阅读
为什么浅绛彩瓷能被新彩瓷画取代？
为什么浅绛彩瓷能被新彩瓷画取代？
民国初年，洋彩颜料已基本代替了中国传统陶瓷绘画颜料，甚至出现了以进口花纸为装饰的贴花瓷。但文人绘瓷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其时仍有为数不多的文人画师以洋彩颜料在瓷上作文人画。
洋彩即“新彩"。因当初由德国、日本等国输入而被时人称作“洋彩"。
新彩料为熟料，是由人工合成的化学颜料，无需炼制，画师以油或水调和后即可使用。新彩料色泽明快鲜艳、流畅丰富，且原色与绘瓷烧炉后呈色基本一致，故易于掌握。正是由于新彩料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成本低、效率高等诸多优点，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普及开来。这也是使得民国浅绛彩绘瓷淡出的原因之一。新彩绘瓷同浅绛彩无甚差异，绘瓷时无须勾线、打底，也无须洗染、罩白。当然，用新彩料所绘之瓷也有日久后出现料彩脱落、画面浅淡模糊之现象。民国时期，日用瓷画面较多用新彩料绘制，新彩瓷烧成后虽呈色鲜艳、色阶明快，但却单薄无力、色艳无华。
只有少数对色调把握恰到好处的文人绘瓷大师如陈松、程声和、钱仙槎、易海翁等，才能以新彩料绘出同浅绛彩瓷意韵几无差异的作品。在此值得提出的是，活跃在清末民初的陈松以新彩料在瓷上所作的文人山水画极具个性。
陈松，字雪岩、陶峻，号灵峰外史，江西新建人，生卒年不详，以山水、书法见长。
其新彩山水瓷画得“二米"、石谷山水技法之精髓，所作如米家山水者，只见烟云水气朦胧、矾头林石隐约；所作山水画面繁满者，又见有王石谷之风韵，山石矾头勾勒运笔纤细、疏密有致，整幅有山势盘旋、峰回路转之感陈松之书法则有王羲之行草风格。所作多在笔筒之半圆面绘青绿山水，另半圆面作洋洋洒洒之行草书法长题。不仅如此，陈松还能以水绿、玛瑙红等单色新彩料作清清逸逸之山水瓷画，较之传统艳黑之单色颜料所绘山水瓷画又别有一番韵味。
民国初期绘瓷所用颜料主要为新彩，但浅绛彩绘瓷、刻瓷有人为之，而瓷上人物肖像写真、新粉彩绘瓷也开始显现。有些瓷画还因作者技法水平及画面表现需要等因素，尚需将新彩和粉彩料兼而用之（俗称“洋夹粉”）。如花鸟画中的八哥、喜鹊等黑羽翅鸟类，人物画中的人物头脸部位等，大多数画师都以新彩料绘之，余则使用粉彩颜料表现。
新粉彩文人绘瓷之启蒙人物如汪晓棠、潘匋宇、张晓耕以及后来声名显赫的“珠山八友"等文人画师，大部分都使用过新彩料作瓷画，且大都有新彩瓷画作品传世。
“珠山八友"之一的汪野亭在独创其粉彩青绿山水瓷画之时，亦兼以新彩料在瓷上作文人山水画，早年时还曾作过浅绛彩山水瓷画笔者将汪氏所作三种料彩山水瓷画各取其一，形成比照，我们可大致观察出浅绛彩、新彩、新粉彩料山水瓷画各自不同的色调、韵味以及汪氏于不同时期所作山水瓷画的技法、风格之变化。
至于刻瓷，当今已是很少有人为之了。然而在清末民初时期却不乏高手。他们同样具有文人画师的扎实书画功底且更胜一筹，刻瓷大师们在运刀前，需将欲表现之图样绘出，然后以刀代笔，在坚硬光滑的瓷面上用特制的刀具一点点刻画出来，稍有不慎则前功尽弃。清末民初刻瓷高手江雨三、黎勉亭等以高超的技艺，娴熟的刀法，刻制出一批意境非凡的文人瓷作品。
瓷上人物肖像写真是由邓碧珊率先发明，其所创“九宫格"放像法影响至今。民国时期，此行高手有：王琦、朱受之、章鉴、昊康、杨厚兴、朱省吾等，其中杨厚兴为南昌画师。
瓷上写真初始时所用料彩多为云南黑料，后改用新彩颜料，以单色绘成。至解放初期出现彩色瓷像，彩像需经两次炉火烧成，第一次用麻色绘画，如同单色棕色像。第二次加彩光明红、海碧、艳黑、大绿等色。
章鉴、吴康、朱受之在彩色瓷像写真术上成就骄人，他们曾为不少中外国家元首政要、社会各界名人绘制过彩色瓷像，所绘人物肖像神态逼真、亳发毕现、色调雅致、栩栩如生，技艺之高令其时乃至今日都少有望其项背者。瓷像绘画后多属匠师所为，而技如邓碧珊、王琦、章鉴、吴康等文人书画高手者所作，又另当别论。
由于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为捍卫民族工业，竭力宣传抵制进口洋彩颜料，力图振兴传统民族工业，新彩料文人绘瓷延续时间不长，许多有民族气节的新粉彩文人画师对新彩料大部是浅尝辄止，转而专心于新粉彩文人绘瓷了。
民国时期瓷器杂谈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此后的38年中，中国处于社会动荡、百业衰败之中，景德镇瓷业也遭受重创。综观民国景德镇瓷器生产，经历了一个由恢复到发展最后衰亡的过程，但明显缺少一个辉煌时期。虽然如此，但在短暂的38年中，却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
民国初期的仿古瓷是民国瓷器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自从清帝逊位、官窑瓦解之后，仿造清代官窑产品一时成为风尚，仿制古瓷的工艺于民国初年已成为景德镇的一个主要行业，仿古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国瓷器生产的水平。民国时期的仿古瓷风行一时，究其原因，一是官窑瓦解之后，官窑良工四散而流入民间，从前想仿而不敢仿的贡品，如今但仿无碍。正如《饮流斋说瓷》谓：“自(清代)末叶至近日所仿至为进步，一由官窑良工四散，禁令废驰，从前所不敢仿之贡品，今则无所不敢也。”二是社会上对仿古瓷的需求大增，给仿制者带来了大量的利润。民国仿古瓷的显著特点是数量多，范围广，历代名窑瓷器均在其仿制之列，尤其是仿清康熙乾隆器最为流行。
民国瓷器中最为人们所青睐的当属以珠山八友为代表所创作的新粉彩瓷器，他们以瓷入画，以胎为纸，汲取中国画的营养，所创作的新粉彩瓷器，各种山水人物花卉走兽无不光彩传神，栩栩如生，没有他们的创作，民国瓷器将是暗淡无光的。
除以上两点外，民国瓷器中还有一些零星的闪光点，本文拟从江西省博物馆馆藏瓷器中，遴选出几件民国瓷器，从中可品读出民国景德镇瓷器生产中一些较为重要的信息。
一、江西瓷业公司的产品
清末民初，由于经济衰退及洋瓷倾销的内外夹击，中国陶瓷生产进入了历史的低潮。不少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有识之士纷纷倡议开办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关于江西瓷业公司的成立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它正式成立于宣统二年(1910年)，为官商合办，其创办目的是改良景德镇衰落中的陶瓷工业。但因时局多变，资金来源中断，无法购置机械设备，又重回手工制瓷的老路，即便如此，也较清末有一定的发展，在景德镇独领风骚几近二十年。江西瓷业公司出品制作精良，如这件粉彩山水纹双耳瓶(图1，一耳残)，高23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7.3厘米。外口沿及颈上部以蓝料绘简化回纹、如意云纹、璎珞纹，这是民国瓷器上常见的辅助纹饰。腹部以粉彩绘通景山水纹，并题：“学义校长四旬大庆纪念，九江女师暨附小全体教职员敬赠，二九·八。”底红彩楷书“江西瓷业公司”款。
瓷器上的题款反映了民国时期的一种社会风尚：旧时社会官场和商界人士在擢升、大寿、开张、乔迁、新婚、离别等时，师生同仁、亲朋好友盛行馈赠礼品，以表示祝贺。而江西有一得天独厚的地方特产——景德镇瓷器，社会上自然就崇尚用瓷器，尤其是以名家瓷画作为礼品，因此，民国时期的瓷器上常常有“某某雅赏、某某敬赠”题款，一般还有作者款印。
二、“居仁堂”款与袁世凯用瓷
关于洪宪瓷器的问题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陶瓷历史的一个最富争论性的问题，中外学者的意见莫衷一是。《景德镇陶瓷史稿》肯定地记述了袁世凯于1916年派郭葆昌到景德镇督烧御用瓷器四万件，内有仿珐琅彩瓷一百件，共用银一百四十万元，并记载烧窑户为鄢得意(即鄢汝珍)。但另一批学者却认为，自袁世凯1915年12月底决定采用“洪宪”为国号至1916年2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的短短几十天里，是不可能完成造瓷的筹备、设计、制作等程序的。所以全部书写洪宪款识的瓷器，不论是“洪宪年制”还是“洪宪御制”都不可能是真品。
关于“居仁堂”款瓷器，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也有以下的论述：“清社既屋，民国成立，继之而起者则有袁项城之洪宪瓷。项城酝酿称帝，照专制时代之惯例，登极时必造瓷以资纪念，遂派公府庶务司长瓷学专家之郭葆昌氏为九江关监督兼陶务监督，经营烧造事宜。当时只陶土人工出自景德镇，颜料则取诸禁内，所制各器悉仿古月轩，而底款则一律为红色篆书‘居仁堂’三字。”
以下是几件馆藏的“居仁堂”款瓷器：
粉彩开光山水纹鱼缸(图2)，高17.1厘米，口径17.5厘米，底径12.2厘米。敛口，圆腹，双圈矮圈足。通器绘各种花卉纹，繁花似锦，腹部三个圆形开光，内绘山水人物，绘画细腻，勾描皴擦并用。整器色彩淡雅柔和，釉面白腻，底有“居仁堂制”双框红料篆款。
仿木釉开光粉彩花鸟纹瓶(图3)，高33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10厘米。口沿描金，器表施仿木纹釉，上绘折枝花卉纹，腹部三个圆形开光，内绘花鸟纹。器内口颈部和器底施绿釉，底“居仁堂制”红料方框篆款。胎体轻薄。
粉彩芦雁纹瓶(图4)，高22厘米，口径6.5厘米，底径4厘米。器表通景绘芦雁纹。颈部题：“甲戌年季秋月学义校长惠存。赓业、毓璋、裕风敬赠。”底有“居仁堂制”双方框红彩篆款。甲戌年为1934年，显然不是袁府定制的。
从上述几件“居仁堂制”款的瓷器来看，与赵汝珍所说的仿古月轩底款一律为红色篆书“居仁堂”三字不同，应该不是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所烧的所谓“洪宪瓷”。居仁堂是故宫(微博)中南海里面的一所宫殿，原名仪鸾殿。1912至1916年袁世凯被委任为大总统时，将其用作总统府并改名为居仁堂。一般认为，书有“居仁堂制”款的瓷器，是袁世凯在景德镇定烧的袁府用器。但从我馆收藏的几件居仁堂款的瓷器来看，有的明显不是袁府用瓷，而是民国后期的伪托款，如图4粉彩芦雁纹瓶。
三、江西陶校及陶校承制礼品瓷
江西省立陶业学校的前身是“中国陶业学堂”，它是江西瓷业公司下属的一所陶瓷学校，校址设在鄱阳(今波阳)。创办人张浩，字犀候，生于1876年，江西新建人，年轻时留学日本学习窑业，学成后于1906年回国，与康达(字特璋)合作在江西波阳创办“中国陶业学堂”，隶属江西瓷业公司。1912年，陶业学堂与江西省瓷业公司分立，改为“江西省立陶业学校”，1915年更名为“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34年陶校从波阳迁往九江，抗战爆发，陶校几经迁徙，后于1944年11月迁往景德镇，使用浮梁陶校校舍，1945年8月两校正式合并。抗战胜利后为适应全国陶业的发展，陶校于1947年底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升格为江西陶业专科学校。图5铁骨泥描金开光粉彩双耳尊是江西陶校教师潘庸秉所绘，腹部前后开光内均以粉彩绘高士图，底有“江西陶校精制”朱文方印。馆藏中还有一件潘庸秉所绘作品，腹部正面开光内绘松鹿，有一“潘”朱文方印，背面开光内绘牧童骑牛吹笛图，旁题“庸秉”，下钤“秉印”，底部为“乾隆年制”蓝色堆料双方框款。
1946年8月，蒋介石在庐山避暑，因需要一批精细礼品瓷送给盟国首脑，他向江西省主席王陵基作了交代。王找到时任江西省陶校校长的汪潘，同上庐山面见蒋介石。会见交谈的内容可以从25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的电讯通稿知其大概。全文如下：“主席关怀景德镇名瓷：(中央社牯岭廿四日电)，景德镇之旧御窑将改为国营瓷窑，此乃蒋主席接见圣忠学校校长(注应为陶业学校)汪潘时所指示者。主席对景德镇瓷业现况备极关怀，谓国家欣逢胜利，应有名瓷分送盟邦，以志庆典。此次名瓷须仿乾隆时代作品风格，瓷质力求细薄，色调务须高雅。蒋主席面谕汪校长从速与赣府洽办，积极进行”。汪回到景德镇，立即召集陶瓷名家们商议，人员主要有彭友贤、张志汤、吴仁敬、潘庸秉、赵金生、余昌骏等。图案主要由陶校的张志汤、潘庸秉等绘制，经数月才完成。古朴雅致、富丽堂皇的礼品瓷，蒋介石见后很满意，后以国家或蒋介石夫妇的名义，分别赠送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和美国特使马歇尔。这批瓷器的制作成功使陶校名声大振，紧接着，南京的一些高级官员也来电来函订货，学校就将原图样按比例缩小，但器型、画面不变，价格也便宜得多。因此，上述于1947年制的有“中正”款的器物应当是蒋介石在庐山指示陶校为其所作的礼品瓷，而另两件小型器物，很可能是南京官员的订货。这几件瓷器，确如电文中所说的有仿乾隆时代风格，其中一件底款上直接书上“乾隆年制”伪托款。
四、瓷商与瓷店
自元朝始，朝廷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促进了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明代御窑厂的设立，更使景德镇成为中国制瓷业内的一枝独秀。瓷业的发展，离不开销售的兴旺，而这兴旺的纽带便是瓷商。清人郑廷桂记载了当时瓷商的情况：九域瓷商上镇来，牙行花色照单开。要知至宝通洋外，国使安南答贡回。凡来景德镇从商者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同一籍贯者组成“帮”，明末清初，来自各地采办的瓷商共有八个帮。这些帮为了在景德镇长期落脚，不惜耗费巨资，建造宏伟的会馆。在清朝前期建造的会馆有宁绍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山西会馆、苏湖会馆、湖北会馆和湖南会馆等。
瓷商又分“字号”和“水客”两种，水客为行商，他们亲自押运瓷器到外地销售，售后采购货物回景德镇，做到两头获利。字号为资本大者，在外地开有某字号瓷店，派员常驻景德镇采购瓷器。瓷庄是资本大的瓷商驻镇采购瓷器的场所，瓷商在外地开设瓷器店，在景德镇开设瓷庄，自己或委派代理人坐镇收购瓷器，但只是为自己收购，不能代人采购。
民国时期，许多大城市的瓷店在经营景德镇彩瓷的同时，为满足当地的某些特殊用户的要求，也购买景德镇的白瓷胎，招聘高手彩瓷，瓷器店自烧红炉加彩。其实这种情况，早在清康熙、乾隆时期就已出现，民国时期，这种现象愈甚。像南昌的丽泽轩、新中华等瓷器店除了自己培养艺徒外，还曾来景德镇延聘名手至南昌彩瓷，而南昌的艺人也有去景德镇彩瓷的。
刘希任(1906－1967年)，江西南昌人，自幼爱好绘画并与其兄刘希玉自学绘瓷。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即有名于南昌，擅长人物，希玉为其填色，兄弟合作之瓷多为当时的大瓷店丽泽轩、新中华购买，其售价不低于景德镇名艺人。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在南昌开中南瓷庄，自彩自销，成为这一时期的多产艺人。其人物作品受王琦影响较大，晚年常绘花鸟与雪景山水，是南昌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艺人。
水纹
民国时期瓷器价格
民国瓷器价格受器物精细程度、成本等左右。精细程度包括烧造工艺、装饰工艺，成本包括人工成本、材料成本。
烧造工艺是指器物在成型过程中的工艺流程，其精细程度对成本有极大的影响，并直接决定一件器物的价格，即使同为白胎的碗类器物，因成型工艺的不同，其价格略有差异。如正德顶大碗，60年前景德镇每桶发货价3元，而汉顶大碗则为2.8元。又如同为百件瓶，普通器60年前景德镇发货价为一对O.9元，而工艺要求极高的同样百件薄胎瓶则为8元，其价格相差几近9倍。即使是同一种器物亦因质量的高下价格有异，仍以正德顶大碗为例，质量上乘者3元一桶，次之2.4元，再次之1.92元，最次之l元。
装饰工艺亦对价格影响巨大，这里仍以百件瓶为例，普通的斗彩器60年前一对2.3元，色地粉彩2.8元，钧红釉器1.2元，粉彩加金器为9.6元，而名人之作则价格更昂，如王大凡70年前所绘百件瓶售价24元。
瓷器成本包括人工费、材料费及其他费用。它直接决定了瓷器质量的高下，同时又决定了瓷器价格的高下。一般来讲，器物体型高大，所用材料较高，故价格较高。如千件大瓶，不仅所用泥料、釉料、彩料甚多，而且成型与装饰的人工成本亦较高，故60年前景德镇发货价为一对110元，而80件为75元，500件为22元，300件为3.5元，150件为l.75元，100件为O.9元，80件为O.65元，50件为O.5元，30件为O.3元，l0件为O.15元。同时也受装饰精细程度左右，如70年前王大凡之作为500元。但同时器物所用泥料、彩料的多寡亦非决定价格的惟一因素，同样器物还取决于人工成本，如80件薄胎瓶60年前一对景德镇发货价6元，50件4元，30件3元，l0件O.2元。盖因其成型之不易，人工成本较高。
通过上述价格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精致之器价格昂贵，一般之器价格一般，低下之器价格低廉。这也对今日民国瓷器市场价格起着指导意义，即上述原则适用于今日市场价格原则，但今日市场价格还受完整程度左右制约。这里所说的完整程度有两种，一为器物是否有烧造之后所产生的破损，另一为是否完整的成套器物。前者如有崩冲，市场价格肯定受影响。后者如民国时的九子盘，只存八子，其价格绝非完整器物的九分之八，极有可能是九分之一。故在具体收藏过程中，应以精、整、美为主，而那些粗、残、陋之器不仅遗存太多，艺术价值不高，经济价值亦不高，日后升值的空间亦极为有限。
民国瓷器虽距今年代不远，其不可再生性一如明清瓷器。虽无价值连城之器，但日益走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故一般收藏者应将目光锁定在民国瓷器上，待日后眼力、财力均有提高之后转向明清瓷器是最佳的选择。
需要提及的是本文所用历史价格皆为银元，均来自当年商会档案，故真实性不容置疑。
民国时期瓷器款识
民国瓷器款识庞杂，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大体见有年号款、纪年款、仿古款、堂名款、厂店款、人名款及其他款。
年号款始于明永乐，终于民国。款式几经变化，延续了500余年。民国时期的年号款仅见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两种。此年号正式使用于1916年元月1日至3月23日，总计83天，若从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次年为“洪宪”元年来讲，此年号存在了110天。但此款识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谜团。有学者认为均为仿款，有学者认为“洪宪年制”有少数真款。“洪宪御制”均为仿款。但至今仍无一件极具说服力的洪宪瓷器。而从大量此款识的器物来看，民国时期不论高中低档瓷器，均以书此款为时尚，故真假难辨亦在情理之中。
民国纪年款器物极为普遍，或为干支，或为公元，或为民国纪年。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干支加作者姓名，如“乙丑元月，翥山野亭”。民国纪年加作者姓名，如“民国十六年元旦北平氏制”。民国全称，如“中华民国十二年”。公元纪年加作者名称，如“西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四月一日”。民国加干支加作者姓名，如“民国丙辰年制”。题款位置多在器的外壁，款前多有长题。
民国仿古款极为流行，年代久远，上迄宋元，下至宣统洪宪，时间跨度近900年，表现形式有以下三种：第一种，仿古瓷题仿古款，如仿清康熙器物，下落“大清康熙年制”楷款。第二种，不论器物是否有古意，均任意书写前朝年号款，如龙泉釉器物下刻“宣和”二字北宋年号款。第三种，不论前朝是否有此器物或此款识，均大胆书写，如东青釉炉，上书“大宋建炎三年”款识。
民国堂名款明显不及清代丰富，具有以下特征：一为达官贵人订烧之器，如徐世昌的“静远堂制”器物。这类堂名款多以印章形式出现在器物底部。一为文人雅士之器，如“碧云山房”、“澄怀园”等，多以印章形式出现在器物底部。一为彩瓷名家之画室名，如潘匋宇之“古欢”、程意亭之“佩古斋”，或书在器物底部，或出现在器壁，以后者最为常见，多为书法款识并与长题相结合。
厂店款始于宋代的作坊款，民国时极为流行，且繁杂程度超过年号、人名等所有款识，其特点有四：厂家众多，据史料记载，民国l7年景德镇从事彩瓷业的就有l452户之多，为了有别于其他业者，这些厂店均有自己的款识。其次，厂店名号极不规范，或公司画室，或瓷庄、美术社，林林总总。其三，店号极似人名，有的干脆就是人名，外人极难弄懂此号耶，名耶。其四，此器书号，彼器书轩，看似两家，实为一家。更有甚者，外壁书此，器底书彼。其五，多为印章打款。
民国人名款的典型特征是内容繁杂，人物众多，大致情况同于厂店款，但长篇题款大量出现，除人名外多加年(干支)、籍贯、别号等，极少见有书在器底的人名款识。
民国时另见有少量的吉语款识，如“江西珍品”、“永庆长春”等。亦有少量图记款、外文款。
清代至民国浅绛彩瓷及名家
清代晚期至民国早期，在景德镇出现了一种釉上彩绘瓷——浅绛彩瓷，其面目一新，品类齐全，粗细兼备，销量不菲，风行全国达半个多世纪。
事过一百多年的20世纪70——80年代，国内文物商店大量存有此类瓷器，被统称为“大路货”。当时，各级博物馆拒其于门外，民间收藏亦少之又少。“大路货”终成“积压货”，文物店只得按类、按规格成百上千的以“统货”低价外销或内销。经过20多年，“大路货”终于日渐稀少。以至今日，当人们重新开始研究、收藏、欣赏浅绛彩瓷时，它早已因物稀而身价百倍了。
笔者对浅绛彩瓷多有爱好，曾写《清御窑厂末代画师与浅绛彩瓷画》（载2001年5月6日《中国文物报》之《收藏鉴赏周刊》）。近两年，笔者仍在探索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从近几年来全国有关专家、同行们出版、发表的关于浅绛瓷的专著、文章之所附图录中，把凡有干支年款和名款的器物全部遴选出来，再汇集笔者另外收集的有关图片资料，总计300余件作品，按年进行分门别类、编号排比。由于这批资料的出处包括北京、广州、河北、浙江、江西等地，具有广泛地地域性和突出的代表性，笔者以此为基础，结合有关文史资料，研习经年。窃以为有所心得，乃不敢不公之于同好，以求共同探讨一些浅绛瓷在学术上仍存在的疑问，如：浅绛瓷画缘何兴起？始于何时又终于何时？谁为开创？浅绛瓷画上为什么会写有题记、干支年款和名款，并开创诗、书、画、印于一体之先河？“官窑内造”红印章款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宫廷不烧浅绛瓷？咸丰后期至光绪晚期各时期有哪些御窑厂画师？浅绛瓷又为什么会风行于全国？以及有关画师们的一些大概情况又是如何？
一、浅绛彩瓷产生的时代背景
道光20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最后以中国的的失败而告终，割地赔偿至使百姓贫困交加。
进入咸丰期，外扰内患有增无减，英法联军在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连皇帝也抱头逃出了京城。最后，再次割地赔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广东的洪兵起义，贵州的苗民起义，云南的回民起义等，席卷大半个中国。其时，贪赃枉法朝纲崩坏，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大清王朝风雨交加摇摇欲坠。
二、浅绛彩瓷的突现
“咸丰3年（1853年）2月，太平军50万将士在洪秀全指挥下，攻入江西九江、湖口、彭泽等地，于3月19日占领南京，建立了政权。”。“咸丰5年——咸丰6年（1855年11月至1856年4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太平军攻占了江西的八个府、五十几个州县”（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
“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政权……。他们将皇帝、孔子等统统视为‘老妖’、‘魔鬼’，把他们作为革命对象，加以镇压和打击”。“在太平天国的法律中，视清朝咸丰皇帝是‘老妖’，是‘妖’的总头目。清朝大小官吏是‘妖’，地主豪绅也是‘妖’，‘妖’是太平天国的重点打击对象，规定‘迂妖必诛’，藏妖者与妖同罪”（刘仁坤、贾诚先《太平天国兴亡》，哈尔滨出版社）。在太平军攻下景德镇后，于咸丰5年（1855年）一把火将御窑厂烧了个精光，厂里的库存瓷样也因而散失，官员、画师、工匠人等或作为“妖”被杀，或侥幸逃脱，全作猢狲散尽。
太平军在景德镇前后长达7年之久。这段时间里，原御窑厂的画师们倘能避过杀身之祸，却不得不还要面对生计之困，于是在战火暂时平息之后，仍需重操画笔，以画瓷谋生。此时画什么呢？青花、粉彩费工费料，成本高且不一定有销路，处于战争环境之中自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只有选择省工省料，依仗画技去打开市场的浅绛彩瓷，这样，一些生活必须的日用粗瓷（如锅、碗、盆、盘之类）成为首选，画上几笔浅绛彩，署上自己的名字，择价而沽。
咸丰5年（1855年）御窑厂画师程门与次子程荣合作画的浅绛彩“山水人物花耳扁壶”（现藏安徽省黟县文物管理所）便是一例。在上述300余件器物中，咸丰朝所画浅绛彩瓷只有两件。这是最早一件，也是程门画浅绛瓷已知最早的一件实例。另一件是张子祥（张熊）在咸丰6年（1856年）所画的《四清图》瓷板画。
是否可以这样说，稀少的咸丰朝浅绛瓷正是原御窑厂画师们在生活重迫下的一种艰辛尝试，但在客观上却是一个新艺术品种繁盛的开端。
三、浅绛彩瓷的盛兴
同治5年（1866年），太平军失败后，清政府军机大臣李鸿章筹措13万两银子，在原御窑厂旧址重建72间堂舍，恢复了御窑厂。
同治7年（1868年），御窑厂重建后，即为同治皇帝的婚礼烧瓷。但同治婚后两年（1874年）便去世了，时年19岁，在位13年。
虽然同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但皇室烧瓷却很少，新御窑厂亦家底全无，画师们只好以画浅绛瓷维持生活。如程门（字松生）、金浩（字品卿）、王廷佐（字少维）、王凤池（字丹臣）、周子善、汪藩（字介眉）、俞子明（字静山）、吴少萍、程言（次笠）等，此时他们都有作品出现，且均绘于同治元年至同治13年之间。有趣的是在同治5年至9年，却难觅其作品的踪影，也许当时他们正忙于重建御窑厂和为同治婚礼绘瓷吧。
同治朝画浅绛瓷的作者，除御窑厂那批画师外，少见其他画者。应该说，浅绛瓷在同治时还正处于兴起的阶段。兴起的带头人便是御窑厂以程门为首的画师们。
进入光绪期，浅绛彩瓷大放异彩。作者、作品非常之多，粗、细兼备。可以肯定的说，绝大多数的浅绛彩瓷都是在光绪时期生产的。光绪一朝34年中，大体可以看出画师们的更替关系。为此，笔者将其分为三个时间段，即光绪10年，中10年和后14年。
光绪前10年（1875——1844年）浅绛瓷画师有：
程门王少维王凤池金品卿
汪潘周子善俞子明程次笠
江永源 罗允夔罗畅谷李维翰
任焕章（字巍山） 汪章（字汉云）
黄士陵 潘福泰邵美之万子铭
蒋玉卿 周友松梁楚材
胡有农（字子耕） 李蕴辉余焕文
朱少泉 王岐山陈子常达山
范金镛 经生 联碧 吟香居士等。
光绪中期10年（1885——1894年）浅绛瓷画师有：
程门王少维王凤池金品卿
汪潘程次笠李友梅俞子明
江永源 任焕章汪章
蒋玉卿（字寿春） 余焕文朱少泉
王岐山 陈子常汪绰章江楼梧
周鼎（字筱松）许品衡李端山
方家珍 汪照藜（字筱青）方少溪
张云（字子英）李梦丹（字子乔）
许子成 徐善琴（字长庚）南樵子
梅峰樵 高心田万辅廷吴待秋
胡荣发 张舍云汪棣（字友棠）
黄铭光 李松如雷光亨雷桂泉
胡干许达生茂盛 清标
启明何明谷舒以氏喻春
锡泉氏 少卿 秀山氏江潮宗。
光绪后14年（1895——1908年）浅绛瓷画师有：
王少维 金品卿王凤池程次笠
俞子明 江永源任焕章汪章
蒋玉卿 王岐山陈子常周筱松
许品衡 方家珍汪照藜张子英
徐善琴 高心田汪友棠黄铭光
喻春许达生松石 周达和
王子卿 戴裕成何子林梅春茂
焦佩兰 高恒生敖少泉全廷
安少山 王琦 俞裕元钟德发
戴焕昭 吕尚文马庆云汪廷至
汪永泰 任逢端叶淮清刘芳谷
颜筱云 江春 程英 程宝珍
叶巽斋 余筱秋杨紫卿冯启顺
詹顺太 江祥发何明谷胡献瑞
江潮宗 子珍 洪发 顺发
宝文氏 昌山 吉人 子云
启明松竹轩义隆 义兴
鸿兴永兴氏孙玉卿。
为什在光绪一朝会涌现出如此多的浅绛瓷画师和浅绛瓷作品？笔者认为：首先，同治后期至光绪一朝，在景德镇大的战乱基本结束，人们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其二，由于战后百姓正常生活的恢复和家庭安稳，家家都需要添置些生活日用瓷。这样，价廉物美的浅绛瓷就有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当时的日用瓷中，几乎无处不是浅绛瓷。第三，朝廷的腐败，国力的衰微，御窑厂长期无御窑可烧，画师们尽可多画浅绛瓷。第四，御窑厂的老画师在前朝所培养的“后学新手”，此时都已脱颖而出，涌现出了一批新秀。除御窑厂的新、老两代画师外，在市场的刺激下，景德镇的瓷器作坊与“红店”陡然也多起来了。此时浅绛瓷上署字号、轩氏的作品也多了，他们都还努力地培养第二代、第三代画工。御窑厂有老、中、青三代画师画浅绛瓷，一时精品纷呈。从器形上看，既有普通的日用瓷，又有大件的陈设瓷，还有不少精美的浅绛彩瓷板画。更有些作品直接标注有表明是绘于御窑厂内的落款，如“画于珠山官主廨”、“珠山官舍”、“珠山环翠亭”等。而“红店”的浅绛瓷作品其画技水平，相比之下就差距较大，具商品气息，而少艺术氛围。
四、浅绛彩瓷的衰落
光绪之后，宣统、民国初期，画浅绛瓷者急剧减少。宣统时（1909——1911）画浅绛瓷的仅有；
俞子明 袁恒兴许品衡方少溪
汪友棠 王子卿高恒生安少山
马庆云 杨紫卿。
民国前10年（1912——1921年）浅绛瓷画师有：
许品衡 方少溪汪友棠王子卿
高恒生 安少山马庆云杨紫卿
季春黄斐成胡全太瑾卿
金绍斋 肖靖初段生茂吴飞麟
胡仲贞 潘匋宇徐成城孙福昌
森顺江和丰子良 王琦 岳松氏。
民国10年之后（1922——1925年）浅绛瓷画师有：
潘匋宇 徐仲南仙槎罗子林
刘顺泰 王荣顺安少山 刘焕章。
1925年后，基本上没有画浅绛瓷的了。
宣统至民国初期，由于时代的变迁、市场的变化等，以及其他瓷业的兴起，大批浅绛瓷画师都改画粉彩瓷了。因为粉彩瓷比浅绛瓷的画面要鲜亮得多，色彩也要丰富得多；而早期的浅绛瓷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使用后，大都会脱色、掉彩，失去原有的风采，所以市场渐渐又重新青睐粉彩瓷了。浅绛瓷终于退出了自己的历史舞台。
从这些资料来看，第一件浅绛瓷出现于咸丰5年（1855），最后一件出现在民国14年（1925），因此，浅绛瓷在中国至少历经70年。
五、与浅绛彩瓷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在中国陶瓷史中，浅绛瓷画最早出现于何时？这在陶瓷学术界说法不一，在此暂时不探究。但晚清出现的这般浅绛瓷热，笔者认为是自咸丰5年（1855）御窑厂被毁，以程门为首的一批御窑厂画师绘售浅绛瓷而始的。
（二）浅绛瓷的问世，在当时是受到人们欢迎的。首先，御窑厂的画师过去是专为皇室所御用，平民百姓乃至景德镇当地人对其作品都是无福消受的。而当他们所绘的浅绛瓷署名上销售后，自然令大家解囊趋之。其次，浅绛瓷画开创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先河，极类当时行销一时的海上画派画师们的纸绢中国水墨画，具有浓郁的中国文人画气息。当时有的官员、画家还会自己操笔在瓷器上画浅绛画，如张熊、吴待秋、黄士陵、范金镛等，都有浅绛瓷画作品传世。当时一件浅绛瓷比同类的青花瓷、粉彩瓷在价位上应该要便宜，而其艺术价值又不遑多让，自然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故在光绪年间，浅绛彩瓷臻于颠峰。
（三）浅绛瓷是御窑厂画师面向社会与民众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与御用瓷无关，当然就不为皇室所用。实际上，当时皇室忙于外忧内患，也是顾不上烧瓷这类事情的。
光绪期间，有的浅绛瓷底部钤印有红阳文方楷书（有的为手书）“官窑内造”或“官窑监制”四字款印。通过排比，此印是同治5年新厂盖成后所为，以光绪期为多，且凡有此印者，画品都不俗。笔者认为：此印为真，它是御窑厂画师为区别“红店”之作，提高卖点而为之的。
（四）有部分浅绛瓷底部印有“大清同治年制”、“同治年制”或“同治”红篆阳文方章款，也有手书楷字红款“大清同治年制”，但查看画面上墨书的干支年号却又是光绪某某年的。笔者认为：这样的作品都是光绪时的，应以干支年款为准。为什么器物底部又有醒目的同治年款呢？因同治时浅绛瓷画多为御窑厂画师们的创作，“红店”还很少参与，因而画工、品味都相当脱俗。到光绪时，各私家窑厂、“红店”都跟风画浅绛，水平就良莠不齐了，所以购买者多好同治之物。根据市场需求，故在光绪的浅绛瓷上钤记“同治”的年款。但这与今天瓷器的作伪又是两回事，当时的干支款都明明白白的写在器物上。
（五）在这300余件作品70年的时间跨度里，共出现瓷画作者138人（有少数是店号名），按年号进行排比，惊喜的发现画师们可分三代或四代人。在无文字史料记载的情况下，遂将这100来位作者的活跃期进行时间分段。
第一代：
程门王少维金品卿王凤池
汪藩周子善俞子明吴少萍
江永源 罗允夔任焕章余焕文
万子铭 蒋玉卿
第二代：
朱少泉 王岐山陈子常汪章
许品衡 方家珍周筱松汪照藜
方少溪 张云 徐善琴高心田
汪友棠 黄铭光许达生。
第三代：
王子卿 松石 戴裕成梅春
高恒生 安少山胡献瑞仙槎。
第四代为进入民国时期的画浅绛瓷的作者，如：
段生茂 胡仲贞吴飞麟王琦
潘匋宇 徐仲南。
（六）画师们一些个人资料亦具史料价值。
光绪15年（1889年）以后，未出现过程门的作品，是否在光绪中期程门便去世了（有待证实）。
汪藩的下限作品是光绪16年（1890年）；
王少维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1年（1895年）；
王凤池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2年（1896年）；
金品卿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7年（1901年）；
程次笠的下限作品是光绪34年（1908年）；
可以说，上述画师均在光绪中、后期去世了。其中俞子明的活跃期最长，宣统二年仍见浅绛瓷作品，说明他是位高寿且多产的画师。
六、浅绛彩瓷的历史地位
浅绛瓷是在晚清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的地的悲惨境地，景德镇御窑厂的画师们在厂子被兵火烧毁后，为了生计而烧制的一个崭新的瓷艺品种。浅绛瓷投市以后，由于画面新颖，价格低廉而一时脍炙人口。历经70余年后，浅绛瓷又渐渐消失于我国灿烂的陶瓷史之中。
今天，当我们再次细细端详这支见证了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瓷苑奇葩时，更觉应还其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尤其是那些精美的官窑画师们的作品。它们既具当时皇家窑器的风骨，又有大方之家的风采，更具文人书画的风韵；既浓缩了馥郁的文化底蕴，又体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们当年创造了历史，今天又为我们还原了历史，极具史料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们本应该就是瓷器中的精品，文物中的精华。
民国时期陈设瓷器型
陈设瓷是陈列、摆放的瓷器。关于陈设，宋孔平仲《孔氏谈苑·王文正清德》：“一日御宴、陈设鲜华……意色不悦”。清和邦额《夜谭随录·邱生》：“既而入室，陈设尤华美”。说明陈设器物多无具体的使用功能。陈设瓷的特点之一是多由实用器发展演变而来，如名噪瓷坛的梅瓶，在宋元之际是作为酒器而大量生产的；又如将军罐在明末清初是以盛物为世人所知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实用功能逐渐让位给陈设功能。特点之二是兼具观赏与使用两种功能，如香炉在焚香之时具有使用功能，平时则具有观赏陈设功能。又如鱼缸、花盆，作为盛器具有使用功能，但器物本身又兼具陈设功能。特点之三是由实用器转变为陈设器，如清中晚期开始流行的帽筒，随着清代的灭亡，服饰发生革命性变化，其使用功能消失，但陈设功能凸显。特点之四是独具陈设功能，这部分器物包括瓷板、瓷塑等。
民国陈设瓷品种繁多，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祭祀用瓷、观赏用瓷、休闲用瓷。
民国祭祀用瓷以香炉为大宗产品，因所做器物的不同而分属于琢器行大件业和粉定业。大件业的香炉古朴典雅，为高档的陈设瓷品种之一。淡描业生产的香炉因以青花轻描淡写而名。一般来讲，香炉的成型工艺不难。但如系特殊器型，如圆形鼎式炉，主体需经拉坯制成，足、耳、盖则需人工雕削后，加以粘接成型，操作难度较大。民国香炉见有桶式、三足式、鼎式、四足式、钵式等。桶式为民国最为常见的炉式之一，为明清以来传统造型，器有大小之别，分别称之为l00、80、50、30、20及l0件。三足炉亦为民国常见炉式，直口，折沿无耳，亦有大小之别，以颜色釉器居多。鼎式炉为民国承袭明清传统的炉式，见有方腹与球腹两式，方腹为四足，球腹有三足亦有四足，器高在20-10厘米之间。为当时较为高档的祭祀用瓷，亦有一些为文房陈设用瓷。钵式炉是民国时与桶式炉一样广为流行的炉式，因造型如钵而名，器有大小之别。民国时祭祀用器中另见有套器，类似于清代的五供器。时称小与云香炉花瓶，为较高档的祭祀用瓷。
民国观赏用瓷器器型极为丰富，大体可分为瓶、罐、缸、盆等品种。如前文所述，这些器型多由实用瓷演变而来，有的仍兼具实用与观赏两种功能。
瓶是民国瓷器中造型最为丰富的器物，不仅有传统器型，也有创新器型。传统器型有梅瓶、葫芦瓶、天球瓶、观音瓶、棒槌瓶、萝卜瓶、橄榄瓶、转心瓶、玉壶春瓶等50种以上。创新器型则有30余种，大者千件，小者l0件。在这些瓶式中最具时代特征，流传最为广泛的首推掸瓶，因北方多以此瓶插鸡毛掸子而得名，又因多为陪嫁的必备之器而俗称嫁妆瓶。多为撇口，溜肩，弧腹，圈足。颈部均有双耳，耳的造型极为丰富。以粉彩装饰居多，青花次之，亦有浅绛彩。器有大中小之分，时称之为300、150、100、80、50。器高分别为60厘米左右、45厘米左右、28厘米左右、22厘米左右。近年升值空间较大。60年前景德镇一对300件粉彩器发货价2.25元，20世纪80年代一只仅为15元人民币，基本上谈不到升值，90年代初文物部门收购价不过60元人民币，略有升值。如今已在2000元左右，有的达到6000—7000元，甚至过万。
罐也是民国时的大宗产品，器型多有变化，以天字罐、冬瓜罐、将军罐最为常见。天字罐为传统器型，民国时景德镇亦称之为天字坛，有18、16、14、12、l0、8、6之分。基本造型为直口，短颈，溜肩，弧腹，平底，上有平面直壁盖。冬瓜罐为晚清传统器型，时称为冬瓜坛，北方多称之为茶叶坛。有18、16、14、12、l0、8、6之分。基本造型为收口，丰肩，弧腹，平底，宝珠钮盖。另见有瓜棱腹一式。将军罐亦为民国时常见罐式，大者300件，小者50件，多仿雍正、乾隆时风格。民国时另见有壮罐、大口罐、鼓式罐等，与前朝差别不大。
缸是民国时较为流行的陈设用瓷，虽成型工艺并不复杂，但因器物较大，故烧造成型较难。民国时的缸按功能可分为鱼缸、画缸。虽式样不多，见有收口、直口两式，但规格较多，大者以件称之，有千件、800、500、300、大150、小150之别，小者以寸称之，有10、9、8、7、6、5、4之别。60年前景德镇一对千件青花大缸发货价105元，5寸缸O．37元。
花盆在民国时属琢器行粉定业，式样较多，且大器较为常见，从整体造型看，有四方、八方、圆形、桶形、四方倭角形、海棠形、梅花形、折腰等。从口沿的变化看，有板沿口、撇口、直口、花口等，一般多有盆托。有100、80、50、30、20之别。80年前外埠一对粉彩仕女图花盆的售价分别为3.2元、2.6元、1.8元、1.5元、l元。
瓷塑亦是民国观赏用瓷中的大宗产品，品种丰富，人物题材见有站(坐)观音，尺寸有18、15、14、12、10、9、8、7、6。八仙，尺寸有10、9、8、7、6、5。三星人，尺寸有10、8、6。罗汉，尺寸有大、二、三、四、五、六之别。五子罗汉，尺寸有大、中、小之别。麻姑献寿，尺寸有12、l0、8、6。8寸半身佛像、8寸半身观音像。渔樵耕读，尺寸有10、8、6。骑马关公，尺寸有12、l0、8、6。美女，尺寸有l0、8、6、4。四爱人物，尺寸有l0、8、6、4。祖孙三代，尺寸有10、8、6。动物有狮子，尺寸有1 8、16、14、12、10、8、6、5。鸡，有16、14、12、10、8、7、6、5、4、3。鸭子，有12、l0、9、8、4、3、2、l。孔雀，有14、12、10、8、6。凤凰，有14、12、l0、8、6。锦鸡，有12、10、9、8、7、6、5、4。马，有9、8、7、6、5、4。象，有7、6、5、4、3。鹦鹉，有12、10、8、6。另见有鹅、鸳鸯、喜鹊、螃蟹、乌龟、麻雀、狗、兔子、麒麟等。工艺精细程度不工。瓷板画亦是民国时常见的陈设瓷品种之一，尺寸有2.4尺、2尺、18、16、14、12、9、7、5、3寸，价格视绘画工细程度及作者名气而定。如1933年王大凡2．4尺瓷板画一幅120元、2尺80元、18寸60元、16寸40元、14寸30元、12寸20元。而当时白胎瓷板的发货价每块为3元、1．53元、1.25元、0.8元、0.6元、0.4元。
民国休闲类瓷器品种不甚丰富，以蟋蟀罐、过笼、围棋罐、象棋、鸟食罐、如意及烟具等较为常见，规格亦较丰富，做工精巧。
总之，民国时期生产的陈设用瓷极为丰富，与日常生活用瓷一样代表了当时瓷器生产的工艺水平。
浅绛彩瓷管窥
清代晚期至民国早期，在景德镇出现了一种釉上彩绘瓷——浅绛彩瓷，其面目一新，品类齐全，粗细兼备，销量不菲，风行全国达半个多世纪。
事过一百多年的20世纪70——80年代，国内文物商店大量存有此类瓷器，被统称为“大路货”。当时，各级博物馆拒其于门外，民间收藏亦少之又少。“大路货”终成“积压货”，文物店只得按类、按规格成百上千的以“统货”低价外销或内销。经过20多年，“大路货”终于日渐稀少。以至今日，当人们重新开始研究、收藏、欣赏浅绛彩瓷时，它早已因物稀而身价百倍了。
笔者对浅绛彩瓷多有爱好，曾写《清御窑厂末代画师与浅绛彩瓷画》（载2001年5月6日《中国文物报》之《收藏鉴赏周刊》）。近两年，笔者仍在探索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从近几年来全国有关专家、同行们出版、发表的关于浅绛瓷的专著、文章之所附图录中，把凡有干支年款和名款的器物全部遴选出来，再汇集笔者另外收集的有关图片资料，总计300余件作品，按年进行分门别类、编号排比。由于这批资料的出处包括北京、广州、河北、浙江、江西等地，具有广泛地地域性和突出的代表性，笔者以此为基础，结合有关文史资料，研习经年。窃以为有所心得，乃不敢不公之于同好，以求共同探讨一些浅绛瓷在学术上仍存在的疑问，如：浅绛瓷画缘何兴起？始于何时又终于何时？谁为开创？浅绛瓷画上为什么会写有题记、干支年款和名款，并开创诗、书、画、印于一体之先河？“官窑内造”红印章款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宫廷不烧浅绛瓷？咸丰后期至光绪晚期各时期有哪些御窑厂画师？浅绛瓷又为什么会风行于全国？以及有关画师们的一些大概情况又是如何？
一、浅绛彩瓷产生的时代背景
道光20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最后以中国的的失败而告终，割地赔偿至使百姓贫困交加。
进入咸丰期，外扰内患有增无减，英法联军在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连皇帝也抱头逃出了京城。最后，再次割地赔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广东的洪兵起义，贵州的苗民起义，云南的回民起义等，席卷大半个中国。其时，贪赃枉法朝纲崩坏，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大清王朝风雨交加摇摇欲坠。
二、浅绛彩瓷的突现
“咸丰3年（1853年）2月，太平军50万将士在洪秀全指挥下，攻入江西九江、湖口、彭泽等地，于3月19日占领南京，建立了政权。”。“咸丰5年——咸丰6年（1855年11月至1856年4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太平军攻占了江西的八个府、五十几个州县”（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
“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政权……。他们将皇帝、孔子等统统视为‘老妖’、‘魔鬼’，把他们作为革命对象，加以镇压和打击”。“在太平天国的法律中，视清朝咸丰皇帝是‘老妖’，是‘妖’的总头目。清朝大小官吏是‘妖’，地主豪绅也是‘妖’，‘妖’是太平天国的重点打击对象，规定‘迂妖必诛’，藏妖者与妖同罪”（刘仁坤、贾诚先《太平天国兴亡》，哈尔滨出版社）。在太平军攻下景德镇后，于咸丰5年（1855年）一把火将御窑厂烧了个精光，厂里的库存瓷样也因而散失，官员、画师、工匠人等或作为“妖”被杀，或侥幸逃脱，全作猢狲散尽。
太平军在景德镇前后长达7年之久。这段时间里，原御窑厂的画师们倘能避过杀身之祸，却不得不还要面对生计之困，于是在战火暂时平息之后，仍需重操画笔，以画瓷谋生。此时画什么呢？青花、粉彩费工费料，成本高且不一定有销路，处于战争环境之中自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只有选择省工省料，依仗画技去打开市场的浅绛彩瓷，这样，一些生活必须的日用粗瓷（如锅、碗、盆、盘之类）成为首选，画上几笔浅绛彩，署上自己的名字，择价而沽。
咸丰5年（1855年）御窑厂画师程门与次子程荣合作画的浅绛彩“山水人物花耳扁壶”（现藏安徽省黟县文物管理所）便是一例。在上述300余件器物中，咸丰朝所画浅绛彩瓷只有两件。这是最早一件，也是程门画浅绛瓷已知最早的一件实例。另一件是张子祥（张熊）在咸丰6年（1856年）所画的《四清图》瓷板画。
是否可以这样说，稀少的咸丰朝浅绛瓷正是原御窑厂画师们在生活重迫下的一种艰辛尝试，但在客观上却是一个新艺术品种繁盛的开端。
三、浅绛彩瓷的盛兴
同治5年（1866年），太平军失败后，清政府军机大臣李鸿章筹措13万两银子，在原御窑厂旧址重建72间堂舍，恢复了御窑厂。
同治7年（1868年），御窑厂重建后，即为同治皇帝的婚礼烧瓷。但同治婚后两年（1874年）便去世了，时年19岁，在位13年。
虽然同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但皇室烧瓷却很少，新御窑厂亦家底全无，画师们只好以画浅绛瓷维持生活。如程门（字松生）、金浩（字品卿）、王廷佐（字少维）、王凤池（字丹臣）、周子善、汪藩（字介眉）、俞子明（字静山）、吴少萍、程言（次笠）等，此时他们都有作品出现，且均绘于同治元年至同治13年之间。有趣的是在同治5年至9年，却难觅其作品的踪影，也许当时他们正忙于重建御窑厂和为同治婚礼绘瓷吧。
同治朝画浅绛瓷的作者，除御窑厂那批画师外，少见其他画者。应该说，浅绛瓷在同治时还正处于兴起的阶段。兴起的带头人便是御窑厂以程门为首的画师们。
进入光绪期，浅绛彩瓷大放异彩。作者、作品非常之多，粗、细兼备。可以肯定的说，绝大多数的浅绛彩瓷都是在光绪时期生产的。光绪一朝34年中，大体可以看出画师们的更替关系。为此，笔者将其分为三个时间段，即光绪10年，中10年和后14年。
光绪前10年（1875——1844年）浅绛瓷画师有：
程门王少维王凤池金品卿
汪潘周子善俞子明程次笠
江永源 罗允夔罗畅谷李维翰
任焕章（字巍山） 汪章（字汉云）
黄士陵 潘福泰邵美之万子铭
蒋玉卿 周友松梁楚材
胡有农（字子耕） 李蕴辉余焕文
朱少泉 王岐山陈子常达山
范金镛 经生 联碧 吟香居士等。
光绪中期10年（1885——1894年）浅绛瓷画师有：
程门王少维王凤池金品卿
汪潘程次笠李友梅俞子明
江永源 任焕章汪章
蒋玉卿（字寿春） 余焕文朱少泉
王岐山 陈子常汪绰章江楼梧
周鼎（字筱松）许品衡李端山
方家珍 汪照藜（字筱青）方少溪
张云（字子英）李梦丹（字子乔）
许子成 徐善琴（字长庚）南樵子
梅峰樵 高心田万辅廷吴待秋
胡荣发 张舍云汪棣（字友棠）
黄铭光 李松如雷光亨雷桂泉
胡干许达生茂盛 清标
启明何明谷舒以氏喻春
锡泉氏 少卿 秀山氏江潮宗。
光绪后14年（1895——1908年）浅绛瓷画师有：
王少维 金品卿王凤池程次笠
俞子明 江永源任焕章汪章
蒋玉卿 王岐山陈子常周筱松
许品衡 方家珍汪照藜张子英
徐善琴 高心田汪友棠黄铭光
喻春许达生松石 周达和
王子卿 戴裕成何子林梅春茂
焦佩兰 高恒生敖少泉全廷
安少山 王琦 俞裕元钟德发
戴焕昭 吕尚文马庆云汪廷至
汪永泰 任逢端叶淮清刘芳谷
颜筱云 江春 程英 程宝珍
叶巽斋 余筱秋杨紫卿冯启顺
詹顺太 江祥发何明谷胡献瑞
江潮宗 子珍 洪发 顺发
宝文氏 昌山 吉人 子云
启明松竹轩义隆 义兴
鸿兴永兴氏孙玉卿。
为什在光绪一朝会涌现出如此多的浅绛瓷画师和浅绛瓷作品？笔者认为：首先，同治后期至光绪一朝，在景德镇大的战乱基本结束，人们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其二，由于战后百姓正常生活的恢复和家庭安稳，家家都需要添置些生活日用瓷。这样，价廉物美的浅绛瓷就有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当时的日用瓷中，几乎无处不是浅绛瓷。第三，朝廷的腐败，国力的衰微，御窑厂长期无御窑可烧，画师们尽可多画浅绛瓷。第四，御窑厂的老画师在前朝所培养的“后学新手”，此时都已脱颖而出，涌现出了一批新秀。除御窑厂的新、老两代画师外，在市场的刺激下，景德镇的瓷器作坊与“红店”陡然也多起来了。此时浅绛瓷上署字号、轩氏的作品也多了，他们都还努力地培养第二代、第三代画工。御窑厂有老、中、青三代画师画浅绛瓷，一时精品纷呈。从器形上看，既有普通的日用瓷，又有大件的陈设瓷，还有不少精美的浅绛彩瓷板画。更有些作品直接标注有表明是绘于御窑厂内的落款，如“画于珠山官主廨”、“珠山官舍”、“珠山环翠亭”等。而“红店”的浅绛瓷作品其画技水平，相比之下就差距较大，具商品气息，而少艺术氛围。
四、浅绛彩瓷的衰落
光绪之后，宣统、民国初期，画浅绛瓷者急剧减少。宣统时（1909——1911）画浅绛瓷的仅有；
俞子明 袁恒兴许品衡方少溪
汪友棠 王子卿高恒生安少山
马庆云 杨紫卿。
民国前10年（1912——1921年）浅绛瓷画师有：
许品衡 方少溪汪友棠王子卿
高恒生 安少山马庆云杨紫卿
季春黄斐成胡全太瑾卿
金绍斋 肖靖初段生茂吴飞麟
胡仲贞 潘匋宇徐成城孙福昌
森顺江和丰子良 王琦
岳松氏。
民国10年之后（1922——1925年）浅绛瓷画师有：
潘匋宇 徐仲南仙槎罗子林
刘顺泰 王荣顺安少山 刘焕章。
1925年后，基本上没有画浅绛瓷的了。
宣统至民国初期，由于时代的变迁、市场的变化等，以及其他瓷业的兴起，大批浅绛瓷画师都改画粉彩瓷了。因为粉彩瓷比浅绛瓷的画面要鲜亮得多，色彩也要丰富得多；而早期的浅绛瓷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使用后，大都会脱色、掉彩，失去原有的风采，所以市场渐渐又重新青睐粉彩瓷了。浅绛瓷终于退出了自己的历史舞台。
从这些资料来看，第一件浅绛瓷出现于咸丰5年（1855），最后一件出现在民国14年（1925），因此，浅绛瓷在中国至少历经70年。
五、与浅绛彩瓷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在中国陶瓷史中，浅绛瓷画最早出现于何时？这在陶瓷学术界说法不一，在此暂时不探究。但晚清出现的这般浅绛瓷热，笔者认为是自咸丰5年（1855）御窑厂被毁，以程门为首的一批御窑厂画师绘售浅绛瓷而始的。
（二）浅绛瓷的问世，在当时是受到人们欢迎的。首先，御窑厂的画师过去是专为皇室所御用，平民百姓乃至景德镇当地人对其作品都是无福消受的。而当他们所绘的浅绛瓷署名上销售后，自然令大家解囊趋之。其次，浅绛瓷画开创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先河，极类当时行销一时的海上画派画师们的纸绢中国水墨画，具有浓郁的中国文人画气息。当时有的官员、画家还会自己操笔在瓷器上画浅绛画，如张熊、吴待秋、黄士陵、范金镛等，都有浅绛瓷画作品传世。当时一件浅绛瓷比同类的青花瓷、粉彩瓷在价位上应该要便宜，而其艺术价值又不遑多让，自然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故在光绪年间，浅绛彩瓷臻于颠峰。
（三）浅绛瓷是御窑厂画师面向社会与民众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与御用瓷无关，当然就不为皇室所用。实际上，当时皇室忙于外忧内患，也是顾不上烧瓷这类事情的。
光绪期间，有的浅绛瓷底部钤印有红阳文方楷书（有的为手书）“官窑内造”或“官窑监制”四字款印。通过排比，此印是同治5年新厂盖成后所为，以光绪期为多，且凡有此印者，画品都不俗。笔者认为：此印为真，它是御窑厂画师为区别“红店”之作，提高卖点而为之的。
（四）有部分浅绛瓷底部印有“大清同治年制”、“同治年制”或“同治”红篆阳文方章款，也有手书楷字红款“大清同治年制”，但查看画面上墨书的干支年号却又是光绪某某年的。笔者认为：这样的作品都是光绪时的，应以干支年款为准。为什么器物底部又有醒目的同治年款呢？因同治时浅绛瓷画多为御窑厂画师们的创作，“红店”还很少参与，因而画工、品味都相当脱俗。到光绪时，各私家窑厂、“红店”都跟风画浅绛，水平就良莠不齐了，所以购买者多好同治之物。根据市场需求，故在光绪的浅绛瓷上钤记“同治”的年款。但这与今天瓷器的作伪又是两回事，当时的干支款都明明白白的写在器物上。
（五）在这300余件作品70年的时间跨度里，共出现瓷画作者138人（有少数是店号名），按年号进行排比，惊喜的发现画师们可分三代或四代人。在无文字史料记载的情况下，遂将这100来位作者的活跃期进行时间分段。
第一代：
程门王少维金品卿王凤池
汪藩周子善俞子明吴少萍
江永源 罗允夔任焕章余焕文
万子铭 蒋玉卿
第二代：
朱少泉 王岐山陈子常汪章
许品衡 方家珍周筱松汪照藜
方少溪 张云 徐善琴高心田
汪友棠 黄铭光许达生。
第三代：
王子卿 松石 戴裕成梅春
高恒生 安少山胡献瑞仙槎。
第四代为进入民国时期的画浅绛瓷的作者，如：
段生茂 胡仲贞吴飞麟王琦
潘匋宇 徐仲南。
（六）画师们一些个人资料亦具史料价值。
光绪15年（1889年）以后，未出现过程门的作品，是否在光绪中期程门便去世了（有待证实）。
汪藩的下限作品是光绪16年（1890年）；
王少维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1年（1895年）；
王凤池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2年（1896年）；
金品卿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7年（1901年）；
程次笠的下限作品是光绪34年（1908年）；
可以说，上述画师均在光绪中、后期去世了。其中俞子明的活跃期最长，宣统二年仍见浅绛瓷作品，说明他是位高寿且多产的画师。
六、浅绛彩瓷的历史地位
浅绛瓷是在晚清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的地的悲惨境地，景德镇御窑厂的画师们在厂子被兵火烧毁后，为了生计而烧制的一个崭新的瓷艺品种。浅绛瓷投市以后，由于画面新颖，价格低廉而一时脍炙人口。历经70余年后，浅绛瓷又渐渐消失于我国灿烂的陶瓷史之中。
今天，当我们再次细细端详这支见证了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瓷苑奇葩时，更觉应还其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尤其是那些精美的官窑画师们的作品。它们既具当时皇家窑器的风骨，又有大方之家的风采，更具文人书画的风韵；既浓缩了馥郁的文化底蕴，又体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们当年创造了历史，今天又为我们还原了历史，极具史料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们本应该就是瓷器中的精品，文物中的精华。
浅绛彩瓷板
浅绛彩瓷画源于元代文人画家黄公望绘画风格，这种“愈浅淡愈见浓厚”的审美情趣极大地影响了清末绘瓷画师画风，他们师法元代以后这路大家作品，其浅绛彩瓷画与中国画有异曲同工之妙。浅绛彩瓷起自道光、咸丰年间，同治、光绪时期是名家辈出的鼎盛时期。御窑出身的画师程门、王少维、金品卿等最出名。
金浩，字品卿，号品卿居士，寒峰山人、三十六峰山人，斋号蕉荫轩、青可轩，徽州黟县人。他是活跃在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景德镇御窑画师，擅长浅绛绘瓷，山水、人物、花鸟均精，尤以人物著称，其作品落落大方，用笔刚劲。山水仿明代沈周、文征明等吴派山水一路，花鸟既学明代宫延画家邹一桂工笔画法，又学海派大家蒋廷锡写意画法。又擅书法，宗法二王，与程门、王少维齐名的清末“三大浅绛名家”。
这件绘浅绛彩圆瓷板,署金品卿款，直径35.5厘米，上绘松鹤延年图，圆板中下松干横卧一鹤憩息其上，孤爪作回首状，四周枝干虬曲针叶茂盛。瓷质上佳，绘工细腻，似早年风格，无款。左右大小各一方手绘朱色印章分别是朱文“品卿”、白文“御选”，颇可玩味。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民国时期的浅绛彩瓷器为什么那么流行》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民国时期的浅绛彩瓷器为什么那么流行》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为什么古代瓷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