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瓷器上的的鱼。
陶瓷枕作为一种硬质枕头，在古代曾经颇受欢迎，因为在夏天的时候，能为人带来冰凉之感，祛除夏天之炎热，在才女李清照的笔下，便被描绘成了“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了。随着陶瓷枕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人们开始将一些喜闻乐见的事物描绘在上面，而寓意着爱情的花卉、禽鸟和走兽，便成双成对的出现在了枕面上，一时之间成为风尚，成为闺中少女和新婚少妇们所喜欢的枕面图案。
三彩刻莲凫纹腰形枕河南修武当阳峪窑北宋瓷枕
瓷枕上有两对晒恩爱的家伙：一对莲花水中开，两只野鸭水上漂。所谓“凫”，水鸟，俗称“野鸭”，似鸭，雄的头部绿色，背部黑褐色，雌的全身黑褐色，常群游湖泊中，能飞。
珍珠地划凫纹腰形枕 河南鲁山段店窑北宋瓷枕
白地划莲池鸳鸯纹腰形枕 北宋 山西晋南
鸳鸯，鸳为雄、鸯为雌，崔豹的《古今注》中说：“鸳鸯、水鸟、凫类，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者相思死，故谓之匹鸟。”所谓生死不分离者，鸳鸯也，因此世人皆以之为爱情的的象征，所以有句话叫做“只羡鸳鸯不羡仙”。这件枕头采用了划花的技巧，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两只鸳鸯在水里惬意游玩的场景，两两相对，羡煞旁人。
珍珠地划双凤纹元宝形枕 北宋 河南新安城关窑
凤凰，大家都知道是百鸟之王，实际上凤凰包括了“凤”和“凰”这两种存在于幻想中的神兽，由于龙被视为天子的象征后，凤常被认为是皇后的代表，故世人多以为”凤”是雌的。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凤为雄，凰为雌。所谓的“凤求凰”的典故是指司马相如在卓王宴会上当众弹奏琴曲《凤求凰》，以此挑动卓文君，所以并非女生倒追男生之意。
白地印划花鹿纹腰形枕 北宋瓷枕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枕面上两只梅花鹿一前一后、百无聊赖地趴在草地上吃草，有一句话说得好：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看到这相依相偎的梅花鹿，周围还撒着浪漫的花瓣或叶子，是否还会联想到下一句是：“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能有一人与自己琴瑟和鸣、相敬如宾，人生最开心莫过于此。
褐地牡丹蔓草纹腰形枕 河北定窑金代瓷枕
瓷枕上描绘的这两大碗花团锦簇的牡丹花，枝蔓牵连、缠缠绵绵，就知这花之富贵者也同时寓意着美好甜蜜的爱情，而用这个牡丹枕的，想必不是对爱情抱有美好憧憬的少女，便是一位步入甜蜜婚姻中的妇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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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上的佛教人物图案
三国东吴末期青釉褐彩盘口壶，1983年南京市雨花台长岗村出土，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瓷器上的佛教人物图案生动的反映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思想意识与生活观念，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本文就简要介绍一下其中的典型代表：佛祖、禅僧与罗汉。
佛祖
佛祖包括释迦牟尼佛像、无量寿佛像等，一般被刻画得非常亲切、庄严，尽显其慈祥、宁静之美。
就瓷器而言，佛祖形象最早见于三国东吴时期的越窑青瓷，主要采用模印贴塑技法制作而成，即先用模具翻制出佛像形象，再依据主题需要贴饰于瓷器上。佛像常常被施于谷仓罐、盘口壶、三足洗等类器物上。谷仓罐一般贴饰于罐体上腹部及肩部；盘口壶一般被贴饰在肩部，佛像端坐在双兽驮起的莲花座上，背有轮光，充满神秘色彩；三足洗一般被贴饰在器物外腹部，佛像结跏趺坐，神态庄重。
西晋时期，由于佛教的传播，瓷器上的佛像纹装饰更加普及流行。以浙江早期越窑青瓷为代表，佛像纹被广泛运用于壶、罐、洗、钵、谷仓罐等类器物上。佛像一般有背光，身着肩衣，衣纹可辨，作跏趺坐，下有莲花台。以谷仓罐为典型器物，器身上贴塑佛像人物。这一时期的制作，也是先模制而后再贴塑。此外，佛像纹还多被施于唾壶的肩部、酒樽的腹部及香薰中香笼的足部。
随着佛教本土化，这一时期的佛像纹还与道教题材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人骑兽等同施一器，时代特征鲜明，文化内涵丰富。湖南湘阴窑青瓷上也有佛像纹装饰，见有青釉酱彩贴塑佛像盆，腹部印带状小方格纹，其上施以酱色点彩并贴塑佛像。
北宋时期，佛像纹再度兴起，以定窑白瓷为代表，见有在炉口外贴塑佛像的装饰。以双耳炉为典型器物，口沿外堆塑十六尊佛像，惟妙惟肖。从圈足内外的墨书题记可知，这是由善心寺比丘尼等专门定制的，后施入塔基地宫。具有深刻的宗教文化内涵。
北宋定窑白釉贴像双耳炉，1969年7月26日河北省定州市贡院内静志寺塔基出土，现藏于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馆
禅僧
瓷器上禅僧形象源于佛教绘画与文献，具有鲜明的宗教背景。
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长方形枕上有的绘制禅僧人物纹，以现藏于磁州窑博物馆的这件“僧稠降二虎”人物枕为代表——北齐高僧僧稠持杖分开两只斗虎的画面，惊魂动魄，生动传神，展现了高僧的功力，也体现出磁州窑高超的绘画水平。
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僧稠降二虎故事纹长方形枕，磁县制锨厂出土，现藏于磁州窑博物馆
明代万历五彩及天启青花瓷器上均见有达摩的形象。以达摩人物纹盘为典型代表，画面表现达摩“一苇渡江”的故事。盘沿绘双龙纹与双凤纹，盘内底以釉下青花及釉上红、绿、黄等色绘达摩像。达摩立于一支芦苇之上漂行在水面上，周围衬托着群山与彩云，气氛祥和，画工精湛，人物形象生动逼真。
明万历景德镇窑青花五彩达摩人物纹盘，现藏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明末崇祯时期，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上见有布袋和尚的形象，以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青花布袋和尚尊为典型代表，尊外壁绘一乐呵呵的布袋和尚，周围环绕着一群淘气的小顽童，他们有的拉布袋和尚的念珠，有的爬趴在布袋和尚的肩上挠耳朵，有的将布袋和尚的衣服打成结试图拉动他，十分生动有趣。
清代瓷器上的佛教人物纹也是以禅僧形象较为多见，除了表现佛教内涵外，也融入了民间世俗成分的色彩，充满了吉祥寓意。乾隆时期景德镇窑青花瓷上见有和尚念经的形象，以经文盖钵为典型器物。盖面绘一身披袈裟的老和尚，只见他双手捧书，正在聚精会神地诵读佛经，形象生动，面容慈祥，给人以亲切之感。
清乾隆景德镇窑青花经文盖钵，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
罗汉
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释迦牟尼佛的得道弟子，地位仅次于菩萨。唐代玄奘法师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中记载：佛陀涅槃时，曾令16个大阿罗汉，自延寿量，常住世间，游化说法，作众生福田，故佛寺丛林里常雕塑罗汉像，供养者众。宋代时，又增加了两位至尊罗汉，堪称十八罗汉，一直流传至今。
罗汉能断除一切烦恼，达到涅槃境界而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修行圆满而又引导众生修行，是接受天地间人天供养的圣者。至于五百罗汉的说法，通常是指跟随佛祖听法传道的五百弟子，或指佛陀涅槃后编辑、整理佛教经典的五百弟子。罗汉的形象，通常是剃发出家的比丘形象，身着僧衣，生活简朴，内心清净，神态安详。
明代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罗汉纹，以嘉靖时期景德镇窑青花十八罗汉图为代表。万历时期景德镇窑青花罗汉人物纹较为多见。天启时期青花瓷器上除了十八罗汉人物纹，还见有托塔罗汉人物纹等。明代末期，尤以崇祯时期青花瓷器上十八罗汉人物纹绘制精美，以三足炉为典型器物。
清代，瓷器上的罗汉形象更为常见，且融入了民间信仰和世俗化的成分，吉祥意味渐浓。
乾隆时期景德镇窑青花瓷上的盖钵上见有罗汉的形象，盖面画僧人读经图。钵外壁绘一持扇罗汉，两侧满饰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文，经尾处落“乾隆丁巳年冬月敬献”款。乾隆丁巳年乃乾隆二年即公元1737年，堪称为乾隆初年青花瓷器的代表作品。
清乾隆景德镇窑青花经文盖钵，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
嘉庆以后至清末民国时期，景德镇窑粉彩瓷器上更是十分流行十八罗汉纹，以十八尊者盘、碗为典型代表，通体内外以粉彩绘山石松柏、楼阁祥云，十八罗汉云游其间。十八罗汉姿态各异，人物刻画细腻，生动传神。色彩丰富，构图错落有致。底书帝王年号款，表明为官窑制品，折射出了宫廷生活背景。
清嘉庆景德镇窑粉彩十八尊者盘，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
“雅和堂”古代陶瓷枕收藏欣赏
辽代·三彩如意头形枕。
尺寸:长32cm宽27cm高13cm
金代·磁州窑鸳鸯纹虎形枕。
尺寸:长35cm宽13cm高12cm
金代·磁州窑红绿彩如意形枕。
尺寸:长26cm宽23cm高11cm
陶瓷枕是我国古代夏令避暑的寝卧佳品,又是雅俗共赏的工艺品。它以独特的造型,丰富多彩的装饰题材和多种多样的装饰技法而独具艺术特色,在陶瓷史上占有一定地位。陶瓷枕始于隋,盛于宋、金,历代相承不衰,尤其在民间颇为普及,亦最能反映当时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情趣。由于时代不同,窑口不同,以及人们思想意识和社会风尚的变化,其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雅和堂”艺术收藏室,位于淄博市张店区文化艺术城3楼,是一家汇古今之珍品,聚天下之贤士的文化艺术品收藏、交流的平台,旨在传播与弘扬古今文化与文明的场所。收藏、交流热线:13605330138
金代·磁州窑黑剔花八角形枕。
尺寸:长28cm宽19cm高11cm
宋代·定窑狮形枕。尺寸 长27cm宽13cm高12cm
宋代·磁州窑黑釉叶形枕。
尺寸:长32cm宽32cm高14cm
宋代·磁州窑宋词文字椭圆枕。尺寸:长24cm宽19cm高10cm
宋代·磁州窑褐釉人物纹叶形枕。
尺寸:长33cm宽32cm高13cm
宋代·磁州窑刻花文字豆形枕。
尺寸:长24cm宽19cm高10cm
金元·磁州窑褐釉黑花,书“前出师表”长方枕。尺寸:长90cm宽21cm高17cm
宋代·吉州窑黑釉剔花束腰形枕。
尺寸:长29cm宽23cm高13cm
辽代·磁州窑黄釉如意头形枕。
尺寸:长35cm宽27cm高13cm
清代官窑瓷器上的三果纹图案
三果纹是清代瓷器上常见的吉祥纹饰之一，以三种瑞果作为装饰题材，并赋予美好的寓意，形成丰富多彩的吉祥纹饰。三果纹一般为桃、石榴、荔枝或桃、石榴、苹果等，寓意长寿、多子、平安。这类三果纹常见于碗、盘外腹及内底。
江苏省镇江博物馆就藏有不少这种纹饰的清代官窑瓷器。今介绍两件如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桃象征着长寿；“荔枝”与“立子”谐音，所以人们用荔枝来预祝生子，有祝早生贵子之意，同时荔枝亦可取其谐音“利”、“立”，都为吉祥之意；石榴绽开，露出果中百籽。因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具有象征多子多福、子孙满堂的吉祥寓意，更多为世人所喜。如图1所示的这只嘉庆款白地粉彩三果纹碗。其高6.5厘米，口径14.9厘米，足径9.1厘米。圆唇，直腹略鼓，浅圈足。足内有“大清嘉庆年制”三行篆书款，外腹绘三果纹。三果均衡排列，枝叶分叉疏密有致，上结果子，果子被浓淡不一的红彩渲染得嫣然可爱，树叶绿彩渲染得清秀而粉润，树枝上垂挂着湿润鲜美的桃子、荔枝以及破皮而出的石榴籽配以绿、红色彩，显得浓翠欲滴。石榴利用色彩的变化突出质感，红中有黄并泛浅绿，恰是真的石榴一样，绽开的石榴露出红黄相间的石榴籽，极为晶莹，娇翠欲滴。以石榴作为瓷器上的装饰纹样，从考古中得知宋代瓷器中有石榴造型瓷粉盒和石榴纹饰，如镇江宋墓出土1件景德镇窑青白釉石榴型粉盒，江西宋墓出土1件耀州窑青釉盘，盘内刻划二童子嬉戏石榴枝的纹饰图案，其多子多孙的意思已较明显了。明清时期，石榴纹题材大量出现在瓷器上，以石榴绽开，露出果中百籽的图案屡见不鲜。
碗外腹所绘三果纹，是将三种果实均衡排列，分别为瓜瓞、石榴、桃子。瓜为草本、蔓生植物。瓜初生时甚小，而后乃盛大。瓞即小瓜，因蝶与瓞同音，并且此藤蔓绵长、果实累累、瓜籽较多，寓意家族兴旺、子孙繁衍、代代相继、连绵不断。
古代瓷枕有消暑纳凉的功效
宋吉州窑绿釉蕉叶纹瓷枕
这件宋代吉州窑绿釉蕉叶纹瓷枕（见图），长26.5厘米，宽22厘米，高10厘米。枕呈如意形，周边自然似水波环绕，造型端庄规整，寓意美好。通体灰胎遍施绿釉，釉面光洁细腻，清凉如水。瓷枕上部平滑如镜，中部稍凹，由于年代久远和频繁使用的磨损，枕面边缘有些地方露出灰胎。枕面上，依照瓷枕之如意状刻划数道如意形波浪线，线内所刻主题纹饰为蕉叶纹。只见5匹芭蕉叶由下及上、由内及外呈扇形展开，叶片硕大饱满，下粗上尖，边缘锯齿轮廓分明，中部脉络清晰，将芭蕉叶的自然形态刻画得生动逼真。枕底有一长方形框，内有竖行阳文楷书“严家记”款。
瓷枕直壁，枕身周边刻有许多圆圈纹，上下高低错落，在好似一潭清水的绿釉的衬托下，宛若一个个从潭水中冒起来的水泡。细细观赏，让人感觉就像头枕一泓清波，炎炎夏日里在习习凉意中酣然进入梦乡，在为瓷枕倍添清凉意境的同时，亦体现了制作者刻意在瓷枕上营造出一片清凉环境的匠心独运。
吉州窑，始烧于唐代，为宋代著名民窑，因窑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而又称永和窑。其品种繁多，青釉、青白釉、白釉、白地褐花、酱釉、绿釉等器物丰富多彩，有铭款的瓷枕更是收藏者最青睐的器物。这件宋吉州窑蕉叶纹瓷枕为“严家记”窑口烧造，枕形美好端庄，胎质坚硬细腻，划花线条流畅，一片青绿间，洋溢着简练洒脱的艺术气息，千年之后依然器型完整，不失名窑风采。
古人没有电风扇和空调等现代电子消暑产品，却能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发明瓷枕这一极具特色的消暑纳凉寝具，并赋予瓷枕精美的工艺艺术，令人敬佩不已。
瓷器上的古代才女
这些出类拔萃的古代女子敢于挑战世俗的偏见
“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的节日。100多年以来，经过无数女权主义者的争取，妇女的地位和权力逐渐与男子同等，无论在商界还是政坛，都出现了许多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在古代的一些瓷器上，也曾留下一些旷世才女的倩影。
清代无双谱人物罐班昭，瓷色洁白，光亮细腻。班昭一身素净的衣裳，西瓜红长裙，坐在一张印花的靠椅上，手里捧着一本书，表情宁静平和。图案的左边写着“班惠班”，右边写着“曹大家”。汉朝的班昭，字惠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在其兄班固死后，奉旨入宫续写《汉书》并得到汉和帝的赏识，成为皇后和贵人们的老师，号称“大家”，因其丈夫姓曹，故后世亦称“曹大家”。
刻瓷才女上官婉儿，磁盘上的她身材修长，衣裙淡雅，略施粉黛，面容秀丽，发型高耸，乌黑如云。细长的手指一手执一把圆扇，一手握一卷书，目光低垂，仿佛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在她身后的假山上，是一丛盛开的牡丹，大气而富贵。唐代的上官婉儿，是唐高宗时宰相上官仪的孙女，饱读诗书，才思敏捷，13岁即为才人，14岁被武则天召见并重用，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有“巾帼宰相”之称。
虽然在古代，女子的地位十分卑微，但是总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女子，敢于挑战世俗的偏见，执着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在中国女权史册上，书写了自己的励志人生。
民国藏品：夏日清凉陶瓷枕
炎炎夏日，若是头枕一清凉枕头，想必会大大提高睡眠质量。现在的枕头品种多如牛毛，什么棉枕、药枕、竹枕、木枕。但在我国历史上很长时期，普通百姓多是用陶瓷枕的。
老家曾有一间烧制陶瓷的厂，也曾烧制过大量的陶瓷枕头，只是名不见经传，不足为赏。可就是那个看起来还很粗糙的陶瓷枕，把我拉进了收藏陶瓷枕的“陷阱”，一发而不可收，而且还对研究瓷枕有着近似痴迷的程度。
瓷枕最早出现于隋代，唐朝时开始大量生产，两宋及金、元时期最为鼎盛，明清两代渐次衰退。所以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记下了“寤寐无为，辗转伏枕”的诗句，足以见得枕头的悠久历史了。
瓷枕是一种生活日用品，瓷枕唐代以后开始大量生产，并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床上枕具。到了元朝，瓷枕的发展进入了超级繁华期，烧制陶瓷枕的官窑民窑遍及南北。
由于市场需求大，陶瓷枕的品种及档次随之丰富。当时较为流行的有图形枕、兽形枕、人物枕等，造型精巧，制作细腻。同时在装饰技法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刻、划、剔、印、堆塑等技法被纷纷采用，极大地丰富了瓷枕的表现力和艺术性。这一时期的瓷枕逐渐从实用品转向了雅俗共赏的工艺品。
古瓷枕的装饰手法取决于不同朝代和不同窑口。一般来说，唐五代以前以模印、细划绞胎等为主，宋代则以绘画为主，同时出现了比较复杂的剔地留花、珍珠划花等手法。随着制瓷业在工艺技术、造型装饰手法等方面的不断改进丰富，瓷枕作品上的艺术色彩也愈见灿烂。
明清以后，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瓷枕开始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些优质的陶瓷枕便进入了收藏行业。
我收藏的一只陶瓷枕是清末民国初期的，产地是瓷都景德镇。长约26厘米，高约10厘米，宽约13厘米，是比较典型景德镇民间工艺，枕身有青花粉彩装饰，具实用艺术观赏收藏价值。
古代陶瓷的旧貌鉴定
“火光”或“贼光”是鉴定者们经常挂在嘴上的词汇，是指瓷器釉面过于光亮。通过复制实验证明，在化学成分和烧成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新仿器物釉面确实要比古代真品光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外界物质的侵蚀，一是釉质本身的脱玻化现象。土壤中的酸、碱、盐和空气中的紫外线，长期作用于陶瓷釉面，就会使其受到侵蚀。脱玻化是釉质本身长期自我调整的结果，年代越久脱玻化现象越严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使陶瓷釉面逐渐失去光泽，对仿品进行消光处理是人工作旧的首要任务。
尽管陶瓷釉质是一种较坚硬的物质，但在长期使用和流传中也会造成各种损伤。划痕是最普遍的损伤现象之一。传世古陶瓷上的自然划痕，多半是一些纷乱无序的“牛毛纹”，也会有少量的硬划伤。那些硬划伤往往呈现长短不一、方向不同、深浅有别、污旧各异的特征。我们虽然不能肯定富有变化的划痕就一定是自然旧貌，但是呆板雷同的划痕一定是人工所为。
从地下挖掘出土的陶瓷器物上会普遍存在土锈。一般来说，在光滑坚硬的陶瓷釉面上，如果没有其他介质的辅助作用，土是不可能长久牢固附着在上面的。真正的土锈是靠地下水分中的钙镁离子的长期作用，聚集结晶的结果。显微镜观察是最简便的方法，如果土锈中没有碱类晶状物，或用小刀等锐器轻轻刮削釉面上的附着物，其表面泛白或刮下的土锈像刨花一样打卷，就说明有问题，属人造土锈。真正的土锈在用小刀刮削时，会成鳞片状向下剥落。
剥釉，顾名思义即釉面剥落之意。它是古陶瓷最常见的旧貌之一，最易发生在那些胎釉结合不牢的品种上，如：汉绿釉、唐三彩、磁州窑器等。将仿制品的局部釉面进行剥釉处理，也是人们常用的作旧方法。其实，自然剥釉与人工剥釉之间还是有着明显差异的。前者釉面的剥落是由里向外发生的，首先是釉与胎之间产生自然分离后才有可能剥落。而后者的作用力是由外向里，釉与胎之间并未产生分离现象。自然剥釉有两大特征，一是剥釉后的露胎处表面光滑平整，无明显凹凸现象；二是剥落后的釉面边缘与胎骨之间相互垂直。
浸色就是给胎、釉浸染各种旧色。浸色常用的材料和方法有浸墨法，即用墨汁浸染釉面，并使之进入开片的缝隙中，然后再将表面墨汁用水清洗干净，产生“铁线”效果。
所谓“蛤蜊光”就是在釉面或彩绘部位有一层透明膜状物，在光线照射下会发生散射现象，出现五颜六色的彩光，类似珍珠表面的光泽。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蛤蜊光”几乎不存在任何参考价值。
使用后加彩方法作伪者，是在清末民国时期开始十分流行的，虽然它不属于新仿品作旧之列，但也是一种欺骗性极强的作伪方法。鉴定后加彩有一定难度，但绝大部分凭经验还是可以发现问题的。对真品而言，应当是先有彩绘后有旧貌，真彩应当在旧貌之下，与釉面浑然一体，旧貌附着在彩绘的上面。后加彩器的旧貌往往被釉上彩覆盖，彩绘纹饰盖在旧貌之上。
近几年，接底赝品越来越多，技术也日趋成熟。那么，作伪鉴定者应当如何判断接底器物呢？应从下面三方面入手。第一，足心明显高于足肩。第二，颜色釉器。如果发现有署民窑底款的颜色釉瓷器，且胎质、款识和旧貌都与真品无二，一般都是接底器或后施颜色釉器。第三，小口器。如果是瓶类器物接底，最容易露出破绽的部位就是瓶的内底。
所谓变造，就是把原本市场价位低的古陶瓷器，通过人为改造其外观，使其变成市场价位高的品种。
古代陶瓷灯具的收藏
人类所使用的第一堆篝火，也就是先民们发现的第一个照明光源。随着岁月的流逝，先民发现篝火不能移动，遂逐步发明了火炬。严格来讲，火炬还不能叫灯，只能说是灯具的前身。晋代郭璞注《尔雅•释器》，有“瓦豆谓之登”一说，古代称灯为“镫”，“镫”与“登”通用。这说明最早的灯是由“豆”发展而来，“豆”是新石器晚期至战国时期的一种陶制餐具，上面浅盘状，中有高柄，柄下面为喇叭口形圈足。我们的祖先在豆的浅钵中置灯芯和油脂来照明。
两汉时期，灯具的制造得到了迅速发展，以青铜为主的灯具无论在造型、装饰、工艺和制作上都已十分成熟，出现了像“长信宫灯”“错银牛灯”等闻名于世的稀世珍品。这期间，青铜灯具继续盛行，陶质灯具以新的姿态逐渐成为主流，这时期的陶质灯多出土于汉代中小型墓中，主要流行于中下阶层，尤以豆形陶灯、俑形陶灯最常见。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青铜灯具基本消失，陶瓷灯具主要是瓷灯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整体造型上看，这一时期的灯具一是多带有承盘形座，二是人物器座减少，动物器座增多，三是用单体碗、盘和钵作为灯盏逐渐增多，四是出现了节能和防风灯具。陆放翁在《斋居记事》中说：“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碗最省，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闻名中外的这种带夹层注水降温的省油灯，是宋代的一大发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唐代还出品过唐三彩灯、白瓷灯，并流行一种具有插置烛把和承托油盏的两用灯具，称之为灯台或烛台。这可从李商隐的千古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看出这种蜡烛灯在唐代已广泛流行。明清两代是中国古陶瓷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灯具和烛台的种类和质地更加丰富多彩。富丽堂皇的官窑灯具和宫灯的兴起，开辟了我国灯具的新纪元，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间灯具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灯具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不仅是照明工具，同时也是供人欣赏的工艺品。
各朝代的灯具主要是以植物油为燃料，延续了几千年。19世纪后期，煤油传入我国，20世纪初，煤油灯在我国开始流行。这期间，煤油灯和植物油灯在我国并行，然而在广大偏僻的农村，仍以昏黄的植物油灯为主。l882年，上海首先安装了电灯，在后来的上百年间，电灯逐步取代了油灯。以火为光源的古老灯具，逐步退出了人们的生活领域，走进了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