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一
楚渊源甚早，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的黄帝时代。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楚就成为一支与立国中原的商人均势力敌的劲旅。《诗经·商颂》篇中记载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和“维女荆楚，居国南下”等语。这证明商时确有“荆楚”，而荆楚又以强大的社会力量居处于我国南部。据《左傅》（照公十三年）记载：“楚右尹子革对楚灵王讲到他们的祖先熊绎是“辟在荆山、荜露兰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这就清楚地说明最先是辟处于荆山。而楚的祖先源于我地区的当阳至枝江一带之说，可见证于唐代张守节《正义》引《左传传例》中说：“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也”。按照古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种文化的发展总是沿着河流而发祥的。熊绎的“辟在荆山”很有可能就在荆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即当今宜昌地区当阳县至枝江一带，丹阳可能在此附近。
根据目前宜昌地区十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及古窑遗址所发掘的大量陶片、陶器等，已经找到了相当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几个阶段的原始社会文化。这就是湖北省宜昌地区相当发达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即大溪文化（据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3825~2405年）、屈家岭文化、（据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2550~2195年），以及一种发展阶段类似于龙山文化的“湖北龙山文化”，宜昌地区称为“季家湖文化类型”。
这三个文化层的内涵实际是个时间的观念（距今约4500~6000年）—新石器时代，它们实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文化系列，文物界因其时间早于春秋战国时的楚国。而从其分布的情况及器物的型制风采来考虑。这个文化系统应当就是楚国文化的祖先，本文把这文化系统的陶瓷称之为“先楚古陶”。
二
宜昌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季家湖文化类型，这一文化系统中的每一文化层，从器物的造型、工艺制作及装饰手法上，一方面继承和保持了前一文化层的很多因素，另一方面它们又各自随着生产的发展产生了若干新的因素和特点。而这些又都是下阶段广泛发展的东西。
1． 各文化时期古陶的主要特征及工艺情况
① 大溪文化时期：
早期陶胎厚，陶胎泥质结构颗粒粗大。绝大多数为红陶并上了鲜红陶衣，且陶衣层厚，易剥落，器型比较简单，彩陶数量少。
中期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有所增加，彩陶较多，并出现薄胎彩陶。陶土经过陶洗后，细而纯净的用作饮食器等，为细泥陶。大型器物或炊具等渗以粗砂以提高制品的强度及改善其成型性能和烧成性能，称为夹砂陶。对炊具类器皿有的还渗以植物碎末或稻谷等，使制品通过烧成后，坯体具有一定气孔率，而提高其热稳定性，适应使用性能。
晚期仍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显著增加。出现薄胎小型黑陶和橙黄色的陶器，彩陶大量出现，且纹饰精美，其风采与仰韶文化相比迥然有别，而大放异彩。
制陶法：早期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及手捏法，后期多为轮制法。器壁厚薄均匀，器体内外有制陶时留下的同心圆的痕迹。这种轮制法的普遍出现，大大提高的生产的效率，并由慢轮逐渐转为快轮制坯。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质量也不断地提高。
装饰手法：有刻划法、戳印法、弦纹法、附加堆纹法、浅浮雕、镂孔法或画彩来进行装饰即彩绘法。彩绘有黑泥绘于红胎、白泥绘于黑胎、红泥绘于黑胎或三者兼绘。
烧成温度较低，一般为700~800℃，所以胎质结构疏松，强度较低。发展到中晚期时，火候逐渐提高，胎质微密度增加，出现薄胎器型。
典型器型有：碗、豆、钵、盘、杯、彩陶直筒瓶、器盖、鼎足、罐、缸、圆足镂孔器及陶珠、陶杯等。
② 屈家岭文化时期：除尚有泥质红陶外，多为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并出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蛋壳彩陶。其中薄如蛋壳的彩陶器，陶胎仅1~2毫米厚。外饰以精美的彩绘纹样，其艺术之精湛，制作之精美，不难看出宜昌地区屈家岭时期的制陶工艺，在大溪时期基础上出现了新的飞跃，并且灰陶大量出现。
制陶法：一般器物均为轮制法。
装饰手法：因袭了大溪时期的部分装饰手法，如戳印法、弦纹法、镂孔法、附加堆纹法及彩绘法等。一般由两种纹饰组成各案刻划在器的颈部或腹部上。彩绘以黑红两色为主，常多为内彩；彩纹有网格纹、棋盘格纹和旋涡纹等；有些彩绘不用线条而用晕染的办法显出浓淡层次。
烧成火候较高，一般达1000℃以上，胎质结构致密，陶质坚硬。器物有蛋壳彩陶碗、杯、盘、高柄杯、豆、钵、盆、瓶、盖钮器物、把、釜、甄、鼎、罐、壶形器、缸、瓮、陶球及纺轮" target="_blank">彩陶纺轮等。纺轮一般为泥质黄陶，有米黄色陶衣，素彩兼有。其纹饰有：八挂纹、同心放射纹、几何纹。彩陶纺轮是屈家岭文化最富特征的器物之一。
③ 季家湖文化时期：
目前在所发掘的古遗址及古窑址中，该文化层的陶瓷被破坏较多，故出土的陶瓷数量不及前二者丰富完整，尚且无系统的整理。但就其主要特征仍因袭于大溪时期和屈家岭时期的文化特征。此时期的陶器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制陶工艺不断地提高，在高温时能采取一定的方法。如渗碳法、还原法已普遍使用，使陶坯中氧化铁还原陶质变为灰色。所以此时期以灰陶为主，但仍有红陶、黑陶等产品。一般器型以快轮法成型；装饰手法仍多采用拍印法，附加堆纹法；纹样装饰趋于简单，但图案细致规整，器型趋于规范化， 以提高其生产效率；火候高质地坚硬。典型器物有：竹节把豆、高柄杯、瓦纹罐等。
现列表概括说明如下：
2． 先楚古陶的器型及装饰特点
先楚古陶初期造型简单、粗糙、不规整。随着社会的发展采用轮制法后，器型趋于规范化。厚薄均匀，圈足器发达，平底器较少，把耳器少见；造型线条挺拔有力，并富于变化，圆中有棱，稳重大方。
器型表面打磨光滑，早期多为素面饰以红陶衣。中晚期纹饰由简单到复杂，纹饰的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可分为十类：①弦纹；②划纹；③压印纹（拍印纹）；④附加堆纹；⑤镂孔；⑥戳印纹；⑦浅浮雕；⑧绳纹；⑨方格纹；⑩长纹。
一般多是由几种纹饰组成各案，施加在镂孔圈足器、瓶、缸、罐等器皿上。如斜方格几何纹、篦纹、戳印纹与弦组成各案；弦纹与方格纹组成各案；弦纹、篦纹、镂孔与编织式的“人”组成各案；镂孔、几何斜方格与弦纹组成各案；圆镂孔和连点纹组成各案。
彩绘多数是红底黑衣，朱绘黑陶，也有少数黑、白、红三色绘等。彩绘的纹饰母题有平行线纹、宽带纹、草叶纹、平行线夹“人”字纹、圆点勾叶纹、谷稻纹、弧形纹及波浪纹等。
这三个文化时期的陶器特征既是一脉相承的，即宜昌地区屈家岭文化延续了本地区大溪文化的传统，宜昌地区季家湖文化又延续了宜昌地区屈家岭文化的传统，但它们又代表了各时期的不同个性。这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可能吸取了其它氏族部落的陶器特点或其它部落吸收了它的。如宜昌大溪中期的彩陶直筒瓶、折口圈足盘、彩陶钵、圈足豆等，及部分彩陶纹饰，如采饰的平行条纹、平行线夹“人”字纹、亓叶纹、弧纹等，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同类器物很相似。而如圈足加两组对称的“梅花”镂孔盘、筒管圈足豆形器、颈部和顶部加有一大一小三组对称的长方形镂孔盖钮、小圆锥形鼎足、扁铲形加未透镂孔盖的鼎足、尖底深腹缸等等、及由弦纹篦纹镂孔与编织式的“人”字纹组成各案、镂孔斜方格几何纹与弦纹组成图案等。以上这些特点在其他地方是少见的。又如敛口圈底钵、曲腹盆、尖底瓶口状盖钮及彩纹纹饰中的圆足勾叶纹、花瓣纹、三角纹等都具有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特点。宜昌地区屈家岭时期的部分器物，如蛋壳彩陶碗、杯、镂孔圈足器、彩陶纺轮等与汉江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而敞口仰腹碗、壶形器、鼎、罐等都接近京山屈家岭。季家湖文化时期的高柄杯是山东龙山文化所没有的，但竹节把豆、瓦纹罐及其陶器纹饰，如方格纹、附加堆纹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特点基本相同。
另外，以先楚古陶与仰韶文化、青莲岗文化的陶器相比较，不难看出人们对美的喜爱，色彩、纹饰、图案、器物造型的风格等诸方面的崇尚都受着各自的材料的特点、各地区不同的风俗习惯等等原因而表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
以胎质色彩而论，先楚时期的陶器胎质多是红、黑、黄、灰等并多色饰红衣；仰韶文化陶器则多红、橙红色、灰色和黑色胎质，施红或白色陶衣；青莲岗文化陶器胎质红色，晚期有黑灰陶施红色或者白色陶衣。
以纹饰、图案的艺术特色来看，先楚时期的陶器喜用弧形纹、方格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绳纹、镂孔、人字形纹、戳印纹等等。其中戳印纹较流行，花样组合多变，一般都是由几种纹饰构成图案。其艺术特征为意蕴含蓄，纹饰图案格局合理，手法巧妙而见长。仰韶文化的陶器喜用象生纹、几何纹。象生纹有动物纹、植物纹，如鱼纹、鸟纹、蛙纹和人面纹等等。艺术上则以其图案、纹饰种类丰富，富于变化，线条园润流畅，典雅大方而取胜。青莲岗文化的陶器喜用指甲纹、划纹、弦纹、园点勾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细线组成的网格纹等等。艺术风格上以其端庄秀丽，简洁大方而别树一帜。
再以器物的形制特征来分析，先楚时期陶器器型主要特征为：器物最大腹径一般都居中或偏下，造型多用直线，所显示出的艺术特征是挺括、俊丽、浑厚扎实的独特风格。仰韶文化的陶器器型特征是一般最大腹径都偏上，造型线条富于变化，多用丰富的曲线，表现出其独有的厚重丰满、雄浑有力的器物造型的艺术个性。青莲岗文化的陶器器型乃以其秀丽端庄、灵巧华美、简洁概括的表现手法和形式而区别于仰韶文化。
可见先楚古陶既有自己强烈的艺术特色，但又与其它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正是后来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历史背景。
三
从宜昌地区先楚时期古陶的情况，充分地说明了奔腾万里的长江它所经过的地方和古老的黄河流域一样，也是哺育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如何对待继承优秀的民族精华已成为我们圣神的职责。
根据宜昌地区陶瓷行业的情况，有部分是继承了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工艺，如至今生产的缸、罐类等，仍沿用拍印纹、附加堆纹、弦纹压印纹、线浮雕等，及陶胎施色泥、彩绘等装饰手法。在成型工艺上，轮制法以其用现代机器所不能取代的优越性，仍然保持着其一席之位。在原料的配制中，大型器型仍需渗入石英砂等脊性原料，以改善其成型性能及烧成性能；对于热稳定性要求高的制品，仍要通过工艺处理使其保持坯体的气孔率等。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工艺已失传。如很多精湛的装饰纹样需要我们去发掘、整理、提高和应用；有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研究、继承发扬的，如蛋壳彩陶的精湛工艺制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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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宋代沥彩壶图
2-2壶底部
在四川盆地中南部的重庆荣昌县，有一个小镇因制陶业发达而闻名于世，它就是安富镇，清代以前叫磁窑里。安富镇的陶瓷业自宋代以来就很发达，从安富镇往东3公里处的垭口村，就有重庆涂山窑系成员之一的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这里宋代制作的黑釉瓷盏修胎精细，釉面乌黑光亮，纹脉丝丝如蝉翅，足部多有深色护胎釉，盏腹较深，口沿内部有唇边，是社会上层用的斗茶佳器(图1)。2005年重庆文物考古部门对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大量宋、元陶瓷，同时在安富陶瓷厂一带发现明、清龙窑6处，阶梯窑、平窑遗址18处。从宋初到近现代，安富镇的窑火千年不熄。特别是明、清、民国乃至近现代，这里生产了许多绚丽多姿的釉陶和素烧陶制品，其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精品，安富镇是我国民间工艺美术陶器的著名产区之一。因此，重庆荣昌跟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一起被誉为我国三大陶都。荣昌安富镇陶器(简称安陶)又跟江苏宜兴、云南建水、广西钦州陶器一起被称为我国四大名陶。
荣昌陶器制品种类很多，有民间生活常用的坛、罐、缸、盆、钵、瓶等，也有茶、酒文化不可缺少的壶、杯、盏等，还有文房用的笔洗、水盂、砚滴、笔架、高足灯等，更有民俗文化中常出现的炉、动物造型、鸟食罐等，此外还有建筑装饰构件等。有的大缸即可养鱼，又可消防，还可作为工业用容器。总起来看，荣昌陶器制品有粗细两大类，细者小巧典雅，粗者雄浑大气，都具浓厚的地方特色。装饰方法有：素面刻花或诗文；红胎饰浅色化妆土或用白泥制作花纹，花纹有刻花、点画花、剪纸贴花、雕填和粑花(即模印贴花)、沥花等；把红胎或白胎器物做成单色、多色或彩绘釉陶，其釉色及彩色有朱砂、西绿、红丹、乳白、月白、紫、黄、黑、电光砂金、条纹黑釉、各色钧釉及窑变釉等多达一百多种，真可谓百花吐艳。荣昌陶窑炉温约900―1200℃，常用烧成温度为1100―1180℃。因此，荣昌陶器具有陶和瓷的双重性。
荣昌陶器如此绚丽多姿，除了多年的技艺积累外，还得益于丰富的优质资源，根据当地的资料，安富镇境内的陶土矿带长15公里，宽2.5至4.5公里，平均厚度1.2米，陶土总储量约为8000万吨。泥色为红色和白色。其中白泥含二氧化硅74.6%，三氧化二铝12.15%，三氧化二铁1.2%，氧化钙1.43%，氧化镁0.85%；红泥含二氧化硅61.73%，三氧化二铝17.69%，三氧化二铁7.44%，氧化钙0.57%，氧化镁0.64%。泥料质地细腻，可塑性好，含水率、烧失率低，烧结范围较宽，可以单一原料制作成型，是极佳制陶原料，而且埋藏浅，地层稳定，极易开采。其中红色陶泥的主要化学成分跟江苏宜兴紫砂陶泥几乎一样，宜兴紫砂陶泥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51.91―64.45%，三氧化二铝17.85―24.12%，三氧化二铁2.58―9.42%，氧化钙0.22―0.71%，氧化镁0.12―0.86%，烧失量5.50―11.33﹪。也许正因为如此，收藏界有时称荣昌细陶为紫砂。
荣昌安陶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现代，在民间工艺美术陶器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2010年初，安陶工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中国古陶“活化石”的前世今生
江山市清湖镇和睦村瓦窑自然村，是一个不足600人的小村落，但却保留着40多座“馒头窑”，保存着3000多年前的制陶原始生产工艺流程，这在国内实属罕见。
这是一个只有180户、598人的小村落。
这里承载的却是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陶文化。
这里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江山市清湖镇和睦村瓦窑自然村。
古陶“活化石”
揉一团泥，在木质转轮上转几圈，随心所欲地捏捏、拉拉，不出三五分钟，一个古朴的花罇就成型了。
每当有外地人来村里，村民王中阳都会积极地“卖弄”自己的手艺，然后推销自己的产品。到过和睦村的专家学者，无不为眼前的景象所惊喜：这样一个小村落里竟然还保留着40多座馒头窑，现在尚有10多座窑还在烧制各类产品，沿用的又是3000多年前的原始制陶工艺。
和睦村以制泥烙壶、瓦片闻名于闽、浙、赣三省。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文博副研究员姜江来多次到和睦村调查研究后发现，从生产的质地上看，和睦泥烙壶和商周时期出土的泥釉黑陶相近，现在生产的泥烙壶只是在工艺上有了一些改进和提高。
古陶专家、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毛兆廷老人介绍说，江山因拥有充沛的陶土、河流和山林资源，以及半山坡的地形，便成了陶瓷生产的热土。如今这一带山坡底下挖地三五米，都是古陶古瓷堆积层，随便捡一块，就有上千年的历史。据考古发掘证明：在和睦乌里山发现商周印纹陶遗址。因其独特的地位，江山陶的出土文物参加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巡展，并在北京展出5年。
一个现存的古老窑村，如此密集的馒头状土窑，如此完整的原始生产工艺流程，还在生产、延续……在国内实属罕见。一时间，和睦村吸引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地的专家教授。在他们看来，每一座“馒头窑”都像是长在地里无数年的文物，整个村落就是中国古陶的“活化石”。
不熄的窑火
和睦村瓦窑自然村历史上家家户户都制陶烧瓦，鼎盛时期有100多座土窑。和睦村支书席绪禄介绍说，清朝年间，村里来了一个逃荒落难的湖北人，贫病交加时，陆姓人家收留了他，还给他治病。湖北人感恩戴德，便将祖上传男不传女的泥烙壶手艺和盘托出。从此，陆家人不仅会烧制工艺简单的建筑陶——瓦片，还能够烧制较复杂的生活陶——泥烙壶、药罐、炭炉等。陆家的陶业生产很快兴旺起来。陆家泥烙壶手艺传到第三代时，因只有一个女儿，眼看手艺要失传。陆家人开始“比武招亲”：用比赛建窑的办法选女婿，村里王姓人家因此又成了陆家手艺的继承人。此后，泥烙壶手艺慢慢传遍了全村。和睦村的生活陶，通过清湖水运和仙霞古道，走进了周边江西、福建和浙江农村的家家户户。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睦村成了江山最忙碌、最富有的小村，姑娘们都希望嫁到这里。
目前，村里依然有10多位老陶工仍在坚守。他们不懂太多的原理，只知道用泥烙壶烧水、盛水、煎药，不馊不腐，这是塑料、不锈钢制品不可能做到的。虽然惨淡经营，他们的窑里还是烟火不断：在烧制日常用品的同时，王中文兄弟尝试着烧制汉代的泡菜罐，王中兴等人在研究制作仿古彩陶……
古陶的新生
2005年，一个名叫姜子牙的陶瓷工艺美术师打破了古陶村的沉寂。
20多年前，姜子牙开始开发古陶瓷。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子牙骑着摩托车到处转悠寻找黑陶土原料，无意中他发现了和睦村瓦窑自然村，“激动得无以言表”，他几乎走完了村里的每一寸土地，毅然决定在这里建立彩陶工艺厂和彩陶工艺技术开发研究所，将和睦原始制陶工艺和新兴时尚的彩陶理念相结合。他在原始制陶工艺中融入了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等多种元素，开发生产仿古彩陶工艺品。当年8月，第一批60余种彩陶就开发制作出来了。现在，他们已经开发制作了800余种彩陶产品，远销海内外。
传统工艺+艺术+文化=古陶新生。姜子牙的大胆设想激发了江山市委、市政府的灵感：保护和开发和睦瓦窑村的土陶资源，传承远古文化，激活民间资源，引领农民脱贫致富，开创新型文化休闲产业。江山市政府马上把“江山和睦彩陶文化村”的建设列为当年的重点建设项目，目前，由政府担保筹资上千万元建设的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一个行将衰落的老土窑村，即将成为仙霞古道上一个新的旅游景点。
不同时期古瓷器器型、纹饰的不同
器型方面，应侧重对器物造型的古拙、敦厚、粗笨、秀美、玲珑、华丽等不同风格进行研究，详加分析对比，摸清其演变规律。仅举玉壶春瓶为例，自宋代始创以至晚清民国，历朝均有制作，而风格却代有变迁。如清雍正时仿明宣德青花玉壶春瓶，虽然制作精工，但其余姑置勿论，仅造型一项的微妙差异亦可略见端倪。整体风格外，对于不同器物，还要从口、腹、底、柄、耳、颈、流、系、足以至器里等各个局部加以观察，看看各时代有何异同。若能经常把玩和测量古瓷的器体部位，体重厚薄，熟记大小，对于鉴定工作十分有利。
纹饰方面，也同造型一样，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无论题材内容、装饰手法抑或工艺技术，不同时期的纹饰均有不同的表现，成为瓷器断代和辨伪的有力依据。例如明初永宣瓷器中的青料晕散和下凹斑痕等特有现象，后代仿品都不能准确再现。清雍正仿永宣器，常用复笔加重点染青花来刻意仿效宣青的效果，但因钴料不同，就无法克服色彩漂浮的弊病。又如成化斗彩纹饰中"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画人物衣纹不加渲染，表里不分，如著单衣。这些微妙的时代特点，往往为后世仿造者所忽略。至于施彩工艺的演变，如成化斗彩中独具的姹紫色和不施黑彩；明代及清初红彩均为深枣皮红色；明代绿彩多显黄绿色；粉彩是于康熙中晚期才出现的；此类知识必须具备。另外，纹饰图案所表现的画风和笔法，也特别值得注意。如后仿清前朝珐琅彩、粉彩、五彩、斗彩等器物，运笔常显拘谨、稚嫩、生疏、滞断，或图案层次不清，无生动感。还有的纹饰过于细腻，亦足以引起我们的怀疑。
古陶纹饰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中国古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制作工艺，一直为中外收藏家所瞩目。一件件古陶器物，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配色，无不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观、社会观、艺术观、宗教观，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
陶器制作是人类最早的一项手工生产劳动，它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极为密切。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境内的先民们就已经制作陶器，其起源甚至可追溯到更远古的年代。陶器制作代表了我们民族文明的演进过程。这些古陶上从天上到地下的各种场景、器物无所不包，其内容涉及哲学、史学、建筑、服饰、经济、民俗、风物、宗教、美术等，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实物载体。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不少的艺术手段来美化陶器，例如拍印、刻画、绘画、捏塑等。人们为了美化陶器，往往把纹饰安排在器物的肩、腹等最突出的部位，使得目光容易接触到，既便于人们在使用中欣赏，又能增强器物端庄、饱满、挺拔的质感。常见的纹饰有弦纹、带条纹、竖条纹、圆点纹、逗点纹、三角纹、菱形纹、圆圈纹、曲折纹、双钩纹、方格纹、回纹、云雷纹、X形纹、S形纹、O型纹、 A型纹等几何形图案纹饰。还有取材于自然形象的太阳纹、月亮纹、六角星纹、水波纹、漩涡纹、螺旋纹、花瓣纹、蝶须纹、网纹、编织纹等以及汲取动物形象的鱼纹、蛙纹、鹿纹、鸟纹、眼睛纹、眼睫纹、人面鱼纹、鸵鸟纹、人像及舞蹈纹等。这些纹饰就构图来说，已经初步掌握了均衡、整齐、对称、连续、反复等构图法则，不但符合装饰图案的基本要求，没有轻重悬殊、画面失调、杂乱无章的现象，而且创造了迄今仍然能在生产中使用的、有强大生命力的图案形式原理。这些纹饰就内容来说，有动物纹、植物纹、编织纹以及宽带纹、三角纹、曲折纹、斜线纹等几何状纹饰，这些纹饰无不表现了大自然、形体、运动产生的节奏感、韵律感和规律性，灵活而又美观。
古陶上的纹饰所描绘的龙潜凤舞、狮咆虎啸，飞鸟走兽、人仙共陈，展现了一个活力非凡、生命力旺盛的热闹世界，是古人对上天的敬畏和崇拜，是对种族繁衍的希冀和祈祷以及死后对天堂的向往和享受。
浅谈中国的“陶瓷之路”（下）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据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到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浅谈中国的“陶瓷之路”（上）
“陶瓷之路”（TheChina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
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像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部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像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