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对缝。
我喜欢看《中国文物报》，当阅读到文先国先生撰写的《对元明青花瓷的点滴想法》一文时，才发现文先生对笔者的《触摸官窑瓷》进行了一番评论。从所附的图片上看，文先生也是圈内之人，文博知识很渊博，对青花瓷的鉴定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但鄙人所处的地区是西夏王国的腹地，相对而言其他文物也较少，为此，故笔者也多以研究西夏文物为主，其他文物自然知道的也很少，当然触摸明清官窑瓷就更少。但在考察西夏遗址时，偶尔也会发现一些其它遗址中所出的文物。文先生对笔者考察明代遗址发现的“大明成化年”制青花菊纹瓷片，断定为“不是官窑的瓷片，而是一般的清前期景德镇民窑瓷片”之结论。还云：“江西各地出土甚多。清代景德镇民窑，写正德、成化制的器物特别多，从康熙到乾隆的清代早中期，伪托前朝款在民窑中蔚然成风，江西农村村落遗址及河道捞沙船都常有类似瓷片出土水 ，我见到的很多，十分普通，别说瓷片，即使是完整器，也是很普通的器物”。倒勾得笔者垂涎，想珍藏几件这样非常精美的完整瓷器。
清朝的“伪托前朝款在民窑中蔚然成风”，此句笔者以为，好像是指清早期仿宋元款的瓷器或清晚期仿清早期款的瓷器，而清早期伪托明朝款的瓷器则很少，原因在于：刚刚建立的清王朝，“复明”的运动还遗留着不少，况且清前期还平定了很多次“复明”的“叛乱”，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清王朝好像很难容忍明朝所有帝号在任何新的地方或新的器物上的重新出现，甚至还将一些存世旧物上写有“大明”帝号的旧物也除去，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试想景德镇哪处民窑窑主，哪个工匠还有胆量敢冒如此风险呢，而伪托明朝官款的瓷器，怎能还“蔚然成风”呢﹖
遗憾的是，文先生提到了景德镇这类瓷片俯拾皆是，但没有提供出这类官、民窑及伪托瓷片的照片，只提供了进贤李渡元代遗址出土物的照片，让读者对比观看。而笔者所考察的是明代遗址不论是从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从年代上都与进贤元代遗址，相差甚远，加之又没提供这类官、民窑及伪托款青花瓷片的胎质、纹饰、造形等特征的资料，让读者何以对比观看识别呢﹖
文先生提到笔者提供的瓷片是清代早期的，据《简明陶瓷词典》，这一时期青花瓷器则盛行堂款，如：一善堂、三元堂、大树堂、巨德堂、师古堂、奇玉堂等等，有幸的是笔者在考察清代遗址时，曾捡到不少清代的堂款瓷片，如图１，就是这一时期时代特征非常明显堂款的青花瓷瓷器。在碗的圈足内写有二行“奇石宝鼎之珍”的堂款，这件瓷片的胎质、纹饰见图２ ，
以及所用的青花颜料，制做方式与笔者提供的“大明成化年制”款有着天壤之别，也足可说明笔者提供的“大明成化年”款的瓷片是明代的无可厚非。
文先生在文中提到“看古瓷款识，随便拿鉴定家的话去套，没有用”。而笔者认为则有不妥，原因是我国是著名的陶瓷之国，瓷器的制造业历史悠久，瓷器文化源远流长，青花瓷的制作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况且我国瓷器的制造业在当时又缺乏详细的记载，即是有记载也只是片言只语，就连瓷器记载中的古文字也有着不同的解释，何况现今对古瓷的认识与鉴定就更难了，而吾辈对古瓷的鉴定与认识都是建立在前辈考古鉴定家之上的，哪有无师自通的道理呢﹖怎能说用鉴定家所总结的经验有错呢﹖而且还说没有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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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紫砂陶人款
明、清时宜兴紫砂壶上多署工匠姓名款。文献记载的明代制壶名家有供春、时朋、董翰、赵良、元畅、时大彬、李仲芳、徐士衡、蒋伯、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陈俊卿、陈用卿、东仲美、沈君用、惠孟臣等，其中以时大彬最为著名，但这些名家的真品，今天已很难见到。且由于后人滥仿，即使偶见署名款的作品，也常使人真假难辨。时大彬的作品是最突出的例子。幸而6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明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几件署时大彬款的紫砂器，为鉴定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标准器。1984年江苏无锡县甘露乡崇祯二年(1629年)墓出土一件三足圆壶，壶把下方的腹面上阴刻横排楷书“大彬”二字；1986年底，四川绵阳明代晚期墓出土一件紫砂圆壶，壶腹上阴刻“大彬仿古”四字款；1987年，福建漳浦万历四十年〔1612年〕墓出土一件鼎足盖圆壶，外底阴刻“时大彬制”四字款；1987年，陕西延安柳林乡崇祯十二年(1639年)墓出土一件紫砂提梁壶，腹部阴刻“大彬”二字。以上紫砂壶上的刻款，均为楷书体，字体端庄，规整洒脱，下刀时重，起笔方面锐，笔划之间干净利索，毫不脱泥带水。清代紫砂壶名家迭出，成就可观的艺人有陈鸣远、邵玉亭、王南林、殷尚、陈荫干、邵旭茂、杨季初、陈县生、畅彭年、虔荣、邵大亨、瞿子冶、邵友兰、黄玉麟等。这些名家多有落款的作品传世，其中以陈鸣远、陈曼生的作品最为著名。清代紫砂器上出现印款，以上名人作品上的姓名款，或刻、或印、字体或行、或楷、或篆，均极规整。如所见传世陈鸣远南瓜式壶，腹部刻有 “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诗句，句后刻“鸣远”，均为行书字体，其下又有“陈鸣远”方形印章。传世陈曼生匏瓜壶，腹部刻“饮之吉匏瓜无匹”句，句后刻 “曼生铭”，均为行书字体。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陈曼生覆斗式紫砂壶，壶体一面刻“其气清华七碗之后能浚紫霞”句，句后刻“曼生”二字，字均为楷书体。再如邵友兰在其所制砂壶上的落款，有椭圆式带边纹的“阳羡邵友兰制”，或带边方章“友兰秘制”、楷书小印“友兰”等。陈荫千制竹节式紫砂提梁壶，在外底印有“陈荫干制”方形篆书章款。
艺术陶瓷收藏点滴
清雅隽永、古朴精致的中国瓷器意境无限，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越来越受到收藏爱好者的喜爱，成为热门货。
我国的陈设艺术陶瓷分陶和瓷两大类。陶主要产地有以紫砂壶和花盆著称的陶都江苏宜兴，有以陶塑人物和动物造型见长的广东石湾，还有生产唐三彩的河南洛阳，生产黑釉陶罐的山西浑源，生产刻花陶器的四川荣昌等。瓷主要产地有以生产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四大传统名瓷的瓷都江西景德镇，有以釉下五彩装饰美术瓷而闻名的湖南醴陵，有生产雨点釉和发展刻瓷艺术的山东淄博，生产花釉和象牙瓷的河北邯郸，生产白瓷的福建德化，生产青瓷的浙江龙泉，生产釉上彩花瓷的广东潮州，生产仿南宋官窑艺术瓷的浙江萧山等。
一般工薪阶层都具备收藏陈设艺术陶瓷的条件，但收藏是一门学问。
首先，要量力而行。经济十分富裕的投资者，可以购买小彩盘、小花瓶、小异彩壶，以及陈设与实用兼而有之的文具、茶具等。这类陶瓷的设计，如能达到形象美、情趣好、内涵深三个要求，就是品味较高的陶瓷艺术作品。
其次，陈设艺术瓷作为商品，价格并非越高越好，这需要认真加以鉴别。比如釉下彩和青花，要看画功是否熟练、清晰，色泽是否莹润、透明，注意有拿釉上冒充釉下，以假乱真；釉下装饰注重工笔式写意，必须是手工绘制，不是印花、贴花，而且颜色要光亮。
再次，对陈设艺术陶瓷的选购，既要看整体效果，也要仔察看器形是否周正，有无变形，釉面是否光洁，色度有无异样。
最后，选购陈设艺术陶瓷要在白天光线好的地方，灯光往往会出误差，对瓷质可轻轻弹叩，听声音是否清脆响亮，沙哑声音有裂纹的，再好看也不值钱，而且有裂纹的陶器不易保存。
怎么借助元代纪年款对瓷器进行断代？
主要见于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耀州窑、定窑瓷器上。既有彩书、墨书款，又有刻划款。常落款于外底、颈、肩、腹部等处，位置不固定。
如广东遂溪窑出土碗模外壁刻有“大德六年”款。元紫金釉贴花牡丹纹三足炉外底刻有“大德七年制”款。元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盘上落有“大德八年”款。元定窑刻划花鱼纹盘外底刻“至元八年制公用”款，前五字直书，后二字横书。元代白釉瓶上落有“大元国至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记耳”款。陕西铜川立地坡古窑址出土的残瓷片上刻有“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款。山西琉璃龙莲花香炉上刻有“至大元年午汾阳琉璃寺诏伍塘城造”款。湖南衡东麻园窑址出土擂棒残器上刻有“延佑四年”款。元代磁州窑白瓷枕的外底有墨书“至治二年前五月十五造磁齐居(君)仁”款。元龙泉窑青花瓷大花瓶上刻有“泰定四年丁卯岁仲伙吉日谨题”款。1979年江西丰城县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上有青花料楷书“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款；同时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塔式盖罐颈部有一周青花楷书款为“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收藏于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颈部有青花料楷书“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款。元磁州窑白釉褐花罐外壁釉下有褐彩书写的“至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款。另外，元代瓷器上还有一种不书年号的干支纪年款，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钧窑双耳兽足炉上落有“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款。
清朝仿前朝瓷器是否有价值
在我国的清朝时期，瓷器的烧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时期，初期大多都仿制宋、元、明三代的瓷器，因为距离时间比较近，而且宋、元、明代的时候瓷器的造型和原料的烧制已经十分的成功，到清代的后期也出现了少量仿制前朝的瓷器，仿制的类别官窑和民窑的都可以烧制，特别是在皇帝庆寿的时候也需要制作一些宋、元、明的精制品，以此来表示对于瓷器艺术烧制的技艺和对于瓷器传统的重视和发展。
清朝时期的仿制瓷器非常的多，数量大，但是因为每个朝代的烧制技艺都是各有千秋，所以说由于烧制瓷器的原材料以及对于工艺的历史性改变的特点，要想完美的仿制出瓷器也是非常的苦难的。仿品和赝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赝品是指对真品而言，而不是对瓷器的艺术产品而言，仿品中也有非常多质量上乘，造型独特，价格较高的瓷器，其收藏价值和欣赏价值都非常的高。
清朝的雍正时期又恢复了仿高窑的生产，其瓷器制作精良，既有大小纹片错落有致的“金丝、铁线”，也有单纯的大纹片或小纹片，釉色以深浅灰青居多，部分还有“紫口铁足”，其胎质非常的厚，但是这一烧制特点则延续了整个清朝时期。还在仿高窑的基础上又发明了蓝釉哥窑、绿釉哥窑及哥釉青花和堆花铁沙青铜器纹饰的品种，其特点就是在其底部有七个酱色支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俗称的“七星盘”，这一瓷器的成功发明在当时的社会上可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更是地位、钱财的一种象征，在当时所拥有的大多都是官宦世家和富商世家，由此可见仿哥窑的瓷器地位。
2006年在国际商品拍卖会中，雍正时期仿哥窑釉瓷器也就是传世哥窑瓷器，这些都是官窑，而且这些瓷器都是天价，仿哥釉贯耳瓶是清朝雍正时期的以七百七十五万的价格成交，清朝时期所仿制的瓷器制作精良的、工艺技术较高的大多都在几百万之间徘徊，由此可见其仿制瓷器的收藏价值。虽然是仿制瓷器，但是现在我国的市面上也存在着大量的赝品，但是不同时期的细节特征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国的康熙时期所仿制明朝弘治时期的瓷器，在瓷器底部的足圈就低了很多，治的三点水也低于台字，而赝品的三点水和台是平齐的，由此可见在细节部分的鉴别。
清朝所仿制的瓷器价值甚至都比瓷器价格高了很多，由此可见并不是因为仿制所以就没有价值和价格。现在市场上对于仿制瓷器的数量较多，但是真正的仿制瓷器品相好、造型好、原料好的瓷器并不多见，可以说是非常的稀有，所以拍卖会上一旦有清朝仿制瓷器的出现都会高价拍卖，尤其可见清朝仿制瓷器的价值。
【陶瓷文化】民国瓷器鉴定点滴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声中，郭世五想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在江西景德镇烧制名贵瓷器，供宫廷陈设使用。郭世五将这一想法禀报给袁世凯，袁世凯大为赞许，当即委任郭世五为陶务署监督，赴江西烧造“洪宪”帝号御用瓷器，郭世五成为景德镇御窑厂历史上最后一任督陶官。
“洪宪瓷”是一种通称，郭世五烧制的高级名贵瓷器并没有用“洪宪”款识，因为袁世凯是在1915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到了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消帝制，洪宪年号随之取消。
“居仁堂”为当时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寓所，正宗的“洪宪”瓷是闻名于世的“居仁堂制”款瓷，郭世五还用自己的别号“触斋”为款识，烧制了一部分瓷器，这两种款识的瓷器都堪称名贵。“洪宪”瓷多取兴旺祥瑞的雍、乾盛行瓷器为标本，精心效仿。
郭世五督理景德镇制瓷时，开始先烧“居仁堂制”款瓷，未等“洪宪年制”款御瓷烧制，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便倒台。
所以，现在见到的“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的器物，绝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年代民窑烧制的，虽制作精细，但确属赝品。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将“洪宪”款识的瓷器，视为珍品。“居仁堂”、“觯斋”款识的名贵瓷器甚少，有人见了不识货，不重视，乃至轻易出手。鉴别真、伪品时，应特别注意到凡署“居仁堂制”款的器物，其胎釉、器型、绘画等均有工细的特点，并且是小件器物多于大件，而仿品往往是“款”十分相象，其余的都很粗糙。
民国瓷器在造型上沿袭前朝，多为生活用品如盘、碗、把杯、鼻烟瓶、帽筒、掸瓶、冬瓜罐等，品种单调，器型丧失了过去浑厚朴素的风格，显得笨拙。制作工艺也相当粗糙，如笔筒口沿处修胎不圆润，摸上去有尖硬感，瓶类器型线条轮廓没有同治、光绪时分明，瓶双耳由前朝双狮耳简化成为回形耳、花耳，耳的装饰性愈来越差。
民国时期青花料很大一部分采用氧化钴含量较高的洋蓝青花料，料质不精细，发色灰暗，层次单一，立体感差。一般而言，如发现蓝色花纹面上，留有爆釉点自釉里向外爆破的痕迹，其制作年代在近百年内。民国时的五彩瓷，其色彩艳丽，大红大绿的品种多见，很容易与前期的品种区分。
民国瓷器上的纹饰画工草率，如天女散花、喜字、龙凤、花鸟等。喜字写得粗大，不规整，龙纹画得软弱无力，龙鳞多呈网格状，五爪龙多了起来。龙是獠牙。光绪时（香炉、碗等）器的足部边饰海水纹还有一点动感，到了民国则是风平浪静。火焰纹、云纹光绪时比较细，有一定的飘浮感，而到了民国似乎凝固，呈条块状。
在瓷器上出现“公司”款，大约时期在清末至民国初。如采用官商合股开办的“江西瓷业公司”（1910年筹办）所烧制出的成品，胎釉精白，彩质纯净，彩色鲜明，绘画工巧，底部落“公司”款。这些器物同雍、乾之珐琅彩器相比，毫不逊色，陶瓷界称之为“中国瓷业史中仅有的一朵复兴之花”。湖南瓷业公司，日用器物也以青花为主，胎质极簿，底多写楷书款“醴陵瓷业公司”6个字。
清末民初，由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商大贾，自命风雅，大量收藏中国古瓷。古董商们为适应古董市场，牟取暴利，大量仿古，致使仿古器物应运而生。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窑口无所不仿，仿古范围包括瓷质、釉色及彩绘等诸方面。少数器物在技巧上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如民国孙瀛洲先生专仿明代前朝青花器，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其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器神似，极难辨识。
“只有错看，没有错仿”这说明伪品的精到之处，然而，商业性仿古必然免不了露出破绽，如民国仿弘治青花缠枝莲、松竹梅等纹饰的撇口盘，署“大明弘治年制”楷字款，而字体无弘治款清秀、纤细柔和；民国仿嘉靖青花器，往往底部有明显的旋纹，青花色调灰暗，有飘浮感，全无明代风格；民国仿制的天啟青花鱼藻纹鱼缸和署“大明天啟年制”款的青花缠枝花盘，虽造型逼真，但胎体较重，青花色调有现代青花器的特点；民国仿康熙青花品种最多见，有花肌棒锤瓶、冰梅罐等，某些器物青花色泽、纹饰近似康熙，而胎体无康熙时坚细、厚重、修胎不够规整，特别是口沿、底足处理草率；民国仿雍正赏瓶，器型外观显得笨拙，胎体过于厚重，比例不协调，青花色调飘浮，纹饰呆滞；民国仿乾隆青花折枝三果花卉蒜头瓶，器型略拙，胎体加厚，青花色调过于浓艳，款识字体松散，运笔无力。还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国内文物市场，出现大量的赝品，除极少数可以乱真，绝大多数是商业性的，特别粗糙，甚至大量仿民国时的瓷器，尤其是仿“居仁堂”、“洪宪”等款识的。
民国瓷器作伪方法主要有后加款，即将旧款填入新器上或切下同一时代的器物底款，嵌于器物底部，这就要注意圈足衔接处胎釉是否有异常痕迹；还有打磨做旧，把器物上的浮光去掉，另外还有浸泡做旧、土埋等方法。
鉴定一件瓷器，不能只觉得刺手，瓷器上有毛刺儿。就断定是新出窑的。因为，库存三百年的原包装瓷器，到民国才开封，这也是常有的事。正如古人讲道：“瓷器之新旧真伪本不难辨识，但世人多受其蒙蔽者特因不仔细考察耳，各代之瓷器，其式样颜色花纹及作工皆有其特长，伪者无论如何用心仿制，绝难与真者维妙维肖，真伪相去极为悬殊，如能详细检查，绝不致为人所欺也”。
清瓷水盛的特征与收藏
随着市场上收藏热的不断升温，文房类物品也成了重要的收藏对象，价格不断地在上涨。市场上所见到的文房用具，民窑烧造的普通器较多，随处可见，还有一些新仿的也充斥在其中，使得这些物品即便是旧的也价值不高。但是清三代的文房用具，即便是民窑烧造的也很有价值，尤其是一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器物，如康熙时期的郎窑红水盛。
水盛——盛水之器，古人砚墨，滴水时盛水用器，上口较小，身较高，底部较大，像田鸡篓。而郎窑是康熙时江西巡抚兼御窑厂督理郎廷极所烧制的名品，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红釉器，此器有两种釉，一种是施单层釉，另一种为双层釉。单层釉薄而有细小的开片纹。双层釉器，施釉较厚，釉面平而无开片纹。但无论单层釉还是双层釉都有其独特之处，即为器物的口里部釉为白色，或浅米黄色，多带有开片纹，器身有垂釉，但垂不过底足旋削线，俗称“郎不流”。到了雍正时期，水盛的器形小巧而又精致，形式也较多，有瓜形，圆珠形，马蹄形，鱼篓形，四方、八方形，荷叶形，海螺等，釉色也很好，有青花、粉彩、斗彩、红彩、红釉等，还有仿官、仿哥、粉青、天青、窑变釉。这一时期的特点除彩釉多外，最为多见的要数粉彩器。
此时的粉彩已烧造成功，由于粉中含铅，使彩色富贵而又不失典雅，粉彩烧制小件器较多，所以清代的精致文房用具大多为雍正时烧造。乾隆时期的水盛造型也很多，釉色除一道釉外，最多见的是青花釉，这一时期的青花色有多种表现，仿明代宣德青花的，但已没有结晶凹凸不平的感觉了，青花色稳定，纯正，色调均沉着，层次没有康熙时期的多。到清代的晚期青花大多仿前代，层次感越来越少，花纹繁复，具有本时代特征的青花水盛大都烧制粗糙，民窑器居多，这种器物在收藏时一定要多加考虑，最好是少收藏或者不收藏。因为升值的空间很小，少收藏是为了可以有一些学习资料，不是旧的文物就一定有收藏价值，有的文物只有其历史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有的文物没有太久的历史，但由于其烧制精美而价值不菲。
精致完整的水盛应该在器口里带一小勺，用于舀水，滴到砚台上，极为方便，但流传到今天，水盛里的小勺早已不见了，配套的极少见。现在的人们也很少知道水盛里应该有小勺，所以仿品也极少有带配套小勺的。其实东西如果配套，它的价值绝对不是1＋1=2的价值，这就是今后收藏时要注意的，还须注意要收藏一些精品之作，如果是普通藏品，一定要具有时代特征。
清三代官窑瓷
清三代御窑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它继承了明代景德镇瓷业的优良传统，无论从胎质、釉彩，还是造型、纹饰等方面都追求精益求精，釉面光滑细腻，胎土淘练精细，胎釉结合好，器形多样而雄浑，整体表现出了规矩、挺拔、大气和豪放的特色。本文专访中国古陶瓷评鉴专家丘小君，以康雍乾三代的官窑瓷器特点为中心展开，从各朝釉色、造型、装饰及款式创新入手，结合帝王喜好与文人气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以及与外销瓷的渗透影响等，全面立体地还原一个清三代官窑的辉煌历史。
陶瓷：陶瓷鉴赏 陶瓷知识
一、追慕前朝 仿古创新
中国瓷器生产，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历史高峰，进入了瓷器的黄金时代。清代继承发扬了明代传统的青花、五彩，并开创了绚丽多彩的粉彩、珐琅彩和古铜彩，还出现了多品种的单色釉，而镂雕、转颈、转心的工艺技巧，更是达到鬼斧神工的境地。
丘小君认为，清三代官窑的特色首先是从明代官窑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他说：“清三代官窑在明代官窑基础上，继承了明代很多优秀的传统内容、烧造方法、品种等。特别是康熙、雍正两朝，受到明代最著名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影响，对其非常崇敬与赞赏，也全面继承了明代成化时期瓷器的优秀工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清代早期不写官款而写成成化、宣德款的青花瓷器，都是源于对明代官窑瓷的继承与膜拜心理。”
清康熙仿明宣德青花折枝花果纹葵口碗（图1）
清雍正仿明宣德青花团龙凤纹葵花式洗（图2）
“康仿成化、雍仿宣德”即指这批不写本朝款识的瓷器。其中，成化款的多是康熙时期所写，这批写款与成化的写款有所区别，具有康熙时期的写款风格。
清康熙仿明成化青花款（图3）
明成化青花款（图4）
而雍正时期在仿宣德苏泥勃青料的效果方面做到了极致，追求苏泥勃青料的自然晕染，有起伏深沉的古朴风格，在青花料的绘画上注重了渲染，人为加重涂染和点染，烘托出青花的晕染效果。
清雍正仿明宣德青花晕散效果（图5）
明宣德青花绶带耳葫芦扁瓶与清雍正仿品对比（左：明宣德 右：清雍正）（图6）
“所以，清三代官窑瓷器首先是对明代官窑的继承，然后才有开拓。这个开拓完全改变了明代时期的风格。明代以古朴古拙为主，胎体不如清代精细，有‘粗大明’之称，且釉面较清代肥厚，而清代比较坚致细薄。两个时代风格截然不同。区分明代与清代瓷器，从胎和釉上就能看出两种不同的风格。”丘小君补充道。
明宣德青花竹石芭蕉玉壶春瓶足底与清雍正仿品对比（左：明宣德 右清雍正）（图7）
此外，和明代一样，景德镇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水平。清代在景德镇恢复了御窑厂。明清两代御窑厂不完全相同。清代御窑厂的督陶官，不像明代由中官担任，而是由朝廷派遣官员担任，并且采用了雇佣劳动力的方式，御窑厂平时只有少量额定人员（约二三十人）。御窑厂集中了优秀的制瓷工匠，为满足宫廷奢侈生活的需要，可以不计成本地提高质量和仿制古代名窑器，创制新品种。这就促进了技术进步和整个制瓷业的发展。同样颇为重要的是，清三代御窑厂督陶官也对制瓷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丘小君说：“整个清代制瓷都以清三代官窑风格为主导，而清三代官窑相当一部分成就得益于一些优秀的工匠和督陶官。他们的贡献对中国陶瓷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康熙年间著名的“臧窑”，就是指臧应选督造的官窑。文献记载，康熙朝监制官窑瓷器的还有刘源和郎廷极，著名的郎窑红即出自这个时期。此外，还有“熊窑”“年窑”“唐窑”等。
怎么借助元代纪年款对瓷器进行断代？_陶瓷常识
主要见于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耀州窑、定窑瓷器上。既有彩书、墨书款，又有刻划款。常落款于外底、颈、肩、腹部等处，位置不固定。
如广东遂溪窑出土碗模外壁刻有“大德六年”款。元紫金釉贴花牡丹纹三足炉外底刻有“大德七年制”款。元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盘上落有“大德八年”款。元定窑刻划花鱼纹盘外底刻“至元八年制公用”款，前五字直书，后二字横书。元代白釉瓶上落有“大元国至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记耳”款。陕西铜川立地坡古窑址出土的残瓷片上刻有“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款。山西琉璃龙莲花香炉上刻有“至大元年午汾阳琉璃寺诏伍塘城造”款。湖南衡东麻园窑址出土擂棒残器上刻有“延佑四年”款。元代磁州窑白瓷枕的外底有墨书“至治二年前五月十五造磁齐居(君)仁”款。元龙泉窑青花瓷大花瓶上刻有“泰定四年丁卯岁仲伙吉日谨题”款。1979年江西丰城县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上有青花料楷书“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款；同时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塔式盖罐颈部有一周青花楷书款为“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收藏于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颈部有青花料楷书“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款。元磁州窑白釉褐花罐外壁釉下有褐彩书写的“至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款。另外，元代瓷器上还有一种不书年号的干支纪年款，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钧窑双耳兽足炉上落有“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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