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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定窑瓷器的分期问题，多年来古陶瓷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主要的分期观点有以下几种:1.分为晚唐、五代、北宋三期。2.从分为唐、五代、北宋、金、元五期。其中北宋部分又细分为早、中、晚三期。3.上分为晚唐至五代、北宋至金哀宗天兴三年、金天兴三年至元至正二十八年三期。4.分为唐至五代、北宋早期至中期、北宋晚期至金代三期。第一种分期是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涧磁村遗址进行局部发掘后，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并参考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划分的。由于当时墓葬出土的定瓷较少，尚不能利用墓葬年代来编年排比出标准器与之对比，因此地层分期误差较大。例如第一层(试掘报告中定为北宋文化层)出土的刻花、印花白瓷中，有相当一部分应是金代产品。第三层(试掘报告申定为晚唐文化层)出土的黄釉深腹碗，直口，深腹，平底微内凹，碗心有3个支钉痕，具有初唐特点。此外本层出土的浅腹平底碗“外施黄釉内施白釉，胎厚重，制作粗糙，这种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因此这一层应包含唐代早期至中期。夹在中间的第二层(试掘报告中定为五代文化层)则应为晚唐至五代。由于这种分期出现早，又源于窑址，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判定定窑瓷器年代的主要依据。第二种分期利用大量具有确切纪年的墓葬进行排比，并与窑址出土的标本相互印证，因此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这种分期主要侧重于宋代，将北宋细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从太祖建隆元年至真宗乾兴元年，中期从仁宗天圣元年至神宗元丰八年，后期从哲宗元佑元年至钦宗靖康二年。宋代以前没有正式列人定窑分期，仅有简要介绍。这种分期是各类定窑分期中划分最细的一种，但目前看来，当时用于编年进行排比的资料除北宋早期比较充分外，中、晚朝的资料均相对较少。因此中、后期两段的立论依据显得不够充分。此外，北宋、辽代墓葬出土的定瓷与金代墓葬出土同类作品有很多极为相似，其艺术风格可以说完全一致。因此这种分期虽然很细，但其完善性仍值得商榷。第三种分期是从研究定窑的烧造工艺、制瓷原料等方面人手，结合墓葬出土资料和窑址标本。将定窑分为三期。这种分期的特点是充分考虑到陶瓷产品并不完全随时代的更替而变化，这一点与目前定窑晚唐与五代、北宋晚朝与金代的产品难以准确区分的情况是一致的。因此这种分期在实际鉴定工作中非常实用。第四种分期与第三种大致相同，但在时段的划分上更趋合理，每一期瓷器的工艺特征和艺术风格都非常接近，应当说是目前较为科学的一种分期。以上四种分期发表的时间依次是1965年、1983年、1983年、1987年。不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土资料日渐丰富，对定窑的分期也日趋完善。瓷器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复杂的，受到政治、文化、宗教、工艺以及人们审美意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完全随着时代的更替而变化，一种成熟产品的生产周期往往是跨时代的。因此，科学的分期不应机械地按照历史分期来划分，而应当按其艺术规律来划分。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照最新的出土资料，定窑目前大致可以分为四期，即唐代早期至中期、晚唐至五代、北宋早朝至中期、北宋晚期至金代。第一期(唐代早期至中期) 定窑由创始逐步走向成熟的初级阶段。从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看，叠压在最底层的是一些粗胎黄釉瓷和褐釉瓷，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外黄釉内白釉浅腹平底碗，此外还有少量直口深腹碗。这两种碗的造型都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显然是定窑初创时期的产品。而窑址出土的黄釉席纹执壶、三足炉以及一些加施化妆土的白釉瓷，胎色虽仍较深，但胎质坚硬细腻，釉面明亮光润。与早期相比在工艺技术和整体质量上都有明显提高。因此，应当是唐代中期的产品。定窑唐代中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由黄釉瓷向白釉瓷的过渡，此时白釉瓷绝大部分仍需使用化妆土，但胎质和釉色差异较大，其中部分高档产品己经接近或达到了精白瓷的水平。由此可见，唐代中期定窑正处在由粗向精逐渐过渡的阶段。第二期 (晚唐至五代) 定窑烧瓷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烧制精白瓷的技术此时己经完全成熟，产品胎体洁白，从断面看瓷化程度很高。釉色及釉面质量虽然仍不够稳定，但光亮莹润、釉色洁白者已占多数。科学测试的数据表明，此时定窑白瓷胎、釉的质量达到了历史顶峰，其品质远远高于宋、金时朝的刻花、印花白瓷，其中薄胎白瓷普遍具有较好的透影性。这一时期出土的资料也相对比较丰富，其中可供编年排比的纪年墓葬有:河北灵寿县唐景福二年(893年)墓、浙江临安唐光化三年(900年)线宽墓和天复元年(901年)水邱氏墓、河北曲阳五代同光二年(924年)王处直墓、江苏五代吴大和五年(933年)王氏墓、安徽合肥五代保大四年(946年)汤氏墓叭内蒙古赤峰辽应历九年(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墓等。此外，1997年曲阳涧磁村晚唐墓群出土的几十件白瓷以及西安火烧壁窖藏出土的“官”字款白瓷，也为研究晚唐、五代定窑瓷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第三朝 (北宋早期至中期) 定窑装饰艺术发生明显转变的时期。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定窑己经完全掌握了生产高档白瓷的技术。在此基础之上，除了造型不断变化创新外，开始注重对器物的装饰。这一时朝定窑瓷器的装饰主要以深刀雕刻的莲瓣纹和大朵缠枝牡丹为主，同时也有少量采用针状工具划刻的浅细纹饰。技法与纹饰主要是模仿越窑和耀州窑，装饰风格尚未形成自己的特点。1985年至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定窑进行再次发掘，在北宋中期文化层中，出土有刻线遒劲、花纹飘逸、别具一格的刻划花白瓷与纹饰清晰有浅浮雕美的印花白瓷残器。北京丰台辽墓也出土有刻划萱草纹六花口盘。这表明北宋中期定窑装饰工艺处于转型阶段，为北宋后朋刻划花与印花装饰工艺的纯熟与盛烧，为定窑独具一格的装饰风格的形成，开启先河。
北宋早期纪年墓葬、塔基中出土的定窑瓷器较多，可供编年排比的有:北京辽统和十三年(955年)韩佚夫妇墓、河北定州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基和至道元年(995年)净众院塔基、北京顺义辽开泰二年(1013年)净光舍利塔基、内蒙古哲里木盟辽开泰七年(1019年)陈国公主及驸马合葬墓、辽宁辽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墓、辽宁朝阳辽太平元年(1026年)耿新知墓、此外，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以及辽宁建平张家营子墓、碌碌科墓虽非纪年墓葬，但从墓室结构以及出土的辽瓷看，均具有鲜明的辽代早期风格，故亦可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与之相比，北宋中期纪年墓葬出土的定窑瓷器相对贫乏。只有北京丰台辽重熙二十二年 (1053年)王泽墓、江苏镇江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章泯墓以及辽宁阜新大康元年(1075年)萧德温墓。此外，北宋中期可供参考的非纪年墓葬还有北京丰台辽代石棺墓和北京府右街两座辽墓。
第四期 (北宋晚朝至金代) 定窑的鼎盛时期。刀法流畅飘逸的刻花瓷器、画面繁缛富丽的印花瓷器以及成熟的覆烧工艺，标志着定窑进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古籍中对定瓷的记载、描述以及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定窑瓷器，也大多属于这一时期的产品。此时定窑瓷器主要以精美的刻花、印花见长。在早期刻划花装饰的基础之上，定窑的制瓷匠师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薄胎白瓷的多齿刀具刻划花工艺，装饰纹样已臻成熟。纤秀流畅、生动自如的线条充满了动感与活力，而富丽别致的印花工艺不仅将图案纹饰的装饰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起到了规范器物尺寸规格的作用，非常适合大规模批量生产。
北宋后期出土定窑瓷器的纪年墓葬很少，只有内蒙古昭乌达盟辽寿昌五年(1099年)尚玮符墓和北京西郊辽天庆三年(1113年)丁文遣墓。金代以及南宋时期的纪年墓葬相对较多，有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石宗璧墓、辽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马令夫妇墓、江苏江浦县南宋庆元五年(1199午)张同之夫妇墓、江西吉水县南宋宝枯二年(1254年)张宣义墓等。此外，曲阳县北镇村出土的3件纪年印花模子和英国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3件纪年印花模子也是判定这一时期印花瓷器风格的重要依据。随着今后新资料的不断丰富，相信定窑的分期一定会更加趋于准确、完善。
扩展阅读
龙泉青瓷的发展历史及分期
在英文中“CHINA”（瓷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代名词，可想而知中国的陶瓷文化在世人眼中占据了何等独特而至尊的地位。古代陶瓷是随着社会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工艺美术，从古至今产生了无数的绝世精品，而瓷中之母当数青瓷。我国青瓷烧制技术源远流长，浙江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自商周时期原始青瓷到东汉以来的成熟青瓷，晋代的“缥瓷”，唐越窑的“秘色瓷”，直到龙泉青瓷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从早期青瓷的青黄、淡黄到后来的纯青等色，浓艳浅淡，但都无不以青为尚。青瓷有“雨过天青”之雅，有阿拉伯人称“海洋绿”之幽，更有“类玉”、“类冰”之青质，兼得苍天、青山、绿水、碧玉之万般灵秀。龙泉窑青瓷就是诸多青瓷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龙泉青瓷是我国制瓷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窑系，窑址在今浙江西南部山区。龙泉青瓷肇始于三国，兴起于北宋，在南宋到元达到鼎盛，明代中晚期后开始衰落，其生产历史长达1600多年。作品主要以釉色吸引人，是最著名的颜色釉瓷器品种。施釉往往多次，釉较厚，玻璃光感很强。龙泉窑的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白中泛青。釉层柔和无开片，足底露胎处呈赭红色，俗称“朱砂底”。驰名中外的龙泉窑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釉质晶莹的青玉，其色调可与翡翠媲美，达中国古代青色最佳的境界。按照叶英挺的理论，龙泉青瓷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五代到北宋早期、北宋后期到南宋、元明。龙泉青瓷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五代到北宋早期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石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是瓯江的重要发源地，所以不仅为制瓷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而且还为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水路运输便利，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利用本土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和瓯窑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制作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但是，到五代和北宋，吴越国的统治者为了俯首称臣，每年向中原君主供上不计其数的“秘色瓷”，以示修好。如此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泉窑便以担负这样一个“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当时，龙泉窑业初具规模，烧制青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加上越窑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得以迅速提高。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器皆为淡青色釉瓷，胎骨多为灰白色，少数灰黑色。胎壁薄而坚硬，质地坚实、细密。虽然龙泉的地理位置偏僻，但境内有瓯江流经其间，载重货船可以从龙泉县城沿江而下直达温州港，水上交通的开发，使龙泉窑系绵延数百公里，甚至影响到闽北的窑口，在这范围内生产的瓷器都是龙泉窑的风格。龙泉窑的制瓷作坊大多数建造在河流或溪沟两旁的山麓上。窑匠们在山的缓坡上建龙窑，窑旁小块平地造作坊和住宅，窑和作坊连在一起，布局合理，操作方便；山上有树木，附近有瓷石矿，生产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方便；附近的溪水与河流，既可为作坊提供工业用水，又可通过船筏等水上运输工具将产品运往销售地。从五代到北宋中期，龙泉一跃成为江南第一名窑。那些被无数人所吟咏赞叹的“秘色瓷”，也正是龙泉青瓷演绎它美仑美奂传奇的开始。北宋后期到南宋
南宋可谓龙泉窑的黄金时期，青瓷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而北方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争所破坏，瓯窑和越窑也相继衰落。到南宋晚期，由于北方制瓷技术的传入，龙泉窑结合南艺北技，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
这一时期，龙泉窑出现了一种碧玉般的厚釉瓷，这种厚釉瓷分黑胎和白胎两类。同时，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对外贸易，于是龙泉青瓷就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成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对外贸易产生的大量需求带动了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烧制技术质量不断提高。南宋末期，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粉青和梅子青的烧制成功，巧夺天工，在我国瓷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粉青、梅子青是公认的青瓷釉色的巅峰，它不仅意味着龙泉窑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本身也包含了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南宋龙泉窑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传承古代青铜器演变而来的，如尊式瓶、鼎式炉等。人们在审视这些玲珑隽秀的南宋龙泉窑青瓷时不免要发出惊叹，它们身上带着太多官窑器的影子。官窑作为一种垄断，绝对不允许民间仿制，龙泉青瓷与官窑器的相似恰好说明了它受到了官窑器的影响。虽然现在尚未找到南宋龙泉设立官窑的明确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宫廷很可能派遣了技术人员和官僚在龙泉等地监制“贡器”。
元明
或许元代统治者欣赏不了那种精致细腻的艺术，但瓷器仍然是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点缀。元代的龙泉窑依然为宫廷和贵族烧制瓷器，龙泉窑出现的八思巴文瓷器，便是一个力证。元代的龙泉窑瓷器在风格上更是焕然一新。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远销国外。
1975—1977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1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元后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此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釉层减薄，器皿釉色青中泛黄，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
而明代龙泉窑青瓷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残片中仍可看出元代器物的影子。比如其烧制工艺就延续了元后期底足包釉，用垫盘等支烧的方法。而且元代为明代龙泉官窑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尤其是一些器型硕大者，对于烧制技术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些大件瓷器的烧成可能与元代窑制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元代龙泉窑的窑型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与宋代窑制无异，只在长度上略有缩短。据目前掌握的发掘资料，北宋龙窑有长达80米以上的，元代龙窑则缩短了长度。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到了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此后，青花瓷兴起，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龙泉窑窑口纷纷倒闭，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但是，明代龙泉窑也有精品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如果将这些瓷器联系起来看，会发现有一类瓷器在形神上竟是如此的统一：直径达60多厘米的大盘，直径达40多厘米的墩碗……精美绝伦的刻花纹饰是一种华贵富丽的姿态，而刻花与釉色融为一体的效果更可谓“羚羊挂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这些都是普通的龙泉窑民窑器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对照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不禁豁然开朗，两者在造型纹饰上的不谋而合正昭示着这类龙泉窑青瓷器的正统身份。
清朝
龙泉窑窑场所剩无几，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灿烂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但是，大明处州龙泉官窑，这个被历史遗忘湮没了很久的奇迹终究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被拨开尘土，重见天日。
磁州窑的历史分期
北朝隋唐时期：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巨大的民窑体系，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中心窑场位于今河北省南部的磁县、峰峰境内。据考古调查，以观台窑为中心的漳河流域和以彭城窑为中心的雀阳河流域至今已发现有观台、冶子、艾口、申家庄、北贾璧、彭城、临水、富田等17处古窑址。唐《元和郡县志》载：“隋开皇十年……置磁州，以县西九十里有磁山，出磁石，因取为名。”可见这里制瓷历史久远，瓷土蕴藏丰富。磁州窑的烧造历史源于北朝。窑址调查表明，磁县的贾璧窑、峰峰的临水窑自北朝就开始生产瓷器，创立了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场，是磁州窑的开端。贾璧窑末见文献记载，近人著作申认为是北朝时期的青瓷窑址。1959年古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前往贾璧村调查，定为隋代。贾璧窑青瓷产品有碗、钵、壶、罐、砚、高足盘等。青瓷胎色青灰，釉色呈青褐或青绿色，器型硕大，胎体厚重，器内有明显支烧痕。瓷质分粗、细两种：粗瓷胎色青灰，颗粒较粗，多有黑色斑点，釉呈青褐色，外壁施半釉，有流釉现象;细瓷胎色灰白，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釉色青绿透明，器外壁办施半釉，轮廓清晰，制作规矩。用木柴作燃料，烧成温度在1200C左右。临水窑青瓷产品有:钵、碗、高足杯、矮足盘和高足盘。胎质细腻，釉色青黄。最突出的特点是半数以上器物口郎施用化妆土，施化妆土部分釉色黄白。柴烧，烧成温度在1170~l200度之间。磁县北齐武平六年 (公元576年)的高润墓曾出土龙柄鸡首壶、覆莲罐、烛台和罐、碗等青瓷，其中两件口部施用化妆土的青瓷碗，其型制、胎质、釉色均与临水窑出土的碗相同，应为该窑产品，据此临水窑的烧造年代可定到北齐时期。磁县境内北朝墓葬中还出土有早期青瓷，如东魏尧赵氏墓出土的7件酱褐釉瓷器，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碗、双耳瓶、细颈瓶、四系罐等，这些青瓷很可能与早期磁州窑有关。日本学者上田恭辅曾提出磁州窑始于晋，探寻更早的磁州窑窑场则有待于迸一步的考古发现。唐代，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主。古陶瓷学家叶磷趾先生在他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指出：“磁州窑晋代已有出产，唐时曾有优良之品，至宋始著名。”1975年，临水窑出土了唐代白瓷钵和碗，碗为卷唇，有的为玉璧底，有的为圈足外撇，器内有三五个艾钉痕。这些磁州窑白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较粗的灰白瓷胎上施一层细白的化妆土，再罩透明釉烧成，被称为化妆白瓷”。白化妆土是一种高铝矾土，俗称“碱土”，含铁量很低，在0.14%呢一0.5%扰之间，白度高，耐高温，不易熔融，与胎釉结合紧密，形成稳定的中间层。“化妆白瓷”的产生为宋金元时期磁州窑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的运用创造了条件。唐代磁州窑除烧白瓷外，还和当时北方其他民窑一样兼烧黑瓷、青瓷和低温三彩等，品类多而不单一。宋金元时期：在磁州窑一千多年的烧造历史中，宋金元是其繁荣期，金代达到鼎盛。《中国陶瓷史》指出：“磁州窑中观台窑最具代表性，其产品的品系、种类可以说集本系诸窑的大成。“观台窑位于太行山东麓，漳河东岸，为磁州窑中心窑场之一。它兴起于五代宋初，历宋、金、元三代，元末明初逐渐衰落。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磁土、燃料，而且地理位置优越，水源充足，运输方便，有着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新申国成立后，观台窑遗址经过1958年、1960一1962年、1987年三次考古发掘。特别是 1987年3一7月，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研所和邯郸市文保所联合对观台窑进行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历时4个月，共开探方、探沟12个，总面积480平方米，发现9座瓷窑、作坊及碾槽等重要遗迹，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2千多件，瓷片数十万片。卉挖探方分布在5个地点，基本覆盖了观台窑各个时期的地层。此次发掘地层清楚，出土丰富，根据地层关系、出土纪年物及带年号铜钱，并与其他考古材料广泛排比，将观台窑遗存分为四期七段，基本廓清了观台窑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脉络，为宋金元磁州窑器物断代及进一步综合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元末明初观台窑逐渐衰落，磁州窑制瓷中心开始转向隆阳河流域的彭城窑，经元、明、清直到现代。1999年7~9月，邯郸市文研所对彭城的盐店、大庙坡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20平方米，地层清楚，出土器物丰富。共发现3座窑炉、2座作坊、30万片瓷片。 出土有绘画生动的白地黑花龙凤大坛、鱼藻盆、带“仁和馆”等铭文的四系瓶、磁州天目器及大量黑白釉碗、盘、罐等生活日用品，为隆阳河流域彭城窑的分期提供了科学依据。彭城窑发掘资料正在进一步整理之中。
观台窑、彭城窑遗址大量出土的资料表明，从北宋开始，磁州窑在唐代“化妆白瓷”的基础上，注重瓷器的装饰艺术，粗瓷细作，广泛运用珍珠地划花、划花、剔花、三彩、釉下彩等技法装饰瓷器，刨烧出珍珠地划花、划花、蓖划花、白剔花、黑剔花、白地黑花、白地绘划镶花、白釉绿斑、白釉酱斑和模印花等装饰品种。此外磁州窑还注重学习模仿其他窑系的瓷器品种，如仿定窑、仿钧窑、仿建窑等，逐渐形成了磁州窑最典型的风格和特色。特别是北宋末到金初，磁州窑工匠成功地将中国画技法直接应用于瓷器装饰绘画上，创烧了白地黑花釉下彩。白地黑花黑白对比强烈，具有超凡的艺术魁力，它的器物造型挺拔、豪放，绘画滞洒、流畅十大气，装饰，内容生动、形象、亲切，极富情趣。装饰题材多为花鸟鱼虫、珍禽异兽、山水村野、诗词曲赋、人物故事、神仙志怪，可谓独具勉力。金代，磁州窑在战乱中生存下来，还不断增加瓷器品种，突出艺术特色，丰富装饰技法，扩大生产规模，使磁州窑的瓷器生产达到鼎盛。此时流行黑釉、绿釉、红绿彩、黄绿釉、素胎器等。装饰技法仍以划花、蓖划花最多，白地黑花达到鼎盛，还有姿白剔花、黑剔花、黑剔花刻填、绿地黑花、绿釉剔花、黑釉凸线纹、仿定窑刻花、模印花等装饰品种，模制器物和镂空技法也颇具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代红绿彩瓷器为以后元、明、清五彩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元代，磁州窑瓷器装饰品种减少，以白地黑花为主流，此时白地黑花不但装饰内容丰富，而且工艺、技法极为纯熟，登峰造极。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朝鲜新安沉船、日本及元大都出土的大量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表明，元代磁州窑瓷器已经作为商品远销海外，并开始为皇家官府烧造贡品。我国古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曾指出，磁州窑白地黑花技法的成熟和发展，直接导致了元明青花瓷的出现和发展。
明清时期：
磁州窑在经历了宋、金、元时朝最繁荣的发展阶段之后，随着漳河流域窑场的逐渐废弃，中心窑场便集中 在滏阳河流域的彭城镇。雀阳河流域临水窑始烧青瓷于北朝时躬，彭城窑与临水窑隔撵水相望，兴起于宋、金、元时期，成为磁州窑的烧造中心。所产瓷器由陆路和撵阳河水运远销华北、东北、东亚地区，其影响十分深远。
明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午八月，彰德府推官张应登在《游滏水鼓山记》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彭城镇制瓷业的繁荣景象：“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水达于京师，而居人万家，"窑工、匠人幻日千人之多”，大小窑场，《日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大明会典》也记：“明代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厂，舟运人京，纳于光标寺。明弘治十五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干九百三十六筒。”可见明清时期彭城镇设有窑场千余所，瓷业生产十分兴旺，故享 “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的美誉，还有“千里彭城，日进斗金”之说。在20世纪上半叶，彭城一带虽然屡遭战争的破坏，但瓷业生产从未断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彭城镇还保留有馒头窑440余座，其中有180余家窑场坚持日常生产，成为北方地区的一处重要瓷器产她。全国解放后，随着民族工业的振兴，磁州窑焕发了青春，己发展成为我国的十大瓷产区之一。
这一时期的磁州窑，随着时代的前进与发展，它的装饰技艺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从明代到清光绪初年，一度十分辉煌，具有“官窑”的身份，但其产品仍然以满足民间生活品的需求为主流，大量生产缸、盆、碗、罐、 瓶、坛等器，较少生产艺术品。其装饰艺术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在继承传统的白地黑花(褐彩)基础上，大量使用“落砂红”(柿红色)彩，绘画内容更多地反映了这一带的民俗风情，应该说这是磁州窑艺术所取得的创新成就。从清光绪年间到20世纪20年代，彭城先后有60多人到景德镇学习生产技艺，磁州窑受到了江西景德镇瓷器青花装饰艺术的影响。除大批生产缸、盆、碗、罐等种类繁多的生活日用青花瓷外，还生产了大量的青花装饰艺术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