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鸟的古代瓷器。
明代嘉靖皇帝（公元1522—1566年，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在位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期间曾多次爆发农民暴乱，国力衰弱。景德镇官窑开始施行“官搭民烧”制度，由于民窑“钦限”器的烧造促进了制瓷技术进步，缩小了官窑器和民窑器之间的差别，嘉靖民窑精瓷已与官窑器之间无明显差别。 明朝历代皇帝都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太祖朱元璋与永乐皇帝朱棣以及之后的正统、成化、弘治、正德等皇帝都有不同程度的尊道，但嘉靖帝尊道在明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嘉靖 青花朵花纹象耳瓶
嘉靖一生尊道教、敬鬼神，这一时期在瓷器制作方面，也深受道教文化影响。据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嘉靖朝对景德镇瓷器派烧额达60万件，加上弘治以来烧造未完的30余万件，45年间，景德镇官窑烧造瓷器总计达100万件。在如此大量的瓷器中，具有道教色彩的瓷器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明史·食货志》记载：“三十七年（1558年）遣官之江西，造内殿醮坛瓷器三万”。可想而知，嘉靖瓷器的道教色彩何其浓重。在官窑影响下，嘉靖一朝民窑瓷器的道教色彩也十分鲜明。
明嘉靖 青花八仙葫芦瓶
明嘉靖 青花八仙云鹤纹葫芦瓶
葫芦自古就是一种极方便的盛器，它和青袍、宝剑同是道士的必备之物。道士们神奇的丹药是用葫芦来装的，而神仙故事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则是葫芦形的。明初对持有度牒的道士的人数控制较严，到了嘉靖年间，由于皇帝崇道，全国道士人数剧增，道士用器自然增多。嘉靖一朝官窑、民窑瓷制葫芦瓶不仅数量多，而且瓶体庞大，式样丰富，除普通形状外，还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等形状。不仅如此，嘉靖葫芦瓶大多数还都绘有八仙、八卦、云鹤、灵芝、仙桃、万年松等道教纹饰。
明嘉靖 五彩海水龙纹盘taOci52.COm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嘉靖五彩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五彩有红、绿、黄、紫、孔雀蓝等，多彩交织，华丽夺目。广义上嘉靖五彩亦有二彩、三彩之属，五彩只是形容色彩之多。此外还有另一种五彩即青花五彩，其特点是青花作为釉下蓝彩使用。嘉靖时五彩器盛行，一方面由于嘉靖五彩是由宣德五彩、成化斗彩等的施釉技术一路发展而来，另一方面与道教的盛行有关。宫中每次设坛斋醮，坛内都要悬挂许多五色旗。嘉靖官窑五彩器如此之多，当与嘉靖本人深信五彩辟邪有关。 辨别嘉靖五彩除器形特点外，其彩料发色也很重要。嘉靖朝红彩偏灰无鲜艳感，绿彩偏淡无翠绿光泽感。黄彩为皇家专用，民窑多以红、绿彩为主。
明嘉靖 矾红描金孔雀化石纹执壶
明代在瓷器上进行描金装饰最盛行的是嘉靖朝，多见的有矾红描金、蓝釉描金、绿釉描金、黄地描金、紫金地描金等，器物有炉、扁形鸡心执壶、盘、碗、高足碗、六角形葫芦瓶等。嘉靖朝描金器的盛行，与嘉靖崇道关系密切，因为在斋醮时要使用大量描金器。 在道教语言里，“金”字的使用频率很高。玉帝用“金旨”“金牌”，道士们炼“金丹”，甚至“化石为金”“点铁为金”等。嘉靖崇道，斋醮频繁，每次都是礼仪复杂，配器繁多。除了道士们参与外，嘉靖还常亲自扶乩、上祭。道士们不遗余力地夸大金器的作用，说“饮金长生”，说在斋醮时用金器盛食物，可招来神仙下凡等等。但黄金毕竟珍稀，因此，嘉靖时期，宫廷日用器、陈设器，特别是斋醮时用的香炉、葫芦瓶、执壶、碗、盘等多见描金瓷器就不奇怪了。
明嘉靖 青花仙人捧寿纹梅瓶
明嘉靖 青花群仙祝寿图盖罐
嘉靖瓷器上具有典型道教色彩的纹饰繁复多样，几乎涵盖了代表道教文化的所有有形的载体和无形的理念。如人物纹有八仙过海、八仙炼丹、八仙捧寿，植物纹有灵芝、仙桃、万年松，动物纹有云鹤、白鹿、飞马、麒麟、三羊（开泰），此外还有暗八仙、祥云、八卦、寿山福海、仙槎等等。 总之，嘉靖一朝的瓷器除了一般的云龙纹、鱼藻纹、花果纹、婴戏纹瓷器外，便是道教色彩鲜明的瓷器了。了解这些背景，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嘉靖一朝瓷器的鉴赏。
延伸阅读
瓷器与宗教—道教（二）
道教是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它源于古代的巫术，最早的说法当是老子青牛出关，留下《道德经》；后由东汉张道陵倡导于鹤鸣山。
道教历来为皇家推崇，许多皇帝也信仰之，如宋徽宗自命为道君。至元一代，丘处机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所重视，封为护国真人，使得道教盛行一时。明王朝利用宗教为封建统治服务，还在创业的时候，朱元璋利用道人周颠和铁冠王子来为他编造神话，进行宣传。有明一代，尊崇道教，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及赐爵封官者为数甚众，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清时期，道教的宗教观念及修持方术渗入人间，与民间传统信仰，混融为一，尤其是道教的多神崇拜，对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及经济，文化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成为人们生活的风俗的重要内容。
道教的宗教观念，神仙传说，内丹修炼等内容被广泛的应用到青花瓷器的文饰上，大大丰富了青花瓷器的装饰内容。明嘉靖皇帝最信道教被称为道教皇帝，其实道教的社会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嘉靖青花瓷器道教色彩浓厚，器型流行葫芦瓶，有八棱，四方，六角，上圆下方等器型！文饰总的风格是追求长寿，长生不老的道教意识增多，常见的八仙人物，八卦，八吉祥，灵芝，云鹤，松竹梅以及用花枝，树枝组成的福，寿字。八仙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八位神仙，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曹国舅，韩湘子，有的八仙图案只画八仙所持的葫芦，扇子，鱼鼓，横笛，宝剑，阴阳板等八种宝器，称为“暗八仙”。八仙图也是清代景德镇瓷器的常用文饰。
嘉靖、隆庆时期瓷器的鉴定
1、嘉靖胎质不及前朝，器型多种多样，有方形、棱形的造型。
2、琢器胎体厚重，接痕显露。圆器多有随底心下凹和塌陷。
3、一般器物釉面粗糙不平，官窑及民窑小件器物则细润肥厚。往往见釉下的青花轮廊线有模糊不清及晕散的现象。
4、青花用回青料，有时加入石青，其色调呈特殊的紫兰，青金兰色，同时也有发浅淡黑灰色。
5、青花及白釉器物，常于口部涂刷酱黄釉，形成黄口之特征。
6、纹饰线条虽纤细清丽，画风多写意却显得粗率，画面多见道教色彩及吉祥祈福内容。
7、器底施釉，多为亮青釉。
8、圆器圈足多向内收敛，甚至有的可用手指挂起来。玲珑薄胎器皿一般为滚圆矮浅窄小的圆足。
9、款识字体，笔划较粗，均为楷书体。一般多于底足书写六字双行、带有双圈。“大”字的一抛一捺较平，“靖”字立部往上，“年”字一抛挨上点，“制”字衣横少越刀。
10、隆庆时青花色调兰中泛紫，浓重艳丽。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青花中，以隆庆时青花呈色最佳。这点可作鉴定判别隆庆青花器的主要依据。
11、款识多写“大明隆庆年造”，极少写“制”字。隆庆时器物传世不多。
长沙窑瓷器中的道教文化因素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唐皇室为了提高自己的门第，显赫自己的高贵出身，尊老子李耳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武宗一生醉心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唐僖宗时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其间涌现了不少具有社会影响和有学问的道士，如成玄英、张氲、李荣、司马承祯、杜光庭、吕洞宾等，他们在道教史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由于唐皇室对道教的推崇和偏袒扶持，使得道教一度呈现十分兴隆的景象。
唐代湖南地区的道教活动频繁，宫观建设兴盛，信众众多。如唐太宗于贞观二年（628），为南岳衡岳观亲书观额。唐高宗于弘道元年（683），令著名道士叶法善来南岳封岳，轰动一时。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令道士孙智凉于南岳紫盖仙洞投金简告文，以求长生不老。并于天宝十二年（753）令高力士亲自监制4000斤铜钟一口，赐南岳九真观。唐武宗于会昌元年（841），昭封衡山道士刘元靖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广成先生。这一时期湖南地区还兴建了许多的宫观，远近闻名的如南岳大庙、郴州苏仙观、湘西道德观、衡山黄庭观、岳阳大云山祖师殿等等。
唐代道教文化无论是在士大夫阶层还是民间，都进行了广泛的传播。长沙窑作为当时的代表性民窑，不可避免受到了道教文化因素深刻的影响。从出土的瓷器来看，道教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图案、器型和功用、诗歌等方面。
在长沙窑瓷器图案纹饰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鹿、鹤、龟、龙、凤等。鹿的图案在长沙窑瓷器上非常常见。如青釉褐绿彩奔鹿纹壶，该件所绘之鹿为奔鹿，形象生动，线条流畅，动态活泼，充满生活气息。鹿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之兽，早在马王堆汉墓的漆棺上，就绘有仙人骑鹿的图案。在道教中，鹿是仙人的坐骑，是得道升仙的理想工具。正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所写：“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时余采菖蒲，忽见嵩之阳……”据道教著作《太平广记》记载，孝子吴猛最后得道成仙，升天而去，乘的就是白鹿宝车。在长沙窑瓷器中，所绘之鹿或奔或行，动态简练，种类繁多。
在长沙窑瓷器纹饰中，鹤也是比较常见的图案之一。鹤的形象亦多种多样，或驻足闲憩，或漫步水边，或昂首飞翔，神态各异，形态生动。如青釉褐绿彩鹤纹壶，该件所绘之鹤漫步水草之中，神态怡然自得。在道教中，鹤也是长寿的象征，修道之人修成正果被称为驾鹤西归。在《诗经 ·小雅》就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淮南子》则言：“鹤寿千年，以极其游”。在成仙思想的刺激下，道士向往的是三天仙境，他们穿羽衣、戴羽冠，将自己看作是能够进入仙境的羽士。如盛唐诗人王昌龄在《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一诗中写道：“斋心问《易》太阳宫，八卦真形一气中。仙老言余鹤飞去，玉清坛上雨蒙蒙。”唐代诗人张说也写过一首《寄天台司马道士》的诗：“……朱阙青霞断，瑶堂紫月闲。何时枉飞鹤，笙吹接人间。”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唐代长沙窑瓷器上的仙鹤为道教艺术的呈现，与长寿升仙神话密切相关。
在楚人的心目中，鹤似乎一直与升仙有关。早在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战国《人物御龙图》中，就有仙鹤的图像出现。如《楚辞》有记载：“蓍蔡兮踊跃，孔鹤兮回翔”。而《楚辞》刘向《九叹·远游》中则言：“周浏览于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驰。征九神于回极兮， 建虹采以招指。驾鸾凤以上游兮，从玄鹤与鹪明。孔鸟飞而送迎兮，腾群鹤于瑶光。”在《九叹·忧苦》追思屈原之辞中亦描叙：“听玄鹤之晨鸣兮，于高冈之峨峨。 独愤积而哀娱兮，翔江洲而安歌。 三鸟飞以自南兮，览其志而欲北。 原寄言于三鸟兮，去飘疾而不可得。”这些似乎都与升仙神话密切相关。
从器型和功用方面来说，在长沙窑瓷器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葫芦瓶、龟形器、独角兽等。
在中国道教活动中，葫芦与灵药关系密切，为道教仙人最具特征的伴物之一。在道家看来，葫芦具有攘死镇物的意义。道士随身携带葫芦盛以“仙丹妙药”，并以此作为法器。古人常有“葫芦里装着什么药”的问语，其意蕴朦胧、耐人寻味，体现了葫芦在古人心目中的神秘性。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长沙窑瓷器中，葫芦瓶有多件。如绿釉葫芦形小瓶，小巧精致，其用途为盛放“丹药”。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在道教典籍中，葫芦被视为一个小宇宙，被诗人们幻想为浑成而自足的仙境。正如其他众多事物一样，葫芦本身也有阴阳之分，其表为阳，其里为阴。如晚唐诗人李商隐描写的壶中仙境：“紫府丹成化鹤群，青松手植变龙文。壶中别有仙家日，岭上犹多隐士云。”句中一个“别”字，把人们带进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神秘世界。此葫芦瓶不仅象征着仙境，也见证了当时道士服“仙丹”，求长生不老风气的盛行。
在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有许多玩具为龟形器，另外还有不少龟形烛台、水注、镇纸等。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绿釉八“王”瓷龟，小巧玲珑，精致可爱。龟是道教供奉的神兽，它是长寿、祥瑞的象征。在道教神话中，很多仙人的坐骑就是神龟。道教经典《抱朴子·论仙》载︰“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寿焉。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而马王堆一号汉墓和三号汉墓的T形帛画中，都有龟的形象出现。有专家认为神龟的形象为四神中的玄武，是我国古代所崇奉的北方之神。如唐孔颖达注疏 《曲礼》 说 ：“玄武，龟也。”李贤《后汉书》注 ：“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在道教图腾崇拜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道教将龟推崇为水神或北极大帝，使它主宰与人生关系极大的雨水旱涝，甚至可以调遣兴云布雨的四海龙王。唐代在继承历代崇龟遗风的基础上，把龟的崇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诗歌方面来说，长沙窑瓷器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两种。一是道人诗，即道士自己创作，描写归隐、入道、成仙等思想感情的诗歌；二是诗歌内容反映道教活动与神仙题材，还有楚原始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相关的诗歌，它不一定是道士所作。
道人诗在长沙窑瓷器中较少，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釉诗词壶。该件壶诗文爽口，书道遒劲。在腹部题写诗文一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诗为《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二张氲《醉吟三首》之一。张氲（654—745），一名蕴，字藏真，号洪崖子，晋州神山（今山西浮山）人。曾隐洞中15年，熟读仙书秘典、九经百氏，著《老子》、《周易》、《三礼》等，又著有《高士传》、《神仙记》、《大周易言》等，皆未行世。张氲历游名山，善金丹，精于易形炼化之术。该诗反映了张氲归隐入道之后回到大自然中，以花为友、以鸟为伴，自由自在的隐者情怀。唐代道人诗出现了繁荣景象，从著名道士到一般道士，有不少人投身于诗歌创作行列。除张氲外，著名道士如叶法善、张果等都有作品行世。
又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釉褐彩“欲到求仙所”瓷壶，壶身上用褐彩写有“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舟上坐，合眼见如来”诗文一首。诗中王母娘娘，即天下道教全真道祖师。王母娘娘在汉代时成为重要的汉族民间信仰，西王母信仰中包含的长生不老理念与道教对长生的追求是一致的。在上古时代的汉族神话传说中，王母的全称即为西王母，东汉末年，道教兴起，把作为上古先祖神祇的西王母纳入道教神话体系，并且逐渐演变为高贵的女神。在许多中国古代著作中，西王母开始成为天上的一位帝王、人类幸福和长寿之神。西王母的仙桃又称为“蟠桃”，种植于昆仑仙山上的蟠桃园里，传说三千年才结一次果实，拥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
总的来说，长沙窑瓷器中的道教艺术因素是以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通过概括简练的绘画、娴熟流畅的书法、通俗易懂的诗歌、朴实大方的造型等多种方式予以呈现。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湖南民俗风情和民间艺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长沙窑作为该时期的民窑代表，其艺术创作在许多方面必然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是唐代道教发展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