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汉代陶器，在继承前代制陶工艺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无论从生产规模、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前代。在诸多的陶器品种中，彩绘陶最为著名。
汉代的彩绘陶器，是在战国彩绘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陕西关中等地汉墓中均有大量的彩绘陶出土。在咸阳杨家湾汉墓中，与彩绘兵马俑同时出土的100余件陶器，绝大多数为彩绘陶。器物内涂朱红，外施彩纹，彩纹以天蓝、白、豆绿、葡萄紫、土黄、石青等色描绘在深赭色陶衣上，其纹饰主要有简化的蟠螭纹、变形回纹、三角纹和涡纹，纹饰的构图依据器物的形状而变化。如茧形壶，是依据壶呈茧形的特点，围绕两个球面，以螭纹组成两组相对应的纹饰相互缠绕弯曲，显得非常古朴雅致。它是汉代典型的器物之一。
除茧形壶外，彩绘陶的器型还有鼎、盘、盒等，其中以壶类数量最多，纹饰亦最精美。壶的造型是汉代典型的高颈、鼓腹、高圈足，胎体烧成后，先在器表涂抹白色或黄色陶衣，再以红、黑、紫、黄等色绘制花纹图案。如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彩绘壶，彩绘从壶颈直至中腹，以宽黑色弦纹分隔成若干区间，主题纹饰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流云等，并以三角、锯齿、菱纹、云气、斜方格、漩涡等几何纹上下衬托，整个纹饰达九组之多，画面形象生动，色彩艳丽，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
汉代彩绘陶，从器型到纹饰，无不凝重精雅，规整豪放，纹饰构图严谨，线条刚劲流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www.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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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铅釉陶
铅釉是在釉中加入铅，以铅的化合物作基本助熔剂，在700℃左右开始熔融。铅釉釉层清澈透明，表面平整光滑，其着色剂是铜与铁，在氧化气氛中烧制呈现出绿、黄、黑、褐等色。其中绿色釉较常见，有深绿、浅绿、翠绿、黄绿等，颜色鲜艳，光彩照人。
汉代的铅釉陶首先发现于陕西关中地区汉武帝时期的墓葬中，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釉陶，黄河流域及湘江、赣江以北地区的汉墓中均有铅釉陶出土。这些铅釉陶全系殉葬品，器型有鼎、盒、灶、作坊、楼阁、奁等。这些器物胎体呈砖红色或较砖红色略深，可能是由于氧化铁的含量较高。胎质疏松，有的含有杂质，加上烧结温度低，吸水性强，实用性较差，这就导致了汉代铅釉陶虽然发展普遍，但多数器物却用于陪葬。在这些陪葬的器物中，博山奁最为特殊，这种奁盖为博山形，间饰动物纹饰，有朱雀、龙、羊、虎等，奁身呈筒状，直口，三个兽足，奁身有虎、鹿、熊、朱雀、山峰、祥云等纹饰，两侧带有铺首衔环。这种器物造型与纹饰在汉代非常流行。两汉时期，道教主宰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渴望求仙得道，长生不老。博山在人们心目中象征着蓬莱岛上的仙山，鹤、虎、龙、朱雀等都是幻想中仙界的动物，以此来装饰器物，既表达出人们丰富的想像力，又具有浓厚的艺术性。
如果仔细观察，某些铅釉器物的表面，有一层银白色的光泽，我们称之为“银釉”。它的形成是由于铅釉陶在地下长期埋葬的过程中，釉中的某些物质被水和碳酸气腐蚀分解而出现的层状沉积物。这种银釉有的呈明显鳞片状，有的则呈有珍珠光泽的粉末状。当器物受腐蚀严重时，器表釉层往往被银釉代替，有的深及陶胎。
现在铅釉陶的赝品时常出现，与真品相比，其胎质过细，有的呈粉红色或黄色，有的以砖红色涂料涂抹于胎体上，用水一擦，色彩即脱落。某些赝品器表的银釉，是以涂抹盐酸的
方法而成，在放大镜下观察与真正的银釉结构完全不同。
汉代铅釉技术的发明，不仅为唐三彩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也为釉上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代砖
汉代时，砖的种类和纹饰更加丰富，其颜色有青灰、褐色等，形状有长方形、楔形，江西于都汉墓还出土有斧形砖、子母口砖等。砖的纹饰有菱纹、水波纹、叶脉纹、变形云雷纹、绚纹、回形纹、同心圆纹、钱纹等各种几何纹，还有的砖带有吉祥语，如“富"、“贵"、“宜子孙"等。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出土的砖面上有押捺的手印和刻画的屋形图案，可能是工人当时在制坯时随意刻画的。
从西汉中期开始，画像石与画像砖日益兴盛。画像砖有空心砖和实心砖，多用于墓室门的立柱、门楣、门扉及墓室墙壁上。砖面上模印各种图像，内容有双龙穿璧，及泅水捞鼎、二桃杀三士、狗咬赵盾、后羿射日、西王母、车王公等历史故事；反映现实生活的有车骑出行和舞乐百戏(包括唱歌跳舞、戏车表演等)。还有执戟盾的门吏及龙虎、马牛等各种动物。这些图案画面生动活泼，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强烈地表现出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画像砖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技法上有高浮雕、浅浮雕、阳线刻及阴刻施阳线条等；在图案表现上有一砖一模或在一块砖上以小印模一模一图模印出不同的内容等。
中国古建筑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而砖瓦在建筑上的运用，对建筑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由于经过烧制的砖具有强度高、耐磨、耐水浸等特性，因此它最早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古代建筑的防水及易于磨损的部位。到汉代，砖不但在建筑等方面被运用，还在地下墓葬广泛运用，且砖本身的装饰性和艺术性逐渐增强，汉画像砖、画像石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装饰技艺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唐彩绘俑
除唐三彩外，唐代明器中还有大量的彩绘俑，大多以合模翻制，再经过精心修饰入窑烧造。同唐三彩一样，彩绘俑的风格样式随时间不同而略有变化。以女俑为例，初唐时期，女
俑形象与隋俑相似，面部丰满、身材适中。盛唐时期，女俑娥眉秀目、体态丰腴。到了晚唐，女俑形象又与初唐相似。此外，女扮男装，骑马着胡服，戴帷帽，遮面纱等形象的彩绘俑，在中晚唐墓中经常出现。
戏弄俑(戏剧俑)是唐俑中新出现的造型，在中原和西北边陲等地均有发现，其中官宦形象的戏俑较为罕见。
在新疆吐鲁番等干燥地区的唐墓中，出有一种陶木绢衣俑，俑头泥塑，下装木身，外披绢类衣饰，人物面部表情生动逼真。还有一种不经入窑烧造而以手工捏制的泥俑，这种俑仅见于吐鲁番等地。此外一些游戏性俑类，如二人扮演的“弄参军"、“踏谣娘"、“狮子舞"及杂耍等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陶俑，也多见于新疆吐鲁番地区。
在河北、河南等地的唐墓中，出有一些题名彩绘俑，在俑的背后或其他部位书有名字，如“力士"、“执砚”、“从命"等，这些俑大都面部丰腴，身材修长，这种题名俑唐以前几乎不见。
简介汉代釉陶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生产的表面施釉的陶器，又称铅釉陶。以普通粘土为胎，胎多呈砖红色，釉色为浓厚的棕黄色或深绿色，也有浅线、赭色、酱褐色。棕黄色釉出现较早，绿釉出现较晚。大多数施单色釉，个别施复色釉。烧成温度为800℃左右，汉代釉陶最早发现于陕西关中地区西汉墓中。东汉时釉陶流行范围扩大，西起甘肃，东至山东，北到长城地区、南达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大量考古资料证明釉陶只见于墓葬中，说明是作为冥器而随葬的。其主要器形有鼎、钟、壶、盘等仿铜器，也有人与鸡、狗等动物的形象，还有大量的仓、井、灶、水碓、磨、作坊、楼阁、池塘、碉楼等模型。其中大型楼阁有5层，高1.05米。汉代釉陶的制法有轮制、范制、手捏等。壶、钟等规整器形采用轮制成型；楼阁等结构复杂者多作范制，然后通过粘接成型，类似鸡、狗等小型塑像均用手捏成型，釉陶因为作为冥器随葬，所以制作工艺较粗糙，只求轮廓，不注重细部刻画。纹饰主要有弦纹、水波纹、植物树木纹、变形云纹及人物舞蹈和龙、虎、猴、熊、鸟等动物纹，形象活泼，线条流畅。釉陶能在低温下烧成，主要原因是釉中含有大量的铅，因铅有化合物在700℃时可以熔融。釉陶的着色剂为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中铜能使釉呈翠绿色，铁则呈现黄褐色和棕红色。又由于铅釉的折射指数比较高，高温下粘度小，流动性大，熔融性强，因此釉层中无气泡或其他残存结晶体，使釉色清澈透明，富于装饰性，釉陶是低温烧成、其胎不能烧结，故胎与釉结合不紧密，胎质疏松、釉层经摩擦或遇潮易剥落或变质。如铜绿釉在潮湿的墓中釉面受到溶蚀，溶蚀的沉积物浮于燠表，经长时间一层层积累变厚。因光线的干涉作用会产生银色光泽，被称为“银釉”，可用刀片轻轻刮掉而无损于釉质。低温釉陶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项重要成果。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釉陶工艺，在铅釉中加入适量的钴或锰，使釉色变蓝或变紫，形成三彩釉，更加丰富发陶瓷的装饰手段。
彩绘陶俑如何修复
中国唐三彩是中国陶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而中国古代彩陶陶俑真实承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对研究古代的舆服制度、军阵排布、生活方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皆有重要的意义。1973年3月，考古发掘的秦始皇唐三彩兵马俑陪葬坑以其巨大的规模，威武的场面和高超的科学、艺术水平，令世人惊叹不已。为研究秦代军事、文化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它的发掘被誉为“二十世纪考古史上伟大的发现之一”。
兵马俑坑全景
一、病害及其分析
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内约有真人真马般大小的陶质兵马俑近八千件。考古资料表明，坑内所有的兵马俑原来都是通体彩绘的。但由于彩绘是以大漆为底，其颜料调和剂及大漆底层均已老化，对失水非常敏感。出土后，环境变化使得漆层失水，引起漆层剧烈收缩、锡裂、起翘、卷曲，造成彩绘脱离陶瓷外体。
颜料层的开裂
土层盐析现象
颜料层霉斑
颜料层的起鼓开裂
颜料层剥落
二、研究与保护
通过细致观察，运用激光全息摄像仪器测试，彩绘材料分析等项研究，揭示了彩绘损坏机理。研究表明稳定生漆层是秦俑彩绘保护的关键。
三、保护实例
保护方法包含加固和防止皱缩两个方面，采用具有抗皱缩作用的材料置换生漆层中的水分,目前是防止生漆层皱缩的最科学和安全的方法。
现场保护加固
保护后的彩绘绿面俑
汉代陶器的种类特点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生产的陶器。制陶手工业在汉代得到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泥料的选择和配制越发精细，无论是泥质陶还是夹砂陶，无论是饮食器具还是储藏类巨型用具，都比较精细，成型规整、实用。器物上或刻或划，或施彩或上釉，装饰相当美观，以后历史时代的日用陶器很少能与汉代相比的。汉代日常用陶大多数是灰陶，在烧窑后期，还原气氛控制比较好，灰色浅淡而均匀，质地坚实耐用。此外还有红陶和黑陶，黑陶烧成温度较低，属于软陶，各类日常用具为硬质陶，软陶虽然制作精致，装饰讲究，但不实用，往往作为陪葬的冥器。汉代地域辽阔，各个地区工艺传统、生活习俗和原料质地的差异，造成了器物种类、造型结构和装饰风格的诸多不同。例如，关中地区经济最发达，文化教育水平最高，消费层次也最高，因此陶器质地精良，日用陶器有豆、盆、碗、钟、筒杯、勺、盘、缸、甄、釜、小壶、茧形壶、扁壶、钵、罐等。此地区礼仪制度最完备，盟器种类也较多，包括仿青铜鼎、彝等庄重器形，体现财富的陶仓、陶囤及表现六畜兴旺的各种家禽动物形象。装饰陶器的花纹多为变形回纹、三角纹、涡纹、龙纹、虎豹纹等。洛阳以东的关东地区，制陶业也很发达。人们的日常用陶以灰陶为主，器形有罐、壶、尊、洗、瓮、盘、碗、勺、筒杯、甑、釜等。为适应当时厚葬的需要，一些质地较软的器物如盒、盘、案、杯、鸡、狗、猪、羊、住宅、圈舍模型大量生产，并逐渐成组出现，时代变化明显，为汉代陶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陶器装饰华丽，有弦纹、刻划的三角纹、连环纹、齿纹和用模范印制的动物纹、拍印的绳纹以及彩绘等。湖南长沙等南方地区陶瓷生产也很发达，实用器皿有壶、罐、碗、钫、、盒、盆、釜、甑、长方炉、博山炉等，质地坚硬、厚重。盒类器物生产很多，规格大中小各种型号均有，陶壶大多无盖，陶鼎的三足做成矮而壮的兽蹄型。随葬冥器有灶、仓、井、房舍、猪圈模型。装饰色彩很鲜艳，图案复杂而生动。汉代南海郡管辖的广东地区，除生产上述地区一些实用器形，还有一些富有明显地方特色的产品如瓮、双耳罐、提筒、四联罐、五联罐、、小、壶、匏壶、温壶、钫、盒、敦、小盒、三足盒、三足罐、三足、四联盒、碗、盆、甑、釜、豆、鼎、三足格盒等。生活用具中灰白色的印纹硬陶占多数，容器坚硬、灵巧，很适用。印纹硬陶炊器只有鼎、釜、甑3种，讲究装饰，仅几何形纹饰就有70余种。还有弦纹、绦纹、镂孔、篦纹，以及刻划和戳印的文字记号。作为冥器的泥质陶器上多施彩绘。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边陲地区，制陶手工业也相当发达，许多器物品种与北方中原地区相似，如圜底釜、侈口束颈罐、鼓腹壶等，质量不逊于北方。质地比较疏松，形体高大的舞蹈俑、说书俑、抚琴俑、庖厨俑、待立俑和各类家畜家禽陶塑，有的自然写实，有的简练夸张；有群体，也有个体，造型都很生动。这类制品是西南地区所特有的。
汉代陶瓷艺术风格
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出现虽然晚于日用陶器，但是，从雕塑艺术发展史来看，它乃是中国古代雕塑的前驱。
陶塑艺术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一直至唐代，不仅佳作连年问世，而且高峰迭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石器时代直至汉唐的陶塑艺术，代表着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主流。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已颇具艺术魅力。夏商时代的陶塑艺术又有了显著的进步，以极其简练的手法，出色地塑造出日用陶器的造型。进入战国时期以后，由于厚葬风气的盛行，陶塑的主要用途便发生了变化，它从欣赏品衍变为随葬的冥器，它的品种随之不断扩大，制作方法日趋丰富。因此，在战国、秦汉乃至于唐代，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陶俑。陶俑是代替活人或动物殉葬的一种冥器。秦代陶塑突显活泼、开朗、写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秦始皇陵出土的7000兵马俑，个个如实塑制，充分显示出秦代陶塑高超的雕塑技艺。秦始皇陵兵马俑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形象之逼真，史无前例，开创了我国雕塑史上纪念性大型群塑的先河。
汉代时期的陶塑艺术，在我国陶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汉代前期，陶塑艺术明显继承了秦代陶塑艺术风格，形体比较高大，注重细节雕画的质朴，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明快洗练的写实风格。在题材上，就地下出土的陶俑所见，多为军阵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的时代特点。西汉中后期，反映追求生活享乐的各种陶塑在墓葬中普遍发现。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注重体现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东汉陶塑艺术，较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陶塑的题材更加广泛。正因为汉代陶塑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所以它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及阶级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汉代陶塑简朴豪放的造型，不仅开拓了作品内在的容量和其外的蕴义，而且作品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力量和蓬勃旺盛的生机。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刘彻以其雄才大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措施，改革制度，巩固和发展了秦始皇创立的统一事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奠定了后世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基础。伴随着国家的统一，此时期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各民族之间亦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汉代陶塑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正是与空前统一而稳定的政治局面及经济高潮相辉映的，它是气魄宏伟、风光壮丽的汉代文化高潮的一种具象反映。
汉代人物的陶塑，不求形体的逼真和细节的雕琢，而是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神韵，倾力于动势的追求，通过大轮廓古拙简朴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再现人物的内在神韵和非凡才华。汉代动物的雕塑，也体现了这种寓巧于拙的简朴浑厚的艺术风格。汉代动物陶塑种类之全，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也是罕见的。汉代陶塑模制现实生活中的建筑设施的式样之全、构造之细，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它们都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建筑物的风貌。生活用具井、灶、灯、炉和交通工具牛车、马车和船舶等陶塑，无一不是如实模制。
汉代陶塑制作在器质、品种、产量、装饰技法等方面都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就器质而言，有灰陶、硬陶、铅釉陶等，就品种而言，仅湖南资兴东汉墓就出土了59类不同的器皿，每一类器皿又有多种不同的式样；就装饰手法而言，有印纹、划纹、堆纹、暗纹、彩绘、浮雕、镂空等等；就生产规模而言，仅汉代长安附近，就有官办瓦窑数千处；就生产数量而言，洛阳烧沟汉墓，就出土陶器4713件。特别是东汉后期，瓷器的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更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一切，为汉代陶塑工艺的发展与繁荣，准备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另外，汉代厚葬的社会风尚也是促成汉代陶塑工艺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由于执政者的提倡，厚葬之风泛滥。东汉还专门设置了负责冥器制造的官方机构，同时规定了社会各阶层葬仪所用陶质冥器的规格。汉代的厚葬之风，虽然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浪费，但从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汉代陶塑的发展。
汉代陶塑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风行的美学思潮有关。汉代思想家认为“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人应该到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去寻求美、占有美。这种美学思潮，不仅突出地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汉代统治阶级力求占有和支配广大外部世界的热切渴望、坚毅信心和强大力量，而且使得包括陶塑在内的整个汉代艺术都注目于广阔的现实世界。因而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为汉代艺术家所关注、所表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汉代美学家蔑视“雕纤之文”，推崇一种博大崇高之美，用汉代思想家刘安的话讲就是“画者，谨毛而失貌”。只有抓住对象的本质特征，作粗轮廓勾划，才能体现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表现作者对客观生活的审美评价。这就是包括陶塑在内的汉代艺术，处处呈现出一种雄浑豪放气势的根本原因之一。
汉代陶塑既是中国古代陶器工艺发展的结晶，又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大气磅礴的汉代文化的产物。汉代陶塑由于扎根于现实主义土壤之中，注重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在艺术风格上追求简朴古拙、雄浑豪放而又充满活力的艺术格调，使得它不仅在陶器工艺发展的长河中，而且在中国整个艺术发展的洪流中，都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它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他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塑不愧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唐彩绘仕女陶俑的修复
唐代彩绘陶俑是盛唐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陶俑的艺术高峰。大致出现在唐中后期，产出地以陕西西安和河南洛阳为多。此尊唐代彩绘陶仕女俑收藏品，原物高36厘米，底座长19厘米、宽14厘米。现发髻残缺处长2厘米、宽1厘米，左耳残缺处长宽各1厘米，底座残缺处长9厘米、宽7厘米，且全身破碎。曾经黏接，但身首相离，浑身斑驳，接缝处错位严重，摇摆不稳。
彩陶修复前
修复过程：
一、拆卸拆卸时用电吹风将原黏接处的黏合剂加热软化，逐块拆卸。拆卸后的俑身被分成大小不等的15块碎块，再将拼接处的黏合剂逐个轻轻地清除干净。
二、清洗方法是：用软质毛刷刷去浮土，再用棉花或羊毫笔蘸少量乙醇敷在不易清除的土锈上，使其软化，然后用富有弹性的牛角刀剔净。凡火候低、质地粗松或风化严重的陶瓷都应采用这种方法清洗。对一些质地紧密、火候较高的陶瓷可直接浸入水中刷洗，但在清洗时要注意时间和方法，用木质或者动物骨质作为清洗工具。
三、拼接为防止拼接后上下错位，影响修复质量，拼接时采用先局部后整体的方法，即头部、俑身、腿足３个部分先黏接，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然后再上下整体黏合。
四、补缺黏接后的俑身、耳、颈、足等多处有残缺，形象尚不完整，必须进行补缺。补缺时先将一块颜色、质地与原器相似的旧陶片打磨成粉状，再用泡力水加乙醇调匀，做成需补缺部位的形状，黏接在缺损处。待其完全干固后，再用金属刀修整，然后用木砂纸由粗而细地进行打磨，最后用金相砂皮精修。
五、上色有的陶俑身上有彩绘颜色，如著名的唐三彩；必要时根据情况仔细调色，适当涂绘。
彩陶修复后
瑞典王国与中国彩绘瓷器
在200多年以前，北欧的瑞典王国有个地位显赫的贵族，他酷爱中国的彩绘瓷器，因此不惜重金派遣专人万里迢迢到中国来定制瓷器。他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地位，严格地按照贵族等级的标准预先绘制了成套的图案，要求中国工匠必须依照他的图案烧制彩绘瓷器。
他派遣的人乘帆船在海上漂泊了好几个月才到达中国，不幸的是携带的制瓷图案被海水浸湿了，周围渗出一圈淡淡的水痕。
中国工匠接到图案后，发现了上面的水痕，但由于无法核实这水痕是否是作者的本意，只好忠实原作，把水痕也当作图案的组成部分烧制在瓷器上。
这位贵族收到成品后，起初有些不高兴。他认真地拿成品跟原稿核对，才惊奇地发现瓷器上水痕的成因，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陶瓷制造者的技艺高超绝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这件由于误会造成的瓷器成了极为绝妙的珍品，如今它已经成为瑞典无价的国宝，也是中瑞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