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官窑。
继元代青花瓷在古玩艺术品拍卖市场创出天价后，始烧于同一朝代却与青花风格截然不同的“枢府瓷”也日渐受到收藏界关注。
枢府瓷”色白微青，存世量极为稀少，不说拥有一件，就是能够近距离观赏一下，与其零距离接触一回都要随缘。收藏界更有着“收十件明代、清代官窑瓷器易，找一件枢府瓷难”的说法。
要说“枢府”是枢密院的简称。而枢密院，则是元代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直属机构，主管军事于外交。小小瓷器何以用枢密院命名，说法纷繁，这也为枢府瓷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坊间一般认为元代的开国皇帝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的众多继位者也都粗狂彪悍，尚武善骑射，对瓷器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而没设官窑，也谈不上元代有官窑瓷器。显然，这样的结论过于武断。因为成吉思汗的后人、皇位继承者不仅关注瓷器的生产，且确有官方的瓷场（至少是官搭民烧）。要说统治者倘若不予以重视，元青花是不可能出现的。
而那些高质量的、带有包括五爪龙纹在内的印有福禄、太禧、万寿、枢府等字样的枢府瓷就是当时的官窑瓷器。这些瓷器的最初烧造地点现在已经找到——景德镇南岸的刘家坞，大量带有龙纹、凤纹并有太禧、万寿、枢府等文字的瓷片被挖掘出来，当然，还有窑具。
在当时，瓷器上所印的文字取决于哪个部门定烧。例如瓷器上印有“枢府”，就是“枢密院”定烧的，太禧、万寿就是宫廷定烧的。至于这些卵白色的瓷器为什么不叫太禧瓷、万寿瓷，而统称“枢府瓷”，倒成了一个不解之谜。有收藏爱好者认为：有些迷不解开更好，让这种精美的瓷器永远披着神秘的色彩，更让人爱不释手。
现在我们知道的是，那些质量好的至正型元青花在过去主要供出口用，部分枢府瓷则是宫廷用瓷。显而易见，枢府瓷同样值得关注和投资。
枢府瓷的鉴赏与收藏
元代尚蓝、也尚白。青花瓷艳俗一些，白色的枢府瓷倒尽显高贵典雅。
原来以骑射为主旋律的成吉思汗及其后人入主中原以后，逐渐与讲究含蓄的汉文化融为一体，从他们选用的单色釉白色瓷器上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两宋期间，受到皇帝青睐的五大名窑官窑瓷器，除了钧窑外皆为单色釉。元统治者与宋统治者审美情趣几乎相同。若能有幸拥有一件这种卵白色的瓷器，便能抚摸一段波澜壮阔，曲折迷离，蒙汉和谐共进的历史。
枢府瓷白中泛青，个别微黄，乳浊釉，基本失透。这些瓷器的制作都十分精良，以印花为主。在花纹中，往往能找到太禧、枢府、万寿等字样。这些文字经常分开印制，如“太禧”两字，“太”字在器物的左边，“禧”字就要在器物的右边找了。
这种器物的釉色烧制前粘稠度较大，釉下模印的纹饰显得不太清晰。若图案清晰，釉色透明就有赝品的可能。枢府瓷上的纹饰主要有植物类、动物类、几何形状等。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龙纹与凤纹。这些龙有三爪的、四爪的，甚至五爪的，当然有数五爪的最为珍贵。五爪龙，只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或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才能拥有和使用。有些五爪龙还伴有凤的身影，那就更珍贵了，这给收藏者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这种带着神秘色彩的枢府瓷存世量极为稀少，在拍卖会上几乎不见出现，也鲜有成交记录。古陶瓷爱好者要想拥有一件，有时缘分显得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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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府瓷香炉(元)
元 枢府瓷香炉
元代瓷器除了被拍出天价的元青花外，实际上，元代创烧的枢府瓷是朝廷定烧的瓷器，在当时极负盛名，而青花瓷是不被看重的。枢府瓷，是在宋代景德镇青白釉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色白微青，具有失透状，颇似鹅蛋壳色，故称为“卵白釉”。
元枢府瓷香炉，高8.8厘米，直径11厘米，炉内深4厘米，露胎不施釉，有轮制痕迹，一圈一圈，十分清晰，略带点桔红色。胎体轻薄，造型精巧，贴一对精致的长条竖耳，腹上部刻有两圈凹弦纹，弧形收腹，平底，炉的底心不施釉，还有紫红色垫烧的印痕，留有手工刮坯的痕迹。通体施乳白釉，色泽近似鹅蛋白，肥腴敦厚，滋润均匀，釉面自然开片，发现多处缩釉点，同影青瓷不同，没有透明的感觉，大方自然。下安三只兽蹄形足，足底也施釉，这比较少见，器型平稳规整。
在考古发掘中，至今还没有找到专烧枢府瓷的窑遗址。“枢府”是元代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简称，传世品以元代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定烧的卵白釉瓷为多见，枢密院定烧瓷在盘、碗的纹饰中印有“枢”、“府”二字，故又称之为“枢府”瓷。“枢密院”初设于唐代宗(公元763-779年)，当时由宦官充任，负责传达王命而已。五代以后梁改由士人任职。宋代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与中书省分掌文、武两权，号称“二府”。元代以军事为重，“枢府”权势更大。
上海曾在青浦区开挖河道时发现了元代枢府瓷器等，在普陀区志丹苑元代水闸发掘时，也有元代枢府瓷片出土。笔者有幸目睹了这些器物和残片，此事也引起了广大古玩爱好者的兴趣。它说明上海在当时已是繁华商贸地区。枢府瓷之所以在全国流行，这与元统治者尚白有关。元太祖铁木真立国(公元1206年)，礼乐统一。史载“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旂”，风靡全国。我看景德镇从青白瓷向卵白瓷演变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受统治者的喜好的影响。但史书没有记载枢府瓷产生的确切时间，至今也没有发现可以加以佐证的考古资料。
据我所知枢府瓷也有官窑和民窑之分。元代官窑主要集中在今景德镇湖田窑，即昌江支流南河南岸的刘家坞窑一带，但也不是只烧枢府瓷；民窑则分布在南河北岸窑区烧造。人们习惯把印有“枢府”字样的瓷器看成官窑瓷，有的还印有五爪龙纹，《元史·舆服志》中规定：“双角五爪龙纹臣庶不得使用。”因双角五爪的龙纹图案、纹饰是皇帝之象征。但事实上有时皇室的禁令並没有被严格地执行，同明代官窑管理略有不同。
长期以来，因“枢府”瓷传世品极少，人们对“枢府”瓷认识不足。如何鉴赏“枢府”瓷是一门大学问。根据诸多带有铭文款识之枢府瓷，及出土的官窑卵白釉的标本来分析，有四个特点：枢府瓷和影青白瓷都是白色胎骨，但前者比后者胎体厚重；釉色肥厚滋润，枢府瓷变青白色为卵白色，釉色比青白瓷厚得多，釉面光泽暗弱,光泽呈半木光,不透明；典型的枢府瓷一般圈足较小，足壁较厚，削足整齐，平切足，足内不施釉，足底心有乳钉状凸起，俗称鸡心点；枢府瓷有精细和粗俗之分，精细的枢府瓷往往以印花为装饰，图案花纹主要为云龙、云凤、云鹤、孔雀、花蝶、缠枝莲、菊瓣、牡丹纹等。
真正元代枢府釉瓷器，印花折腰碗
折腰碗，是元代—个常见的品种，以“枢府”瓷折腰碗制作最为精美.圈足内无釉，因修足而留下鸡心点，这也是元代枢府釉瓷鉴别的特征之一。
元代枢府釉印花折腰碗高5.0厘米 口径12.0厘米 底径4.3厘米侈口，斜腹，折腰，小圈足。白胎细腻，碗内外施卵白釉，釉层较厚，有乳浊感。内有印花装饰，并印有“枢府”两字。
此碗高4.5、口径11.7、足径4厘米，敞口，斜壁，下腹部硬折腰，内底平，圈足较小，稍外撇。碗外壁刻划弦纹，内底模印缠枝莲纹（图2）。碗身内外通体施卵白釉，釉色白中微泛青，釉面呈失透状，底足（图3）不施釉。
卵白釉是元代瓷的创新品种，在青白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比青白釉的釉层更厚，呈失透状，又叫鹅蛋青。这种瓷器是在宋代青白釉瓷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釉中呈色剂铁元素的含量，而使釉色增白，是景德镇窑从青白瓷向白瓷过渡的重要阶段。卵白釉瓷器一般施釉较厚，而呈失透感的鹅卵白色。元代卵白釉瓷器中有部分印“枢府”字样的产品，质量很高，所谓“枢府”即“枢密院”之简称，元朝重视军事，“枢密院”地位很重要，印有“枢府”字样的卵白釉瓷器应当属于元代枢密院定烧的瓷器，所以器型规整，纹饰精美，品质极高。
元青花凤毛麟角 透视元青花鉴赏之乱源
近年来学术界、藏界对元代瓷器，尤其是对元青花展开了空前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在济南、青岛、景德镇、上海、广州等地多次展开了“民间收藏元青花学术研讨会”。应该说，从各次会议分析观察，这类会议的原始动力出自民间藏家对自己手中藏有的或真或假的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自我认知，而非出自学术界对其鉴定的本能要求。准确地说，是各路藏家对自己手中的藏品要求社会予以承认和肯定。而学术界无可奈何地顺应这种强烈的形势被动参与其中而已。各次会议学术界、藏界都进行了一定的准备，精心筹备了自己的藏品，并准备了相应的材料，进行学术交流。纵观各次会议，应承认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主观动机和交流成果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民间组织参与的学术交流毕竟是藏界历史上的突破，是发展历程上的新生事情与历史必然。但每次会议的结局却是差强人意，多次会议都呈现出以专家为主体的否定派和以藏家为主体的肯定派。两派观点对立，互不相让，争执不下，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每次都无法取得共识。多年来，对存世的，尤其民间收藏的元代瓷器，尤其是对元青花争议很大。笔者认为有必要请藏家、辨家冷静观察，客观分析。对元代瓷器鉴赏乱象之本质及产生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客观地透视。找出乱源之所在。以便“庖丁解牛”、顺藤摸瓜，对症下药，去认真总结、分析，或许对元青花的研究大有裨益。
一、 元青花珍稀因何起源
纵观我国历朝历代陶瓷遗存丰厚，可谓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惟独是元代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却如同凤毛麟角，寥若晨星，馆藏稀少，民间难寻。
难道是元瓷不优秀吗？否！可以说元代瓷器的创新是以前各朝各代所无法比拟的。元代瓷器的实物遗存恰恰证明了元代正是从老窑古瓷向现代瓷器发展过渡的时期。创烧出了无以伦比的青花精粹，釉里红，卵白釉“枢府瓷”，宝石蓝釉，青釉，龙泉瓷，孔雀蓝、绿釉……可谓是冠盖前朝，诸多珍贵瓷种令人望尘莫及。难道是元代历时短暂，遗存有限吗？非也。元代从1279年至1368年，共计十五朝，经历近百年，可谓是疆域广阔，横跨欧亚，文化远播。产量有限吗？并非如此，从目前挖掘出土的元代古窑址看，遗存丰厚。历年来从海外各国的遗存上或是从海外贸易沉船打捞出水的瓷器上看都是海外贸易的主流产品，品种丰富、数量巨大。难道又是元代各朝黎民百姓不普及使用瓷器，统统输出国了？老百姓都用泥盆、陶碗盛水用饭吗？事实并非如此。从遍布全国各地、地层出土和藏家手中各种元代精妙瓷片更证明元瓷使用地域之广、数量之大、涵盖广泛，更是杂瓷难以比拟的。难道是元瓷轻薄易碎，不经久耐用，破损严重，影响遗存吗？恰恰相反，可以说没有任何一朝的瓷器有元瓷这般敦实厚重，瓷质坚固、耐用。以上反问和答案都是熟悉元代瓷器藏家不争的共识。既然元代瓷器如此优秀，又产量巨大，使用广泛，坚固耐用，输出众多，那为什么当今元瓷如此珍罕，反差如此巨大呢？这就不能单纯从技术层面、工艺制造上去查找原因了。要从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层面去观察、分析，找出问题之所在。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了近百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元代蒙古贵族极其野蛮而残酷地统治了汉族及其他民族，其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元代统治者将社会分成了四等。一等为蒙古族，二等为色目人（指西域各族），三等为汉人，四等为南人（指至长江以南对蒙族反抗最激烈的民族）。蒙古贵族可以任意侵占汉人的土地和资产，让汉族无偿地服徭役，殴打汉人不许还手，杀了汉人不偿性命。
元末明初，由于改朝换代，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剿灭元朝文化理念，破除元人民族习俗，采取了许多强制措施，使元代文化蒙受了一次大的劫难。那些深刻印有元人文化印记的瓷器也在劫难逃了，元瓷自此销声匿迹，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不仅如此，其他方面也多有体现。例如，唐诗、宋词、元曲都是不同朝代我国文化的珍贵遗产，而唐诗、宋词传承有序，生生不息。而元曲却到明代停滞下来，这又是向人们昭示、说明了什么呢？
读者藏家至此可能会质疑笔者，文章谈元瓷鉴赏之乱源，是否跑题了。非也，从明初至今，元代瓷器如此珍罕，而历史文献记载又如此稀少，各类元代瓷器在元代百年历史长河中是什么年代烧造而成的；主窑址在哪里；各生产哪些类别的瓷器；“枢府”瓷是否是官窑瓷器；延型元青花是否归民器；至正型元青花是否归官器；元青花是否是专为海外贸易烧制……一系列尚待考证说明的问题都未有定论。这些不正是当今鉴赏元代瓷器认识论的根本乱源之首要问题吗？正因为元瓷的珍稀，能有完整元瓷，尤其是至正型元青花者少之又少，能真正认识、鉴别元青花者只能是凤毛麟角。只可惜如此珍稀之物何能多见，固然会产生认识上的乱源，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二、 认识滞后、研究不够
虽然元青花十分稀少，堪称国宝，但国人却有宝不识宝。自古至今，各类古籍章典中对元代瓷器记述极少。仅在明初洪武二十年曹昭著《格古要论》、清末民初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和民国初年赵汝珍著《古玩指南》中对“枢府”瓷有极简单的记述。我国业界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对元青花毫无认知。对元青花的认知是由上世纪20年代末英国古玩商购买陈放在北京琉璃厂、长期被国人认为是赝品的至正十一年制元青花云龙象耳瓶之后，由英国人霍布逊提出了至正型元青花的论断，这时国人仍毫无察觉。直至1952年初由美国波普博士将英国馆藏元青花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和伊朗阿迪比尔神宫收藏诸多的元青花精品对照后，采用类比法出版了两本书，正式提出了将这类元青花归类于至正型元青花的理论。直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资深学者型专家冯先铭先生首先注意到对元青花认识理论的论述，这时国人才如梦初醒，才知道景德镇元代窑工还能烧制元青花瓷，而且美不胜收。
元代青花瓷片胎体厚重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中华收藏网并不普及，有极大局限性。仅局限在学术界的狭窄范围内。有影响的仅有瓷界元老孙瀛洲先生，他在1965年撰写的《元明清瓷器的鉴定》，论述十分浅显，也有误读。众所周知，“文革”后，百废待兴，整个七八十年代对元青花的研究，鲜有成就。要说对元青花的研究，是从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华收藏网热而兴起的。其中有影响的是资深专家叶佩兰女士的专著《元代瓷器》和著名专家朱裕平先生所著的《元代青花瓷》，对元代瓷器特别是对元青花作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元瓷鉴赏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严格地讲，其内容重在介绍鉴别知识的分析总结，缺乏对元瓷鉴定中的一系列重点课题的理论推导。可以说至今国内对元瓷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认识水平是肤浅的。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这又是产生乱源的因素之二。
三、 理论误导，添加困扰
在目前国内外对元代瓷器特别是元青花一系列重大课题轮廓不清、情况不明的环境下，在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一些传统习惯理论和说法，既无史书记载又无事实依据，成为人们以科学态度正确认识元瓷鉴赏之乱源，阻碍着认识论的深入发展。
（一） 元朝皇宫不用瓷器说
这一学说从何而来呢?因为清朝宫廷中没有留下元青花实物遗存，没有档案资料，故有此说。在历史上有实物无资料，有资料而无实物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古瓷领域也不乏其例。例如：历代史书对柴窑有记载：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但至今未有人能确定哪一件是柴窑青瓷。北宋官窑瓷确实存在，但北宋官窑遗址至今未见。瓷器作为实用器、陈设器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元代瓷器何等优秀，难道仅局限在民间使用，皇宫却不能使用？都用金盘、银碗、铜盆、铁锅端菜上饭宴请外国使臣和文武百官，如何消受得起，实在令人难以想像。更何况至今又有多少可以证明是元朝宫廷使用的金银器皿呢？原故宫现国博研究员李知宴先生在他近年巨著《陶瓷发展的历史及辨伪》一书第171页中指出"元代皇宫中，最高统治者不可能不使用瓷器，包括元青花"的学术观点，就是针对上述观点有所指的。而且李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故宫开挖地层中，发现了大量元代各类瓷片包括元青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二） 元青花作为海外贸易用瓷，是为中东、西亚地区而生产的
这是近年来业内流行的一种学术思想，确定在西亚地区伊朗、土耳其、欧洲、日本等国保存有一批器形硕大、质地精良、纹饰精美的元青花珍品。东南亚地区也有一批延型青花小器。正是此学说之源。但多年来，全国各地出土元青花的元代墓葬和窖藏不下几十处。大量元瓷窖出土的元青花瓷数量不菲，其精美程度不亚于各国藏品。事实胜于雄辩。对照此说，不攻自破。
西亚人崇尚蓝色，确有其事，特别喜爱瓷器中的青花瓷也能成立。但精美之物，何人不爱，否则为什么元、明、清不计其数的幽蓝青花能广播民间，生生不息，延绵不绝。不能因为你爱而我不爱。
近来又有一种异说，部分元青花确实绘有西亚艺术风格的制品，有些还增加了西亚人擅长鎏金、錾银的工艺装饰，说是西亚艺人来到景德镇亲自绘制的。这完全是虚无主义的自我否定，难道他们懂得“龙凤呈样”是中华民族神圣皇权的图腾吗?“一品清廉”、“连年有余”、“三顾茅庐”，让他们读解犹如天书，读不懂汉文化，岂不是对牛弹琴。难道这类瓷品也是为他们生产的吗?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
这些误导的学术观点长期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与当今元青花瓷已知现存事实不相符合，严重阻碍了对元青花瓷器的研究和考证。因为蒙古人的丧葬习俗是将陵墓葬在草原，然后用马踏平，不留坟茔，给考古发掘带来极大难度。但迄今为止连一座蒙古皇陵、王子、王孙墓都没有找到发掘，怎么就能下皇宫内不使用瓷器的结论呢？这些观点至今很有市场和影响，根深蒂固。这是否也应视为正确认识元青花来龙去脉的乱源之一呢?
四、 图鉴误导、乱上添乱
近年来为适应中华收藏网普及的市场需要，各种收藏类书籍、图鉴、期刊杂志层出不穷。应当承认许多资料、刊物是本着对读者、藏家认真负责的态度编纂发行的。藏品真实可靠，内容丰富多彩，表述详实准确，印刷装帧精美，对认知鉴赏藏品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也有相当多的图书、图鉴并没有太多可靠准确的文字表述，而是虚枉标价，互相传抄、翻拍，内容重复、漏洞百出，东拼西凑而成。这类图鉴并非是学术之作，而是市场之作，为的是迎合一些将藏品视为市场投资行为，以期尽快获得保值、升值，获得短期套现获利的宣传广告型图书资料。
更有甚者，某些以学术著作为名，又为某些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刊行的图书。例如，某人民出版社前几年发行的《元瓷新鉴》，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翻开一看，简直将赝品尽收眼底。一经发行，在国内外引起不小惊扰，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本来，人们对元青花的认识就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加以这类图书的纷扰、兴风作浪，以售其奸。此类图书理所当然地应列作学术打假的范畴中去了。
五、“李逵”、“李鬼”擂台赛，真下台来假登台
屈指数来，当今在对元代瓷器尤其是对元青花鉴赏中，最大的乱源莫过于对赝品的催生与泛滥。正是因为国人对元青花的认知甚晚，知之甚少，真实可靠的实物寥若晨星，馆藏之宝又难见天日，密不示人，自然使得元青花的轮廓扑朔迷离。这就给仿品、赝品客观上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空间。各种高仿、中仿、低仿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孕育而生。有如披着元瓷的“李鬼”，大闹藏界。仿品层出不穷，赝品流肆街市。打不胜打、防不胜防。更有作旧手段，挖空心思，什么酸泡，钉锔、皮砣，更叫人心惊肉跳、匪夷所思。
近年来，元青花的孤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攀升，屡创新高，惹得涉世不深的藏家耳热心跳、心动神摇。看到了赝品的元青花，仿佛捡到了大漏，拾到了元宝。听那些装神弄鬼、天方夜谈的“美丽故事传说”，心理防线决溃千里，仿家为谋取不义之财，引人入壳，藏家梦想寻宝，犹如鬼迷心窍。
有些高仿大师本意并非作假，尽心尽力研究传承工艺，以求突破创造。但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如有高价买家，他们也就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上当只怪自找。
在各次元青花学术研讨会上展示的私人藏品既有货真价实的真品，又有精心仿制的伪作，可谓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藏界大致分为几类：一类是潜心收藏者，明知藏品的来源，却也无法启口道破天机。另一类为眼力不够者，其路漫漫，还得修行。再类则是明知有假，甚至是仿家本人，却也要鱼目混珠，以期得到专家的认定，藏界的认可。而一些专家大致有三种心态：
一．是元青花如此珍罕，非馆藏莫属，何能落入寻常百姓家，统统归为异类，打入另册。
二．是专家本身也难有定数，无法拿捏，惟恐走眼，与其说真，不如说假，无关痛痒，没有责任。
三．是在当今赝品丛生，仿真水平日见提高，专家一般是不研究市场的，也很难把握其中奥妙。与其祸从口出，惹事生非，不如不置可否。
能够一言定真假、一语定乾坤的领军人物犹如凤毛麟角、寥若晨星，太少了。何能不乱呢？
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心态交织下，矛盾相互对立，难求其解。观察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根溯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完全是元青花的商业价值在背后操弄作祟，藏家要求鉴真，专家矢口否认。长此以往，怎么能不在一个“乱”字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呢？即使展品存有元青花真品，也会湮没到仿品如林的海洋中，难以洁身自好，只能再蒙尘垢。这真是应验了《红楼梦》里那句名言“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作假来假亦真”。在这场“李逵”与“李鬼”的博弈中，输家往往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李逵”被“李鬼”打下擂台。这就是当今元青花鉴赏中的客观事实。
六、元青花鉴赏的真正出路
综上所述，种种乱源纷扰，各类赝品丛生，剪不断、理还乱，各类仿真水平日益提高，各类观点对立，相持不下。当前赝品滥觞于市场，作旧风靡于业内，仿艺犹如“芝麻开花”，“故事”更加娓娓，专家心惊肉跳，藏家如履薄冰。问题不在于打假，“打假打不尽，骗钱催又生”，问题在于如何求真、鉴真，这才是元青花鉴赏的真正出路。
（一） 加强学术研究，有组织地开展元青花研究
应当承认，国内业界对国宝元青花的认识较晚，研究尚不充分，学术理论也是滞后的。基本上承袭国外至正型、延型的理论。至正期为元代晚期。但元朝历经百年，最兴旺、强大为元世祖忽必烈一朝，国家统一、疆域辽阔，横跨欧亚，科技、经济发达(1260－1294年)。按理是发展瓷业的最佳时期。国内至今只知唐青花，而不知宋青花，也无实物可证。那么元青花何时起源？没有宋代传承为何突然崛起?海上贸易和陆路古丝绸之路哪条为主?因为陆上元路相对清晰，内蒙古、甘肃、新疆都有墓葬、窖藏出土。直至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都有精美实物可证。为什么东、南亚各国仅有延型小型贸易器物，又多为冥器入葬？而中东、西亚又多为至正型大器，并完好地保存在王宫之中。是否属于馈赠物？是否因为蒙古族为马背上善于陆路征战的民族，曾征服过西亚及东欧，并长期统治该地区，输出瓷器状况究竟如何?……诸多学术问题仍扑朔迷离，确实需要深入研究，完善国内外对元青花的认识理论。同时还可以以各地收藏家协会为基础，组织本地区或跨地区真正有志于认真研究元青花藏家成立民间元青花学术研究会。可以聘请专家给予讲课指导。其宗旨以学术研究为主导，罗列出学术课题和研究方向，各研究会之间可以协调，分专题研究，不定期地召开学术研讨会，组织撰写出学术论文。与一些学术刊物或期刊、杂志商约一定的版面予以讨论发表。这种研究会为避免“拜金主义”因素掺杂干扰，一定不要以谋取商业利益为导向，否则一切都会变味的。这样组织起来的民间研究会总结出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真实，准确可靠。使对元青花，当然也包括其他品种的元代瓷器的学术研究，走出单纯专家、学者研究的殿堂，对深化滞后的元代瓷器研究是大有益处的。
（二） 走上目鉴与科学仪器检测相结合的科学鉴定之路
目前国内对民间是否有珍贵真品元青花的学术命题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但又是事关今后国内对元青花研究能否在理论上突破的瓶颈，已走上了如同两只山羊过独木桥，相持不下的对峙局面。对传统的目鉴法各执一词，难服众望。如此珍贵瓷品，不能由一人判生死、一语定乾坤。那就需要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采用先进的科学仪器检测手段辅以验证。例如x射线荧光分析法、热释光检测法、电子探针化学成分比例分析法、中子激活法。这就要求科学研究检测部门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将搜集到的各类元青花瓷片作分析检测，积累大量数据资料，建立起元青花从胎到釉，从釉到钴料的数据库和相应的检测程序和应用软件。这是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论发展过程。科学的认识结论胜于任何“天书”传说或诡辩。笔者认为，只要是求真达知的藏家是不会讳药忌医的，也应付出必要的代价。即使是那些作高仿的国手大师也心知肚明。原材料中的麻仓土，早在嘉靖年间早已枯竭，元青花用的瓷石、绢云母、高岭土成份也今非昔比，元青花用的苏麻离青钴料产地有人说产自伊拉克的萨马拉城，可未见实物，人为配方难以还原。
古人制瓷的七十二道工艺难以面面俱到地仿真。最主要的是古代工匠与现代仿师功力不同，心态不同，古人是顺其自然，而现代人是刻意模仿，仿品永远达不到真正的画风神韵，必然会有马脚露出。与其目鉴因人而异，不如科学检测更实际、准确、可靠，排除了人为心理各种复杂因素的主观干扰。这是古瓷鉴定的必由之路。
（三） 增加馆藏元青花器物展示
当前，凡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均深藏不露，秘不示人。长期以来，这些藏品被视为国宝，幽居馆中，难识庐山真面目。怎么能使广大观众认识真品元青花的特征呢?不见真品，自然赝品便可以大行其道了。再珍贵的藏品，也是国人的珍宝。国家文物部门要有改革、创新的作为，要在妥善保护的前提下，让广大人民群众和收藏爱好者鉴赏真品的风采，进行国宝元青花的普及教育。相当部分的藏家对自己手中藏品是真是假，心中会更有定数。免得深陷其中，不可自解，自拔。
（四） 积极开展、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加深认知
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珍爱元青花的藏家都知道，在国外各大博物馆中，不同程度地珍藏着精美的元青花。如：伊朗的阿迪比尔神宫，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博物馆，日本的东洋美术馆、出光美术馆、东京博物馆、大阪国立美术馆，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达维德基金会，法国吉美美术馆等。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专家到海外进行学术交流，见过此类藏品。文物部门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积极筹划，有组织地与国外博物馆之间开展学术方面的交流，将国外的珍贵馆藏邀请到国内展出。这将是对广大观众的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良机，也是对广大古陶瓷爱好者最实际、最深入的鉴赏知识教育，以提高广大藏家的认知水平，是最好的打假措施。这类展览必将对元青花的学术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 加强考古发掘、调查研究
无论是珍藏国内还是孤悬海外的元青花，发源地都是出自中国。但时至今日连元青花的主窑地都尚未找到，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目前，许多陶瓷史上千古之谜在许多学者、考古工作者和有志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发现、发掘。如北宋汝窑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发掘出土，南宋郊坛下官窑在杭州凤凰山被古瓷爱好者发现，宋龙泉官窑在龙泉县大窑村被发现。这些窑址的发现，对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未被扰动的地层中堆积的各种窑炉、窑具、烧造方法、工艺特征及烧造瓷器的种类、纹饰特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实证。元青花主窑址的发现、发掘必定会诠释元青花的烧造历程。对揭晓元青花的一系列重大学术课题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透视目前对民间收藏的各类藏品鉴赏之“乱源”，乱在认识“晚”，乱在认知“浅”，乱在学说“误”，也乱在认定“贪”。对待元代百年辉煌制瓷史的深入研究，必须以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敢于尊重客观事实，纠正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心态，要尊重他人的学术观点，勇于自我否定。既不要夜郎自大、自命专家，也不要妄自菲薄听天由命。面对国宝元青花大量精品孤悬海外，深感痛心疾首。某些国人善于“内斗”、“内耗”的积习也该认真反思改改了。元青花的精品均在国外，对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的研究，其路漫漫。历史的脚步是任何人阻挡不住的，但只要承认元青花的故乡在中国，对全面正确认识国宝元青花的问题一定能正本清源，为中国陶瓷史增添新的辉煌篇章。
真假官窑瓷
章用秀
明清官窑瓷器是中国陶瓷器物的珍品，向为收藏家和富贵人家所青睐。因其金贵，民国时期明清官窑仿品屡屡现身。当年，天津锅店街的同泰祥便精于此道，其所出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给收藏界造成极大的危害。
同泰祥仿明清官窑瓷器比北京前门大街德泰之所仿，色彩、品种要多，数量也大，国内外现存明清官窑瓷器中的赝品，不少是同泰祥于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景德镇仿制的。20年代中后期，居住在天津租界地的官僚政客和大户人家，包括溥仪，庆王爷的后裔，军机大臣那桐，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黎元洪，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还有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相、吴俊升等人，都买过同泰祥的仿官窑瓷器。
据说同泰祥为溥仪烧制过“水燉”和白瓷祭器，书写“宣统年制”款识。水燉是一种早已不见的餐具，下部像盘子，上部有屉，屉和盘都是双层空心，可注入热水，用以保持菜肴常温。张园里的仆人也大量购买仿官窑器，用以调换溥仪从宫里带来的真东西。
清廷内务府总管文索的后代，人称“曾二”，住在英租界。此人拥有不少真正的明清官窑器，可他还是到同泰祥购买仿制品，以赝品充真品，唬那些行伍出身的军阀老粗。汤玉麟没那么多真正的官窑瓷器做陈设，便从同泰祥买来大批的仿官窑器，摆起来壮门面。江西督军陈光远，财产逾千万，他的大儿子也经常去同泰祥选购仿制的明清官窑器。同泰祥的徒弟们称呼他“陈大少爷”。李善人家、正兴德穆家、长源杨家、益德王家、振德黄家、元隆孙家等也都是同泰祥的主顾。元隆孙家有位姑娘出嫁，在同泰祥订制瓷器嫁妆一百件，一百件瓷器都绘有《百子图》。
现在看来，当时购买同泰祥瓷器的，有的是知假买假，以假官窑作装点，或用赝品充真品取乐儿耍人，有的实属上当受骗，不少人为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有一位叫沈吉甫的老先生，是颇有名气的收藏家。他从1900年至1931年，先后搜集历代名贵瓷器达千余件。沈老眼力很强，收藏明清瓷器讲究釉色、彩头，一般瓷器他都看不上眼。可是，1932年春天，他在天津英租界一幢小楼赋闲时却上了大当。那天有人带来一件黄包袱，包着一只锦匣，匣里软囊卧着一件精美的珐琅彩瓶。这只彩瓶，胎质洁白，薄如蛋壳；锦匣的名签编号，都是宫里的标志。本主说还有十几件这样的瓷器。不久又拿来十几件黄包袱。沈吉甫将彩瓶一一观赏，最后以10万元代价全部买下。沈老兴致勃勃，请来北平几位朋友来津观赏，但几位鉴赏家都没表态。一看他们的态度，沈吉甫明白了。他送走了朋友，拿出放大镜细细观察，这才发现所谓乾隆珐琅彩瓶胎骨薄，手头轻，彩质也不够精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天津锅店街同泰祥细瓷店在景德镇仿制的。沈吉甫越想越气，盛怒之下，把那些瓷器摔了个粉碎。
寻觅民国瓷中的“蓝筹股”
不久前英国伦敦古董市场上，民国瓷器表现不俗，像一件方云峰和汪野亭合作的粉彩仕女钟鼎文书法大笔筒，以折合人民币81.2万元的佳绩成交；另一件田鹤仙粉彩《红梅图》瓷板成交价折合人民币22.4万元；而何许人粉彩《踏雪寻梅图》瓷板成交价折合人民币11.2万元。需要一说的是，这些民国瓷艺大家作品目前的市场价位与他们的历史和艺术地位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显然，民国瓷器还有“蓝筹股”可觅。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民国瓷器承接浅绛彩艺术所开创的先河，将中国画韵致与粉彩工艺的结合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早期名家潘宇、汪晓棠等人融画理笔墨于工艺技巧之中，用笔灵活而工谨，设色雅致而俊秀，瓷画结合，别具怀抱。继之而起的“珠山八友”结社图新，在继承粉彩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力图在瓷艺与画艺上有所突破。虽然他们“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惟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但创新宗旨是相同的，即以浅绛彩发展而来的中国画艺术形式，力证传统粉彩同样具有在瓷上表现文人画的艺术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瓷画名家还有张志汤、方云峰、余翰青等，他们对粉彩工艺能驾驭自如，作品写人物之品貌，图峰峦之气势，描花草之秀美，题材内容丰富，表现形式活泼，其中也以瓷板画作品居多。这种张扬艺术家主体意识，强调个人艺术风格的瓷画艺术是景德镇陶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化，它融入了5000年传统文化的精神，展现了瓷画艺术的精湛魅力，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文化品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当时又流行绘瓷名家个人用印，因而留下一批艺术个性非常强烈的粉彩瓷器精品，有些作品甚至在当时就已超过清代官窑瓷器的价格。
研究收藏要选名家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民国瓷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恰如《民国瓷器概述》中所说：“民国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器生产几乎遍及全国，烧造了大量不同风格的瓷器。遗憾的是，民国瓷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收藏家视民国瓷器为难登大雅之物。故此，关于民国瓷器的研究和系统整理十分不够，许多优秀作品或损坏或遗失。”
诚然，民国瓷器精品留存于世的并不多，但却不乏精细之作，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它的艺术价值、研究价值和经济价值值得藏家关注。
收藏民国绘瓷，首选就是绘瓷名家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当时最高绘瓷艺术水准。张志汤的山水、骏马、花鸟，王步的青花，毕渊明的走兽等均很有代表性。他们大多活跃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绘瓷各有专长，风格各有所别。他们的作品在造型、线条、光线、色彩等方面吸取了近代画的营养，完全可比肩于画家在纸绢上的作品，像方云峰特别擅长绘制粉彩仕女，用笔纤丽，常与珠山八友配画。从目前的拍卖市场来看，方云峰单独绘制的瓷器，价格并不是很高，但如果能与八友合作，就像前面与汪野亭共同制作的瓷器，就非常难得，一旦出现在市场上，定能受到不少藏家的追捧。
价位较低可重点关注
由于明清瓷器的价格不断走高，加上收藏队伍不断壮大，民国瓷器无论是在古玩市场还是艺术品拍卖场上，都已成为投资热点，其价格也不断上涨。以古玩市场为例，民国瓷器的价格正在以每年至少20％的速度攀升。据统计，最近几年民国瓷器已经是各大拍卖会的主角之一，其成交率也达到了50％左右，而且成交价格多在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之间。
虽然目前民国瓷器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但总体来说，还在相对较低的价位运行，特别是一些民国时期的精品瓷器的升值空间和升值潜力被藏家看好，因此收藏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
老窑瓷：南宋官窑的鉴别
1、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元代景德镇官窑白瓷出现二元配方（瓷器图片）
元代官窑白瓷以“枢府瓷”和“太禧宗禋 [yīn] 院”的卵白釉瓷器等级最高，是元代官窑瓷器的代表，枢府瓷比原来的青白瓷胎体要厚，釉中含氧化钙少，氧化钠增多，因釉厚而呈现失透状。枢府卵白釉，还直接影响到明永乐的甜白釉。
元至元十五年（1278），景德镇已被元军占领，元廷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次年（1279）二月，在宋、元最后的“崖山海战”中，宋师大败，宋臣陆秀夫见无望突围，便背着八岁的末帝赵昺投海自尽。宋朝彻底覆灭了，浮梁瓷局负责为元廷和国家重要机构烧造瓷器，这是景德镇作为官窑历史的开端。为什么选择景德镇呢？白色和蓝色最符合他们的民族审美心理。虽然北方的定窑也烧白瓷，但景德镇的瓷土细腻洁净，比定窑白瓷烧出的白色更加纯正。而且景德镇官窑瓷是二元配方。
景德镇官窑白瓷的二元配方是元代发明的，烧瓷用瓷土是基本常识，瓷土是由花岗岩长期风化而成的，主要含石英和绢云母，在1200-1250℃的温度下可以单独烧成瓷器，这是“一元配方”。到元代，景德镇发现了高岭土，它是由长石类岩石经几百万年的风化后形成，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将其掺入瓷土中烧制，这就是二元配方。二元配方提高了原料中的铝含量，使瓷胎可耐受1280-1300 ℃的高温，这样，就可以烧成体量更大的瓷器，蒙古人喜欢。
景德镇窑卵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图片）
卵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元，高4.1cm，口径15.9cm，足径5.3cm。盘敞口，浅弧壁，圈足。胎体洁白，里外施卵白釉。内底及内壁均模印云龙纹。
枢府釉是元代景德镇地区创烧的一种白釉品种的统称。其胎体一般比较厚重，釉呈失透状，色白微泛青，恰似鸭蛋色泽，故又称“卵白釉”。其主要装饰手法是模印，题材比较简单，常见的有龙纹、芦雁纹或缠枝花纹。因这些白釉瓷器的花纹中间往往模印“枢府”两字，故称“枢府釉白瓷”。枢府是掌管国家军队大权的重要机构枢密院的简称。在元代白瓷上模印“枢府”字样的瓷器一般被认为是景德镇为“枢密院”烧制的专用瓷器。除“枢府”字样外，在元代这类白瓷上还见有“太禧”、“东卫”等字。
景德镇窑卵白釉印花“太禧”铭云龙纹盘
景德镇窑卵白釉印花“太禧”铭云龙纹盘 卵白釉印花“太禧”铭云龙纹盘 高2.3cm，口径17.8cm，足径11.4cm。盘敞口，浅弧壁，圈足。胎骨坚细洁白，内外施釉，釉层较厚，呈失透状，釉面莹润，釉色白中泛青，恰似鹅卵色泽，故名“卵白釉”。足内露胎无釉。
盘外壁刻划变形莲瓣纹一周，共16瓣，莲瓣纹尖部划一道弦纹。盘内有阳纹印花装饰，盘心是一龙戏珠，龙，张口露齿五爪，身体舞动，异常骄猛，衬以朵云和火珠。盘内壁为缠枝莲托八吉祥纹，花间对称印有“太禧”二字。八吉祥的顺序，从“太”字往左按逆时针方向依次为“肠、螺、轮、盖、花、珠、鱼、伞”。
卵白釉瓷是元代景德镇窑在生产青白釉瓷基础上新创烧的一种高温釉，经科学测试，卵白釉中氧化钙的含量较青白釉低，约为5％，而氧化钾、氧化钠含量增多，致使釉的高温粘度增大，烧成温度范围变宽。釉中所含微量的氧化铁是导致釉色白中闪青颇似鹅蛋色泽的主要原因。
元代卵白釉瓷器的造型以盘、碗、高足碗最为多见，装饰技法以印花为主，刻划花为辅。盘、碗之内壁往往横印缠枝花卉或云龙、云凤、云鹤、花鸟、缠枝莲托八吉祥等，有的器物在花纹间模印官府铭文或吉祥文字，其中最为多见的是“枢府”铭，因此，有时人们又将卵白釉瓷称作“枢府瓷”。除了“枢府”、“太禧”之外，还有“东卫”、“昌江”、“南水”、“福禄”、“福寿”、“白王”、“天顺年造”等铭款。“枢府”、“太禧”分别代表元代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和专掌宫廷祭祀的机构“太禧宗禋院”。《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记载：“太禧宗禋院……，掌神殿朔岁时忌讳日辰 享礼典。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由此可知，“太禧”铭卵白釉瓷的烧造年代应在太禧宗 禋院的设立之年天历元年（1328年）以后，其下限当在元末农民起义军占领浮梁地区的1352年。
“太禧”铭卵白釉瓷器甚为罕见，已故古陶瓷鉴定家孙瀛洲先生曾撰文指出传世的仅有三件，此为其中之一，弥足珍贵。
元朝在景德镇设立的官窑称“浮梁瓷局”，是因为景德镇隶属于浮梁县。浮梁县的设立是在唐天宝元年（742），在唐代是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茶叶集散地之一，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宋以后，浮梁县最大的税收则是景德镇的瓷业。一直到清朝，浮梁县都是景德镇的上级单位。到1960年才撤销建制归属景德镇市管辖，1988年又在景德镇市下再设浮梁县，至今。
浮梁瓷局的设立，则使景德镇的瓷器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各地的优秀工匠纷纷来到景德镇，使瓷器烧造技术得到极大的提高，很多新的品种在景德镇烧制成功。它开发的新品种，除了枢府白釉、青花瓷。开创了元青花瓷器的时代。
北宋官窑瓷款式鉴别
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专烧宫廷用瓷，产量很少，故传品也极少。
我国于1986年年底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发现了官汝窑的遗址，次年又进行局部发掘，从而揭开了官汝窑的神秘面纱。原来宝丰县宋时属汝州。应该说，汝州地区的窑瓷包括临汝县和宝丰县等都可统称为“汝窑”。汝窑系接受宫廷下达的任务而烧造，故产品十分精美，可统称为“官汝窑”。
官汝窑为北宋宫廷烧造，年代很短，约在宋徽宗赵佶在位时（公元1100年至1125年）的20多年间。汝窑器极为珍贵，仅见铭文，一为“奉华”，凡带“奉华”字铭的宫廷用瓷都是当时“奉华堂”的专用品。还有一种铭文刻一“蔡”字，是用黑釉写的。“蔡”字铭文物主的姓氏无疑，宋代蔡家能收藏汝窑瓷器的可能是当时的太师蔡京。再一种铭文是用金色写成的诗词：“雅怀素，态向间中天，与风流标格……”。由此可见，汝窑和修内司窑专烧宫廷用瓷，可统称为北宋官窑。北宋官窑除上述款识外，还有“官”字款，亦有三种形式：刻“官”字款、凸“官”字款，这两种都是楷书款，还有一种凸官“官”篆字款。总之，北宋官窑是专指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宫廷用瓷器物的款识，有“修内司窑”、“官窑内造”、“奉华”、“蔡”、“官”等字款，都可统称为北宋官窑瓷字款。
从传世款识的瓷品实物来看，其共同特点是：
1、从造型来看，瓷器的品种和造型有宫廷的陈设瓷和日用瓷，如弦纹三足炉、贯耳瓶、葫芦瓶、玉壶春瓶以及花式的洗、盘、碗、碟等。官窑器造型素雅端正，仿似古玉器；日用品非常讲究，制作精巧，气度不凡。
2、官窑的胎泥淘得精细，胎质细润，由于泥中含有一种铁质成分，使胎色有多种，釉色有浅灰色、灰色、粉青色、天青色、淡黄色等，釉面因传世已久，不很光亮，一般都有细密开片，无纹片极少见。宫廷官窑器十分讲究，官窑釉以玛瑙屑作为原料，民间一般不会使用这种昂贵的原料。官窑器以美丽的釉色、精湛的制瓷工艺和特殊的支烧方法而称誉于世。
3、官窑中的汝窑烧和吉祥主法有两种，一种是支钉烧造；一种以垫圈、垫饼垫烧。采用支钉烧造的器物通体满釉，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烧大多为3个、5个或6个。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