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代邛窑瓷器。
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四川地区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兴起了陶瓷艺术品收藏热。四川人最热衷收藏邛窑彩绘瓷。邛窑在川西平原的邛崃县而得名，这个地方古称临邛，与成都平原相邻。汉代以来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南河沿岸盛产瓷土、紫草，水源丰富。南朝至宋工匠们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生产出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民用瓷器。邛窑瓷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善于将雕塑艺术的手法运用到瓷器的造型上。纵观邛窑瓷器，雕塑艺术品特别多，例如各类大小动物，胡商俑、武士俑、劳作俑、侍女俑、役仆俑等形象都用雕塑手法作出，就是一些实用生活用具、文房用具、储盛用具等雕塑艺术的作法也处处可见。另一个巨型三彩釉陶砚台，塑成一个伸颈昂首，瞪眼张嘴的大龟，四腿塑成兽蹄形，盖用雕塑手法塑成隆起的龟背，再刻划出背纹和裙边，既实用又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有的执壶，口部以上塑一鼻孔上翻，鼓目张嘴的人头，整齐的牙齿外露，似乎正在歌唱。有的器盖塑成一个天真的儿童，光头，昂首，两眼上视，双臂伸开，两退上翻，脚交织在一起，天真活泼，很像现在的杂技表演。瓷枕也塑造成虎形，下为一个椭圆形底板，上塑的虎，咧嘴露齿，翻鼻鼓睛；作伏卧状，背上的枕面四角圆润，前部较小，后面较大，中间略微低下，虎的前额、眉眼、皮毛和枕面以褐绿彩点画成彩斑装饰。
第二，彩绘装饰十分普遍，邛窑陶瓷有单色釉、如青釉、棕黄色釉、褐黑色釉，灰白色釉。由于泥料较粗，普遍含有细沙粒，胎面普遍施化妆土，用当地原料配出浅黄、深黄、棕黄、老绿、翠绿、孔雀蓝、藏蓝、紫黄、黑色等彩在瓷器上作画，大多数是釉下彩。由于邛窑瓷器釉层稀薄，釉下彩或釉上彩不易分辨，但大多数是釉下彩。以大片圆形彩斑、联珠、多层菱形、圆圈构成的图案，有些和刻花、划花、粘贴、捏塑、模印等共同组成装饰面。最突出的是彩画。这些釉下彩绘，由于工匠有深厚的文化根底和书画艺术的功力，以没骨画的技法，率然落笔，粗悍展开，画出的花纹潇洒豪放，韵味无穷。
贴近生活的创造，四川自古以来崇尚读书，学子们多贫寒清苦，邛窑创造出省油灯，陆游说“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受到士大夫文人和广大庶民百姓欢迎。这种创造为文化教育的普及提供了条件。□智雁 市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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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窑：中国彩绘瓷器的故乡
多少个世纪以来，圣洁的岷山雪水沿都江堰汩汩流淌，源源不断地润泽着成都平原。当古蜀文化、中原文化、巴楚文化在这片“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古老土地上交汇，它的温润、丰饶与富足，必然会孕育出别样的文化景观与乡风民俗。那些代代相传、精雕细琢的手艺，不仅修饰了成都人的生活，更描绘出成都人细腻而广阔的精神图景，它们与那些独特的乡风民俗一道，成为成都人值得骄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那闹年的锣鼓、狂欢的水龙节、火龙灯舞、大庙会、花会、木兰会；那“片纸来之难，过手七十二”的手工造纸、闻名遐迩的瓷胎竹编、遗世独尊的铁匠铺、独步天下的邛窑……“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篇章，生动地再现了这些代代传承的民风民俗和精湛手艺。
邛窑是四川遗址面积最大、烧造时间最长、出土文物最丰富、器物流散最广的古瓷窑，被中国古陶瓷专家称作是高温釉下三彩和彩绘瓷的故乡。在中国陶瓷以“南青北白”而闻名的隋唐时期，邛窑就以釉色丰富、器型多样、工艺高超而称雄于世。邛窑先进的工艺对北方唐三彩、湖南长沙窑、安徽寿州窑，乃至宋代各大名窑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然而，由于诸种原因，邛窑的辉煌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在沉睡了千年之后，邛窑和邛瓷终于“一醒惊天下”！
现身乱世 邛窑遭殃
邛窑是四川省邛崃市境内南河十方堂、固驿瓦窑山、白鹤大鱼村、西河尖山子，及西河柴冲等古瓷窑的总称，是我国唐代名窑。考古界泰斗耿宝昌先生认为：邛窑创烧于东晋，发展于南北朝，成熟于隋朝，兴盛于初唐，至唐末五代长盛不衰，停烧于南宋中晚期，由盛到衰经历了八百多年的辉煌历史。十方堂邛窑遗址是四川古瓷窑遗址中面积最大、窑包最多、造型纹饰最美、出土文物最丰富、烧造时间延续最长、器物流散最广的我国著名的民间瓷窑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北京故宫、南京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及英国、法国、日本、埃及等国的多家著名博物馆均有邛窑藏品，并被视为珍宝。
在邛窑窑址中，尤以十方堂古陶瓷遗址规模最大，最具有代表性。据权威的《中国陶瓷史》记载：“南朝时，四川成都和邛崃等地先后建立瓷窑，烧青瓷。四川地区唐代瓷窑，以邛崃有代表性。窑址以十方堂比较集中。唐代是邛窑的极盛时期。”
由于邛窑器物具有高超的烧制和艺术水平，邛窑遗址过去曾吸引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盗宝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聚宝盆”。早在清末民初，便有一些“先知先觉”者怀着一夜暴富的想法来此“淘金”。随着重见天日的邛窑器物愈来愈多，邛崃和成都相继出现了专售邛窑古陶瓷器的“专肆”。一时间，邛窑器物被鉴赏者和爱家视为至宝。消息不胫而走，“取宝”之风盛极一时，各地古董商云集邛崃，使昔日无人问津的小小十方堂热闹非凡。
由于买家人众，无论“完残粗细器物皆争相抢购”。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国人葛维汉在其著述中曾提到“即使最珍贵的陶器，也被收集在篮子里，称斤论两地出售”。那时在十方堂，邛窑遗物之多，用“俯拾皆是”四字，是不足以形容其盛的。因为出土器物实在太多，人们不独是“称斤论两地出售”，还把它们用来筑墙、修建牛槽、猪圈、厕所，以至“嵌饰庐宇”。直到今天，仍有一段当年用邛窑碎片、匣钵、支丁夯砌的土墙屹立在那里，无声地见证着那段疯狂的岁月。
在这场对邛窑的疯狂劫掠与蹂躏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唐式遵的“杰作”。唐式遵原为刘湘部下，在四川21军中任32师师长。抗战中调出四川，升任军长及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主席等职。当时，邛崃的驻军正好是唐式遵率领的32师。本来驻军是负责全县（邛崃当时是县）治安，保一方平安的，但唐式遵却命令士兵们抢劫性地挖起古物来。据当时曾耳闻目睹其现状的魏尧西先生报道：“二十五年（1936年），唐式遵驻防邛崃，更作大规模之挖掘。军民齐集三四百人，争先恐后，日夜挖掘，所收甚多；且运到上海市博物馆公开展览，并设专肆售卖，至残碎瓷片，有购归嵌饰庐宇，每斤售洋三角。有彩色及图案者，倍其值……”而早在一年前，就有军人陈某在十方堂窑址揭开了大规模非法盗掘的序幕。也许是军队严加保密或移防的原故，陈氏的这次“大肆发掘”并不广为人知。
1936年夏天，在十方堂窑址侥幸得手的陈氏军队又移师成都，大肆盗掘琉璃厂窑址，而驻防邛崃的唐式遵军队早已摩拳擦掌，在十方堂窑址开始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盗掘。在军官们的直接指挥下，数百壮汉夜以继日地向古代文明疯狂攫取。但见在铁锹、锄头的挥动中，一件件精美的邛窑瓷器从泥土里露出它们的“庐山真面目”。乱挖乱掘，使整个窑区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那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对盗掘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丝毫未加干涉，而前四川省博物馆尚未正式成立，无法进行正式发掘，致使保存了千百年的邛窑遗址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在那场浩劫中，唐式遵是掠夺邛陶最多的一人。他迫不及待地把从十方堂窑址攫取的大量宝物运至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去牟取暴利。那些精美的瓷器，很快变成了唐式遵囊中白花花的银元。当然，唐式遵不仅爱银子，也爱邛窑瓷器。这个附庸风雅的武夫，当时，在他成都的豪华公馆里，有一条路的路面就是全用邛窑的多种色釉的瓷片铺成的。
在邛窑遗址被盗掘的混乱高潮中，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郑德坤教授及英国学者贝德福于1936年9月结伴前往十方堂窑址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最早的一批由中外专家组成的邛窑遗址调查组。从邛崃返回成都后，葛维汉立即向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写了一份请求正式发掘的报告，但十分遗憾的是，请求未获批准。迫不得已，华西大学开展了抢救性紧急收购行动。今天，我们有幸在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中看到的邛窑精品，便是那个时代的劫后余存。
天下第一红 艳惊四座
湮没近千年的邛窑在乱世中的20世纪30年代重见天日。然而，由于邛窑大量精美完整的器物不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时移境迁，人事全非，精美的邛窑古陶瓷器在惊鸿一瞥之后，又渐渐地被人们遗忘。邛窑的辉煌，被历史的尘埃再次封存了起来。有如大海被风暴偶尔溅起的几朵浪花，风平浪静后又复归于平静，甚至死寂。
在这个“复归于平静”的时间段，让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一下邛窑悠长的历史。
邛窑陶瓷业发达，邛窑器物美不胜收，影响甚巨，绝非偶然。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蜀以后，出于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开始在蜀地修筑城池。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都、郫城、临邛成为当时蜀地仅有的城、市、官府、民居并存的三大完整城市。建成后的三大城市构成一个互为犄角的“品”字，由此可见深谋远虑的秦人多么具有战略眼光。
从秦朝开始，历史上的几次移民入川，给蜀地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各种生产技术。加之古代川西草木繁盛，河流纵横，粘土随处可取，运输亦极为便利，这就为邛窑的兴起、发展和最终扩大为一个庞大的窑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惜邛窑地区的高质量粘土不多，因而，数量有限的精美瓷器只能满足宫廷、官府和上流社会的需求，而不能像越窑瓷器、内邱白瓷瓯那样“天下贵贱通用之”。然而，这丝毫掩盖不了邛窑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
邛窑高超的工艺水平不仅表现在其产品上，而且，在其制作技术和装烧工艺上也有惊人的表现。陶瓷爱好者大都知道，我国古陶瓷的烧造，在明代以前比较广泛使用的窑炉是龙窑。龙窑具有体积大、热效率高、燃料省、造价低、单件产品成本低等诸多特点，其最大的优点是升温快，降温亦快，可以快烧，还可以维持烧造青瓷的还原焰。因此有人说，龙窑是青瓷的摇篮。
那么，我国唐代最大最长的龙窑在什么地方？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表明，不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五大名窑，也不在湖南长沙窑、安徽寿州窑，而是在刚刚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窑址面水背山、依山而立、距邛崃市区12公里的固驿瓦窑山。这个结果恐怕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吧？这座始烧于南北朝、废弃于唐代早、中期的龙窑长达46.2米，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据专家计算，一座42米长的龙窑，一窑可烧制瓷器1.5万件以上。按此推算，邛窑固驿瓦窑山这座长46.2米的龙窑，一窑至少可烧制瓷器1.6万件以上。龙窑愈长，烧制瓷器愈多，劳动强度也愈大，对烧窑技术的要求也愈高。
在2006年新春佳节，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CCTV首届赛宝大会上，被专家评委会誉为“天下第一红”的“邛窑釉里红瓜菱形水盂”，从500多件民间藏品中脱颖而出，一路过关斩将，并一举夺得铜奖。此件藏品是邛窑古陶瓷民间收藏家尚崇伟众多邛窑藏品中的一件，是进京参赛的10余件四川藏品中惟一获奖宝物。
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欧阳世彬在点评此件宝物时说：“此次邛窑发现的高温红釉是当前发现的最早的铜红釉，以中国陶瓷在世界陶瓷史上的地位而言，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制釉的第一红，具有划时代意义。”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先生在公布铜奖获得者名单时，专门以邛窑水盂为例，说其价值之所以甚高，就是因为从汉代至唐代都是低温釉，而邛窑水盂则是氧化铜在1200摄氏度的高温下窑变而成的红绿釉，是极为珍贵的至宝。
邛窑水盂“艳”惊四座的“天下第一红”，让古老的邛窑再次名扬天下。
“邛窑传人” 父子两代
今天的中国人早已生活在用电灯照明的后工业时代，但国人却仍旧在用“不是省油的灯”这一形象而生动的概念来表达对某个人的具体看法。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省油灯呢？何为省油灯？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发行的《辞源》对“省油灯”辞条是这样解释的：“省油灯”源于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所写《老学庵笔记》。《陆放翁全集·斋居纪事》中说：“照书烛必令粗而短，勿过一尺。粗则耐，短则近。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几半。”可见历史上确有此物，而此物就产自著名的邛窑。唐宋时代，邛窑烧制生产了大量的省油灯，并在当年风靡一时，广为流传。这些声誉远扬的省油灯照亮了达官贵人的夜晚，也照亮了寻常百姓家的夜晚。可以说，邛窑省油灯是中国陶瓷史上极富诗意的发明创造。当我于清夜的案头把玩由后世的陶艺大师何平扬先生烧制的省油灯，在对先人的聪明才智感叹的同时，也对失传数百年的邛窑绝艺后继有人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和何平扬先生是同乡，30多年来，他为邛陶烧制技艺的发掘、整理和传承所做的一切，让我充满了敬意。2007年初春的一天，我再次来到邛崃市，来到当代“邛窑传人”何平扬的家。像许多民间艺人一样，何平扬的作坊就在自己的家里。这从一个侧面看出民间艺人们在当代的现实处境和窘况。何平扬的家简直就是一个陶瓷的世界，过道、天井、书房、客厅……到处堆满了陶坯、成品和半成品的瓷器。正对天井的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陈列室里更是琳琅满目：多佛香熏、虬龙提梁罐、葫芦茶壶、文君当垆、地藏宝瓶、兔毫釉梅瓶、绿釉双耳壶、邛三彩双流壶、邛三彩陶马、邛三彩陶豆、汉代说书俑、仿邛窑四耳盘口瓶……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我们的谈话自然绕不开非物质文化遗产。“邛窑始创于南北朝，由盛到衰历经800多年。因烧制年代久远、器物造型独特、釉色丰富多彩，一直享有盛誉，是我国著名民间瓷窑之一。邛崃市境内的南河十方堂窑址和固驿瓦窑山窑址已先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邛陶烧制技艺却榜上无名。”对此何平扬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好在邛陶烧制技艺列入了首批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在成都市的区市县中，邛崃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最多的。”谈起自己的家乡，何平扬的言语中充满了自豪。
上世纪70年代，尘封数百年的邛窑再次被打开，为了挖掘传统技艺，同时也是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煤炭烧泥巴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的指示，当时的邛崃县政府决定新建美术陶瓷厂，恢复邛窑生产。何平扬就是在那时以“美工”的身份进入陶瓷厂的。厂长由邛崃知名画家、老艺人康兆明先生出任。何平扬天资聪慧，从小就喜欢画花鸟鱼虫、山水及刘关张之类的历史人物，康兆明见何平扬心灵手巧，颇有天赋，是可造之材，便将他招入厂内，收为自己的弟子。在康兆明的悉心调教下，何平扬完整地学习了整套制陶工艺，这为他后来独立制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何平扬创作的“雀竹台灯”烧制出来后，参加了四川省优秀工艺品展览，并大获好评。处女作的成功，更加激发了何平扬的创作热情，从此，何平扬与邛窑结下了不解之缘。
像所有中国大地上虔诚、执着的民间艺人一样，这一宿命式的缘分注定是一生一世的。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一难以割舍的缘分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何丹。好在儿子相当争气，24岁便成了四川最年轻的省工艺美术大师。这让何平扬十分欣慰。
邛窑是蜀文化的骄傲，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所说的那样，“邛窑艺术和科技是我国隋唐陶瓷文化的又一高峰”。它在浙江越窑青瓷六朝初的褐色釉下彩人物花卉纹启迪下，于隋代在我国率先创造了高温釉上、釉下三彩彩绘瓷。就像众多专家学者所论断的那样，在邛窑的影响下，先后在中原和南方地区创造了富丽华贵的唐三彩，与诗画并茂的长沙窑彩绘瓷。它是中国后世五彩缤纷的彩色、彩绘瓷的拓荒者和先驱者。如果说浙江越窑是青瓷的发源地、青瓷的故乡，那么，邛窑则是中国彩绘瓷的发源地、彩绘瓷的故乡。
然而，邛窑烧制技艺的传承却一波三折。就在我采访回成都后不久，一天，何平扬打来电话，说是那块本该作为邛陶厂选址的地已有了其他归宿，无奈之下权衡再三，他决定将窑炉建在自己的家里。原想把厂建在十方堂邛窑遗址附近的，一来今天的邛窑在古窑址前恢复很有象征意义，二来邛崃的旅游业也能增添一个极富人文特色的景点。何平扬在电话里一再强调，他家楼上楼下加屋顶有400多平方米，勉强可以建窑了。他还说，日本许多民间艺人的作坊就是建在自己家里的，无论如何都要让邛陶烧制技艺传承下去。邛窑不能仅仅是遗址，仅仅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面目向世人展现，邛窑由盛到衰，由昔日轰轰烈烈的窑场到如今由何氏父子独自支撑的家庭手工作坊，是邛窑不幸中的万幸。父子俩以后再也不用为烧制自己的邛窑作品而四处东奔西跑了。
唐代邛窑古瓷片
陶瓷收藏爱好者在收藏过程中，千万不要只重整器，而放过对珍贵古瓷片的收藏，特别是那些具有较高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特殊古瓷片。
珍稀古瓷片往往成为填补科学空白的实证和古瓷窑考古重大发现的先导。因而能够拥有典型的珍贵瓷片，已成为玩瓷者引以自豪的财富和收藏水平的标志。
耿宝昌先生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59页，张福康先生撰文《早期铜红和钴蓝的出现》云：“长沙窑产品中带有铜红彩的并不多见，邛崃窑带有铜红彩的更属罕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邛窑和长沙窑的陶工们首先发现了铜红，有意识地进行了试验，并传之于后世，所以铜红釉彩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李知宴先生曾说：“邛窑彩绘瓷上有很多用毛笔蘸彩书写的文字，如‘蜀’、‘临’、‘邛’、‘供’等，笔力雄劲，很有书法韵味……”。
笔者收藏的一批古瓷片，纹饰均是用毛笔蘸“铜”料在釉下着彩，再罩上一层青釉，在高温还原焰或氧化焰中一次烧成。这些残片的器型有杯、高足杯、罐、四系罐、碗、钵等，瓷片上所绘纹饰多为云纹、草叶纹等。
据实物考察，这些古瓷片从造型、纹饰、胎釉、烧制工艺、时代特征等方面，均与唐代邛窑产品相同，这些古瓷片应为唐代邛窑烧制的釉里红和高温釉里红绿彩。其中还有一件更珍奇，瓷片上有釉里红“临”字款铭文。这件瓷片约7厘米×5厘米，“临”字款的写法独具一格，写得随意挥洒，草书之体势连绵，一笔而成，气脉通连，笔简意炼，泼辣豪放。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唐代邛窑窑工们的超前意识与无拘无束的个性、社会习惯及审美观念，表现了他们的创造性和勇于革新精神。
“邛窑”在历史上无文字记载，邛崃古称“临邛”，釉里红“临”字款则是邛窑窑口的绝对铭文。“临”字款釉里红瓷片是历史留下来的实证，铭文印证了专家们“邛瓷的釉下多彩技术是我国最早，当时最先进的釉彩技术”的正确论断。
釉里红创烧于何时？何地？有元代景德镇说、唐代长沙窑说、唐代邛窑说等三种说法。这片其貌不扬的釉里红“临”字款瓷片掀开了唐代邛窑的面纱，破译了釉里红起源之谜。
长沙窑彩绘花鸟纹注子
长沙窑彩绘花鸟纹注子
长沙窑彩绘花鸟纹注子局部
长沙窑彩绘花鸟纹注子底部
长沙窑彩绘花鸟纹注子，唐，高22.7cm，口径11cm，底径12.2cm。 注子撇口，阔颈，瓜棱形长圆腹，肩一侧置六棱形流，另一侧置曲柄。通体施青釉。腹部以釉下褐彩勾描一株花草及一只硕鸟，褐彩线条内涂釉下绿彩。 此器造型饱满，青釉下有褐、绿两色彩，图案线条流畅，是不可多得的唐代长沙窑瓷器珍品。 唐代长沙窑大量烧造釉下彩绘瓷器。它突破了青瓷的单一釉色，丰富了唐代瓷器的装饰技术，开创了后世釉下彩瓷器的先河。从大量实物观察，此类装饰的初期形式 是单一的褐彩斑点，之后，演变成精美的褐绿彩斑点。装饰内容从斑点纹发展到花鸟动物纹，有的则以宝塔等建筑或诗文为题材。其装饰手法是，借助毛笔用彩料在 生坯上绘画纹饰，然后罩一层透明釉在高温中烧成。彩料经高温处理后色彩经久不变。长沙窑工匠们除了擅长瓷器色彩和装饰内容变化外，也在造型上创造出许多实 用美观的器皿。特别是注子的造型之多，在唐代可称首屈一指。以注口为例，就有直口、洗口、喇叭口等。注腹则有长腹、圆腹、瓜棱形腹、椭圆形腹和袋形腹等。 注流的安置也颇具匠心，有方形、八角形、直管形等。注柄的款式则随注身而变化，开创一代新风。 由于在长沙窑遗址出土的注子上书写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自入新峰市，唯闻旧酒香”等题识者，因此证明这类注子是当时的酒壶。
少见的南宋吉州窑彩绘斗笠盏
吉州窑位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为宋代江南地区著名民间瓷窑之一，烧瓷品种繁多，地方特色浓郁。尤其是南宋之后，吉州窑的产品更是丰富多彩，装饰技法也是多种多样；深受百姓的喜爱。正如《景德镇陶录》所云：“江西瓷器，唐在洪州，宋出吉州”。
图下为吉州窑白釉褐色彩绘斗笠盏。这种彩绘装饰完全是在南宋之后，受了北方磁州窑的影响。盏的外壁以褐彩绘鸡心状卷枝纹，绘画手法极为挥洒、生动、随心所欲；于不经意处显出高超的工艺水平。在粗线条中再加一些白釉细线，装饰感强烈，釉色黑白对比，富丽庄重。卷枝上还偶点几点攀枝，显得生机盎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绘画技法有元青花的端倪。值得注意的，盏的内壁（图上）绘画就是磁州窑的翻版，一朵盛开的菊花，一个含苞欲放的花蕾，一对翩翩起舞的蝴蝶；一幅花恋蝶，蝶恋花的生动景象。只不过到了江南之后，多了一份江南人所特有的对称。
该盏高5.5厘米，口径11.5厘米，制作规整，修胎精致；融合了南、北两派的制瓷工艺，充分展示了两派工艺大师的杰出精华，是吉州窑精品中的精品。
当代邛窑作品展 “省油的灯”就是这样
唐三彩闻名海内外，却输邛陶釉下三彩数百年；“省油灯”可真有其物。堪称中国彩陶开山鼻祖的四川邛陶昨起首次受邀来穗展览，唯一传人大师何平杨向羊城市民公开解密神秘的古陶邛陶。
“省油灯”首现广州
通常人们说一个人厉害、难缠，爱算计，都会脱口而出：“他可真不是盏省油的灯！”不过，绝大多数人没想到的是，世上真有“省油灯”这一事物，而且宋代诗人陆游在《老字庵笔记》对“省油灯”给予很高的赞誉。那么，到底“省油灯”真容如何？记者昨日首次在广东省工艺美术珍品馆举办的《当代邛窑作品展》上发现了它的踪影。
“省油灯”由一个碟状上部与一个碗状下部构成，碗侧还有一个小洞。
彩陶鼻祖首次光临羊城
昨日开展的邛窑展，连广州的很多陶品专家都不知邛陶为何物。据了解，邛陶，是一种出自四川邛崃、以褐、绿、黄釉下彩为主色调、经高温烧制的陶器，近代以来鲜为人知，而它却有着1600年的悠久历史。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考古发展而被发现。在中国，它是最早使用高温釉技术、将雕塑艺术手法运用于陶瓷造型并进行彩绘装饰的，被称为我国彩绘陶瓷的开山鼻祖，它的釉下三彩要比著名的唐三彩还早几百年，并影响了后来的钧窑和长沙窑。
彩绘陶
烧成后装饰彩绘图案的陶器。彩绘陶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常用的色彩有红、黑、黄、白、赭等，色彩绚丽，因绘制后不再烧彩，所以彩绘极易磨损脱落。彩绘陶主要是在泥质灰陶上作画。首先将陶器修整光滑，然后将彩绘颜料粉碎磨浆，添加适量植物胶，在器表描画图案。彩绘最常见的底色有3种：黑地以墨打底，红地以朱砂或铅丹打底，白地多用白粘土打底。也有个别为黄地，主要颜料是五氧化二磷或硫化砷。彩绘陶通常为黑地绘红白彩，红地绘黑白黄彩，白地绘红黑彩，底色与彩绘的搭配多绚丽斑斓，协调醒目。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山东龙山文化都出土彩绘陶器，尤其是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遗址，凡泥质陶盆、壶、瓶、罐、盘等均施彩绘。彩绘陶以黑、褐、红色为地，用红、白、黄、绿色矿物颜料绘图案。纹饰以几何图案为主，有圆点、条带、云纹、涡纹、回纹等，也有一些构思复杂的图画，如蟠龙、变体动物纹等。彩绘蟠龙纹陶盘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战国、秦汉时期是彩绘陶发展的繁荣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墓葬中常陪葬彩绘陶。壶、豆、盘及鼎、尊的盖等几乎通体绘彩，颜色丰富，纹饰复杂。如洛阳汉墓出土彩绘陶壶，以红、白、黄、赭色在壶的不同部位分层绘出宽带纹、锯齿纹、绦坟、云纹、双线三角纹、圆点纹，构成上下连接通体的图案，颜色搭配协调，纹饰布局紧凑合理。此时期彩绘常见纹饰还有S纹、雷纹、蛇纹、虎纹等，特点是周身布满纹饰。另外还出现写生人物故事彩绘图案，河南密县后郭村出土东汉陶仓楼正面彩绘地主收租图，图中绘4人，其中2人正往粮袋中装粮，身边有斗、斛、粮堆。两侧各1人，均头裹平帻，身着黑衣，左侧1人双手执箕，右侧1人腰间佩剑。背面为彩绘饲弓图。彩绘陶还大量用于随葬陶佣。秦始皇陵及西汉杨家湾大墓出土上千件兵马佣，均施有彩绘，只是施彩方法不如器物描绘仔细，而是整片涂抹，追求整体效果。唐代彩绘陶已走向衰落，仍延用的器形主要有塔形罐、卷沿罐、盆、碗等。受佛教影响，纹饰多用仰、覆莲花，也有少量菊花、梅花。河南陕县出土塔形罐通体施白衣，盖钮绘红彩，盖沿部以双黑线勾覆蓬纹，罐口点红彩，肩部以双黑线勾覆莲纹，其下为黑条带云纹，腹部为上下交错的6朵红彩菊花，底部为双黑彩仰莲纹，其座束腰部为黑彩条带云纹，足为双黑彩覆莲纹。花纹上下呼应，腹部红彩醒目突出，华丽精美。同时期其他墓中出土的卷沿罐彩绘纹饰也与之相似，只是有的腹部花纹不同而已。唐代随葬生肖佣大都施彩绘，有些三彩佣面部也多在烧成后施彩绘。唐以后彩绘陶不常见，彩绘花纹潦草简单，至明代消失。
釉下白地彩绘瓷闻名于世的北宋八大窑之一的吉州窑
吉州窑是有七八百年的烧造历史是北宋八大名窑之一，宋代南方四大民间瓷窑之一。吉州窑它始烧于晚唐，发展于北宋，极盛于南宋，元以后逐渐衰落。其窑址分布于今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为中心的赣江两岸，主窑场有彭家窑、永和窑、临江窑等，因隋代至宋代吉安称吉州，故名“吉州窑”。
灿烂的庐陵文化孕育了吉州窑陶瓷艺术，使之成为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一朵奇葩，宋时与定、磁、钧、耀、建等窑齐名。吉州窑研制创烧了个性独特的釉下白地彩绘瓷，对景德镇青花瓷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剪纸贴花工艺，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其充分利用窑变技术的黑釉瓷，更是纹样繁多、色彩斑斓。
吉州窑制瓷技艺兼采众长，形成其产品丰富、装饰技法多样、地域色彩浓厚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是色彩斑斓、富于变化的黑釉瓷和自然清新、具有鲜活民间艺术风格的釉下白地彩绘瓷，并创烧了木叶纹、剪纸贴花、玳瑁斑、虎斑纹、描金彩绘、剔划花纹、黑釉褐斑、白斑及蓝斑等各具特色的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北方地区一些瓷窑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磁州窑部分工匠也迁到了安徽、浙江和江西等地继续从事制瓷，因此，吉安吉州窑也烧制了具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釉下彩绘装饰品种.
吉州窑彩绘海涛纹瓷瓶
吉州窑彩绘海涛纹瓷瓶高13.6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5.3厘米此瓶体薄施白釉，器底露胎，釉下绘酱色波涛纹，造型别致，纹饰生动。吉州窑玳瑁釉碗
吉州窑玳瑁釉碗的碗釉面是在施黑釉时添加一些淡黄釉，经窑火焙烧，不同颜色的釉层在高温下相互浸润，烧成后淡黄釉色在黑釉底色衬托下蜿蜒浮现，似行云流水，宋代称它为玳瑁釉，是吉州窑的主要品种之一。吉州窑黑地白梅纹碗
吉州窑黑地白梅纹碗高5.5、口径11.6厘米.口微敛、斜壁、圈足，内外施黑釉，外壁施釉未到底，内壁近口沿处有突弦纹一周，为点茶注汤的水面限度，碗内以写意法绘折枝白梅。吉州窑是宋代著名窑场，以烧黑釉瓷为主，这种黑地白花碗是当时的大宗产品。彩绘陶器研究述评
顾名思义，在烧制成功的陶器上用颜料涂色绘画，这类陶器即彩绘陶器。其可以是单彩描绘涂色，也可以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色彩复合描绘，色彩有红、白、黄、黑、橙、蓝、青等。陶质一般为泥胎，胎色主要是灰、褐二色，个别呈红胎。有者直接在陶胎上进行描绘，亦有先施一层陶衣，然后再进行绘画。陶衣颜色主要有黑、白、黄、赭等。纹饰简单者仅几笔勾勒，复杂者则满绘器身，从传统的几何形图案，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以及人物、动植物等都可以成为彩绘陶器的装饰题材。其种类繁多，从鼎、盒、壶、钫仿铜陶礼器，到罐、仓、盆、樽、豆、案、盘、耳杯、勺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人物俑、动物模型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彩绘装饰。在烧好的陶器表面施彩绘画不必考虑高温造成的色差及色变，能够使工匠更好的发挥其技艺及想象力，因此彩绘陶器往往色彩丰富、艳丽，图案装饰饱满，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但也正因是在烧制好的陶器上进行绘画，其后不再进行二次烧制，因此颜料与胎体结合的牢固性较差，诸多因素如潮湿、刮削、刷洗等都可能引起脱落，因而此类陶器只能是作为明器随葬于墓葬中，并不能作为实用器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彩绘陶器，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有出土，春秋、战国时期一直作为墓葬的重要随葬器类，进入西汉，彩绘陶器更是流行于全国，成为汉代墓葬明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河北、江苏、湖南、湖北等地区的战国秦汉墓中均出土有大量的彩绘陶器。这大批的彩绘陶器不仅时间跨度大、数量众多，而且颜色艳丽、装饰华丽、纹饰丰富，代表了当时陶器装饰的最高水平。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彩绘陶器确不够重视，多数仅停留在对典型器物的描述、陶器的装饰工艺以及美术史的研究上，甚少有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当时的陶瓷工艺水平、绘画及美术艺术、人们的审美情趣及丧葬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等。 推荐阅读：彩陶花纹当即与华夏有关 学术界对彩绘陶器的关注较早，在早期的发掘报告中，如《洛阳烧沟汉墓》即在陶器一章的纹饰一节对彩绘陶器有详细的描述和分析①。 然而将彩绘陶器单独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分析的则出现较晚，在20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彩陶与彩绘陶器》②，虽其研究重点在彩陶上，但将彩绘陶器作为一类陶器来描述，仍有一定的价值。此后不断有此方面的成果发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彩绘陶器的概念、出现及流行时间、流行地域。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③，冯先铭编《中国陶瓷图典》④、《中国陶瓷》⑤等，对上述问题进行过简略的论述。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和冯先铭编《中国陶瓷》，在论述汉代彩绘陶器时分地域来介绍，表明他们已意识到不同地区汉代彩绘陶器的差异。 2、彩绘陶器的器类、纹饰、用色及色彩配置、装饰艺术。王朝闻主编《中国美术史》之夏商周卷及秦汉卷除了对战国秦汉彩绘陶器的器类、流行地域、用途简单介绍外，重点论述了陶器彩绘的流行纹样、用色、图案布局、装饰风格等⑥。《西安龙首原汉墓》⑦、《白鹿原汉墓》⑧、《长安汉墓》⑨三本汉墓发掘报告，分别对西安地区汉代彩绘陶器的流行时间、器型、纹样特点、用色及装饰手法等进行简单的归纳总结。另外陈彦堂[10]、辛革、郭画晓[11]、李建兴、罗火金[12]等也有相关方面的论述。 3、彩绘陶器的地域风格、时代特征。刘兰华、张柏对战国、汉代彩绘陶器的时代、地域进行研究，最后总结出“战国、两汉时期彩绘陶分布范围广泛，彩绘风格各异”，“显示了彩绘陶的地域性不同，但是他们又共同体现了相同的时代风格，寓不同于相同之中”，并分析了汉代彩绘陶兴盛的原因[13]。张春媚则对河南新乡出土汉代彩绘陶器纹饰进行分类，且对每类纹饰的流行时间、装饰部位及演变规律进行讨论，分析总结新乡地区汉代彩绘陶器的器类、装饰工艺、绘画技法及图案布局特点[14]。郭画晓亦从数量、器类、用色、彩绘风格等方面总结了洛阳地区汉代彩绘陶器的特点[15]。 4、陶器彩绘成分分析及保护。夏寅、吴双成、容波、兰德省、杨玉璋、张居中、王景勇、周双林等，分别对山东危山汉墓、咸阳地区、安徽“钟离君柏” 墓及河北满城汉墓出土彩绘陶器的颜料进行研究和分析；而邱国彬、李书谦、崔松林、张月峰等，则着重讨论彩绘陶器的科学保护方法及实施步骤。 此外，有的专书对典型彩绘陶器进行概括性描述。如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夏商周春秋战国》、《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秦汉》，均对战国、秦汉时期典型彩绘陶的器形、纹饰进行描述。《洛阳古代陶瓷纹样》则对洛阳地区所出东周、汉唐彩绘陶器进行描述，并附有清晰的彩图。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彩绘陶器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尤其是彩绘陶颜料成份分析及保护进展明显，但仍存在若干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体现在： 1、尚未严格使用考古学方法，对考古出土的彩绘陶器及其纹样进行细致的类型学分析，彩绘陶器的演变规律以及不同地区的彩绘陶器的风格、特点，情况尚不清楚。 2、未将彩绘陶器与同时期漆器、釉陶等不同材质上的纹饰进行对比，以探讨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彼此影响、相互替代的关系。 3、虽然对彩绘陶器颜料成份问题有所涉及，但未探讨彩绘陶器的生产、流通以及所用颜料的来源问题。 4、随葬陶器的数量、种类，是否与性别及墓主身份等级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彩绘陶器的渊源和流变，以及彩绘陶器盛衰的原因等问题，亦值得进一步探讨。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邛窑彩绘瓷》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邛窑彩绘瓷》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四川古代邛窑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