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几何纹饰。
纹饰是瓷器鉴定的一个有力鉴定要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纹饰特征，能够正确辨认瓷器上的纹饰，对收藏瓷器的爱好者来讲，犹如鱼得水。笔者就多年的收藏体会，对元“至正型”的纹饰特征总结如下：大花大叶。牡丹花多见，花朵内一般留白而不填满色，有的在外部还框以留白边线。山石、海水、人物、动物纹等亦相类，即纹饰内露白，有的在外部或局部处加有留白勾边。缠枝莲叶子肥硕，呈规整的葫芦形。叶子填满色，并有一至五个尖瓣。
变形莲瓣。有的为一组，有的为上下两组，构成对应的仰、覆莲瓣纹边饰。除大盘以外，其他元代器物上的莲瓣纹边饰均作单体排列，莲瓣间留有空隙。莲瓣内纹样丰富，多数画垂云纹与环状的饰物，有的莲瓣内加绘珊瑚、银锭、双角、火珠、火焰、火轮、莲花、双钱等图案，亦即后世称谓的“八大码”。洪武年起，除部分执壶和盏托外，瓶、罐、盘及碗的莲瓣边饰均呈并拢型。这种绘画贯穿于明清两代。
海水纹。海浪澎湃，浪尖高耸。海水多数绘成旋涡状，形如人的指纹，有的形如竖发。海水纹洪武时少见，永、宣年间盛行。
蕉叶。元代的蕉叶边饰多作分开状排列，叶与叶间留有空隙。亦有少量叶瓣呈并拢型，或叶与叶作重叠状。但不管作何种形式的排列，元蕉叶的主脉，均以粗壮的实线表示之。洪武年起，蕉叶边饰的叶瓣绝大多数呈重叠状，偶尔才有并拢型的，而且主脉纹均留白，呈中空型。
芭蕉树。多见于绘人物纹的玉壶春瓶、梅瓶、罐及瓜果纹大盘。树的造型高大、笔意苍劲，或以整株面目为主题纹，或作主纹的衬景。然所谓整株，其下部的主干无不被山石或洞石遮住而隐去。小株的芭蕉树也只见有叶而不见树干。洪武朝，始为真正整株，能见到芭蕉树的全貌。
如意云头(亦称云头纹、云肩纹、垂云纹)。其云头与两云脚相交之尖头的指向前后相背，即如意云头纹的头同脚的尖头所指的方向相反，很少有例外。洪武时，云头纹两云脚间相交的尖头与云头，均指向一致，绝无例外，并沿袭至永宣。成化年起，如意云头的两尖头指向既有相背的，亦有朝向一致的。
回纹。由单体回纹以间断排列的形式组成边饰。有的回纹呈规矩的方形，有的为减笔式回纹，有的回纹以变形手法绘制。入明后，洪武官窑立即改变元代回纹的独立(单体)间断排列形式，为一正一反两方相连的回纹边饰。明永乐时，回纹边饰以两方相连为主，同时又出现一笔环连的回纹边饰。明宣德以后，除少数回纹仍作一正一反的两方相连外，多数回纹呈整圈一笔环连式，并延续至清末。
龙纹。细长身躯，且细颈、细腿、细爪和尖尾巴（偶有火焰式大尾），体态轻盈。头较小，长鹿角，张口，吐舌，龙的下腭有须，上颌一般无须，但至正十一年铭标准器的龙上颌有双须。龙身鳞片分两种，以网状细鳞片多见，留白的大鳞片少见，后者龙纹更加精美。龙有背鳍，腹下通常无横纹带。胸与背部常饰有火焰状飘带。肘部有长毛三至四根或一撮。龙爪以三爪、四爪居多，五爪罕见。
元青花中的玉壶春瓶和出戟尊，器物的内口沿常常加绘一道云头纹或卷草纹边饰。入明后，此类内边饰现象仍存在于洪武朝的玉壶春瓶上，洪武后则消失。
以上为元末“至正型”纹饰特征。从中不难发现，明初洪武瓷与元末至正型器纹饰上的差异十分显著。这一现象同许多清三代瓷器因为沿袭明天启崇祯花样和摹仿明永宣及嘉万纹饰导致后世难分明清两朝器物年代的状况，截然相反。由此说明，瓷器鉴定仅仅靠大致看懂了一些花纹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能读解出器物潜存于花纹、胎、釉、形等细微处的一系列内在信息，这样才不会因表象而错乱。
taoci52.com延伸阅读
【陶瓷文化】元“至正型”瓷器纹饰特征
纹饰是瓷器鉴定的一个有力鉴定要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纹饰特征，能够正确辨认瓷器上的纹饰，对收藏瓷器的爱好者来讲，犹如鱼得水。笔者就多年的收藏体会，对元“至正型”的纹饰特征总结如下：
大花大叶。牡丹花多见，花朵内一般留白而不填满色，有的在外部还框以留白边线。山石、海水、人物、动物纹等亦相类，即纹饰内露白，有的在外部或局部处加有留白勾边。缠枝莲叶子肥硕，呈规整的葫芦形。叶子填满色，并有一至五个尖瓣。
变形莲瓣。有的为一组，有的为上下两组，构成对应的仰、覆莲瓣纹边饰。除大盘以外，其他元代器物上的莲瓣纹边饰均作单体排列，莲瓣间留有空隙。莲瓣内纹样丰富，多数画垂云纹与环状的饰物，有的莲瓣内加绘珊瑚、银锭、双角、火珠、火焰、火轮、莲花、双钱等图案，亦即后世称谓的“八大码”。洪武年起，除部分执壶和盏托外，瓶、罐、盘及碗的莲瓣边饰均呈并拢型。这种绘画贯穿于明清两代。
海水纹。海浪澎湃，浪尖高耸。海水多数绘成旋涡状，形如人的指纹，有的形如竖发。海水纹洪武时少见，永、宣年间盛行。
蕉叶。元代的蕉叶边饰多作分开状排列，叶与叶间留有空隙。亦有少量叶瓣呈并拢型，或叶与叶作重叠状。但不管作何种形式的排列，元蕉叶的主脉，均以粗壮的实线表示之。洪武年起，蕉叶边饰的叶瓣绝大多数呈重叠状，偶尔才有并拢型的，而且主脉纹均留白，呈中空型。
芭蕉树。多见于绘人物纹的玉壶春瓶、梅瓶、罐及瓜果纹大盘。树的造型高大、笔意苍劲，或以整株面目为主题纹，或作主纹的衬景。然所谓整株，其下部的主干无不被山石或洞石遮住而隐去。小株的芭蕉树也只见有叶而不见树干。洪武朝，始为真正整株，能见到芭蕉树的全貌。
如意云头(亦称云头纹、云肩纹、垂云纹)。其云头与两云脚相交之尖头的指向前后相背，即如意云头纹的头同脚的尖头所指的方向相反，很少有例外。洪武时，云头纹两云脚间相交的尖头与云头，均指向一致，绝无例外，并沿袭至永宣。成化年起，如意云头的两尖头指向既有相背的，亦有朝向一致的。
回纹。由单体回纹以间断排列的形式组成边饰。有的回纹呈规矩的方形，有的为减笔式回纹，有的回纹以变形手法绘制。入明后，洪武官窑立即改变元代回纹的独立(单体)间断排列形式，为一正一反两方相连的回纹边饰。明永乐时，回纹边饰以两方相连为主，同时又出现一笔环连的回纹边饰。明宣德以后，除少数回纹仍作一正一反的两方相连外，多数回纹呈整圈一笔环连式，并延续至清末。
龙纹。细长身躯，且细颈、细腿、细爪和尖尾巴（偶有火焰式大尾），体态轻盈。头较小，长鹿角，张口，吐舌，龙的下腭有须，上颌一般无须，但至正十一年铭标准器的龙上颌有双须。龙身鳞片分两种，以网状细鳞片多见，留白的大鳞片少见，后者龙纹更加精美。龙有背鳍，腹下通常无横纹带。胸与背部常饰有火焰状飘带。肘部有长毛三至四根或一撮。龙爪以三爪、四爪居多，五爪罕见。
元青花中的玉壶春瓶和出戟尊，器物的内口沿常常加绘一道云头纹或卷草纹边饰。入明后，此类内边饰现象仍存在于洪武朝的玉壶春瓶上，洪武后则消失。
以上为元末“至正型”纹饰特征。从中不难发现，明初洪武瓷与元末至正型器纹饰上的差异十分显著。这一现象同许多清三代瓷器因为沿袭明天启崇祯花样和摹仿明永宣及嘉万纹饰导致后世难分明清两朝器物年代的状况，截然相反。由此说明，瓷器鉴定仅仅靠大致看懂了一些花纹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能读解出器物潜存于花纹、胎、釉、形等细微处的一系列内在信息，这样才不会因表象而错乱。
“至正型”元代青花瓷器的划分
“至正型”的提出源于现藏英国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绘云龙纹象耳瓶”的研究。理论上并无异议，但实际上往往扩大了“至正型”的范围。元代至正时期起于1341年，止于1368年，共28年，但实际上自至正十一年，包括江西景德镇的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爆发了“民人尽乱，巾衣皆绛绛，赤帜蔽野”的元末农民战争。此时景德镇烧制的任何瓷器，无法顺利地走昌江，穿鄱阳湖，经长江入京杭大运河，前往元大都了。所以，许多在内蒙古自治区、山西、北京等地发现的元代青花瓷器的完整器和残损器应为至正十一年以前流散到这一地区的元代青花瓷器，把这它们定为“至正型”更为科学。而此时的景德镇不可能不在烧包括青花瓷器在内的瓷器，它既要为填补权力真空的农民起义军服务，又要满足广大民众的使用需要，还能继续在混乱中扩大出口贸易。此时的青花瓷器至少没有停顿下来，现在我们发现遍布江南广大地区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特征的青花瓷器，既有至正十一年以前烧制的“至正型”，也有至正十一年以后至洪武元年烧制的瓷器，但准确分别起来、难度很大。“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绘云龙纹家耳瓶”的出现，为我们更多、更广的认识元青花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其一，元代民窑青花瓷器烧制的如此精美，官窑青花瓷器的精美程度可想而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可以得到印证。其二，至正埋藏烧制的青花瓷器并不是元代瓷器发展的顶峰。其三，钴青料的获得及使用比较普遍，成本不会很高，窑场自身的拥有量及来源有一定的保障。其四，至正十一年时，元代官府对窑场的控制已经十分微弱，或者已失去控制，景德镇周边地区的中下层平民可以自由的订烧青花瓷器，并且在瓷器上绘制元代统治阶级禁用的龙纹、鸾凤纹等纹饰。其五，如此精美的青花瓷器由民窑烧造，说明当时有一定数量的民间窑场已掌握了青花瓷器烧制技术，并有相当数量的青花瓷器成为商品进行流通，结合有确切纪年可考的元代青花瓷器分布在景德镇周边数百公里以内的范围里，可以认为，至正时期的官窑和民窑青花瓷器烧制技术十分成熟。“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绘云龙纹象耳瓶”上铭文告诉我们，这是一件供当时人们供奉用的祭器，并历经600余年而未损的传世品，在这600年间，有多少人看过它、摸过它，甚至把它贩卖出祖国的人都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件元代青花瓷器，由此可见几百年来人们对元青花的漠视、蒙昧，从明初对青花瓷器“俗甚”的评价，到民国时期言必永宣青花、成化斗彩的赏评，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人们认识的肤浅，另一方面说明了元代青花瓷器的烧制和遗存数量较少。更说明了缺乏一个对古代陶瓷认识的科学态度。元代青花瓷器遗存的数量虽少，但出自至正时期的不止一件，江西九江博物馆征集到一件至正十一年青花绘缠枝菊纹三足连座炉，炉体造型随意，青花呈色兰艳，带铁锈斑，纹饰画法自然划率，为当时中下层平民随葬之冥器。两件至正时期烧制青花瓷器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至正型”青花瓷器的多种面貌。这种面貌是根据不同需要而烧制的，至正十一年以后烧制的青花瓷器是什么样?至正十一年以前烧制的青花瓷器是什么样?至正十一年同期又烧过几种水平的青花瓷器，目前无法得知，所以，把“至正十—年铭青花绘云龙纹象耳瓶”为基准，划定“至正型”青花瓷器是不全面，不科学的。
至正型元青花新认知
元代是我国陶瓷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时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元朝政府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管理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使景德镇成为我国陶瓷的生产中心。其中青花瓷器的烧造，最具有划时代意义，改变了此前我国以青瓷为主流生产的特点，从此青花瓷就成为了中国陶瓷的主流！
至正型与延型元青花
元代青花瓷器所用的青花钴料主要有进口料、国产料、混合料三种。进口的钴料主要是“苏麻离青”，此种钴料属于高铁低锰型，青花发色蓝艳并带有铁锈斑。而国产料属于高锰低铁型，发色较为浅淡，且无铁锈斑。在学术界上一般将元青花分为两种类型，至正型元青花和延型元青花。前者是以英国大维得基金会所藏的一对带有“至正十一年”铭文的象耳瓶为断代的标准器物。学术界普遍认为此类型元青花主要生于元代中晚期（约1341-1368年）。而后者主要是以江西九江延祜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瓶为标准器。生产的时代大致在元代早期（约1319-1340年）。这两种类型的元青花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前者采用进口钴料，呈色艳丽且带有铁锈斑，伴随有晕散现象，纹饰多密集，层次繁多，造型多高大。后者采用国产料，纹饰较为简单草率。
从目前的出土和国外发现的元青花来看，至正型元青花多为出口外销以及一些陈设器和庙宇供器。因此，许多官方的书籍中认为国内还未发现有典型的至正型元青花碗、盘之类的特殊器实用物。但是随着近年来民间收藏队伍的壮大，民间出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元代青花瓷器和标本，促进了民间对元青花更深入的研究。笔者通过多年来对元青花有关的资料与实物的研究发现，在国内至正型元青花还是有碗、盘之类的实用器的。
标本一为元青花河塘鸳鸯纹碗的残件，此残件出土于扬州运河。釉色白中闪青，青花发色蓝艳，呈晕散状，有铁锈斑，手摸上去，铁锈斑处有下凹的感觉。碗内心绘河塘鸳鸯纹，口沿处有一圈缠枝菊纹边饰，碗外腹绘缠枝莲纹，下腹为典型的元代莲瓣纹，碗底内心有乳突，呈螺旋状。此器画工颇为精细，线条硬朗流畅，时代特征明显。标本二和标本一的特征基本一致，前者口径为15cm，后者口径为16cm。只是在纹饰上，后者碗外底少了一层莲瓣纹的装饰，仔细观察两件残器，清晰可见使用磨损过的痕迹，尤其在器内和口沿初，更是明显。
标本三为元青花龙纹盘的残件，同样出土自扬州运河，口径19cm，盘内心绘龙纹，龙头略小，细颈曲长脖，五爪龙，三根肘毛分开，与许多至正型大件元青花龙纹画法一致。首都博物馆也有与之类似的残件。盘壁绘有缠枝莲纹，外侧为典型的元代莲瓣纹，莲瓣内绘有八宝纹，器底无釉。此残件传世痕迹也较为明显。
标本四为青花龙纹高足杯，此类器型在元青花当中很常见，这件高足杯外绘龙纹，内心为模印龙纹，头、颈、身等纹饰的画法也很有时代特征。此器身龙纹的龙鳞绘制采用横竖直线交错的席状纹，此种纹饰在元代以后不见。高足杯的上下身，采用的是接胎的办法，高足杯的内顶端无釉，有小凸，这也是元代高足杯的典型特征之一。通过观察发现，此残器的传世痕迹依然明显。
以上几件元代至正型元青花均在国内发现，并且有确切的出处。除此之外，笔者还曾在其他一些藏家手中见到过类似的藏品。通过对以上标本的比对发现，“国内无典型至正型实用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此笔者认为元代景德镇曾为国内生产过至正型元青花实用器。元代青花瓷在元代产量并不大，国内并未普及使用，只有少数人能用。而类此上述至正型的元青花瓷据笔者推测，大部分应当是为统治阶层，王公贵族，富豪之家烧制的。当时作为外销的至正型元青花从性质上属于商品，但面对国内，许多权势阶层，富贵之人是完全可以消费的。再者，景德镇也曾专门为国内生产过至正型元青花。通过对比，这些国内的至正型元青花和出口外销的元青花是有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的，笔者也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这些国内的元青花同样采用进口的钴料，不同于元代外销东南亚的使用国产料的元青花。这与外销到土耳其、伊朗等地的元青花一样使用进口青料，而且在纹饰上也许很多相同之处。其中土耳其博物馆有一件河塘鸳鸯碗与残件标本一和标本二几乎一致。国内的至正型元青花实用器在器物的大小上和外销伊朗，土耳其的元青花同类器物又有区别，外销欧洲的元青花尺寸较大，盘子一般在40cm以上，碗一般在30cm左右，而国内的同类器物，盘口径一般在20cm以内，碗一般在15-17cm之间。这也证明了这些残件是景德镇专门针对国内少部分王公贵族，富豪之家所生产的至正型青花瓷器。
至正型元青花中的薄胎器
至正型的元青花总体特点就是胎体厚重，器形高大，纹饰丰富，密集多层次。至正型元青花同样有薄胎器，同样有纹饰简练的装饰。如标本五，此为一件玉壶春瓶的残件，高26cm，通体胎体极为轻薄，大部分厚度仅为2mm左右，胎质比较细腻，但仍然可见空隙和杂质，与明代的胎质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器身分三段接胎而成，接胎痕清晰可见。其在纹饰装饰技法上较为简捷，仅有三层装饰，径部和底部绘有窗格纹，中间腹部有缠枝牡丹一周，缠枝牡丹的画法在同类元青花中很常见。此器所用青料为标准的进口的苏料，晕散与铁锈斑都较为明显。这样的元青花在笔者所看过的博物馆馆藏和一些资料中从未见过，十分稀有。
至正形元青花和枢府瓷器的关系
多年前笔者偶然得到一件元青花罐上面盖子的标本（标本六），此标本中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此青花盖子上竟粘有一块卵白釉的龙爪，两者紧密的粘贴，深入胎骨，应当为烧窑过程中造成的。此标本透露出一个信息：“元青花瓷和卵白釉瓷曾在同一窑中烧造过”。之前大部分学术观点认为：“带有枢府字样的卵白釉瓷器属于浮梁瓷局所生产的官窑器”，而此块标本的出现，卵白釉瓷器与元青花瓷器同窑烧造，能否说明至正型元青花也有官窑的性质呢？笔者觉得这还需要以后更多的考证。
明清瓷器主要器型及纹饰
（1）明瓷器主要器型：明代盘、碗、罐、壶等器型同元代一样。明代玉壶春瓶、梅瓶、执壶、高足杯基本上保留着元代的造型，仅稍有改革。明代的盘、碗、圈足放锝较宽，逐渐改变了元代大多数圈足内壁无釉的制作，圈足内外都施釉。宣德时的“宫碗”，口沿外撇，腹部较深，端重而实用，据近代传，至名正德时，有“正德碗”之称。宣德白釉茶盏，也是明代受欢迎的器物。
永乐、宣德时较典型器物有小巧玲珑的压手杯、壶、小壶等，另有带域外风格的双耳扁瓶、双耳折方瓶、天球瓶等。成化时总体倾向是小型器占多数，斗彩鸡缸杯“天”字盖罐是最典型器物。
正德时胎骨、造型比成化时厚重，除常见盘、碗外、较大型的洗、尊、花插等也多见。嘉靖执壶变化较大，颈部加长，肩部与底部收敛，圈足高而微外撇，壶腹部成扁形。嘉靖、万历时突出成就是大型花瓶、大龙缸的烧造。同时，各朝方形器等进一步发展，如方斗碗，方形多角罐，方盒、多层盒等。明代中后期，瓷器制品种类越来越多，如豆、屏风、围棋、笔架、水滴纸、镇纸等。
明嘉靖、万历时瓷塑最多，主要是仙佛的塑像。明代外销瓷中的“军持”，也从元代的造型演变为器身矮胖和乳头状的流。
（2）清瓷器主要器型：清代瓷在类别和品种上都比明代有所增加，主要可分为三类。属饮食类，盛器的日常用具——盘、碗、杯、碟、盅、壶、瓶、罐、洗、缸、插屏、枕、烛台等。属陈设玩赏类——花瓶、花尊、花觚、桥瓶、插屏、花盆、花托、鼻烟壶和瓜果，动物像生瓷，各类仿工艺品瓷和瓷雕、瓷塑等。属于文具娱乐用具类——砚、水盂、印泥盒、笔筒、笔架、墨床、棋具、蟋蟀罐等。另外，还有各种仿古礼器，祭祀用具以及宗教所用各式法器。
清代瓷器造型，日用器皿大都沿用历代传统的式样，但官窑仿古盛行，有仿商、周朝青铜器式样，有仿宋、明瓷器造型的。如仿明永乐、宣德的青花鸡心碗、天球瓶、脱胎杯等，仿成化斗彩鸡缸杯，“天”字罐等。民窑器有部分仿古瓷，但大多式样具有清代独特的风格。康熙朝瓶形制多变，有口小腹大的瓶，有口腹大小粗近的尊，口大腹小的称花釉或花插（特别小的花觚称为渣斗）。康熙朝时，具有特色的品种有棒槌瓶、油锤瓶、方瓶、凤尾尊，大多是民窑器。官窑器的名品有观音尊、柳叶瓶、象腿尊、太白尊、马蹄尊、苹果尊、笠式碗等。
康熙、雍正两朝都有仿明宣德和成化两朝器，但康熙仿成化多于宣德，雍正则仿宣德为主。雍正青花中，仿宣德大盘、鸡心碗、抱月瓶、玉壶春瓶、柏瓶多见，斗彩则以仿成化斗彩的天字罐、马蹄杯、鸡缸杯等为多。康熙时期出现的橄榄瓶、象腿瓶在雍正时流行。同时开始于雍正，流行于乾隆的牛头尊也出现（因器身满绘百鹿，又称百鹿尊等）。雍正瓷独特的风格是：很多器物的造型多取材于自然界的花果形态。例如，海棠花式、莲蓬式、石榴式、柳条式等。
乾隆时瓷器造型更繁多。天球瓶、葫芦瓶、牛头尊等极普遍。瓷制的各种文房用具，如粉彩笔筒、笔杆、镇纸、印泥盒、浆糊盒等，式样新异，精工细作。青花、粉彩的瓷制鼻烟壶和龙头带钩，香熏等服御，陈设器制作精巧。瓶类种类繁多，有双联、三联、四联直至九联瓶。另有壁瓶、轿瓶、转心瓶等。乾隆佛教八宝由平面图案变成了立体粉彩瓷器。乾隆多各种瓷塑，有各种人像瓷塑和佛教的达摩、观音等塑像，另有动物瓷塑多种（青蛙、鹦鹉、叭狗等）。乾隆瓷讲究雕镂和附加堆饰，如瓶类附螭耳、象耳、鹿耳、羊耳等。
至正型器的时限与绘饰
中国考古对于夏代以来的文物是要按照朝代来断代的，这也就有着考古社会学背景的意义，是既传统又科学的，当然，在考古作业中离不开类型学的分析归纳法，但仅凭这一方法自身是无法独立完成断代工程的，而断代在考古事业中是具有首要意义的工作。如陶瓷中，三彩器可算是一个类型，但并不一般地、笼统地称之为“三彩型器”，而是要个别地、具体地分别为“唐三彩”、“辽三彩”、“宋三彩”等等。
周先生认为，使用“至正型器”概念“时代可以上推下延。”如果着眼于整部青花瓷史，由于青花瓷成就的三个前提——钴蓝呈色剂的使用、白瓷的烧成及釉下的彩绘早已分别见诸春秋战国、东汉及三国时期，在迄今已知最早的唐青花的起点上，“上推”是可以和应该的，但若专就至正型器而论，“上推”也应该是有限的，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江西南昌、九江和浙江杭州等地发现的所有元代早期青花瓷，都证明当时的此类产品施青白釉，而非（相对的）无色透明釉，青花呈色都显灰暗而非艳丽的湛蓝色，显然尚逊于“至正型器”品质，因此，“上推”应止于元早期以下，更具体地说应不早于十四世纪之初，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而“下延”则是不可以的，“下延”就要进入明代洪武时期，势必造成元、明两代的断代混乱，而更基本的还在于两代青花瓷的风貌，其实是并不相类同的。周先生认为洪武早期青花“可以归为至正型青花。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事实是，在造型上，元器起伏变化明显、丰富，各种比例关系适度和谐；洪武器早期已相形见绌，虽还未如后期及永宣之甚，但已见粗拙之端倪，开始转变成较为僵硬、死板了。在纹饰上，元器主次分明，疏密得当，神采飞扬，耐人寻味；洪武器或者过疏，或者过密，拘谨、板滞、琐碎，喧宾夺主，无精打采。在青花呈色上，元器大多更远胜洪武器的明艳浓丽。有鉴于此，自不可谓洪武早期青花与至正型青花，“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正因为洪武早期青花不可以归为“至正型青花”，所以，正与周说“让（至正型青花）这类瓷器不局限于元的立国年限中”的主张相反，我以为应尽可能严格地使之“局限于元的立国年限中”。
周先生认为“元青花瓷器没有人物绘图”，“是因为现在所谓的‘元青花’上面的人物图案主要是开国题材，征服匈奴的主题，这些应该是明朝建朝之初的宣传主题，不能归为元青花的范畴……”元青花在当时只不过是用于出口换取外汇和国内民间消费的一般手工艺品，将它的装饰图案内容与朝廷的政治直接挂钩是否过于牵强？是否属于现代“思想者”的想当然？“所谓的‘元青花’”上的人物画也很难说“主要是”周先生所谓的题材。在迄今见于著录的国内外仅有的十几件人物画元青花中，即有其他题材者多件，如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吕仙图”玉壶春瓶和“明妃出塞图（此恰与‘征服匈奴’相反，为与之‘和亲’主题）”罐；广东省博物馆征集的“陶渊明爱菊图”玉壶春瓶；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的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的“高士四爱图”梅瓶；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江西省上饶市出土的“周敦颐爱莲”玉壶春瓶以及绘有“西厢记故事图”和“青衫泪诗意图”的器物等等，其数量所占比例是可观的。而最关键的是周先生所谓的“开国题材”画片的青花瓷器，元代地层是有出土标本的。
周先生断言“窖藏出土的‘元青花’上面没有人物图形”是对情况缺乏了解。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出土的窖藏元代瓷器中就有一件青花“唐太宗故事图”大罐，图中唐太宗身着战袍，一持军械武将随后，再后为一戎装旗手，三人皆乘坐骑，正在行进中。该画片应即正属周先生之所谓“开国题材”。元代窖藏出土的此器以及其他出土的人物画元青花作为不容置疑的铁证，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对周先生“元青花瓷器没有人物绘图”、“所谓的‘元青花’上面的人物图案……不能归为元青花的范畴”、“窖藏出土的‘元青花’上面没有人物图形”等一系列说法，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周先生还认为，“我们对元青花的认识”“忽视了伊斯兰文化在元青花中的影响”。因为“元青花的外销以这个市场（中东地区）为主，其特质也应该契合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中……不搞偶像崇拜——也就是不在任何器物上绘人物形象……”，这里的要点还是元青花的人物形象问题。按照周先生的话，既然“元青花的外销以这个市场（中东地区）为主”，为“契合伊斯兰文化”是不可以绘人物形象的，因此绘有人物形象的也就不可能是元青花，而只可能是以后的东西了。但问题是：元代以后的青花瓷外销仍以该地区为重要市场，且绝对出口量应更加扩大，而伊斯兰教的“不搞偶像崇拜”、“不在任何器物上绘人物形象”的戒律难道就不存在了吗？青花瓷绘饰内容的取向就不需要与之“契合”了吗？
关于元青花某些纹饰内容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问题，可能实际上与按照常理所想像的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伊斯兰文化“不在任何器物上绘人物形象”，那么，绘动物形象也是不可以的。穆罕默德本人就曾明确表示反对其信徒塑造禽兽艺术形象，说是除非它们能同有生命的动物原型完全一样，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实际上就是禁绝。但元青花中绘饰各类动物却是多见的。而且，像龙那样当尤为伊斯兰世界所拒绝的神异动物，绘有其形象的青花大瓷盘也堂而皇之地展示在那里的大博物馆里。
周先生强调伊斯兰文化对元青花的影响是过分的。如果说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几个世纪前的唐青花上还可以明显看出的话，那么，到元青花时已是相当有限的了，已仅限于量的而没有什么质的意义了。所谓“量”者，不过是指器形规模的扩大纹饰密度和层数的增加而已。而本质上无论造型和纹饰，则几乎完全是中国自己的民族风格和传统样式。仅知所绘海石榴花一种原产伊朗，但它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也与伊斯兰教并无干系。
周先生指出，在元青花认识上的问题之一是“对南宋末年到明初的文化背景认识不够”。这一批语确很中的，也很重要。应当承认，元青花研究基本上还仅处于就物论物、见物不见人，因而对其历史的来龙去脉不甚了然、简单肤浅的低级水平上，而亟待考古社会学、民族学上的跟进，而这实际上也触到了类型学这一方法论本身的固有不足。顺便说到，周先生说“南宋的最后灭亡是在东南地区”，我认为，严格地说，应是在华南地区。
叶先生在《真假元青花瓷器辨析》一文中说：“到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美国学者约翰·波普先生……提出了所谓‘至正型’学说。”这里的时间应为“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至正型器”是约翰·波普博士在１９６２年出版的《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所藏的十四世纪的青花瓷器》等两本书中提出的。因为这关系到国际上和我国国内至正型器以及其他元青花研究史发端的时间，意义重大，应务使准确。
叶先生还说，“元青花瓷器很少写款识。目前只发现一对收藏在美国的至正十一年大瓶，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据我所知，除此之外，尚有：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所藏一青花缠枝灵芝罐，胫部书有“戊子年囗囗”五字。元代逢有两个戊子年，从该器装饰情况看，所纪应系后戊子年，即元顺帝至正八年（１３４７）。１９８６年四川省雅安市文化路基建工地出土的窖藏元代瓷器中的一件青白釉盖罐，无图案纹饰，仅于器腹正中以青花色料直书楷体“至正七年（１３４６）置”五字。因在那对“至正十一年”铭大瓶以外，包括非至正型器在内，带有纪年款的元青花珍罕之极，可谓绝无仅有，所以，这里所说的两件是绝对不应忽略的。
我在《关于早期青花瓷（二）》（见《艺术市场》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一文中已经提到元代云南境内玉溪、建水、禄丰、巍山、大理等地窖口都烧造青花瓷器。叶先生以玉溪窖泛称生产青花瓷的云南窖场，是以个别代替一般了。
明清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明清两代瓷器的造型更加符合实际生活的需要。瓶、罐、壶、盘、碗等器物都有多种形式。青花瓷器为明、清两代瓷器生产的主流，历经四百年盛烧不衰。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青料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色调效果与风格，这已成为判断瓷器年代的重要依据。
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在造型、纹饰上受到了西亚银器、铜器的影响，执壶、花浇、折沿盆、烛台、钵等都具有西亚作风。梅瓶、扁瓶、天球瓶以及各式罐、盘、碗、洗等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器形。纹饰中以龙凤纹占主要比重，并贯穿于整个明、清时代。
正德瓷器因明武宗的妃子信奉回教，故瓷器装饰上的显著特点是阿拉伯文较多。
嘉靖瓷器造型的特点是葫芦瓶较多，方的、圆的、上圆下方的、高的、矮的、大的、小的，应有尽有。此外，方形器物较多。由于世宗信奉道教，故纹饰上道教色彩浓厚，典型的纹饰有八仙人、云鹤八卦。缨络纹也是这时期长见的纹饰。
康熙时期民窑瓷器有很大的发展，外销数量很大，欧洲收藏有大量康熙民窑的瓷器。双耳盖瓶等具有欧洲瓷的造型特点。人物纹、山水纹凤尾尊、棒棰瓶比较多见。康熙青花由于使用云南珠明料，蓝色明亮，层次较多，具有水墨画的效果。
五彩瓷器始于明代宣德年间，嘉靖、万历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而到康熙时期，釉上蓝彩取代了釉下青花、黑彩、紫彩、金彩大量使用，另外红、绿、紫彩还可分化出深浅不同的色调。纹饰题材几乎无所不包，人物、鸟兽、花草、虫蝶生动而艳丽，达到了历史上五彩瓷器的发展高峰。
瓷器上梵文纹饰的含义特征
梵语是在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语言学研究的一颗活化石。梵文在我国的明清瓷器上一种常见的文字纹饰，在公元六世纪到十二世纪盛行，而在我国的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梵文传入了中国，但由于当时受到的关注比较少所以也没有得到重视，直到唐代开元年间随着印度密教的大量僧人到来，“悉昙体”的书写方式在我国开始传播，到了我国的唐朝末年佛教在我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悉昙体梵文”也遭到灭亡，直到明朝时期再次发展受到了关注，所以在瓷器上外部加入了梵文来修饰，梵文在瓷器上有着传播藏传密教的意义，因为明朝时期因统一全国的需要，所以藏传密教的地位很高，所以在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上出现了许多与藏传密教的有关纹饰，然后民窑的瓷器在进行大量的模仿，其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就是“兰札体梵文字”。
在瓷器的梵文上，信徒的最基本的修行方法就是对佛、菩萨显现的形象，在进行诵经时将自己融入到佛、菩萨的境界当中去。当时制作瓷器的工匠也懂不梵文，所以在进行雕刻是字体出现了大量的错误。在我国的明清时期的瓷器瓷器上梵文的内容一般有两大门类，一方面是“种子字”，有着清净觉海的比喻，象征的独一无二、与世无争的一种超脱状态；另一方面就是“真言咒轮”，所谓的“咒轮”就是指密教所看重的佛、菩萨所说的真言咒语，有着随身佩戴就可以带来福气，避灾，四处张贴还可以消除不好的事物，在当时平民百姓的心中有着很高地位，因为在密教看来，咒轮中的咒语是佛、菩萨所说的真言，对于佛、菩萨所说的话就要一丝不豪的执行，后世的信徒就要照着去诵经和想象，而且文字要与最初的文字相近，这样才可以让自己融入到佛、菩萨的境界当中，这是我们俗称的“口蜜”加持法。
所以至今在我国的明清时期的瓷器中梵文纹饰受到很大的关注度，同时在现挖掘的已有瓷器中梵文纹饰的瓷器受到许多收藏者的喜爱，具有极其强的收藏价值和欣赏价值，而且明清时期的梵文纹饰的瓷器存世量比较少，做工精细的、用料上乘所烧制出的瓷器又少之又少，所以现在的市面上出现了许多仿瓷的明清梵文纹饰的瓷器，在瓷器烧制的用料方面、梵文的雕刻方面都是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从外观上看，看不出显著的差别，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仿制的梵文纹饰瓷器就会出现开裂、颜色变化的现象。现在在我国明清时期的梵文纹饰瓷器较为稀少，而且有着很大的收藏价值和珍藏价值，许多收藏爱好者都会进行相当长时间的走访去寻找自己心仪的梵文纹饰的瓷器。
玉溪窑瓷器的纹饰题材与特征
玉溪窑借鉴和学习景德镇青花瓷器的装饰手法，所以它的内容与景德镇一样，带有鲜明的民间民族色彩，主要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植物、动物、人物、文字、辅助纹饰等，适应当时人们追求吉祥寓意的审美风尚。植物题材主要有牡丹、菊花、宝相花、西番莲、秋葵、松竹梅、蕉叶、莲叶、兰花、水草等；动物纹主要有鱼纹、狮子、凤凰、神马、大雁等；人物主要是棋琴书画仕女图和高士图，文字装饰有吉祥语和其它花押记号，还有龟背锦、月华锦、云纹、回纹、卷草纹、水波纹等辅助纹饰。
纹饰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常见缠技式、折枝式、开光式等。纹饰遍布器身，给人繁缛美丽的感觉，但构图严谨，繁而不乱，采用弦纹将图案分隔成多层，层次丰富，每层都是二方连续构图，展开后成为连续不断的长卷，层次主次分明，即主题纹饰突出在显眼的位置，让人一眼就能看出。青花罐、玉壶青瓶往往器身遍布四至六层图案 ，主题纹饰多安排在肩部和上腹部，最多有两组主题纹饰，常见渔藻纹、狮子绣球纹、凤穿牡丹纹、缠技牡丹、折枝牡丹等，碗盘类的主题纹饰则主要在内底心，有的也在外壁，主要是花卉纹。而辅助纹饰多用在瓶、罐类主题纹饰的上方、下方，也就是器物的口部、颈部、下腹、胫足及其它边缘位置，主要是蕉叶纹、水波纹、云纹、卷草纹、莲瓣纹等，碗、盘类的辅助纹饰则主要在口沿内外侧、内壁等，尽管纹饰稍显图案化，缺少变化，但用笔洒脱淋漓，豪放自若，充满了民间生动的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
1、植物纹饰
牡丹纹牡丹寓意幸福美满，富贵昌盛，被寓为富贵花，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唐宋以来成为人们喜爱并广泛使用的装饰图案，宋代以后的各地瓷窑多采用牡丹纹样，是玉溪窑使用最多和最典型的纹饰。常见的有缠枝牡丹、折枝牡丹、正面牡丹、十字牡丹等，还有与凤纹组合在一起的凤穿牡丹。缠枝牡丹主要用于碗、盘的内外壁，玉壶春瓶和罐的腹部，枝茎连续，起伏缠绕成一圈，大花大叶，叶子采用一笔点划的实笔涂绘，有的呈葫芦形，有的呈爪形，花朵则先勾画成花瓣轮廓，再在其内涂绘，留有白边。有的花瓣描绘细致，中心为圆花蕊，四边各有团状花瓣，呈现一种鲜艳华丽盛开的情形。折枝牡丹普遍绘在碗、盘的内心及瓶、罐的器身，一般一朵花数片叶，仿佛迎风抖动，充满动感，叶子一笔点划，简洁明朗，花朵有的细致勾画，有的简化成一圆圈内加一点，有的则画成一填实的圆点，而且折枝牡丹往往采用开光的方式，用花形边框圈起来，构图独具韵味。十字牡丹是玉溪窑中常见的纹饰，主要用于碗、盘的内心，表现的是正面开放的牡丹，花蕊简化为圆圈内加一圆点，众多花瓣围住花蕊，但四边各有一细长瓣的明显伸出，致使整个花形呈"十"字形，与景德镇元明时期的宝杵纹相似，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为十字宝杵纹。玉溪窑的青花玉壶春瓶罐上的牡丹的纹常常与凤纹组合在一起，构成凤穿牡丹的寓意，象征富贵吉祥。
菊花纹菊，花之隐逸者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菊花常用于表示清高优雅、不屈不挠的文人气节，同时又兼有长寿的寓意，所以是唐宋以来各种器物上常用的装饰题材，是玉溪窑中最常见的纹饰之一。装饰的部位和形式与牡丹纹一样，主要有缠枝菊、折枝菊和菊瓣三种。缠枝菊多用在碗、盘内外壁，瓶、罐的腹部，折枝菊用在内心，采用青花绘画的菊花纹往往大花大叶，菊瓣为扁形，由里向外旋成螺旋形，具有元代遗风。菊瓣纹多采用印花手法，往往有三层，花蕊在最里边，呈网格状，近似葵花，外面两层为外瓣，都向外伸展，整个菊花瓣呈得富丽华贵，端庄美丽，线条清晰流畅，具有较高的艺术效果，网格状花蕊具有元代风格。
莲纹莲花是佛教的圣花，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兴盛，象征“纯洁”、寓意“吉祥”，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莲花因出淤泥而不染，被古代文人赋予高雅洁净的内涵，也因此成为各地窑口喜欢采用的纹饰，是玉溪窑的主要纹饰之一。玉溪窑的莲纹主要有缠枝莲、一束莲、折枝西番莲、莲瓣纹等。青花缠枝莲一般装饰于罐、瓶的腹部，手法与缠枝牡丹、菊相似；一束莲纹则有的用青花绘在碗盘内心，有的刻划在碗的内壁，且由几束围成一圈，划工简单随意；折枝西番莲是玉溪窑印花图案的典型代表之一，往往印在盘心，莲瓣饱满端庄，珠圆玉润，线条流畅，美丽繁缛；莲瓣纹则是玉溪窑中最普遍的辅助纹饰，几乎所有的青花罐和玉壶春瓶的胫部都用莲瓣纹进行装饰，莲瓣之间往往紧密排列，形成共用边，有两道轮廓线，即在莲瓣内再加一道略有起伏的线，有的有三道轮廓线，轮廓转角圆润，有的莲瓣内填有如意云头和璎珞纹等，有的莲瓣则草率地简化成几个缠绕的圈，似卷云纹，有的莲瓣纹也采用覆莲瓣的形式装饰于器物的肩部，玉溪窑还有一种多夸张变形的莲瓣纹，往往采用双细划线划花变形莲瓣纹，在青釉碗、盘内壁上普遍出现，有的是直瓣，但大多花瓣呈S形，形成一种螺旋式的流动效果。
蕉叶纹蕉叶纹最早出现在商周的青铜器上，宋代以来被借用于瓷器的装饰，是玉溪窑的主要纹饰之一。主要装饰在玉壶春瓶、双耳瓶等颈部，以蕉叶作二方连续展开，围瓶颈一圈，根部连在一起，蕉叶略呈长三角形，叶尖部呈尖角，叶边为斜弧线，明显加粗，中茎为双线，中间留白，叶脉呈上斜状，玉壶春瓶的颈部几乎都是这种装饰，与景德镇元末明初风格相近。双耳瓶颈部的蕉叶纹往往是双层，即两片蕉叶间再加一片蕉叶，只是比较细狭长且简单，这种两层蕉叶往往上下两组正倒成称。玉溪窑的蕉叶纹也用于装饰盘的内壁，叶片短而宽，但多数经过夸张变形。
松、竹、梅纹松树有长春不老、以及延年的寓意；竹子指虚心向上的君子之道；梅花因冰肌玉骨又被称为群芳领袖，最早出现在元代青花瓷器之上，三者结合在一起，人称"岁寒三友"，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境界的写照。玉溪窑中松竹梅结合在一起的不多见，常见分别为一图，组成一组。玉壶春瓶的腹部上绘三个如意形开光，每个开光内分别绘有松、竹、梅，合在一起组成统一的寓意。此外松、竹、梅经常被分开采用，竹子常用在碗、瓶 、罐的主要位置，疏朗的几竿修竹与玲珑耸立的怪石组合成竹石纹，也常和湖景纹给合；松树则皆为松枝，松枝虬劲，松针绘成密集的针状团形，常绘于碗心内；梅树也常被绘画于盘心，枝干古拙苍老，梅花先圈后点，往往留有空白，有的梅树下绘有鸟禽，增加生动气息。
竹石湖景纹是玉溪窑中最为常见的纹饰之一，主要用青花绘在碗的外壁，围碗一圈，表现的是湖畔的美景，陡峭的怪石，疏朗的竹子，如盖的荷叶，大片大片的卷云，还有野草等，极富田园气息。其中有一种是飞檐翘角的二层楼阁在湖畔的云气中若隐若现，云气纹气势旷远，形成一派人间仙境的意境。
此外植物类纹中尚有兰、秋葵、宝相花、太阳花等等。
2、动物纹样
鱼纹鱼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已出现。唐宋时期，被广泛使用在瓷器上，由于"鱼"与"余"谐音，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鱼"来比喻富裕、充足的寓意，并成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纹饰图案，是玉溪窑最典型，使用最广泛的动物纹饰。碗、盘、瓶、罐上都有鱼纹装饰，主要是和水草、浮萍组合成鱼藻纹，碗、盘心的鱼藻纹用一圈青花围住，最常见的是双鱼纹，两条鱼的构图为反转180°，头尾相接，鱼儿造型夸张写意，身体S形曲起，动感十足，鼓目，翘翅，剪刀形尾，鱼脊填实，露白肚，与景德镇常见的双鱼平行或双鱼相反游的构图相比，比较特殊。此外，单鱼纹在碗盘中也常见，鱼儿动感十足，神形兼备，栩栩如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加上游鱼间点缀飘动的水草，形成一幅生动形象的鱼戏图。青花玉壶春瓶和罐上的鱼藻纹则为二方连续展开图样，一般有两条，有的是三条首尾相接，比盘心的鱼更肥硕，也更为写实，画工更加精细，鱼的各部位更明显，腹部除露白外，有的描成网格状，有的描成平行的斜线，充分体现了玉溪窑对鱼纹的偏爱，鱼儿间的水草、浮萍形状多样，绚丽多姿，衬托出鱼儿的神采。
狮子纹狮子于西汉时自西域传入，被视作祥瑞之兽，后被应用于陶瓷上作装饰纹样，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宋代以来，普遍流行狮子与绣球搭配的狮子绣球纹，也是玉溪窑中的典型装饰纹样之一。装饰的种类有青花和青釉印花两种，青花狮球纹多用在瓶、罐的肩、腹部，三至四只狮子呈二方连续展开，狮子采用写意的笔法，回首曲体，扬蹄飞奔，毛发飘起，追逐绣球，绣球为螺旋纹圆球，上缚美丽的飘带，飘扬缠绕得很远，整个图案生动形象，极富动态，体现了一种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青釉印花狮球纹主要出现在盘心，造型与青花狮相同，毛发后飘，尾巴上翘，四足扬起，足上腾起云烟，带飘带的绣球形似古钱，位于狮子的身下，图案夸张精妙，具有神秘飘逸的气息。
凤纹凤凰古称瑞鸟，被誉为百鸟之王，是由现实中的多种飞禽走兽组合而成的想象中的神鸟，象征高贵，吉祥，在新石器时代即出现了凤纹装饰，唐宋以来，凤纹成为各窑口瓷器常见的装饰纹样。玉溪窑中的凤纹比较典型，几乎都是与牡丹构成“凤穿牡丹”典型纹样，寓意富贵吉祥，并且凤纹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展翅飞翔，头部回首高昂，美丽的尾部舒展飘逸，精神抖擞，在繁茂 的牡丹丛中飞翔，有百鸟之王的绝代风华，线条流畅自若，神形兼备，主要用在玉壶春瓶和罐的腹部作为主题纹饰。
马纹马是人们喜闻以乐见的动物，被用于陶瓷装饰最早见于唐三彩上，元代时得到兴盛，但主要是以海马的形式出现，神马在汹涌的波涛中飞奔，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玉溪窑中马纹较少见，目前仅在古窑中发现有多件印花马纹，尽管马回首望天，口中吐出瑞气，脚下有星月装饰，以暗示马的神奇，但整个造型和神态更象一只经过长途跋涉后停下来踌躇不前的民间马，两蹄扬起，马尾下弯，马背上的马鞍清晰可辩，与今天当地的马鞍极其相似，与景德镇描绘的神骏大相径庭，可能融入了窑工对现实生活的体验，表现了一种当地浓郁的民间生活趣味。
雁纹瓷器装饰的传统纹样之一，常与芦苇相配成芦雁纹，景德镇元瓷上常见一种雁口衔芦苇展翅飞翔的定式，明瓷上则将雁置于芦苇滩汀之上 ，充满一种野逸气息。玉溪窑的雁纹发现较少，有一种青花翔雁纹碗，画的是一只大雁展翅飞翔在天上，头部伸长，左右两侧各有一片祥云，自在高飞，构图简洁明快，意境旷远，线条飘逸潇洒，出神入化，翔雁纹似乎表达了窑工的思乡之情。
3、人物纹饰
人物图案是中国古代常见的装饰纹样，尤其是宋元以来比较盛行，与当时流行的戏曲版画、小说等很有联系，所以元代景德镇青花瓷中常见有一定故事情节的历史人物和戏曲故事的图案，玉溪窑也学习和借鉴了这种装饰手法，题材主要是琴棋书画仕女图和高士图，用在罐的腹部作主题纹饰，一般采用如意形开光分成连续的四个图案，分别描绘仕女操琴、下棋、读书、赏画等内容，与景德镇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图案比较接近，高士图则是描绘文人雅士情趣生活的题材，比如读书、对奕、松下散步、水边远眺等，绘画的人物神形兼备，活灵活现，五官精妙绘出，衣着服饰层次丰富，具体了一种娴熟细腻的绘画技法，可看出明显的学习内地装饰方法的痕迹。
4、文字装饰
在陶瓷上题诗写字作为装饰，在长沙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德化窑等各窑口中都有发现，密切了陶瓷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玉溪窑中的文字装饰主要有“子”、“海”、“王”、“人”、“生”、“化三”、“上”、“元”、“常佳”等，其中“元”和“常佳”发现几件，采用青花书写在盘心，字体秀逸挺拔，笔法精妙，推测是一种吉祥语，表达一种美好的祝福。而其它文字主要是书写在圈足底部，有的是墨书，有的压印上去，有的是用钴料书写而成，未罩青釉，书写简率，随意，估计是为当时的产品所作的记号，可能是窑工的记号，也可能是窑主的记号，也可能是定烧瓷器的货主的记号。
5、辅助纹饰
龟背锦借鉴织锦图案的一种纹饰，是玉溪窑的典型纹样之一，主要出现在青花碗的外壁，往往在碗外壁的上下弦纹之间绘上下两个圆圈，并呈二方连续展开，使整个碗壁分布繁密的由圆圈在内心填圆实点的图案，看似乌龟背甲，故称龟背锦，具有吉祥的寓意。
月华锦出现在青花盘心，图案比较特殊，采用青花留白的方式绘成一朵盛开的花朵，花瓣清晰流畅，似螺旋形，有月华般的美丽，与景德镇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比较相似。
云纹常用在竹石湖景纹中，大片大片如意形云纹缠绕连绵，也有的用在碗、玉壶春瓶、罐的下腹缠绕一圈，作为点缀，有时作为开光装饰的轮廓纹出现，多呈如意形。
回纹常出现在罐的口沿作辅助纹饰，用短横竖线环绕成回字形呈二方连续展开，但在玉溪窑中更多的是分布在盘的口沿内侧，往往简化变形，宽扁，多见横线。
斜线水波纹绝大多数的玉壶春瓶、罐的肩与腹相交处均有，主要由两组相反相交斜线组成，并成二方连续展开，有的还在交叉处点上一圆点象征石子，整个图案就象景德镇水波礁石纹的简化和变形。
卷草纹多用在与水波纹一样的位置，主要用于分隔肩部和腹部的主题纹饰，缠枝相连的草叶二方连续展开，比较细长，连绵不断，让人遐思。
此外尚有杂宝、几何纹等辅助纹饰。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元“至正型”瓷器纹饰特征》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元“至正型”瓷器纹饰特征》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古代瓷器几何纹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