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窑瓷器的收藏与鉴别。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物收藏史上，大维德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
他收藏的1400多件中国瓷器，绝大多数为历代官窑中的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资料性标准器，其中包括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和海外最好的珐琅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标准器——大维德瓶;还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镇馆之宝——唐韩幹《照夜白图》，以及2008年12月在佳士得拍卖行创出世界漆器拍卖纪录的明永乐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也都出自于他的收藏。WwW.taoCI52.cOM
他1935年发起和组织的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招揽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240个租借单位及个人的3080件中国文物参展，第一次全面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艺术，不仅使北京故宫藏品第一次走出国门，而且聚集了大部分当时散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物精品，成为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绝唱。
他是西方最早研究汝窑的学者，也是西方公认的研究中国官窑瓷器的权威。他将明初曹昭《格古要论》3卷和王佐《新增格古要论》13卷全部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鉴赏学：格古要论》，成为西方学者和收藏家广泛应用的工具。
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立英国乃至西方第一个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并将其收藏的全部瓷器与中国艺术相关的中外书籍，包括很多古籍珍品捐给亚非学院，成立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使之成为西方研究中国陶瓷的重镇。
大维德不仅是二十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同时他也是海外公认的最具宫廷欣赏品位和学术眼光的收藏家和鉴定家，他收藏的中国文物特别是中国陶瓷质量之精、品位之高、学术价值之大，是西方其他收藏家所无法比拟的。
大维德收藏中的“皇家情结”
1、大维德与故宫
大维德的父亲萨森·大维德爵士是著名的银行家、印度银行的创始者。1913年大维德移居伦敦，赴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学位，同时也开始了他的中国文物收藏生涯。从1914年起大维德开始频繁地从伦敦两家主要经营中国文物的公司约翰·史帕斯和布鲁特父子处购买中国瓷器。1918年他从史帕斯处买到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定窑碗，为了弄清楚这段铭文，他曾写信向博物馆咨询。为了读懂瓷器上的款识，他开始自学中文。凭着超常天赋和毅力，到1924年他已具有了一定的中文阅读水平。此时，在伦敦他已小有名气，1923年霍蒲孙编撰的《中国陶瓷艺术》中就曾提到他的收藏，但与同时期英国一流中国陶瓷收藏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然而随着收藏的深入，大维德越来越沉迷于中国古代艺术，他决定亲自去中国!
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首次到北京是1924年，“那时紫禁城里的皇家珍宝正被打包在箱子里杂乱无章地放置着，没有人想到去展览。大维德成功地说服了故宫官员，挑选合适的宫殿陈设出一些珍宝，向一直期盼能看到先人遗产的市民们开放。一个合适的宫殿被选出，但需要彻底维修。大维德又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版了展览图录，观众远远超出了预期……”此后的1927、1930、1931、1932、1935年大维德又多次往返于中英之间，参与了故宫各个宫殿里文物登录以及展览和图录的策划工作。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档案记载：1929年7月24日，大维德爵士捐款5073.05元，用于修缮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及购置宋、元、明瓷器陈列馆的陈列柜;1929年8月1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聘请大维德为顾问。位于景阳宫御书房的宋、元、明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甚至到说明标签的撰写都基本上是在大维德的指导下进行的;1935年春，大维德发起和策划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并作为理事会总干事来中国遴选展品，共选出艺术珍品1022件参展，其中有735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宫廷文物精品。
由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从1924年到1935年间，大维德频繁地奔波于中英间，他亲自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早期的文物登录和展览工作，与大量清宫旧藏的文物有着零距离接触。正是由于他在故宫的这些特殊经历，使得他以后的收藏展现出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英国收藏家的“皇家品位”。
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故宫博物院为此专门于1927年4月25日发函请国务院及内务部禁止盐业银行变卖、处理清室抵押物品。大维德看到这批清宫旧藏的文物精品后，几番周折，到第二年大维德才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在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瓷器居多，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题诗。宋代其他名窑瓷器也为数不少，此外还有少量明、清官窑精品。除瓷器外，这批清宫旧藏还包括了一些漆器精品，如乾隆御题明宣德款红底黑漆八仙盖罐、乾隆御题明嘉靖款剔红碗等。
这批清宫藏品的获得，对大维德的收藏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据郭葆昌辑《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清宫旧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大约有199件。在大维德收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20件左右，大部分御题藏品出自这批盐业银行出售的清宫旧藏。这批藏品，构成了大维德收藏中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正是由于这批精品的获得。在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界引起了轰动，1930年，也就是这批藏品通过日本、美国辗转运回伦敦的第二年，大维德才终于获得英国同行们的认同，获准成为代表着当时西方中国陶瓷收藏和研究最高水平的东方陶瓷协会会员，进入了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的核心群体。此后他开始了对中国古代传统艺术鉴赏理论的系统研究。他的收藏自此也不再局限于瓷器，他开始以乾隆的趣味来搭建他的收藏。
2、大维德收藏中的“皇家品位”
在与故宫亲密接触的同时，大维德也广泛地与北京、上海等地古玩商、收藏家及相关人士结交，从他们那里购买了大量与清宫收藏类似的藏品。在大维德收藏中，就有来自民初北京著名陶瓷收藏家沈吉甫旧藏的宋钧窑盘、宋钧窑莲瓣碗、宋定窑刻花梅瓶、宋定窑刻花洗以及来自端方旧藏的宋龙泉窑琮式瓶等珍贵文物，宋龙泉窑琮式瓶全世界现仅存两件。大维德与上海著名古玩收藏家仇炎之也私交甚密，他收藏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就来自仇炎之的旧藏。据记载，大维德还曾在仇炎之的引领下一次就从上海张仲英经营明清官窑瓷器的“聚珍斋”里买走3万银圆的货物。同时，大维德也与其他一些在中国和海外有实力的外国古玩商和收藏家如日本的丸山、根津、法国的迈克·卡尔文、美国的弗雷斯特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维德收藏中的很多精品也出自于他们的收藏，如久居中国的英国人希普斯里，是英国皇家海关服务部专员，早在1887年他收藏的300多件中国瓷器就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院展出，大维德收藏中的雍正款珐琅彩梅花题诗碗和乾隆款珐琅彩开光西洋风景杯、山水人物杯等一批珍贵的珐琅彩藏品就来自于他的收藏。
1934年，英国权威陶瓷专家霍蒲孙对大维德收藏的陶瓷进行了系统分类和整理，从中遴选了180件最重要器物，编著了《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为该书题写了中文书名。在选入的这些瓷器中，主要是宋、明、清官窑瓷器，其中宋官窑瓷器居多，占选入器物的一大半。
在大维德收藏中，宋代官窑瓷器是他最值得骄傲的部分，除了从盐业银行购买的那部分清宫旧藏的精品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收藏的汝窑瓷器。大维德收藏了12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非常有意味的是大维德收藏了一幅1728年由宫廷画家绘制的反映雍正皇帝收藏中古物和瓷器的《古玩图》，图中恰好描绘了大维德收藏的乾隆御题汝窑碗，可见这只汝窑碗深得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喜爱，而大维德能够同时将《古玩图》和汝窑碗收集到，足见大维德所下功夫之深，由此也能领略到大维德收藏的汝窑之精。
虽然大维德藏品中以大维德瓶最为著名，但元代瓷器确实不为大维德所看重，至少1934年以前情况如此。因为虽然1927年他已购得一只大维德瓶，但在1934年编著的《大维德藏中国陶瓷图录》里并没有收录这只青花瓶，而且在这本图录中也很少有明确标明为元代的器物。
明代官窑瓷器同样是大维德收藏中的亮点，他收藏的明代瓷器不下550件，被陶瓷界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五个明代陶瓷收藏之一。在大维德收藏中仅永乐时期的瓷器就有29件。此外大维德还收藏有一批永宣德时期其他种类的陶瓷精品。大维德成化斗彩收藏也很丰富，其中斗彩罐、鸡缸杯、夔龙纹杯、葡萄蕉叶纹高足杯等都是成化斗彩中的精品。
大维德收藏的清代瓷器同样卓尔不群，其“皇家品位”更加明显。在大维德来中国之前，他的收藏中几乎没有清代瓷器。大维德来中国后正是通过与故宫藏品的接触，才培养了他对清代瓷器的收藏兴趣。他曾提到1929年他在故宫时看到清宫当时被称为“古月轩”的珐琅彩收藏，他甚至还试图在故宫里寻找制作珐琅彩的作坊。珐琅彩瓷器原为清宫秘藏，是专门为宫中烧制的御用品，产量少，一般人很难见到。大维德收藏的清代瓷器品种非常窄，只局限于一些他在故宫见到过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彩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珐琅彩瓷器。传世珐琅彩瓷器主要集中在台北故宫，有400余件，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大型博物馆也只有少量收藏。而且从装饰题材上看，花卉较多，山水、人物稀少。大维德收藏了31件珐琅彩瓷器和料器，其中有2件山水、4件人物，题材涵盖各个方面，是除中国外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珐琅彩收藏。他收藏中的乾隆款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与2006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的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为一对，该碗当时以1.5132亿港币成交，创世界珐琅彩瓷器拍卖纪录。
除瓷器外，大维德也同样收藏了一些带“皇家品位”的其他种类的藏品。大维德的绘画收藏中有唐韩幹《照夜白图》、五代周文矩《宫中图》(第三段)、元钱选《梨花图》等一些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其中《照夜白图》为清宫旧藏，嘉庆皇帝时与陆机《平复帖》一起颁赐给亲王永瑆，后传至其后裔民国著名画家溥心畬手中，1936年溥心畬因为母亲治丧缺乏资金将其变卖。“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骑，图左上方“韩幹画照夜白”六字为南唐后主李煜所题，此外还有唐张彦远、宋米芾、贾似道、明项子京等人的题名或收藏印，卷后有乾隆御题诗，是一幅流传有序的早期绘画珍品。张伯驹在《沧桑几度<平复帖>》一文中曾提到当时他在上海，听说《照夜白图》被上海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急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去信，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之流落国外。可惜当宋哲元接到信时，此画已被一个姓叶的人带走，转卖英国。而这英国的买主便是大维德。
大维德的漆器收藏与清宫旧藏一样以元、明、清三代宫廷传世品为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现存世的永乐款剔红盏托，全世界仅存3件，其中一件在北京故宫，另一件在美国一私人收藏家手中，但只有大维德收藏的这件上有乾隆御题诗，可见这只盏托深得永乐、乾隆两位皇帝的青睐。乾隆1781年为这只盏托所作的御题诗大意为：永乐的盏托还在，可是上面的碗却丢失了，后给它找了个嘉靖时的碗，倒也十分般配，虽然丢失了一半，幸运的是还能再次让它完整。然而虽然现在完整了，没准哪天又会失散……侥幸的是，乾隆担心再次失散的这只嘉靖款碗也在大维德收藏中，大维德从盐业银行与永乐盏托一并购得。1935年国际中国艺术展上，大维德收藏的这批漆器首次向世人展出，当时有评论称“它们使故宫借展的漆器黯然失色”。遗憾的是大维德的这些收藏除陶瓷外在上世纪70年代后陆续被变卖，如《照夜白图》、《梨花图》等绘画珍品1977年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得，而这只永乐剔红盏托1976年由香港著名漆器收藏家李经泽购得并于2008年通过佳士得卖出，其他收藏也都通过拍卖行等各种途径流散到世界各地。
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宋、明、清瓷器，还是绘画和漆器，大维德都非常注重收藏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或比较稀缺的品种，他的收藏基本上沿袭了明清以来的皇家趣味。早在1934年霍蒲孙在《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的前言中就提到，在他的收藏中仅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已不下70件，堪称“小型宫廷收藏”。正如大维德夫人所说，大维德是以中国宫廷特别是乾隆皇帝的欣赏趣味和眼光来建立他的个人收藏的，在大维德的收藏中有着浓厚的“皇家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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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收藏与保值
有很多文物收藏者是将收藏品看做是商品来投资的，这是一种新形势的投资。有很多投资者都会关心一个问题：投资古陶瓷、古画之类的文物是否能够保值？今天小编就带您探讨一下文物收藏与保值的相关问题。
文物的价值和作用，并不直接与金钱有关。存文物能不能保值，所有的投资者肯定都关心这个问题。文物具有的三个价值：第一是历史价值，第二是科学价值，第三是艺术价值。现存文物的沧桑表情完全可以让人们由此追寻到历史的足迹，所以文物的价值首先是历史价值。不同类的文物都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因为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分别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状况，是帮助人们认识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重要依据。
文物承载着的科学价值，主要是指文物制作工艺等所反映的其所在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它所体现的是在自然科学或者工程技术科学方面的价值。
另外，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而且这些文化传统往往成为人们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解放而斗争的精神支柱。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物体现了各自长期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说，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因此，文物对于一个国家及其各族人民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激励作用，这也是文物价值的一个重要内容。
各种类别的文物中，最大量的文物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古代艺术品，包括历代的书画、建筑、雕塑和工艺品(陶瓷、玉石、漆器、金属工艺、竹木牙角、织绣等)。
同时文物还有三个作用：教育作用、借鉴作用、科学研究作用。那么，是不是文物就没有经济价值呢?不，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价值是人赋予它的，而不是文物本身所有的。
因为文物的经济价值是人赋予的，当然不可避免地要有许多人文因素来左右文物的经济价值，比如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就会持有不同的审美观，当然也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就应该算是与物品本身无关的潮流转变带来的风险，多少有些不可预见性。
文物、古代艺术品，本来无法准确估价，它不像新的产品，其价值就是其使用价值；其市场销售价格可以在计算成本，并加上一定的利润后制定出来。古玩，或是地下出土，或是祖先遗留，不能以使用价值对其进行评估。其价值体现在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而这个价值的确定是十分复杂，很难量化的。那么如何区分其价值大小呢?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按照国家的文物定级标准来划分。
各类古玩艺术品的估价是在分析、品评、判断其价值的基础上，再根据其存世数量的多少和历年来市场交易情况作出的。这个估价只能是一个大致的估算，不应该也不可能像现在某些书籍与电视节目那样，煞有介事地“准确”定价。另外，在具体情况下，会因为一件艺术品的珍稀程度与其竞购程度的不同上下浮动。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各类和各种级别的、珍稀情况不同的古玩艺术品都被竞相购藏，其价格涨幅很快，出现了价格都高过价值的情况。但理论上，三个价值层次的标准应该是一定的，并且，价值或称为品质，应与存世数量或称为珍稀程度是一致的。投资古代文物珍玩，如今有人称其为第一流的投资。这大概就缘于：首先，文物价值不是金银货币所能简单衡量的，而且世界公认流通；其次，文物收藏增值率奇高，所谓古玩店“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文物古玩最具有保值效益；当然，以文物收藏投资还有其他投资所不能比拟的情趣品味，是一门高雅的艺术投资，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特定阶层身份的象征。
古代珍玩的增值多少都有些传奇色彩，一夜暴富的神话比比皆是。但是高收益永远都是与高风险结伴而行的，这是不争的经济规律。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提高学养就是提高眼力。规避风险的办法，只有了解和熟悉文物相关的综合学问，再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相结合才行。文物相关的综合学问包括文物的基本知识，它的年代、起源、历史、工艺、文化内涵以及演变和变化规律等等许多方面的细节。分门别类了解起来，也是一门涉及多学科多角度的极庞大精深的杂学。
“赵司令”与他的“古陶瓷部队”
两个大展为世博会增添神秘色彩
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了一个中日陶瓷展。记者如约赶到那里，一个展厅里陈列着50件从新石器时代到南宋的中国古代陶瓷，它们是收藏界赫赫有名的“赵司令”的收藏品。另一个展厅里陈列着同样数量的日本当代陶瓷，每件展品都出自日本著名陶艺家贵和皓山之手。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国古陶瓷与日本当代陶艺的交流，构成了这个颇有意思的展览，以此来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8周年，并为世博会暖场，蕴含着民间人士的善意和祈福。
贵和皓山的陶艺作品源自中国南宋时期福建建窑的“天目盏”——这是日本陶艺家和茶艺师对中国建盏的称呼，其制陶所用陶土也大多来自中国。1984年，贵和皓山在踏访中国之后，从此醉心于中国陶艺。回国后遂在日本京都从事陶艺创作，专门钻研南宋“天目盏”的仿制技法。而在目前中国境内，因为民间收藏热的持续升温，建窑茶盏早已成为争相收藏的珍品，在市场上很难找到真品。那么来自“一衣带水”邻邦的贵和皓山作品，便可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寻根和致敬。
紧接着，在复兴中路上的世华艺术馆举办了一个“皇帝的瓷器——景德镇珠山出土‘明三代’官窑瓷器特展”，这是一个由民间机构举办的古代瓷器大展，主办方是上海世华民族艺术瑰宝回归基金会、江西考古所与复旦大学等，153件珍贵文物是景德镇官窑遗址出土的，并经过考古修复，真实地记录了明代初期中国历史文化信息。难能可贵的是，主办方从中挑选出20件典型器物，让观众通过亲手抚摸展品来感受“明三代”官窑瓷器的工艺特征和时代风貌，由此一改观众不能接触文物展品的惯例。
这次“明三代”官窑瓷器包括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永乐红釉刻花云龙纹梨形壶、永乐白釉梅瓶、永乐青花海浪刻白龙纹大扁壶、永乐白釉三壶连通器、宣德青花行龙纹蟋蟀罐、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成化青花穿花龙纹鹤颈瓶、成化斗彩莲托八宝纹碗等难得一见的珍品。
据收藏界人士透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建筑工程队在景德镇市政府大院底下施工挖土，偶然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碎瓷片，碎瓷片流入民间后，专家看了大吃一惊：原来都是官窑碎片。景德镇从元代初至元十五年(1278年)建立浮梁瓷局，也就是制度意义上的御窑厂，为皇宫烧制日用和陈设瓷器并由此成为特权与惯例。在此后长达600年的历史中，景德镇官窑烧造了不计其数的精美瓷器，稍有瑕疵即被督窑官就地砸碎，以确保进贡瓷器拥有至高无上的质量和图案符号。碎瓷片见光后，市政府大院周围马上开出许多商铺，这些商铺的老板都是白天做生意，晚上偷偷地挖地道，直通御窑厂偷挖碎瓷片，再交由民间高手粘接修复，拿到北京、上海等古玩市场出售获利。以至后来御窑厂下面的地道如蛛网般分布，并发生了地道坍塌压死人的事件。最后市政府不得不进行清场，将遗址确定后交由考古部门进行发掘整理。此次展出的“明三代”官窑器就是考古出土并进行修复的，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现在，应该由物及人了。这两个陶瓷展都与“赵司令”有关。“赵司令”本名赵月汀，仪表堂堂的一条汉子，因为担任上海武警总队副总队长，故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赵司令”。另一个身份则是上海世华艺术馆馆长，世华民族艺术瑰宝回归基金会理事长。去年6月，赵月汀将自己收藏的108件古陶瓷壶拿出来办了个“百壶珍藏特展”。由于展品精彩，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可谓一鸣惊人。从此，“赵司令”的名声传遍大江南北。
因为年龄原因，“赵司令”即将脱下军装。此时此刻的他心情比较放松，说起收藏，他感慨地说：我的体会是，搞收藏，一要有缘，二要有识，三要有胆。
马未都连呼三个“想不到”
由于赵月汀为人非常低调，此前上海收藏界知道他的人其实不多，记者也是直到去年才有幸一识“韩荆州”。就在这个百壶特展开幕前，记者与几位藏友赶去先睹为快。赵月汀忙前忙后接待来宾，后来他还抽空为我们一行讲解，使大家领略到了陶瓷专题收藏的丰富性和珍稀性。这些遗世珍品都是赵月汀二十多年来苦苦寻访的结晶，从学术层面上说，也是一个中国陶瓷文化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之多的陶瓷壶精品孤品展。从另一层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次典型的民间珍宝展，体现了当今中国民间收藏的态势和学术水平。
记者在展厅里流连时，惊讶地看到了从新石器时期崧泽文化到南宋年间上下5000年的陶瓷精品，而且窑口齐全，品相完好。更让记者惊喜的是，展品中居然有二十多件孤品，比如夏代二里头文化灰陶人头形三乳足壶、新石器时期红陶空足鬶、战国越窑青釉提梁壶、东汉双管口茧形壶、唐代黄釉绞胎壶、北宋湖田窑刻划壶……真是犹如行在山阴道上，满目春花，美不胜收。
后来赵月汀告诉记者，开幕后三个月，北京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赶到上海也仔细看了特展，感慨万分地说了三个“想不到”：“想不到你行伍出身的人，搞收藏有如此成就，展览以来三个月时间所造成的全国影响，就超过了我搞了十年收藏后才达到的程度。其次呢，想不到你这个以壶为专题的古陶瓷收藏展，观众反映极佳，即使是很挑剔的文博专家也没有一个发表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评论。第三，没想到你收藏的古陶瓷壶具有如此专业水平，品相好的也这么多。”
这番由衷的褒奖让赵月汀备受鼓舞，欣喜万分。
蒙尘的二里头宝壶被意外发现
在这次特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把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灰陶壶，从外观上考察，陶壶腹下部以三个带有原始生殖崇拜含义的乳状空足稳稳立地，上部是一个人首形，以人首后脑作壶口，突出的小嘴作流，颈部以锯齿状项链作为装饰。壶的正面则是一张人面，锯齿状的鼻子夸张生动，挖空的两个小洞是眼睛，嘴角边还各有几根胡须，栩栩如生。难得的是此物品相很好，深埋地下数千年之久，还是那么完好无损，有如天佑。据专家透露，夏代二里头的陶器在中国考古研究院里存有整整一个仓库，但基本上都是残器，如此完整的陶器一件都没有。更可贵的是查遍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均无此类壶的记载。由是，它被考古学家张忠培教授赞为“夏朝二里头文化最完整、最精美的古陶壶”。
不过说起来这件宝贝的得来，倒是全不费工夫。1998年，赵月汀作为“交流干部”奉调至安徽武警部队任职，不带家属。他是一个很守纪律的干部，平时从不去歌厅、酒楼、桑拿浴室消费，休息天就躲在宿舍里看书写文章，累了就外出逛逛古玩市场。
有一天，他到合肥最大的古玩市场淘宝，在一家小店里看到柜顶搁着一把布满灰尘的人首形陶壶，制相奇特，从未见过。但根据经验，他确定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物。询价后得知，店主从民间收来后整整两年无人问价，一直搁那里，似乎在等一个行家里手领它而去。店主看赵月汀识货，开价800元，赵月汀还到600元，成交后待店主包装时，赵月汀越发喜欢此壶，又给了店主200元。
一个月后，有一个香港老板在内地花了108万元在市场上买走了一把与此相似的陶壶，只不过是碎成五块、又缺了一块的残器。后来有人愿意出价120万请赵月汀转让此件国宝，但被他婉言拒绝。他深知，这件国宝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不可估量。
在五台山下老乡家
发现唐代黄釉绞胎壶
赵月汀的收藏品中还有把唐代黄釉绞胎壶，购得的经历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1989年底，赵月汀在五台山参加全国警卫工作会议，会后他闲逛至附近一个小村子里，临近中午时闻到从老乡家飘出的饭菜香，凑近一看，一户农家正快开饭了，桌上搁着的一把油壶引起了他的好奇。
打过招呼后，他拿起来一看，嗬，原来是一把黄釉绞胎壶。再看器型，像是唐代风格。可惜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壶盖已失，只剩一个壶身。赵月汀对老乡说：“壶盖没了，这样盛油不卫生嘛。我是画画的，喜欢这把壶的造型，再买一把新的跟你们换如何？”老乡一听脸色发光：有这等好事？欣然同意。
赵月汀马上飞奔下山买了一把新瓷壶跟他们交换，又加了一点烟酒钱表示友谊。回到机关后一番洗刷，历经千年磨洗的唐壶发出熠熠的光采，似乎会说话一样。通体施黄釉，深褐色的木纹绞胎展现出奇妙的纹理，自然清晰，生动灵异。后来赵月汀经过查找资料得知，全世界像这样的唐代绞胎陶壶也只有三把，堪为稀世珍宝。
抵押房产购藏五代秘色瓷宝壶
曾有人酸溜溜地说：赵月汀身份特殊，搞收藏渠道多，办法也多，如此成绩，算不上英雄好汉。赵月汀听到后淡淡一笑，其实记者也难免生出相似的腹议，为此他真诚地说：“我和太太都是工薪阶层，每月的收入有限，一开始搞收藏，太太并不支持，坛坛罐罐不仅占地方，还被人说成阴气太重而有碍健康，且常常为了收藏影响家里的开支。后来太太见我执着于此，为此又勤奋学习钻研，觉得倒也不是白白浪费钱财和光阴了。再说买来的古陶瓷，一可避免国家文物外流，二来也可增值保值。告诉你啊，我今天的收藏以高古陶瓷为主，也是因为十多年前高古陶瓷比明清瓷器便宜许多，我也就买得起这路货。想不到高古陶瓷今天涨得厉害，而且将来的价值会越来越高，这叫歪打正着嘛。”
后来记者得知，赵月汀痴迷此道后，平时一直省吃俭用，汗背心和短裤即使穿成渔网一样破了，还要请太太或警卫员补缀一下再穿。大伏天，在外人面前他绝对不敢脱掉外套的。
赵月汀收藏上百把陶瓷古壶，最喜欢的还是秘色瓷，因为秘色瓷是越窑的巅峰之作。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从西周原始瓷到唐宋秘色瓷，从未间断，唐代越窑中的秘色瓷成为皇室贡品。秘色瓷的釉色非常漂亮，清澈碧绿、如冰似玉的光泽，给人以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因而被唐代诗人陆龟蒙咏诗赞为“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秘色瓷的釉色和器型将越窑青瓷艺术推向最高审美境界。
记者几年前反复欣赏过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陕西法门寺收藏的秘色瓷器物，比如八棱净水瓶等，发现器物本身地反映了时代特征，胎骨紧密，釉面光洁，刻划优美，器型规整。尤其是这件代表器物，造型简洁典雅，以腹部突起的八条突棱为装饰，与瓶颈三道弦纹呼应，釉色均匀如湖水般碧绿柔和，风格素雅。一千多年来深受收藏家的追寻是应该的。秘色瓷是越窑中的极品，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因为唐代、五代及宋代皇帝多将秘色瓷分赐给寺院高僧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领袖，秘色瓷也经常会出现在内蒙新疆等地出现。
在赵月汀收藏的古陶瓷珍宝中，就有一具介于晚唐五代之间的杯口穿带扁壶，釉与胎结合紧密，瓷色美丽诱人。
在记者认识的不少收藏家中，常常有倾囊而出、甚至倾家荡产购藏一件心爱之物的故事，赵月汀也有此般痴情痴事。
2008年底的一天，赵月汀在一位藏家那里看到一把五代秘色瓷刻团花纹壶，釉层温润如玉，器型格调高古。赵月汀有心请他转让，对方要价甚高。赵月汀决意购藏，请上家再宽限几天，让他筹措资金。回家后，赵月汀翻出房产证，将自己居住的徐家汇地区的商品房抵押给民生银行，借了205万元，再凑了所有的积蓄立马前去付款。捧回宝壶后，赵月汀与太太反复玩赏，几乎一夜未眠。
后来有文物专家跟他说，“这种款式的五代秘色瓷壶，在首都博物馆里有一把，浙江的一位古陶瓷收藏家孙海芳那里也有一把，此外就是你这把了。若论品相，其他两把都比不上你的这把。”
“赵司令”在总结自己的收藏经验时说，“我觉得在今天的民间收藏形势下，要收到真的、好的，而且是稀有的宝贝，有几点必须牢牢把握：首先是做足功课，知识积累要扎实。其次是不要存有侥幸吃颗大仙丹的浮躁心态，现在大家的眼光都好了，一般的东西都看得明白。只有很少露面的东西，大家都看不明白，看不真切，而你凭自己的眼光准确研判，果断收进，才有可能捡到漏。第三，出价要到位，也就是说，杀价不要大刀阔斧，致使对方无利可图。我宁可多给一点，有时还送盒烟，送个盒饭什么的，跟人家交上朋友，他下次就会先将好东西送到你这里了。”
罗玉其与他珍藏的“毛瓷”
罗玉其在挂满藏品的家中鉴赏精美“毛瓷”。
在前不久举办的深圳文博会湖南主展馆有位面色红润、怀抱“宝贝”的老先生很引人注目，他是来自长沙的收藏家罗玉其，人称“毛瓷罗”。他带到深圳的宝贝，是他珍藏了30多年的毛主席用瓷。
“白如雪，润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回到长沙市天心古玩城的罗玉其向记者描述“毛瓷”的特色。“毛瓷”，特指1974年湖南醴陵和1975年江西景德镇专为毛主席研制设计的一批瓷器，均用如今已近枯竭的特种泥土烧制而成，汇集了当时能工巧匠高超的工艺，可谓瓷中极品。据悉，毛主席用瓷共生产了1555件，除379件保存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外，目前流散在民间的凤毛麟角。正巧一位市民捧着家中收藏的杯碟前来讨教，罗玉其拿出自己的藏品对比，在灯光下，他手中的瓷碗通体透亮，瓷质晶莹如玉，壁厚不足一毫米。记者小心翼翼地接过感受了一下，碗身轻若无物，不像是盛饭的瓷碗，倒像是稀世的宝玉，这便是以超轻超薄著称的“梅花”系列瓷碗。“一只碗仅有124克，里外都有花，轻巧耐用，毛主席第一次拿到这只碗时就很高兴，连声称好。”罗玉其开心地说，他从1979年开始收藏醴陵制造的毛主席生活用瓷，30多年间共收藏268件，在收藏界享有“毛瓷罗”的美誉。
在罗玉其的收藏中，既有难得一见的20厘米梅竹大碗，又有朴素、端庄的青花瓷食品缸，藏品绝大部分为生活用瓷。罗玉其介绍，其实“毛瓷”也并不是每件都是精心定制、巧匠打造而成，毛主席常年所用的很多瓷器款式普通，百姓家中也都在使用，像朴素的青花瓷食品缸就是一件很亲民的生活用瓷，毛主席生前用它来盛放家乡人民赠送的橘饼，这恰恰反映了一代伟人简朴的生活习惯。
在深圳文博会上，许多藏家求之心切，追着他要购买，因此宝贝只展出了一天罗玉其便赶紧将其收起，“收藏要看缘分，好东西卖一个少一个，我收藏‘毛瓷’只进不出。”罗玉其说。作为曾经的房地产商、香港罗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如今身家过亿的他放着海边别墅不住，豪车不开，住在长沙市太平街做一个快乐的“罗嗲”。“我是湖南人，只有守在湖南才收得到这么珍贵的‘毛瓷’。”豪爽、诚信、爱管闲事，痴迷收藏的罗玉其是整条街都知道的“名人”。现在他正着手规划一个占地10亩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专门陈列自己的收藏品。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罗玉其还有一个梦想是能开个毛主席遗物博物馆，作为红色教育基地培育下一代的爱国热情，也让更多人领略到我们制瓷工艺的精湛技术，从这小小杯碗中看到湖湘文化独有的深厚底蕴和岁月沉淀。
文物瓷器的保护和收藏
瓷器文物与所有的物质存在一样，它们的寿命总是有一定限度的，但这种限度有长有短。文物这种物质的寿命长短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自身条件”，比如一般说来，石玉类寿命长于陶瓷类，陶瓷类寿命长于金属类，金属类寿命长于纸、竹、木、丝毛棉麻等有机类；二是“外在条件”，即客观环境对它们造成的危害。想让任何文物达到永寿无疆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可以使文物在妥善的保管条件下达到延年益寿，尽可能长久地为一代又一代人们服务。而瓷质文物，其材料与内部结构比许多类文物要稳定的多，所以它们具有延年益寿的内在条件；我们的任务是不断改善其外在条件，使之存之久远；这对利用古瓷文物研究、欣赏者十分重要，对企图保有瓷质文物而保值、增值者就更为重要。
瓷器文物，尤其是精美者，一定要置于囊匣中保藏，囊匣一定要内软、外硬，内部可用软泡沫塑料包以绢绸，柔软舒适，最好不用棉花。棉质易吸水发霉长虫，外部可用木质。
古瓷之“家”，一定要避免阳光直接照射，最好在黑暗处保藏，鉴定中有“灯下不看瓷”之说，如必须在日光中看瓷器，一定要在散射光下，而避免直射光。
搬运输出瓷器的工具也应当静稳，尽可能减少震动，绝不能有跌落的可能。
传统的说法，让人手经常摩挲古瓷，长久使之产生 “包浆”，泛一种“宝光”，这是人汗脂等弱酸在瓷器表面的积累作用，其实这种做法不妥。
瓷器如胎瓷结合良好，可以在流速缓慢的净水中洗涤，如釉面肮脏，可以用淡肥皂水清洗，但洗后一定要用净水最好是蒸馏水反复洗净，如果瓷质胎釉结合不好，则不能水洗；对新出土瓷器，要让它缓慢自然还硬，不能暴晒，收干之后看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洗涤，能洗则洗，不能洗则在附泥上少许施水而缓缓剥除附泥，千万不能用硬物刮泥。
瓷器表面灰尘用小吸尘器去除，沾着的灰尘可用丝绢等软质材料拂除，不能用鸡毛掸拂除。
有些瓷器因釉面光泽枯涩，可用四川白蜡、亮光蜡、胡桃油等薄涂补光，但手法要慎重，避免光泽过硬，避免釉面受伤。
出土瓷器深入釉中的土沁不要强行去除。
文物市场 只有下家的大买卖
假古董、假拍卖、假鉴定……这是当前号称亿人收藏的古董市场面临的现实。
5年来，吴树写出了《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希望借此给这个近乎疯狂的市场降降温。可这样的疯狂，并非一日所成。就连已到耄耋之年的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也开玩笑地说：“亿民倒古玩，历史文物全玩完。”
写完《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吴树说，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以后不会再写关于中国文物市场的书，“三本书已经足够，这个市场已经太假太黑太脏。”
进入这一行，吴树时间并不长。2000年后，他来到北京养病，闲玩时去了一趟潘家园古玩市场，“听着那些人白话一件旧东西，说得头头是道，我开始对这些玩意儿感兴趣，就想着搞懂这样一个玩意儿怎么会值这么多钱。”
此时的国内文物市场，已经经历了头20年的蹒跚学步，从“四旧”到玩意儿再到文物，古董逐渐在人们心中有了地位。走街串巷收购旧货，到潘家园古玩市场“淘货”，再加上“一夜暴富”的古玩神话传奇的演绎，越来越多人开始投入到这个看似一本万利的市场。
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元代青花瓷“鬼谷子下山”以1568.8万英镑（约合2.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造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成交纪录。
“这就像一个导火索，瞬间点燃了国内收藏界的热情，极度狂热的时代来了。”吴树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准备靠这一行发家致富。
在一次国家博物馆的展览上，吴树听到一对父女的对话。女儿看着防弹玻璃后面的瓷器和画作，对父亲说：“爸爸，这些我都见过，咱们家都有。”而父亲不置可否地拉着女儿离开。
这件事让吴树真正体会到了全民收藏的热情，他决定对文物市场做一次深入调查。
没有藏家 只有下家
第三本书稿写完后，吴树曾拜访了一次在中国古陶瓷鉴定界一言九鼎的专家耿宝昌老先生。他们俩话很投机，谈文物市场，谈艺术品拍卖的“亿元时代”，谈文物保护……当他问及对当下中国文物鉴定界的情况有何看法时，这位业界泰斗竟然连说数句：“不谈、不谈。”随后又开玩笑地说了两句打油诗：“亿民倒古玩，历史文物全玩完。”
这句话让吴树印象深刻，“虽是玩笑话，也是当下全民收藏的真实写照。由于游戏参与者的贪婪，几千年存留下来的地下文化宝藏被盗掘殆尽，即便有些文物被民间人士收藏，但由于黑市流通频繁，交易中毁坏，原始信息丢失，导致真假难辨，变成为失去根系的工艺品。”
在他看来，收藏早变成了过去式，买卖交易成了当前文物市场最主要的功能。“像收藏家马未都这样的人早退出了现在的文物市场。”
“我们现在都是做生意的人，甭管多有名号的收藏家，只要拿着文物去交易，都是冲着这些东西的经济价值去的，哪管什么收藏价值，只要能卖高价就是价值。”北京古玩城店主李广琪对记者说。
吴树也同样认为，“历史上出现的收藏热都保持着精神上的某种追求，唯独这一次全民收藏运动，都是建立在追求暴利的幻想上，以至于在近亿人的古玩市场上，看不到收藏家，只有上家和下家。”
没有兴趣 只有买卖
究竟谁能发财？
吴树说，一类是显性富人；另一类是隐性富人。这两类人趸藏的物品无论真假，也无论出处，都可以成为他们欺行霸市、赚取暴利的筹码。因为他们借助金钱或权力建立起来的绝对威望，垄断了文物、艺术品价值和价格上的话语权，只需将自己的藏品进行二次包装后送上大拍卖场，便能够创造出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的巨额暴利。
在暗访中，吴树曾遇到一位富豪自称有1000多件“官窑瓷器”，他去看发现几乎全是仿品。富豪告诉他，是专门聘请的经纪人帮他寻宝，花了近亿元。而亲近这位富豪的知情人告诉他：“从故宫和国家博物馆请来的专家，很多人都说大部分东西是假的、是赝品。可是老板鬼迷心窍，反倒骂人家是伪专家、不学无术。也有少数专家说是真的、是国宝，老板就发给高额鉴定费，来一趟就可以拿几万元钱走。这样一来，说真话得罪人、挨骂，就不来了。说假话可以挣钱，又不用负什么责任，见东西就叫好，说是国宝。讨老板喜欢，拿完钱走人。”
李广琪接触的人中，很多有钱人跨进古玩界就是为了圈钱，不管古董是不是真品，只要能赚钱就行。甚至有人去景德镇拉一车仿品当真古董来卖。“这些人做生意，永远只有一个概念：赚了还是赔了，其他根本不考虑。”
中国文物市场
除了国营 大多违法
吴树对文物市场进行调查发现，中国现行文物市场除国营之外，几乎整体违法。“道理很简单，因为市场上分两种东西，一是所谓的真品，一是赝品，真品大多数是出土文物，违反了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就目前的法律而言，出土文物可以交流，但交易违法。而赝品，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小的是欺诈，大的违反《刑法》，属于诈骗。”
“假若按照中国现行的《刑法》、《文物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定罪，时至今日，全国现有3000多处各类古玩市场、近100万家商铺，通通违法经营，约占人口总数0.11%-0.5%以上的中国公民涉嫌非法文物交易罪或者商业欺诈罪，从事文物走私、制假、贩卖活动的人数约200万以上。”吴树说，要整顿市场，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关闭市场，二是修改法律，可这两条似乎都无法做到。”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实现总成交额396.96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74.03%。以全国3000余人的文物艺术品拍卖从业人员规模计算，2010年度，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业务创造税收超过8亿元，人均创造税收额超过26.67万元，远超金融、保险等产业。
文物瓷器保护和收藏
瓷器文物与所有的物质存在一样，寿命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其寿命长短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自身条件”，比如一般说来，石玉类寿命长于陶瓷类，陶瓷类寿命长于金属类，金属类寿命长于纸、竹、木、丝毛棉麻等有机类；二是“外在条件”，即客观环境对它们造成的危害。
想让任何文物达到“永寿无疆”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可以使它在妥善的保管条件下“延年益寿”，尽可能长久地为人们服务。瓷质文物的材料与内部结构比许多类文物要稳定得多，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不断改善其外在条件，使之存之久远。
瓷器文物，尤其是精美者，一定要置于囊匣中保藏，囊匣一定要内软、外硬。内部可用软泡沫塑料包以绢绸，柔软舒适，最好不用棉花，棉质易吸水发霉长虫；外部可用木质。
古瓷一定要避免阳光直接照射，最好在黑暗处保藏，鉴定中有“灯下不看瓷”之说，如必须在日光中看瓷器，一定要在散射光下，而避免直射光。
搬运输出瓷器的工具也应当静稳，尽可能减少震动，绝不能有跌落的风险。
传统的说法，让人手经常摩挲古瓷，长久使之产生“包浆”，泛一种“宝光”，这是人汗脂等弱酸在瓷器表面的积累作用，其实这种做法不妥。
瓷器如胎瓷结合良好，可以在流速缓慢的净水中洗涤，如釉面肮脏，可以用淡肥皂水清洗，但洗后一定要用净水最好是蒸馏水反复洗净，如果瓷质胎釉结合不好，则 不能水洗。对新出土的瓷器，要让它缓慢自然还硬，不能暴晒，收干之后看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洗涤，能洗则洗，不能洗则在附泥上少许施水而缓缓剥除，千万不能用 硬物刮擦。
瓷器表面灰尘用小吸尘器去除，沾着的灰尘可用丝绢等软质材料拂除，不能用鸡毛掸。有些瓷器因釉面光泽枯涩，可用四川白蜡、亮光蜡、胡桃油等薄涂补光，但手法要慎重，避免釉面受伤。此外，出土瓷器深入釉中的土沁不要强行去除。
历代瓷器文物作伪手法与鉴定
随着瓷器收藏的升温和藏家“只进不出”的收藏风格，使得目前古玩市场上仿品充斥。仿制文物自古就有，历史上出现过四次作伪高潮。第一次是在宋代，以仿造商、周青铜器为主；第二次是清乾隆时期，主要是名人字画造伪、作假，连乾隆皇帝也难辨真假，当时许多书画赝品上都有乾隆的题跋；第三次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大量复制、仿造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文物，无所不造、无所不仿；第四次高潮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收藏热的兴起，各种仿古工艺厂多如牛毛，作伪手段更为高超，造假者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分工合作，市场逐步专业化。
目前的仿古瓷与民国时期仿古瓷的大量出现十分相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为皇室专门烧制瓷器的御窑厂停办，全国成立了不少瓷业公司，此时为了维持中国瓷业在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涌现了大量仿古瓷。上至六朝青瓷，下至唐、五代、宋的名窑名品以及明清御窑典型器几乎无不仿制，而且惟妙惟肖。时至今日，大量的民国仿品仍然混迹市场，甚至不少还流往海外，当然其中的精品也不乏艺术价值。当今的仿古瓷同样也是鱼龙混杂、良莠难辩。
与瓷器收藏热同步的是有关瓷器辨识的书籍浩瀚无垠，各述己见，甚至也颇多争论，但相同的是，这些书籍一般都从瓷器的胎、釉、形、画等多种角度进行辨识。一个瓷器收藏爱好者要从外行变成内行，毫无疑问需从全方位掌握对瓷器进行辨识的方法，但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不少收藏者把玩多年，却仍不得辨识瓷器的要领，又沾沾自喜于自己玩了多年早已是行家里手。与此同时，笔者发现一些有着良好美术基础，甚至是专业画家对瓷器一“上手”就很快入门，成为真正的行家，其人门的诀窍就是瓷画。这就印证了瓷器古玩界的一个规律，瓷器辨识往往是“突破一点，再及其余”，内行是用自己最强项的技能“看进去”的。
笔者认为，如果瓷器收藏爱好者能增长一些美术基础知识，不妨从瓷画入手辨识明清、民国瓷器，也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瓷画辩瓷器有很多特征可以入手，但归结起来就是两个方面一一“形与色”。形就是瓷画的造型，其最突出的造型手段就是线条；而色就是色彩，包括青花的墨分五色。这就要求鉴赏者不仅要有一些最基本的造型和色彩方面的美术知识，而且要较熟练的掌握各个时代瓷画形与色的一些基本特点。
五彩瓷器文物的作伪与鉴定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物化测定分析，五彩中的红彩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铁，黄彩也是氧化铁，绿彩系铜绿铅釉，蓝彩属钴蓝铅釉，黑彩为铁、锰、钴和铜，即用钴土矿和铜花片配制而成的。由此所见，明清时代的五彩和粉彩大部分都是在古代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两者在化学组成上的最大差别是低温色釉都属二元系统，而釉上彩则大部分为三元系统，在着色机理方面，绿釉和绿彩都是离子着色，黄釉和黄彩都属离子着色，矾红和金红分别为和金的悬浮体着色，蓝釉和蓝彩都属离子着色。所以，五彩的炉温高达800度：左右，具有鲜明透彻、耐火、不褪色、不剥落、恒久如新的特点。
大明五彩是明代成化年间，由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一种釉下青花与釉上红、绿、翠绿和赭色综合装饰的瓷器，旨在打破青花单一色彩的瓷绘格局。《博物要览》、《敝帚轩剩语》、《长物志》均说其因“青花间装五色”而得名，其中尤数成化窑烧制的最为精致，史有“成窑五彩”之誉，这就是著名的成化斗彩瓷器。弘治时期的五彩继承了成化的风格，其产品特色是刻花填彩。即在胎上刻出所需要的图案，上透明釉时将刻好的图案留出，将其高温烧成后，再在白釉露胎的瓷器上施以色彩，并用低温烧烤即成。正德五彩是在白釉瓷器上直接绘五彩纹饰，使用较多的是红、绿、黄三彩，绿色多为翠绿和孔雀绿，色呈浅色略带黄。有些瓷器还用黄绿彩、红彩做点缀，或以套色来烘托纹饰。到了嘉靖时期，瓷器的釉上五彩以红、绿、黄、紫、孔雀蓝、黑彩描画图案，其中红、绿、黄为三主色，也有金彩等多种色彩的五彩瓷器。万历时期的五彩瓷仍基本与前代相同。
康熙五彩的彩料属于低温釉料，烤烧温度较之粉彩为高，故后人称前者为“硬彩”，后者为“软彩”。康熙年间，御窑厂在复制大明五彩的生产实践中，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尤其是俗称“古翠”的蓝彩在烧成后的呈色效果，其浓艳程度超过了青花。从此，古翠取代了青花，开创了纯釉上彩绘的艺术领域，形成了 “康熙五彩”的主导地位。
五彩瓷文物的鉴定除了形以外，最重要的是色，在施用的色彩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文物鉴定方法看，明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料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打上一个问号，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