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永乐青花瓷器鉴别。
艺术风格及特征分析
天启、崇祯时期青花瓷器风格为之一新，其纹饰受当时绘画、木版画等影响，山水题材较多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装饰题材多样，完全突破了以往官窑器物图案规格化的束缚，各种动物如虎、牛、猫、虾、鹦鹉等均可入画，有些山水、花鸟画题材的青花瓷器，是专为销往日本等国而特制的。该时期的青花呈色不如嘉靖万历时期那么鲜艳，较多的是蓝中泛灰、色泽较淡的风格，从色质到纹样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
1．造型特征；从诸多图片资料和馆藏器物类型上来看，多为琢器，大致分三类：一类为陈设用器。如筒瓶、莲子罐、橄榄罐、笔筒、盒等；二类为佛前供器。如香炉、净水碗、烛台等；三类为外销瓷。外销瓷当中，有销往欧洲市场的，如筒瓶、六方瓶、葫芦、军持、花浇、茶壶、盒、炉、盘等。
1984年英国人在南中国海中打捞清顺治二年沉船，发现了大量具有崇祯时期特点的青花瓷器。此类瓷器纹饰，除了绘有崇祯时期常见的中国传统纹饰以外，也有西洋荷兰特色郁金香的纹饰，颇具异国情调。另一类销往日本，被称为祥瑞器，是按照日本提供的样本，在景德镇定烧，造型大多与日本茶道有关。这类器物胎体坚硬，绘工精细，多为人物、小船、枝头鸟和鹿等纹饰，具有典型的日本风格。
2．胎釉特征。从器物的露胎处看出，该时期的瓷器胎体坚致细白，胎体厚重，釉面多白中泛青，釉层较薄，釉面坚硬平整，已具备清代瓷器的某些特点。另外，该时期的瓷器在制作工艺上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足际露胎较多，旋削整齐，多见旋削痕。
3．纹样装饰特征。花纹内容多，有活泼跳跃的草虫图纹，如蟋蟀、飞蝶；有各类形态逼真的动物，如虎、牛、猫、虾、鹦、鹉、鹭鸶等；有人物戏曲故事，特别是崇祯青花瓷器的装饰开始大量出现祈求官爵升迁和吉祥平安的内容，有加官进爵图、钟馗出猎图、东方朔偷桃、浴象图、携琴访友图、月宫图、梦境图、庭院仕女婴戏图、仕女伎乐图、对弈图、十八罗汉图、苏武牧羊图、水淹七军图、仙人乘槎图、刘海戏蟾图等，都是崇祯青花善于表现的人物装饰手法。如画面中绘一人物，双手捧放有官帽的托盘献给主人；有的绘两人分别捧官帽、爵杯献主人，寓意加官进爵；也有绘人物捧插有三戟的花瓶献给主人，寓意平升三级；有的绘嫦娥和魁星给中试的状元颁桂枝，反映了下层士人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走入宦途的愿望；有绘浴象图，一人物捧着花瓶，寓意平安，献给骑在象背上的主人，寓意吉祥；还有山水景物、庭院小景等。
这些纹饰多配以题画诗，绘画内容、意境和笔法与当时文人水墨画风格一致，表现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的失意，寄情山水田园的隐逸思想。如青花点染太多，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采用分水和晕染技法，画面宽阔，潇洒酣畅。流传到日本的“古染付”(日本陶瓷界称呼中国明天启时期具有写意风格画面的民窑青花瓷)、“祥瑞”瓷(日本提供样本，在景德镇定烧，造型多与日本茶道有关的器物，胎硬工细，多以人物、小船、枝头鸟和鹿等入画，器物上常有“五郎太甫吴祥瑞造”款识)，远销欧洲各国的“芙蓉手”(日本陶瓷界对中国明代天启青花中，符合外销日本的那部分青花瓷器的称呼)，多具有天启、崇祯年间生产瓷器的特征。
4．青花呈色特征。青花发色多为青翠鲜艳，深浅浓淡，富有层次立体感，为清康熙的“青花五彩”瓷奠定了基础。
5．款式特征。大部分没有落款，只有少数民窑使用款，如民间寺庙使用的香炉，炉上边有清楚的年月日和烧造地点。另外个别有官窑款，如崇祯罗汉纹炉，是目前景德镇窑在崇祯时期十分少见的有官窑款的香炉。
总之，天启、崇祯年间，社会动荡，战争、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同时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外贸易扩大的影响，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瓷器反而抓住了发展机遇，使明末青花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并且形成了该时代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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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天启、崇祯瓷器
今天由小编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瓷器。
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汉代陶瓷艺术风格
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出现虽然晚于日用陶器，但是，从雕塑艺术发展史来看，它乃是中国古代雕塑的前驱。
陶塑艺术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一直至唐代，不仅佳作连年问世，而且高峰迭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石器时代直至汉唐的陶塑艺术，代表着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主流。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已颇具艺术魅力。夏商时代的陶塑艺术又有了显著的进步，以极其简练的手法，出色地塑造出日用陶器的造型。进入战国时期以后，由于厚葬风气的盛行，陶塑的主要用途便发生了变化，它从欣赏品衍变为随葬的冥器，它的品种随之不断扩大，制作方法日趋丰富。因此，在战国、秦汉乃至于唐代，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陶俑。陶俑是代替活人或动物殉葬的一种冥器。秦代陶塑突显活泼、开朗、写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秦始皇陵出土的7000兵马俑，个个如实塑制，充分显示出秦代陶塑高超的雕塑技艺。秦始皇陵兵马俑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形象之逼真，史无前例，开创了我国雕塑史上纪念性大型群塑的先河。
汉代时期的陶塑艺术，在我国陶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汉代前期，陶塑艺术明显继承了秦代陶塑艺术风格，形体比较高大，注重细节雕画的质朴，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明快洗练的写实风格。在题材上，就地下出土的陶俑所见，多为军阵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的时代特点。西汉中后期，反映追求生活享乐的各种陶塑在墓葬中普遍发现。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注重体现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东汉陶塑艺术，较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陶塑的题材更加广泛。正因为汉代陶塑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所以它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及阶级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汉代陶塑简朴豪放的造型，不仅开拓了作品内在的容量和其外的蕴义，而且作品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力量和蓬勃旺盛的生机。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刘彻以其雄才大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措施，改革制度，巩固和发展了秦始皇创立的统一事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奠定了后世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基础。伴随着国家的统一，此时期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各民族之间亦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汉代陶塑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正是与空前统一而稳定的政治局面及经济高潮相辉映的，它是气魄宏伟、风光壮丽的汉代文化高潮的一种具象反映。
汉代人物的陶塑，不求形体的逼真和细节的雕琢，而是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神韵，倾力于动势的追求，通过大轮廓古拙简朴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再现人物的内在神韵和非凡才华。汉代动物的雕塑，也体现了这种寓巧于拙的简朴浑厚的艺术风格。汉代动物陶塑种类之全，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也是罕见的。汉代陶塑模制现实生活中的建筑设施的式样之全、构造之细，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它们都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建筑物的风貌。生活用具井、灶、灯、炉和交通工具牛车、马车和船舶等陶塑，无一不是如实模制。
汉代陶塑制作在器质、品种、产量、装饰技法等方面都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就器质而言，有灰陶、硬陶、铅釉陶等，就品种而言，仅湖南资兴东汉墓就出土了59类不同的器皿，每一类器皿又有多种不同的式样；就装饰手法而言，有印纹、划纹、堆纹、暗纹、彩绘、浮雕、镂空等等；就生产规模而言，仅汉代长安附近，就有官办瓦窑数千处；就生产数量而言，洛阳烧沟汉墓，就出土陶器4713件。特别是东汉后期，瓷器的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更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一切，为汉代陶塑工艺的发展与繁荣，准备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另外，汉代厚葬的社会风尚也是促成汉代陶塑工艺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由于执政者的提倡，厚葬之风泛滥。东汉还专门设置了负责冥器制造的官方机构，同时规定了社会各阶层葬仪所用陶质冥器的规格。汉代的厚葬之风，虽然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浪费，但从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汉代陶塑的发展。
汉代陶塑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风行的美学思潮有关。汉代思想家认为“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人应该到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去寻求美、占有美。这种美学思潮，不仅突出地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汉代统治阶级力求占有和支配广大外部世界的热切渴望、坚毅信心和强大力量，而且使得包括陶塑在内的整个汉代艺术都注目于广阔的现实世界。因而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为汉代艺术家所关注、所表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汉代美学家蔑视“雕纤之文”，推崇一种博大崇高之美，用汉代思想家刘安的话讲就是“画者，谨毛而失貌”。只有抓住对象的本质特征，作粗轮廓勾划，才能体现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表现作者对客观生活的审美评价。这就是包括陶塑在内的汉代艺术，处处呈现出一种雄浑豪放气势的根本原因之一。
汉代陶塑既是中国古代陶器工艺发展的结晶，又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大气磅礴的汉代文化的产物。汉代陶塑由于扎根于现实主义土壤之中，注重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在艺术风格上追求简朴古拙、雄浑豪放而又充满活力的艺术格调，使得它不仅在陶器工艺发展的长河中，而且在中国整个艺术发展的洪流中，都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它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他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塑不愧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天启、崇祯时期资器的鉴定
1、器型大多不规整。此时出现了日本风格的造型。崇祯时，器型不规正的现象较天启时更为突出，一般器物，胎体厚重，修胎粗糙，底足常常有旋削刀痕和重刮削痕，并且多有粘砂。
2、胎质粗糙为多，淘炼不精。但小件器物仍很精细，并有万历遗风。
3、釉面亮青程度明显减弱，施釉稀薄。崇祯时，器口普遍施加黄色酱釉。
4、青花有四种不同色调，其中晕散和黑灰的与那种纤细轻淡的色调相差悬殊。崇祯时，青花色调的晕散和走釉现象比天启时更甚。常使纹饰模糊不清，也有较鲜亮明快或类似天启时谈描色泽。
5、纹饰中多反映出日本风格，如扇面纹、皮球花纹等。另外，明末清初时盛行的题诗联句风气，在此时亦有表现。此时流行的豪放夸张的减笔写意画，与万历那种密麻零乱的纹饰构图，形成鲜明对比。
6、器足可见里收向心式的刮削痕和放射状跳刀痕。也有的器足留有类似明初器底的小乳头，此时底足不施釉的较多，但沾有砂粒。多为细润白砂底足，足边修切圆滑齐整，胎体裸露部分较多。形成了明末清初独特的器足特征，并为断代提供了依据。
7、天启器物款识少。一般写于器底。格式为“大明天启年制”。崇祯时，从款识上看，有书官窑款识的，也有以隶书写干支纪年款的，此外，还多见随意乱写的“宣德”、“成化”、“嘉靖”等伪托前朝的年款。
著名青花瓷器“和合二仙”的来历
在明代弘治、嘉靖时期的青花瓷器中，有一种常见的画面：两位笑容灿烂、蓬头垢面、袒胸赤脚或趿鞋、不修边幅的僧人，一人持禾叶或禾苗，一人捧圆盒．和和气气地相向为伴。今人把这种瓷器称为“和合二仙”，但他们有怎样的来历呢?
其实，“和合二仙”有真人原型。他们就是唐代宪宗时(806—821年)．浙江苏卅『枫桥寒岩山的两位僧人，一名寒山，一名拾得。寒山又名寒山子，传说是唐代贞观年间“应举不利，不群于俗，盖楚狂、沮溺之流”的一位诗僧，后隐居天台寒岩山。拾得是一个孤儿，被国清寺老僧丰于在天台山路过时发现并收养，故取名拾得(捡来的意思)。两僧自幼都有诗才，互相敬慕，遂成好友。天台山国清寺是寒山、拾得的祖庭，内有他俩的画像，其文字描绘日：“寒山．一印记．一手拊膝，微笑，赤足。拾得一手托珠，一手阅卷．亦赤足，大笑。”虽然二人看似狂颠不羁，衣着不整，但吟诗唱偈相处甚欢，后人辑有《寒山子集》留传于世。
明代民窑青花瓷器上的二僧形象。由于时间的推移有了演变，一人持禾叶或禾苗。一人捧圆盒．是取其谐音的寓意。“荷”、“禾”、“盒”三个字的谐音都为“和”或“合”。即“和谐合好”之意．象征夫妻相爱。人与人之间“和为贵”．表达了人们向往真诚友爱的精神寄托。
寒山曾经这样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回答说：“只要忍他、让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这充满禅机妙理的一问·答，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宣传的是儒家的中庸平和之道以及佛家“忍让”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寒山和拾得，把尘世间的苦痛在笑容中化解，用微笑来对待人世间的种种嘲弄和不平，深谙“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的客观存在，因而能隐逸山林．心静如水，达到了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