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业的"黑暗时期"以后，成化景德镇官窑瓷业进入了明代瓷业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永宣传统产品得到恢复，创烧产品、仿古制品也陆续涌现，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烧造，更为成化制瓷业增添了时代艺术特色，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种局面未能保持到弘治时期，朝代的更迭使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御厂窑事很快地由"盛"转而为"衰"，这种转变集中反映于两个方面：一是烧造数量的剧减；另一侧是色彩的单调，由成化"艳"的倾向转而为"素"的趋势，这两点构成了弘治朝瓷业走下坡路的主要特征。考其凋蔽原因，当与孝宗帝朱祐樘的治国之道及个人嗜好有关，本文主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
在瓷器研究领域内，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弘冶一朝，因为这个时期似乎并无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明代中期一个瓷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其间除了弘治朝传世品稍少外，发展比较平衡，似无明显的衰落迹象，在未考察这一问题前，笔者始终不怀疑这种传统看法的正确性。然而，通过研究，事实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一经比较弘治朝瓷业不景气的迹象即刻显露出来，无论是烧造数量、品种、形制诸方面，都无法与成化朝相抗衡，也难以同正德朝相提并论，这三个朝代官窑瓷业的起伏，呈现出一种"M"形的发展趋势。
笔者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传世的成化、弘冶、正德瓷器作了一次粗略的统计，发现弘治朝的制品出乎意外的少，在国内，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馆、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大博物馆拥有较多数量的弘治瓷器外，其余仅见零星收藏；在日本、美国等一些收藏中国瓷器较多的国家，对弘治瓷器的收藏也是微乎其微。在出土器物中，除了景德镇御厂窑址的残片外，其余只是个别的发现，几无成批的弘治瓷器出土。
从品种看，弘治官窑器也无法与成化、正德两朝相比较，现将这三朝有传世实物为依据的烧造品种分列如下：
成化：斗彩、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青花加彩、孔雀绿釉、孔雀绿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祭蓝、紫金釉、黄釉、黄地绿龙、白釉、白釉刻填绿龙、豆青釉、仿哥、仿钧等。
弘治：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釉里红、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白釉刻填绿龙、白釉刻龙露胎、豆青釉等。
正德：五彩、三彩、素三彩、矾红彩、青花、青花红绿彩、青花黄彩、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白釉、白釉刻填绿龙、孔雀绿釉、瓜皮绿釉、豆青釉等。
成化朝烧造的斗彩瓷器，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品种，它们绝大多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手里还有部份收藏，从其数量来说并不算少，但令人惊讶的是弘治一朝竟未见一件斗彩瓷器！足见这一类处于艺术巅峰的名贵作品至治时已停止烧造了。只有五彩尚有少量制作，目前仅从国内外出版物上见到几件作品①，且艺术质量已远不如成化斗彩。其他制品均袭成化旧制，但有的已不能与成化器同日而语，比较突出的是题材单调，纹饰多数是传统的龙纹，在艺术处理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例如青花游龙碗中龙的布局很不协调，龙象征着腾跃，但别扭地跃于莲池，这种题材以后绝少见到。再如白釉露胎刻龙盘，这种盘应是本朝的典型器，但制作较粗糙，龙的神态也缺乏生气，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五彩龙纹盘也同样有这一质量粗而稚拙之感。青花是每一朝均有大量烧造的主流产品，但弘治青花不仅少见，且形制均匀为小件盘碗类，英国大维德藏弘治九年纪年款瓶一对，形制较大，制作较精致，但属民窑烧造。当然，由于前朝老艺人尚在，技法并未失传，许多瓷器的制作依然保持着成化的良好制作风格，而且也生产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色釉--低温娇黄釉，这种色釉的烧造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最高水平。但这种色釉的高质量并未能改变弘治朝釉彩品种单调的状况，综观，弘治朝瓷业之现状，与前后朝相比几乎处处趋于劣势，这一切，显示着该朝瓷业的不景气。
（二）
传世实物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弘治朝瓷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传世品的稀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时因战争，宫廷灾变等历史原因也可导致传世实物的减少。因而分析主要原因还必须了解当时朝廷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瓷器烧造抱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掌管御器厂烧造大权的是皇帝本人。
下面是弘治朝宫廷中一些日常记载，反映了官方对当时御器厂瓷器烧造的动态和反应。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兰州临清镇守、四川管银课、江西烧造饶器、"广东新渌守珠池内官悉令回京②。
按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崩，九月壬寅孝宗即位，减饶州烧造内官时已是孝宗当政。上述同官，所担任的并非是当时最重要的职务，召其回京不是商议什么军国大事，而应是停止其所辖业务活动。后来的史实证明，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节约资财，限制瓷业，打击为非作歹的宦官。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来工役繁兴与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回营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③。"
这段史料详细说明弘治弘治三年仃差内官烧造瓷器是大臣上谕，向朝廷陈述原委，孝宗才决定停止不差的。其原因十分清楚，这些内官太监，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大臣对此甚为不满，所谓"扰人"仅仅是一种婉转的措辞：而所述"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之语正说明内宫瓷器的贮存数已是十分巨大，不必再烧。显然，这些瓷器绝大多数是成化时期烧造的，因为孝宗执政三年，两度裁减、停遣烧造内官，景德镇御器厂的制作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度，即使没有停烧，其数量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弘治早期几乎没有多少瓷器生产。
除了听从臣下的谏言，不差内官前往江西督烧瓷器外，孝宗还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征收制瓷原料的政策：
弘治五年三月"辛未初八日，以皇太子礼成诏告天下"：……各处额办派办物料除军需供应器皿外，其余朱漆，油麻、铜丝、铜青、铜铁等，……白墡④、矾红、烧造缸釉等土……等项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征者悉与蠲免，已征在官者仍解本部并本处收贮以备别用⑤"。
由于许多行业的停止，这些额办派办的物料似乎已没有多大作用，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物资贮存于官府，而且拖欠年限迨至弘治二年年底为止，很可能以后三年内并未征改。这里，有一点应当注意，这段材料中提到的"矾红"可能就是烧造包括成化斗彩在内的红彩料，把它列为朝廷征收的原料中的一项，足见成化朝对矾红是重点征收的，因为它与制瓷主要原料"白墡""缸釉"列在一起，这种彩料的蠲免进一步证实彩瓷的烧造在弘治朝完全进入低潮，朝廷对这种费财甚多的制品显然已不感兴趣。
弘治中期以后，景德镇官窑瓷业又在朝廷内官的严加监督下，生产比较精致的瓷器，以致又一次引起了大臣的强烈不满：
十一年十一月"癸卯，礼科给事中涂旦等言……近者差内官往苏杭等处织造缎匹，陕西等处织造羊绒，织金彩、妆曳撒秃袖、江西烧造各样瓷器，俱极淫巧，又取福建丝布追督甚急，况各处连年灾伤，边方多事，重以骚扰，百姓何以堪命？伏望一遵旧制，非常额一切停止，不宜停止者，责其进纳，所遣内官通行取回，庶可以宽民力……。上曰：讷忠言联当自处，王铖既用之边族，置勿论，其余令所司斟酌以闻⑥"。
孝宗帝这一次的态度比较暧昧，显然他对上述物品不无需求之意，只是碍于面子，或者说尊重臣下之苦口良言，因此还是把决定权下放给有关衙门。
两年以后（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礼科都给事中宁举等以灾异言十事"，其中一节财用谓："近者屡差内臣往陕西苏杭织造驼绒缎匹，饶州烧造瓷器，凡诸工作动费不赀，况所差者假公营私，用一造百，……乞取回各处督造内臣，减光禄寺无名供应，以安民心……。上纳之⑦" 。
宁举等所奏内容与两年前涂旦等所奏内容基本相同，可能前面孝宗批复的"令所司斟酌以闻"之言，臣下并未完全（或无法）执行，因而宁举等再奏并着重指出了"动费不赀"和宦官的"假公营私，用一造百"对地方百姓的危害。从这里可以得知弘治十一年以来烧造瓷器所耗资财颇大，从而可以推测，弘治朝在这一阶段可能烧造了较多质量较高的瓷器。似可认为，这一阶段是弘治瓷业的高峰。
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孝宗"命取回饶州府督烧瓷器内官"，其由为"从巡抚都御史韩邦问奏也⑧"。韩为巡抚江西都御史，他在地方上显然深知浮梁民困和宦官贪酷之实情。于是又一次撤除了督造内官。与此同年"弘治十五年奏准，光禄寺岁用瓶坛自本年为止，已造完者解运，未完者量减三分之一⑨"。这一减烧措施似与韩邦问之上奏事有密切关系。
次年（十六年）七月江西按察司佥事任汉上地方事宜，其中有："一谓江西地狭产薄而科赋比常加倍，景德镇烧造瓷器所费不赀，卫所军士有半年不得支粮者，乞暂将解京折量银两并起解运，兑军粮未减半坐派多剩留以济军士，其军需颜料并瓷器之类亦暂停免二三年⑩"。
任汉的上谕在当时并无答复，但后来可能还是兑现的，同年十二月"已未，吏部尚书马文升奏……乞将弘治元年以来所派一应物料量为停免……工部复奏弘治十年以前及十三、十四年分派所宜蠲免停止者十七事疏上俱从之⑾"。这段史料中虽未知有否停免烧瓷，但从有奏必从的实际情况看，景德镇御器厂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停烧或减烧。
综观孝宗当政十八年，对监烧瓷器内官的遣召谕旨减烧是十分频繁的，其间仅罢免、召回烧造内官的次数就至少有五、六次，而减烧，蠲免的事例也时有出现，这种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做法，在许多朝代皆有，但在弘治朝显得特别多，而且别的朝代往往是监烧者不力，烧造质量下降而遭朝廷训斥或贬滴；但弘治朝则是宦官"骚扰百姓"等原因造成。凡此种种，对御器厂的正常生产影响很大，于是产量剧减，多种品种取消，质量有下降趋势。《明史》食货志在叙述正德朝瓷器时统计："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余万件"。计划内的三十余万件没有完成任务，这主要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限制措施后逐渐拖欠积压的。因此，对造成这种官营瓷业萧条的主要责任者孰谁，是十分明确的了，它完全与孝宗帝的治国之道相适应，与其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政策相适应。
（三）
弘治帝是何许人？在他当政时奉行的是什么政策？在明代各朝君主中，孝宗朱祐樘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皇帝，旧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较高，誉其统治时期为"弘治中兴"。《明史》对他更是赞颂备至，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⑿"。诚如史料所记，孝宗是一个比较懂得治世之道的开明君主，他任用贤臣，采纳忠言，勤于治理、裁抑宦官，并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俭"。在他当政时期，减烧景德镇瓷器仅是无数措施中一项，明史记载，他经常"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减供御物品""罢营造器物"、"减光禄寺供应"等。另外，不断"免各地灾税粮"、"赈灾民"、"免织造"、"闭银坑"，甚至对正旦、万寿圣节、重阳、冬至等节日宴赐百官之常例，也经常命"免宴赐以节钱钞"。执政十八年，禁减项目之多，为历朝所少见。由是而"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执政期间，臣民欢欣，朝野鼓舞。当然这是相对前后朝昏庸之主而言，其父成化、其子正德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宠用宦官，朝政腐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景德镇御器厂瓷器生产在弘治朝走下坡路乃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之事。这对后世瓷器研究者来说不无遗憾，因为如果孝宗与其父其子一样不加限制的话，当时的瓷业是不会停滞不前的，说不定的有方面还胜于成化、正德，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做法是明智的、进步的，符合广大臣民的愿望的。
（四）
在分析一朝瓷业兴衰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下面这一因素，即皇帝个人的嗜好有时也可能会造成瓷业的兴衰。如宣德时朝政并不腐败，但宣宗喜好瓷器，其时青花及各类制品俱佳；景泰帝可能格外欣赏珐琅器，由是该朝流行"景泰蓝"扌舀 丝珐琅器；成化帝似乎对彩瓷有特殊兴趣，因而斗彩制作特别精。但弘治由于"兢兢于保泰治盈之道"夙夜忧勤、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瓷器，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但是，有迹象表明，弘治帝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的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另外从史料也可窥见其嗜素之一斑，如弘治十五年三月"已亥，先是有旨，自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进素日期，俱令光禄寺禁屠，户科给事徐昂等因言今一岁之中禁屠断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从中可知，弘治十五年一年内御膳进素日期可达一百一十一天，约占全年三分之一，而且关于"进素在祖宗朝本无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爱惜物命，至于如此⒀"，说明弘治早有食素习惯，其御膳进素也是常事，而越到后期可能进素日期更多。由此类推，食素所需之器皿必然与所盛食物相适应，其色调必然相和谐。因此，弘治帝对素净器皿的使用是比较多的，再说，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而我们又可推断，弘治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为什么普遍较素的又一因素，这一因素对该朝瓷业的相对衰落，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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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明三代”官窑古瓷走进世博
据悉，由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址出土的永乐、宣德、成化“明三代”152件官窑瓷器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展出。这是“明三代”陶瓷艺术成就最为杰出的官窑瓷器首次集中展览，届时观众将可在景德镇上海陶瓷成就展之后再度零距离观赏景德镇陶瓷的稀世珍品。
据专家介绍，自1982年以来，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故址的明朝初期地层中先后发现“永乐年制”、“永乐元年”、“永乐二十一年”等残器，其中包括甜白瓷、釉上彩瓷和各种充满异国情趣的瓷器。甜白瓷多为永乐帝的日用之物，红如宝石的碗盘为日坛祭器，器型硕大充满伊斯兰风情的青花瓷则为郑和七下西洋而烧造，它的釉色柔和温润，造型隽永。新颖的釉上彩瓷，除绿彩、矾红、褐彩等单色彩外，还有黄地绿彩、红地绿彩、绿地酱彩和罕见的金彩。这些釉上彩是对金元以来釉上彩绘技术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永乐的甜白、宣德的青花、成化的斗彩，代表了明代官窑瓷器的最高成就。但由于历代战乱纷争，天灾人祸日常损耗，流传至今的“明三代”官窑瓷器极为有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经过20多年对珠山明代官窑遗址的发掘整理，修复了数以千计的官窑珍品，有一批被誉为“绝世孤品”的瓷器和文物遗存面世。
此次展览中的许多孤品、珍品是传世所未见与罕见之物；从官窑遗址出土的瓷器蕴含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信息；不少器物的出土将填补中国陶瓷史的空白。对于古陶瓷收藏家和鉴赏家来讲，是一次不可多得的获取新信息和掌握新材料的好机会。同样对于世界各地喜爱景德镇瓷器的友人来说也是一次打开眼界的绝好机会。
留住景德镇——读白明《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许多传统工艺正在急速地流失或面临着流失，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窘境。传统正在当代中远去，现代景德镇的制瓷艺人，晓以传统工艺制瓷者能有几人？
景德镇的瓷器名扬天下，除当地“天赐”的优质黏土之外，最重要的是传统艺人们“鬼斧神工”的技艺将这些普通的“东西”变成了人类的“宠物”。景德镇的瓷器能成为全世界陶瓷文化中的审美经典，成为全世界共同接受的珍贵遗产和标准，与景德镇独特的传统制瓷工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由于教学的原因，清华美院教师白明每年3月份均带学生赴景德镇实习，在与老艺人的接触中，他体悟到传统制瓷工艺的魅力，也感受到传统工艺正在日益流逝的危机，萌生了将其真实地记录、整理出来的想法。
白明的记录、整理工作近似于田野考古的方式。田野考古追求的是资料的实效性，资料实效性如何，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能否反映这一工艺的全貌，这与资料的数量有关；二是能否代表所调查工艺的真实情况，这与资料的质量有关；三是能否尽快应用于研究工作并形成研究成果，这与资料的利用有关。
在第一个方面，白明用了七年的时间，往返景德镇无数次，寻师父、进山区、入作坊，走访他能找到的传统制瓷艺人，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将传统制瓷不同的工艺和环节拍照、绘图2000余张，又从这2000余张艰辛收集、实地拍摄的图片中精选出600余张，编写成了这本几十万字图文并茂的著作《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将景德镇传统制瓷艺术完整地介绍给世人。
在第二个方面，为再现传统制瓷工艺的真实环节，他全部选用艺人在现场操作过程中自己拍摄的反转片及照片，在图片的美感与真实性产生矛盾的情况下，他断然地舍弃美感而追求真实，虽然由此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部分片子的明暗及背景环境的某些不足，但有如田野考察，注重的是文献的史料意义，因此，图像绝对的真实性成为本书成功的“生命”支撑。
在第三个方面，白明对如何运用已有资料做了精心的安排，所选择的工艺环节都具有真实性、典型性、代表性，能切入和显示制瓷过程中的关键角度和部位，使图片拥有更强的针对性、学术性。比如淘泥、拉坯、修坯、彩绘等过程，白明认为这些都是景德镇制瓷技艺中的精华所在。这些不同的工艺步骤看似简单和普通，但其中却蕴含着相当多的合理性和惟一性，可谓博大精深。对这些工艺过程，白明用了大量照片，对环境、器具、工艺过程、泥料变化等等方面作了细致的、客观真实的再现。同时，他又用了简明扼要的文字对每张图片进行了注解，对一些特别需要说明的地方加以分析，使简单的图解具有不简单的内容。
值得玩味的是，白明此书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真实的时间过程。作者历时近7年拍摄图片，所拍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一些图片中看出环境的变化，比如同一个工艺操作过程，场地可能并不一样，同一个场地，背景也许会有所不同；不同的作坊条件却是使用同一种技术，甚至连手法都是一样。作者并没有为了统一而重拍或补拍，而是保留了这种“缺陷”，就是想让读者从这些细节中切实地体味出一些属于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味道”和“气息”，在阅读中能真切地回到传统制瓷工艺的情境中去。
《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由于作者本人就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性影响的中国著名陶艺家，长期的教学、创作、研究、实践，不仅确保书中所介绍的工艺环节具有真实性、典型性、代表性，而且更能切入和显示传统制瓷过程中的关键角度和部位，使图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学术性。600余张历时7年艰辛收集、实地拍摄的图片，不仅对一些传统艺人不轻易示人的技艺做了完整的记录，也将这个千年古镇的神奇制瓷技术详尽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这些图片资料本身具有了田野考古般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
明弘治官窑黄釉瓷器特点
黄釉瓷器创烧于明洪武时的景德镇官窑，以后各朝多有烧造。以“黄”与“皇”谐音，故以黄色象征皇家的尊贵，黄色瓷器亦只限于御用。中国瓷器历史上的黄釉瓷器，以明弘治朝的瓷器最好，被视为黄釉瓷器的典范。弘治朝官窑瓷器以娇黄釉最为著名。其烧制水平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的最高水平。明弘治朝黄釉瓷器其釉面光洁，釉色浅淡娇嫩。明宣德黄釉釉面肥厚，釉色较深，不及弘治黄釉细润，弘治黄釉比成化黄釉显得深厚，而比正德黄釉又浅淡。弘治黄釉器胎白质细，器物颜色通体一致，均匀光润，釉色淡雅娇嫩，光润如鸡油，称为“娇黄”、“鸡油黄”，又因以浇釉法施釉，故有“浇黄”之称。
明弘治官窑黄釉瓷器鉴赏
我国传统低温黄釉瓷器以明弘治时产品最负盛誉。由于弘治黄釉瓷器一般用“浇釉”的方法施釉，故有“浇黄”之称，又因其黄色浅淡娇嫩，故亦称“娇黄”。明代黄釉瓷器以盘、碗居多，黄釉描金罐唯弘治朝有。此类黄釉描金罐除置曲带式耳者外，尚有置兽耳者，也有不置耳的，均属宫廷祭祀用器。
黄地青花折枝花果盘，高4.2cm，口径26.2cm，足径16.5cm。
盘口微撇，弧壁，盘心略内凹。通体青花黄地，其法为先烧制出青花折枝花果盘，然后于花纹外白釉地上涂满黄釉，使浓重的青花与油亮的黄釉形成鲜明的对比。此盘里心绘折枝栀子花，内壁绘石榴、柿子、葡萄、莲实纹样，外壁有缠枝花一周。外底白釉上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明弘治年制”六字款。
娇黄釉于成化时始出现，但数量较少，到弘治时取得突出的成就，器物以盘碗为主。弘治朝官窑瓷器以娇黄釉最为著名。这件青花盘就是以娇黄釉涂地，使鲜丽的娇黄与深艳的青花相映成趣，是黄釉瓷器中颇具代表性的官窑瓷器。
黄釉金彩牺耳罐，明弘治，高32cm，口径19cm，足径17.5cm。
罐广口，短颈，溜肩，腹部上丰下敛，平底，肩两侧置对称牛头形耳。罐内施白釉，外施黄釉。外壁自上而下饰金彩弦纹9道。底素胎无釉。无款识。
明代黄釉瓷器造型以盘、碗居多，罐则少见，且为弘治朝所独有，除双兽耳罐以外，还有绶带耳罐。
明代黄釉瓷器除作御用餐具外，据文献记载，还被用作方丘（地坛）的祭祀用器。《大明会典》卷二百零一载：“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
低温黄釉器创烧于明初景德镇官窑，以后各朝多有制作，但以弘治朝产品最受人称道，其烧制水平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的最高水平。因当时以浇釉法施釉，故有“浇黄”之称，又因其呈色娇嫩，故又有“娇黄”的美誉。 黄釉描金罐唯弘治朝有。
明弘治官窑黄釉描金双耳罐
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经纪业
陶瓷艺术经纪业将大有可为
经纪人可划分为一般经纪人和特殊行业经纪人。经纪人是通过中介业务来促成交易。特殊行业经纪人是指从事金融、保险、证券、期货、科技、房地产等行业的专业经纪人，必须通过专业培训，经考核合格获得专业经纪人员资格证书后才能上岗。一般经纪人是指从事国家允许公开交易，又不属于特殊行业的商品交易的中间商。
陶瓷艺术经纪活动在景德镇也有很长一段历史，电视剧《大瓷商》，以民国初期景德镇的督陶官鲁公公，奉圣旨在景德镇监制皇帝所需的祭天大龙缸为引子，对瓷器和瓷器商人们的故事，作了淋漓至尽的艺术刻画，同时也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经纪活动作了生动的描述。据笔者了解，解放前湖北人在景德镇开设的瓷行，是景德镇陶瓷艺术经纪活动中的一个典型。他们基本上是兄弟俩或同乡之间合伙，一方在景德镇负责与生产商联系，收购、包装、运输瓷器：另一方在上海、南通、香港等地负责销售和提供货源信息，把景德镇的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和海外。解放后，这些景德镇的瓷行通过公私合营进入瓷厂，外地销售瓷器的店铺进入了当地的杂品公司。
改革开放后，经纪活动犹如雨后春笋，尤其是电影、电视明星、歌星的经纪人遍地开花，经纪活动的内涵也不断丰富，不仅是中间商的角色，而且还承担起包装、形象设计、打造品牌和经营活动的责任。景德镇陶瓷艺术经纪活动也是如火如茶。具体表现为：一是一大批外埠画家以瓷都为厚土，从事陶瓷艺术创作，催生了陶瓷艺术经纪业的初步形成。如人间瓷画公司为姜宝林、张瑞龄、张国君、金兆韬的经纪人，锦宫火圣公司为樊欣野经纪人，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为孙星池经纪人，精益斋为车一鸣经纪人，吟古斋为石宾经纪人，清莲阁为刘光、魏庆立的经纪人，三溪堂为卞哲甫、常墨涵的经纪人。二是景德镇为陶瓷艺术经纪活动提供了广阔空间。
陶瓷艺术铸就了景德镇的辉煌，使景德镇成为扬名中外的瓷都；陶瓷艺术经纪活动造就了更多的经纪人，为景德镇陶瓷发展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陶瓷艺术经纪业将大有可为。
景德镇是享誉中外的瓷都，有着千年的陶瓷历史文化：是陶瓷美术人士向往的陶瓷圣地。像湖北的油画大家冷军、湖北美协副主席徐勇民、武汉美协副主席张少华、樊枫，山东一级画师岳玉华、山东崂山画院纪长岭、山东艺术学院刘光、济南青年美协魏庆立、安徽马鞍山画院画竹妙手石宾、鲁艺雕塑教授陈仲琛、辽宁金兆韬、陶然夫妇，西北的何笠农、车一鸣，南昌的方国兴、胡伟平，黄山的胡笛，上饶的悬空画法王高明，广西国画彩墨画大师姚砚生等等，他们来到景德镇，实现纸上作画到瓷上绘画的探索和创新，把娴熟的国画、油画、悬空画技巧运用到瓷画上，丰富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特色。他们更需要一批热爱陶瓷艺术，有共同语言的经纪人牵线搭桥，提供方方面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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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景德镇瓷博会“新”意十足
从景德镇陶瓷看现代陶瓷艺术现状发展趋势前景
景德镇陶瓷业的发端
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瓷都，但其陶瓷业始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据《浮梁县志》称：“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江西通志》称：“镇瓷自陈以来名天下。”《景德镇陶录》说：“水土宜陶，自陈以来，土人多业此。”根据以上记载，景德镇的陶瓷业是从公元1世纪左右，即东汉时代开始的。我们知道在八、九千年前，人类即发明了陶器，也就是把制陶用的粘土，经水湿润后，塑造成一定的形状，干燥后，用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使之烧结成为坚固的陶器。汉代景德镇制作的陶器还是很粗糙的少量日用品，东晋开始在新平建镇，晋人赵慨成为景德镇的佑陶之神，也就有线索可寻。
到了六朝之陈，景德镇的陶瓷才有正式记载，《江西通志》：“陈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大建宫殿于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有人把此时就作为景德镇瓷业的开端。景德镇的瓷器，是由烧大件再发展到烧小件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即以烧陈列品开始而再发展到烧日用瓷。因此在开始烧造陶础。到隋代就烧狮象大兽。这与原料的优越性是分不开的，不过当时在造瓷技术上，对大件烧成没有掌握到火候，所以遭到了失败。
到了唐代，景德镇出产的瓷器已经颇具名声了，据《景德镇陶录》载：“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调。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造。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从景德镇石虎湾，胜梅亭等古窑址出土的古瓷片看，有些碎瓷片胎骨色白而坚，吸水率很低，釉也美观，可见早在晚唐五代的时候，景德镇的瓷器就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了。但从全国来说，那时南方盛称越窑，北方盛称邢窑，景德镇窑和它们相比还略输一筹。 为了纪念世界闻名的景德镇瓷器，已经发行的陶瓷邮票有4套。
《出土文物》邮票
第1套：1973年11月20日发行名称为《出土文物》的邮票。全套12枚：青花凤首扁壶(景德镇瓷器)、鎏金舞马衔杯银壶、泥俑、黑彩马、铜奔马、石雕柱础、鎏金镶嵌铜砚盒长信宫灯、曾中游父方壶、鸭纽盖铜鼎、彩绘红陶鼎、青铜提梁卣。第2套：1991年10月1日发行名称为《景德镇瓷器》的邮票。全套6枚：宋朝•青白釉注盌，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元•青花追韩信图梅瓶，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南京博物馆。明•五彩云龙纹盖罐，为国家一级文物。清朝•五彩花鸟纹尊现代•青花釉里红鱼尾盘、现代•描金吊灯图案八角薄胎碗。
第3套：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于2000年6月28日联合发行名称为《盉壶和马奶壶》的邮票，全套2枚：盉壶、马奶壶。
第4套：中国和比利时联合发行于2001年6月12日发行名称为《陶瓷》的邮票，全套2枚：彩陶瓶、粉彩壶(景德镇瓷器)。
另外，2004年7月31日，为庆祝景德镇千年华诞，景德镇市政府特向国家邮政总局申制并发行《千年瓷都景德镇--元代青花梅瓶》，邮资图案的专用信封，该图案为景德镇陶瓷馆的镇馆之宝--青花缠枝梅瓶。
以发行的陶瓷名著有：
1991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陶瓷经济概论》，该书的编著者是景德镇人。全书28.5万字，第一瓷印刷3000册。
2004年11月，由景德镇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国瓷都•景德镇市瓷业志：市志•2卷》，该书128.2万字，记载了自有史以来至1985年景德镇陶瓷的历史。第一次印刷3000册。
2005年5月，由《江西省陶瓷工业志》编委会编著、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江西省陶瓷工业志》，该书40.8万字，记载了自有史以来至1990年江西省陶瓷工业的历史。第一次印刷1400册。
土耳其的“景德镇”：伊兹尼克瓷业兴衰
伊兹尼克(Iznik)位于伊斯坦布尔东南100公里的伊兹尼克湖东岸，它是土耳其的“景德镇”。考察其陶瓷博物馆中各个时期的陶瓷标本，可以清楚地看出伊兹尼克仿制中国瓷器的历程。最早记录有关伊兹尼克陶瓷的文献，是托普卡比博物馆所藏档案中有关皇宫于1489-1490年御用厨房用品的登记。
伊兹尼克在拜占庭时期是连接安那托利亚和东部的一条最主要的贸易之路。13世纪晚期，它是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第一个中心。伊兹尼克青花瓷的早期烧造，完全是仿制中国的元、明初青花瓷，烧制时期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7世纪。
中国元明青花瓷对伊兹尼克制瓷业的影响非常巨大，以致随处可以见到完全仿制中国瓷器的伊兹尼克产品。但与中国瓷器相比，伊兹尼克瓷仍属于低温瓷，烧造温度在850-900度，胎体呈白色，质地疏松。稍后发展的纹饰以“巴巴·尼卡斯”(BabaNakkas)风格为主。巴巴·尼卡斯是宫廷御用作坊中的设计师，他的图案风格，也一度成为伊兹尼克陶瓷纹饰的独特标志。
在仿制中国瓷器的同时，来自中国景德镇的瓷器地位依旧崇高。波兰国立克拉科夫博物馆藏品中，有一幅1679年皮耶·保罗·塞文所绘的小插画，描绘1677年波兰大使殷格林斯基出席托普卡比宫盛宴的情景，可以看见画中有瓷器。1741年萨达巴德宫设宴款待波斯大使及其随员时，也是以金银盘子、中国瓷盘与青瓷盘盛载丰富的佳肴。举行这类宴会时，不但菜式丰富，餐具也十分讲究，藉此彰显帝国的气派。
为了向臣民及外国使节展示奥斯曼帝国的显赫与富强，朝廷还会经常举行持续多天的庆典和盛宴。史官们会将庆典的盛况辑成专书，这是奥斯曼人独有的传统。托普卡比宫图书馆现存两本附有小插图的庆典录手抄本，其中记录了很多中国瓷器的名称、使用详情及设计特征。
一本庆典实录记述了1582年慕拉德三世的儿子穆罕默德割礼的盛况，庆典持续了50昼夜。书中共有插图427幅，描绘了很多金属器皿和陶瓷，最常出现的有盘、罐、杯、托盘、碗、平底浅锅和深锅。史官塞兰尼克撰写实录时，提到庆典场地(昔日的赛马场)南边的糕饼烤房前，架设了炉灶和临时厨房，厨房里配备了1500个大锅和托盘。又从御厨和烹具库中取出白、青、黄绿、杂色、浅蓝色中国瓷器及土耳其伊兹尼克浅锅。
至于苏丹登基、寿辰、大婚等重要庆典，中国瓷器更是常见的贺礼和皇帝赏赐的礼物。甚至苏丹生病时，首相及伊斯兰教教长亦会献上中国瓷器，祝苏丹早日康复。如穆罕默德四世抱恙时，教长曾献上“法富尔”(Fagfur，土耳其语，意指中国)黄釉瓷瓶，瓶内盛有祝祷过的玫瑰水。基于礼尚往来，1768年掌玺大臣伊民·帕夏晋升为首相时，苏丹送给首相府的礼品中有十盘蜜饯以“中国瓷盘”盛载，放在6个大托盘上。
如今，那些跋山涉水、远度重洋，亲历王公贵族的重要典礼，为无数重要宾客所称赞、羡艳的中国珍贵瓷器，依然在世人的凝视下，默默讲述着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精彩故事的华章。
陶瓷知识：景德镇瓷业传统的收徒模式
全厂五行头，雕削工可以授徒，其他四行皆由老板授徒。
雕削工收徒，五年一届，平时封禁，时满为开禁；有的年份缺人，要开黑禁，但要满三年，叫放脚。不论开禁或放脚，每个雕削工只能收徒1人。事前，还须到雕削行会买名额票，每张银洋5元。学徒要有介绍人作保，写好师徒合约，规定中途不得离开，如有死亡等事故，师父不负责任。学徒期为五年，第一年工资4元，以后每年加2元。第六年还要帮师父做一年，叫包年，工资打六折或对折。有势力的雕削工，在行会里买三、四张徒弟票，在徒弟身上榨取金钱。徒弟学会了手艺，每天要做到晚上11点才收工，否则要挨打。徒弟家中稍宽裕的，委托介绍人向师父买出师，议定每年20元，师父认可后，可以独立工作。甚至有的父亲带子为徒，也按行会规定办。
老板收徒的有草鞋、做坯、利坯、画坯四行。草鞋帮收十七、十八岁的小青年，首先学打杂，上位顶半个位子，学到七月半，便顶一个位子。尔后，学码头、装坯，一年出师，年工资30元左右。出师后，与老师傅同等对待，工资不打折扣。
做坯、利坯要学6年，收十二、三岁小男孩。学画坯的年龄稍大，文化稍高。学徒期，第一年工资4至5元，以后每年加2元。入厂后先学2年杂务，第三年才正式学手艺。若老板是做坯出身的，则教做坯，利坯、画坯则请厂里师傅传艺，另送果品。满师时，徒弟出钱，师父办出师酒三桌，工种行会的街师傅一桌，厂里的师傅们二桌。第二年包年，工资打六折或对折。
带徒弟，行规限定只收本籍人。外省的，除安徽籍外，一律不带，以免技术外流。都昌人学琢器手艺的也不少，但只收利坯、雕削和草鞋帮，做坯手艺不传都昌人。民国35年5月，都、抚两帮发生未遂械斗，自那时起，行会规定不准收都昌人为徒，而且在厂里顶岗位的徒弟，也一律辞走，不得留用。
景德镇出土晚明“陶瓷宝贝”
为深入考察景德镇晚明时期制瓷业的经济形态和外贸瓷的生产情况，填补明清外贸瓷研究的空白，近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古陶瓷研究所联合对位于景德镇市观音阁一带的古窑址进行发掘。大批晚明时期的陶瓷宝贝和陶瓷遗迹“破土而出”。8日，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出土的一批有纪年且有地层关系的瓷器标本，为研究景德镇明代晚期瓷器的烧造年代提供了科学断代标尺。
现场：明代晚期陶车坑现身
记者8日在景德镇市观音阁看到，在挖掘现场的南部正中有一辘轳车坑，坑为圆形，直径有100多厘米，四周以青砖、石块砌成，坑中心有一圆形小洞，据考古人员介绍，此为安置辘轳车足之用。坑內出土有瓷质荡箍，根据地层关系及包含物分析，该坑为晚明时期制瓷作坊遗迹，是目前景德镇地区保存最为完好且有年代可考的明代晚期陶车坑。此外现场还有陶缸、砖铺地面、挡土墙等遗迹。考古人员表示，很显然，此处是一生产工序完整的明代晚期古窑址。
成果：有科学断代标尺意义
此次出土的瓷器，以青花瓷为主，碗心有“大明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据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建新介绍，从出土瓷器标本胎釉、纹饰来看，有适应内销的日用瓷，系制作较为精细的“转变期”瓷器，还有少量的外销瓷。
北大权奎山教授等专家一致认为，此次发掘对研究十七世纪景德镇转变期瓷器及外销瓷的烧造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而出土的一批有纪年且有地层关系的瓷器标本，还为研究景德镇明代晚期瓷器的烧造年代提供了科学断代标尺。
为编写新的陶瓷史提供学术支撑
据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建新介绍，目前，在欧洲各地，散落着大量的产自景德镇的晚明时期的外销瓷。不少国外的学者编写了一些关于景德镇晚明时期外销瓷的专著，而景德镇对此却少有研究。此次考古发掘，正好可以将埋藏在地下的考古资料与现在留存的传世品结合起来研究，填补研究的空白。江建新透露，此次考古研究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目前，国家文物局正准备编写新的陶瓷史，而此次考古发掘成果将为编写新的陶瓷史提供全面的学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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