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器的真伪鉴别。
从馆藏元青花的造型和纹饰特征不难看出，尽管这些精美的艺术珍品造型不同，规格各异，纹饰迥然，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分别发现汉民族、蒙古草原民族和西亚伊斯兰民族经济交流、文化融合的历史印记。元青花的阴模印坯工艺和造型手法带有鲜明的宋代磁州窑的技术工艺痕迹；简约疏朗的汉文化表现手法和繁缛密满的伊斯兰文化艺术特征表现了多元文化丰富的内涵；而用于装饰元青花的“苏来麻尼”钴料则是来自距伊朗德黑兰400公里的卡尚山区小矿，更为蒙元时期就能够“跨国”配置生产要素而赞叹！元青花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商品，其自然属性具有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其社会属性(多元文化)更具有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消费偏好”。因此，简单从文化和经贸角度对元青花作所谓“菲律宾型”和“西亚型”的分类并不科学。因为国内同样有“菲律宾型”和“西亚型”的元青花存在。195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向民间征集的四件元青花大盘就属于“西亚型”、“器型和装饰图案是属于一个类型”。在元代，生活在华夏广袤大地上的，有汉族人、蒙古族人和色目人及其他多民族人群，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消费偏好”和目的，选择或“订烧”满足自己需要的元青花瓷器。相关阅读
元青花与伊斯兰文化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元青花大盘
西亚及东非，乃至我国新疆等伊斯兰教盛行地区，民众席地或围桌而坐，共饮同食。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中收藏的十五世纪波斯手抄本图书的插图中就有穆斯林们围坐进食、碗盘交错的场景。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展”中不乏来自土耳其和伊朗等地的精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入手，以元青花中体现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为着眼点，从造型、纹饰两个方面阐述元青花与伊斯兰文化的内在联系。
元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它那硕大雄健的器型、精巧鲜丽的装饰，令世人啧啧称奇。它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中国瓷器重釉色、轻彩绘的传统，将绘画技法与瓷器装饰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明、清两代绚丽多彩的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为元代景德镇的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瓷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人们对元青花的认识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的约翰·波普博士。当时，他由伦敦大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入手，对照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具有相似风格的青花瓷器，对元青花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著名的“至正型青花瓷器”的理论。此后，海内外掀起了持续的研究元青花的热潮。目前，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日益深入，我们已基本弄清中国青花瓷器起源、发展的脉络，学术界对“至正型青花瓷器”——典型元青花的生产时间也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为元代后期景德镇窑所生产，其上限不超过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下限为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军攻占饶州时止。因为此后十余年，景德镇及附近地区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中心战区，连年兵燹不绝，景德镇窑不可能在战争环境中维持正常的生产。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卓著，但关于文化内涵的分析相对较少。笔者在此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入手，以元青花中体现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为着眼点，从造型、纹饰两个方面阐述元青花与伊斯兰文化的内在联系。
关于“伊斯兰文化”
本文所提的“伊斯兰文化”是指13-14世纪，中、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聚集地区的文化，它以阿拉伯帝国为中心，包含西亚的叙利亚、伊朗，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和东非的埃及、肯尼亚等国，吸收、融汇了东西方古典文化而形成的、具有地域及宗教和传统特色的文化，包括思想意识、艺术和风俗等丰富内涵。它以阿拉伯语为文字载体，对其他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随实践不断调整、发展、创新，即便在当前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鲜明的民族、地域和时代特征。它又被称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等并称，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世界工艺史上，伊斯兰艺术成为了东西方制瓷技术交流的主要方面。它以“反偶像崇拜”、“反具象”的教条和宏伟、壮丽、精美、朴素的建筑、装饰，成为艺术的经典样式。13-14世纪，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西亚、南亚、非洲等地广泛传播，伊斯兰样式在印度、埃及、叙利亚等地扎根，直到现在我们仍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这些艺术作品。产生于14世纪的元青花中也渗入了当时伊斯兰文化的元素，体现出强烈的异域风情，以下仅简要阐述伊斯兰文化对元青花造型、装饰风格的影响。
伊斯兰造型
全世界最为精美的元青花集中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微博]中，总数达70余件。其中不乏罕见于其他地区的大盘、大碗、大罐、葫芦瓶、梅瓶、四方扁壶等器型，这些大型碗盘、四方扁壶、高足碗和器座等精美作品就带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
1. 大型碗、盘
元代瓷器中多见体量巨大的碗、盘，这在其他各朝制品中极为罕见。目前存世的元青花中，大盘的口径多在40-50厘米之间，最大的可达57厘米。口沿有菱花口和圆口两种。菱花口盘只在口沿分瓣，多为十六瓣，也有十三、十四、十七瓣，器身不分瓣。目前发现的器身分瓣的元青花盘仅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莲池杂宝纹莲瓣形盘，然其口径为29.6厘米，不属于大盘的范畴。装饰技法上，元青花菱花口盘既有青花，也有青地白花，而圆口盘一般为青花。元青花大碗数量较大盘而言极少，仅见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机构。它们的基本造型为深腹，小圈足，敞口或敛口，口径在30-40厘米之间，最大的达到58厘米。
这些大型碗、盘与中国传统的瓷器不同，更接近中亚、西亚地区的陶制和金属的大盘。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十一世纪伊斯兰银盘，口径为43.5厘米，与青花大盘类似。大碗是中东地区的常用器皿，特别是自九世纪以后，直径30厘米以上的彩绘陶碗在波斯地区十分流行。这类碗盘多为饮食器皿，用以盛放食物或饮料。此外，也有一些碗盘被作为装饰物镶嵌在建筑外墙、居室和陵墓中，这在东非地区考古发现的宫、寺、陵墓等遗址中都有所发现。这种做法在十五世纪以后的西方更为常见，许多外销瓷即以相似的方式摆设、陈列。中、西亚及东非，乃至我国新疆等伊斯兰教盛行地区，民众席地或围桌而坐，共饮同食。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中收藏的十五世纪波斯手抄本图书的插图中就有穆斯林们围坐进食、碗盘交错的场景，可为佐证。
2.器座
这类器物的原型是十三世纪西亚流行的黄铜盘座，上、下侈口，中空无底。中段陡直，均匀分布着六个菱形镂孔。它与宣德时期的青花无档尊属于同类器物，其用途是将大盘置于其上，方便席地而坐的人们取食。器座在元青花中极为罕见，目前仅见于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的青花缠枝花卉纹镂空器座和青海省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器座，后者的底圈边缘有三个突起的残块，似乎原有三足。
3.扁壶
此类器物也称为四方扁壶，器身多为扁长方形，上有筒形小口，卷唇，两侧圆肩，各有龙形双系。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皆有收藏。此器型带有浓郁的异国情调，明显不是中国风格。虽然在伊斯兰陶器中尚未见到相似器物，但就其功能而言，应为随身携带的盛器，对于善于经商且常年外出的穆斯林是非常适宜的，两侧的双系可用来穿绳系于马匹或骆驼上，比单系更为坚固。传世至今的元青花扁壶数量有限且都在国外。龙泉窑青瓷中也有类似的器物。
4.高足碗
高足碗是元代出现的新器型，敛口，深腹，圜底，下连喇叭形高足。相似的还有高足杯，又称靶杯，它们和高足碗一样都是独具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瓷器造型。伊朗国家博物馆、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都有收藏，景德镇湖田窑址中也出土了高足碗的标本。尽管如此，高足碗在元青花中的数量仍然很少，它们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十三世纪后半叶叙利亚的描金玻璃高足碗在外形上十分相似。高足碗在元代盛行，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蒙古人入主中国以后所带来的新的时尚，同时也适合于伊斯兰地区人民席地生活的传统。
5.八棱器
元青花梅瓶、大罐、葫芦瓶等器物中有一些器身作八棱形，如河北保定窖藏出土的八棱梅瓶、日本梅泽纪念馆收藏的青花花卉海涛纹八棱玉壶春瓶。八棱葫芦瓶则见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和日本山形掬粹巧艺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则藏有一个八棱葫芦瓶的下半截。八方形器与我国传统陶瓷的造型相比，线条更为鲜明，给人一种挺拔硬朗的感觉，它与中、西亚金属器多角、棱边的造型更为接近。在伊斯兰地区流行的几何花纹中，常见八角星形系列的各种变形图案，若将各顶角相连，即为正八边形。这种圆形具有一种内聚力，给人自足、安定之感。在十二世纪，波斯地区的纺织品上流行八边形开光装饰。美国底特律美术研究所和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分别藏有伊朗拉伊制造的绢，上面就有这种纹样。建于公元七世纪的著名的耶路撒冷“岩石圆顶”圣堂也采用了八边形的平面布局。将这种八边形的布局移植到瓷器造型上，就是元青花中的八方形器物，它与伊斯兰艺术应该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伊斯兰纹饰
元青花的纹饰中也融入了不少伊斯兰元素，受到穆斯林传统审美观的影响。作为青花主色调的蓝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天空、海洋、远山、湖泊和冰雪。伊斯兰文化圈中的波斯和中东等地，有相当一部分位于内陆高原和炎热的沙漠中，自然环境恶劣，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蓝色会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与此同时，蓝色又是崇高、深邃、纯洁、透明的象征，蓝色的所在往往是人类知之甚少的领域，如宇宙和深海，散发着神秘、渺茫和静穆，与伊斯兰教所宣扬的教义和追求的“清净”境界相符。用蓝色装饰器皿和建筑就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传统。耶路撒冷的“岩石圆顶”圣堂内部有保存完好的镶嵌画装饰，基本色调都是浅蓝、深蓝和金色。用钴料作为釉下彩装饰陶器，早在九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就已流行。经化验，我国唐三彩上的蓝彩和唐青花上所用的钴料正是从西亚地区输入的。从十二世纪起，伊朗、伊拉克、摩洛哥、西班牙等地出现用彩色釉砖组合图案装饰清真寺和宫殿。建于十四世纪的伊朗大不里士的加布多清真寺和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姆拉宫殿的壁画装饰就是早期彩釉砖装饰的代表作，在这些彩釉砖装饰中，蓝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随着这种装饰方法的发展，蓝色在伊斯兰建筑上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终于成为装饰的主流色调，如伊朗伊斯法罕的清真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宫殿等就是具有典型伊斯兰装饰风格的建筑。与此相反，蓝白相间的花纹装饰并不是我国传统的装饰色彩。就陶瓷器而言，唐三彩中的蓝色仅仅作为点缀，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唐代和元代早期的青花瓷器发展缓慢，不仅质量不高，数量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蓝色花纹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未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其发展难免受到阻滞。典型元青花是在外销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其鲜艳浓艳的呈色在当时似乎没能引起国内市场的注意，迄今为止不仅国内发现的元青花数量少，就是出土元青花标本的遗址也远不如国外多，这正说明其市场主要在国外。科学测试结果也表明，元青花所用的钴料是一种高铁、低锰且含砷的原料，与西亚的钴矿成分相近 。元人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介绍了一些产自“回回地面”的物产，如被归入“米谷品”中的“回回豆子”，“菜品”中的“回回葱”(洋葱)，“果品”中的“八檐仁”、“必思荅”以及“料物”中的“咱夫兰”(红花)、“马思荅吉”和“回回青”，称“回回青，味甘寒，无毒，解诸药毒，可传热毒疮肿”，其性与《开宝本草》中“出大食国”的“无名异”相同。另据明代《宣德鼎彝谱》和《天工开物》记载，“无名异”是用作瓷器青色的色料。由此看来，元代的“回回青”除了药用价值之外，还被用作青花瓷器的呈色剂。“回回”是元朝时对中、西亚伊斯兰地区和穆斯林的称呼，“回回青”无疑是从伊斯兰地区进口的钴料。这种输入原料、制成青花瓷再返销的做法，不正是“来料加工”贸易形式的雏形嘛！
典型元青花的装饰以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为特点，完全改变了早期青花瓷器上以布局简疏的花卉为主的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具有浓郁伊斯兰文化意味的风格，使人很容易联想起中、西亚地区的陶器、金属器、玻璃器、染织以及建筑装饰。从元青花纹饰的布局来看，瓶、罐等琢器主要采用横向带状分区的形式，纹饰层次繁复，一般有七八个层次；八方形器多利用器物的棱边作纵向的分区；盘、碗等圆器则采用同心圆分区的方法多层次地进行装饰。这些都是典型的伊斯兰式布局，十二世纪末至十四世纪早期西亚的金属器皿和陶器上很容易找到它们的原形。典型元青花的纹饰以纤细工丽著称，线条酣畅流利、笔意准确细腻、纹饰形似酷肖，加上层次繁复，遂形成一种花团锦簇、少有空隙、刻意求工的艺术格调，与波斯绘画作品那种表现主题一览无余、直露浅近的作风一脉相承，而与当时中国绘画崇尚简逸、讲究含蓄、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把形似放在次要地位的风格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典型元青花的装饰题材主要有人物故事、动物、植物以及几何图形。人物故事一般以元曲、全相平话等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本，人物造型多为宋装，偶尔也可见元装人物。这类题材前代少见，它的出现，一方面受到元代勃兴的戏曲艺术的影响，其内容大多可在唱本、平话及其插图上找到原形；另一方面，十二至十三世纪波斯彩绘陶器盛行用人物形象装饰，它对于中国制瓷工匠将故事画移植到瓷器装饰上或许起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元青花上的动物题材也十分丰富，龙、凤、鹤、雁、鸳鸯、孔雀、鹅、鸭、鹭鸶、海马、麒麟、锦鸡、狮、鱼、螳螂、蟋蟀等都可以在瓷器纹饰中找到，几乎包括了飞禽、走兽、游鱼、鸣虫等各种动物门类。它们也是中国传统装饰中常见的题材，惟狮、马、瑞兽等形象在西亚艺术品上更为多见。
元青花上的植物纹十分发达，虽然基本上可以在唐、宋以来的传统图案中找到渊源，但仍然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中“阿拉伯式花纹”的意味。所谓“阿拉伯式花纹”，在世界艺术史上专指那些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草等植物图案，它们或为主纹、或作地纹填充于空隙，共同构成一种复杂、华丽、有强烈装饰效果的花纹。在伊斯兰世界，这种程序化的花纹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器皿、建筑、绘画乃至书籍装帧中。伊斯兰地区植物花纹的发达有其宗教的原因。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偶像崇拜是完全被禁止的，因为伊斯兰教认为，世界万物均为神所创造，因而万物皆虚幻，但造物主却是永恒长存的，真主是无形象的，是不能以任何形式来比喻和象征的。进而，其规定在艺术作品中不准制作和绘制人和动物的形象。伊斯兰教还认为植物是无生命的。因此，伊斯兰地区的穆斯林艺术家们便在植物花纹图案的设计和制作上驰骋自己的想象，促使植物花纹在伊斯兰艺术中迅速发展，创造出以蔓枝花草为主要内容的“阿拉伯式”花纹，并闻名于世。当然，来自印度和希腊的影响而对抽象的几何、数学概念的培养，也促进了这种以几何图形为基础的图案的普及。尽管后世的伊斯兰教派并不过分拘泥于有关偶像的戒律，只要不涉及宗教内容，也允许艺术家创作一些人物画和有人物、动物的书籍插图，但是植物花纹作为伊斯兰装饰艺术的主体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元青花上的植物纹以缠枝花卉和蔓草为主，常见的题材除了西番莲直接移植自西亚金属器皿上的类似图案之外，菊花、牡丹花就个体来看，虽然仍带有写生的痕迹，但其描绘过于细致规矩，花叶肥大，布局讲求对称，反而使人觉得生意顿失。蔓草边饰则主要为二方连续的重复，这些都表明植物花纹已呈现出图案化的趋势。布局规则的蔓枝花草不仅富有节奏、韵律之美，而且使画面表现出一种理智的整齐和有秩序的流动感，给人以延绵不绝的联想——这可能正是“阿拉伯花纹”的真髓所在。
莲瓣纹早在东晋、南北朝的青瓷上就已流行，宋代瓷器上的莲瓣纹也一如以往，以弧线三角为主。而元青花上的莲瓣纹较之前已大大变形，多作直边、方肩的形式，故称之为“变形莲瓣”。它作为一种常用的边饰，有以仰莲的形式装饰于器物的胫部、腰部和盖沿，也有以覆莲的形式装饰在器物的肩部；在大盘、大碗的口沿、内壁及外壁也经常装饰有仰、覆莲瓣；而装饰在大盘、大碗内底的莲瓣则作放射状的布局，在莲瓣之内常精心描绘各种图案花卉、如意云头、涡卷纹或杂宝等。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的波斯彩绘陶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边饰，如在单把壶的口沿和腹部、大碗和瓶的口沿。这些边饰的笔划虽不如元青花上的变形莲瓣那么精细，也很难看出他们究竟是莲瓣还是其他什么，但是这种单体呈长方形的连续图案，其一端或中央常常有规则地饰以各种圆圈、菱形、潦草的简笔花卉，抑或类似杂宝中的双角、火焰图案等等，其形式与变形莲瓣十分相似。可以认为，元代青花瓷器上的变形莲瓣就是以波斯陶器上的这种边饰为祖形，再糅合进中国莲瓣装饰的传统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纹样。
尽管元青花的造型、装饰中渗入了伊斯兰文化元素，但它身上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它毕竟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土壤中。中国制瓷工匠善于吸收和融汇外来文化的营养，使青花瓷器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典型元青花在元代后期突然出现和迅速发展，必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如釉下彩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景德镇制瓷水平的提高、其他窑系(如磁州窑、吉州窑等)画瓷工匠甚至波斯画师的加盟，但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器的成长，也加速了域外文化对青花瓷器的影响。■
(本文发表有删节，原文有注释。全文收录于北大出版社将出版的《青花的世纪——元青花与元代的历史、艺术、考古》)
元青花是创新产品
元青花是一个创新型瓷种，是元朝打造的世界性畅销品牌产品，理应受到世人的重视。元青花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和类型创新三个方面。
观念创新
元青花瓷器的观念创新集中表现在瓷绘艺术的大胆变革。元青花釉面绘画题材大致有植物纹饰、动物纹饰和人物纹饰三大类。构图风格小件器物装饰纹饰简约疏朗，大件器物繁缛茂密。分为主题纹饰和辅助纹饰，以多层图案结构而成。色彩表现以釉下青花绘画的方式，展现白地青花和青地白花两种。
以蓝色作为元青花瓷器的主色调，中国早在唐代巩县窑、黄堡窑和长沙窑的遗址出土物中就有青花陶瓷产品。元青花瓷绘艺术以湛蓝的色彩和有力的线条，突出表现了生趣盎然的自然生态之美。并采用整器绘画的形式，多层次地凸显了瓷器釉面的绘画美感，与宋瓷崇尚简朴、单纯的审美标准明显不同，开创了大俗大雅的瓷艺新境。尤其是率先将许多经典历史掌故以人物故事的形式，绘制在青花瓷器上面，丰富了中国瓷器的艺术表现力和表现形式。
技术创新
元青花通过“胎、纹、型、釉、色”等五个方面的综合技术创新，创造了全新的高科技优质产品。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给“青花”作了如下定义：“青花瓷是指一种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透明釉，以1300℃左右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
据中国硅酸盐学会编辑的《中国陶瓷史》考证，宋末元初起，中国已经发明了将瓷石掺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它提高了胎土原料中铝的含量，使瓷胎可以耐受1300℃的高温，增加了瓷化程度，使得瓷胎致密度更高、可塑性更强、吸水率更低、成品率更高，这是保障元青花能够烧成大件瓷器不变形、瓷胎白薄坚挺的必要条件。
从目前国内外存世的元青花瓷器来看，其器型和釉水涵盖了诸如青花釉里红、蓝地白花、卵白釉等新技术的应用。引进国外富含钴料的低锰高铁“苏麻里青”，也使得元青花的蓝色呈色更为艳丽夺目。元青花的烧造技术在当时是世界顶尖的高科技，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高度。
类型创新
元青花在以青瓷和白瓷单色釉为主流的中国宋瓷基础上，推陈出新地研制出以蓝色釉彩基调为主、繁纹叠彩构图形式呈现的瓷艺新品。元青花与釉里红等色釉技术结合烧制的青花釉里红瓷器新类型，为日后明清两代多姿多彩的彩色瓷创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元青花自元代至正年间成熟之日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瓷器审美标准和瓷种类型。青花瓷以湛蓝艳丽的图案、如玉似珍的釉水、细腻洁白的胎土和精美奇巧的造型，并以新瓷种类型的姿态成为后代模仿的典范。
此外，元青花产品中原创了许多新的器型，诸如贲巴壶、卧壶等。由于技术的保障，元青花系列产品中开始大量出现大型的瓷瓶、瓷盘、瓷碗类和瓷雕产品，成为后续明初永宣时期青花官窑的烧造样板。
元青花将湛蓝色的植物、动物和人物故事纹饰，艳丽地涂抹在洁白的瓷器釉面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瓷艺境界，这种更加直观的艺术感染力是之前中国历代瓷器所无法比拟的。
元青花以其开创性、综合性和稀缺性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古瓷代表之一，并至今保持着单件瓷器成交额的世界拍卖纪录。相信伴随我们对元青花瓷器的进一步研究和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更多历史奥秘将逐步展现出来。
紫砂文化：紫砂壶是中国陶文化与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宜兴紫砂壶作为中国陶文化与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中国陶瓷之美发展到了极致。明代李渔就称赞：“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宜兴古称)。”他还说：“壶必言宜兴陶，较茶必用宜壶。”
“茶因壶而香，壶因茶而响。”品茶使我们想起了人生。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品茶，会不会品，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品，决定着人生一辈子的色调。有人说，茶是为了友谊而在世间的；最好的茶，则是为了知味的人存在。我们到处找茶、品茶，是渴望着与知味的人对饮。一杯清茶，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给人以澄净与善良的感觉。泡茶给人喝是一种很好的关爱，可以为三五知己而倾注。
紫砂壶是最佳的泡茶具，这应是没有茶客反对的。这种茶具，经几百年发展，已成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艺术品。大自然为紫砂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在林林总总、千姿百态的紫砂壶体造型中，无一不是通过点、线、面的巧妙组合与泥色的浑然配置来展示它的形象美，以达到典雅、含蓄、古朴、端庄的艺术效果。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曾称赞紫砂壶艺“别出心裁，意在神韵”。
在庞大的紫砂家庭里，紫砂壶的品种多达两三千个，其造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仿自然物体造型、几何形体造型、筋纹造型和现代陶艺造型。紫砂艺人心灵手巧，把自然界中花、草、虫、鱼、水、云等物象符号，用紫砂土表现出来，有一种超越现实的隐喻之美。我们在市场上常见的劲松壶、报春壶、樱花壶、挺竹壶、莲花壶……都是仿自然物体造型，凸显了东方民族文化的特色和风格。
古老的宜兴紫砂历来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文坛名士更是个个染指。已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曾于1994年到宜兴视察，观赏了紫砂之后欣然提笔，写下“陶都建，北宋已知名。坡老归来曾买宅，陆翁于此著茶经，佳话说宜兴”的诗句，并且赞美紫砂茶壶“精思巧手，茶道文心”。从中，可以看出朴老在“茶禅一味”中对宜兴紫砂的钟爱之情。此外如周瘦鹃、唐云、程十发、冯其庸等名家亦恋壶如子，每得佳品，常常喜不自胜，舞之蹈之。
好的紫砂壶，主要看它的“精、气、神”。“精”者是指壶的工艺、造型、装饰的精美；“气”者指壶的气质内涵；“神”者指壶的神态情趣。一把好壶，以素心素面沟通茶人的心灵，魅力所在让你魂牵梦萦，抚之爱恋，赏之悦目，用之舒心。有人赞叹，紫砂壶：“温润如君子，豪迈如丈夫，风流如词客，丽娴如佳人，葆光如隐士，潇洒如少年……”
紫砂壶有高短之分，容量大小之别，既重工艺造型，又讲究使用功能。用紫砂壶泡红茶，茶汤酽纯而香味浓郁；沏绿茶，则色泽清翠而味甘醇。容量仅一二两水的小壶，那是吃“功夫茶”的最佳茶具。初次使用紫砂壶，先用热水冲洗，泡茶后，可用毛巾在壶体表面擦试，用手经常抚摸，此谓“养壶”。日久之后，就会呈现珠圆玉润、典雅可人的风貌。
紫砂壶是一种生活实用品，更是一件艺术品。藏家爱壶是为了珍藏，为了把玩，以此怡情养性，陶冶情操，从中获得一种难以言语的快慰和美感。紫砂壶有一种天成的淳厚、宁静、平淡的特质。玩壶、养壶、藏壶，是一种修心养性，是一种休闲愉悦，是一种情致释放。爱什么壶，无法界定，只要你喜欢就好。不要被原矿泥、黄山砂的神秘所迷惑，不要被纯手工或模型货所困扰，也不要被商业炒作的“金奖、银奖”所左右，更不要被编了一大堆故事的假冒名壶所忽悠。收藏紫砂壶要有理性，要有学识，要有眼光。当然拥有大师(名符其实的大师)名壶很好，而一些实力派的中青年技艺人员也许就是今后的高工、大师，更有默默无闻、专心做壶、不事张扬、不趟浑水的民间艺人，他们的作品也不错，也同样会穿越年代，成为长久。
紫砂文化：紫砂壶中的文化积淀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喝茶健身是茶道的修身法则，然其文化内涵为养性。德者喜水，上善若水，水有汹涌澎湃之势，气吞山河，水有平静如镜之态，摄人魂魄。所以茶道在泡茶、倒茶、分茶的过程中，有韩信点兵、关公巡城、百鸟朝凤、凤点头等等奇妙的茶语，初始金戈铁马，尾时婉约动人，几道茶下来品味、阅古、引喻，无不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洗涤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作为茶文化重要载体的紫砂壶在此过程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引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品位。
饮茶习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文人雅士平时经常聚集一起，且鼎且缶，以啜以饮，视为可获得无穷的情趣。据汉代《华阳国志》，司马相如《凡将篇》和杨雄的《方言》等书中记录了，武王伐纣时就出现将茶作为贡品，和反映西汉时代买茶、烹茶、饮茶的事，宋代大诗人王安石曾有人固不可一日无茶饮之语。可见饮茶在古代人们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唐代以前，茶器与食器不分。随着饮茶风气更为普及，茶器并日趋工巧，唐代末年出现了饮茶最理想的茶壶──紫砂壶，以紫砂泥为原料，经艺人精心制作，其壶颜色紫红、质地细柔，造型古朴，泽地典雅，贵如鼎彝。宋代的紫砂壶已在文人中广为使用，大诗人欧阳修曾诗云：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诗中的紫瓯即紫砂壶。宋代后期到明代的宜兴紫砂生产的崛起，很快成为全国的紫砂器生产中心，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宜兴始终是一领中国紫砂壶制作风骚，直至今日。宜兴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地处太湖之滨。古代称阳羡，唐代已是著名的产茶基地，许多名茶年年进贡，供皇府上下享用。唐代茶仙卢寺云：天子须赏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因此，在宜兴很早就出现用丁山和蜀山的泥土，制作饮茶的紫砂壶。明人周高起的《阳羡茗壶录》一书中记载，明代嘉靖制紫砂器艺人龚春的出现，把中国紫砂器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龚春本名供春，少时为吴颐山的伴僮，当吴颐山的金沙寺读书时，他就偷闲出来，私访金沙和尚，精淘细土，勤于折捏制，终成大家。龚春成宜兴紫砂制作的一代宗师后，他的作品被称为供春壶，当时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玉之美称。从此，宜兴紫砂器生产发展迅速，百品竟新，名家辈出。
清代中期，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加入紫砂壶设计制作过程，使集书法、绘画、工艺为一体的紫砂壶刚问世，就赢得社会肯定，称赞曼生壶是中国紫砂壶制作历史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此后，许多书画家参与紫砂壶的绘画和书法，诸如海上画派盟主任伯年和吴昌硕，为热恋紫砂艺术，曾几乎荒废本业。这一习俗至今沿袭。
中西亚文化交融的结晶
八棱葫芦瓶
云肩海马纹缠枝牡丹大罐
鳜鱼水藻纹大盘
中国自古有“瓷国”之称，江西景德镇则是中国的“瓷都”。由于其优越的原料和精美的工艺，在宋代它虽为“民窑”，但已表现出高超的烧瓷技艺。元、明、清三代，朝廷征调国内最杰出的工匠、画师，不惜工本，烧造出供皇室玩赏享用的官窑瓷器，民窑瓷器的生产也得到充分的发展。景德镇瓷器生产臻于极盛，不仅荟萃了唐、宋以来全国各大瓷窑的工艺精华，而且不断蕴育、创造出一系列美轮美奂、风靡海内外的新品种、新工艺，青花瓷就是最重要的一种。
青花瓷是一种釉下彩绘瓷器，它涉及到烧制技术与青花原料两个方面。就青花原料而言，早在唐代“三彩”陶器的生产中已广泛运用氧化钴金属作为呈色原料；就生产技术而言，是景德镇窑工们综合历代烧瓷技艺、吸收当时南北瓷窑经验而取得的一项重大的成果。元朝帝国统治横跨欧亚两洲，中西交通往来十分繁荣，海外贸易发达。景德镇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不但国内有广阔的市场，而且大量销往海外。
中国“瓷”融合波斯“蓝”
元青花瓷的创新与发展，除了国内外需要这一主要原因以外，元朝各种艺术形式与多样性的文化来源，也影响与造就了青花瓷器以新异的面貌独树一帜。随着元代的强盛，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穆斯林迁居中国，伊斯兰文化随之涌入，西域的音乐、医学、文化习俗、手工艺品也传入中国，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生产也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钴蓝作为瓷器的装饰，首先为景德镇窑工们所创造。钴蓝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的喜色相一致。虽然把钴蓝运用于陶器的装饰由来已久，但把波斯“蓝”与中国“瓷”相融合而烧成青花瓷器，是景德镇窑工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改用波斯蓝绘制的结果。
元王朝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适应销往国家和地区的需要，鼓励来料加工，使用进口青料，采用与吸收异国的造型、装饰进行生产。因此，作为外销商品特殊需要的青花瓷器，就更多地吸取了伊斯兰文化因素，呈现出风格的多样性。元青花瓷器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又是中西亚文化直接交流融合的结晶。
外销元青花瓷的主要特征
我国青花瓷器到14世纪以后，就通过贸易渠道输往西亚。南亚、南非、欧洲等地。现在能见到的这些青花瓷器包括当时出口而保存到今的传世品以及古代遗址和墓葬发掘出土的发掘品两类。其中传世品主要集中在西亚的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与伊朗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博物馆，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皇宫改建而成。该馆里保存着世界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珍贵文物，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青花瓷器就有40件，不仅数量多，质量精，而且来源可靠，科学价值极高，是中土两国人民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我国青花瓷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土耳其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与连接东西方的枢纽，也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会点。元青花瓷器便是中、西文化直接交流、融合的产物，受到了中西亚王公贵族的普遍喜爱并成为他们追求时尚、彰显奢华的标志。该馆的青花瓷器主要是元代景德镇烧制出口的。
这些外销青花瓷器主要特征有：
第一，器形硕大。器物有盘、碗、壶、瓶、罐5种。盘均为板沿、深形，有花口与圆口两种，最大口径48厘米。碗分撇口、直口、敛口3种，口大足小为其特征，最大口径为40.5厘米。壶长方扁形，肩部有四系，口残镶金，高39.5厘米。瓶分葫芦瓶、梅瓶、玉壶春瓶、盘口瓶4种。其中葫芦瓶又有圆形与八棱形之别，最高70厘米。梅瓶亦有圆形与八棱形两种，最高为43.5厘米。大罐分直口与盘口两种，直口者无颈，口径大于底径。盘口罐，有颈，肩山贴双兽耳。这些大型青花瓷器，都是当时景德镇按照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生活习俗而烧制的。尤其是大盘、大碗，因他们举行宴会时，都用来盛满可供4人或8人共餐的食品，围盘屈膝而坐，以手撮入口中而食。所以在这些青花瓷器中就以大盘数量为最多。葫芦瓶、梅瓶、玉壶春瓶等均为中国的传统器形，但根据他们的需要加大了尺寸。盘口瓶是一大创造，它是以大罐的口与梅瓶相结合而成的新品种，极为罕见。
第二，纹饰密集。多层次不留地的装饰方法是该馆收藏青花瓷器的另一特色。纹饰题材十分丰富，有牡丹、荷莲、葡萄、松竹梅、竹石荷叶、如意云头、云龙、云凤、鱼藻、草虫、麒麟、孔雀、鸳鸯、海水、波浪、莲瓣、菱形纹、回纹、水草纹、卷草纹等20余种。
盘一般分口沿、盘壁、盘心三个装饰部位，以盘心为主题。这些青花瓷器上的纹饰题材有许多传统的中国纹样与图案，在宋代定窑白瓷印花纹样中都能找到，与同时代刺绣品的图案几乎完全相同。但在某些纹饰的构图形式上的变化与多层次、空间非常狭窄的装饰方法却明显吸取了伊斯兰文化技法。可以明显看出，中国陶工在和西洋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也向人家学习并用来丰富自己的绘瓷技法。
第三，呈色艳丽。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器是属于来料加工性质，青花以呈色艳丽，画工精细为其主要特征。国内出土的大件元青花瓷器尽管也是用进口的高铁低锰的青料——“苏麻离青”绘制的，但与之相比却大为逊色，不仅青花的呈色不能相提并论，而且在画工上也显得较为粗略。该馆的这批青花以呈色浓翠、用料均匀、色浓而薄、线条精细稳定、不晕散为其主要特征。画工们用颜色的深浅不同进行渲染，以表现光线的强弱，所绘纹饰具有立体效果。画法上，一般先用细笔勾线后，再用粗笔填色。尽管青花浓翠之中也有时呈现出黑色斑点，但因线条稳定不晕散，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多层次空间狭窄的花纹装饰效果，绘海水的波浪、动物的毛发均非常清晰。青花的呈色与画工的精细，不仅直接与青料的好坏有关，而且也与窑内的气氛、温度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温度过低，釉中气泡细密，会影响青花的呈色；温度过高，青料则易出现流淌与晕散现象。可以看出，这种外销的青花瓷器是用最好的原料制作，筛选最精的青料绘制，由最好的窑工烧制出来的，代表了我国青花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
紫砂壶：中国文化的积淀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喝茶健身是茶道的修身法则，然其文化内涵为养性。德者喜水，上善若水，水有汹涌澎湃之势，气吞山河，水有平静如镜之态，摄人魂魄。所以茶道在泡茶、倒茶、分茶的过程中，有韩信点兵、关公巡城、百鸟朝凤、凤点头等等奇妙的茶语，初始金戈铁马，尾时婉约动人，几道茶下来品味、阅古、引喻，无不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洗涤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作为茶文化重要载体的紫砂壶在此过程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引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品位。
饮茶习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文人雅士平时经常聚集一起，且鼎且缶，以啜以饮，视为可获得无穷的情趣。据汉代《华阳国志》，司马相如《凡将篇》和杨雄的《方言》等书中记录了，武王伐纣时就出现将茶作为贡品，和反映西汉时代买茶、烹茶、饮茶的事，宋代大诗人王安石曾有“人固不可一日无茶饮”之语。可见饮茶在古代人们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唐代以前，茶器与食器不分。随着饮茶风气更为普及，茶器并日趋工巧，唐代末年出现了饮茶最理想的茶壶──紫砂壶，以紫砂泥为原料，经艺人精心制作，其壶颜色紫红、质地细柔，造型古朴，泽地典雅，贵如鼎彝。宋代的紫砂壶已在文人中广为使用，大诗人欧阳修曾诗云：“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诗中的“紫瓯”即紫砂壶。宋代后期到明代的宜兴紫砂生产的崛起，很快成为全国的紫砂器生产中心，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宜兴始终是一领中国紫砂壶制作风骚，直至今日。
宜兴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地处太湖之滨。古代称阳羡，唐代已是著名的产茶基地，许多名茶年年进贡，供皇府上下享用。唐代“茶仙”卢寺云：“天子须赏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因此，在宜兴很早就出现用丁山和蜀山的泥土，制作饮茶的紫砂壶。明人周高起的《阳羡茗壶录》一书中记载，明代嘉靖制紫砂器艺人龚春的出现，把中国紫砂器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龚春本名“供春”，少时为吴颐山的伴僮，当吴颐山的金沙寺读书时，他就偷闲出来，私访金沙和尚，精淘细土，勤于折捏制，终成大家。龚春成宜兴紫砂制作的一代宗师后，他的作品被称为“供春壶”，当时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玉”之美称。从此，宜兴紫砂器生产发展迅速，百品竟新，名家辈出。
清代中期，“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加入紫砂壶设计制作过程，使集书法、绘画、工艺为一体的紫砂壶刚问世，就赢得社会肯定，称赞“曼生壶”是中国紫砂壶制作历史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此后，许多书画家参与紫砂壶的绘画和书法，诸如海上画派盟主任伯年和吴昌硕，为热恋紫砂艺术，曾几乎荒废本业。这一习俗至今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