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潮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中国瓷都”。潮州陶瓷源远流长，其产品在中国陶瓷中独具—格，深受世人喜爱，饮誉海外。作者近十多年来，从开发工地收集到晋唐时期潮州青釉瓷器，经请教有关专家、学者和翻阅有关资料，试论唐代潮州青瓷出口外销的问题。
潮州处于中国大陆的东南端，韩江又直接流向南海，水运交通方便。唐代潮州地方人烟稀少，但窑场，窑地规模较大，有北关古窑群和南关古窑群盛产青釉日用瓷器，这些瓷器不仅当地自用，主要还是供出口外销。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对外贸易的瓷器自唐宋以来，畅销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宋史·食货志》记载，“开宝四年(971)置市舶司于广州、杭州和宁波，凡大食(阿拉伯半岛)，左逻(马来西亚)，安南(越南)，泰国、新加坡、三佛齐(巨港)诸番并通贸易，以金、银、铅、锡、杂色帛、瓷器、檀香等对换药品、犀角、珊瑚、琥珀、珠宝、镔铁、皮革、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苏木等物。”所记的我国“瓷器”对外输出贸易，虽然没有指明瓷器的品种和产地或窑口，但是可以确认包括“潮州青瓷”在内的瓷器，其数量也不少。在《中国陶瓷》史书上记载：“唐代广东与东 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等一些国家，贸易往来极为频繁，潮州、梅县、廉江、遂溪等地烧造的青瓷已成为出口的重要商品。”
近年来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苏丹等国，也出土了不少唐代中国广东陶片陶器，说明广东潮州在唐代及五代时，陶瓷曾经大量外销。由此可以证实，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非常繁荣，“潮州青瓷”也在此时已经畅销世界各地。唐代潮州陶瓷的烧制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和大规模的生产，产品种类之多，何去何从?《中国陶瓷》一书中记载：“晚唐时期，朝廷设置广州、后置泉州、交州及扬州舶司、管理纳税机构后同世界各地通商，其中以广州最盛”。当时潮州陶 瓷及商品出口只有二个渠道，一须经广州检验纳税，路途较远，增加成本费用。二是经福建泉州检验纳税，陆路交通阻塞不通，水路虽较接近泉州可运输出口，但费用也高。除部分瓷器经上述两地检验出口外，从韩江直通大海，船只可便利地通往世界各国，节省成本费用。潮州地处韩江三角洲，唐朝韩愈贬潮时，尚有鳄患，可知当时潮州离海为“零距离”，可直接装货上船销往世界各地。古时北关有“埠头”、“埠尾”的叫法，是上货卸货的地方，潮州有“陶瓷换高丽(参)”的俗语。
唐代时期大量的青瓷器就从这里销往世界各地，节省了大量的交通费用，提高了运输效率。自“贞观之治”至“安史教乱”这段时期，由于避逃官府的检验纳税，大量的内地、外地商客在这里建窑烧制，后发展到府城外的南关窑群，现在韩江沿边的唐代陶瓷堆积层便是有力的佐证。古时潮州府的北阁佛灯前之龙湫宝塔，前沿江边这一带地方很热闹，沿韩江边原来都是旧破的商店遗址至青天白日前的“伯公庙”、“妈祖庙”一带地方古时是热闹的埠市，上连兴梅及福建，下通大海至世界各地。这应该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中一道分支线的始发港码头。
唐代广东潮州烧制的日用陶瓷，以青釉为主。碗型一般敞口平底，素面，莲花纹，莲花瓣，菊花纹，潮州唐代北关古窑出土的种类壶、碗，都是平底、附 盖、带把、短流口，容易提，罐有二耳，三耳，四耳罐，有些器型还粘附人物环坛一周或捏成水波纹环罐一周，具有地方的民俗特色，这些“宝珠坛”、“骨灰罐” 的装饰正好迎合唐代时期的佛教意识，使潮州陶瓷走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佛教圣地。海上“丝绸之路”可通往许多海洋国家。先谈一谈一衣带水的日本，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唐代“开元盛世”时期，中日互派高僧传教学法，在日本法隆寺，收藏的中国青釉四耳壶，镰仑市博多县、琉球群岛等遗址也出土了中国唐代青瓷的遗物陶片陶器。奈良正历寺古墓出土的青瓷深钵，岐阜县鹈饲村出土的青瓷碗，土云市出土的青瓷盘等器物便是有力的佐证。日本古陶瓷专家三上次南曾针对这个历史阶段 指出，“中国输出的陶瓷—福建和广东瓷窑的制品占一半以上”。在邻国的安南(越南)西贡市多处发现我国唐代青瓷器。在泰国，新加坡以及渤泥等国也出土有我国青瓷，特别在土耳其的伊期坦布尔博物院藏有我国瓷品1万多件，其中就有潮州唐代时期的青瓷。在印度和波斯湾沿岸的巴士拉，埃及的福斯塔特也发现了青瓷 碎片瓷器，笔者到过10多个国家，曾到过泰国的巴堤雅市参观，在那里的一家博物院就发现了潮州唐代的青釉罐和青釉玉壁底碗，盘，茶垫等青瓷器皿。
我国已故的古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陶瓷史略》一书中记载，6、7世纪时，我国的青釉器就由我国的海船或经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到印度、波斯，并 由波斯到达埃及、新西兰，以至非洲的东部与北部，甚至通过地中海，远至海牙，曾有新西兰学者艾黎参观潮州古瓷展品之后，激动地说：“我在国外看到好多古瓷 器，原来它的老家就在这里。”我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国家级权威人士耿宝昌先生曾先后二次到潮州，鉴赏唐代北关窑出土的瓷器，对一件青釉四花瓣口玉壁底 碗色面，旋釉均匀，开片裂纹，晶莹似玉，在阳光下照射出道道金色光线的景象，连声赞誉称：“这是唐代潮州窑的代表作。”
由此可见，潮州制陶瓷不只是在宋代就臻于鼎盛时期，就能一下子规模宏大，更应该是在承接唐代的烧制技艺基础上发展的起来的，唐代潮州也是制瓷的盛产地和出口贸易地，由于后期潮州陶瓷的不断发展壮大，有“水东窑”、“南门窑”，大埔窑“饶贵缶”，“枋溪缶”的窑址的众多名称出现，因窑口之多而忘却了 唐代的“青瓷”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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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文化：紫砂的起源与发展
紫砂创始在何时，在我国陶瓷史上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明、清时代的史籍中明确地说，紫陶器创始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金沙寺的和尚和书僮是创始人。如明周高起在《阳羡名壶系·创始篇》中说：“金沙寺僧，逸其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兴陶缸翁者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传口柄盖的，附陶家穴烧成，人遂传用”。周容《宜兴瓷壶记》说：“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始万历，大朝山寺僧(即金沙寺僧)传供春者，吴氏小吏也”。
供春和吴氏是何许人呢?《宜兴县志》记载说：供春是明正德年间(公元1504-1521)提学副使吴颐山随带的书僮，吴读书于金沙寺中(此寺今仍尚存遗址)。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说：“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之功。信陶壶之鼻，亦天下之良工”。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紫砂创制于明代中晚期，绝对不提宋代已有紫砂的事实。
1976年宜兴红旗陶瓷厂在施工中发现了紫砂古窑遗址，才得到证实宜兴陶瓷生产的始于新石器时代。宜兴是个古老的县，始设县于秦，远在新石器时代，勤劳的人民就在这里开创了原始陶瓷生产活动。先后多次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七处，其中就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五处。古窑址近百处，其中有汉代窑址三处，六朝窑址三处，隋、唐、五代窑址九处，宋、元窑址二十处，明、清窑址六十多处。因此民间传说，把越国的范蠡奉为“宜兴陶瓷创业的祖师”或“陶朱公”是不真实的。
古紫砂窑址位于宜兴蠡墅村羊角山，是丁蜀镇黄龙山的支脉系统，这里是盛产紫砂泥矿的地方，所以古人把窑建在原料的产地。古紫砂窑址是埋在长约十公尺的土堆下面，经破土清理，共分三层，上层厚二公尺余，为近代废窑陶瓷碎片堆积，以缸、翁碎片为主。第二层为混合堆积，从元代以迄清代初年，延续时间较长，堆积层较厚，约二至三公尺，多为瓯窑缸、缶、翁和肩部饰有菱花的陶罐、玉壶式的釉陶壶等残片，尤其后两种具有元、明代陶瓷造型风格;其次还发现“宜均器”残片，与瓯窑制品极为相似。
另外在附近偏北方向，发现有瓯窑遗迹，说明所堆积是元未明初瓯窑的堆积物。第三层为早期紫砂堆积层，厚1.5公尺，断面呈灰紫色，主要是紫砂壶残片，有壶身、壶嘴、壶盖等。在此堆积的附近，发现了一座长约十公尺、宽约一公尺余的龙窑一座，其中亦有紫砂片。窑的下层，是黄土，是建窑时用黄土人工填成的。南端用小砖砌成倾斜的砖垛两排，这一种小砖与江南地区常见宋墓砖极为相似。根据发掘出土的大量紫砂器残片分析研究，可以分辨出主要造型有：壶、罐两个大类，其中以壶为大部，均呈紫红色，器物里外无釉，从残片复原的器型分有高颈壶、矮颈壶、提梁壶等三类。紫砂泥质较粗糙，器身表面细密度亦差。由于没有用匣装，而是直接入窑烧成，因而常有火疵现象，在成型方法上已脱离用陶轮拉坯的做法，根据紫砂泥不同于其他陶土性能，而采用泥片镶接法，壶嘴、壶把、壶的子(俗称壶盖、壶顶)的粘接，则采用穿洞捏塞法。为后世紫砂器成型开创了新的工艺，奠定了紫砂器造型的基础。例如：龙头壶的壶嘴，捏成龙头型。六方形壶，壶的颈部起线，壶嘴根部附加菱花形纹饰，以及壶把上带有小孔的处理等，都相当成熟。从复原的三件造型、装饰来看，线条流畅，饰纹恰到好处，绝非免强而为之的处女之作。
此外，镇江博物馆近年来在一座南宋古井里发现了两件紫砂壶。壶身、壶嘴、壶底用泥片捏成，壶颈部留有刀削痕，壶身留有很明显的手捏痕，并且上半截还施了釉。据考证，认为是宋代酒壶。从用泥粗糙，制型朴素，比较古老看，在时代上可能早于南宋。不过今后还得作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更正确的结论。
1234下一页中国·陶瓷艺术(二)——中国陶瓷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篇 中国陶瓷的起源与发展
从初创于商代、到真正创制于东汉时期的中国瓷器，是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史的又一重要贡献。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原始时代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早期人类在制陶过程中，对原料的探寻和使用上缺乏经验，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火的使用上也不够成熟。所以制成的陶瓷质地疏松。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陶器种类开始增多，从泥质或夹砂陶发展到灰陶、黑陶、彩陶和白陶等。另外，为装饰或提高质量方面着想，又创造出白色、红色陶衣，以及用Fe2O3(黑)、MnO2(红)为着色剂的彩料。在成形工艺上，开创并住处逐步完善了轮制、模制、表面抛光、薄胎成形、拍印纹饰等多项手段。原始的烧成条件比较简陋，这使早期陶器的胎体多为红棕色。这是因为在烧成过程中，大量空气的混入形成强氧化焰，使粘土中的氧化铁成份变红、变黄，加之原料中AL2O3较低，助熔剂量高，也对陶器红色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远古时期的陶瓷烧造技术资料，迄今尚无从找寻，但从现有资料推测，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是用柴草在平地上用篝火直接烧制，这种方法至今在许多偏远落后地区被使用，统称为“无窑烧陶”。抑韶文化的窑型基本是横穴式和竖穴式，就泥地挖掘而成，以柴草为燃料，无烟囱，窑内温度较均匀，热量损失较小，烧成温度可达1000度。从龙山文化时期以后，普遍采用竖穴窑，由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组成，窑室直径1米左右，燃烧时空气供应较足，使柴草充分燃烧，火焰可沿窑底均匀进入窑室，使窑内温度提高，可达1050度高温，也为后来出现的馒头窑、倒焰窑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中国瓷器起源与文明
中国的瓷器源远流长，是人类历史上不朽的丰碑，陶与瓷的各种关系也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用现代的科学解释、研究陶瓷；有的人用考古学的观点解释陶瓷。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陶瓷粗浅的研究得出釉陶是中国最早的瓷器，出现在夏朝，南方地区烧制。
（一）陶与瓷的文明与演变
在史籍记载中，“陶”字可包括“瓷”或是用以称呼“瓷”，如在《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等书中都用“陶”称呼景德镇的瓷器，这就说明了陶和瓷有着不可分割且一脉相承的联系。
景德镇夏国安手绘陶瓷花瓶客厅摆件
早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陶器，陶器的制造和使用并不是受地域文明的影响，而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才出现了制造和使用陶器的先河，这也为以后瓷器出现奠定了基础。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完成了陶到瓷的演变过程：陶→釉陶→原始瓷器→成熟瓷器。看似简单的演变过程其实并不简单，这是人们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其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这才完成了陶向瓷由低级到高级，原始到成熟的演变，在商朝早期，中国古代人民在烧制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中，不断的改变原料和技术水平，在提高了烧制的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原始瓷器。
（二）陶与瓷区别及瓷器起源年代
陶与瓷的区别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人认为“凡是坯体以高岭土原料制成的是瓷器，以粘土制成的是陶器”根据殷商时期一些釉陶用高岭土原料制成，将其定名为“瓷器”。实际上我国传统日用陶瓷的主要原料都是粘土，而高岭土又是粘土的一类，因此用高岭土区别陶和瓷过于片面。有的学者还以胎骨中是否含有莫来石晶体作为区别，他们认为陶器中没有莫来石晶体，而瓷器有莫来石晶体，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温州精陶和宜兴精陶胎骨中可以看到莫来石晶体，只是较现代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细瓷的莫来石晶体少。后来经过研究表明高岭土和一些粘土烧成温度达到1000℃至1100℃时，莫来石晶体会自动生成。因此以器物是否含有莫来石晶体来判断陶与瓷的区别也是片面的。
对于瓷器在古人们的心中简单标准是：质地坚硬、表面施釉、胎薄而轻，打击有声响。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篇》中，给瓷器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说“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李家治先生认为陶器发展为瓷器，要具备白色、致密、不吸水和微透的胎骨。因为要达到“素肌”，制瓷原料铁的含量必须降低，这就要求瓷土的纯度要高。要达到“玉骨”，瓷胎中必须有大量的玻璃质，使瓷胎致密，不吸水，并具有较高的强度。这除去选择适当的瓷土外，需要有较高的烧成温度。（1）
如上面所提到的原始瓷器出现于商周时期，本世纪60年代以来，对其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的分析，认为它是我国古代陶器向瓷器过度的一种形态，无论胎和釉都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2）所以学术界用“原始瓷”这个名称。
一般来说瓷器的形成应具备：（1）胎质必须是粘土烧成，其中粘土包括高岭土、长石、石英或是含有这些成分的瓷石构成；（2）瓷器必须要经过高温焙烧，胎质基本烧结，火候达到1200℃以上，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不相同，主要看它是否烧结，陶器一般的温度为700--800℃，有的亦达到1000℃。（3）瓷器表面一般施有高温下烧成的玻璃质釉，陶器一般没有釉或施有低温釉。（4）瓷胎烧结后没有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敲打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陶器一般具有吸水性，敲打声音不脆。除以上四项外，还有两项也经常提到：（5）瓷器胎质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陶器的胎质一般不透光。（6）瓷器胎质为白色，陶器胎质均带色，如红色、褐色、灰色等。（3）
欧洲学者对瓷器的定义这样认为：（1）瓷器是一种白色漆晶，通常是半透明的胎体被瓷化（玻璃化）了的陶器；（2）一般坯体已充分烧结，呈白色，不吸水，而且具有透光性；（3）青瓷是一种陶瓷，而这种陶器是在高温下焙烧而成的，是一种粘土制品，呈白色，粘结后又是一种无孔半透明的焙烧料。欧洲第一批瓷器的出现大约在公元1575年首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现，公元1707年法国萨克森，梅森瓷器工厂也相继烧制了一批瓷器。英国对瓷器的烧制成功则到1800年。
陶器是一种用粘土为原料，火候在800℃时制成，颜色成白色或是灰白色等均带色，孔隙率较大，具有吸水性。断面稍松无光，釉色不纯正带黄，胎釉结合不良，釉面不均匀，敲打声音浑浊的一类器具。因此通过对陶与瓷的认识和分析归纳起来陶与瓷的主要区别有四个方面：
（1）烧成温度
瓷器的烧成温度较高，一般高于1300℃；陶器烧成温度较低不高于1200℃。
（2）胎质密度及吸水程度
瓷器密度较高，吸水程度极小；陶器密度低，吸水程度大。
（3）表面施釉
瓷器有釉而且釉面光润；陶器无釉或有釉，釉面光润度较差。
（4）胎釉结合
瓷器胎釉结合良好；陶器胎釉结合不良。
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突然转变的，由陶向瓷过渡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过程存在着一个中介物，学术界说法不一。于是谈到了釉陶，就考古资料来看，釉陶出现在商朝以前，1977年首先在江山长台营盘山遗址中发现，而后在肩头弄有较多的出土，目前发现的这类遗存有19处，以平底、高领、折肩罐、直腹罐、扁把折腹流罐及三足器为代表。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有零星的发现。（4）釉陶与印纹硬陶在商代早期共存，后来一直延续到西周早中期，其性质为胎质坚硬，烧成温度较高，胎料细腻，胎颜色成灰白、黄白色。泥条盘筑法成型，慢轮修整，器表成深黑或褐黑色，手感光滑，少见装饰纹样。
为什么说釉陶是陶向瓷演变过程中的中介物呢？因为釉陶有别于陶更具备了瓷器的性质特点，它的胎呈灰白色、黄白色，胎料细腻。由此可知。胎料不是一般粘土，而是经过精选淘洗的接近于高岭土的泥料作胎。其次它的胎质坚硬，烧成温度经上海硅所测试为1200℃左右。最后，器表黑色泥釉与胎结合良好且有亮光，可洗涤，吸水率很低，有类似瓷釉的特点。在长台营盘山商朝遗址中出土的一件三足器，内壁光洁，有亮光，做吸水率试验，几乎不吸水，烧成温度测试为1190℃。
“釉”古书上称“沫”，是陶与瓷的重要区别。作为原始的瓷。釉，不一定是青绿釉，首先应当是黑釉。
我们还可从釉陶与原始青釉瓷胎料、釉料的化学成份和烧成温度等方面来看，两者是比较接近的。李家治等同志在《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一文中认为，“根据器物组合情况。器形及装饰的演变及化学成份、烧成温度和吸水率的变化，可以认为釉陶和原始瓷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连续发展过程。原始瓷的釉是从釉陶的涂层发展而来的。（5）因此，釉陶是原始青瓷的直接祖先。原始青釉是由黑釉发展而来的，釉陶可以认为是原始黑釉瓷。釉陶的胎料，其化学成份与原始青瓷胎料、釉料无多大差异。烧成温度也相差不多。釉陶为1200℃，原始青瓷为1250℃，无论从胎料、釉料，烧成温度及吸水率变化等方面来看，釉陶与一般陶器截然不同，它已具有瓷的主要特征，应属于瓷的范畴。可以认为它是由陶向瓷过渡的原始阶段的瓷器，
而与原始青釉瓷的差异，就在于泥釉中作为助溶剂的缺乏，烧成温度略低。但实验表明，如把釉陶加热到1250℃时，这种泥釉就变成有亮光的釉，吸水率减低。至于商代中期出现的原始青瓷，是在釉陶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原始青釉瓷的出现，是作为釉的呈色剂，铁的含量减低的结果。
综上所述。尽管釉陶与原始青瓷还有一些差异，但作为原始阶段瓷的基木特征已具备，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釉陶可以称为原始黑瓷，原始青瓷是在原始黑瓷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我国瓷器的起源可以说是在夏朝。因此说釉陶——这种类似瓷又有别于陶的器物是陶向瓷过度的中介物。
（三）瓷器的南北方起源问题
通过考古资料的研究对比表明，还可以从南北方烧制陶器的温度来判断南北方起源问题，数据显示北方陶器的烧成温度高于南方，但仍低于南方的印纹硬陶。南方的印纹硬陶烧成温度已高达约1100℃，已经接近原始瓷的烧成温度。这就说明了在原始瓷出现以前，北方不具备烧成原始瓷所需的高温技术。因此可以说明原始瓷的烧制可能是在南方烧制的。从数量上也说明了瓷器南方起源这一观点，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南方是原始瓷的主要产地。如商代后期或西周早期的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数量约占陶瓷总数的12.6%（6），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一般占同墓出土陶瓷器总数的70%左右（7），浙江江山的原始瓷数量自原始瓷出现以后数量逐渐增多，待到西周中晚期则几乎全部是原始瓷。（8）另外，南方许多地区都发现有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窑炉，且某些窑内也发现有大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样品，如浙江富盛窑（9）等。虽然北方也有原始瓷出土，但它们大多数出土于遗址及墓葬之中，而且数量也少得多，如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原始瓷片仅占陶瓷总数的0.001%。商朝后期安阳殷墟原始瓷片的出土数量虽有增加，但也只占出土陶瓷总数的0.1%。虽然近来北方也有较多的原始瓷出土，但总的趋势还是南方多。综上所述，瓷器的起源在南方。
注释：
（1）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三期
（2）周仁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的研究》，《考古》1960年9期；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3期。
（3）叶文程，何英德《略论中国古代瓷器的源流》2000年9月
（4）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5）李家治、牟永抗、毛兆廷等：《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国际古陶瓷科学技术讨论会论文，中文版《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
（6）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79一80
（7）王业友。浅谈屯溪出土的原始瓷器。安徽文博，1983；（3）：76
（8）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拍81；（2）：57
（9）陈显求，陈士萍。绍兴富盛窑印纹陶和原始瓷标本的显微结构。文物集刊，1981，（3）：270
外销瓷的日用与陈设
欧洲人用瓷也和中国人一样，有日用和陈设两大类，但西方的建筑与中国建筑不一样，所以陈设的习惯和器型也不一样。
欧洲人用瓷器餐具是很晚的事了，早期一直都是用银质餐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就想研制瓷器，一直不太成功，直到17世纪初，才做得像点样子。那时候欧洲家庭也没有什么室内装饰的讲究，餐桌不是后来的分餐制，而是聚在一起用餐的。当时欧洲家庭的餐桌上，讲究一点是这样放置菜肴的：
欧洲家庭的餐桌上放置菜肴的方式
中间是调味菜、泡菜、色拉等；第二层放两个到四个小盘的苹果酱等各种酱类；再外面就是肉类、鱼类、主食和汤等。那时候的西餐也不是那么讲究，餐前点心和正餐都在一张餐桌上摆着。
实行分餐制以后，正餐前面有点心和开胃菜，通常需要椭圆形盘和圆形盘(约12寸)、8寸盘和6寸盘等，而正餐则需要大菜盘(13寸)和中菜盘(10寸)，以及分到个人面前的小盘(8寸)和各种调料、作料盘(6寸)以及大汤钵、色拉盘、汤盆(8～10寸)等。正餐以后，还有餐后甜点盘、甜食碗等等。饮制方而，有奶杯、咖啡具和糖缸等，以及茶具和酒瓶、酒杯等。
在上菜和上汤的时候，大盘(13寸以上)、大碗和大汤钵都会有个木质的托架{图299)，放在餐桌的不同方位，再把大盘或碗里的菜和汤分到每个食用者面前。还有许多的小器型是特别订制的，比如说装胡椒的和装盐的特别的器型。
一套餐具中，汤钵一般只有一两个，大的菜盘也只有几个(13寸以上)，中小型的盘子最多(6～8寸)。汤盆也是这样，小型的汤盆大约8～10寸，数量约比盘子少一些。有些菜、汤盆的西方设计，在边缘上做成缺齿状，可以架上汤勺，方便摆放。也有一些汤盆、色拉盆和鱼盆会做成动物形状，如鱼形容器，比较多见的是牛头型和鸭型容器。动物雕塑和实用器型相结合，美观又实用。它们多在乾隆年间订制，雍正时期的极少。了解了一套西方餐具的数量，在购买外销瓷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什么器型有什么用、数量多少。
1740年以后，由荷兰的瓷区设计出了一种四周有孔的色拉盘，放色拉时可以滤水，很受欢迎。这个器型制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后来也被用在一部分中国的餐具上。一套餐具中，数量少的汤钵和大盘、大碗比较珍贵，独立成型的异形器皿和雕塑容器就更为宝贵了。
四周有孔的色拉盘
西方的整套餐具的订制是雍正晚期还是乾隆早期开始的，目前尚无资料显示。在雍正时期有订制数量比较大的餐具，也许是各种餐具运到欧洲后再组合成套出售。由于数量少，品质好，乾隆初期以前的餐具收藏价值更高。
到了乾隆年间，就有了资料记载的整套餐具的订制。这段时期出口量增大，成本降低，加上经过近两百年的外销瓷的销售，中国的图案在欧洲已经十分流行。订制整套餐具在纹样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制作各种欧洲器型的技术在景德镇已经成熟，也有欧洲的整套餐具有西方的器型和中国图案的结合。
因为西式餐具器型特别复杂，景德镇瓷器艺人不熟悉，如果所有的绘画设计都是西方图案的话，中国的艺术家就更难画了，价格也就贵了些；而相对的，用西方的器型和中国的图案结合会比较容易制作。
l760年以后，因为在广州可以画出西方的纹样和画法，价格又便宜，而景德镇的艺术家比较习惯中国画法，要绘制完全的西方纹样，价格与成本都是比较高的，因此这类的成套餐具绘制的工作很多都转移到广州去了。乾隆年间景德镇绘制的成套餐具，画工比较偏向勾线、填彩等中国画方式。在广州绘制的餐具，数量多，品种全。
其实餐具的出口在很早就有了。《江西通志》记载，1555年国外就订制过三万多件龙纹的餐具。这个当然不能算是成套餐具，因为欧洲1555年还没有分餐制，l740年时已经分餐，由此成套餐具的器形更为丰富，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成套餐具的订制是乾隆初年开始的。
欧洲人在逐渐地将银器换成瓷器的时候，对精美的瓷器十分爱惜。l740年以后，欧洲人就只在大件的瓷器上加金属装饰，因为大件瓷器比较容易损伤，金属附件多加在花瓶的口部、颈部、盖钮、和底足部分，用以保护瓷器。现在各拍卖行拍卖中国外销瓷，凡有金属装饰的都会贵一些。也有一些重要的小型瓷器，会加上金属附件。它多加在边框或底部等，除保护功能外，还能起到美观的作用。
有些器形加了附件后，就被改变了用途，因为那时候欧洲还没有大量兴起室内装饰的风气，l8世纪初欧洲室内装饰开始兴起。而17世纪早期，欧洲人的家庭家具都比较简单，欧洲古家具中造型讲究的各种艺术风潮的样式基本上是1700年以后设计制作出来的，所以，欧洲人会将这些美丽的中国瓷器加上附件而成为实用的器皿。如他们将胆瓶加上附件后成为酒瓶，将花瓶加装附件，成为装奶的器型。更有甚者，为了好用，不惜破坏瓷器。就像大量的古瓷在底部打了一个洞，被做成台灯，有的花瓶被锯掉上面并在旁边钻个洞，加上铜的壶嘴就改成了茶壶，改造者居然还记录了其改造时间。
从收藏角度上来看，这些加有金属附件的外销瓷，因为在一件瓷器上，既有中国陶瓷艺术家的作品，又有西方金属雕刻艺术与之完美的结合，所以这样的瓷器价格比较高。
外销瓷中有一种造型。由于造型的难度比较大，彩绘也不易，所以在订购中，数量都不多，目前拍卖价也比较高，那就是瓷器烛台。烛台的造型比较丰富，制作比较精美。还有一些具有特别使用功能的瓷器，如剃胡须的盘子、婴儿的洗澡盆、生活中使用的便盆、首饰盒、化妆盒和鼻烟壶等，这些器形都比较特殊，一般都是专门定制的。
西方人比较讲究实用，他们除了前面所说的对一些瓷器进行改造，比较多的是把花瓶等器型改成台灯。上面的灯罩，会依据台灯的瓷器造型，加以配套。通常做成台灯的瓷器会在底部打洞，钻洞以后，对瓷器的损害很大，所以有少数特别精美的瓷器，人们舍不得钻洞，他们会将一根空心铁管作为台灯的支柱插到瓷器里面，铁管里面扭上一块铁环，并在其中堆上沙石，以增加台灯的重量，使其平衡。电线则是从花瓶口部插入铁管内。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著名的雍正寿桃天价花瓶，原来就曾被用做了台灯。
盘子在西方家庭陈设上很重要，有的放置在桌上，但更多的是挂在墙上，根据家具和墙面的关系组合大小不同的盘子，作为装饰。在西方家具中，有各种装饰和摆放瓷器的家具附件，如陈设瓷器的陈设柜，摆放瓷器的台子、几案等小家具，以及把小型雕塑瓷器放在墙上的小台子等等。(本文节选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国的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一书)
外销瓷鉴赏
乾隆粉彩花卉汤盘1740年直径47cm
乾隆粉彩花卉汤盘
该设计是欧洲陶彩的一种形式，画面非常漂亮，显示春暖花开的景象，还有蝴蝶在花中飞舞，十分精美。汤盆外观共有九层纹饰，不仅托盘精美，而且汤盆里面也有精致的彩绘。两边的拉手是两个寿桃，盖上的钮是一个镂空皇冠。这个乾隆粉彩可以和官窑相媲美。
乾隆青花描金及青花矾红人物汤盘1736至1740年直径23cm
乾隆青花描金及青花矾红人物汤盘
贵妇人和仆人在河边喂三只鸟，一圈外沿是折枝花卉构成的二方连续，再外面是一个个小方块，倒圆角的方形装饰和八个小形开光图案。这八个图案的形状都来自中间大图内。背后有七种小昆虫，画得十分精致，令人想起齐白石的小昆虫画。
这个样式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这个图案的设计者就是克里斯·普龙克CornelisPronk(1691—1759)。他于1734年8月31日住进阿姆斯特丹，开始做设计。当时到中国的订单都是经印度转到中国。这个设计合约规定，设计者要负责成品的品质，和原设计一样。关于这个样式的部分记录保存在印尼的雅加达。
1737年给荷兰的花伞系列中，一半是青花，一半是青花矾红加金。根据1736年8月23日的备忘录，这个设计在中国和日本都要分别做成不同的颜色：青花和色彩的。在日本做的内圈要大一些，女人身穿日本和服。在中国的瓷盘中，青花先做，色彩的后做，1736年左右在日本生产，因为日本要价太高，1738年就改到中国生产，但依然有少数私人还在日本人那里购买。这个样式在19世纪威尼斯还有生产。几乎所有中国外销瓷的书都有介绍普龙克教授的设计。
康熙德化瓷瓷雕狮子1700至1722年高25.4cm
康熙德化瓷瓷雕狮子
一只狮子坐在长方形底座上，狮子左爪下压着一只绣球。外销瓷中彩瓷雕塑比较多地来自景德镇，而白瓷雕塑则几乎都是福建德化产品。这件瓷雕底座中的镂空铜饰是在英国后加上去的。
“梅瓶”起源及南传的演变发展
“梅瓶”在中国古代陶瓷研究领域中属于单一器型，延续时间有千余年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一种造型秀美、受到颇多赞誉的器物。但在目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尚未对其起源和造型的演变过程提出系统的看法。本文意在提出“梅瓶”的北方起源说，并通过宋、辽、金、元、明、清出土和传世的实物进行排比对照，阐述它的起源，对其逐渐南传的经过进行解释。与此同时梅瓶的造型也经过不断进化发展过程，直至清代末期“梅瓶”这个被文人雅士冠予的美誉，才成为人们对这种器物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
一、梅瓶的起源
任何一种艺术品的产生，一般都有一个演变进程，起初人类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制造出一些符合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器具，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才逐渐发展变化成被后人赏誉的艺术品。“梅瓶”是一种自宋代以来在陶瓷造型方面比较常见的器物。它以小口、翻唇、短颈、颈肩之间形成近90度的硬折角，瓶腹鼓圆、腹胫瘦长，形成一种体态秀美的造型。对其优美的造型，每当人们谈起时，无不津津乐道，赞口不绝。然而正是这种器物，它的产生是与我国少数民族契丹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契丹民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过着游牧生活。在《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有“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畈，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的记载。他们原居今内蒙、辽河一带，原以游牧渔猎为生，后因经济发展，“筑城而居”乘五代之乱“浮掠汉人”引起契丹族的内部分化，加之汉族高度封建经济的影响，进入了初期文明阶段。在唐代就与我国北方汉族和人民多有交往，对唐朝有朝贡，也有冲突，到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才又与唐朝恢复臣际关系。唐代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907年即可汗，公元916年（五代后梁贞明二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民间或称大蕃。契丹建国之前，唐昭宗天复二年（902）秋，阿保机率领骑兵40万侵入长城以南，在今山西、河北一带掠夺汉人95000多人，驼马牛羊不计其数，都被赶到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南岸，这些人、畜全部成了契丹的财富。
陶瓷器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成为了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生活用具。“契丹人”正是运用了制瓷技术，生产出一种储水器，也就是目前被陶瓷界经常称作“鸡腿瓶”的。鸡腿瓶：瓶身细高如鸡腿，小口、短颈、圆肩、收腹、上粗下细。器身保留有成型时的沟痕，肩部有的刻有类似契丹文的文字。在辽代墓葬中的壁画上，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契丹人”使用鸡腿瓶背水的画面。鸡腿瓶设计的初衷是契丹人运输和储藏水的工具，因此，它的胫部作成近似于楔形（倒梯形），口部为短颈的翻卷形式，这就为在瓶上系背带留下伏笔，口部的形式系结不会脱落，胫部的倒梯形可使套在上面的带扣越往上提越紧。修长的瓶身也符合当时人们用于背水需要，小口装水不易外洒，长腹硕肩盛水较多。为了增加瓶身的稳定性，鸡腿瓶的底足制作得比较厚，给人以沉稳的感觉。笔者曾经去过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的猴头沟乡，那里曾经是著名的辽瓷窑址，缸瓦窑的所在地。在它的附近，曾经发现有辽穆宗（耶律璟）应历九年（959年）辽驸马赠卫王萧婆姑（即萧室鲁）墓，墓室在缸瓦窑附近，墓中出土的瓷器多系此窑的产品，据此可以推知缸瓦窑的始烧年代大约为辽太宗（927年）或辽世宗（947年）间，早于北宋的建国时间（960年）。本人在缸瓦窑调查时，见到过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这就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辽代鸡腿瓶的出现要早于宋代的梅瓶。
二、梅瓶的演变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代邢窑白釉瓶，是一件器型上近似于梅瓶的器物，属于大口器的一类。另外在唐代的岳州也有一种近似梅瓶的盘口瓶出土。将它们与梅瓶相提并论是否有些牵强，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结果。
契丹人虽然是我国漠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从事着以渔猎为生的游牧生活，但是他们有着自身发展的文明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生活习俗。在与唐王朝的不断交往过程中吸取和丰富了他们的文明进程，这种相互交融的过程促进了契丹人的手工制瓷业发展。就陶瓷的生产制作而言，由于唐三彩的盛行，辽三彩的生产就比较繁荣。同样唐代北方白瓷生产趋于成熟（如在陕西西安市火烧壁出土的白瓷），辽代白瓷近似于完美。任何一种陶瓷器型的出现是离不开生活的，唐代瓷器多仿制金银器的器型，辽代则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生产陶瓷器物，鸡腿瓶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梅瓶”在北宋出现时，还保留辽代鸡腿瓶烙印，例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定窑刻划梅瓶，1974年河南省镇平出土的磁州窑白地黑梅瓶，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上海博物馆藏）。它们的肩部虽然较鸡腿瓶隆起，但口部、胫部与鸡腿瓶十分相象。在宋、辽对峙时期辽代缸瓦窑生产的梅瓶与宋代的风格才十分接近，这就是1974年在辽宁省法库墓出土的白地褐彩刻花牡丹纹梅瓶。北宋中晚期是陶瓷生产的繁荣阶段，在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后，逐渐形成了梅瓶的自身进化和发展，并出现了自己的风格。此时的梅瓶千变万化，口部变化也比较多，肩、腹的变化也呈多样化的形式。可以说此时的梅瓶已经完全脱离了早期鸡腿瓶模式的束缚，成为一种独具代表性的造型品种，完成了演变过程。
金代的梅瓶造型继续保留了北宋初期的北方时代风格，其代表作有：1972年河北省献县出土的金代磁州窑“芦雁图”梅瓶和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梅瓶以及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正八”文梅瓶。
南宋的梅瓶器型变得短矮，瓶身没有早期梅瓶修长，肩部也不如北宋时期饱满丰润，总体上看此时的梅瓶给人以浑圆感觉。这与梅瓶造型的南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造型在被南方的各窑厂接受时，摒弃了北方粗犷伟岸的风格，给人以小巧精悍的感觉。具有代表性的梅瓶有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南宋景德镇窑影青刻花梅瓶，1972年江西省吉州窑出土的黑釉剔花梅瓶，1979年在浙江省松阳县庆元元年（1195年）墓葬出土的龙泉窑带盖梅瓶。
元代的梅瓶造型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特别是景德镇生产青花梅瓶为明、清梅瓶的造型延续奠定了基础。此时的梅瓶又是恢复到北方梅瓶的原有风格，只是肩、腹、足等部位变粗，口部工艺细腻，这一时期的器物以江西省高安窖藏的青花梅瓶与河北省保定市窖藏出土的青花八方梅瓶为代表，同时还有现藏江西省扬州博物馆的蓝釉白龙纹梅瓶。在造型的变异方面元末明初梅瓶出现特有的圆肩束胫式样，其代表有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元代龙泉窑刻花带盖梅瓶和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洪武青花“春寿”云龙纹梅瓶。
明代的梅瓶虽然在装饰上有釉里红、青花、红釉、祭蓝釉、白釉、龙泉釉、仿哥釉等，但是此时的梅瓶造型风格虽然在不同时代有一些变化，但总的风格还是统一的。它们包括1957年江西省江宁宋琥墓出土的明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盖梅瓶、明正统青花梅瓶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宣德款青花缠枝花梅瓶、现藏定陵博物馆的明万历青花龙穿花盖梅瓶等。明代梅瓶除了传世品外，有一大批是从墓葬中出土的，这些梅瓶无疑成为鉴定梅瓶的标型器。
清代的梅瓶基本上是以传世器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此时的瓷器生产多以御窑厂形式生产，并带有皇帝好恶的色彩，此时的梅瓶造型基本上延续了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有风格，给人以沉稳庄重，但略带浮华的感觉。清代的梅瓶一改明代梅瓶肩部圆垂的造型，多以丰肩平直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总之，梅瓶的造型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内涵的融合。
三、梅瓶的功用
梅瓶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与人们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现在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中看，它的作用不外乎贮水器、储酒器、随葬器、陈设器等若干项使用功能。它作为盛水器，是在契丹民族时期就开始出现了，作为水的储藏和搬运的容器，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这种小口、丰肩、长腹、瘦胫的造型，为梅瓶造型的发展奠定了雏形。
梅瓶的发展到了北宋与元代晚期，梅瓶的作用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贮水器，从河北省宣化县下八里张世卿墓（辽天庆六年1116年）后室南壁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壁画的前面平行摆放着三只带盖的梅瓶，这无疑是用于盛酒的容器。宋、金时期的梅瓶器身多书有带有酒字的词句，如“清沽美酒”、“醉乡酒海”等，这就更加明确了它的用途。
梅瓶作为随葬器使用，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法库叶茂台的辽代墓中就有鸡腿瓶的出土。但是出土最多的还是江西省的瑞昌马头镇发现的一座南宋淳祐十年（1251年）墓中，就有一对磁州窑梅瓶置放在死者的头部的顶端。又如浙江省遂昌县文管会收藏的南宋龙泉窑盖梅瓶是1979年在浙江省松阳庆元元年（1195年）墓葬出土的，以及1958年江西南京宋墓出土的影青刻花梅瓶等，这与“梅瓶”的南传有着不可分的联系，这些资料充分体现出此时梅瓶的功用。
元代梅瓶的发现，是以窖藏出土和传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江西高安窖藏出土的青花梅瓶与保定窖藏出土的青花梅瓶，以其精湛的制造工艺，精美的釉下彩绘技法，充分的表现出当时的陶瓷生产水平。特别是保定窖藏出土元青花八方梅瓶，为梅瓶初创的新品种。同时人们将梅瓶作为珍贵的器物把它埋藏在地窖中，以逃避战乱和灾难，这也足以证明梅瓶的重要地位。
明代的梅瓶除了传世品以外，有一部分是来自明代皇亲国戚和郡王、公主的墓葬中的随葬器。北京定陵明神宗万历皇帝、皇后的陵寝，北京海淀董四村1、2号皇妃墓，山西榆次晋裕王墓，江苏江宁安成公主墓，南京江宁定远王沐晟墓，太原七府坟广昌王和王母、王妃墓，山东鲁王朱檀墓，蚌埠东瓯王汤和墓，桂林靖江王朱经扶墓，北京石景山区雍王墓，南京西宁侯及妻许氏、丁氏、叶氏墓，南京汪兴祖墓，福州西门外张海墓，四川华阳明太监墓，成都白马寺6号太监墓，四川越阳明巡抚墓，成都梁家巷明太监墓，河北阜城太傅廖纪墓，江西监中县礼部尚书徐琼墓，江西永修县刑部尚书魏源墓，北京丰台区将军万贵墓等。这些墓葬都有一至四只梅瓶出土，这无疑是以梅瓶表现丧葬形式上的等级制度。
清代的梅瓶很少在墓葬中出现，此时的梅瓶基本上是以传世器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特别是在故宫博物院的清宫传世器中，大批由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青花、五彩、单色釉等各种形式的梅瓶，它们已经成为宫中使用的重要陈设器。
四、梅瓶的称谓
对于梅瓶的称谓从现有文献看，将这种特有的具有曲线美的瓷瓶称为梅瓶的记载，应该是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由许之衡所撰写的《饮流斋说瓷》。在它的上面有如下记载：“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侧微束，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宋瓶雅好作此式，元明暨清初历代皆有斯制。”
溯本求源，在辽史上目前尚未发现对梅瓶（鸡腿瓶）这种器物的记载，这就说明它只是一种极普通的日常器物，只有口口相传，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时至宋代也没有梅瓶的专门的称谓，似乎只有宋人赵令畴的《侯鲭录》中“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意，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这种“经瓶”应该不属于梅瓶，应该是“辽天庆六年”张世卿墓后室南壁‘侍者进食’壁画箱桌上面与注壶摆放在一起那种酒瓶。我们从这幅壁画上看到的摆放在下面的“梅瓶”，只是一种不能上桌注酒的“酒坛子”，因此“梅瓶的称谓也就很难被史书记录下来。
至于明代有关梅花的记载，如《梅史》，《瓶花谱》，《长物志》，《遵生八笺》等均没有提到梅瓶一词，明代梅瓶多用于陪葬，也就很难出现梅瓶这样典雅的称谓。看来这只是由于明代文人雅士对梅花的大加赞赏，才出现后来将梅花的清风瘦骨与“梅瓶”的造型相联系，引出了我们现在对梅瓶的称谓。
综上所述，艺术品的产生离不开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实践创造，梅瓶的出现与当时的民族生活习俗和生产力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与提高。因此，梅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实用器演变成艺术品转化过程，这也是艺术品形成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生活和劳动是创造艺术品的真正源泉。每当我们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时，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否则分析就会产生偏差，影响对这类器物的全面认识。
紫砂陶的历史起源与陶器的创始
中国陶瓷，发达最早，首先使用釉及窑火的伟大艺术，千变万化，无涯无尽，技术达世界最高峰。
大约在1万年到7千～8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使用磨制石器、过着渔猎生活的时代，就开始创造了原始的陶器。制造的方法有篮制、模制、手捏、圈泥和转盘等几种。
关于陶器的发明，恩格斯作过科学的阐明，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原始陶器的制作和编织物的产生，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和创造。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陶器的发明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陶瓷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原始社会的彩陶和黑陶；商代的白陶、硬陶、釉陶；汉代的近似瓷的釉陶；西晋的青瓷。唐代的三彩陶，宋代的此砂陶，明代的青花、五彩瓷器，清三代瓷器，等等，都驰名中外。在英文字典里，陶瓷和中国是同一个单词“CHINA”，古代中国在世界上享有“陶瓷之国”之美称。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古代人类发明了制陶技术。学会制陶，对农业的发展与定居生活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产陶，历史悠久，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周书》里有“神宜耕而作陶”，《路史》里有“燧人范金合土为釜”，《资治通鉴》里有“黄帝命宁封为陶正”，《吕氏春秋》里有“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物源》里有“轩辕作碗碟”，《周礼．考工记》里有“虞氏上陶”，《史记》里有“舜陶于河滨”等记载。
中国陶器始于何时？过去没有确切的定论。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用放射性同位素对出土古陶器进行科学测定，确定中国制陶工艺始于6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彩陶”和“黑陶”为代表。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中国河南省渑池仰韶村，首先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址中有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绘有红、黑或紫色的几何图案，考古学家称之为“彩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的“仰韶文化”。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许多黑色陶器，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器形浑圆端正，乌黑发亮，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龙山文化”。这就是中国史前文化阶段的两个主要系统。此外，还有与仰韶文化同时发展的“马家滨文化”，有与龙山文化同时发展的“齐家文化”，以及“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等，也多以红陶，灰陶、彩陶、黑陶为主。
广义的陶器可分为四类：土器、炻器、陶器和瓷器。土器，坯质粗松，多孔，色泽不洁，成陶火度最低，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砖瓦钵；炻器，坯质致密坚硬，取天然泥色，成陶火度在1010oC～1020oC，无吸水性，音粗而韵长，如紫砂陶；陶器，坯质孔较细，上釉，成陶火度较高，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缸、瓮、罐、坛；瓷器，坯质致密透明，上釉，成陶火度最高，无吸水性，音清而韵长，如江西景德镇的产品。
远在石器时代宜兴就开始制陶，宜兴鼎蜀镇窑场是世界炻器的发源地，它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大量生产陶器。每一时代都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并且或多或少地呈现一种独特的生活样式。因为隐患的使用在表示文化上连续时代开始的标准不如家畜、铁或文字的使用等来得明显，所以人们采用制陶术作为表示时代的标准，便需要说明理由。陶器的制造假定着村落生活的存在以及简单技术的出现。
近年来，在文物普查工作中，考古学家陆续在宜兴的鼎蜀、张渚和杨巷等地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氏族社会，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从事农业和陶业劳动。距今约5000～6000年以前，宜兴出现了原始部落。归径乡的南唐村、骆驼墩，邮堂乡的西溪村先后都发现了属于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骆驼墩是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村落选择在地势高爽的土墩上。当时的人们已普遍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用石斧、石锄等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过着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还进行采集、渔猎和饲养家畜。骆驼墩原始人已能建造低矮简陋的房屋。当时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人们已普遍使用陶器（有红陶盆、陶鼎、陶碗等），而且在西溪村原始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壶和陶罐。在这些遗址上，与粗糙的或打磨的石器一起出土的丰富的夹砂工陶、泥质红陶、白衣黑陶和灰陶的碎片。器皿的成型方法，基本上是手制，也兼有轮制的，较晚的泥质红陶上面，可以看到简单的方格纹。骆驼墩原始人是按母亲的血统来定亲属关系，处于母系氏族阶段。
距今约4000～5000多年以前，宜兴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原始村落逐步发展到近河旁的高地和山麓南坡上，由几个相邻的居民点组成一个村落。宜兴的杨巷、鼎蜀、张泽、铜峰、新芳、善卷等地先后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其中以杨巷镇一处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最为典型。在今杨巷东北部的三块高地，以蛳螺墩（也叫城头地）为中心的原始村落有很大规模，周围面积达300多亩。原始的农业已得到较快发展，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这时的石器工具出现了石镰、双翼形石耕田和半月形双孔石刀、石犁。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发展起来，出土了大批古陶器，其中有完整的红陶鼎，大部分为日用器皿，造型多样。烧造陶器的温度达800oC～700oC。杨巷原始遗址还出土了多种陶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
唐代青瓷凤头龙柄壶
唐代是我国瓷器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当越窑青瓷进入唐代，形成了庞大的规模，建立了青瓷体系后，地域范围也大幅度地扩大，故当时有“南青北白”的说法，在中国瓷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青瓷凤头龙柄壶，就是唐代的一种创新的特有产品。所谓凤头龙柄壶，因壶的上端为凤头形，柄为龙形，故名。溯其来源，它是吸收了波斯金属凤头图演绎而来的。烧制有白釉、青釉及三彩等，其造型新颖，设计巧妙、装饰丰富，工艺也较复杂，为青瓷中之罕见之珍品。
无论从该壶的造型、纹饰、釉色等方面看，笔者认为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造型上，通过壶的顶端塑一凤头盖和尖嘴流、合而成为像一只亭亭玉立的凤鸟，而把柄又塑成龙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龙凤艺术，栩栩如生，饶有神韵，真是巧夺天工，匠心独具；二是纹饰，通过联珠纹的装饰，使人会联想到它是受着波斯萨珊王朝各种金银工艺常用的图案所影响，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三是釉色，青绿中略泛黄色，具有一种古朴淳厚的玉质感。因此这件青瓷凤头龙柄壶，堪称为唐代瓷器中的瑰宝，无怪乎受到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至于如何鉴别其真伪，概括地说，真品纹饰，立体感强，仿品模糊，且无立体感；真品有凤头盖，仿品则无盖；真品为青瓷，仿品多为五彩；真品圈足呈现“八”字形，上敛下撇，呈喇叭形，仿品多为直圈足或饼形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