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柴窑与电窑瓷器。
北朝陶瓷近年来备受关注。巩义白河窑的考古新发现将白釉瓷器的创烧年代提前到了北魏时期，曹村窑的发现否定了范粹墓“早期白瓷”。这些新资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各有著述。现在已经发现的北朝窑址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与山东等地，主要有白河窑、相州窑、灵芝窑、贾壁窑、临水窑、曹村窑、西坚固窑、内丘西关窑和寨里窑、中陈郝窑等。为了进一步探讨北朝陶瓷的发展脉络，笔者在2009——2011年间，步前贤后尘，深入部分北朝窑址考察，以期获得新的认知。现将笔者考察过程中所获资料及初步研究的结果报告如下： 一．河南地区发现的北朝窑址 （一）巩义白河窑遗址，位于巩义市北山口镇白河村，西距巩义市约7千米。遗址主要分布在水地河村和白河村一带沿西泗河两岸的台地上，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这里为丘陵浅山地带，地势高低起伏，沟壑纵横，西泗河自南而北贯穿遗址中部。深厚的黄土层下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高岭土和煤层。适宜的自然环境，为古代陶瓷生产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场所。2005年4月至2008年3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巩义市文物局协助，对巩义白河窑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发掘，在该窑址首次发现了烧制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的北魏窑炉及其产品。白河窑的北魏瓷器以青釉瓷器为主，白釉瓷器次之，少见黑釉瓷器。青釉瓷器以碗为主，皆为深腹，底部附圆饼状实足，口沿外饰弦纹一道。胎壁较厚，器内满釉，器心积釉现象较为明显，器外壁半釉，垂釉现象较普遍。白釉瓷器主要有杯、碗等器物，深附，底部附圆饼状实足，胎体细白，器壁厚薄均匀。器内满釉，器外施釉过腹，没有垂釉现象，釉色一般都是白中泛青。不论是青釉瓷器，还是白釉瓷器，饼型足的足缘都斜削一周，并且均未发现有施化妆土的现象。还有大量的三足支烧和柱形支烧等窑具，三足支烧俱为捏制而成。特别是首次发现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叠烧，说明当时有同窑烧制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的现象。 （二）相州窑又称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安阳桥的南岸附近。窑址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60米，面积达9万平方米。相州窑烧制的器物有碗、高足盘、四系罐、钵、杯、瓶以及瓷塑和各种明器装饰品等明器等。碗的外壁和碗心积聚有较厚的深褐色釉，大部分碗心留有三个支钉痕。 二．河北地区发现的北朝窑址 （一）贾壁窑遗址，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西郊山区的贾壁村，地距彭城镇约11公里。贾壁村分南、北、中三部分，北贾壁和中贾壁之间，槽状盆地西侧有个寺沟，窑址就在寺沟口西约70米的沟北山坡上。贾壁窑主要烧制碗、高足盘和钵类青釉瓷器，按瓷质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颜色灰白，胎面施一层透明青绿色釉，流油现象不甚显著；另一类胎色青灰，颗粒较粗，多有黑色斑点，瓷化程度较差，胎面施一层透明青灰色釉，并常有流油现象出现。 （二）临水窑，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临水镇，已经发现临水火车站南青瓷窑址、临水三工区窑址、汽车一队和峰峰饭店窑址及峰峰电厂窑址，窑址范围约2平方公里。临水窑始烧于北朝，经隋唐、宋金，持续到元明。在北朝时期，主要烧造碗、盘、钵等器物，以青绿釉、青黄釉为主。多数器物厚薄均匀，胎质细腻。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临水窑有一种近似白胎白釉的瓷器，胎质细密坚致，瓷化程度高，釉色细白略泛青。 （三）曹村窑址，位于邺北城东城墙外约500米的漳河“护堤”内侧，距范粹墓所在的河南省安阳县洪河屯约15公里，距东魏、北齐讲武城皇陵区约9.3公里。以窑址为中心左、前、右三个方向约300米的半径范围内，发现北朝时期的器物残片、窑具、红烧土、与器物残件粘连的窑渣等。陶瓷器物标本主要有酱釉陶器、青黄釉陶器、青釉瓷器以及介于青黄釉陶器和青釉瓷器两者之间的青釉器物，白釉瓷器标本等等。 （四）西坚固窑址，位于邢台市西坚固村西约1.5公里的沙河北岸台地上，东北距邢台县治约30公里。这里属太行山东麓的低山丘陵区，山多石灰岩石，常见大小溶洞，地表多沟壑，河岸附近有较多的开阔地带，土质多沙，不甚肥沃。窑址所在台地北高南低呈阶梯状，范围约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50米。因其上大部分被金元时期的冶铁废渣所覆盖和扰乱，故未发现原始堆积，地表散见遗物亦不丰富。采集标本有青瓷碗、罐、盆以及窑具三角支钉、齿形垫具等。年代约当北朝时期。 （五）内丘西关北窑址，位于李阳河东南岸台地上，台地东西长200米，南北150米，高约1.5米。在东断崖上还能看到一座窑炉的残体和0.6~0.8米厚的堆积层。地表散布有较多的瓷片和窑具。器类有青釉、白釉瓷器碗、钵、盘、盆、罐、瓶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采集到一些具有北朝特征的标本，其中青黄釉陶器的标本属于首次发现。窑具有三角支钉、齿形垫具等。依采集标本，内丘城关窑址的烧造时代似可提前至北朝。 三．山东地区发现的北朝窑址 （一）寨里窑，位于淄博市淄川区城东10公里左右。窑址范围较大，主要集中在寨里、顺道地、大张等地点。顺道地在寨里四队场院东北角50米，地表暴露有青瓷片和窑具等。大张位于寨里煤矿南约250米，系台地，地表暴露有青瓷片和窑具等。北朝时期主要烧造青釉瓷器，主要有碗、盆、罐等器物。釉呈青褐色和黄褐色，少数为黑褐色。釉面厚薄不均、有铁锈斑点。器内满釉，内底积釉。器表半釉，垂釉。 （二）中陈郝窑址，位于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北区窑址始烧于北朝，主要烧制青釉瓷器，特点是胎体厚实坚硬，胎质颗粒较粗，胎色灰白而夹杂黑点。釉以青褐、青黄色居多，器型有罐、瓶、碗、盘、壶等等。造型浑厚凝重，颇具北方粗放风格。 四．关于北方青釉瓷器发源的探讨 北方青釉瓷器发源之前，就有大量的南方青瓷涌入北方地区，所以北方青釉瓷器毋庸置疑的受到南方青瓷烧造技术的影响，在曹村窑址发现的具有越窑风格、早于北朝时期的盘口瓶残片便证明这一点。 邺城早在汉魏时期即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南方的各阶层往来应该是比较密切的。南方来人可能将其日常生活用器带到邺城，这也可能促使北方的贵族阶层对陶瓷器物产生新的认知，进而吸纳南方的陶瓷烧制技艺，发展当地的陶瓷生产。另外，大量的南方青瓷在北方地区墓葬出土，也证明了南方青瓷在北方的市场存在。但是北方青瓷除了受到南方的影响之外，是否还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不可排除南方工匠到北方来，直接参与了北方青瓷的生产，但北方地区如此广阔地域的瓷业生产，岂能都由南方工匠前来？这就不能排除个别乃至部分窑口的生产是在受到南方青瓷的影响下，在北方陶业尤其是釉陶的工艺基础上逐渐摸索发展起来的。在已知的北朝窑址中，发现烧制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并存的有内丘西关北窑址和曹村窑址，其中曹村窑的资料链条比较完整。
在曹村窑，青黄釉陶器——介于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之间的青釉器物。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首先，三类器物标本的胎体原料配方接近。其次，三类器物的形制基本相同，可印证它们之间的工艺联系。第三，介于青黄釉陶器和青釉瓷器之间的青釉器物，其胎质接近青釉瓷器，釉与青黄釉陶器接近，都是低温铅釉。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在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的发展嬗变过程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过渡阶段？是否存在着一种“陶——瓷”的过渡形态？如果认同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和过渡形态，根据以上资料，是否可以认为在“陶——瓷”的过渡过程中，首先是胎质的高温瓷化，而后才是釉质的高温钙化？如果不认同这种过渡形态，那么介于青黄釉陶器和青釉瓷器二者之间的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这种“瓷胎陶釉”器物的陶瓷属性是什么？五．关于白釉瓷器的发源与界定标准的探讨 白釉瓷器与青釉瓷器的制作工序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将胎、釉原料中铁的含量控制在1%以下，便可以烧出白釉瓷器。据此可知，胎、釉铁含量的1%以下是一个关键的标准。在北朝时期，白瓷烧造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稍加注意便可发现白釉瓷器是沿着两条轨迹发展的。一是粗胎施化妆土、施透明釉的白瓷，俗称“化妆白瓷”，邢窑的高足盘和碗便是典型代表；二是白胎白釉没有化妆土的白瓷，以白河窑为代表。 如果按照上述标准，白釉瓷器的标准应是胎、釉的Fe2O3含量在1%以下，那么，“化妆白瓷”就很难达到这一标准。如果达到这一标准了，也就无须“化妆”了。而白胎白釉的白瓷是旦夕之间生成的吗？答案可能不尽人意。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白河窑首次发现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叠烧的实物资料，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证明在青釉瓷器和白釉瓷器之间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和过渡形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界定哪些是“过渡产品”？哪些是“成熟产品”呢？界定的标准是什么？ 六．关于陶瓷属性界定标准的探讨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1982年版《中国陶瓷史》这样界定瓷器：“瓷器应该具备的几个条件是：第一是原料的选择和加工，主要表现在Al2O3的提高和Fe2O3的降低，使胎质呈白色；第二是经过1200ºC的以上的高温烧成，使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击之发出清脆的金石声；第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三者之中，原料是瓷器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瓷器形成的内因，烧成温度和施釉是属于瓷器形成的外因，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因而确定为瓷器的三个条件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研读这段文字，会产生一系列的疑惑：首先，白色或接近白色胎质的古代瓷器究竟有多少？至少常见的的建窑器物就不是白色的胎质，难道建窑器物不是瓷器吗？其次，我国古代瓷器的烧成温度低于1200ºC的有多少？以邢窑为例，“带有化妆土的粗白釉瓷和青釉瓷的烧成温度都较低，甚至低达1150ºC（NTB-1）,而精细白釉瓷的烧成温度都比较高，一般都在1350ºC上下，最高者可达1370ºC（HN1）······由于邢窑瓷胎中含有很高的Al2O3，即使在这样的高温下，也未能使瓷器烧结，因而多数处于微生烧状态。”笔者在考察过程中，发现邢窑的粗白釉器物和其它釉色器物占95%以上，照此标准，烧成温度低于1200ºC达不到瓷器标准；烧成温度达到1200ºC了，但没有烧结也达不到瓷器标准，那邢窑还有瓷器吗？此类例子，不胜枚举。那么，我们的疑惑有解么？其实这是与“标准” 相关的问题。我们以“炻器”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汪庆正先生主编的《简明陶瓷词典》这样解释：炻器（Stone ware）——欧洲及日本部分陶瓷界人把我国的原始瓷器称为炻器。也有人将宋代钧窑瓷器也归属于炻器。我国陶瓷界不同意这一观点。而中国国家标准局1985-03-11发布、1985-12-01实施的《日用陶瓷名词术语》这样解释：炻瓷（Stone ware）——一种胎体部分玻化、质地较致密、透光性差、断面呈石状、带任意颜色、吸水率不大于3%的一类瓷器。上述两种解释，“炻器”、“炻瓷”字面不同，但“Stone ware”相同。由此得知，炻器Stone ware）一词源于欧洲，经日本传入中国，也就是欧洲和日本的一些学者以欧洲“标准”来定义中国古代陶瓷！ “我国陶瓷界不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是什么？以笔者愚见，这是一个标准“适用”的问题。诚如中国国家标准局制定的《日用陶瓷名词术语》在“1985-12-01实施”一样，该标准在实施之前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标准也不言而喻的只能“适用”于中国，而不可能“适用”于欧洲或者日本。那么，欧洲何时制定的炻器（Stone ware）标准呢？众所周知“德国的伯特格尔利用优质高岭土于公元1709年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公元1710年建立新的迈森瓷厂，烧制白瓷和彩绘瓷器，轰动了欧洲。”依照常理，在欧洲没有生产瓷器之前，是不可能制定瓷器的相关标准的。换言之，欧洲关于炻器（Stone ware）的标准制订时间不会早于1709年，也就是18世纪初期。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18世纪的炻器（Stone ware）标准没理由约束此前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瓷器产品。至于18世纪之前的中国陶瓷产品，无论品质要求还是命名权，都在中国！我们仅需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标准，“适用”我们自己即可。 七．结语 通过对部分北朝窑址考察和初步研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 北朝青釉瓷器，在不排除南方青瓷的直接影响的前提下，有着地域性独特的“陶——瓷”发展轨迹，即北朝青釉瓷器在青黄釉陶器的工艺基础上，改进原料、借鉴南方青釉瓷器的烧造工艺，最终实现了北方青釉瓷器的发展。 （二） 白釉瓷器沿着“化妆白瓷”和白胎白釉瓷器两个轨迹 发展起来，直接冲击传统的白釉瓷器的界定标准，当引起深思。 （三） 北朝陶瓷的新现象，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古代陶瓷的界定标准。 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加之笔者才疏学浅，结论不免谬误，恭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www.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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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和店汝窑窑址
位于汝州市城南蟒川乡严和店村北。北距城区7.5公里。自然地势北高南低，北部、西部依山坡岭；南部临蟒川河。窑址面积为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5米。198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此进行发掘，揭露面积50平方米。198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又在窑址中部进行发掘，揭露面积为400平方米。共发现宋代窑炉4座，澄泥池作坊一座，元代窑炉2座。窑址的制瓷区域，北部产印花、刻花青瓷，器形为折沿碗、斗笠碗等。花纹图案有海水游鱼、波纹海螺、团菊、六分式折枝花、缠枝花、牡丹等，少部分碗的内底花纹中间有章、吴、童等方形章块。器物胎质薄，质地紧密，施釉均匀，器形灵巧。遗址西部产兰釉色瓷器，器形笨，作工粗糙，有敛口碗、炉等。南部是生产黑瓷、白瓷的产地，产品有萝卜樽、缸、侈口碗，作工粗糙为粗瓷产地。此外，地表还散存大量的窑具、匣钵垫饼、支钉、垫圈等。宋代的窑炉，由吸风孔炉膛、烟囱、望火孔等组成，炉的材料均采用高岭土制作的砖坏砌成。元代窑炉多呈马蹄形，结构同宋代窑，窑壁则用废弃的匣体摆筑形成。1963年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点保护范围：以小北沟与蟒川河汇流处为起点，向西1750米，向北1750米。一般保护范围： 自重点保护区边线外扩100米。
邢窑址
唐代白瓷窑址。分布在河北省临城、内丘二县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的程村、解村、澄底、岗头、祁村、双井村一带。其中祁村窑烧制的白瓷具有典型邢窑特征，与唐陆羽《茶经》记载的邢窑白瓷“类银”、“类雪”相吻合，也与李肇《唐国史补》所记的“内丘白瓷瓯”相一致。窑址发现于1980年，经调查，证实了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一部分白瓷是邢窑的产品。邢窑白瓷的出现，改变了当时以青瓷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并对其他瓷窑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窑址中未发现窑炉。窑具比较先进而多样，除一般漏斗状匣钵、桶式匣钵外，还有一种盒式匣钵，有盖有底，坯体置其中，然后放在漏斗状匣钵之上，专用于烧造高档白瓷。
邢窑产品造型规整、制作精致、胎质坚硬，釉色洁白则是其主要特点。器形有碗、盘、壶、罐、盏托等。碗最多，大多为浅式、敞口，口往往凸起一道边沿，底为玉璧形，足矮浅。壶短流。罐丰肩平底。盏托为五瓣口沿，腹较深，矮圈足。器物均施满釉，釉面光滑，色纯白或白中微微闪青。唐代邢窑白瓷不仅销售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在埃及著名的富斯塔特、印度河上游的婆罗米纳巴德等古代遗址中，都有发现。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及其周围地区，也出土有邢窑白瓷。
朱文立大师关于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与研究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朱文立
张公巷北宋官窑窑址发现后，历尽曲折，终于被国务院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北宋官窑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和汝官窑是什么关系呢？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一直在探寻其中的奥妙。宋代每个名窑的形成与失传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它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一段时间，笔者一直以为：张公巷北宋官窑是汝官窑的延续，近些年来笔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它和汝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汝官窑是卷足支烧，而北宋官窑瓷足部却是直、窄、矮，釉色和支烧工艺完全是两种风格，汝官窑经历了清凉寺到文庙两个阶段，那么张公巷北宋官窑也一定有早期的窑址，早期窑址也会像清凉寺窑址一样不在汝州城里，应在众多的临汝窑范围之内。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又开始踏上了寻找早期北宋官窑遗址的征程。 北宋官窑早期遗址的寻找 宋代的临汝窑所有窑址，虽然近千年岁月的变迁，在现在的地面上，基本上都能找到其痕迹。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笔者为研制汝瓷寻找原料，跑遍了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这些窑址都与汝官瓷有较大的区别。其中在大峪东沟窑址西边群众挖窑洞住，在距地表3米下，出土了好多不同于汝官窑，也不同于其它临汝窑的瓷片以及大量废匣钵片，这些瓷片制作非常精细，釉色也别具一格。由于它距东沟窑址中间只间隔30多米（笔者把此地命名为东沟西窑址），所以当时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窑址。2000年初，笔者发现张公巷北宋官窑以后，出土的瓷片均非常精细，釉色又是非常纯正独特的粉青色。难道张公巷窑址天生的就那么精细吗？笔者认为张公巷北宋官窑和汝官窑一样，应该有早期窑址。文庙汝官窑早期窑址是宝丰清凉寺窑址，那么张公巷窑址早期也应该在汝州城外的丘陵地带，东沟西窑址是否就是北宋官窑早期窑址呢？从2001年开始，笔者一直在寻找证据，由于东沟西窑址遗址层距现地表3米以下，不经大规模挖掘，很难寻找。 张公巷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 张公巷窑址发现后，在窑址附近，街道两旁的古董店迅速增多，为了早日找到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笔者常到这些古董店寻找证物。2006年8月，在三个古董店惊奇的发现了板沿擦足支烧盘残器、残片，其中也有满釉支烧。荷花碗残片，平底支烧钵残片。还有底部中间刻有大写数字“一”、“二”板沿盘残片，这些实物均是生烧。而且支钉还在器物上，显然是从窑址上挖出，并且还是近期出土。笔者判断这些实物应是东沟西窑址出土，绝不是其他临汝窑出土。笔者随即到窑址查看，发现东沟西处窑址历年来挖煤已塌陷，群众的窑洞已不能住而迁出。据群众讲，前不久有三个人在破窑洞内挖瓷片，上述瓷片正是从这里出土，笔者去看时，窑洞刚被暴雨淋塌，窑址仍深埋地下。 2008年3月中旬，古董商店又出现一些荷花碗残片，有的残荷花碗由于过火和残匣钵片粘连在一起，还有印花独特青瓷片、渣斗残片等。笔者通过调查落实，这些残片仍是近期当地群众在大欲东沟西窑址挖掘的。 对东沟西窑址的研究 在钧官窑遗址发掘中，发现带数目字的器物“一”是同类器物中最高 或口径最大的；“十”是最低或口径最小的。而东沟西窑址出土的板沿盘也是同样，说明东沟西窑址一部分产品是为宫廷进贡所烧，它沿袭了均官窑办法向宫廷进贡。
中国瓷网总经理朱东明随同朱文立大师一起到东沟窑址考察
东沟西窑址两次出土的荷花碗口残片及残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荷花碗大小完全一致，荷口弧度重合的完全一致。在清凉寺遗址、文庙遗址、张公巷遗址中均未发现同类器，这说明台北故宫博物院存的荷花碗不是汝瓷而是东沟西窑址生产的早期北宋官瓷。荷花碗被视为汝官瓷的代表作品，说明了东沟西窑址是北宋官窑早期的贡窑。 通过对东沟西窑址生烧的瓷片再烧，正色是不同于汝窑但和汝窑天青色接近的另一种天青色，这和《格古要论》中所说的北宋官瓷“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吻合。 张公巷北宋官窑独特粉青印花产品非常少见，它的印花浅而细腻，线条流畅。它不同于临汝窑、耀州窑、越窑和高丽青瓷等，也不同于汝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这次在大欲东沟西窑址发现的粉青印花瓷片和张公巷出土印花瓷片的风格完全相同，这说明两窑的印花工艺出自同一工匠之手，进一步说明了张公巷的工匠来自大欲东沟西窑址。北宋官窑建成后，东沟西窑址停烧，宫廷有意把西窑址掩埋。 东沟窑址和东沟西窑址虽在同一区域，但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两种风格，东沟遗址裸露地面，而东沟西窑址深埋地下达三米之厚，和宝丰清凉寺遗址惊人的相似。清凉寺东区烧造临汝瓷，西区为宫廷烧造天青色汝瓷，宫廷垄断汝瓷后把西区工匠调至汝州州衙附近另建新窑。清凉寺西区窑址禁烧掩埋，从近年来对清凉寺遗址发掘的情况可以充分说明。 综上所述，东沟西窑址无疑是北宋官窑的前身。它烧造时间应在北宋中后期，大观年间继汝、均之后为宫廷烧造贡瓷。政和间，张公巷北宋官窑建立后东沟西窑址的工匠调进汝州城内而停烧掩盖，张公巷北宋官窑完全继承和发展了东沟西窑址的风格，制作更加精细，釉色更加纯正。 当笔者把东沟西窑址的发现情况向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汇报后，他们非常重视。2007年冬，耿宝昌王莉英等专家不过年迈，冒着严寒专程到东沟西窑址进行考查，我们现场又捡到了新近窑址塌陷而裸露的宋代炉条，进一步说明了此处窑址在废弃后有意进行掩埋，因为在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至今都没有发现炉条。
铜官古窑址
在铜官镇至书堂、湘江港湾和石渚湖的两岸，长沙县书堂乡古城村石渚湖瓦渣坪一带，为唐至五代时期的有名古窑之一。为中国陶瓷釉下彩的发源地。
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可上溯到初唐,中后渐盛行，晚唐鼎盛，衰落于五代末年。窑址包括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赛区，北端依山临江，南端沿江面湖，相距5公里。铜官镇窑区沿江千米，有残存窑场多处，出土以碗最多。石渚湖窑区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现存20多万平方米。窑址区有采掘陶土的洞坑，其中最大一处长85米，宽35米，深6.5米。有废弃窑包，现存13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取得唐元和三年（808）纪年铭文和不少釉下彩绘画、题字诗文的瓷器．1978 年50多天的调查发掘中。获得遗物 2223件，按器形分44类，款式规格在百种以上。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占很大比例，有413件。实用器物、窑具、工具以轮制为主。瓷器胎多灰白，胎表大多涂有白色衬釉，瓷化程度高．纹饰有人物、山水、云气、花草、鸟兽等，美观大方。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已有不少出土，在朝鲜、日本、印尼、伊朗、埃及也都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