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字款宋汝窑瓷器鉴别。
我收藏的两块明代瓷片，底部有带“社”字的款识。一块为“汤社”（图1），另一块为“研社”（图2）。它们是明代结“社”风气兴盛的见证，值得作一介绍。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社”？“社”在远古是一种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周礼》规定，二十五家为“社”，春秋要集体祭祀本地的社神。汉代有“乡社”“里社”之称，也是聚居一处的民户单位。可见，在汉以前的社会里，“社”是民间基层的乡土组织。
大约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另外意义的结“社”。晋代惠远在庐山结“莲社”，标志着出现了以研习佛学为目的的结社。同时，学文的、习武的也开始结社，聚在一起切磋技艺，渐成风尚。明代自嘉靖之后，大江南北以及山、陕等地经济繁荣，加上水陆交通便利，文人结社更如雨后春笋，风行一时。
明代文人结社影响最大的是“复社”“几社”等，集会的规模可达数千人之多。以“复社”为例，结社的目的起初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社员们聚在一起，无非是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然而这些人后来在仕途中相互吹捧提携，形成一个颇有声势，甚至能影响朝廷事务的社团。
除了政治性很强的“复社”“几社”，明代后期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结社。比如有专家统计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袁氏三兄弟参与组织的结社类别，大致有：1.专攻八股制义的“文社”；2.因饮立社，以饮为务的“酒社”；3.结社赋诗，彼此酬唱的“诗社”；4.亦诗亦禅，诗禅结合的“诗禅社”；5.以诵经、念佛、参禅为内容的“法社”；6.以壮大学派声势为目的的临时性社团集会等。公安派结社，大大小小叫得上名的，合计有35个之多。
回过头来看图1和图2，“汤社”“研社”应该也是文人结社，那么它们是什么性质的结社呢？
“汤社”的名称源自五代。宋陶谷《清异录·汤社》曾记载：“和凝在朝，率同列递日以茶相饮，味劣者有罚，号为汤社。”“和凝”是五代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朝廷重臣。《清异录》记载的是他在朝廷公干之余，经常与同事一起品茶，形成一个小团体，号称“汤社”。宋代时茶水称“茶汤”（简称“汤”），所以“汤社”就是聚会饮茶的社团组织。
明代时聚会饮茶的结社，也叫“汤社”。陈继儒《小窗幽记》卷五有记：“谷雨前后，为和凝汤社，双井白茅，湖州紫笋，扫臼涤铛，征泉选火。以王濛为品司，卢仝为执权，李赞皇为博士，陆鸿渐为都统。聊消渴吻，敢讳水淫，差取婴汤，以供茗战。”瓷器上有“汤社”的款识，佐证了当时这种以茶结社的现象在社会上相当普遍。
“研社”之“研”，实际上与“砚”通。古代写字时研墨不用砚台，所以没有“砚”字。后来有了砚台，“研”与“砚”就常常通用了。“研社”也就是“砚社”，指那些使用笔墨以进行诗词、书画创作为主的社团。
“研社”这种社团的另一个名称就是“雅集”。历史上著名的雅集有西晋石崇的“金谷园雅集”、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北宋的“西园雅集”等。明代这一类文人雅集活动更是层出不穷。瓷器上有“研社”款，表明这一类社团在民间受到欢迎。
“汤社”“研社”等社团的活跃，说明明代社会上结社有相当的自由度。与“社”相似的结盟团体还有一种叫“党”，明代最著名的是“东林党”。“社”与“党”一方面有明显的区别：“社”是民间文人的结盟团体；“党”是朝廷官员的结盟团体，即“朋党”。另一方面，两者的性质又十分相似，而且可以在某种条件下发生转化。故清初朱一是概括说：“盖野之立社，即朝之树党也。”
对朝廷来说，“朋党”历来是一种祸害。明朝末年的官场史，从某种角度看就是一部“朋党”恶斗史。官方打压“朋党”，往往连累到“社”也遭到清剿。
清代立国后，对民间结社颁令禁止。顺治九年，由礼部题奏，立条约八款颁刻学宫，其中有一条是：“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顺治十七年，礼科给事中杨雍建上了一个奏折，题为“严禁社盟陋习，以破朋党之根事”。顺治帝批示道：“士习不端，结订社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着严行禁止。”
在官方的严厉打压下，清代的文人结社近乎绝迹。所以，清代的瓷器上看不到带“社”字的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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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瓷片看唐代长沙窑
2000年三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广州文明路和文德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建筑工地上，觅得五块古陶瓷残片，为唐代长沙窑产品。本着“奇物共鉴赏、情趣相与析”的愿望，现描述如下，与广大陶瓷爱好者共赏之。
一、两块执壶残片。
a.短颈，撇口，肩部近颈处残留原饰的两块酱褐色斑，其中一斑上有一五棱形短流，单眼出水孔。釉色青灰泛黄，玻璃质，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稍粗疏，呈灰中泛黄色，胎釉之间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内壁颈以下无釉。
b.短颈，撇口，肩部近颈处有一八棱状短流，单眼出水孔，腹上近肩部位残留两人物贴塑纹饰，其一为高鼻长髯的胡人，双手举箫，在行进中吹奏，头戴一顶瓜皮形有风披的帽子，身穿饰有飘带的长袍，足蹬饰有编织花纹的长靴。另一为在行进中弹四弦琴的女子，身穿莲瓣形短裙，面庞丰满，头发浓密，单看头部与唐三彩女俑颇为相似。此残片釉色青灰泛黄，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较粗疏，呈青灰色，胎釉之间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而从断截面观察，用以贴塑人物花纹的胎土则极其精细，因此才有人物的神态、服饰都十分清晰的效果。
二、三块碗残片。
a.此碗为深弧形，腹壁，口沿微外撇，腹外壁残存二阴刻竖线（据其分布距离，推知应有四条，将碗分成四等分。）口沿有葵口，釉为米黄色，与米壳近似，施釉到足底端，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釉间薄施一层白色化妆土，胎土较粗疏，呈灰黄色。圈足削成外撇，如喇叭状，足底心施釉，色与碗壁一致。
b.此碗为斜直微弧形腹壁，敞口，口沿上饰有酱褐色斑块（据其分布状况，推知应为相互对称的四块。）。碗内壁饰釉下有飘带状褐色与绿色交织动感极强的花纹。外壁施釉不到底，釉色青中泛黄，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较粗疏，呈色灰中泛黄，圈足浅宽，外墙坚直，内墙向外斜削，足根平切后复将外沿棱角削去，足心不平，无釉。
c.此碗腹壁斜直呈45°角向上，直口，碗心阔而平坦，内外壁施满釉，釉色青灰泛黄，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灰黄粗疏，碗内壁及外壁上部的胎釉间薄施一层白化妆土，光素无纹饰，玉壁形底足，足心凹处施釉。
通过对上述五块瓷片共有特征的观察分析可知，鉴别唐代长沙窑至少要注意如下几个要点：
１、胎土烧成后多呈青灰或灰黄色，较粗疏，均施有白色化妆土。
２、烧成的釉色受胎土、窑内温度气氛及化妆土影响而略有差别。基本上分两种，灰青或米黄色，均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
３、圈足有玉壁底，浅宽圈足，高而外撇喇叭形圈足等。
４、纹饰有在肩部、口沿等显著部位加酱褐色斑块，人物贴塑，釉下褐彩，绿彩绘画等。
５、执壶多为椭圆形，瓜棱形腹，其短流较粗，一般为多棱状，单孔，置于壶的肩顶靠近颈部。
总之，唐代长沙窑制瓷技艺，折射着大唐朝的灿烂与辉煌，对后世制瓷技艺产生了重要影响。仅仅眼前这几块残破的瓷片，就足以让我们从中想象产生她们的一定是一个昌盛的时代，是一个国内国外多民族友好交往交融的时代，是一个善于借鉴吸收并创新发展的时代，是一个色彩斑斓充满激情的浪漫时代。
瓷器收藏从古瓷片开始
瓷器收藏是普及性最广的收藏门类。谁家里没有几件老辈人留下的盘和碗？这就是最基本的藏品，也可以作为刚入门的向导。笔者认为，收藏瓷器先从残片玩起，应该算一条少走弯路的捷径。因为瓷片虽小，却也汇聚了整器的大部分特征，如胎质、釉汁、青料、画工等。
好瓷片一般具备如下特征：一是保留了大部分画面或图案。二是具有款识，或是具备典型的时代特征。三是边缘齐整（如圆形、矩边形）、便于保存。四是天地具全，比如碗，从碗足到口沿都可以看到，可以推断出碗高，复原口沿直径或底足直径。五是稀有少见的瓷片，如图录中未出现过的，或在藏友圈中未见过的。六是名窑口或著名画片，如成化斗彩鸡缸杯瓷片、永乐缠枝莲压手杯瓷片、嘉靖鱼藻纹瓷片等等。
瓷片最好要拣，而不是去买。拣瓷片有几大“功德”。一曰“真”，谁也不会把现代瓷器砸碎后，将其埋入几米甚至10余米的地下去骗您。二曰“实”，您可以通过地层关系了解瓷片的大致年代，通过众多瓷片的互相印证，获知瓷片的窑别和年代。三曰“廉”，拣瓷片不需投入大量资金，只需一把小铲、一只手袋。四曰“全”，鉴识瓷片时可以全面观察胎质、釉色、造型、画工，而面对一个整器，您是看皮看不到瓤。
一块小小的瓷片，看上去冷冰冰、土锈斑斑，但其中蕴藏着大千世界。
古瓷片何处觅呢？到处皆有可能，特别是老城区，只要您留意，说不准就有收获。笔者曾在北京什刹海的岸边拣到过清代康熙青花松鼠偷葡萄的残片；曾在德胜门内的后罗圈胡同拣到过清道光年间青花婴戏图残片；在圆明园刚挖出的河泥中，也拣过清乾隆青花游龙纹残片……当然，最主要的是在基建工地上拣拾，今天这种机会太少了。建筑垃圾的填埋场，特别是挖基坑的土运送的地界，是非常重要的拣拾地。
实在不行，您也可以到古玩摊上购买，但是，一定要谨防赝品。许多赝品卖不掉，极有可能“化整为零”，打碎赝品，把瓷片卖给您。
明代御窑瓷器的年款
明代御窑瓷器的年款也就是明清两代官窑瓷器的标志，瓷器上的款识常见有题记款与年号款两类。瓷器上题记年号从北宋时期已经存在。然而那与我们今天常见的明清御窑瓷器上的年号款并不是同一的概念。
瓷器的年款能够发展成为明清时期这么成熟的年款标识，自然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明代是十分重要的朝代，其中明早中期更是皇帝年款变化与形成的重要时期，但是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在明代洪武时期的瓷器上尚未见署有皇帝年款者。
永乐瓷器的年款
瓷器的年款被我们所熟知的这种形式的年号款，始于明永乐时期。虽然明代文献记载明永乐时期的年款只见于压手杯一种器物上，但就目前所见传世及考古发掘出土器物，还有甜白釉的碗、高足碗，宝石红釉高足碗几类器物。不过，所有款都见于内底，个别见于内壁，均为四字篆书。
宣德瓷器的年款
明宣德时期，是御窑瓷器年款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所见皇帝年款不再像永乐时期那样单一，开始还有学习永乐时期的痕迹，底心书四字篆款，逐渐产生了我们最为熟知的“宣德年制”四字楷书款，并迅速发展成“大明某某年制”六字年款，只不过有写在底心的，有写在外底心的。有三行的，有竖着写的官窑底款。
明官窑瓷器没有年款的朝代
宣德之后是所谓的“空白期”，也就是明正统、景泰、天顺时期。诸多考古发现已经表明，空白期并没有停止瓷器生产，但是的确尚未发现署有年款者。
明成化瓷器的年款
署款方式、位置历经变化多端的宣德时期后，到明成化时期，瓷器年款延续宣德时期的一些改变，并逐渐形成规律。自此直至清代，御窑瓷器年款形式基本定形，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变化。成化时期年款书写比较规矩，但也有例外，如大字写的近乎人字，成字少了一点。
明正德瓷器的年款
明正德时期，除常见模式外，见巴思巴文款流行。此外，还见有“正德年造”款。此件器物系2014年景德镇御窑遗址发掘首次发现，与大量正德时期器物同出，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瓷器款识的认识。
明嘉靖瓷器的年款
隆庆明隆庆时期，瓷器年号款常见“隆庆年造”、“大明隆庆年造”款，颇具特色。
明万历瓷器的年款瓷器款字辨伪
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30年代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从国礼看瓷器收藏的未来
2014年11月，彭丽媛和孟加拉国总统夫人、蒙古国总统夫人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夫人参观首博四楼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厅时，由衷的赞美了瓷器之美：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制作体现出了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和塑造。
一个绘有男孩嬉戏图案的瓷罐和盖子，装饰用钴蓝色绘制；16世纪产于江西省。
“让中国感到无比骄傲的是，他们发明了瓷器制作技术，”大英博物馆的亚洲部主管简·斯图尔特(JanStuart)也曾说过说，“他们想要向本地以及世界的观众着重强调这一点。”
陶瓷制作的秘密，是由宋朝（公元960—1279年）景德镇的制陶工匠发现的。当时他们在用于制作其他陶器的瓷石当中加入高岭土，并将烧窑的温度提升到摄氏1300度（华氏2400度）以上，制作出了一种坚硬、亮泽而且呈现明亮白色的物质。它可以用于制作精美的容器，可以产生无与伦比的装饰效果，因此也带动了前所未有的需求。
“瓷器确实是第一样全球性的产品，”斯图尔特女士说，“它被运送到了世界各地，帮助推动了现代经济和白银贸易。”
瓷器在其所到之处几乎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超凡的美和惊人的硬度，曾经让一些人相信它具有各种魔力。东南亚有一种文化认为它是流星带来的；还有一些文化认为它能治病，可以唤来神灵。
一只有珐琅装饰的瓷器汤碗，18世纪产于江西省景德镇。
本身就拥有深厚陶器传统的中东，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宋瓷最大的海外市场。它也很快掌握的制陶技术，而经营海上丝绸之路（亦作“陶瓷之路”）的中国伊斯兰教商人，也将中东的“钴”引进到了中国，从而让明代中国得以创造出其标志性的青花瓷瓷器。随着需求迅速增长，景德镇窑厂的分工越来越明确——每一件瓷器会经过大约70名工匠之手，有些工人甚至只负责绘制碗器上的蓝色镶边。
第一件瓷器在公元1300年之前就已经进入欧洲，但大规模的出口直到16世纪晚期才开始。当时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和英国的商人，开始将瓷器运往欧洲——常常是在装满茶叶和丝绸的船上做压舱品——从而激起了“瓷器热”(PassionforPorcelain)。
两年前，北京——当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英国大英博物馆为了庆祝2012年的两大盛事——伦敦奥运会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纪念——而决定联合举办一场展览时，它们选择了一样对两国命运都有过至关重要作用的事物：瓷器。而这一次的展览也以此为名，中文称作“瓷韵”。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ttger)便是其中一个这样的倒霉蛋。在无法将廉价金属变成黄金之后，他在大约1700年的时候逃离了普鲁士法庭，对瓷器极度狂热的萨克森(Saxony)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大力王”奥古斯特二世(AugustustheStrong)将他捉住，并且强迫他在德雷斯顿(Dresden)的一个地牢里找出造瓷的秘密。
伯特格尔得到了大量的资源——历史学家罗伯特·芬雷(RobertFinlay)曾写道，伯特格尔的实验室“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第一个研发机构”——而伯特格尔也在他的前任E·W·切恩豪斯(E.W.vonTschirnhaus)所做的工作基础上获得了成功。
于是大力王奥古斯特也在伯特格尔的指导下，于1710年在迈森(Meissen)开设了欧洲第一家瓷器工厂。他极力提防商业间谍，甚至将自己的雇员关入监牢，但秘密还是传出去了。很快，全欧洲都已经在生产瓷器。
但中国的收藏家却从来没有对英国的瓷器或是其他任何来自欧洲的产品有过同样的爱好。相反，大量白银从英国的金库流出，用于购买越来越多英国人喜欢的茶叶和瓷器——直到英国商人通过向中国出口鸦片来“止血”，这种邪恶的贸易策略也最终引发了战争。不过幸运的是，在这些曾经经历过漫长发展过程并且不断加深的文化交汇当中，“瓷韵”所记录的都是其中美好的一面。
“我想让人们明白中国是多么重要，它为西方人的想象力提供了燃料；我也想让人们看到，一些西方的独特风格，”斯图尔特说，“这也是一个机会，让中国的人们看到，由他们最先开创的东西，是如何发展出自己的生命的。”
从五个方面入手明代瓷器
明朝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以景德镇为主的官窑器有了很大的发展，明朝生活陶瓷，建筑陶瓷和其它类型的陶瓷制造大大地超过了以前历代，展示了陶瓷业大发展的局面。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瓷器是瓷器生产的主流。鉴定明代瓷器，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进行。
1、胎釉
明代胎体迎光透视，都显肉红色而清代及民国仿品则为青白色。如以洁白细润著称于世的成化胎体，迎光透视显出颜色深浅不同的牙白或粉白色，具有如 脂似乳的莹润光泽。如著名的永宣细砂底器，露胎处均可见到金属自然氧化形成的黑褐色星点或火石红色。明代早期和晚期的圆器足底，常有塌底，沾砂，放射状刮 削跳刀痕，到末期更为明显。器足形状有直圈足，内敛圈足，卧足，台阶式圈足，外倾内斜削式圈足，直切圈足，壁形足，平削圈足，深圈足，浅圈足，刮削平足 等，民窑略显粗糙，容易辨认。
2、造型
明代瓷器的造型，是鉴别真伪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各类器型多能确切表现本时代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风俗面貌和技术成就。若能熟练并善于识别其 形状和神态，就掌握了一种比较可靠的鉴定方法。明代造型总的特点是丰满，浑厚，古朴，器型线条柔和，圆润，给人以质朴，庄重之感。
永乐、宣德年间瓷器，史称“永宣瓷”。它的主要特点是：在掌握各时代瓷器品种的特征及时代风貌的同时，应侧重对器型的古拙、敦厚、粗笨、秀美、 玲珑、华丽等不同风格进行研究，详加分析对比，摸清其演变规律。明代永乐年间的器型古拙秀美，宣德时期造型种类明显增多，并且制作精细，独出心裁，有些是 空前绝后之作，若不具备很高的技术水平，难以仿制成功。至于成化时期，宫庭喜好首先选用纤巧，精致的器型，碗、把杯、罐等，大的器型宫廷较少选用。余下的 和大多数大的器型推向民间市场。但大多都出色地代表了当时轻盈秀致的风格，并为仿品所望尘莫及。弘治、正德时期虽器型品种不多，但却端庄秀逸。嘉靖、万历 以后，器型渐趋复杂，又有许多创新之作，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时期的作品未免粗糙。
明代瓷器的造型除继承前朝的(特别是日用器)之外，产生了压手杯，鸡心杯，倭角瓶，卧足杯，斗，水注，镂空瓷器等。例如成化时期则以斗彩鸡缸 杯、“天”字盖碗等为典型器物。对于造型，要从以下几点去观察：器口、颈、耳、柄、腹、底、足、流、系、以至器里。若能经常测量器体部位，体重厚薄，熟记 大小，对于鉴定工作更为有利。
3、色彩
明初洪武时期的青花瓷色泽暗黑，这主要是元末明初战争频繁，苏青料进口中断，使用国产青料造成的。明代青花瓷器，在元代基础上，又不断创新，无 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成为当时瓷业生产的主流。明代青花瓷器的一大特点是青花料有很大变化。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以永乐、宣德为代表，使用 进口苏青料，色浓重、绚丽、鲜艳;中期以成化为代表，使用国产平等青料，色泽淡雅幽静，晚期以嘉靖、万历为代表，使用是回青料、色彩兰中泛紫。除青花外、 还有甜白、鲜红、宝石红、孔雀绿、孔雀兰、浅黄等单色釉(也叫一道釉)都很成功。到中期前后，彩瓷有了发展，出现了斗彩、五彩等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瓷 器。
4、瓷器纹饰
明代瓷器纹饰装饰主要以绘画为主，也有刻花、划花、印花、镂雕等方法。从绘画风格上看，无论人物、花鸟、飞禽走兽都极为生动豪放、富于画意，线条舒展流畅;加之釉色纯朴浑厚、丰富多彩，就更增加了画面的美感。
官窑瓷器的纹饰比较工整、细致，民窑器物的纹饰笔法潇洒、自由奔放，生动地表现了对现实美好生活的愿望。画面题材很丰富，人物、花鸟、飞禽走兽 无所不有，有些画面取材于锦缎上的纹饰，或受小说木刻插图影响，或取材于戏剧、民间故事传说等。有些内容尤其是在官窑器物上，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思想 意识，有些则带有封建迷信色彩。明代所画的人物比较挺拔，小孩儿头比较肥大，不合比例，前额及后脑凸出，明代早期龙鳞画得比较精细，晚期有的龙鳞画得草 率，龙爪画得比清代简单，但龙爪雄壮有力。画龙比较窄瘦、龙咀较长，一般都称为猪咀龙。此时八宝纹的排列多为轮、螺、伞、盖、花、鱼、罐、肠。后仿品有时 忽略此点，在鉴定时应注意观察。明代瓷器上有以文字作为纹饰装饰内容，如梵文、阿拉伯文、寿字、福字等。纹饰多为云龙、云凤、缠枝花卉，后来出现人物、飞 禽走兽、八仙、人物故事等。官窑瓷器比较工整细致，民窑比较粗放、生动。
5、款识
明代瓷器款识一般以书写为主，极少有刻印的。前人总结的明代瓷器款识规律是：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明 代瓷器各代款识千差万别，凭款识特点来断代和辨伪也就相当重要。体会各代款识的不同风格，首先可以从研究笔法入手，然后将真假实物款识，相互比照，结合实 物，反复审度其字体的结构、排列的形式、落款的部位，以及款字色泽的深浅浓淡等。
从唐墓出土侍女俑看唐代审美
这两尊三彩女侍俑出土于陕西关中西部凤翔原上的一座唐代墓葬中。两尊造型基本相同，均高17.5厘米，都是高髻垂于额顶，面带微笑，细目小口，袒胸，上穿襦衫，下着长裙曳地，胸部襦衫束于裙内，双手合袖于腹前，体修长。脸与露胸施粉彩。两俑的区别在于，一件的发髻呈蝴蝶状，襦衫施蓝、绿、黄三色彩釉（图1）；而另一件的发髻挽一大结，襦衫施绿、红、黄三色彩釉（图2）。
古代把侍奉君王后妃和侍候达官贵人的女子称为侍女，如唐代诗人温庭筠《郭处士击瓯歌》中就有“宫中近臣抱扇立，侍女低鬟落翠花”的描述。
中国古人历来有视死如事生的儒家文化观念习俗，人死了要与活着的人一样享受世间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人死后，不但要随葬象征生活需求的一些日用生活明器，而且还要随葬象征为其侍候服务的侍男侍女。这种丧葬习俗在汉以后的历代墓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尤其到了唐代，国力强盛、百业俱兴，号称大唐盛世，厚葬之风也随之十分盛行。其中表现最为直观的就是考古发现的唐墓中随葬的各类俑。
墓葬是记录现实社会生活的写实和缩影，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艺术宝库。从考古发现来看，唐代墓葬中出土的这些侍女俑都很肥胖，在今人看来这并不美，然而，这却是唐代人审美观的真实记录。唐朝经济繁荣，人们有条件吃饱穿暖，保持健康丰满的体格；唐朝文化开放，兼容并包，心宽体胖；唐朝皇族身上的鲜卑血统，使他们天生喜爱健硕体魄的女性，因而唐代人的审美观念就是“以肥为美”。
仔细观察这两尊侍女俑，不难发现，她们的脸面虽然富态丰满，表现出了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但又身材修长苗条，与大多数同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侍女俑形象有所不同，体现了一种多元美的艺术追求。实际上，唐朝人的美女标准中，也是比较注重苗条的身材。《次柳氏旧闻》《唐语林》等文献记载，唐明皇的儿子肃宗李亨还是太子的时候，唐明皇就让高力士“选人间女子细长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可见，玄宗时代选美标准，也跟今天一样：身形苗条，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诗僧贯休在《白雪歌》诗中写道：”为人无贵贱，莫学鸡狗肥。”也可以证明唐人并不是全以肥胖为美。唐诗中“细腰”“窈窕”等词语的使用都是用来形容美女的。仔细看一下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不难发现，画中的宫女、仕女，根本说不上肥胖，都是相当纤瘦的。《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大约是身份较为高贵、年龄稍大一些的缘故，身形略显丰满，但站立姿态无不娉婷袅娜，轻盈如春风拂柳。毫无疑问，她们的身材，完全可以用“苗条”一词来形容。
人们之所以认为唐朝女人以胖为美，主要是受杨贵妃的体态以及唐代宫廷绘画和仕女画中的女子形象的影响。实际上能歌善舞的杨贵妃恐怕并非因胖受宠。《杨太真外传》上说，有一次唐明皇在百花院便殿看《汉成帝内传》，杨贵妃看见后，问他看什么书。唐明皇笑着说：“不要问。知道了你会心里难受的。”杨贵妃抢过书，看到书上写着：“汉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这时唐明皇就开她玩笑，说：“你就比她禁得起风吹。”杨贵妃不服，十分自信地表示，自己的《霓裳羽衣舞》超过了赵飞燕。擅长舞蹈的杨贵妃，平常肯定少不了肢体运动，有点肌肉是很正常的。显然，唐代墓葬中出土的这些侍女俑，虽然面部肥胖，但身材却十分苗条，体现了一种唐代人们多元美的艺术追求。
瓷器款字如何辨伪
瓷器
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据陶瓷收藏网）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艺术品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上世纪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收藏品，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上世纪30年代的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