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钧瓷器。
今报许昌讯知道钧瓷的人，几乎都知道“钧不随葬”的说法。而近日许昌的一个考古发掘，让人们都开了眼——考古工作队对许昌市区一建筑工地里几座不起眼的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打破了我国考古上“钧不随葬”的说法。
11日下午，在许昌市育才路与文峰路交叉口的建筑工地，许昌市文物工作队队员正在加固带有精彩墓室壁画的墙壁。工作队的负责人说，这些墓室壁画非常精美，有很高的科研价值，他们将壁画加固后将整体搬迁，而后仔细研究。
据介绍，在9月25日至10月11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一共在该地抢救性发掘清理了七座古墓葬，其中有汉代墓葬四座、南宋时期金人墓葬三座，尽管这些墓葬曾被破坏，仍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
本次发掘的南宋时期金人墓葬，考古人员从塌陷残块看到，墓室顶部用红、绿、黑等颜料彩绘有云纹图案。墓壁上有彩绘图画，图画内容为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但人物面容及衣着并非中原汉人形象，而是当时的女真人。三号墓中的随葬品，包括瓷器、玉器和金器等，瓷器中有宋代北方窑口钧窑、临汝窑产品，也有来自浙江龙泉窑的青瓷作品。
珍贵的出土物，引起省考古研究所高度重视的是钧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得知墓葬发现钧瓷的消息后，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到现场指导工作。他们认为这次发掘具有重要意义，墓葬中钧瓷的出现，打破了“钧不入墓”的说法，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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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不随葬”的说法
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钧瓷，自古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的尊贵名声。据说，唐玄宗李隆基看到道玄瓷釉色鲜艳夺目，图案千变万化，赞誉道：“君子之瓷，瓷中君子，唯我独尊，王者风范。”并将其改名为“君王之瓷”，简称“君瓷”，并立令“钧不随葬”。宋徽宗时，诰封“神钧宝瓷”，每年钦定生产36件，禁止民间收藏，所以现在墓葬出土的钧瓷文物甚为稀少。
精选阅读
乾隆粉彩描金人物瓷器大碗
粉彩瓷由于其画质有国画的感觉，故而受到广大藏友喜欢。乾隆时期的粉彩更是整个时期中最鼎盛的，粉彩在彩瓷的领域中几乎完全取代了五彩的地位。这时粉彩的质量虽不如雍正时期那样的秀丽淡雅，但在装饰工艺上渐趋繁缛，形制上丰富多样，特别是用于陈设的各大器型，如转颈瓶，转心瓶，天球瓶，扁瓶，多角瓶等甚为流行。这些 工艺繁复，色彩浓艳明丽的器皿是乾隆彩瓷志制品中的杰出代表，同时，装饰工艺的发展使得仿生瓷器的成功烧制成为可能，利用粉彩粉润柔和的质感，层次分明的色泽，石，木及各种动植物的色调和质感都能够准确细致的加以表现.。
华夏收藏网第405场标王乾隆粉彩描金大碗，整个碗器型壮硕，胎质坚硬，底釉白中闪青，纹饰精美，属乾隆外销瓷中的精品。且其内容丰富，画面色彩多样，也是极为珍贵的史学材料。加上其人物刻画生动，画面布局精彩，整体价格就比较高端，是很好的艺术收藏品。
第405场标王：乾隆粉彩描金大碗
细腻、温润、致密，脂粉好
拍品介绍：乾隆粉彩描金大碗，器型壮硕，胎质坚硬、底釉白中闪青，纹饰精美，属乾隆外销瓷中精品中的精品。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华夏收藏网第405场酬善堂个人瓷器专拍第二场，共32件拍品，于2011年6月19日结束，该场拍卖总额高达402875元，而获得该场标王的是乾隆粉彩描金大碗。
持宝人：酬善堂
一口价：￥50000
起拍价：￥0
成交价：￥50000
拍品ID编号：PM212996
拍品尺寸：口径26公分
拍品年代：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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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钧瓷故乡禹州文化景观—神垕钧窑遗址
神垕钧窑遗址位于禹州市神垕镇西南大刘山下，沿白峪河分布在刘家门、下白峪等村周围的数平方公里内。遗址面积七万多平方米，是一组唐至元时期瓷窑遗址群。下白峪是唐中晚期至元代的瓷窑遗址，而唐时期的主要产品是黑釉、茶叶末釉及褐黄釉，有的饰以月白釉斑点，由于这些黑釉的彩斑主要呈蓝灰色和灰白色，与后来的钧釉瓷颇为相似，故被称为唐钧。器形以碗为主，还有钵、罐和拍鼓。胎一般较厚重，碗多里部满釉，外部只施半釉，平底滑口与器壁等厚，口缘圆、无釉；罐多平底，有的有双系，系下端为一兽面；拍鼓外部饰以几条凸弦纹及斑点。另外，该地区出土的唐代黑釉蓝斑瓷片，釉色均匀、纯净、花斑艳丽，呈现处黑、蓝灰、灰白等数种釉色。刘家门瓷窑的时代是北宋晚期至元代，是该地区产品最精的一处古窑址。
神垕钧窑遗址
从北宋末年创烧伊始，就具有很高的烧制水平，烧成了淡雅匀净、典雅美观的天青釉钧瓷，青瓷的烧造水平也极高，釉色娇妍肥厚、澄澈明丽。部分器物仿当时的金银器造型，之后又出现了白釉和黑釉，并有三彩、红绿彩和纹胎产品出现。主要器型有碗、盘、瓶、罐、香炉、盆、枕等。其中带帖塑的花口连座瓶，贴花大香炉、梅瓶和四系瓶等十分有特点。
2001年9月至2002年元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总计开挖探方和探沟29个，发掘面积650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代的窑炉遗迹8座，石砌澄泥池3座以及窑前工作场所5处，出土了大批瓷器残件、窑具，总数达十余万片。其中完整或可复原器物有数千件。特别是在河北地清理出的一号窑炉，是北宋晚期至金代的一座土洞式长方形分室式窑炉，窑室中间以一道土石砌建的矮墙将窑室隔为前、后室，因其形制独特，既不同于北方常见的馒头窑，也不同于南方流行的龙窑，属首次发现，该项发掘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神垕钧窑遗址，因其地处偏僻，人为破坏较轻，较好地保存了历史原貌。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神垕钧窑址”（唐至元）与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钧台钧窑遗址”合并，称禹县钧窑址。
钧窑瓷器鉴赏——话说钧不过尺
“钧不过尺”是指钧窑瓷器的高度不超过一尺的意思。
“钧不过尺”有三个方面的倾向可以证实它的讲法是针对宋代钧窑瓷器而言的。
（一）现存的宋代钧窑
据中国陶瓷收藏品协会认定的《中国宋元瓷器图录》所载，宋代钧瓷最高是一件月白釉的鹅颈瓶，高27.5厘米，其次是一件出戟尊，高22厘米。99年4月8日发行的邮票上一件宋钧尊的高度也不过18.4厘米，一件出戟尊的高度为31.8厘米。从众多的资料证实，还没有见到过超过一尺的钧瓷，因此有“钧不过尺”之说。
（二）工艺技术的局限。
宋代烧制钧瓷的遗址发掘成功后，有力地证实“钧不过尺”的说法。
当时烧制钧瓷的燃料是木柴，还不存在煤的使用。据考证钧瓷烧成的最低温度是1280℃，并且需在还原气氛下进行，这种工艺要求在当时是一种了不起的难关。于是智慧的窑工采用了双膛式窑炉烧制。其作法是，先将一个火膛填满优质的木材，留有进气空儿，然后把泥土封死火门；再点燃另一火膛，经过不断填柴烧火，整个窑炉开始升温，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填满木材的火膛里面的木材因为缺氧，开始炭化，至止完全炭化。当窑炉的温度大约在1100℃时，将炭化的火膛开火。打开进空气，使之快速升温，达1280℃以上，然后迅速将两个火膛用泥封闭，不让进空气。这时，因窑炉内缺少氧气，木炭不能完全氧化，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开始对高温下的铜红釉进行还原。充分还原时，氧化铜中的铜被游离出来呈现显红色，不充分还原时，形成氧化亚铜，呈铜绿色；加上其它色剂如铁、锰、钛、锌、钴等元素的还原呈色，就变成了五光十色的钧瓷了。这样就完成了钧瓷的烧制过程。
了解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低于1280℃时钧瓷将不会发生窑变，高于1300℃钧瓷的窑变也将不成立。由于当时窑炉的设计局限，燃料的局限，造成了钧瓷烧成的十分困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这主要是因窑炉中上下的温差存在，使产品的高度受到局限，即使今天科学技术的，也让明高度存在着明显的温差。窑炉的温差限制了钧瓷的高度，往往上边过火，下边缺火，所以成功的钧瓷就局限在一尺之内。
（三）社会伦理学的支持
宋代钧瓷是作为贡品进奉朝庭，而古代皇帝常以九五之尊自比，加上王公大臣的附会，钧瓷的实际高度，就限制在九五之内。当然九尺五寸是不可能的，故缩至九寸五，也即不超过一尺的范围。传世钧瓷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钧窑瓷器是宋代官窑瓷器。景德镇瓷器官窑亦较多。
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这一高度很快被打破，如99年邮票上出现的两种元钧均高于一尺，堆花三足炉高42.7厘米，双耳连座瓶高33.2厘米。一方面是生产技术得到了明显发展，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窑工对金元皇帝的不满和反抗。
即使在今天，人们还旧话重提，认为钧瓷的精品大都在一尺之内，是因为（1）这样的尺寸工作难度不大，容易出完美之作；（2）烧成温度气氛容易控制，可能会窑变出好的作品；（3）藏家或欣赏者易于把玩，保存。故钧瓷收藏家大多仍遵循这一古老的话题。
总之，“钧不过尺”是一种“回忆”，是对宋代钧瓷文化的“恋结”。在今天，人们不但可以烧制超过一尺的器型，甚至可以烧制出2米以上的巨型花瓶，相信钧瓷的将来更美好。现存钧窑瓷器以收藏品为多。此次世博会期间，世博纪念品也有钧窑仿品展出。
制瓷工人吃“知事肉”说法的来历
关于旧时景德镇制瓷工人吃“知事肉”的说法各有不同，有的说是“知四肉”，有的说是“知事肉”，尽管说法不一，但都反映了当时做坯工人的生活清苦。
据德化陶瓷总站专家了解，镇上做坯工人叫吃“知事肉”，其它陶瓷工种不叫吃“知事肉”，而叫“当餐肉”。
民国初年，做坯工人帮老板做工，老板只供一餐中饭，菜由工人自己烧。开工后也就是供饭的第一天，老板叫杂工用木桶送饭到坯房，这一天吃了多少饭，下次就送多少饭，也可说是给坯房工人“较饭量”。每月的“当餐肉”由老板供给，只有初一与十五两次，总共半斤（16两秤），做坯工人生活很清苦。后来，工人要求每月吃一斤肉，分四次供给，即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各供一次。那时，啬吃肉的事宜，要上报县知事（民同初年称一县长官为县知事），要等县知事批准才行。所以做坯工人吃啬的肉，也就是初八、二十三增供的肉，称为“知事肉”。
旧时一个坯房里一般只有八个工人，加起来一次就可吃上两斤肉。做坯工人烧“知事肉”较讲究，先把五花肉切成薄片或小方块，精肥搭配，在锅里烧炒一下，然后放到砂钵里，摆在小炉子上用微火烧火燎去炖，他们烧的“知事肉”，香鲜味美。镇上的做坯工人对“知事肉”的事知道行比较清楚，是他们经历过的事。如今耄耋这年的老坯房工人，都吃过“知事肉”，谈起这件事，还记忆犹新，有的还久久不忘其味道呢。
陶瓷文化 南宋官窑
陶瓷文化，陶器始创至今已有7500多年历史，前期因工艺所致，烧制的陶器造型非严谨与粗糙。至宋代，具有丰富制陶的同时瓷器产量也日益增大，造型亦颇具丰富。当时，其生产主要为民间日常用瓷，也制有少量的玩具、文具、娱乐用品及多种瓷塑等。在常见瓷器中造型有：居多款式的碗、盏、碟、盏托、盘、渣斗、壶、罐、缸、水盂、钵、洗、盆、笔洗、砚滴、炉、香薰、镇纸、唾盂、灯、盖盒，仿古铜器款式的樽、奁等。其瓷器还有瓶类，如瓶的款式有：花口瓶、卷口瓶、瓜棱瓶、玉壶春瓶、梅瓶、多管瓶;此外、并有造型繁多的瓷枕，而颇具重要，其瓷枕初於隋代，始仅用於陪葬。至唐代，它多为医用脉枕，其款式改为体轻形小。至宋之后，产量巨增，在造型与款式上也有为完美和增大。
瓷窑概述，瓷窑有几点要素：第一炉窑，窑是焙烧瓷器的首要设施，窑炉的设计与建造、结构合理性直接影响焙烧陶瓷的品质;第二指的是窑口，即建窑的地处与材质;其次是陶瓷器，如有哥窑和钧窑制品等。自“瓷窑”从“陶窑”中分离的历史，追寻“新石器”时代，中国早已发明采用“穴窑”烧制陶器。然而，商周时期，中国出现以“升焰式”的方窑或圆窑，可是，当时烧制陶器与瓷器同窑，几乎无一烧瓷的专窑，即原始瓷器与印纹硬陶入同窑烧制。此后，以随历史推进与促成工艺技术，尤其是生活需要瓷器，由此不断发展制瓷业，从而、自瓷窑从陶窑中逐渐分枝，即有烧瓷专窑和瓷器质的发展。
窑形，窑炉有圆窑或称为馒头窑、阶级窑、龙窑、蛋形窑、葫芦形窑等，在各窑口中，如龙窑或圆窑居多。后来，更多地处平原的北方地区常用圆窑。可是南方，因地处山区，便於建造，以建“龙窑”依山为宜;为此，阐述炉窑的不同之处，圆窑它的火膛与窑室合为一个馒头形的空间，故而得名“馒头窑”。圆窑追溯历史於西周晚期，由於烧制适宜北方，至今、位於北方地区应用盛行。在陶瓷炉窑结构上它的展现有：自窑门、火膛、窑室、烟囱等组成，炉窑的建造多以生土层掏挖修制或生土坯、以块砖砌筑而成。圆窑在烧制陶瓷的过程中容易控制升温或降温速度之优点，为保湿性也较好，适用於焙烧胎体厚重、高温下釉黏度较大的瓷器。
南宋时期，南宋官窑，在南宋王朝建立之后，因北宋王朝於公元1125年靖康之变后，於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宋朝重建，史称：南宋。建立南宋政权，赵构皇帝称为宋髙宗。赵构登基之后，朝廷他的局势极为艰难，由此不辞艰险一路南下，至建炎三年(1129)二月抵达杭州，将“吴越国首府”杭州升至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以临安府升至“行在”，即正式定都於杭州改称为临安城。南宋建立修内司、郊坛下窑，该官窑是朝廷管辖为烧造瓷器的窑场，其烧制所生产是为宫廷专用御品的窑场称之为“南宋官窑”。为此、陈鸣楼先生深入研究与创作的《南宋皇城图》恢弘巨作中以“淋漓尽致”的展现。
南宋官窑起源於北宋的汴京官窑，随着靖康之变后宋高宗南迁与定都於临安城而设立的修内司官窑，亦称之为内窑。从此、原北宋的汴京官窑，因北宋王朝靖康之变而朝廷南迁所致的汴京官窑，自盛归衰。北宋的官窑考古难以挖掘，只凭借古籍记载与推测北宋烧窑的情况，据古籍，如明初曹昭《格古论要》和南宋的《负暄杂录》、以及南宋《垣斋笔衡》记载中透息，现在除南宋官窑有清晰的信息之外，北宋的汴京官窑，它随着历史尘封与隐藏於汴梁城(今开封)这片沃壤的土地上。然而、南宋官窑是在杭州定都后，邵成章向殿中省修内司提议参照北宋旧制度在凤凰山下设立官窑，其后称之为内窑;然后在郊坛又新建官窑，该修内司郊坛官窑瓷釉中分别有月白、粉青和米黄共有三色，而有冰裂纹，隐纹如鹰爪。明初曹昭《格古论要》记载：“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臃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垣斋笔衡》记载中提及"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为此、南宋初期在临安(今杭州)设立有“郊坛官窑”的是第二座官方瓷窑。
南宋的官窑它均归宫廷内务府的窑务机构主持创建、在窑务机构或由修内司机构中的宦官监督进行管理。因此，南宋官窑是皇家内宫出资而派官建立、它是皇家自建的制瓷窑场。其官窑始建於隆兴十三年，从后来的官窑，则是朝廷投资兴建的窑场。此外、还有百姓投资建造的窑场，史称之为“民窑”。当官窑与民窑的划分是以投资确定窑场它的属性，其窑场属性与烧制的产品在本质上无关。该官窑瓷器中划定与属性分有两种，第一种实於官窑中所烧制的瓷器，它定为官窑瓷器;第二种是在官窑建造之前或之外，由朝廷出具设计瓷器制造样式、严格质量的规定标准和指定数量，而且、朝廷派太监专门监督制造，当民窑烧制之后经挑选优质瓷器，称之为上品专供御用，在中等瓷品供宫廷使用或外交用瓷和赏赐有功大臣，其中等之下品发给地方官府使用。
在瓷器制造方面颇为复杂，其制造的步骤中有：1、选矿，2、取原料，3、碾料，4、制料泥、制釉浆，5、造型、制模、成形，6、干燥、抹坯，7、装窑、素烧、8、上釉，9、装窑、釉烧，10、出窑，11、检验、进库，12、出库、外运，其中还有运进燃柴的一项工序。从而、该制造步骤在《南宋皇城图》恢弘巨作中以还原方式一一呈现。由此、自瓷器制造从完整工艺与列举细节共有七十二道工序：“选矿→原料处理→配料→装磨→运行→放磨→过筛入池→陈腐→设计→造型(旋模子儿、雕塑)→打漆→分线→闸子儿→打油→和石膏浆→注石膏浆→修模→揭扇→制套→清模→合模→量浓度→过箩→注浆→放浆→开模→修坯→粘接→打章→干燥→抹坯→泥浆脱水→练泥→揉泥→拉坯→旋坯→粘接→打章(刻字)→干燥→清模→合模→搓泥条→印坯→开模→修坯→粘接→打章(刻字)→干燥→验坯→支棚板→装窑→入窑→烧窑→冷却→开窑→检素胎→上水→量浓度→捞釉→上釉→干燥→刷釉→清足→支棚板→清棚板→洒砂→装窑→入窑→烧窑→冷却→开窑”。惜日的辉煌，南宋制瓷历经沧桑与尘封千年，当年烧窑制瓷的热闹与繁荣已被历史浪潮噬灭。为此，为还原南宋时期烧窑制瓷的遗迹，陈鸣楼他深入研究与创作经历艰辛的十多年而完成《南宋皇城图》恢弘巨作中包含官窑部分的局部图，从中体现出南宋时期烧窑制瓷的工艺流程与热闹场景，其全图彰显南宋临安城的繁荣经济、文化发展与繁华景象。南宋陶瓷，她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陶瓷艺术、文化的意义极为深远。
1、艺术概述
陈鸣楼先生为创作《南宋皇城图》遵循历史以客观地彰显中华文明南宋繁荣临安城，他在绘制前精心捜集宋史相关文献以及佐证资料，为此、曾踏遍中国乃至海外可寻之处，而历时数载。然而、倾心与艰辛的绘制十载有余，其恢弘巨作之得来绝非偶然。
陈鸣楼为绘制《南宋皇城图》之初衷，让中国乃至世界“遵循历史、探询真相、解读文明”，将以客观与充分了解中华文明“南宋王朝”曾经的辉煌。古有北宋京城由张择端创作举世瞩目的《清明上河图》，北宋汴梁城(今开封)因此名扬四海。然而、南宋在中国乃至世界上被有部分人嫌“王朝疆土小、军事弱”，俗称为仅不过是一个懦弱的王朝。事实不然，南宋时期，如：理学、算学、天文学、教育、佛教、文学、绘画、医学，造船、武器，丝织、印刷、瓷器，演艺、音乐等以及科技，文化、经济发达程度在全球人类与中国历史上是巅峰，亦不愧是给人类世界文明添上重墨。所以、南宋的都城文化早被历史文献记载与其冠名：南宋临安城为“世界大都会”，居世界唯有之誉称，当时、城内居住人口124万的临安城(今杭州)繁华更是鲜为人知，从而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历史的文明产生误读。而且、其南宋都城在中国绘画历史上亦是一片空白;由此、陈鸣楼虽然身居贫民百姓，但是一位对中华文化、中华历史、中华国画艺术等探索与研究者，而从意志是“远见卓识”，认为肩担负着中华民族感情与尊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深感自己有义务为重现“南宋京城”的繁荣与辉煌。该巨作遵循历史，以严谨与力尽客观展现文明历史，将让世界对中国历史文明有着正确的解读与认知。
《南宋皇城图》不仅是一座饱含中华民族精神、文化、艺术价值的宝藏，更是一座蕴藏中华历史文明的殿堂。该巨作是充分按照中国传统精湛工笔画方法巧技绘制，其画面上主要呈现场景有：中国南宋皇帝宋高宗携重臣为岳帅及将士出征饯行;后宫皇后、妃嫔及宫女、太监、卫兵等郊游前往至“六和塔”观赏钱塘江大潮。此外、繁荣昌盛的钱塘江上分别有大小的海运船、战船、游船、渡船;北贯京杭古运河水域通道的盐桥运河(今中河)，流通往来各地的游船、商船、渔船、货船，码头、货栈，客栈等。然而，皇城有规模宏大而布局严谨的大内皇宫中造有宫殿近二十座外，后宫及后苑堂有三十余座，楼、阁有二十余座，台、亭有近八十座。还仿造有小西湖、飞来峰，大龙池和万岁山。临安城内造有巍峨壮观的内外城墙与各大城门，城內分别有德寿宫、太庙、六院、架阁库、牢狱、侍班阁、御马营、官窑、八卦田、六和塔，还有众多著名的寺庙、古塔、牌坊、古桥等壮观的古建筑群。而且、御街上有临行前诸立浩荡部队将士携先进的武器装备及兵器;临安城内在不同方位计有二十几处热闹的瓦肆;御街两旁经商的金银首饰、丝绸布匹、工艺品店铺及各种小吃、作坊、客栈、勾栏等贸易或休闲活动场景。
南宋御街“十里”繁荣可分三段：第一段从今的万松岭到鼓楼，近靠皇宫、南宋朝廷机关中枢，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的聚集地，也是经商活动的集中地，所以、金银珍宝和高档奢侈品店铺等大多数经营户的汇集;第二段自从朝天门(今鼓楼、中山路上的)至众安桥，以今的羊坝头，官巷口为中心，亦是南宋时期的商业中心，其商铺居多是经营日常生活用品，而且有老店、名店云集，此外，还有多条分别与御街十字交接的巷(弄)，如繁荣的肉市巷(今髙银街)、后市街、河坊街、清河坊、严官巷、金钗袋巷等，具有记载的名店可多达一百二十多家店铺;第三段从众安桥至今的武林路、凤起路口处，其形成娱乐文化与经商贸易的聚集地，亦是居城北最大之称的娱乐场所“北瓦”，昼夜有傀儡戏、影戏、杂剧、说书、杂技等多种表演戏艺，其有各阶层与游乐休闲的人数每天上千人聚此互动，至今、已是昔日的辉煌，历经沧桑与尘封千载，当年的御街和御街周围繁荣景象早已被历史浪潮噬灭。
回顾历史：南宋逢年春节或喜庆活动时，临安彩灯满城的场景“彩灯惹得游人醉”，十里彩灯让人感受到南宋都城的和谐与繁荣，其繁华的场景涉及到都市人文，而延伸至皇宫的宫中生活和城内外百姓生活的浓厚气息，以及丰富多彩的三百六十行等忙碌的风俗人情景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例如、在皇城内外著名的城门、宫殿、官府、牌坊等契合场所需要与分别题有诗句，其为显示与写实南宋皇城的人文、巍峨、繁华等景象;亦引，古人云：“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让人雅俗共赏，为遵循中国历史与还原南宋时期的临安城。由此，深入探索、研究与创作，历经艰辛的十几载绘制完成《南宋皇城图》恢弘巨作，即从中“穿越时空八百年历史，目睹南宋繁荣临安城”。从而、为展示南宋临安城的文化、经济发展与繁荣景象。
该恢弘巨作纵0.5m/横38.6m，其画中计人物56000余位，牲畜37000余匹(头)，轿子70余顶，马车60余辆，船舶180余艘，以及众多飞禽走兽若干。此图中的人物、建筑物及其他物体等的大小比例与《清明上河图》有些类似，可是《南宋皇城图》画中呈现的人物、建筑等表现淋漓尽致以及全图面积与《清明上河图》相比十倍之上，而巨作绘制力求客观，为其以严谨的还原南宋京城历史文明，由此、堪称是历史文献佐证资料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完美结合。
为绘制《南宋皇城图》的历程中，作者以倾心创作之外，还具备多方学问：例如，几何学、古建筑学、历史学、人文科学、美术学等;为此、陈鸣楼先生不辞辛苦，从每周一到周日、清晨到日暮，昼夜至清晨，经历废寝忘食的艰辛创作一晃就是十多个年头，其为旷世之作的创作历程中不难看出作者是透露着“披星挂月，斗转星移”坚韧与超强毅力的意志获得完成，在经历多载的艰辛创作之后作者颇具感慨：“一墨绘宋史，武穆辞早岁;作者心谁知，历史终可见”。让人欣慰的是，《南宋皇城图》如今已获得中国乃至世界相关领域的方家赏识!而引发历史、艺术、人文等相关资深人士的高度关注与为其探索研究;当前、海外众多国家著名博物馆、展览馆频频来电来函咨询：欲求以重金收藏，或以无偿提供场所诚邀巨作盛展，为尽其满足需求，已将《南宋皇城图》恢弘巨作先后以高仿复制写真品，在全球已有七十六个国家的著名博物馆、展览馆居长期布展或曾经盛展，从而、为彰显中国的历史文明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风采!
《南宋皇城图》恢弘巨作，自从绘制完成、盛展至今曾有无数海内外大财团欲以重金收藏，均被创作者以“婉言谢绝”;创作者认为：身居中华儿女有着应尽之责，将此巨作以无偿捐赠，该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添砖加瓦，亦让中国历史以绘画方法的直观呈现与彰显中华文明永存于世。
当前《南宋皇城图》已获得海内外相关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跟踪新闻报道!如国内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央广网、中国广播网、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央视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中国网、光明网、中国青年网、中工网、中国央视全球华人频道、中国广电艺术网、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华侨传媒网、中国发布网、中国发展网、中国美术家网、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网、中国新媒体信息网、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中国传统文化网、国家现代艺术网、中国现代艺术网、中国艺术家协会网、凤凰网、千龙网、大公网、中国全民记者网、中国法制传媒、大众网、中国每日时讯网、中国警察网、中国民权法制网、中国科教网、中国清明网、当代人物网、中华民族百姓网、时代中国网、世界华人名人网、文化名人网、炎黄风俗网、腾讯网、搜狐网、新浪网、博宝艺术网、世界华人网、雅昌艺术网、国际艺术网、金尚艺术网、新华报业网、中国农村网、黄河新闻网、长江网、新快网、新蓝网、东方今报网、今日头条网、西部法治网、华夏收藏网、杭报在线网，中国书画报、中国日报、美术报、扬子晚报、杭州日报等，其分别有电台、电视台、网站、报社、期刊杂志等已有一百六十多家以及海外分别有电视台、网站、报刊，而译有多国语种/版本以供大量国家与重要媒体机构为其跟踪新闻报道;由此、遵循历史与客观阐述中华文明南宋京城的繁荣，将让世界更多了解正确的中国历史。
陈鸣楼为阐述与契合《南宋皇城图》所绘制的内容中以逐一发表文章，其发表分别有“《南宋皇城图》剖析•宋史百科”、“界画中华民族脊梁文化”、“传统节日春节文化”、“南宋文化浅析”、“陶瓷文化南宋官窑”、“清明祭祀文化”、“南宋服饰文化浅析”、“中国军事文化古代武器装备两宋兵器浅析”、“南宋官窑浅析”、“南宋民俗浅析”、“杭州•南宋御街”、“南宋御街的繁荣景象”、“中秋节起源与古代钱塘江观潮故事”等文化/历史学术论文。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近期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授中央台纪录片组团，然而有纪录片栏目导演带队携专业拍摄团队几十位技术人员和运载拍摄器材专程抵达杭州，实现对《南宋皇城图》及南宋皇城遗址进行历时一周全方位的拍摄，并以高科技制作为纪录片将不久在中央台的一、九套等频道前后相继播出，同时、而由中央台拍摄的《南宋皇城图》与结合当代高科技制作3D电影亦不久会在全球上映。
该《南宋皇城图》和《春日湖山行》的创作至问世以来，已得世界相关领域的青睐与具影响力!在全球还有更多国家著名的博物馆、展览馆以及文化艺术主办方频频到访或来电、来函邀请前赴盛展!因此、陈鸣楼先生近年正筹备将举办个人全球巡展的前期筹备工作，将不久分别携带《南宋皇城图》、《春日湖山行》和相关佳作举行全球巡回展;当前、为欣赏《南宋皇城图》和《春日湖山行》在海內外史学界、艺术界等领域相关研究及爱好者仅在网络上浏览新闻、网页、视频的人次，以每日计数百万。此外、亦有刺绣、制锦、雕刻和版画等相关创作精英也竞相到访，则以求复制或临摹进行工艺创作;因为、陈鸣楼的相关作品在全球艺术领域研究与创作中国画颇有独特之处，所以、已赢得业内外的赏识。特别是，中国的界画文化，她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脊梁文化，亦给全球艺术领域的探索研究之意义极为深远。
《南宋皇城图》、《春日湖山行》等艺术作品已获得全球业内资深专家的关注和支持，并享有史学界、艺术界等的赏识及声望!而且获得高度评价之余，在业内资深专家频频为此巨作挥毫作跋“题词赞誉”与留下墨宝，为此，令作者颇具欣慰。
现有《南宋皇城图》、《春日湖山行》居国宝级和《溪山览胜图》、《湖山新霁图》等巨作之外，还分别有山水、人物、花鸟及书法等六百八十多幅佳作亦深得海内外收藏领域的方家赞誉和喜爱!至今已有中国的台湾、澳门、香港及大陆，海外有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俄罗斯、马来西亚、西班牙、新加波等六十多个国家的著名藏家、商界精英以及政府要员等共计近三百件作品被收藏。而且，已引发全球多家“世界知名艺术品鉴赏权威机构”鉴赏评估以及国內著名资深书画鉴赏专家的高度关注与青睐!
今恰逢迎来“杭州2016年G20峰会”全球二十国集团峰会和2016年“杭州市方志馆”开放之际，为彰显中国历史文明和杭州古都文化，陈鸣楼先生近期撰写分别有“《南宋皇城图》剖析•宋史百科”、“南宋文化浅析”、“传统节日春节文化”等十余篇中华文化/历史学术文章。同时，将《南宋皇城图》全图和相关作品等资料输入杭州墨缘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简称：墨缘文化)网站上、谨供世界的史学界、艺术界等相关领域交流探索以及爱好者欣赏。
杭州，是中国六古都之一的南宋都城，她是蕴载着千年古都的文化内涵，亦是蕴藏中国历史文明。在此，陈鸣楼先生称：为创作《南宋皇城图》期间虽已“殚精竭虑”，可是、但仍难免有欠妥之处，敬请方家给予雅正!
2、个人简介
陈鸣楼，男;字才道;笔名：陈明楼;号楠溪画室主人;艺名：墨渊;1958年1月生长於国家风景名胜区“楠溪江”上游的陈岙，於一九七九年助於便利迁居永嘉瓯北，再於九六年迁居杭州至今。自幼酷爱绘画和学术研究，教授，国画大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著名科技实业家、国家著名环保科研专家、中国优秀环境科技实业家、中国科技发明家，著名史学家、宋史专家、雕塑家，世界杰出华人企业家，不愧是堪称中国著名资深学者。他分别担任多家中国和海外的书画协会或学会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及顾问，而在海内外担任多家学术或艺术领域的研究院名誉院长、院长、副院长，以及在海内外兼任多家学术或艺术学会的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此外、还兼任海内外多家著名院校的博士生、硕士生导师等教职。他个人分别著有多部文化、环保和科技等方面的学术性书籍，其事迹已被载入《中华文化名人堂》、《科学中国人丛书》、《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国专利发明人大全(第四卷)》、《中国名家书画集》、《中国优选书画集》、《世界华人名家书画集》和CD-ROM彩色光盘珍藏版等90多项历史文化，学术研究、艺术探索与研究创作，以及专家书籍与各类丛书列传。
陈鸣楼先生主要兼有：中华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兼艺术顾问、中国国际现代艺术研究中心名誉主席、中国书画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书画家联合总会名誉主席、中国古建筑设计研究会顾问、中国美术评论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传统书画协会副会长、欧洲中国书协名誉主席兼学术顾问、法国书画家协会顾问、中国南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南宋官窑的历史演变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时，建立修内司、郊坛下窑，生产宫廷专用御品，故称“南宋官窑”。
宋代（北宋960-1126，南宋1127-1280年），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江南一带由于其富庶的地理条件和以外贸易的发展，已形成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城市。临安（今杭州），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又是最大的消费城市。还有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温州、婺州（今金年）、处州（今丽水）等地，这些市镇，历史悠久，瓷业甚为发达，既是瓷器生产中心，又是瓷器消费市场和销售集散地。越瓷、婺州窑瓷、龙泉青瓷已久负盛名，各树一帜。
“靖康之难”，标志着北宋五朝的灭亡。中原地区诸名窑被毁。宋高宗赵构避逃东南，定都临安，建立了南宋朝庭。在杭州凤凰山设立修内司官窑，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内窑和新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官庭和达官贵人需要的青瓷。这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历史上称为南宋官窑。
据南宋人叶寊的《坦斋笔衡》一书中记载说：政和间（北宋1111-1117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花，极其精制，釉色莹沏，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段文献资料是迄今发现的关于南宋官窑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载，后人研究都多以此为考证。文献说明，北宋时期已烧制官窑。南宋官窑继承了北宋官窑的技术和制作方法。文献把南宋官窑划分为“修内司”和“郊坛下”，前者“名内窑”，后者系“别立新窑”，并明确指出新窑“比旧窑大不侔”。 据浙江省文管会1956年所发掘出来的一座南宋乌龟山窑址已确认了郊坛官窑的存在。但文献所指的“修内司”官窑址迄今未发现，有考古专家提出，抑或是它和郊坛下仅是一处窑址的两种称谓，这也有待研究与考古发现的印证。
1950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对恢复南宋官窑瓷作了批示：希望有关科研生产部门尽快弄清碎纹釉青瓷的原料、配方、烧制工艺，恢复古名窑。直到1976年，南宋官窑的恢复试制工作才全面开始。
南宋官窑琮式瓶
陶瓷文化鉴赏-南宋官窑
一、南宋官窑的历史演变宋代（北宋960-1126，南宋1127-1280年）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江南一带由于其富庶的地理条件和以外贸易的发展，已形成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城市。临安（今杭州），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又是最大的消费城市。还有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温州、婺州（今金年）、处州（今丽水）等地，这些市镇，历史悠久，瓷业甚为发达，既是瓷器生产中心，又是瓷器消费市场和销售集散地。越瓷、婺州窑瓷、龙泉青瓷已久负盛名，各树一帜。"靖康之难"，标志着北宋五朝的灭亡。中原地区诸名窑被毁。宋高宗赵构避逃东南，定都临安，建立了南宋朝庭。在杭州凤凰山设立修内司官窑，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内窑和新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官庭和达官贵人需要的青瓷。这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历史上称为南宋官窑。据南宋人叶寊的《坦斋笔衡》一书中记载说：政和间（北宋1111-1117年），就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花，极其精制，釉色莹沏，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段文献资料是迄今发现的关于南宋官窑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载，后人研究都多以此为考证。文献说明，北宋时期已烧制官窑。南宋官窑继承了北宋官窑的技术和制作方法。文献把南宋官窑划分为"修内司"和"郊坛下"，前者"名内窑"，后者系"别立新窑"，并明确指出新窑"比旧窑大不侔"。据浙江省文管会1956年所发掘出来的一座南宋乌龟山窑址已确认了郊坛官窑的存在。但文献所指的"修内司"官窑址迄今未发现，有考古专家提出，抑或是它和郊坛下仅是一处窑址的两种称谓，这也有特研究与考古发现的印证。
二、南宋官窑瓷的特点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描述官窑瓷器说："官窑瓷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明人高濂在《遵生安笺》里进一步说明杭州官窑青瓷的特征是"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之下也。"在已发掘的杭州乌龟山郊坛官窑窑址中发现很多瓷片与窑具，胎质呈黑灰或灰褐色，胎质轻薄、釉层较厚、釉色有粉青、蜜腊黄等色，器型常有盘、碗、碟等，还有仿古器皿是受北宋徽宗提倡仿古复古的影响，作为宫迁陈设用品；郊坛官窑遗址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特征与历代文献记述相符合。南宋官窑瓷的釉色，主要是粉青色、依色谱的颜色分，是极浅的蓝绿色，但也有以灰色绿色、黄绿色色调为主的。具有良好的乳浊性和釉层丰厚的多次釉，在质感上追求璞玉的效果。南宋官窑瓷的胎土有黑褐色、灰褐色、灰色及红褐色等，但以黑褐色占大多数，所谓"紫口铁足"是由于黑胎上釉后，口部及凸棱部位釉向下流，因而造成口棱部釉薄，而显现了胎色，这就是"紫口"。至于"铁足"则是指圈足部份的黑铁色了，南宋官窑的釉极厚，故便有"原釉薄胎"之说法。南宋官窑瓷多有纹片，有大小开片，亦称文武片。纹片有疏有密，有深有浅，以冰裂纹等大纹层为主，所谓"冰裂纹"者，如同冰糖、云母一般，层层而下，多角形的开片，显白色的纹路，由于机会不多，较为特殊。釉面出现的纹片原是一种缺陷，它由于制作过程中工艺处理不当，胎釉膨胀系数相差过大，使釉面发生裂纹，但我们的祖先巧妙地利用这种缺陷美，作为装饰瓷釉的特殊手段，使这种釉面纹路通过工艺的调整，控制裂纹的大小和疏密，形成纹片碎路，纵横交错，极不规则又在规则之中。经过人工染色，从而达到所谓"金丝铁线"的艺术效果。南宋官窑瓷的造型，品种包括很广，以陈设用瓷为主，有文房用具，也有日用器皿及装饰瓷，如尊、壶、琮、炉、瓶、碗、碟、洗样样都有。器型多仿自周、汉古制。造型严谨肃穆，古风朴朴，又配以"紫口铁足"更显得风韵别致、古色古香。官窑瓷器以小型器为多见，体积不大。但是它所表现的气度，却仍然不可漠视。南宋官窑青瓷，主要表现的不是在它的装饰，而在它本身如玉泉般的、庄重的、典雅的、神秘的自然美。在艺术风格上以釉色取胜，以造型见长，以纹片著称，这些制品反映出东方民族谆厚朴实，崇高古雅的独特艺术风格。官窑所烧的都是宫廷御用器，因此，要求制作都尽量完美，早期作品为了使器身全部敷釉，盘洗等器一般都以支钉装烧，唯支钉较汝州官窑为大且粗，数目甚至有多达二十枚者。晚期，则多以垫托垫烧，虽然是底留下一道无釉的痕迹，但涂上一层铁质护胎浆成"铁足"，使制品更富特色。南宋官窑瓷既继承了北宋汴京官窑瓷、河南汝官窑瓷等北方名窑的造型端庄简朴，釉质浑厚的特点，又吸收了南方越窑、龙泉窑等名窑的薄胎厚釉，釉面莹沏，造型精巧之精华。北艺南技的结合，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而且对世界文化艺术方面也是一个伟大的卓越的贡献。南宋王朝覆灭之后，官窑被毁，工匠失散，技艺失传，故传世珍品较少。一九八九年，在香港以2500万港币拍买的一件南宋官窑青瓷，创造了中国古陶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三、南宋官窑瓷的恢复和发展
1950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对恢复南宋官窑瓷作了批示：希望有关科研生产部门尽快弄清碎纹釉青瓷的原料、配方、烧制工艺，恢复古名窑。直到1976年，南宋官窑的恢复试制工作才全面开始。杭州瓷厂承担了研试任务，1978年，仿官窑灰青釉和月白釉二类试制品研制成功。1986年，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成立。同年，研制成功南宋官窑粉青金丝纹片瓷。近年来，杭州瓷厂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仿制的南宋官窑，不但继承了原有的以釉色取胜，以纹片著称，以造型见长之三大优点，而且又发展了刻、画、浮雕、堆塑与釉色结合等多种装饰工艺，丰富了造型，增添了艺术感染力。在一九八七年国家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评比中，仿南宋官窑菊瓣碗，双弘贯耳瓶、果盘、葵口碗等十九件（套），新研制的十二锦瓶现代造型在全国同行产品质量评比中夺魁。荣获一九八七年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一九八八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中荣获银牌奖。
南宋官窑与中国礼乐文化
座落在杭州城南乌龟山西麓的南宋官窑，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专门烧制南宋宫廷用瓷的御窑厂，其产品造型古朴典雅，色泽纯净，滋润如玉，其中，最能表现其特点的是大量的仿青铜器造型的礼器，如簋式炉、樽式炉、鼎式炉、觚、贯耳瓶、八棱瓶、鬲式炉等等。这些仿古礼器的大量出现，与中国社会历来推崇的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折射出宋代文人对中国汉文化的固守心理，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定格。下面我们从南宋官窑的色泽和礼器造型两个方面去探讨南宋官窑的文化内涵。 一、南宋官窑的釉装饰与宋代文人的审美意境 南宋官窑青瓷的礼器没有什么传统的纹饰装饰，甚至连青铜器上常见的蟠龙和饕餮纹都很少见或不见。它从丰厚釉面及利用窑内不同的膨胀系数产生的釉面开片，反映出独特艺术风格。我们称之为釉装饰。“南宋官窑青瓷主要的釉色，碎裂纹及造型取胜，器物造型古朴端庄，釉色滋润似玉……。”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并没有形成其独特的风格，釉薄有光泽，胎体比较细，釉面普遍开裂，但纹饰疏密不一。从工艺上讲，这类产品与北宋汝窑或官窑的产品的风格较接近。南宋官窑的制瓷技艺真正成熟并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应该是在南宋晚期。有学者说：“薄胎厚釉，釉层柔和如玉，开片疏密有致，紫口铁足，是南宋后期官窑青瓷的特点。”南宋官窑发掘报告则更加实证性地阐述了这薄胎厚釉的生产工艺流程：“在严重生烧的薄胎厚釉瓷断面，釉层明显地分成３或４层，说明厚釉瓷是经过了３或４次素烧、上釉的复杂性的工艺过程，釉层丰厚，滋润如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精工细作的工场，一丝不苟的修胎，反复的素烧，才现出了这形制完美精巧，釉面滋润含蓄具有玉石般质感的南宋官窑青瓷，透出了宋代文人特有的高雅的审美意境。 南宋官窑青瓷的釉色所追求的玉的质感，实质上是一种对玉的崇尚。这种对玉的崇尚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就用玉石雕刻成各种礼器用于祈神求福或占卜。那时候的玉的拥有者，根据不同的形制和数量来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玉，历来是最珍贵的礼器。说文曰：“石之美有五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石具有仁、智、礼、义、信五德的完美人格意向。这种完美的人格意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到了宋代，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如是说：“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南宋官窑青瓷，正是在这种人文精神倡导下的产物。把端庄古朴的造型与具有温润含蓄的玉质般的釉色结合在一起，出现的这种冰清玉洁，典雅高贵的文人气质，是宋代文人所梦寐以求的美感。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得好：“玉质的坚贞而温润，它们的色泽的空灵幻美，却领导着中国的玄思，趋向精神人格之美的表现。”“不但古之君子比德于玉，中国的画、瓷器、书法、诗、七弦琴都以精光内敛，温润如玉的美为意象。”玉，包涵了中国礼乐文化的最高境界。南宋文人倡导的南宋官窑青瓷之釉色、造型是中国礼文化的再现与定格，这也正是南宋官窑数百年来魅力之所在。二、南宋官窑中礼器的造型与中国的礼器文化
《说文》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祭神求福的仪式。是人企图与神沟通的一种形式。人类向神祈祷求福，就需要有献礼，需要专用的器皿，以示神圣、虔诚。礼器就是祭礼仪式中所用的器皿。中国是一个用“礼”来构筑秩序的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等级的人，有不同的仪式，使用不同的器皿。“器”与“礼”是不能分开的。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礼器，是专供皇帝祭礼或陈设用瓷。“它的产品除皇帝特赐给功臣外，官僚和庶民是无权使用的。”因此，南宋官窑本身就是“礼”的产物。“在文献中如《礼记·曲礼》便有“天子之六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陶工曰土工。”任何一个朝代的天子都会需要陶工，南宋官窑是北宋官窑的延续，也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延续。
《南宋官窑》发掘报告中说：“有一批在宋代一般民窑中少见或不见的仿古器形，如鼎式、鬲式、樽式、簋式或带乳钉的香炉和熏炉，觚，琮式瓶及其他形制特殊的瓶，壶类，各式器座等。这些器物造型古朴典雅，线条简洁挺拔，表现出南宋时期特有的风格，给人以高贵典雅之美感。
礼和乐是构筑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记》曰：“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传统的礼乐文化在宋代得文人们的固守和推崇，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当时就提出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的学说。南宋官窑青瓷中的礼器并不仅仅是皇帝所用的祭礼器皿或陈设瓷而已，它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与宋代文人推崇的复古风及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目前很难考证南宋皇帝在祭礼仪式中是如何使用那些青瓷礼器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青瓷礼器的造型大多源自商代的青铜器，还有更加久远的，如琮式瓶、鬲式炉等。这些器型一是出自于宋代文人的高雅的审美意境，另一点是出于宋高宗南渡以后，为丢失的半壁江山深感愧对祖先，希望收复中原的强烈意愿。他建太庙，设郊坛，每年都要举行频繁的祭礼仪式。他想借助祖先和神灵的力量来唤回他失去的江山。有学者认为，每个朝代将要没落的时候，在瓷器方面往往会出现很多的香炉。南宋官窑青瓷的礼器造型中的各种不同形状的香炉是否也有这样的意味呢？因此，南宋官窑中的礼器造型，充分表现了南宋王朝渴望固守江山，固守汉文化的心理。
宋代，是中国文化艺术高度发达时期，在哲学思想方面有程朱理学，在文化上有苏东坡、欧阳修、李清照等大批优秀词人，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有宋徽宗、宋高宗、黄山谷、马远、夏圭等画家、书法家。有人说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顶峰，那么南宋官窑则是中国青瓷艺术发展的顶峰。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就拿虽为陶匠所烧，却供士大夫所用的瓷器说，宋代讲究的是细洁净润、色调单纯、趣味高雅，它上与唐之鲜艳，下与明清之俗丽都迥然不同。”瓷器与宋代其它的艺术门类不同，诗词书画本身就是高雅的艺术品，而瓷器不仅有审美的一面，还有它实用的一面。它以它特殊的形制来感化人们，陶治人们。南宋官窑青瓷，就是以其特有的造型与色泽，将礼乐文化的信息传递给后世，成为瓷器中的经典。
钧瓷史略
一，创烧时期
禹州市有发展陶瓷的天然资源。远在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人已从事陶器生产。境内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曾出土大量古陶器。经过漫长的岁月和先人们的不断创造，在陶器的基础上，又采用瓷土作原料烧造出瓷器。1988年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郭连乡岗胡村西晋墓葬发掘中，出土了早期青瓷残器。后又在三峰山南麓杨庄村西晋墓葬发掘中，出土两件完整的青瓷罐。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制瓷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进与提高，禹州的陶瓷业到了唐代，发展更加迅速，不仅窑场增多，而且瓷器质量提高，釉色品种也显著增多，在河南乃至全国占重要地位。目前已发现唐代古窑址4处，其中苌庄乡3处，神垕镇1处。苌庄乡的3处古窑址分布在苌庄村、玩花台村和磨河村。这里西接登封市，北连新密市，陶瓷原料丰富，交通比较发达，3处古窑址，相距不到4华里，是唐代禹州的一个陶瓷集中产区，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该窑址的文化堆积层中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窑具、瓷器残片等遗物。器物有碗、罐、壶、盆等。釉色有黑、黄、褐、白四种。器物造型丰满、平底。在装饰艺主上，有白釉饰绿色彩斑，有黑、褐釉饰蓝斑或白斑。磨河西岸的窑址内涵丰富，瓷片、窑具俯拾皆是，有黄釉阔腹平底钵，有平底淘澄器。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大量的黑釉蓝斑残片。1984年5月经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心家冯先铭等鉴一，确认系唐代烧制。
1977年冬，在神垕钧窑集中产区下白峪村的赵家发现1处唐代花瓷古窑遗址。该窑场面积约3000平方米，窑区内有很多花瓷器残片、窑具、炉灰等。窑炉上部已坍塌，只有半个窑底，是在平地上深挖的土质窑。靠近窑炉旁泥池内的泥料为浅黄色，主要有拍鼓及各种罐、盘、碗、钵等，胎骨较厚。碗、钵、罐均为平底。釉色以黑、褐居多，也有少数黄色釉。由于受窑温的影响，彩斑多不规则，有的稳定，有的从器物口部流淌到足部。斑块有月白色、灰白色、蓝色，潇洒自然，有烟云变化之美感。也有的蓝白相间，莹润典雅，耐人寻味。在堆积层内，发现有窑具、瓷器残片和木炭灰，没有煤碴，也没有匣钵，系用木柴烧制。这一窑址的发现，使陶瓷介的专家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曾亲临现场考察，都认为这是一次重大发现。这个窑口的产品，质地优良，和鲁山段店、郏县黄道窑的唐代花瓷属同一类型，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资料。如《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内记有：“此后不久河南禹县……在小白峪（实为下白峪）也发现了1处唐代瓷窑遗址。在采集的标本中，也有不少腰鼓残片，釉色班点、形质与鲁山段店窑的基本一致。由此得知河南唐代烧腰鼓的除鲁山窑外，还有禹县小白峪窑……提示了钧窑早期历史与唐代花瓷有关。”
唐代南卓《羯鼓录》前录成书于唐太宗二年（628年），后录成书于唐太宗四年（630年）。由于禹州唐代花瓷窑址发现较晚，古书无记载，但其生产时间并不晚于河南其它唐代瓷区。建国后，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市区内征集收藏较完整的唐代花瓷10余件，其中定为国家三级以上文物的8件。70年代在苌庄乡龙福寺和火龙乡瓦店村出土的两件唐花瓷注子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鲁山文化馆、郏县文化馆收藏的注子形质基本一致，都是我国唐代花瓷的典型作品，也是国家的稀有珍品。1988年5月，在禹州市浅井乡横山村，唐代阳翟镇遏兵马使郭超岸的墓中出土了唐瓷双系罐3件，造型古朴高雅，彩斑挥洒淋漓，分别定为一级和二级文物。据该墓出土的墓志记载，郭超岩死于唐元和二年（807年），葬于唐元和五年（810年），证实了禹州生产唐代花瓷的时间下限。唐元和五年属唐代中晚期，这时花瓷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可证唐代花瓷的始烧时间应在唐代中期或早期。唐代陶瓷手工业“以釉致胜”的独特装饰技术是我国颜色釉陶瓷蓬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种花瓷由于在黑釉、褐釉、茶叶末釉上，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经高温烧制而泛现出灰蓝、乳白色的大块彩班，或蓝、白、绿、灰相间的流纹，形态各异为化万千，突破了单色釉的局面，发展为多样装饰，和宋代钧釉有相似之处，陶瓷史学界称之谓“唐钧”。根据《中国陶瓷史》记载：“花釉瓷……利用釉的流动，使它出现像窑变一样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淋漓酣畅，大胆泼辣，似有意似无意，似有表似无形，妙趣横生，变纪晨测，为后来的钧釉彩斑开启了先声。”赵青云、许天申在《钧瓷的兴起及其工艺持片》一文中也说：“唐代花瓷出现，为钧窑之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钧瓷在北宋成为五大名窑之一是与唐钧的无导作用密不可分的。”从上述可知，唐代花瓷与宋代钧窑有渊源关系，是钧窑的前身。钧瓷始于唐，已得到陶瓷史学界的公认，并载入史册
二、成熟时期
神垕唐代花瓷区的下白峪村，地处大刘山下、清龙河之滨，瓷土、釉料储量极其丰富。这里河水潺潺长流不断，古时山上森林茂密，煤的覆盖层薄，易开采，有发燕尾服陶瓷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和此地毗邻的禹州市磨街乡，唐、宋时期冶炼业比较发达，有“四十五里黄砂镇（指铁矿绵延45里长），七十二座分金炉（指炼铁炉之多）”的传说。至今古冶铁遗址犹存。碗药山（产釉料的矿山）和产铜矿石的大红寨山都距此地不远。这里又和烧唐代花瓷的黄道窑、烧青瓷的汝州窑，仅一山之隔，有博采众长的优越条件。匠师们在唐代花瓷工艺的基础上，经过潜心研究，利用当地原料，在青釉中加入少量铜质，在还原气扮下，成功地烧制成高温窑变钧红釉，可谓“水到渠成”了。下白峪唐代花瓷窑址周围，宋代早期钧窑遗址很多，又和于沟、上白峪、刘庄等古钧窑遗址连接在一起，成为面积约为4平方公里的大瓷区。且唐、宋、金元时连续烧制，产品质精釉美，是钧窑的发祥地，也是民窑的中心。建国后，研究古陶瓷的专家学者都把这里作为考察重战火炎。出土的标本，造型丰富多姿，古朴典雅，胎骨细腻，切削规整，釉色多样，质地莹润，宝光内蕴，工艺精细，达到类翠似玉的程度。在该遗址中，还发现有薄胎厚釉，晶莹似玉，天青挂红斑，胎体厚度仅2毫米，两面釉比胎厚1/3的钧瓷钱片。釉色之佳，制做之精，不愧为“雨过天晴泛红霞”之美称。建国后，这里又出土了完整的带把洗、莲花式大碗、香炉等工艺精细、釉色莹润的珍品。1988年又在该窑遗址中，发现连座瓶残片，其造型和釉色与传世的宋代连座瓶完全一样。
经过近年来的多次调查，神垕镇的刘庄窑、下白峪窑遗址中，均发现有底刻数码字和“郗”“朱”“李”等标记，釉色和帛作工艺与“传世宋钧”相似的器物残片。可证当时钧窑高超的技艺水平已为达官权贵所赏识，为钧窑由民窑升格为官窑铺平了道路。
关于钧窑和柴窑的关系，过去陶瓷专著曾有不少记述。清朱琰《陶说》中说：“后周柴窑，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时督瓷官吏请示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才（这）般颜色作将来。”清陈浏《陶雅》云：“宋钧之无紫而有异我发现者，盖仿柴天青之佳品也，何必玫瑰紫始为悦哉！今以月白俗名污之，谬亡甚矣。盖世人俚语，不知世有柴窑者也。”又云：“钧窑有紫、青两种，青者俗谓之月白，实渊源于柴周之雨过天青。”民国许之衡《钦流斋说瓷》中说：“钧窑之天青色者，肆人呼之为月白，盖仿柴之雨过天青也。”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先生在《陶说注释》中也谈到：“明已有‘片柴值千金’之谚。传世品除见于高澹人《宋钧窑瓶歌注》、王淦洋《香祖笔记》外，还有《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七颂堂识小录》，但窑址迄今尚未发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赵青云、许天申在《钧窑的兴起及其工艺特征》一文中也说：“柴窑这种精良的瓷片，也为北宋瓷业的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上述史料说明，柴窑和钧窑关系极为密切。相传钧窑原为柴窑故有工匠所组成，所制器物已较柴窑为优。而且钧窑与后周显德时在郑州设立的柴窑相距不远，迨赵宋工周，柴窑工匠无所依归，遂群趋颍川经营钧窑是有可能的。但迄今尚未发现此要窑旧址和器物，尚不能定论。柴窑的真相，有待考证。
北宋王朝由于采取了宽减赋税，鼓励农业、手工业生产等措施，从而使科技发展，商业繁荣，加之煤炭用于生产和冶炼业的推广，为陶瓷的高温烧制和在釉料中引入金属元素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宋代钧瓷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宋都汴京已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最大的城市及市场。随着经济的繁荣，茶馆酒楼急剧增加，一般都使用高档家具和名贵瓷器，以招徕顾客。同时，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首先是皇室、贵族、富商大贾装点居室和观赏收藏的陈设用瓷需要量的增多，对陶瓷生产和陶瓷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宋时，禹州称阳翟，属颍昌府，隶京西北路，东近首都开封，西通西京洛阳，钧瓷销售市场极为广阔，这都为钧瓷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禹境内现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40处。属北宋早期的有：神垕镇内的刘庄（刘家门），上白峪，下白峪，于沟，张庄，苗家门，茶叶沟，槐树湾，里杜沟，红石桥，王家门，长春观等，共12处。属北宋中晚期的有：钧台窑，西寺，霍洞，邓禹寨，温家门，赵家洼，五洞口，五龙泉，花石，王桥，大涧，王家门，闵庄，吴庄，黄庄，神林店，接官亭，石峪，华沟，石圪节，铁炉沟，扒村，桃园，郭寨，方山，磨街，西柳树，鸿畅村等，共28处。这些窑址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山区，依山傍水建在蓝河上游，涌泉河、清龙河、潘家河、驺虞河之滨，以神垕镇的大刘山脚下最为集中。如禹州现存最早的《钧瓷志》中说：“磁窑在州西大刘山下。”《河南通志》（雍正本）中也说：“禹州瓷器出神垕山，山在州西六十里。”这里陶瓷原料储量丰富，煤、柴都可就地取材，生产陶瓷有着优越的便利条件。随着时代的推移，钧瓷生产由南向北逐步发展。生产规模南大北小，生产品种南繁北简。在考察中发现，宋早期钧窑遗址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品种最多的是神垕镇的刘庄窑。如叶哲民在《河南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说：“刘家门（刘庄）所烧器物品种较多，水平也最高……”器物中尤以带把洗、菊花盘、折沿碟、盖盒等最为出色，真正估重叠了“葱倩肥厚，光彩夺目”的程度。这个窑址内的窑炉非常密集，从残留的遗迹看，其形体多为馒头式，高度已看不出来，直径为1.5米左右，也是就地挖筑的土质窑。
1982年以后，钧瓷研究者又对该窑址进行了复查，收集到不少实物标本。通过器物残片能看出造型的有盆、瓶、炉、洗、盘、碗、碟、罐、盒等九类，品种达40余种，且造型比例匀称，切削工艺考究，内施满釉，外施过足釉，部分足部涂褐色护胎薄汁。可以看出，刘庄窑轮制手拉坯的成型方法和烧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1985年对神垕镇刘家沟遗址进行了复查，该窑址，东起崇音寺，西至小山头，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这里古窑址很多，以群众俗称“七么地”的地段内最为密集，残片和窑具的堆积层有2米多厚，釉多天蓝，和其他窑口相比有独到之处。同时发现的还有1个钧瓷小碗和一些古钱币，有开元通宝和大观钱、崇宁钱等。和刘家沟相连的有一个村，名叫霍垌，也是宋代钧瓷窑区，据传为了存放钧瓷，开挖土窑洞作为仓库，俗称该村为货垌，后易称“霍垌”（此村无一霍姓者）。足见这一窑区时代之早，范围之大，窑炉之多，产量之高。1988年在神垕镇北大办事处的王家门又新发现1处北宋钧窑遗址，这处古窑址，是群众烧砖现的。出土器物、残器做工精细，造型优美，釉色鑫豆绿色，且匀净纯正，釉、胎都较薄，匣钵有桶式和漏斗式两种，除烧钧瓷外，还烧白釉黑花等日用器皿。
早期宋钧釉色是以蛋白石光泽青釉为基调，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焙烧而成，呈现出天青、天蓝、月白、葱翠青等色。同时当时匠师们的在红色上很下功夫，经过千锤百炼，烧出深浅不同的红色或紫色窑变彩斑。钧红釉的创烧成功，一方面显示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同时也为陶瓷辟了新的境界。正如《中国陶瓷史》所说：“宋瓷所创造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
三、鼎盛时期
钧瓷在宋初已负盛名，宋代中期得到很大发展，很快饮誉全国，声震京都，进入了名窑的行列，被喜文弄墨、善诗长画、喜爱花石的徽宗皇帝赵佶所看中。为了满足宫廷建造园林和美化生活的需要，选派职官，集中民窑优秀工匠，在阳翟县（今禹州市）钧台附近设立官窑，为宫廷烧造贡瓷。
建国前，有关史料对钧窑的记述不详，见解各异。建国后，古陶瓷专家、学者，对钧窑遗址曾进行过数次调查，但都未得到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宋钧”相一致的标本。如1964年3月，故宫博物院叶哲民，在《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记述他在神垕镇西刘家门一带发现的早期钧瓷残片，“但大都为盘、碗之类，而传世的许多号称宋钧，特别是刻有数码的盆、奁等残片，迄无所获。”陶瓷介对钧窑的起始年代，因何命名，窑变技术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继承和发展古钧艺术，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河南省政府指示禹县组织力量，进行全面调查，要求3年内写出一部完整的《钧瓷史》。1964年8月，中共禹县委员会、禹县人民政府抽调干部，组成“钧瓷史考察组”。他们是焦俊昌、王熙兆、谢相林、田松山。调查组成立不久，因“文化大革命”而搁浅。他们的工作虽历时不足半年，却收获很大，共发现古钧窑遗址110处，收集到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瓷片、窑具标本，写出了《钧窑遗址考察笔录》，为恢复和发展钧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和文字资料。特别是他们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了钧台窑，引起了陶瓷界的关注，为研究钧瓷展史和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并为“钧官窑”的全面发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考察组于1964年11月和省文物工作队共同进行考察定点，为全面发掘做准备。接着“四清”运动开始，继而又是“文化大革命”，一直拖了10年之久。
197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钧台窑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以后又不断配合基建施工前的勘探发掘，对该窑址的范围和文化内涵已得出初步的结论。该窑址位于城关镇北门内的钧台周围，东起城墙，西至十三帮会馆，南起老县衙（今人民武装部）前东西大道，北至城墙，东西长达1100余米，南北宽约350米，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整个遗址分为官用和民用两大烧造区域，东部以烧钧瓷为主，西部以烧民用瓷为主。遗址内除发掘出窑炉、作坊、泥池、灰坑等遗迹外，还发现大量的窑具、工具、瓷器残片、瓷土、泥料、石英、釉药、彩绘料等。瓷器品种，以钧瓷为主，还有汝瓷、影青瓷、天目瓷和白地黑花瓷、宋三彩等。此后又在今人民武装部院内发现7座窑炉遗址，有较完整的窑炉4座，残窑3座，均埋入地下2米以下。这里的窑炉一般都是就地挖筑的土质窑，除了烧造天目瓷的窑炉门向西外，其余均坐南向北。窑炉挖筑比较集中，有的呈一线排列，有的三窑鼎立，中间充作坊，并与各窑相通。窑炉有圆形、马蹄形和长方形。发掘时保留了两座窑炉供研究和参观之用，按发掘编号为一号窑炉与七号窑炉。经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测试，断定为北宋所烧。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发掘出的标本看，宋徽宗在位25年间，是钧瓷生产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盛烧的钧瓷是在民窑天青釉和紫红斑釉的基础上，成功地创烧了蓝、红、紫、青诸色错综掩映的窑变釉，由北宋早期的青一色发展到“官钧”青紫并重的基本格调。青蓝釉施于器内，红紫釉多施器外，即清代陈浏《陶雅》所说“内青外紫”，也有少数是内外皆施青蓝釉的。但官钧青蓝釉不像早期宋钧那样纯粹单一，而是在一个较深的蓝色背景上布满带月白汗珠状的流纹（泪痕纹），少数烧制工艺水平高的则遍布蟠回曲折的蚯蚓走泥纹，或在一个紫色背景上遍布蓝白色流纹，此即一些文献所称的“宋钧之紫汗漫全体，青葱紫倩蜡泪之成堆”。从釉的艺术风格看，官钧和早期宋钧也截然不同，它追求的是模仿花玛瑙一般“花”的效果，或大自然中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观。从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大量官钧瓷片和残器标本看，釉色极为丰富，大体分红、青两大类十余种窑变色彩，青者如月白、天青、天蓝、葱绿、米黄；红者如茄皮紫、海棠红、玫瑰紫、胭脂红、葡萄紫、鸡血红、丁香紫、火焰红等。
此时钧窑釉那种莹光般含蓄的乳光状态和绚丽多姿的窑变艺术效果臻于完美，构成钧瓷独特风采和巧夺天工的精湛艺术效果，为世人所倾倒，故获得“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千钧万为、意境无穷”，和“钧与玉比，钧比玉美，似玉非玉胜似玉”的美称。
这个时期的钧窑作品形制繁多，工艺规整，端庄浑厚，胎厚釉活，精美绝伦。具有代表性的是尊、炉、鼎、洗、盆、奁、杯、盏、瓶、钵、盘、碗、盒、枕、座墩等十余种。尤以花盆为多，如葵花式、莲花式、海棠式、主角式、方形和长方形等。器底呈芝麻酱色，器表有片纹，莹润浑厚，绚丽夺目。官钧的上制品入选后，其残次品全部销毁，不准在民间流传和收藏，故钧台窑作品传世极少而声价也极高。钧台窑遗址出土之器物比民窑品种和釉色要多，不仅为禹境诸窑之冠，即在整个钧窑系中亦为首屈一指。这说明“钧台窑”生产，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属于非商品性烧造。
钧台窑烧造规模大，产品质量好，艺术水平高，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艺术宝库。对它的发现和发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在它的文化层中发现了很多珍贵的实物资料，解决了多年来钧瓷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疑杂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
（一）解决了钧瓷始烧年代的争议
对钧窑的始烧年代曾有几种说法。一说在宋初，（清）《景德镇陶录》中说：“钧窑亦宋初所烧……”一说在北宋，（清）《中国青瓷史略》中说：“所谓钧瓷，在北宋时候只是紧临汝州阳翟县所烧的一种青釉器而已，还没有钧窑这个名称。而在南宋的记载里也没有提及过钧窑。它的兴起与临汝窑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临汝窑到北宋末年，经过靖康之变是毁灭了，而紧临着临汝东北乡大峪店的阳翟县野猪沟（东距神镇10公里属郏县辖区），就烧造了一种不同于临汝所烧的青瓷器。这是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以及元代一百余年间的产物。”又说：“钧窑之继汝窑而起，是在金人统治时代，那时是钧器的黄金时代。”关松房在《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一文中也说：“钧州在战国时为阳翟，到宋代元丰三年阳翟属颍昌府，金大定二十四年才改为钧州，钧窑不叫阳翟，不叫颍昌，也不叫禹窑足见钧窑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后，这是肯定的。”一说始于元，如有人认为，钧窑器在大量宋代墓葬中不曾发现，而多出于元代墓和遗址中，因而宋无钧窑，钧窑创烧于元代。在钧台窑的发掘中，出土大量的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宋钧”相一致的标本，有底刻与定窑、汝窑铭文相同的“奉华”字样的器皿。据考证，宋有“奉华”殿名，这些器皿都是为宫廷需要而烧制的。金无此殿名。且宋金对峙时，禹州在金人统治下，更不能为南宋烧造宫廷用瓷了。早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禹州有一魏姓者，在钧台窑区挖出瓷制方形钱模一个，正面有“宣和无宝”字样。1964年又发现同样钱模，经河南省文物研究部门鉴定，钱模胎质与钧台窑钧瓷胎质相同。“宣和”为北宋徽宗年号，这一重要发现为解决钧台窑的断代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佐证。还可和1962年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今禹州市瓷厂）建电厂时出土的“元七年高天顺制”钧窑碗相互印证。再据老一代史志、古陶瓷专家傅振伦先生说：1946年11月8日和李鸿庆同游，在北京古玩铺见一钧窑盘，铭文曰：“绍圣二年（1095年）五月□命望道□敬造社长刘造于钧州高天祥题。”上述实物都足以说明，北宋中后期是钧窑盛烧之时，始烧是北宋早期。正如赵青云在《钧台窑的兴起与昌盛》一文中所说：“钧台窑创烧于北宋初期，盛烧于北宋中、晚期。”
（二）解决了钧瓷因何命名的问题
关于钧瓷一名的由来，明以前没见记载，自明以来说法有二。一说因产于钧州而得名。如明代屠隆《考磐余事》、高濂《遵五八笺·燕闲清赏笺》、文霞亨《长物志》均称钧窑为“钧州窑”。（清）《南窑笔记》中也说：“钧窑北宋钧州所造。”建国后仍有不少文章中沿用“钧瓷因产于钧州而得名”。二说因钧台而得名。如郭葆昌《瓷器概论》中说：“钧窑建于宋初，在河南禹县，其地有钧台，因名钧瓷，至今尚存。”经过对钧台窑的发掘，陶瓷界才统一了认识，钧瓷因钧台而得名。因为禹州古为夏禹国，禹受封于此为夏伯，境内有钧台，禹之子启大享诸侯于此，表示正式继位。从此，钧台就成为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实物佐证和国家产生的标志，也成了我国稀有的远古遗迹和历史名胜。数千年来，禹州人民一直把钧台当作禹州的象征。北宋时，在禹州城内北门里钧台附近设立官窑，大规模地烧造宫延用瓷，并在艺术上取得杰出的成就，故古人以钧台这一历史名胜命名钧瓷是勿庸置疑的。正如清《景德镇陶录》所载：“钧窑宋初所烧，出钧台。”现代古陶瓷学家安金槐也说：“禹州夏有古钧台，钧瓷之名由此来。”赵青云在《钧台窑的兴起与昌盛》一文中也明确地说：“若窑以地名，钧窑就当来自钧台，这是和宋钧的产地及其禹县在北宋以前就有闻名于世的古钧台这一历史地名是完全一致的。”
（三）解决了钧窑编号数码用意的争论
钧瓷底部刻有一到十的数码，对其用意长期以来曾有多种解释。
（明）张应文《南窑笔记》中记有：“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一副之记号了……”还有的认为红朱色者都用单数，青蓝色者用双数。从发掘出的大量器皿标本中，经过数码器物对照，弄清了数码的用意，即数目字与器物的尺寸密切相关，数码越小器形越大，数码越大器形越小。同时也是为了花盆与盆托（即盆奁）同号配套，按照宫廷盆景设计需要，对不同类型不同号码的花盆和盆奁进行批量生产的标记。现选附《中国陶瓷史》之表于此供参阅。
（四）解决了钧瓷研究者多年来未能解决的技术难题
陶瓷介的专家学者，用现代化的手段，对钧台窑的胎、釉进行了测试和研究，揭示了钧瓷窑变的本质，找出了窑变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数据，为钧瓷的恢复和发展，在科技方面找到了正确途径。钧窑匠师在钧台窑出土的实物中学习到了很鑫的高超技艺和宝贵经验，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特别是钧台窑的造型技艺、帛作工艺、釉料配制、烧造技巧，已成为钧窑匠师长期追仿的榜样。
（五）解决了钧、汝两窑谁晚的争议
北宋时期，钧窑已影响到河南省内的郏县、宝丰、鲁山、归汝、登封等较为有名的窑区，正如《中国陶瓷史》中所说：“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是临近瓷窑的相继仿制。”尤其是临汝窑与钧窑相互仿制更为突出，在钧、汝两窑址的考察中，也确实发现了不少天青、豆绿等釉色相同的残片，故有“钧、汝不分”和“钧窑继汝窑而起”之说。建国后，陶瓷界对此曾多次实地调查，发表文章。如60年代中期，冯先铭在《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一文中记有：“重点复查了11处遗址，就有8处烧造钧瓷（宋代3处，金、元时期5处），可见临汝窑大多数烧造钧瓷。”冯先铭通过对临汝西南乡严和店与东北乡大峪店两大窑区遗址的多次考察，认为临汝窑烧制的钧釉器，以大峪店东沟窑、陈家庄窑最为精美，既具有临汝窑晶莹似玉、匀净明快的特点，又有钧窑乳光内含、豪放酒脱的窑变特色。而在钧窑遗址中，特别是钧台窑遗址中，也有专烧汝瓷的瓷窑。如赵青云在《汝窑的烧造历史及装饰艺术》一文中说：“然钧台窑除了烧造钧瓷名牌产品，对汝窑印花青瓷的传统工艺也倍加欣赏，所以在钧台窑专设一个生产区烧造汝瓷，其产品除光素无纹者外，也印有各种缠枝、折枝花卉和水波游鱼等文饰，且产品造型却与众不同，圈足较矮，碗盘较浅，临汝窑风格的印花小碗敞口尖底与碗身稍高的特征，在这里几乎绝迹。”在钧台窑中还发现有与汝窑相同的“奉华”铭文器皿。都可证两窑系同时烧制，又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禹州市西部的钧窑集中区神垕镇，与汝州的大峪店乡的东沟、碗沟相距很近，而且都有发展陶瓷的天然优越条件。两地近在咫尺，在陶瓷技艺上，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是很政党。但两地产品各具特色，如两地釉面，钧窑多光素，而汝窑则多刻、印花纹；釉色，汝窑为显示花纹多薄而透明，而钧窑则多厚而乳浊；胎骨，则是钧窑厚而当窑薄；钧窑釉青中带红斑者居多，而汝窑青中带红者较少。至于汝官窑和钧官窑的胎骨和釉色更是泾、渭分明，各具千秋了。综上所述，钧、汝、两窑，关系密切，同属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由于钧釉窑变色彩美妙，汝窑自然要学习其技法，而钧窑对汝窑美丽的釉色，倍加赞赏，也要吸取其技巧。正如李辉柄在《钧窑系的形成与分期》一文中所述：“临汝与禹县近邻，禹县的钧窑影响到临汝而生产钧瓷，临汝的印花青瓷也影响到禹县。”
四、恢复与发展时期
金、元时期，钧瓷继续发展。
北宋末年，战争频繁，靖康之变，汴京陷落，宋王朝南迁临安，在南方另辟官窑烧造御和器皿。金朝末年，蒙、金在钧州在战，钧台窑由此停烧，其它窑场也因战争而遭到破坏。然而，为满足广大居民生活需要，在战局稍安后，有一些窑场仍继续烧制。在神垕镇古窑遗址中，曾发现一件白釉瓷枕残器，枕面刻有诗文：“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一朝事业如春梦，不如蓬门闭户，教几个小蒙童。忽然喧哗一片声，不觉金兵到门庭。”又据关松房《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中记述，1963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在日本曾看到一件中国制的绿釉瓷枕，底部有一长方形印痕“赵家造”三字。枕面一段文字：“时难年岁事业空，兄弟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时余游颍川，闻金兵南窜，观路旁骨肉满地，可叹！可叹！为路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闻一片喧哗，自觉心慌，思之伤心悲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诗稍觉心安。余困居塞城半载，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月也。”绍兴为南宋高宗年号，三年即1133年，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十一年。作者不用金年号，显然出于正统观念和民族意识。以上两方瓷枕说明动乱中，颍川（今禹州一带）瓷窑仍有生产者。
金王朝于海陵王（完颜亮）贞元一年（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后，中原地区经济得到恢复，禹州钧瓷也在北宋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据《禹县志》（民国版）中，元朝张克己所撰东张镇（即浅井乡扒村）百灵公庙碑文中说：“州之西北二十五里，有镇曰东张，古今以为陶瓷之所。……所居之民皆以烧造瓷器为业，乃所谓凝土以为器者，其所由来远矣。是镇金国末年最为繁盛，人稠物充，几有万室，市井骈阗，不减城邑。逮壬辰（1232年）兵烬之余百不存一。”这里所说的壬辰兵烬，即蒙金的钧州大战。华石编《中国陶瓷》（1985年第1版）中也说：“金迁都燕京（1153年）后，陶瓷工艺主要继承北宋风格。金代钧瓷生产比宋代更为普遍，生产范围从河南扩大到河北、山西等地，民间普遍使用。”这时的钧器多数失去宋的传统技艺，胎质粗松，工艺欠佳，釉色暗淡，窑变彩斑也不像宋钧之灵活美妙，而似彤云密布景象。不过也有的继承了宋钧瓷艺，造型规整，釉色莹润，具有宋钧窑变美妙的艺术效果。据调查，这类钧窑遗址在禹州境内甚多。汝州、郏县、登封、宝丰、鲁山、新安以及黄河以北的汤阴、鹤壁、林县、淇县、焦作、安阳等地也有不少发现。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中，出土钧瓷碗二件，侈口浅腹，圈足，底足露胎，帛作不规整，釉色不像宋钧那样肥润莹沏，光彩夺目，而是近似月白色的暗釉；胎质也不像宋钧那样坚细致密，呈现褐色，而是粗松的黄胎。在山西浑源窑遗址中，曾发现数量可观的金代钧釉瓷片，有的还粘连在匣钵之中。器形以盘、碗居多，胎质比较细腻坚密而呈灰色，釉色有月白、天蓝、紫红，帛作相当规整。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出土的一批钧釉瓷器，其中有些产品造型、釉色、质地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金代浑源窑的佳品。此外，在河北曲阳涧磁村的金代墓葬中，也出土有胎质、釉色都不同于宋、元时期的钧釉器，其胎质坚细色灰，釉面润泽有开片，有的浑斑或带有小黑点，与此伴随出土的还有刻铭为“时崇庆龟仲冬十二月三日造（1212年）”的陶砚。这些金代钧窑瓷器很接近北宋钧釉胎质，有可能是来自禹境内钧窑的产品。如李知晏在《河南以外几处窑址的钧瓷作品和元朝故宫内出土的钧瓷》一文中说：“根据调查和发掘资料，北方广大地区金元时期的文化遗址、墓葬和窖藏钧瓷出土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些钧瓷大河南地区的产品，特别是禹县的产品……”综上所述，禹州在金人统治时期，钧瓷在北宁的基础旧，处于发展时间。《中国陶瓷史》中说：“金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由于过去文献记载不详，再加之金钧有的与宋钧接近，有的与元钧相似，不易分清，往往把金钧当作元钧看待，这是今后钧瓷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元世祖统一中国后，重视海外贸易，并发挥有技能匠的作用，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制瓷业在宋、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在我国陶瓷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河南禹县为代表的钧窑系，在元代继续生产着传统品种——天蓝釉、月白釉及蓝釉红斑器物。”以神垕镇为中心，由南向北逐步发展，宋、金时期的窑场绝大多数恢复并且有了大的发展。建国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元代古钧窑遗址遍及禹州市境，全市现有26个乡（镇）中，就有人5个乡（镇）有古钧窑遗址，多达160余处。东自顺店乡的党寨村，西到鸠山乡的官寺村，南从神垕镇的上、下白峪村，北到花石乡的桃园霜，近百平方公里的丛山峡谷中，有数以千计的窑炉进行钧瓷生产，真可谓“烟支遮天，盛况空前”。关于元代陶瓷生产的盛况，元朝张克已所撰东张镇百灵公庙碑文中也有一段记述：“复业之家相继而至……其瓷之优，比之他所，实为拔萃。远方之人竞来兴贩，车载驴驮，恒无虚日，散之四方者，不可胜计。爰自破宋之居，浮于颍蔡，达于淮汉，诚百家必用之物，一日不可缺者也。俾是乡之民，不耕不商，衣食自足，润民济世之利，不变博乎……”《禹县志》（民国版）中也说：“按神垕柏灵公庙碑文元延富七年（1320年）重修，创建无考，则瓷业之兴久矣。”据考证，这个时期的产品多大器，釉色以天青、天蓝居多，带紫红斑者亦不少见。造型多为盘、碗、瓶、炉、盆之类的民用产品，而且产量较大。窑场内除烧钧瓷外，大部分都烧白底黑花瓷。当时钧瓷虽已成为民间普通用瓷，但价格会高于其他日用瓷器。钧瓷和白底黑花瓷是为满足不同层次的而生产的多样品种。
元代钧瓷一般较为粗糙，胎骨厚重，釉厚欠匀，色暗而多棕眼，釉汁流积发蜡泪，和北宋时期刘庄窑一带的精良之品相比，不论釉色和造型都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就必需生产出经济实用的产品，否则就应付不了“竞来兴贩，散之四方”的局面。但是元代也有少好的作品，有些质量还是相当好的。如1960年内蒙古自然区呼和浩特东部的太平人民公社出土的钧瓷双耳大香炉，正面刻有“已酉年（1309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字样，造型优美，釉色莹润，帛作规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钧瓷珍品。又如新安县出土的元钧产品，有天青、天蓝、月白、葡萄紫、海棠红等釉色，红紫相映，窑变美妙，堪与宋钧相媲美。元代器形高大，胎骨厚重，有大型的坛、罐、壶、瓶、盘、炉、盆等产品，制作规整，且不变形，充分显示了元代钧瓷雄壮浑厚的气魄和艺术风格。元代钧瓷不但在工艺上有所改进，而且在窑炉和原料加工设备上也有所更新。据实地考察发现，元代的窑炉比宋时有所扩大。并采用直径1米多的石磙加工原材料，这种石磙一直沿用到建国初期。充分证明陶瓷史学家关于“元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的推论是很有道理的。
元代钧瓷生产在北方相当普及。《中国陶瓷史》中说：“钧瓷的烧造虽始于北宋，但钧窑之形成一个窑系，主要在元代。元代烧制钧瓷的窑场主要是在北方广大地区……”河南省内的禹州、郏县、宝丰、鲁山、内乡、汝州、登封、新安、安阳、鹤壁、修武、林州、淇县、浚县、焦作、许昌、新密、卫辉等地的仿钧窑场有所增加。影响所及河北省的磁县、邯郸、隆地的仿钧窑场有所增加。影响所及河北小的磁县、邯郸、隆化和山西的交城、临汾、长治、怀仁、介休、浑源等地都有烧造，更远的波及到内蒙的呼和浩特和包头都争相仿制，竞争销售市场。“发现烧钧瓷的瓷窑已有四省二十七个县……，以禹县为中心形成了钧窑系”（冯先铭《有关钧瓷诸问题》）。
南宋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北方富商大贾及技艺工匠骈集临安，钧瓷技艺传播南方，江南地区仿钧之风日趋兴盛。如吉州窑在宋至元烧出了光彩夺目的窑变釉，景德镇也生产出了高质量的红釉瓷器。明清著中的宝石红、霁红、郎窑红、美人醉等瓷器品种，都是在钧瓷工艺的启迪下发展起来的。宜兴的釉陶称宜钧，广窑的釉陶称广钧，景德镇瓷器上的低温装饰称为炉钧釉，可以认为这是钧瓷工艺的延续和扩大。据调查，景德镇瓷业工匠有些来自北方宋代名窑，在元代瓷器中有“睢阳蒋制”的仿官器皿，说明北方精于制瓷的工匠已到达景德镇。《浮梁县志》中沈嘉征《民窑行》诗：“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志书中如实记载了景德镇造瓷工匠的来源。广东省佛山市石湾窑陶工也多有从河南一带迁去，他们带去了中原地区陶瓷技术和先进经验，促进了石湾陶瓷业的发展，其仿钧产品更有独到之处。至今石湾瓷业工人中有的祖籍是河南。这些制瓷技术又溯珠江而上传到广西的柳城，在柳河北岸的大浦镇发现有元代瓷窑遗址，产品釉色月白或天蓝色，但釉层很薄。在广西的兴安、永福等地区也有类似的标本，是肥钧窑影响而生产的一种仿钧产品。在浙江金华地区的铁店窑，亦发现有元代烧制的仿钧器物20余种，以盘、碗、罐、炉、三足洗、花盆为多。釉色以天青、天蓝、月白为主，但没有带铜红斑彩的。这些产品与北方钧窑造型不同，具有南方元代造型特征。浙江江山文管会在陈家庵窑调查时，获得单箍一件，上刻“陈窑记”三字铭文，陈家庵陈姓为宋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从颍川迁至江州（今九江市），再迁入江山的，故在当地发现有元代烧制的仿钧乳浊釉器。上述史料说明北匠南迁，带来北方制瓷的精湛技艺，与当地陶瓷工艺结合后，创造出新的产品。南北相互交流技艺，促进了陶瓷的发展。
五、衰退时期
明代和清代中叶，钧瓷处于衰退时期。
明代初期，社会相对安定，封建经济再现复兴。到永乐、宣德年间瓷器生产出现了新局面。全国瓷业中心趋向江西景德镇，品种多，质量高，装饰、彩绘技艺日臻完善。“它不仅要满足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用器和官府对内、对外赏赐和交换的全部窑器的制作。”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又说“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禹县志》（民国版）中也说：“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将山西3.5万户迁徙钧州等地。”以上说明元朝末年因战争、灾荒，禹地居民死亡惨重，人口稀少。经在禹州境内，特别是在神垕古钧窑区，多次调查与访问当地居民，他们都不是当地老户，多从山西或外地迁此，更查不到明以前的钧瓷世家。上述可知，钧瓷在元末因战争灾荒，窑毁人亡而停烧。另据宣德年间《大明会典》记载：“题准光禄寺，每年所需酒缸、瓶、坛分派河南布政司，除钧、磁二州外，真定府曲阳县分派酒缸117个，十瓶坛4274个，七瓶坛6100个，五瓶6240个，酒瓶10314个，每年烧造解寺应用。”明嘉靖三十二年，“题准曲阳缸、瓶共17765件，通行解部，如遇缸乏，止行磁州、真定烧造，免派钧州。”可见原能烧造艳丽绝伦的钧窑场，衰败到只能烧造酒缸、瓶坛的粗瓷窑场了。据考证，禹州的陶瓷业后产于明代仍以神垕镇为集中区，其他窑场除个别烧制少量的缸、坛粗瓷外，已全部停烧。神垕镇已成为全国日用粗瓷主要产区之一。据镇内真武庙碑文记载“成化二十年（1484年），已有耕渎（读）陶冶者千余家”，还驻有“督瓷贡委官”，负责陶瓷纳贡事宜。《中国陶瓷史》中也说：“明代日用瓷的主要产地有仪真、瓜州、钧州、磁州和工阳等地，他们担负丰大量的派造任务。”明代《如梦录》（孔宪易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也记有开封“南薰门外吊桥下……往南路西有周王碗店，乃神垕瓷器碗盏……”的记述。上述记载都说明禹州（主要是神垕镇），在明代主要生产日用瓷器。《禹州志》道光版（1821年）中也记有“禹州窑旧名钧窑……明万历三年以避讳故改名禹州，其时钧窑既不中称禹窑，则避讳书作均事属可据……”。上述史料说明，因避朱翊钧讳改钧州为禹州，钧窑避讳书作均窑（古钧与均通）都是历史事实，但对钧瓷生产与否无从查考。
对明代禹州的钧瓷是否断烧，一直为陶瓷界所关注。禹州的陶瓷研究者也经过多次考察，尚未发现明代钧窑遗址。只是于1980年在神垕镇西大办事处瓷厂院内3米深处，发现一古窑址，出土有少量仿天青釉钧器残片，同时出土的有一陶范，上刻“天启六年”和“祁造”字样。证明在明代末年有少数工匠摸索仿制天青钧釉器，其釉色系用氧化钻调染，用氧化焰烧成，和窑变钧釉区别很大。而南方的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等地于明代宣德年间，也有仿制钧器者，有的仿制得还相当出色。
清王朝时期，制瓷工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南方瓷业生产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景德镇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彩绘，花鸟`虫鱼`山水`人物，作品艳丽动人。且有镂空、堆花、剔花等新的装饰技法。此时景德镇设御器厂，专烧宫廷用瓷，并仿烧宋代名窑。特别是“雍正皇帝对宋代名窑瓷器，而且还命景德镇御器厂进行仿制”。“在仿制的宋代名窑瓷器中，以仿钧最为成功”。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景德镇御器厂协理陶务的唐英曾派厂署幕友吴尧圃来禹州调查钧窑顺釉料配制方法，并赋有《送吴尧圃之钧州诗》，内有“……春风送客钧州路，……此行陶冶赖成功，……陶一发天地北，神工鬼斧惊才雄”等语。“雍正七年以后，宫廷档案中屡见景德镇仿钧釉成功的记录，是与吴尧圃的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分不开的”。据《中国陶瓷史》记载：“雍正八年十月二十日……将年希尧烧造来的仿钧窑磁炉大小十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的很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造字3332号）。”雍正十一年正月一十一日司库常保奉旨着照宜兴钵样式，交与造烧瓷器处仿样将钧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名烧造些业，其钧窑的要紧，钦此（造字3360号）。”
上述史料既说明清朝宫廷对仿钧的重视，又说明唐英仿钧之时，禹州的钧窑可能有少量烧制者，但已不能生产上乘的贡品了。《大清统一志》（乾隆本）中说：“河南许州府土产，瓷器出禹州神垕山。”《禹州志》（道光本）中也说：“州西六十里，乱石山中，有镇曰神垕，有土焉可陶为瓷。”“古钧窑多在方山、涌水、蓝水之滨，而治北扒村亦有遗址，故不止一处也。”可见当时禹州神垕主要生产“土产”粗瓷器，古钧窑已成历史“遗址”而未恢复。故窑变宋钧瓷仍被视为珍宝。如清乾隆对宋代名窑也十分喜爱，他一生所作有关陶瓷诗文就有199首，其中题钧瓷诗9首，这些瓷器一向被视为“宫廷秘宝”。1927年前后，北京西华门内廷古斋古玩铺收进一宋钧窑碗，表里天青有霞斑片点，足内刻有清乾隆御题诗文：“青器欣在北宋传，阅年八百尚完全，围匡底用以铜锁，口足原看似铁坚，摩抚天成岂茅蔑，规月样镇团园。柴瓷罕见兹称古，望古因之间幸然。”有些爱好古陶瓷，收藏也很丰富，自号“陶痴”，建国前曾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的陶瓷专门委员多年，对御题诗文很熟悉，自得此碗后，曾在“胶澳书画古玩展览会”中展出，评价甚高。
六、复苏时期
清代后期以迄民国，钧瓷在明代衰退之后，进入了复苏时期。
清代后期，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入侵，使中国陶瓷业受到严重打击。为了挽救我国的陶瓷工业，民族工商业者在清朝政府提倡的“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在中国陶瓷手工业中进行了一些改革，创办了一些新式瓷厂和公司。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先后建起了七个新式瓷厂，以后又建起了不少的瓷厂和公司，神的的“钧兴公司”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商大贾来到中国，使中外爱好古陶瓷的收藏家日渐增多，仿古器物因此而大量涌现，这一仿古之风，对钧瓷复苏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清光绪五年（1879年），神垕镇陶工卢振太、卢振中及振太之子天福、天增、天恩兄弟三人，受古玩商人高价收买宋钧的影响，立志恢复钧瓷。他们跋山涉水，在神垕附近找矿寻料，用当地原材料，经过多年反复试验，终于以氧化钴为着色剂，在氧化焰中烧出仿钧窑孔雀绿和碧蓝相兼的仿钧器。而后由于经常与外界人士接触，从中借鉴他人经验，在天表器上创烧抹红、飞红加彩新工艺，但红彩是铬锡红色料，故彩斑红暗较呆滞。后又在釉料中加入铜的成份，并用捂火（还原焰烧成）方法，用风箱炉，烧制小件仿宋钧瓷，虽规模小，产量少，但取得了成效，积累了经验，卢氏第三代艺人广同、广东、广华、广文等为恢复钧瓷矢志不移。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和试验中，曾卖掉良田和瓷窑，终于使失传已久的钧瓷于清光绪年间恢复生产。其后，神垕钧窑发展到10多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禹境大旱，卢天福贫病而死，其子侄辈仍坚持烧制。
钧瓷世家卢氏烧造钧瓷，除在粗瓷窑内搭烧仿雨过天晴器外，主要是用风箱炉小窑还原高温烧成，故称“炉钧”，又因出自卢家艺人之手，也称“卢钧”。其精上制品五彩灿烂，玉润晶莹，有的可与宋钧媲美。其作品如折边盘，乳钉罐，天青釉加紫红彩，异精美，曾流入英国大不殉颠博物馆误作“宋钧”珍藏。故有文献记载：“禹县神垕镇艺人卢广同、卢广文等兄弟，善仿宋钧，珍珠刻花，能作到以假乱真。”上海、开封古玩店常把卢钧误作宋钧收购。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禹州知州曹广权给慈禧太后庆寿，征集工匠在州衙内设窑烧造钧瓷贡品，做了钧瓷炉、瓶、盆、尊、洗、寿桃、佛手和仿制的禹贡九鼎等36件寿瓷上贡。这批寿瓷形神兼备，宝光内蕴，莹润超玉，慈禧称赞不已。从此，钧瓷又登上艺坛，进入宫廷，受到多方重视。光绪三十年（1904年），曹广权在神垕镇建立“钧兴公司”，聘请钧瓷艺卢天恩（又名丙岱）和宋吉成、贾钧、郗五寅、郗江、贾喜、王大黑等到公司做工。这个公司曾借鉴南方瓷厂管理方法，订有公司章程和谕工匠帖（详见第九章），有较正规的管理制度和工艺规程。所出产品造型规整，工艺考究，但色釉单调，成色率低。对此曹广权亦有一段文字记述，他说：“近三百多年来，神垕瓷业仅有黄、白粗碗，而钧瓷的奥妙更无人知晓，召来诸匠选试，仅得天青一色，然多赘坠，又几经试验，漂选钵研，成色不到斗上率。”曹广权热心于教育和实精致工发，关心钧瓷的恢复和发展，派职官汪瑞甫专管钧兴公司，并请景德镇工匠来神垕相互交流技艺。他任职期间，不断到神垕巡视，和钧瓷艺人关系比较密切。后东渡日本，又调北京任职。在京期间向钧瓷艺人致函问候。钧兴公司共经营十余年，因政治局势混乱，无力经营，约在民国初年停办。此后，河南省长田文烈、禹县县长韩邦孚、王桓武、侯慕彝等都曾支持过钧瓷的恢复，或筹建钧瓷公司，或开办工厂，皆短命夭折。后在政局稍安时，率先恢复钧瓷的卢家和王喜娃、郗杰等钧瓷工匠仍不断从事钧瓷的烧制。不过这时禹州的神垕镇仍以大量烧造粗瓷为主，钧瓷产量极其有限。如《禹县志》（民国版）中记载：“神垕一镇雄于全境村庄者绵以制造粗瓷故也，若新钧瓷之兴，等之奇货可居，非常业也。”即是常烧钧瓷的卢氏兄弟也是“等客上门”，多天只能卖上几件，才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故在神垕对卢家流传着“三天不添锅，卖了吃整桌”的民谣。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1938年6月侵占河南省会开封，接着又是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冲击，政局混乱，民不聊生，致使钧瓷销路闭塞，生产处于奄奄一息状态。至1942年河南又遭大旱，钧瓷艺人，无以为生，有的背井离乡，有的另谋生计。至此，恢复数十年的钧瓷，又因战乱、灾荒而基本停顿。
七、新生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与扶持下，经过老艺人和专家、学者的艰苦努力，钧瓷技艺获得新生。1977年以来，钧瓷这一艺术之花更加绚丽多姿，大放异极。
1949年4月，神垕解放不久，战争创伤未愈，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豫西行署五分署即派分署建设科科员任坚（神垕人）回神垕接收、代管逃亡匪霸经营的瓷厂，办起人民工厂（后改名地方国营豫兴瓷厂，现为地方国营禹州市瓷厂）。职工艰苦创业，惨淡经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积累逐年增加。任坚出身陶瓷世家，酷爱钧瓷，在他的带领下，人民工厂于1950年曾搞过仿钧（氧化火烧成）试验。建国初期，神垕陶瓷工人和手工业者，除百余人在人民工厂就业外，大部分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1951年，陶瓷工人刘保平等组织工人自筹资金建立三个互助组，并逐步发展成为禹县神垕瓷窑生产合作社（今禹州市钧瓷一厂）。1954年建立第二瓷窑生产合作社（今禹州市钧瓷二厂）。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神垕陶瓷业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全部组织起来，建立7个陶瓷生产合作社。1957年这7个社分别并入第一、第二陶瓷生产合作社。之后不久，这两个合作社改名为第一、第二陶瓷合作工厂。
解放初期，神垕有几家较大的私营窑场，1955年人民政府对这些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公私合营豫西瓷厂。至此，神垕陶瓷生产全部恢复，陶瓷工人全部就业。
1950年，古陶瓷研究著名人士陈万里，千里迢迢到神垕考察钧窑。1955年，轻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陶瓷会议，决定恢复传统工艺瓷生产。1957年陶瓷专家沈明阳等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到神垕帮助试烧“炉钧”获得成功。1964年故宫博物院派专家到神垕刘庄、刘家沟、上白峪、下白峪等古钧窑遗址进行考察，采集大量钧瓷钱片标本，肯定禹县是钧瓷的发源地，神垕是集中产区。以后，陶瓷专家李家治、刘凯民等也先后来神垕考察，对钧窑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为钧瓷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数据。
1955年中央陶瓷会议后，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主任刘保平根据会议精神和专家的建议，从外地请回钧瓷老艺卢广东，率行试验钧瓷。1955年10月到1956年10月，经过180多次试验，终于试烧钧瓷成功，并通过上海、广州、天津、青岛等口岸，销往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这是建国后神垕钧瓷第一次出口。以后，地方国营豫兴瓷厂和公私合营豫西瓷厂先后请回钧瓷艺人卢广文、郗杰、王喜娃、卢正兴试烧钧瓷，河南省有关部门也派工程技术人员前来指导和帮助。
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和小型试制，钧瓷发展的条件已基本成熟。1957年秋，经轻工业部批准，投资6万凶，由地方国营豫兴瓷厂抽出专人筹建钧瓷试验厂。1958年4月14日，地方国营禹县钧瓷厂建立，主要钧瓷艺人卢广东、卢广文、郗杰、杨书信、王喜娃、卢正兴等都被聘入厂内，并从洛阳、临汝等地请来陶瓷艺人丁庆祥、高松禄、高松茂、郭遂等，又从各厂选调20余名技艺高的技工，群英荟萃，研制钧瓷。1958年5月5日公私合营豫西瓷厂与地方国营豫兴瓷厂合并，定名为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
钧瓷厂在河南省轻工业厅李志伊等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下，艺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相结合，边试验、边研究、边试烧、边总结。通过123窑次的试验，初步找到了窑变成色的门路，攻破了“十窑九不成”的难关，并运用倒焰窑以还原焰烧成五光十色的窑变钧瓷。当时品种有坛子瓶、双耳花瓶、将军盔、鱼捕尊、双耳八钉瓶、浮雕大盘等。釉色红若胭脂，紫若玫瑰，虽不及宋代钧瓷色质玉润，但却打开了钧瓷窑变技术的大门。
钧瓷成形除保留传统手拉坯外，还用石膏模注浆成形，不但提高产量，并可使传统造型品种大批投入生产。工艺过程中采用浓度计测试釉料浓度，以荡釉、浸釉和刷釉方法施釉。用光学高温计、釉锥和热电耦测试窑炉温度。并对胎、釉和原料进行全面的化学分析，从页提高了产品质量和成品合格率。经过钧瓷艺人的努力，试烧出一批朱砂红、茄皮紫、鱼肚白等名贵产品。次年5月与天津口岸签订合同，出口产品450件。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把刚建立起的钧瓷专业厂，并入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成为一个车间，又要求钧瓷也大放“高产卫星”，工人日夜加班“连轴转”，用100立方米大窑烧天蓝釉钧瓷，只求数量忽视了质量。
1961年，贯彻上级“高速巩固、充这、提高”的方针，神垕镇大跃进时期合并起来的三个瓷厂又重新分开，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禹县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又重整旗鼓，恢复钧瓷生产。为加强古陶瓷生产的领导，河南省建立恢复古陶瓷委员会，省工矿研究所的化验设备调拨给地方国营禹县瓷厂，对钧瓷进行化学分析。并派出人员外出走访专家，学习技术。抽调专业技术人员，设置试验机构，有领导、有计划、扎扎实实地进行钧瓷试验和小批量生产。为了调动老艺人积极性，在生活上对他们实行“特需”照顾，安排子女进厂随父学艺，继承父辈传统技术。在老艺人和技术人员积极努力下，钧瓷研制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对月白、钧红、钧花、天青等名贵釉色别致，接近宋代上乘钧红釉风格。通过调试和改变烧成条件，找到了烧天蓝釉的工艺方法，其产品古相加柔润，醋似古钧。同时在胎骨、烧成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这个时期的产品至今各厂展室均有收藏，很受中外陶瓷界的青睐。正当钧瓷生产稳步发展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钧瓷生产遭到严重的冲击，在“破四旧”的口号下，仿古的钧瓷造型被毁掉，有的钧瓷技术人员被批斗，有的老艺人被勒令回家，钧瓷生产又趋于低潮。
1979年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经济，使历遭厄运的钧瓷又回到绚丽的春天。由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啬，钧瓷的国际市场日益扩大；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与提高以及旅游业的开展，国内对钧瓷的需要量也显著增加，因而大大促进了钧瓷生产的发展。原有厂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新的厂家不断增加，出现了全民（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专业户，大上钧瓷的新局面，使1979年的钧瓷产量比1956年提高了20倍，1988年的钧瓷产量达到100万件，比1979年又翻了三番。由于国家在“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制定了有关政策，把“文化大革命”中被迫退休的老艺人请回重操旧业，对受迫害的工程技术人员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充分调动了钧瓷匠师们的积极性，他们可以大显身手，各显其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于钧瓷事业，设计出不少新的造型，配出多种好的釉料，烧制出一批名贵的珍品，于1984年获得了国家的最高奖赏——金杯奖。随着钧瓷销量的日益增加，个体钧瓷厂家也日渐增多，在市场竞争大潮中，进一步促进了钧瓷技术的提高。现在禹州市的钧瓷，不但生产盛况空前，品种多样，釉色美观，而且市场广阔，使昔日贡品，今日为国内外广大群众所享用，真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钧窑志》出版
日前，由《中国钧窑志》编纂委员会和禹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钧窑志》正式出版发行。
陶瓷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钧瓷作为五大名瓷之首，长期以来却缺乏一本详细介绍和记录钧窑创烧及发展的专业著作。记者从《中国钧窑志》编纂委员会了解到，作为传承中国钧窑文化的第一部专业文献，《中国钧窑志》记述范围以钧瓷原产地为主，兼及其他钧窑类型瓷器生产区;时间跨度的上限起自中国陶器的发端——新石器时代，下限至2010年年末，主要记述唐代至今1000余年间中国钧窑的发展轨迹。
同时，为更好地弘扬中国钧窑的文化，该书编委会共历时六年之久，九易其稿，对钧瓷原料、生产工艺、造型、釉料到烧成技术等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整理与编写。
据了解，全书约90万字、数千张图片，共设钧窑生产、钧瓷鉴赏、钧窑系钧瓷等14章17个门类，资料全面、脉络清晰，为广大热爱钧瓷文化的读者提供了参考和学习的途径。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理事长何天雄表示：“它的出版面世，对于弘扬灿烂的钧窑文化、传承钧窑的精湛技艺、发展钧瓷产业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