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形窑白釉瓷器鉴别。
该器做成一只缩颈屈足作蹲伏状的威武狮子，正面仰首龇牙，双目怒睁，背面束腰，上小下大，为标准的葫芦型。身上刻划卧伏状狮形烛台特有的双翼与羽毛，下腹部饰两条卷毛纹与双圆圈状放射纹，其余部分刻划斜竖纹。狮子左边五爪扶膝，右爪上握一物状，头顶双耳中间安一圆型短管，与腹腔通，用以插烛照明。全器高8厘米，插管口径2.5厘米，最大腹径7.2厘米。底足无釉露胎，微内凹，胎色作深灰色，胎釉交接处有窑火红线斑。瓷胎外施满青釉，釉层厚润均匀，釉作青灰色，整器较为厚重。
瓷烛台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东吴时有卧羊形烛台，背有烛扦管。至西晋时，越窑瓷器造型的时尚是把许多器物做成动物的样子，如羊形、狮形烛台、熊灯、鸟杯和蛙盂等。据由冯先铭先生主编、国家文物局1993年7月出版的文物教材《中国陶瓷》记载，西晋时，越窑出现扁壶、鸡首壶、尊、狮形烛台等新产品，是六朝时期花式品种最丰富的时期，而晋代比较突出的器型有鸟首壶、狮形烛台和火盆等。
狮形烛台产于西晋越窑已被许多古瓷专家所认定。但在江西则出现于东晋，时间比越窑晚，形状从越窑的卧伏状变为蹲伏状，胎呈灰白色，釉以米黄色为主，普遍开冰裂纹，脱釉现象严重，与笔者收藏的西晋越窑狮形烛台完全不同。狮形烛台在东晋时仍有少量出土发现，但都比较粗糙，多为仿西晋越窑制品，窑口和胎、釉也不尽相同，并且普遍采用褐彩装饰，东晋晚期出现莲瓣纹。南朝时在福建等地流行双管、四管、莲花形烛台；浙江绍兴南朝墓出土一狮形架座烛台，狮首左顾，尾上翘、四肢伏地、背上负一方座，座上又置长方形横梁，梁上有三个烛管，已完全没有西晋越窑狮形烛台优美的造型和厚润匀净的釉色。由此说明，卧伏状背上负单管烛插的青釉狮形烛台和蹲伏状头顶负单管烛插的青釉狮形烛台只流行于两晋 西晋公元265 316年、东晋公元317 420年 的155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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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青瓷羊形烛台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国吴 青瓷羊形烛台三国
1958年江苏南京清凉山出土
长30.5厘米，高25厘米
烛台呈跪伏羊形、羊昂首张口、双角绕耳弯曲、额上有一圆孔，可用于插烛。羊躯肥壮，脊背长毛分披，腰间划双翼，臀部贴短尾，四肢卷曲。其胎质灰白，青釉绿中微微泛黄。在古代羊与祥音通，羊即代表吉祥，用羊随葬以避不祥。该羊形烛台，造型设计巧妙，装饰手法夸张醒目，其形态安祥，温驯可爱，是三国东吴青瓷中不可多得的上乘精品。这件羊形烛台浅灰白色胎，遍施青灰色釉。呈卧羊形，羊头顶有一圆孔，体内空。有学者认为此器是插蜡烛用的烛台，也有学者认为是盛水器。三国时期，青瓷器在产量、种类和质量上都比东汉时期有明显提高。当时青瓷器主要产地包括现在浙江宁波、绍兴、温州及金华等地区，其原料为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石风化后的岩石矿，风化程度高，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种瓷土含铁量较高，是烧造青瓷器的理想原料，与石灰石配制而成的石灰釉，光泽好，透明度高。这件烛台釉色匀净，充分显示出这一时期在烧造青瓷器的原料选择上的重大进步。而卧羊整体塑造简练，局部刻划精细，将羊的驯顺特性凸显无遗，反映了这一时期在烧造青瓷器的艺术化方面的追求。
五代越窑瓜形水盂
五代是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五代前期的陶瓷造型较多地沿袭了晚唐的风格和形制。如扬州西湖乡、杭州三台山五代墓出土的瓜形执壶与宁波遵义路唐墓出土的瓜形执壶形制完全相同。
五代的花瓣形口碗、盘、盏口沿呈花朵形，也都是沿袭晚唐形制，只是制作更加精细，较前唐精巧优美、丰富多样。五代新建重要越窑有黄鳝山窑、燕子冲窑、瓦牌山窑与南山脚窑等。瓦牌山窑遗物较为丰富，器类有盘、盒、罐、水盂、杯、碗、钵等。
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质地细腻，制瓷原料处理精细，胎质呈浅灰色或灰色，器物成型操作十分严格，胎壁薄，器型规整，器表光滑，口沿细薄，转折处分界明显，给人以轻巧之感。器物均施满釉，釉薄而匀，釉色以青黄为主，滋润有光泽，呈半透明状，胎釉结合紧密，未见剥釉，明显与唐代越窑不同。五代初期越窑瓷器仍以光素无纹饰的器物为主，以后采用刻划和堆贴等方法，设计着力于造型上的秀美。壶、瓶、罐、盂的腹部多为五六瓣或八瓣瓜果形，这是五代越器的主要特征。如扬州西湖乡与杭州三台山五代墓所出土的瓜形执壶，盖和器身压出六条凹痕，使壶作六瓣瓜形，钮作瓜蒂状青绿釉，形似一个新鲜的瓠瓜。越窑青瓷在唐代即有“秘色瓷”之称。根据宋人的解释是因为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命令越窑所烧造供奉、贡品之器，庶民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清人评论所谓“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可见，“秘色”是越窑青瓷中的色泽最佳者。
水盂为历代文具之一，用于书案贮水研墨。三国两晋时，多作兔形，唐五代时多呈瓜棱形，或具盖、或具进出水孔。闽北私人收藏有一件五代越窑瓜形水盂。
该水盂通高9.5厘米，最大腹径15厘米、无流、无盖、无圈足，平坦底，底见圆形叠烧窑疤痕。整器形似一个扁形的南瓜，盂腹压出8条凹痕瓜棱，盂顶堆贴有瓜蒂状钮和刻有6片瓜叶，并在瓜钮旁钻有直径0.5厘米的进出水孔。整器匀施满釉，釉色青中泛黄，积釉处呈黑褐色。胎呈浅灰色，质地细腻，器表光滑，器型规整，为上下两截粘接烧制而成的满釉瓷器。该器制作成形难度大，充分表现出五代时期在成形技术上有新的突破，这为北宋制瓷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越窑窑址
【概述】
也称“秘色窑”。在越州境内(今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湖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发现窑址已达二三十处，以鳖唇山东晋时期遗址最早，唐、五代到宋初时期的窑址尤多。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进贡瓷器动辆万件；入宋以后，贡瓷数量有增无已，一次进贡有多达十四万件者。
【总体特点】
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青瓷窑。窑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因这一带古属越州，故名。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时期，居全国之冠。隋、初唐继承南朝风格，生产碗、盘、盘口四系壶、四耳罐、鸡头壶等产品。盛唐以后产品精美，赢得声誉。产品都做得很规整，一丝不苟。常将口沿做成花口、荷叶口、葵口，底部加宽，作成玉璧形、玉环形或多曲结构，十分美观。胎体为灰胎，细腻坚致；釉为青釉，晶莹滋润，如玉似冰。唐朝文学家陆羽，在所著《茶经》中评价全国各地生产的茶碗，将越窑产品排在首位。许多文人还在作品中称颂越窑瓷器，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施肩吾的《蜀茗词》，顾况的《茶赋》。表现出越窑青瓷的秀雅。
【历史沿革】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坐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陪葬品）两类。
综述越窑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越窑综述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
“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
（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
（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
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
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
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
（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
（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
（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
中华名窑-越窑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座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陪葬品）两类。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越窑青瓷在初唐时胎质灰白而松，釉色呈青黄色。晚唐时胎质细腻致密，胎骨精细而轻盈，釉质腴润匀净如玉，釉色为黄或青中含黄，无纹片，普遍使用素地垂直划纹的装饰方法。另有一种在器物上堆贴花卉、人物、鱼兽等的方法，器物常见的有碗、盘、水盂、罐、盒等，特色器如瓷砚、执壶、瓷罂等，尤其是口唇不卷、底卷而浅腹的越瓷瓯，风靡一时，成为文人墨客的歌咏对象。
五代越窑青瓷胎质细腻，胎壁较薄，表面光泽，胎色呈灰或浇灰色，釉质腴润光亮，半透明，釉层薄而匀，釉色前期以黄为主，后期以青为主。装饰初期以素面为主，后期堆贴尤其是刻花大为盛行，题材多为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艺术风格丰富多彩。
直到宋时越窑逐渐衰落。越窑青瓷，以胎质细腻、造型典雅、青釉莹莹、质如碧玉而着称于世。这种如冰似玉的美丽釉色，深受诗人的赞赏和喜爱。有不少诗人都描述和歌咏过种美丽，如顾况、孟郊、陆龟蒙、徐夤、施肩吾、郑谷等。
越窑瓷青瓷与唐代的饮茶风尚关系十分密切，其瓷质造型，釉色之美，深受饮茶者的喜爱。饮茶风尚又影响了越窑青瓷的型制。
唐代陆羽曾在《茶经》一书中有此评价："碗，越州上┅┅"。对当时流行的越窑青瓷茶瓯，陆羽评曰："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在同样一本书中，陆羽对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作了比较，他评道："越瓷类玉，邢瓷类银，越瓷类冰，邢瓷类雪"以类玉似冰来评价越瓷的美。
龙口越窑窑址
浙江慈溪上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
时代：唐末至南宋
发掘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镇寺龙村
发掘单位：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清理出龙窑窑炉一座、作坊遗迹一处;获得自唐末五代至南宋初期的各类瓷器三万余件（片）和大量窑具标本。其中南宋龙窑窑炉、作坊遗迹系越窑遗址中首次发现。窑炉由窑床、窑墙、火膛、火膛前工作面等部分组成;作坊遗迹发现于窑炉北侧堆积中,平面呈方形,有东西、南北各一道匣钵墙,残高近1米。这两处重要遗迹的揭露,将会展示越窑制瓷工艺的整个生产流程。发掘首次确定了南宋地层,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釉面温润而含蓄,呈半失透状。器类有觚、炉、玉壶春瓶、花盆等,其风格与北方汝官窑颇为接近,应为供器或宫廷用器;此外,南宋层还出土一外底阴刻"官"字的匣钵,证实了此地为南宋初期宫廷用瓷的产地。五代地层中,出土大量秘色瓷和众多带铭文的匣钵或瓷片,铭文一般刻在匣钵外壁或碗内外底心,计有姓氏类、方位类、纪年类、用途类等,是研究五代瓷手工业的重要资料。本次发掘是建国以来对越窑中心窑场的第二次大规模揭露,再现了越窑从唐末五代到两宋时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为解决贡窑、秘色瓷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并进一步提出了越窑与汝官窑、南宋修内司窑的关系等一系列学术问题。
晋代越窑陶瓷
放眼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史，由司马氏建立的两晋王朝，前后存续不过155年，算是一个比较短命的王朝。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它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以及陶渊明所开创的“田园诗风”……都是对其最完美的诠释！在手工业方面，尤其是制瓷业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了解中国陶瓷史的人都清楚，两晋时期的陶瓷生产，特别是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生产，在整个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日前，在由中国国家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与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书画家联谊会联合主办的《国家艺术》杂志第46期刊目中，新生代古董鉴赏家陈岭发表了关于晋代陶瓷研究文章，以越窑为代表，分析了两晋时期的瓷窑体系，包括窑址分布、成型工艺、釉聊配比、施釉方法、装饰风格和成型演变。
以下选自陈岭所撰《两晋越窑青瓷赏析》一文：
众所周知，浙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瓷器的重要发源地和主产区之一，早在东汉时，就已成功烧制出成熟的青瓷产品。经三国至两晋，制瓷业更是获得飞速发展，窑厂林立，广泛分布于今天浙江北部、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其中又以越窑最具代表性，其发展最为迅猛、窑厂分布最广、成品质量最高！越窑青瓷自东汉创烧以来，至此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时至今日，只要提到高古青瓷，人们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往往就是两晋时期的越窑青瓷产品。
其窑址主要分布于今天绍兴、上虞、余姚、余杭、宁波、湖州等地，是我国最早形成的的瓷窑体系，窑厂众多、分布地广、产品风格一致。其工艺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完全摆脱了东汉以来落后的传统工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成型工艺上，像碗、盏、钵、壶、罐等圆形器物，都已采用拉坯的方法。胎壁厚薄一致，器型规整，既提高了器物的实用价值，又增加了美观性。拉坯用的陶车，采取了比较先进的瓷质轴顶碗装置，这就使装在轴承上的轮盘转动自如，成型效率高。除了轮制技术有所提高外，同时还采用拍片、模印、镂雕、手捏、堆塑等多种成型方法，因而能够生产像方壶、扁壶、谷仓、俑、槅、狮形烛台等各种式样特殊的器物，品种繁多，样式新颖。茶具、酒具、餐具、灯具等，样样齐备，除了大量的生活日用品外，还生产了大批殉葬用的冥器，如谷仓、碓、磨、米筛、猪栏、羊圈、狗圈、鸡笼等，以适应丧葬习俗的需要。由此可见，此时的瓷器制品已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渐代替了漆、木、竹、陶、金属制品，凸显了瓷器制品胜过其他材料的优越品质，也预示了瓷器的光辉前途。
在釉料的配比使用上，两晋时期的越窑青瓷使用的仍然是由石灰石和瓷土配成的石灰釉，具有光泽好、透明度高的特点。我国历代的青瓷釉都以铁作为主要着色元素，以氧化钙为主要助熔剂，釉内氧化铁含量的多少，对釉的成色有着很大的关系，越窑青瓷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维持在2%~3%，釉色较深，呈豆青色或青灰色。经过选样检测，其中氧化钙的含量一般在18%左右，高的可达19.69%，由于氧化钙含量过高往往会产生失透现象，使釉缺乏光泽，因此两晋时期大部分越窑青瓷，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在石灰釉内，除了以铁做着色元素外，钛和锰也是很强的着色元素，如果含量过高，对青瓷的釉色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施釉方法上，此时普遍采用浸釉法，釉层厚而均匀，产品胎釉结合紧密，很少有剥釉现象，流釉的情况也比较少见。说明胎釉的烧成温度和膨胀系数都比较匹配，烧制时温度的控制也较为恰当，所有这些都是工艺成熟的表现。
从装饰风格上看，两晋时期的越窑青瓷也与别的时期不同。那些日常使用的罐、壶、盆、洗、钵、碗等容器和饮食用瓷，也都普遍印、划或堆贴各式花纹，常见的装饰是在器物的肩腹部或口沿刻划弦纹和压印斜方格网纹、联珠纹和禽兽纹等。另外还有印斜线篦点纹、忍冬纹等，他们都组成规整的带状画面。在器物上还常常堆贴铺首、辟邪、朱雀、白虎、人物、骑兽人和佛像等，他们常与网纹、联珠纹带结合在一起，使之具有深浅层次的艺术效果。进入东晋以后，装饰风格趋于简朴，光素无纹器明显增多，有的只有几道凸弦纹或梳篦小波纹，与西晋时追求华丽之风形成鲜明对比。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此时已得到普遍应用，这时的褐色斑点一般有规律地点在器物的口沿、器盖或者兽眼、鸡冠、羊角等部位，打破了青瓷清一色的沉闷基调，显得格外醒目！
最后从器型演变上看，东西两晋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变化，这时期器物造型的发展更趋向于实用性，西晋时一度大量生产的冥器，进入东晋后基本停烧，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器型，如牛形灯、圆形格盘和莲花尊等。器物的造型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由西晋时的矮胖逐渐向高瘦的方向发展，变得更为秀气、简朴，注重经济实用，就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器物——盘口壶和鸡首壶为例。早期的盘口壶，盘口和底部都较小，上腹特大，重心在上部，倾倒食物相当费力，占据的平面也较大，而且还给人以不稳定的感觉。进入东晋后，盘口加大，颈部增高，腹部修长，各部位比例协调，线条柔和、造型优美、重心向下、放置平稳，使用时也较为省力。而早期的鸡首壶，多数是在小小的盘口壶的肩部一面堆贴鸡首，另一面贴鸡尾，头尾前后对称，鸡首为实心，完全是一种装饰。东晋时，壶身变大，前面装鸡首，引颈高冠，鸡首是空心的作为壶流，后安圆股形把手，上端粘在器口，下端贴于上腹部，到了东晋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装饰龙头或熊纹，器型优美！俨然成为一种很好的酒器。
两晋的历史是短暂的，但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取得的成就却是辉煌的！在那个“五胡乱华”、南北分裂的动乱时代，我们的先辈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如此璀璨的文明，不由得让我们从内心深处发出最真挚的赞叹！现在留存下来的每一件器物都是他们汗水和心血的结晶！也是对他们、对那个时代最好的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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